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信用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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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的社會單位是家族，不是家庭，當然更不是個人。但家庭往往是最基本的經濟單位。正因為如此，中國歷朝歷代均強調“孝”，甚至主張“以孝治天下”。因為“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1這就意味著“孝”是“忠”的基礎。筆者在《在中國社會信用的歷史沉思》中曾談到：“父為子綱雖然包括個體家庭中兒子對父親的從屬關系，但這不是父為子綱的要義所在，因為父親對成年已婚兒子的控制才是家族得以維持的根本。”實際上，父親對未成年兒子的控制是自然而無需強調的。盡管“情”是家族社會的社會關系中最基本的紐帶，但“信用”依然作為一種從屬的社會關系而存在。信用關系的從屬性質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下對上不講信用，則為不孝、不義和不忠，會受到懲罰和譴責，為社會所不容。而上對下不講信用雖然不為社會所提倡，但往往為社會所寬容。孟子甚至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2注意，這里的“義”不是指“情義”，而是指“道義”。第二，信用主要表現為家族關系之外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曾子所言：“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孔子把講信用比喻為能夠行駛的車，不也是強調只有言而有信才能在外面的世界行走、與朋友交往嗎？信用關系的普遍化有賴于經濟的市場化。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市場本身對自然經濟的從屬性質決定了信用作為社會關系和行為規范的從屬地位（關于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述請參見《中國社會信用的歷史沉思》）。就中國的情況而言，經濟市場化的過程其實也是將個人從傳統社會的家族關系中分離出來的過程，從而最終使個人、而不是家族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這個分離的過程是漫長而艱難的，因為我們實際上不可能與過去一刀兩斷，傳統社會留給我們的傳統文化不是我們可以一推了之的東西。馬克思說：“除了現代的災難之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于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茍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3正如一個成年人的行為特征總是與其早年的經歷有關一樣，不考慮中國的過去就來討論我們現在應該怎么做，這就等于把一個成年人當作嬰孩看待，結果等于把自己變成了嬰孩。家族社會的陰影隨著清王朝的覆滅，中國的封建家族在戰亂中不斷瓦解，但家族的組織形式，家族的思想觀念，家族的道德規范等等依然存在著。新中國建立以后，直至結束，我們一直沿襲“講成分、查三代”的作法。這是為什么？階級是按當事人的經濟地位來劃分的。為什么要查“三代”？這查的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家族。這種作法等于把個人仍視為家族的一分子。某人雖然不是地主，但他的成分是地主，也就是說，他是地主家族的一分子，因而不能不受到“株連”。現在看起來似乎很荒唐，但對于一個剛從家族社會走出來的新社會來說，這是難以避免的。封建社會的“株連九族”、“滿門抄斬”，其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如果說有什么不對，那也不是作法的不對，而是社會的不對。在家族社會，個人屬于家族，這就好像蜜蜂屬于蜂群一樣。一人遭殃，滿門不幸；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本能地將一切組織家族化，或一切組織本能將自己家族化，這是即使今天我們也能感受到的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大特點。改革開放之前，所謂企業辦社會，所謂大而全、小而全，為什么？每個企業都力圖把自己辦成一個獨立王國，即一個自給自足的家族式的小社會。因為只有自己靠得住，國家計劃不可能無所不包。計劃是為國家完成的，與自己無關。計劃經濟的低效率不僅決定于計劃的制定者無法洞察一切的能力局限，實際上也決定于計劃完成者缺乏必要的積極性和協調性這一無法改變的事實。我們試圖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家庭，但家族所天然具有的狹隘性和排他性使得這個“大家庭”的內部關系并不總是和諧的。人們總是自覺和不自覺地強調內外有別，一個組織排斥另外一個組織，一個系統排斥另外一個系統，甚至一個地區排斥另外一個地區，只有國家出面才能進行協調，但高層政府官員又怎么能夠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并始終大公無私呢？當然，組織家族化自有其溫馨的一面，這也是我們至今留戀的，但其低效率不可避免。在我國的“三年嚴重困難”4時期，由“三自一包”5、“物質刺激”所引發的黨內分歧激化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結果導致了史無前例的。在這場被稱為“十年浩劫”的“革命”中，血統論及各種個人崇拜的口號被并非清王朝遺老遺少的青年一代喊得震天價響，再次顯示了傳統家族社會的深遠影響。這場浩劫使國民經濟遭受空前的大破壞，促使中國人從此確信“貓論”才是正確的。經濟體制改革最基本的指導思想其實就是個人物質利益原則。正如鄧小平所說：不講個人物質利益，對少數人可以，對多數人不行；短期可以，長期不行。但是，如何實現個人物質利益原則？發獎金，人人有份，拉不開差距，結果還是“大鍋飯”。直到今天，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行業之間，而這種差距又往往是不合理的，或具有相當大的不合理成分。所謂“大鍋飯”，其實正好來源于“大家庭”。“鐘鳴鼎食”之家雖然氣勢恢宏，但培養出來的子孫總是一代不如一代，這是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規律，因為“大家庭”內部沒有競爭，只有等級。公有制企業的情況正是如此。從內部看，人人端的都是鐵飯碗，領導坐的是金交椅。從外部看，國有企業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婆婆不同，權利就不同。集體所有制企業的地位不如全民所有制企業，農村的集體企業不如城市的集體企業，農民不如工人。市場還是存在的，主要是受到嚴格限制的消費品市場，這與傳統社會的情況相似。因為生產資料實行調撥；雖然名義上有銀行，但實行的是“統收統支”、“統存統貸”，而且信貸計劃由實物計劃決定。這就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銀行實際上不存在。只有在個人之間，家庭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信用關系。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就是“分家”，即打破家族式的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個人、企業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因為只有“分家”才有可能使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信用關系成為普遍的社會關系。但如何走向市場？如何“分家”？在農村，問題在開始時解決起來相對容易，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就分了“”的家。家庭，這個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作為最基本的社會經濟單位而存在的“枯木”終于又“逢春”了。“分家”是必然的，因為無論怎么說，的凝聚力都無法與真正的家族相比。家族尚且不是高效的經濟組織，更何況。在城市，問題在一開始就異常復雜，因為企業無法分解為若干個體家庭，因為企業不是由若干個體家庭組成的。實際上，即使能分解為若干個體家庭，因為企業生產過程的復雜性，也很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搞班組承包、部門承包，有兩個方面問題難以解決：第一，不同承包單位之間的承包結果缺乏可比性；第二，承包單位內部成員的考核和利益分配難以合理進行。如果承包單位是真正的家庭，第二個方面的問題相對容易解決，但第一個方面的問題仍然難以處理。當然，如果企業領導能夠公正無私，并且有能力對各承包單位的承包結果進行正確比較，從而能夠正確處理各承包單位之間的利益關系，并能夠為各承包單位選擇適當的承包人，那么，承包制對企業就是可行的。但是，這樣的企業領導如何產生？改革初期曾一度大力宣傳“用能人”、大力宣傳“讓賢”，實際上就反映了承包制對這種企業領導的需求。結果如何？用了些什么樣的“能人”呢？又有多少領導“讓賢”呢？實踐表明，相當部分的所謂“能人”其實都不過是騙子和“碩鼠”而已；與“讓賢”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肆無忌憚的“跑官”、“要官”。中國古來就有“父母官”與“子民”的說法，這實際上反映了統治者總是希望將國家化為家族，再進一步化為家庭的幻想。為官要愛民，如父母愛子女；為民要敬官，如子女孝父母。但實際上，一旦超出個體家庭的范圍，隨著血緣關系的疏遠，家族成員之間的愛是隨著家族的擴展而降低的。要求一個家族的領導者同等、無私地愛每一個家族成員，尚且不可能，又如何要求一個企業的領導者同等、無私地愛每一個職工呢？如何才能保證企業領導者公正無私呢？遺憾的是，祖宗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遺產——家族制度，它對該問題的解決沒有多大的幫助。家族的穩定靠的是血緣關系和等級制。現在我們說論資排輩不好，但對于家族來說，嚴格遵循按輩分、長幼形成的等級是家族穩定的根本，皇室家族也是如此，即使是朕即國家的皇帝在確定接班人時，往往也不敢輕易廢長立幼。家族內部講和為貴，講一家子其樂融融，不分彼此，待遇上的差別則決定于輩分和長幼，賞罰難以分明。因此，精明、高效的家族管理者往往不容易產生，即使產生也很難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支持。《紅樓夢》中的王熙鳳不就正是這樣嗎？當然，王熙鳳還有其自私弄權的一面。不過，在她看來，不以權謀私則她對家族的貢獻就沒有得到回報，就對不起自己。這其實又何嘗不是現在的許多真正的能人在為企業做出重大貢獻的同時或之后貪污受賄時的想法呢？由此可以得出兩個非常重要的結論：第一，在正常情況下，即使有可能采取選舉制，有競爭力的家族領導者都難以通過選舉產生，這是由家族這種組織形式本身決定的。這就意味著，在中國不能盲目迷信選舉制。第二，家族既難以產生和支持對家族有利的強者，也很難抑制對家族不利的敗類，家族是平庸者的天堂。這意味著，在中國，改革必須要有耐心，改革的關鍵在于有堅強的支持力量，而大多數人的一般性支持往往是不夠的。如果外來壓力有利于團結則有利于改革。這正是家族體制本身的悲哀，而我們現在仍強烈地感受著這種悲哀，因為中國現代社會其實仍在家族陰影的籠罩之下，揮之不去。以個人物質利益為動力但缺乏制約的改革結果不斷地向我們表明，企業的領導者可能既不代表國家利益，也不代表企業職工的利益，甚至也不代表股東的利益，他們中的不少人可能就是安心成為“窮廟中的富方丈”，或者在大發橫財之后遠走他國。實踐同時表明，由于控制鏈條太長，國家很難對無數的企業進行有效的監督，而企業內部事實上存在的等級體制或準等級體制(因為需要加強領導而成為必要)又使企業職工對領導層的監督和制約成為不可能，這正是很多企業的國有資產在職工的眾目睽睽之下不斷流失的原因。總之，“家”分給誰？對于沒有真正的家庭、也無法由真正的家庭來作為承擔者的經濟組織來說，這個問題難以解決，結果就表現為產權不清。信用缺失的現實原因“分家”沒有完成，或者說，信用關系還沒有成為普遍的社會關系，那么，又何來的信用危機呢？當人們談論信用缺失的時候，似乎把信用關系在過去的普遍存在作為前提。其實，中國在過去并沒有普遍存在的信用關系，改革的任務正是要建立這樣的關系。但是，在“情”、“義”和“忠”作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發揮作用時，處于從屬地位的信用關系總的來說是受到維護的，這實際上由市場存在的必要性所決定。“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碳值”6的情況肯定存在，但不可能總是如此。新中國建立以后，市場受到嚴格限制，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明確而基本固定的，不存在通過破壞信用關系來受益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在改革開放中出現了。首先，借助于市場的個人致富受到鼓勵。市場、特別是由不成熟市場所天然具有的投機性而產生的巨大誘惑力是很難抗拒的。馬克思說得好：“流通成了巨大的社會蒸餾器，一切東西拋到里面去，再出來就成了貨幣的結晶。連圣徒的遺骨也不能抗拒這種煉金術，更不用說那些人間交易范圍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7對貨幣財富的瘋狂追求很容易使人漠視一切，信用觀念的力量根本無法與之抗衡，更何況來自中國傳統社會的信用觀念本來就不夠強大，不講信用在很多場合僅被視為“賴”而已。時至今日，當人們在使用盜版軟件時，又有多少人為此而感到羞慚呢？產權不清為失信謀私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機，損公肥私很容易發生，也容易得逞，雖然人人切齒痛恨，但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不多。因為失信者要么損害的是公家的利益，比如企業的領導者違背對國家的承諾，侵吞國有資產，比如借了國家銀行的錢不還；要么以欺騙的方式損害社會大眾的利益，比如制假售假。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通常不以強制手段直接損害民眾的個人利益，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一方面，人們對不講信用的現象切齒痛恨，但另一方面又熟視無睹或無可奈何。家族的狹隘性和排他性造就了人們“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秉性。居民住宅從一樓一直安到頂樓的沉重的防盜欄不正在向我們述說著這一份歷史的“沉重”嗎？假貨也是消費者自己去買的嘛，因為人們或者可能不知道他們買的是假貨，或者不得不買假貨。而這就能夠解釋為什么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發展與種種不講信用的社會現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應該明確的是，在中國，不講信用的主要是某些企業領導、政府官員而不是普通個人，特別是某些國有企業領導和地方政府官員。國家的企業借國家銀行的錢不還，對國有企業來說，似乎是應該的，而且在背后往往還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制假售假的企業往往也享有同樣的待遇。國有企業的領導人侵吞國有資產，政府官員索賄受賄，這其實都是“陽光下的罪惡”，無秘密可言。因此，很明顯，根源還是家應該分給誰的問題沒有解決，從而使得國有資產在我們的某些人手中、即在某些國有企業的“老總”們和某些相關的政府官員們的手中變成了“免費的午餐”，而老百姓作為需要被加強領導的對象，又有多少可以作為的余地呢？其實，不講信用是現象，而本質是：一些掌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將“社會主義的家”分給自己。從這一刻開始，我們的“大家庭”真的面臨危機了。首先，在各種組織內部，人際關系無端地變得緊張，企業之間出現無序競爭，企業和其他組織的領導者，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官員開始對上級的指示陽奉陰違，一句話，家族式的組織體制開始變得不穩定，換句話說，各種組織內部以及組織之間的“兄弟情義”已開始經受利益爭奪的考驗，下級對上級已開始“不忠”，這特別明顯地表現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越來越明目張膽的地方保護主義。與此同時，新的家族已經開始萌芽，即權力家族。人們崇拜權力勝過崇拜金錢，因為有權就不難有錢，有權就可以將“社會主義的家”分給自己，而僅僅有錢則可能難以有更多的錢。于是，在對權力的瘋狂追逐中，我們看到“39歲現象”。時間是權力的制約因素，所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于是，在對權力的濫用中，我們看到“59歲現象”。權力從來都是一個系統，控制系統或支配系統，因此，離開了支持者，就無法行使權力。在權力家族中，這個控制系統內的人際關系不是一般的上下級關系，而是依附和被依附的關系，因為被效忠的是位高權重的個人，是效忠者的利益來源。在這里，我們所看到的其實就是在家族中主子和侍從的關系。權力家族往往寄生于組織家族的權力中樞，成為國有資產流失的黑洞。在社會下層，黑社會或類似黑社會的組織開始出現，“義”又重新成了一面“招兵買馬”旗幟。實際上，在黨和政府的基層組織中，圈內人相互“稱兄道弟”的現象并不鮮見。這是值得深思的。家族的幽靈始終不愿離我們而去。為什么？因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還沒有最終建成，信用關系還沒有成為社會關系的基本紐帶，所以，家族的幽靈就總有藏身之地，或者說，家族的幽靈被人們所需要，或用于謀私，或用于自衛。但是，家族的幽靈對于社會主義的信用關系的發展來說卻是嚴重障礙，因為不管是“情”、“義、”“忠”還是“人情”，它們都與普遍的信用關系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公開的“三公”原則相違背。當人們在證券市場上大聲呼喚“三公”原則時，我們是否應該意識到“三公”原則不可能是空中樓閣啊！除了因產權不清而造成對信用關系的破壞外，改革開放所采取的有控制、漸進的模式對信用關系的建立也有消極的影響。當然，對中國來說，有控制、漸進的改革模式是正確的選擇，因為只有這個選擇才可能防止或減輕社會動蕩，但這個選擇并不能阻止人們通過破壞信用關系來牟利，恰恰相反，它會在三個方面誘發和助長對信用關系的破壞。原因很簡單：第一，既然要改革開放，控制就必須放松，必須對企業“松綁”。在法制不健全，產權不明晰的情況下，為了發財致富的“硬道理”，“松綁”后的企業及其領導人因唯利是圖而置信用于不顧勢在必然。第二，既然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控制就不可能“一視同仁”，也就是說，需要做試驗，需要對不同的地區實行不同的政策。信用關系的基礎是平等，對不同地區的不同政策雖然有利于對全局的控制，但破壞了地區間的平等關系，從而不利于信用關系和信用觀念的建立，相反，卻會助長在中國本來就根深蒂固的特權意識和對特權的濫用。“搞關系”的普遍存在，甚至搞改革在某些場合還得以“搞關系”為基礎，比如為爭取成為改革的試點地區或試點單位而不得不上下打點，這就是特權普遍存在的證明，因為“搞關系”其實就是為了利用特權。第三，漸進式改革雖然有利于進行調整或糾正不當的做法，有利于改革成果的鞏固，但卻同時也使得不講信用的行為有充裕的時間不斷地向社會的各個層面滲透，不斷地毒化人們的意識，以至于不少的人對不講信用的行為習以為常，失信者甚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受害者往往也自認倒霉。

總之，產權不清是信用缺失的經濟根源，而不成熟市場的投機性、改革對象的有選擇性和改革方式的漸進性則只能在產權不清的基礎上才可能發揮作用。產權不清在改革的一定時期內是很難避免的。東歐和前蘇聯采用“休克療法”就是企圖畢其功于一役地解決產權不清的問題，后果如何？有目共睹。在前蘇聯實施“休克療法”之前，其國民經濟的總量遠大于中國，而現在的情況正好相反。其實，產權的清與不清始終是相對的，或者說，沒有絕對清晰的產權。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企業制度下，人難題同樣普遍存在。當然，自然人股東對經理人的監督要優于法人股東，因為法人股東與其代表之間又有一個人問題，換言之，國有資產的代表對經理人的監督不僅僅是一個監督效率的問題，同時還存在一個是否監督的問題。盡管在西方國家也存在產權清晰與否方面的問題，但由于政府在企業產權上的超然地位，以及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筑對信用關系的維護，比如違規的經理人難逃法律的制裁，等等，這就保證了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能夠正常運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不僅意味著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同時還意味著一定的經濟基礎需要相應的上層建筑來保護它。具體地說，經濟上的信用關系，離不開政治上的信用關系，經濟信用離不開政治信用。如果信用關系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如果政府偏袒破壞信用的企業和個人，后果如何？可想而知。社會公正在于權力制衡古人云：“政者，正也。”為什么需要政府？廣而言之，因為人們需要一個維護社會公正的機關。公者，對公也；正者，正確、恰當也。如果社會能夠恰當地對待所有的人，或者說社會使所有的人感到他們受到的待遇是恰當的，那么，這個社會就是公正的。因此，公正與公平不同，公平是指平等地對待所有的人，而公正是指恰當地對待所有的人。公平和公正顯然都是相對的，但公正的相對性較之公平則更為復雜。比如，一定級別的官員享有國家配備的專車，這是不公平的，但卻可以是公正的。再比如，時至今日，英國王室仍享有種種特權，但英國大眾卻沒有因此而感到不公正。公正明顯地包含有歷史的因素。中國人對等級差別的容忍程度與家族社會的傳統直接相關。傳統社會的老百姓并不在乎官老爺們的高高在上，而只求高懸的是一面明鏡即可。殊不知當“高高在上”被絕對化之后，又如何能保證被高懸的始終是一面明鏡呢？中國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為什么？因為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不均”總是危及社會的基礎——小農經濟的穩定，從而導致社會的階級矛盾激化、以至天下大亂。因此，農民起義大多與對土地的要求相聯系。在起義農民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新王朝總是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輕徭薄賦，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這樣做既是對農民守信，也是維護社會最基本的公正。實際上，對政府而言，維護社會公正就是對人民守信，因為維護社會公正總是政府的承諾。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在農村所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實就是均田制的現代版，它滿足了農民自主使用土地的要求，符合社會公正的基本原則，從而得到了農民的擁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初步解決了中國的“吃飯”問題，但難以解決中國農村的發展問題。地少人多的矛盾，小農經濟內在的不穩定性，地方政府的隨意干預和伸手使“三農”問題解決起來困難重重。前面講到，承包制難以在城市普遍推行，因為“家”分給誰的問題不能像在農村那樣地加以解決。于是我們發現，迄今為止的城市改革都是在或多或少不利于建立信用關系的情況下進行的。現在出現的某些企業管理層將國有資產化公為私的現象其實正是這種破壞信用關系的改革方式符合邏輯的發展結果。馬克思說得好：資本來到人世間，它的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資產階級對本國工人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對落后國家的殖民掠奪是沒有什么信義可言的。信用來源于市場。不錯。在傳統社會，的確只有在市場上才可能存在人與人之間相對獨立、平等的關系。因此，一般地說，信用是以平等為基礎的。但是，資本主義早期的市場與前資本主義的市場是極不相同的。前資本主義的市場是外在于自然經濟的市場，人們對它的依賴不深，因為人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這就決定了借助市場的盤剝既不可能大規模地進行、也不可能長期地進行。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被拋向市場的工人階級已別無選擇，他們與資產階級之間在經濟上毫無平等可言，因為他們喪失了生產條件。想一想在辛苦勞作之后連微薄的工資都可能得不到的民工們，他們與欺騙他們的老板之間是平等的嗎？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8，這是因為持有它們的人是平等的。當我們在分析市場的優越性時，不應該忘了我們所分析的究竟是什么樣的市場，哪個時期的市場。我們不可能像進口美國的波音飛機那樣進口美國的市場，這正如我們不可能像購買牛排那樣去購買健康一樣。一個社會的市場是內在于該社會的，中國的市場要靠我們自己慢慢培育。主張擴大民營經濟、縮小國有經濟的人們總是以國有經濟產權不清為理由，以效率第一為口號。是的。產權不清是客觀存在的現實，但是，將國有資產通過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形式化為少數官員和企業管理者的私有財產以實現產權明晰的方法在中國行得通嗎？或者說，繼續沿著破壞信用關系的路走下去行得通嗎？市場，這個產生于不同的人類共同體在殊死搏斗之后的怪物，始終保留著它桀驁不馴的本性。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或者按照現在西方經濟學的觀念來看待中國正在發育中的市場都是不恰當的。我們需要縱橫古今、著眼長遠的市場觀。“商品交換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它們與別的共同體或其他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但是物一旦對外成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在共同體內部也成為商品。”9的確，市場是從對外關系中發展起來的。不過，和平的對外交換的關系，往往都是戰爭的結果。從掠奪自然界發展起來人類在貿易之前所想到的理所當然地是掠奪他人。想一想與海上貿易如影相隨的海盜行為，想一想西方的殖民者當年所到之處的燒殺搶掠，想一想從房地產開發中一夜暴富的大亨們，他們的座右銘會是“君子愛財、但要取之有道”嗎？正如對外的市場關系不是在互敬互愛中產生出來的一樣，任何共同體內部的市場關系也絕不會在輕松愉快中產生。從人類共同體之間的市場關系發展為在一個人類共同體的內部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關系，是一個血與火的長期過程，在西方經歷了大約三千年的時間，從希臘文明的萌芽一直到資本主義在英國的確立。在中國，這個過程至今沒有完成。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所帶給世界的是什么？它把奴隸制度下的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對立，即作為奴隸主的國家與被奴役民族的對立，把在封建制度下分散的不同領主莊園內的領主與農奴的對立，轉化為內在于一個社會的、在整個社會的規模上展開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從而使階級沖突的強度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無產階級的不妥協與無法妥協最終使社會的妥協成為可能。而這正是西方福利國家得以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社會主義革命總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發生并取得成功，這絕不是偶然的。首先，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必然伴隨國內階級矛盾的激化，而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擴張又會使該矛盾加劇和復雜化，從而把落后國家逼上社會主義道路。對于生活于家族社會的中國人來說，社會主義又很容易與他們所追求的天下一家的大同社會的儒家理想發生共鳴。雖然天下不可能一家，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由此留下的國有經濟盡管需要加以改造，但絕不應視之如敝屣、棄之而后快。因為現代生產方式的社會化性質決定了不可能按照傳統社會的方式“分家”。如果任由少數官員和企業管理者將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這就意味著國家對全民不守信用，即喪失了社會主義的公正。特別是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這個過程將不可避免地激化階級矛盾。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已經錯過了可以忍受大規模的階級沖突來發展經濟的時代，因為我們已經沒有西方國家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所具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或者說，沒有可供我們剝削的落后國家。以國內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向國外低價出口的政策最終只能帶來損人不利己的后果，因為這在國際上造成緊張關系的同時，既浪費了國內的資源，又影響了本國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從中受益的只能是少數人。現在西方國家總以維護自由、人權來標榜自己，盡管有其虛偽的一面，但我們不能不看到，它們國內的階級矛盾的確并未如馬克思所預料的那樣愈演愈烈直至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為什么？因為社會化大生產最終造就出強大的社會階級，使妥協成為可能，科學技術的進步在使社會財富被大規模創造和積累的同時，也使尊重人、關心人、提高人的素質成為必要，因為這是科學技術的持續進步所需要的。沒有高素質的人民就不會有強大的國家，要想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必須從善待其國民、強大其國民開始。因此，如果聽任少數人將國有資產化公為私，則不僅會激化階級矛盾，而且這種人為的財產差距將不利于營造尊重人、關心人的社會氛圍，也不利于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想一想某些權貴們視普通人的生命如草芥的行為吧。再想一想希望工程的尷尬。如果無視這一切，我們所喪失的將不僅僅是自己的社會主義公正，而且還將是現代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時代公正、即人民享有參與機會的公正。產權不清的問題的確存在。但想一想在對居民住宅實行強制拆遷時的情況。私有產權得到應有的尊重了嗎？它在理論上是清的，但實際上是清的嗎？再想一想縣、鄉政府強行干預農民生產經營的情況。農民們的經營自主權又到哪里去了呢？簡言之，不清的又豈止國有產權！產權是在對財產支配的過程中一個人或者一部分人排斥其他人的關系。作為一種客觀的經濟關系，第一，產權絕不僅僅是一個法律上的規定，第二，產權無法離開其它社會關系而存在。當一個人將自己得到的獎金主動地或不情愿地分一部分給其他人時，特別是以某種形式分一部分給自己的上司時，這實際上反映了這個人對這筆獎金的產權因為特定的人際關系而打了折扣。這個人知道在理論上他或她可以獨享，但該理論恰好是脫離實際的，因為獨享的結果只能是在其它方面付出更多。中國現在流行有太多的這樣的理論。我們用西方市場經濟的理論來要求中國的現實，就像一個拿著明星的相片埋怨自己長相的人一樣，總覺得自己不應該是這樣的。如果我們從現實的財產支配關系來看待產權，那么，我們就會明白，產權是無法“獨清”的。這是第一。第二，產權也無法“速清”。因為一種產權關系要得到大多數人的接受和尊重，往往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除非這種產權關系具有與傳統產權關系相似的內涵。想一想資本主義的產權關系在其確立過程中所經歷的血與火的歷史。我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不是歷史的錯誤，而是歷史的必然。但數千年家族社會的歷史卻不知不覺地給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打上了家族的烙印。我們前面關于家族社會的陰影的分析足以證明這一點。社會主義是社會大眾廣泛參與管理的社會制度，不是少數人為多數人做主，少數人為多數人辦實事、施恩于多數人的制度。因為我們無法保證為多數人做主的少數人只為自己辦實事、置多數人的利益于不顧的情況發生。這就是說，離開了社會大眾的廣泛參與就不會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是放大了的家族，社會主義不是把“家”變成國，恰恰相反，社會主義是用社會大眾參與管理的國來代替以家長為中心的等級森嚴的家。因此，如果任由少數官員和企業管理者將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那么，這樣的“分家”就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分家”是有利于社會大眾參與管理的“分家”，而不是相反。人是社會的產物，現實社會是歷史社會的發展。家族社會的陰影既然存在，那么，我們就應該問：中國傳統社會的“軟肋”究竟何在？以“情”、“義”、“人情”為橫向紐帶，以“忠”、“孝”、“節”為縱向紐帶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沒有、也不可能有自下而上的制約存在的社會。兩百年左右發生一次的社會成本極其高昂的改朝換代，就像現在西方國家四年一次的大選一樣，周而復始地進行。家族的本性是狹隘而排他的，因而需要專制的“忠”來維護國家的統一。但作為皇室家族成員的皇帝也同樣無法擺脫家族的狹隘性，皇帝只能產生于特定家族的事實就已經基本上排除了自下而上進行制約的可能性。具體地說，當皇室家族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時，如果被犧牲的只能是國家利益的話，那么，這就意味著天下大亂將是不可避免的。此外，狹隘而排他的家族又怎么能協調一致、產生出有利于國家的自下而上的制約呢？滿門忠烈的楊家將、精忠報國的岳家軍，留給后世多少遺憾？但一個“家”字已經說明了一切。歷史的“軟肋”已經蕩然無存了嗎？顯然沒有。這個“軟肋”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也是按照社會主義原則明晰產權的最大障礙，因為缺乏制約、極易膨脹的權力往往無視社會的公正，蔑視任何產權的神圣性。權力必須受到雙向制約，這是產權明晰的前提。如果僅僅在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上做文章，那實際上意味著企圖割裂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僅僅在于能夠進行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控制，也在于存在自下而上的廣泛的社會制約。中國只能無愧于社會主義才能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

①論語·學而篇第一

②孟子·離婁下

③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1頁。

④1958年到1960年的連續3年“”，使中國在1959年到1961年的3年中，陷入嚴重的經濟災難中。⑤即發展自由市場、擴大自留地、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的統稱。

⑥白居易：賣炭翁

⑦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52頁。

⑧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03頁。

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03頁。

提要：本文作者在本刊2004年第4期上發表的《中國社會信用的歷史沉思》一文中分析了中國傳統社會作為家族社會所具有的社會關系的基本紐帶：情、義、忠、信。其中，“情”是最基本的。由此發展出“忠”，衍生出“義”及“人情”，而“信用”僅僅作為一種從屬的社會關系而存在。本文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的這些基本紐帶如何隨著新中國的建立直至現在所發生的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所發生的變化。從而論證信用危機的現實原因以及建設信用社會和深化改革的根本途徑。

關鍵詞：家族分家失信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