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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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總體實現小康以后，黨的十六大再次重申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出要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為了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添新力量，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十六大在理論上進一步深化和發展了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

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黨的十五大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經驗，特別是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經驗，對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作出的新的理論概括。黨的十六大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從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出發，進一步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進一步深化了對基本經濟制度含義的認識，為在實踐中不斷完善這一制度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這是對初級階段認識的重大發展。

“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是由我國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階段，盡管它只是整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很長歷史過程中的初始階段，但這個階段的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則是不容質疑的。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當然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更不能拋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毫不猶疑地使公有制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這是堅持國家和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需要，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防止產生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制度保證。

“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由我國初級階段的國情所決定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性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生產力不發達。盡管現在已經在總體上進入小康，但是人口多、底子薄，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總體上還沒有改變，科技、教育還比較落后，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沒有改變，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扭轉，貧困人口還為數不少。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依然是我們長期的中心任務。而要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必須支持和鼓勵一切能夠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所有制形式發展。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判斷一種所有制有無存在的根據，有無優越性，不是看它的經濟性質，而是看它是否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能否推動生產力發展。一種所有制有無優越性和優越性大小，歸根結底決定于它能否推動生產力發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動生產力發展。而具體判斷它在當時當地是否適應生產力需要和能否推動生產力發展，又離不開一個國家的具體國情。我國的具體國情決定了適應生產力要求的不僅有作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而且還有各種非公有制經濟。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實行的“一大二公”所以不能有效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原因就是離開了中國具體國情下生產力的具體要求，抽象地談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正是由于克服了那些超越階段的錯誤觀念和政策，逐步消除由于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對生產力發展造成的羈絆，解放了生產力，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才得到迅速的發展。實踐證明，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以外的各種所有制形式，對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須同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一樣，“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它們發展。

十六大報告不僅強調兩個“毫不動搖”，還特別提出了一個“統一”，明確指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強調這一點十分重要。過去一般認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是對立的，似乎一方的發展必然會制約和限制另一方的發展，因此有些強調堅持公有制主體的同志總希望把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限制在一定范圍內，而有些強調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作用的同志則提出所謂“國退民進”。實際上它們在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方面，各有各的特點，在適宜它們發揮作用的場所，各有各的優勢，互相并不對立，也不能徹底地互相替代。黨的十六大對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初級階段的作用特點，作了精辟的概括：對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國有經濟，突出強調它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的關鍵性作用；對作為公有制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集體經濟，則強調它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而對于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則從過去的“滿足人民多樣化需求，增加就業，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提升為更加概括的“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發展生產力具有重要作用”。用“加快發展生產力”這個更加一般性的提法取代對各種具體作用的描述，在更高層次上肯定了它們的地位和作用。這種對各種所有制經濟各自作用的不同的界定，深刻地說明了它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可以也應當得到統一。

實踐證明，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不僅不是互相對立的，相反它們具有互補性和互動性。這些年來南方一些非公有制發展很快的地方，不僅吸納了下崗職工就業，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而且給國有企業帶來了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推動了國有經濟的改革和發展，提高了國有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從而使整個社會經濟獲得迅速發展。根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相統一的原則，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一方面要繼續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深化集體企業改革；另一方面要創造各類企業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的環境，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依法加強監督和管理，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十六大報告在改革分配制度，理順分配關系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觀點和提法，是深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認識的重要內容。

黨的十五大已經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十六大在進一步總結新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以及“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等新的觀點和要求。

“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是對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認識上的深化和發展，為各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提供了根據。馬克思主義把按勞分配作為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來自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講的是價值創造的源泉，按勞分配講的是消費資料的分配，二者屬于完全不同的范疇，各有自己的理論根據。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消費資料的分配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因而是由生產方式即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決定的。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就有什么樣的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的基本依據，就在于存在著多種所有制形式。而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多種所有制形式所以能夠存在，原因在于它們對于創造社會財富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馬克思指出，勞動只有在具備了相應的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時才能生產財富。沒有其他生產要素，光憑勞動，赤手空拳只能從自然界取得現成的物質，不能利用和改造自然，生產新的財富。所以勞動不是財富的惟一源泉。馬克思特別批評了拉薩爾主義的“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說法，強調自然界同勞動一樣是財富的源泉，因為自然界是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馬克思提出按勞分配理論的理論基礎是生產資料即勞動以外的生產要素已經成為公共財產，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實現了平等，因此它無法像在私有制社會中那樣成為分配的依據。當生產力的發展還不具備實行按需分配的條件時，勞動成了分配消費資料的惟一尺度。而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沒有實現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一律平等，還存在多種所有制，它們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具有各自的無法取代的作用，相應的應當根據各自的貢獻獲得各自的所得。只有使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能夠按貢獻參與分配，才有利于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效率和公平是經濟學中的一個老問題。從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政策開始，就一直在探索我國的收入分配政策中如何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黨的十三大提出“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十四大修改為“兼顧效率與公平”，十四屆三中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這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黨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確表述。以后黨的文件中都強調這一政策原則。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是針對長期以來我國廣泛存在的平均主義而提出來的。我國是一個有著長期小生產傳統的國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思想根深蒂固，源遠流長。長期以來分配方面的平均主義被披上了社會主義的外衣，嚴重挫傷著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從促進生產力發展出發，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但共同富裕不是全體人民同時富裕和同步富裕，更不是靠平均主義能夠實現的，它以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社會財富的很大豐富為條件。強調公平，犧牲效率，就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不斷增長。十六大從促進生產力發展出發，提出“效率優先”，發揮市場的作用，承認收入分配方面應當和允許存在差別，促進效率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正是為實現共同富裕逐步創造條件。當然，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在收入分配上也不應懸殊過大，更不能搞兩極分化。因此，還必須堅持“兼顧公平”的原則。

實行這一原則以來，在克服平均主義、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同地區、不同階層收入差距的擴大。特別是隨著企業改革的深化，出現了大量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有繼續擴大的趨勢，并且出現了高低懸殊，基尼系數不斷提高的情況。因此必須適應新的情況進一步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理順分配關系。

理順分配關系首先應當對分配形勢有一個正確的估計。特別是要對當前是否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作出正確的判斷。應當指出，不是任何一種收入差距的擴大都可以稱之為兩極分化的，經濟學意義上的兩極分化是指少數人依靠壟斷生產資料，剝削和壓榨廣大勞動者，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狀況。實事求是地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具有這樣的性質和狀況。首先因為這種擴大是在絕大多數人民收入水平得到不同程度提高的基礎上出現的，大部分人已經進入低水平的小康，或者已經不虞溫飽，貧困人口在人口總數中所占比重不是很高，整體上不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其次，低收入群體的產生，主要不是因為他們遭受到壟斷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剝削和壓榨，而是因為：1.存在著城鄉之間、工農之間、地區之間各種社會差別，在現有生產力水平下，我們不僅無法從根本上消除，而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無力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2.為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推進技術進步，這種從經濟體制到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必然會使一部分勞動者從現有的崗位上分流出來，特別是他們中間文化素質較低、技能單一、年齡偏大且就業觀念陳舊的人，下崗分流以后難以找到符合愿望的工作。顯然，上面這些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的擴大，不是用解決兩極分化的辦法能夠奏效的。它只能通過發展生產力、提高文化素質、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逐步得到解決。

在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方面，對于那些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而先富起來的人們，廣大群眾是認可的，并且成為他們效法的榜樣；人們不滿甚至十分憤慨的不是一般的差距的擴大，而是不合理的過高收入，特別是通過權錢交易、貪污受賄、偷稅漏稅、走私販私、制假售假等非法手段牟取暴利造成的收入高低懸殊。這些高收入階層或者利用壟斷公有的生產資料為自己和小團體牟取遠高于他們應得的收入，或者利用各種非法手段轉瞬之間成為暴富。在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和高低懸殊的問題上，市場是無能為力的。理順分配關系，必須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由國家來規范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必須加強國家再分配的調節功能，注重公平，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必須堅決依法取締非法收入，防止收入懸殊。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是黨的一貫政策，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則是十六大第一次提出的，對于促進經濟的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一新的提法充分反映了黨在理論上的與時俱進、深刻體現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新的科技革命的發展，人類的勞動方式和生產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腦力勞動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中等收入者已經從過去體力勞動為主的時代主要由中小資產階級構成，轉變成為當代主要由科技人員、經營管理人員等腦力勞動者構成。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一方面是“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意味著使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社會成員的數量不斷擴大，使社會生產不斷發展，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經濟效益不斷提高，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并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不斷創造條件。

把一切積極因素充分調動和凝聚起來

深化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進一步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理順分配關系，目的是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添新力量。

早在1956年就在《論十大關系》中就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但由于后來黨的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不斷發展，這一方針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得到應有的貫徹。同志在黨的十六大的報告中突出強調了這個方針，把它作為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內容，明確指出，在我國社會深刻變革、黨和國家事業快速發展的進程中，妥善處理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把一切積極因素充分調動和凝聚起來，至關緊要。

十六大關于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同當年提出十大關系時相比，內容大大的豐富和發展了。它囊括一切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的勞動，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一切為祖國富強貢獻力量的社會階層，海內外各類投資者在我國建設中的創業活動，強調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報告明確指出，實行這一方針的目的是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發展，不僅需要依靠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廣大農民的勤奮勞動，而且需要依靠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們共同努力，包括海內外各類投資者的投資和創業活動。繼同志“七一”講話后，十六大報告再次肯定了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并且進一步提出了四個“都要”，即對為祖國富強貢獻力量的社會各階層人們都要團結，對他們的創業精神都要鼓勵，對他們的合法權益都要保護，對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都要表彰。這對于調動和凝聚一切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服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十六大首次提出“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得到保護”。這意味著除了各類勞動者通過勞動所獲得的各種報酬外，各種通過勞動以外的其他途徑取得的收入，包括資本收益、股份分紅、存款利息、遺產繼承等，都要受到保護?！胺莿趧邮杖搿痹趥鹘y的觀念中等于“不勞而獲”，一貫被看作是一個貶義詞。公開提出予以保護，不把它劃入另冊，是對“非勞動收入”的正名，在觀念上無疑是一大進步，意義十分重大。實際上，社會經濟的發展固然離不開勞動，同樣也離不開創業和投資。因為勞動只有在具備了相應的對象和資料的條件下才能生產財富，這就決定了提供勞動資料和對象的資本投入即投資在發展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們這樣一個具有豐富人力資源而建設資金比較匱乏的國家里，資本是更為緊缺的資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迫切需要大量投資。我們在經濟工作中要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擴大內需就是要擴大在國內的投資和消費，而擴大消費歸根結底要靠擴大投資來提供就業和增加收入。鼓勵和支持擴大投資，就必須允許投資能夠得到回報。顯然，這種回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勞動收入”。盡管投資行為必然包含有一定程度的決策和管理方面的腦力勞動，但其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實現投資后的資本收益，屬于“非勞動收入”。明確提出保護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將鼓勵人們大膽地去投資創業，不僅直接利及投資者，還將通過對合法投資行為的鼓勵促進實現整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

尊重和保護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會的勞動，鼓勵海內外各類投資者在我國建設中的創業活動，保護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必然涉及保護私人財產問題。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我國居民家庭財產不斷增加，既包括耐用消費品和住房等實物性財產，也包括儲蓄、股票、債券等金融性財產，還包括投資個體私營企業的經營性財產。這既是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又是人們繼續創業的物質基礎。黨的十六大把“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作為全面小康的一個目標，還提出鼓勵積極創造社會財富，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保護個體戶私營企業主等社會階層的合法權益，社會各階層的私人財產將進一步不斷增加。十六大提出“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為私人財產正了名，消除了人們在創業方面的顧慮，為擴大社會主義建設的資金積累創造了良好的前景。

團結為祖國富強貢獻力量的社會各階層人們，鼓勵他們的創業精神，表彰他們中的優秀分子，同保護“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是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既然理論上肯定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基本經濟制度的范疇，它們的所有者及其合法權益當然應當受到尊重和得到保護。何況在深化改革、調整結構大過程中，許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之間流動頻繁，人們的職業、身份不像過去那樣長期不變，而是經常變動。繼十五大提出基本經濟制度，肯定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后，十六大關于社會主義建設者和保護合法收入與私人財產的分析，進一步解決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及其財產的地位問題。

總之，黨的十六大提出的上述新思想、新提法、新要求，體現了黨在制定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時，基本著眼點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它妥善處理了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把一切積極因素充分調動和凝聚起來，為形成鼓勵創業的社會氛圍和機制，讓人們想干事，能干成事。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才能使一切生產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造福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