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庭人口數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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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宋代每個家庭約有子女5人，一個三代同堂的標準家庭約9人，加上一定數量的小家庭和鰥寡孤獨，社會平均家庭人口約7人。其中，北方戶均人口稍多，約9人；南方戶均人口稍少，約6人。史料中宋代戶均2口或2丁左右的統計記載，不是實際情況，確切地說不是一個同居同財的血緣家庭真實情況。

【關鍵詞】宋代、戶均人口、家庭、人口數量

【正文】

在歷史研究的各個領域中，人口問題應當屬于基礎性的研究，于經濟史、社會史尤為重要。但是，人口問題特別是人口數量問題，自古至今都是非常艱難的課題。其中，宋代人口研究的難度最為突出，如同一個巨大的謎團，始終困擾、吸引著有關學者，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又像是一個瓶頸，阻礙著宋史研究的進展。筆者初涉這一領域時即發現宋代有關戶口的數字混亂、矛盾之狀況，令人驚詫，深感必須從最基本的問題入手，一步步地拾級而行，才有望接近謎底。在此所要做的初步探討是：宋代每個家庭單元也即每戶人家，實際上有多少口人。

一

一個經濟獨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庭做為社會細胞，其人口的數量對絕大多數家庭而言，是以一對夫妻為基數的。其人口數量的變化主要在于子女的多少。我們所要做的基本工作，就是首先考證一下宋代每戶的子女數量概況，也即繁殖率。

有關子女數量比較系統的資料，主要在文集的行狀、墓志銘、神道碑、墓表中。為此，筆者采取抽樣的辦法，從以下10部兩宋文集中提取數據：（1）尹洙《河南先生文集》；（2）王安石《王文公文集》；（3）曾鞏《曾鞏集》；（4）蔡襄《蔡襄集》；（5）王圭《華陽集》；（6）韓元吉《南澗甲乙稿》；（7）汪應辰《文定集》；（8）陸游《渭南文集》；（9）陳亮《陳亮集（增訂本）》；（10）朱熹《朱熹集》。這10部文集提供出443位已婚者的子女數量，可使我們觀其大概。需要說明的是：（1）子女未成年而夭者不計，即所統計為凈繁殖率；（2）夫婦重復者只計其一；（3）除非明確說明無子女絕后者，其他因各人文體等原因沒有記載子女情況者不錄（數量很少）。

以上443人的子女共2457人。平均每人也即每戶子女5.54人。子女20人以上者3人，10人以上者39人。子女最多者為宗室趙從信，凡35人。無子女者5人。

2457個子女中，男子1388人，占總數的56.5％；女子1069人，占總數的43.5％。每戶平均有男子3.13人，女子2.41人。男女比例理應大致持平，以趙宋宗室為例："治平中，宗室四千余人，男女相半。"（注：《宋朝事實類苑》卷33《置宗正及教授等官》。）這里之所以男多女少，一是由于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所致。如兩浙處州居民"生男稍多，便不肯舉，女則不問可知"。致使當地男青年無妻可娶，只好到外地買婚（注：《范成大佚著輯存·奏札·論不舉子疏》。）。二是同樣原因，個別人的記載中可能忽略了女子而未計，也即實際生活中女子的數量可能會比統計數多一些。

以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比較而論，我們發現兩者之間有差異。除不詳地16人共有子女68人外，北方116人，子女共720人，平均每戶子女6.20人；南方310人，子女共1669人，平均每戶子女5.38人。北方比南方每戶平均多出子女0.82人。南方戶均子女較少，主要是由于環境容量有限而盛行殺嬰習俗。如江東路："安于遺風，狃于故習……男多則殺其男，女多則殺其女。習俗相傳，謂之薅子，即其土風。"（注：《宋會要·刑法》2之58。）又如江西路："江西之俗，生子不能贍，即委棄不顧。"（注：《漫塘集》卷33《故吏部梁侍郎行狀》。）湖北岳州、鄂州等地，每戶習慣上只養育2個男孩、1個女孩，此外所生者一律棄殺（注：《蘇東坡全集·前集》卷30《與朱鄂州書》）。子女共3人，大大低于平均子女薅數。典型的是福建路，不舉子之風最盛："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注：《宋史》卷173《食貨》上3。）。尤其是其中的建寧府、南劍州、汀州、邵武軍等地，通常只要一個獨生子，"縱生十子，一子之外，余盡殺之"（注：《鄖峰真隱漫錄》卷8《福州乞置官莊贍養生子之家札子》）。一些地方的富人之家也"不過二子一女"而已（注：《龜山集》卷3《寄俞仲寬別紙其一》）。事實證明，南方——主要是東南地區廣大家庭的子女數量普遍少于北方，和我們得到的數據所顯示的差別正相一致。本統計中南宋198人，子女10人以上者僅8人，最多者為12人，進一步證明了南宋時也即南方地區家庭子女普遍不多。

據《文獻通考·輿地考》載，按傳統的天下九州劃分，各地戶均子女數如下：冀州人五男三女，兗州人二男三女，揚州民二男五女，荊州民一男二女，豫州人二男三女，雍州人三男二女，梁州不載此數。其數相均，每戶子女5.5人。與筆者統計的戶均子女5.54人基本一致。為論述簡便，不妨暫且認定宋代每戶平均子女數為5人。

據此試作推論。一般而言，一戶家庭以三代同堂為標準。設夫妻二人為基本，加上3男2女共5人，組成基本人口7人。兒媳1人，第3代孫子孫女2人，應為10人，減去出嫁女兒1人，則為9人。以后的變化為次女出嫁，次子娶妻，保持均衡，再往后便是只增不減。且看下文的家庭壽命分析。

據收集到的502位男女的卒年統計，平均壽命為57.26歲，其中男子58.55歲，女子55.97歲。婚齡數據不多見，而且多是女子的婚齡。據收集到的41位女子婚齡統計，平均為19.5歲。以女子為準，設22歲生育，35歲以前結束生育5人的標準（此段大部分時間內是在其長輩的大家庭中），45歲前有第三代人。至56歲去世前，其長子約35歲左右，最小的孩子約21歲左右，其長孫約14歲，至少有4位子女已婚嫁，長子房子女仍是5人，次子房3人，即使最小的兒子尚未生育，那么，此時的家庭人口為：第一代2人，第二代3子3媳或2媳至少5人，第三代8人，共15人。這是就一戶家庭的形成而言，就全社會而言，不能不考慮三代同堂家庭壽命。二代家庭的完成（21～35歲）約14年，三代家庭的形成（21～44歲）約23年，以后的22年則是三代同堂的家庭壽命。考慮到父母去世、守孝三年并已安葬才能分家，所以兄弟同居的大家庭實際壽命至少會延長三年。這20多年中人口增加速度很快，使二代家庭人口由7人翻番為15人。從社會角度考慮，二代家庭人口與完成的三代家庭人口相均，以三代家庭初步形成為準，如前文所說，戶均人口約9人。

以上統計的數據來自士大夫的文集，而能讓這些士大夫撰寫墓志行狀者，多屬官員、文人、富室或其親友。上述戶均子女數及推論的血緣家庭人口，主要是指中上層人戶而言。但這并不影響整體的判斷，因為以下兩個問題也必須引起重視。

其一，上層人家的成員實際上更多。如一妻之外，往往另有妾一人或多人，相應地還有若干奴婢和依附的親屬，家庭人口常數倍于普通百姓。僅據《宋史·忠義傳》所載，兩宋之際和南宋末全家赴難的官員、大戶人家有具體人口數字者如下：

溫州通判曾怘，在越州被金兵殺其全家四十口；

襲慶府知府呂由誠，全家四十口被殺；

世居濰州的朝議大夫周中，闔門百口皆死；

徐州知州王復，闔門百口被殺；

西和州知州陳寅，與其二子并闔門二十八口留城堅守；

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

蘄州司理參軍趙與裕奪關求援，留城的全家十六人遇難；

淮寧大豪陳亨祖，舉家五十余人皆死。

以上8例，家庭人口最少者也有十余人，平均每戶大約為70余人或更多。是為這部分人家的綜合家庭人口，自當包括親屬、奴仆在內。

其二，社會下層的家庭人口受物質條件的制約，自然不會很多，但距標準家庭人口并不遠。這是因為，生活條件雖有限，但生活標準各不同。我國家庭因貧窮而少生孩子的情況固然不少，但并不因為貧窮而少生孩子的情況也很多。所謂"民之貧富，不系丁之多少"（注：《凈德集》卷2《奉乞寬保甲等第并災傷免冬教事狀》。）即是事實。吳泳在《漢中行》中提供的就是典型例子："三人共一碗燈，通夜紡績衣鬅鬈，八口同半間屋，煮糒椎米常不足。"（注：《鶴林集》卷2）這戶人家衣不遮體，食不果腹，居住又很擁擠，可謂至陋極貧，但仍有8口之眾。再看東京開封的一個例子："（蘇頌）在館中時，雇得一婢。問其家何為？云住曹門外，惟chuí＠⑦石蓮。問一家幾人各何為？云十口皆然，無他業。"（注：《丞相魏公譚訓》卷10《雜事》。）全家靠加工果實為生，屬于城市的下層，也多達10人。這兩例戶均人口在9人左右，與前文推論數相吻合。

一個社會當然并不都是標準家庭，還有一定數量的小家庭和鰥寡孤獨存在，社會戶均人口一般而言，約7人。

二

戶均子女數和標準戶均人口的上限雖然浮動余地很大，但在總戶數中只占少數，而下限浮動余地小，并在總戶數中占絕大多數。因而普通百姓的家庭人口數量在宋代人口中最為關鍵。下文具體考證中下層人戶。從前文已知，北方與南方的子女數量不同，北方平均每3戶比南方多出近2人。因此，必須區別對待。先考察北方的情況（指開封府、京東、京西、河北、陜西、河東，余為南方地區）。

關于中等人戶的家庭人口資料，數據一致。如司馬光言："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注：《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55《申明役法札子》。）司馬光是陜西人，長期在北方做官，所言資料背景是役法，而役法主要是在北方實行的。這里所說的是"十口之家"，主要是指北方或至少包括北方。"歲收百石"者，自屬中戶。曾鞏則提供了更確切的材料："（河北）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幼者四人。"（注：《曾鞏集》卷9《救災論》。）戶均也是10人。

下等人戶的家庭人口資料，數據也相對一致。石介言：京東宣化軍（后改為淄州高宛縣）清河渡舟從業人員，"舟有十五人，十五人為十五家，家率七口，為百五口。百五口之衣與食皆取于舟"（注：《徂徠石先生文集》卷19《宣化軍新橋記》）。靠擺渡為生者，當屬下等人戶，平均每戶7人。富弼言：河北流民在往京西逃荒的路上，"都約及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并指出這些流民都是"鎮、趙、邢、洺、磁、相等州等下等人戶……即絕無第三等已上之家"（注：《歷代名臣奏議》卷244）。河北下戶每戶平均約8人強。

直接、具體的資料主要就以上有限的幾條。下面再看三組綜合性的資料。

其一，社會綜合戶均人口。

石刻史料叢書甲編之12《陶齋藏石記》卷39，提供了京東濰州的情況，所載宋神宗熙寧元年《濰州昌樂辛展重修平王廟記》，具列了各布施者的名單，皆昌樂縣辛展等村莊人氏，或是個人，或是全家，凡151人、家。由于碑文年代久遠，剝泐殘缺，有明確家庭人口或家庭成員名單者共53家。現將口數相同或相近的家庭數統計如下：

口數2345678910111213141516—2021以上

戶數12277234101121343

碑中所列家庭人口最少者2人，最多者70人。2～4人者5戶，5～10人者33戶，11～15人者8戶，16人以上者7戶。其中5～10人者約33戶，約占總數的62％，最為普遍，尤以10人者最多（注：碑中"計家□十口"者2處，按"一十口"計；"計家十□口"者2處，按"十五口"計。）。總人口約573人，戶均約10.8人。這些有能力捐施財物者，當以中戶為多，其中不乏上戶，但以一個或幾個村莊而言，上戶肯定不會多。其中也會有個別下戶。

《常山貞石志》卷12提供了河北真定府的情況，所載《段蠲等造石香爐題記》也列具了6戶人家的口數："真定府行唐縣合村使南莊造香爐維郍等：段蠲、妻郭氏、男段受、段立、孫段希合家眷屬二十二口；張審、妻封氏、男張澄、張濟合家眷屬一十一口；張思、妻董氏、男張立、張文合家眷屬一十六口；張開、妻封氏、男張昷、張良合家眷屬一十口；張從、妻劉氏、男張珍、張思合家眷屬一十二口，張旻、妻俠氏、男張秀、張太合家眷屬一十一口。"這個小村莊中的6戶人家，戶均13.6人。

其二，北方境外遷入北方內地的移民戶均人口。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至六年，先后有5批少數民族內附，具體情況及戶口數如下：

1、太平興國五年二月乙丑："岢嵐軍言近界戎人二百六十余戶、老幼二千三百余口歸附。"戶均8.8人。

2、太平興國五年二月壬申："岢嵐軍又言戎人八十九戶、老幼六百三十二口歸附。"戶均7.1人。

3、太平興國五年三月辛未："三交口言戎人二百三十四戶、老幼五千三十七口歸附。"戶均21.5人。

4、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己丑："代州言戎人二百三十五戶、二千四百二十四口歸附。"戶均10.3人。

5、太平興國六年七月己卯："嵐州言戎人五十三戶、三百六十三口內附。"（注：《長編》卷21、卷22。）戶均6.8人。

以上戶均人口最多為21.5人，最少為6.8人，總數約871戶，約8761人，戶均約10人。

宋太宗時另一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留有戶口資料。雍熙北伐后，將伐遼所得云、應、寰、朔4州降民遷往京西河南府、許州、汝州等地，"徒者凡八千二百三十六戶，七萬八千二百六十二口，及牛羊駝馬四十余萬頭"（注：《長編》卷27，雍熙三年七月壬午。）。戶均9.5人。

境外的戶均人口，對北方戶均人口有重要參考價值；而內遷之后，便成為宋朝的戶口了。

其三，賑濟時的戶均人口。

《宋朝事實類苑》卷8引《魏王別錄》載：慶歷八年，河北發生大水災，韓琦竭力營救賑濟。次年朝廷下詔嘉獎說："河北都轉運司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卿多方擘畫，全活人命及七百萬，并歸本業。"《韓魏公集》卷13《家傳》所載略同，只是數字比較含糊："全活人命及五七百萬。"當時河北戶數，據歐陽修慶歷五年言為705700戶（注：《歐陽修全集·河北奏草》卷下《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若以700萬人計，戶均約9.9人；若取"五七百萬"之中數600萬人計，戶均約8.5人。實際上，受災人口不可能是河北總人口，也即河北人口及戶均人口很可能比上述數字多些。

宋真宗天禧四年，京西襄州發生饑荒。知州夏竦"全活四十六萬余口"（注：《華陽集》卷35《夏文莊公竦神道碑》）。當時襄州戶數史缺記載，需借用志書數字推算。據《太平寰宇記》記載，襄州有26892戶；據《元豐九域志》，襄州戶數為93027。《太平寰宇記》所載為太平興國五年至端拱二年（980～989年）情況，取其中斷為984年；《元豐九域志》成書于元豐三年，所用資料應是元豐二年（1079年）的數據。按兩書相距約95年計，95年間增長約66135戶，平均增長696戶，以《太平寰宇記》戶數為準，加上至天禧四年（1020年）約36年的增長數25056戶，約為51948戶。戶均約8.8人。

陜西有兩個數字，但戶均人口差距很大，現提出來僅供參考。宋仁宗慶歷三年冬陜西大旱，韓琦"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賑之，奏差提點刑獄許宗壽專切往來提舉蒲、華、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數稱是"（注：《長編》卷145，慶歷三年十二月末；《太平治跡統類》卷9《仁宗諸臣謀國遠略》；《韓魏公集》卷13《家傳》。）。也即蒲州（后改為河中府）、華州、同州有人口至少2542537人。其戶數仍需推算。據《太平寰宇記》，三州共70091戶；據《元豐九域志》，三州共214647戶。約59年間增加144556戶，年均增加1521戶。以《太平寰宇記》載數為基數，加上至慶歷三年（1043年）凡59年間增加的約89739戶，三州戶數約159830戶。如此看來，慶歷三年三州戶均約15.9人。此數似嫌過多，疑"二百五十四萬"為一百五十四萬之誤，若然，其戶均為9.6人。另有資料表明，陜西居民家庭不少人口眾多者。宋神宗元豐五年，秦鳳路提舉保甲司曾披露說："本路義勇并改為保甲，其間多有一家男夫五人以上成丁者。"（注：《長編》卷324，元豐五年三月丁酉。）如此，則一家男丁加上老稚男人和至少3位婦女，其戶口則多有10人左右者。

另一數據與前大不相稱。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知鄧州張知白報告："陜西流民相續入境，有欲還本貫而無路糧者，臣誘勸豪民出粟數千斛，計口給之，以半月為準。凡就路總二千三百家，萬二百余口。"（注：《長編》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壬子；《宋會要·食貨》57之5。）戶均4.4口。同樣是災民，與上述陜西數字差距太遠；同樣是流民，與前文河北流民的數字也有距離。在整個北方地區戶均人口及推論的戶均人口背景對比下，戶均4.4人似嫌偏低。如果這條史料本身無誤，那么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這批流民并非都是全家出逃或返鄉。

以上除陜西數字不明確外，大致可以說，北方戶均約9人。

三

南方地區的情況，由于時間、地域跨度大等原因，比較復雜。眾多的資料數據不一致，令人一時難以適從，更需認真對待。先看中上戶的情況。

北宋時，呂陶言："上中等戶因買坊場及充壯（丁）、保（丁）而失業者，十常四五……以四海總計，凡幾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為率，凡幾萬人失所矣。"（注：《凈德集》卷2《奏乞相度逐界坊場放免欠錢狀》。）四川人呂陶所指的是全國情況，自然包括南方地區，也即南北方的中上人戶，戶均人口約為10人。具體如他說四川彭州九隴縣"有園戶三百家以來，約及三千人"曾鬧事（注：《凈德集》卷11《申帥府并二司狀》。），即是戶均10人。

南宋初張守言："（淮南）今之家業及千緡者，僅有百畝之田，稅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糊口。"（注：《毗陵集》卷5《論淮西科率札子》。）擁有百畝之田的淮南中戶，戶均10人，與前一致。

南宋袁說友在《峽路即事》詩中透露："雙牛只叟一橫犁，白水插秧透面肥。是處喜經連夜雨，田家十口可無饑。"（注：《東塘集》卷7。）所言峽路，即四川東部的夔州路和梓州路。有兩頭牛的人家應屬中戶，仍是10人。

南宋時的南方地區，"諸州縣銅匠無慮千百家，家有十數口"（注：《系年要錄》卷173，紹興二十六年七月庚戌。）。此類手工業者也應屬中戶，戶均10余人。

以上所言南方地區中上等人戶的戶均人口，與北方地區一樣，普遍認定為10人。但東南一些地區情況有異。如福建泉州清溪縣，因山地磽瘠，當地居民"兩兒只肯育一兒"，所以"大家有田僅百畝，三二十畝十八九。父母夫妻子婦孫，一奴一婢成九口"（注：《蛟峰文集》卷6《田父吟》）。有奴婢2人的家庭，自屬中上等人戶。9口之家中，血緣家庭人口三代同堂僅有7人。

下等人戶的有關數據多是賑災時的資料。

南宋人董煟言，救荒時官府若向饑民發放一斛糧食的價錢，"可供一家五七口數日之費"（注：《救荒活民書》卷2《義倉》。）。戶均約6人。

宋孝宗時朱熹言：江東南康軍星子、都昌、建昌三縣"闕食饑民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注：《朱熹集》卷16《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饑民總數為217883人，戶均7.3人。

宋孝宗淳熙二年，劉珙知建康府、江東路安撫使，適逢災害，"籍農民當賑貸者若干戶，十口以上一斛，六口以上八斗，五口以下六斗；客戶當賑濟者若干戶，五口以上五斗，四口以下三斗"（注：《朱熹集》卷97《劉珙行狀》）。可知主戶家庭中6人以上為多，客戶家庭多為5人左右。

淳熙十一年，湖北大旱，鼎州、澧州尤為嚴重。提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趙善譽"躬走村落，嫵慰饑贏，得戶四萬余，口二十萬"（注：《攻媿集》卷102《趙善譽墓志銘》。）。戶均近5人。

宋光宗時，臨安府水災，需賑濟者"計五萬余家，約三十萬人，大人小兒各居其半"（注：《歷代名臣奏議》卷247，蔡勘奏。）。戶均約近6人。

宋寧宗時，知撫州陳蕃壽言："本州土瘠民貧，秋苗之數不多。去歲旱歉，抄札到三萬九千戶，計一十八萬五千六百九十口。"（注：《宋會要·食貨》68之102。）戶均4.7人。

佃農占總戶數的三分之一左右，且處于社會底層，最為貧困，家庭人口更少些。據宋末方回言，兩浙秀州佃戶"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年食十八石"（注：《古今考》卷18《班固計井田百畝歲入歲出》）。戶均5人。

另有一個案例提供的數字也可參考。宋太宗時，江西虔州有3人犯法，"并家屬十二人悉詣闕"（注：《長編》卷22，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3家共15人，戶均5人。

南宋時有一些比較可信的城鎮人口數據，從中可得到坊廓戶的綜合戶均人口。

江東徽州：居民"其在郡城中者，乾道戶千二百八十一，口六千八百五十八"（注：《新安志》卷1《戶口》。）。戶均5.3人。寶慶年間，坊廓主戶"三千九十八，口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五"，戶均4.5人；坊廓客戶"七百八十九，口三千五百二十七"（注：《弘治徽州府志》卷2。）。戶均4.4人。

兩浙鎮江：嘉定年間，"府城廂戶一萬四千三百，口五萬六千八百；江口鎮戶一千六百，口六千九百"。府城戶均3.9人，江口鎮戶均4.3人。咸淳年間，"在城五隅戶八千六百九十八，口三萬八千三百八十五"（注：《至順鎮江志》卷3《戶口》。）。戶均4.4人。

兩浙臨安：宋寧宗嘉泰元年臨安城中大火，無家可歸者、"共一千三百二十一家，計五千三百四十五口，大人四千七十七口，小兒一千二百六十八口"（注：《宋會要·食貨》58之23。）。戶均4人。

以上東南地區三城的坊廓戶家庭人口，大約戶均近5人。

洪邁《夷堅志》一書，記錄的是宋代社會生活風俗，其中無意間透露的家庭人口數字，應當是真實的。從中找到南方地區（全是東南諸路）城鄉平民百姓（僅限平民百姓）確切或比較確切的家庭人口數字23例，可作為簡單隨機抽樣調查。現列表如下（見右邊）。

地區口數代數出處

淮南通州8支庚卷4《海門虎》

淮南黃州32支癸卷2《黃州渠油》

淮南舒州6三志己卷第4《燕仆曹一》

兩浙臨安43志補卷16《賣魚吳翁》

兩浙臨安52乙志卷11《涌金門白鼠》

兩浙臨安21三志己卷第9《乾紅貓》

兩浙平江53支戊卷4《張氏煮蟹》

兩浙平江42丙志卷10《茶肆民子》

兩浙秀州4～5兩家乙志卷8《秀州司錄廳》

江東饒州32三志辛卷10《蕭大師》

江東饒州43支丁卷5《黟縣道上婦人》

江東饒州42支戊卷10《程氏買冠》

江東饒州5～6乙志卷14《魚陂癘鬼》

江東宣州42志補卷16《蔡五十三姐》

江東信州42丁志卷6《張翁殺蠶》

江西撫州5支丁卷4《丘岑食蕈》

江西隆興府10余丁志卷20《烏山媼》

江西隆興府53丁志卷11《豐城孝婦》

湖北荊南32志補卷9《饑民食子》

湖南潭州42丙志卷8《衡山民》

福建福州21支癸卷4《鄭四妻子》

福建福州63支戊卷1《籌洋村鬼》

以上22條23家數據，最多為10余人（按15人計），最少為2人，總計約111人，戶均約4.8人。此數可以視作東南地區下層人戶的戶均人口。

南方地區綜合性的戶均人口，有以下兩條重要史料。

北宋時，知洋州文同言："（洋州）主客戶凡四萬八千余戶……大率戶為五口，亡慮二十四萬余口。"（注：《宋會要·食貨》24之10。）戶均5人。

另據《嘉靖豐乘》卷4《食貨志》，載有宋代江西豐城縣兩組人口數字："宋祥符舊經：主客戶二萬二千五十二，口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三。淳祐七年：主客戶七萬七千一百三十九，口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是年知縣劉卿月新編，不委官吏，分請隅總土人，家至戶諭，始得其實）"。這條史料的珍貴價值在于，明確指出以往的人口數字是虛假的，而淳祐七年知縣動員民間力量實行普查，得到的人口數字比較真實可靠。是為戶均5.2人，與洋州戶均數大致相同。

以下資料，可以供參考。

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言："（紹興府）統計六縣之貧民約須一百三十萬口，并上戶當不下百四十萬。"（注：《朱熹集》卷16《奏救荒事宜狀》。）其時的戶數需推算。元豐二年（1079年）為152922戶（注：《元豐九域志》卷5。），嘉泰元年（1201年）為273343（注：《嘉泰會稽志》卷5《戶口》。）。122年間增加120421戶，每年平均增加987戶。淳熙八年距嘉泰元年前20年，則淳熙八年時大約有253603戶。當時"紹興八邑，余姚、上虞號為稍熟"（注：《朱熹集》卷16《奏救荒事宜狀》。）。朱熹所說的是受災的其余6縣之人口。平均計算，這6縣大約有190202戶，戶均約7.3人。

宋光宗時，湖北鄂州"七縣主客戶六萬六千六百三十二，口三十一萬四千八百九十四"（注：《朝野雜記》甲集卷18《荊鄂義勇民兵》。）。戶均4.7人。

宋理宗時，兩浙慶元府慈溪縣"主客二萬余戶，計一十五萬六千三百余口"；"定海縣戶主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一戶，計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一口，客一千六百四十八戶，計六千五百四十一口"（注：《寶慶四明志》卷16《官僚》；卷19《戶口》。）。慈溪縣戶均7人強，定海縣戶均2.9人。一府兩個縣的戶均人口相差一倍多，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當是兩縣戶口統計方式不同，定海縣的人口數不是全部人口數。

宋理宗時，兩浙鎮江有"戶一十萬八千四百，口六十四萬四千一百"，戶均5.9人；宋度宗時，"戶七萬二千三百五十五，口三十九萬七千三百四十四"（注：《至順鎮江志》卷3《戶口》。），戶均5.5人。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資料，或是互相矛盾，或是戶均人口過多、過少而不可信，都是宋代戶口統計制度混亂所造成的。（注：以四川為例，據宋仁宗時丁度言："蜀民歲增，曠土盡辟，下戶才有田三五十畝，或五、七畝，而贍一家十數口，一不熟即轉死溝壑"（《長編》卷168，皇祐二年六月末）。下戶即戶均10余人，似不真實。而南宋高宗時汪應辰言："宣撫司委官將梓潼、陰平兩縣災傷去處，每縣約三千戶，每戶三口"（《文定集》卷44《御札再問蜀中旱歉》）。戶均3人，與前述戶均10余人差別太大，也不可信。又如兩浙慶元府定海縣，南宋時曾受災，其中的清泉鄉"以戶計者凡千二百六十一，以口計者四萬三千九百六十四"（《浣川集》卷4《乞將清泉兩管均濟摘濟札子》）。戶均竟34人，更難置信。疑"凡"字為"八"字之誤（下文"以口計者四萬"云云，數字前無凡字），若然，戶均5.3人。）

根據以上資料估計，南方地區中戶戶均10人，但東南地區個別地狹人稠的地方戶均人口較少；下戶戶均約為5人，坊廓戶戶均約5人，客戶戶均約5人。綜合考慮，南方地區戶均約6人。

南方地區戶均人口少于北方地區，主要有以下兩個因素：

一、南方多土狹人稠地區，如兩浙、江東、江西、福建、成都府路都屬人口大路，已形成人滿之患。有限的環境容量制約了家庭人口發展，如前所述，南方盛行殺嬰以限制人口即是主要表現。另一減員方式是出家為僧。如汪應辰言，福州"如民家有三男，或一人或兩人為僧"（注：《文定集》卷33《中散大夫林公墓志銘》。）。家庭人口因而減少。

二、在此環境和經濟背景下，加以為躲避官府的賦役剝削，南方地區習俗熱衷于父子、兄弟分居，營造小家庭。按法律規定："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許別籍異財。"（注：《名公書判清明集》卷10《兄弟之訟》。）一個家庭的壽命，隨長輩壽命而存亡，長輩去世后確切地講是服孝三年并已安葬后才能分家（如長輩去世后仍不析居，便是官方極力推崇的"義居"）。本文之所以按三代同堂為一個標準家庭，就是以此為依據的。但是，宋代頗多長輩尚存便分家的情況，有關事例絕大多數在南方地區。如廣東，早在南漢時就有"祖父母、父母在，子孫既娶，即令析產"的法令和習俗（注：《長編》卷108，天圣七年五月己巳。）。入宋后屢禁不止，仍是"巨室父子或異居焉，兄弟骨肉急難不相救"（注：《永樂大典》卷21984，章楶《廣州府移學記》。）。四川地區同樣如此，"親在多別籍異財"，乃《宋史·地理志》中特別指責之地。東南地區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東南之俗，土狹而賦儉，民嗇于財，故父祖在，多俾子孫自營其業，或未老而標析其產……賢士大夫每以為病也。"（注：《南澗甲乙稿》卷16《鉛山周氏義居記》。）此風愈演愈烈，至南宋紹熙三年，法令不得不做出讓步，予以修正："戶部看詳：凡祖父母、父母愿為標撥而有照據者，合與行使。"（注：《名公書判清明集》卷10《兄弟之訟》。）即只要長輩自愿，立有正式文書而分居者，官方不再追咎法律責任，予以默認，從而使析居之風合法化。由此可知，南方地區的家庭二代同堂者多于北方地區，規模較小，戶均人口較少。至于詭名戶諸問題影響的家庭規模，屬于戶數問題，另文再論。

家庭人口的初步推論，為筆者的宋代戶口研究打下了一個基礎。如果所論大致符合實際，以此參照，可以進一步推論有關戶數是否可靠。據筆者另文專論的研究及葛劍雄教授的《宋代人口新證》（載《歷史研究》1993年第6期）證明，傳世的宋代總戶數基本可靠。若以《元豐九域志》所載全國16569874戶為準，設北方、南方戶均7人，則宋神宗時全國在籍人口約一億一千余萬。此外，戶口史料統計中的"丁"、"口"之辯及"女口"問題等，也可隨著研究的深入而有望圓滿解決。就目前而言，筆者的研究至少表明，史料中宋代戶均二口或二丁左右的記載，不是實際情況，確切地說不是一個同居同財的血緣家庭的真實情況。（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