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文化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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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法國著名哲學家雅克？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

動和新國際》一書中寫道，一個幽靈“注視著我們，我們覺得自已正被它注視著，

并且是在任何共時性之外，甚至在我們的任何目光之前和之外，按照一種絕對的

前后關聯和不對稱性，按照一種絕對不可控制的不對稱性注視著我們。”[1]這

個隱喻式的幽靈正是馬克思。在德里達看來，從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到鮑德

里亞的消費社會分析，從賽義德的東方學到詹姆遜的文化政治詩學，從中我們可

以確切地感受到各種被改裝的馬克思主義在其中的幽靈般的徘徊。對這個幽靈，

無論是無情驅趕還是熱情擁抱，都是對這位幽靈般“父親”的一種幽靈般的糾纏

[2].德里達繼續寫道“馬克思主義的經歷，馬克思在我們心目中的幾乎慈父般的

形象，以及我們用來和其他的理論分支、其它的閱讀文本和闡釋世界方式做斗爭

的方法，這一方法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遺產曾經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遠是—

—絕對地和整個地確定的。”[3]出自一個視文本活動為自由嬉戲、以無情拆解

和顛覆傳統邏各斯中心主義為已任的解構哲學家之口，這段話意味深長，它至少

提醒那些“馬克思主義過時論”者應當去修正一下自己主觀而武斷的結論，看看

現有狀況下仍然活躍的、充滿生機的、隨機應變的馬克思主義因素如何發揮它們

的現實作用。在筆者看來，當代西方文化研究中“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

這個能指的頻頻閃現，恰好印證了德里達的這一說法。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一生產視角

文化研究是目前北美和歐洲人文知識分子最為活躍的知識區域之一。它對階

級、性別、身份、傳媒、殖民、大眾文化等泛社會文本迫切而帶有政治性和焦慮

性的關注使其“現已成為一場運動或網絡。”[4]然而正如理查德。約翰生所說

“條條大路回歸馬克思，只不過對馬克思的種種占有需要更寬闊的路面而已，”

[5]文化研究的這場運動在一些至關重要的理論框架、闡釋模式乃至概念、范疇

上仍然是以不同的形式回歸馬克思。例如就闡釋模式而言，詹姆遜就認為“馬克

思主義闡釋學比今天其他理論闡釋模式要更有語義的優先權。”[6]這一闡釋模

式中的主導符碼即“生產模式”制定出一個完整的共時性結構，它使那些“自稱

完整和自給自足的闡釋系統的各種框架變得非神秘化。”[7]就文化研究而言，

其中文化生產理論的基本構架就是以馬克思的這一主導符碼為原型的。例如，斯

圖亞特。霍爾在大眾傳媒研究方面的著名的電視編碼解碼理論就是以馬克思的

“生產模式”結構來構架的。霍爾認為，傳統電視傳媒符號的生產與接受過程即

由發送者/信息/接受者的線性特征，雖然由于僅只關注信息交流的層面而未注

意到不同時刻的復雜關系結構而受到批判，“然而，通過表現相連而各異的諸多

環節—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再生產——生產并維持這個結構，也有可能

（并且這是有用的）根據這個結構來思考這一過程”。[8]根據馬克思的生產→

產品→消費→再生產的模式，霍爾建構了一套編碼→成碼→解碼的電視編碼解碼

理論，編碼即信息產品的生產，成碼即信息產品，解碼指電視觀眾的接受亦即消

費。霍爾對其理論框架的來源直言不諱地說“借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講，流通和接

受在電視傳播中實際上就是生產過程的‘環節’，并通過許多歪曲的和結構的‘

反饋’再次融入生產過程本身”。[9]詹姆遜則將生產方式分析引入到對后現代

文化分析中。他堅持認為，后現代“只有作為我們社會及其整個文化或者說生產

方式的更深當代法國著名哲學家雅克？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

動和新國際》一書中寫道，一個幽靈“注視著我們，我們覺得自已正被它注視著，

并且是在任何共時性之外，甚至在我們的任何目光之前和之外，按照一種絕對的

前后關聯和不對稱性，按照一種絕對不可控制的不對稱性注視著我們。”[1]這

個隱喻式的幽靈正是馬克思。在德里達看來，從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到鮑德

里亞的消費社會分析，從賽義德的東方學到詹姆遜的文化政治詩學，從中我們可

以確切地感受到各種被改裝的馬克思主義在其中的幽靈般的徘徊。對這個幽靈，

無論是無情驅趕還是熱情擁抱，都是對這位幽靈般“父親”的一種幽靈般的糾纏

[2].德里達繼續寫道“馬克思主義的經歷，馬克思在我們心目中的幾乎慈父般的

形象，以及我們用來和其他的理論分支、其它的閱讀文本和闡釋世界方式做斗爭

的方法，這一方法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遺產曾經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遠是—

—絕對地和整個地確定的。”[3]出自一個視文本活動為自由嬉戲、以無情拆解

和顛覆傳統邏各斯中心主義為已任的解構哲學家之口，這段話意味深長，它至少

提醒那些“馬克思主義過時論”者應當去修正一下自己主觀而武斷的結論，看看

現有狀況下仍然活躍的、充滿生機的、隨機應變的馬克思主義因素如何發揮它們

的現實作用。在筆者看來，當代西方文化研究中“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

這個能指的頻頻閃現，恰好印證了德里達的這一說法。

一生產視角

文化研究是目前北美和歐洲人文知識分子最為活躍的知識區域之一。它對階

級、性別、身份、傳媒、殖民、大眾文化等泛社會文本迫切而帶有政治性和焦慮

性的關注使其“現已成為一場運動或網絡。”[4]然而正如理查德。約翰生所說

“條條大路回歸馬克思，只不過對馬克思的種種占有需要更寬闊的路面而已，”

[5]文化研究的這場運動在一些至關重要的理論框架、闡釋模式乃至概念、范疇

上仍然是以不同的形式回歸馬克思。例如就闡釋模式而言，詹姆遜就認為“馬克

思主義闡釋學比今天其他理論闡釋模式要更有語義的優先權。”[6]這一闡釋模

式中的主導符碼即“生產模式”制定出一個完整的共時性結構，它使那些“自稱

完整和自給自足的闡釋系統的各種框架變得非神秘化。”[7]就文化研究而言，

其中文化生產理論的基本構架就是以馬克思的這一主導符碼為原型的。例如，斯

圖亞特。霍爾在大眾傳媒研究方面的著名的電視編碼解碼理論就是以馬克思的

“生產模式”結構來構架的。霍爾認為，傳統電視傳媒符號的生產與接受過程即

由發送者/信息/接受者的線性特征，雖然由于僅只關注信息交流的層面而未注

意到不同時刻的復雜關系結構而受到批判，“然而，通過表現相連而各異的諸多

環節—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再生產——生產并維持這個結構，也有可能

（并且這是有用的）根據這個結構來思考這一過程”。[8]根據馬克思的生產→

產品→消費→再生產的模式，霍爾建構了一套編碼→成碼→解碼的電視編碼解碼

理論，編碼即信息產品的生產，成碼即信息產品，解碼指電視觀眾的接受亦即消

費。霍爾對其理論框架的來源直言不諱地說“借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講，流通和接

受在電視傳播中實際上就是生產過程的‘環節’，并通過許多歪曲的和結構的‘

反饋’再次融入生產過程本身”。[9]詹姆遜則將生產方式分析引入到對后現代

文化分析中。他堅持認為，后現代“只有作為我們社會及其整個文化或者說生產

方式的更深16]由于小資產階級能比那些穩定在一個階級里面的作家涵蓋更豐富、

更有意義的經驗范圍，因此，他認為，作為小資產階級的狄更斯，其“《艱難時

世》的‘圣誕精神’和庸俗的生命論明顯反映出狄更斯的浪漫主義人文主義具有

自發的和經驗的特點”，[17]而《荒涼山莊》中狄更斯對社會制度的批判，由于

受有機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將那些制度設施本身的沖突、分裂和矛盾進行了結

構混合和象征連貫。因此，狄更斯作品的“審美統一性并不是建立在‘有機群體

’的神話之上，恰恰相反，建立在資產階級社會自我分裂的歷史基礎之上”。[18]

如果說部分文化研究者因為有可能被貼上“階級”標簽而在階級分析方法上

有所猶豫的話，那么意識形態的分析與批判則是大多數文化研究者愿意選取的一

種文化研究視角或方法。正是在這一方面，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回歸與變異表現

得最為明顯。在這一文化活動域中，關涉著文化唯物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

義、后殖民主義等許多思潮或流派。

政治作為上層建筑或意識形態一個不可缺少的維度，是文化研究難以逾越的

界限。詹姆遜在《政治無意識》第一章開場白中就直接說：“本書將論證對文學

文本進行政治闡釋的優越性。它不把政治視角作為某種增補的方法，不是作為對

當今流行的其他闡釋方法——精神分析的、神話批評的、風格的、倫理的、結構

的方法——的選擇性補充，而是作為一切閱讀和一切闡釋的絕對視界。”[19]在

詹姆遜看來，任何文化文本都積淀著政治無意識，也就是說文化文本（或文學文

本）是容納個人政治欲望、階級話語、文化革命的一個多元空間，意識形態和文

本敘述是相互構成的。在那些突然中斷的敘事痕跡中或被壓制與埋沒的歷史現實

表象之下，通過文本征象的分析都可以剝離出意識形態的基質。在對巴爾扎克的

浪漫故事《薩拉辛》的解讀中，詹姆遜把薩拉辛對被閹歌手贊比奈拉的迷戀比作

是巴爾扎克無能想象社會變革與烏托邦未來的一種保守性，閹割的主題則反映了

巴爾扎克本人所代表的新保守階級的欲望。

作為一種文化理論的后殖民理論，在分析西方對非宗主國特別是受殖民主義

控制的地區進行知識編碼和文化侵略時，也在廣泛地運用政治分析和意識形態批

判的方法。例如，愛德華。賽義德在《東方主義》中尖銳地批判了西方殖民主義

在文化上的表現。他指出：“‘東方’和‘西方’這樣的地方和地理區域都是人

為建構起來，”[20]“歐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種使這一文化在歐洲內和歐洲外都

獲得霸權地位的東西——認為歐洲民族和文化優越于所有非歐洲的民族和文化。

此外，歐洲的東方觀念本身也存在著霸權，這種觀念不斷重申歐洲比東方優越、

比東方先進，這一霸權往往排除了更具獨立意識和懷疑精神的思想家對此提出異

議的可能性。”[21]作為在美國任教的印度學者，斯皮瓦克深刻感受了受制于他

國國籍特權而受到的“意識形態的迫害”，因此，在抹去殖民化色彩以恢復本民

族“歷史記憶”的進程中如何重新書寫自身的文化身份這一問題上，她反對帝國

主義的種種歷史描述和將歷史敘事虛構化的“策略”，主張重建真實的歷史敘述，

并致力于建構第三世界自身歷史的新敘述邏輯[22].美籍華裔學者葉維廉借助后

殖民理論對香港文化作了尖銳的意識形態批判。他說：“由于殖民主義的迫害和

統治，……香港，在沒有工業革命物質變化的條件下，成為西方文化工業和延伸。

香港商品化的生命情境，在殖民文化工業的助長下變本加厲地把香港人人性的真

質、文化的內涵、民族的意識壓制、壟斷、以至于落入拜物教情境中，可以說是人性雙重的歪曲。”[23]美國學者周蕾則對貝爾納托。貝特魯奇導演的《末代皇

帝》進行了后殖民理論和女性主義相結合的意識形態分析和批判，她指出，“國

際文化銀幕把漢學家的‘凝視’和中國的‘形象’縫合在一起，而西方化的中國

主體/讀者正淪陷于漢學家的‘凝視’和中國的‘形象’之間。在凝視和形象之

間，以各種機制來表述‘自己’的歷史的中國觀眾的經驗很輕易地被抹煞了。”

[24]因此，“中國是西方的‘他者’、女性化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烏托邦和情

欲主義出于各種批評目的而進行游戲。”[25]

女權主義的文化理論是在對性政治的清算中建立起來的，因此，其政治原則

和意識形態批判的特點表現得尤為明顯。挪威學者托里。莫依在《性與文本的政

治》中論述了這一特點，她說：“女權主義批評家同其他激進的批評家相似，均

可被視為一切主要關照社會和政治變革的斗爭的產物；她們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

試圖將如此普遍的政治行動擴展到文化領域。[26]法國女權主義作家、理論家埃

萊娜。西蘇在《從潛意識場景到歷史場景》，英國女權主義者米歇爾。巴勒特在

《當今婦女所受壓迫：馬克思主義女權分析的問題》，美國女權主義批評家伊萊

恩。肖瓦爾特在《我們自己的批評：美國黑人和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的自治與同化

》中都對男性文本或話語中潛在的男性霸權意識和性政治秩序進行了意識形態分

析和批判。在《性政治》一書的”第三部“中，凱特。米利特通過對D.H.勞倫斯、

亨利。米勒、諾曼。梅勒和讓。熱內等作家作品的解讀，揭示了強權和支配觀念

在當代文學中描寫性行為時所發揮的任用，并從意識形態批判的角度暴露了性問

題的政治內涵。她借熱內的口這樣說道：”性是我們面臨的一切問題的核心，除

非我們消滅了我們壓迫制度中這一最卑劣的形式，除非我們深入性政治的核心，

并弄清楚權力和暴力的病態譫妄的根源，否則，我們爭取解放的一切努力都只會

使我們重新陷入原先的焦慮之中。“[27]

三歷史維度

歷史作為人類本體存在的時間維度是任何哲學思考和文化研究都難以回避的

問題。人類總是在思考自身生存意義的過程中通過一種總體敘事的方法，去營構

文化的整體意義和歷史連續性，文化對歷史運轉模式的這種總體營構特征使得歷

史意識成為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維度。正是由于這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深

沉的歷史感和強烈的歷史意識才使得它的學說顯示出難以抗拒的威力。當代西方

文化研究逐漸告別形式主義或結構主義而恢復到對社會歷史情境的重新認識，在

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意識的回歸。

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意識的回歸有其深刻的現實背景。美國學者伊麗莎白。福

克斯-杰諾韋塞在《文學批評和新歷史主義的政治》一文解釋說，這是由于“近

年來，形形色色的后結構主義批評愈演愈烈，泛溢成災的狀況日益引起人們的注

意。文學批評家們在厭倦之余又重新發現了歷史。”[28]實際上，從本世紀二十

年代以來，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等文化思潮一脈相承，它們注重形式和

結構而脫離社會歷史語境所形成的偏頗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因為脫離歷史維

度的純粹共時性研究是缺乏生命力的。這一點就連以大談形式和結構著稱的羅蘭。

巴特也來得不承認說“歷史批評不為形式主義的幽靈所嚇倒，因此也有可能不那

么枯燥乏味；應該認識到對形式的特殊研究與必要的總體性和歷史原則并不構成

任何矛盾。相反，一個體系越是明確地限定它的形式，它就越經得起歷史批評的

檢驗。用一句名言說，一點點形式主義使人離開歷史，但許多形式主義又把他帶

回歷史中去。”[29]在當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中，重新借鑒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意識，

在歷史語境中去尋找文化的基本形式和結構，在近年來流行的新歷史主義的“文

化詩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以格林布拉特為首的美國新歷史主義強調將歷史意識的恢復作為文化研究和

文學批評的重要方法論原則，強調在歷史意識情境中去解讀文化文本或文化語碼

的現實意義，歷史視野和文化審視使這一流派成為一種新的歷史——文化詩學。

格林布拉特在《文藝復興的自我塑造：從莫爾到莎士比亞》中通過對莫爾、廷德

爾、魏阿特、斯賓塞、馬洛、莎士比亞等六位文藝復興作家的個人化研究，揭示

了這些作家在表達觀念、感情以及自身欲求時所涉及到的社會約束、文化成規、

自我的塑造過程及其表達方式，并剖析了“歷史中的文本”和“文本中的歷史”

里權力運作的復雜機制。英國新歷史主義代表人物喬納森。多利莫爾在《政治的

莎士比亞》中強調莎士比亞的研究并不是純文學的研究，也不是純歷史的戲劇研

究，他想通過劇作發現一種深邃的歷史視角和理論介入的方法，一種政治話語的

參與意識，[30]并呼吁學者結合歷史背景、作品分析與政治參與去解釋文化文本

與社會相互作用的過程。但正如美國新歷史主義者海登。懷特指出的那樣，“新

歷史主義者之所以轉向歷史，不是為了尋找他們所研究的那種文學材料，而是為

了獲得文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所能提供的那種知識。”[31]對典范的文化（或

文學）文本得以最初形成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環境的重新思考，對特定歷史時空中

占優勢的社會、政治、文化、心理及其它符碼進行破解、修正和削弱，使得新歷

史主義對歷史記載中零散插曲、軼聞趣事和偶然事件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興趣，使

得新歷史主義的研究策略表現出明顯的邊緣性特征，也使得新歷史主義在一定程

度上回避了特定歷史情境中經濟活動對文化表現形式是否具有支配性這一重要問

題，從而部分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

四余論

本文僅就生產視角、階級分析與意識形態批判和歷史維度三個方面簡單探討

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在當代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回歸和復興。實際上馬克思對

形式的探討和對邏輯研究與歷史研究相結合的論述、列寧對帝國主義經濟與文化

特征的分析等，都對當代的文化研究有著現實的指導意義。正如特里。伊格爾頓

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僅僅作為我們的

歷史無意識的一部分而存在下去，肯定是不夠的，因為資本顯然不能解決自身給

人類帶來的痛苦，而它早期的解放承諾早已耗竭。……馬克思主義傳統在這一更

為宏大的工程（指社會主義）中所能起到的具體作用是不能預設的，……它是不

僅很難一筆勾銷、而且肯定要在未來的任何變革中發揮作用的一種智慧、洞見和

富有想象力的構想。”[32]必須指出的是在當代西方文化研究的這種回歸中，馬

克思主義的智慧和洞見還并未被文化研究者所進一步深刻認識和領悟，回歸中也

伴隨背離和變異，如鮑德里亞的“符號交換”、新歷史主義對經濟支配原則的回

避、女權主義以性革命取代社會變革的偏頗以及后現代文化理論注重對話語、新

技術和新文化形式的分析而忽視從社會經濟系統來理解當代各種文化思潮等等。

這種背離和變異所產生的現實語境及其原因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深入分析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