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入宋城關區的經濟功能及其變遷——兼論都市流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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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影響村落生長的因素主要是村落人口的自然增殖與流動。融入型人口流動改變了村莊的姓氏結構，它是多姓村落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寄居型人口流動不但在一定時段改變了村莊的姓氏構成，對村落的裂變以及村落數量的增加也具有很大的影響，它是村落裂變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關鍵詞]村落自然增殖寄居型人口流動融入型人口流動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華北平原的聚落發展與形態演變一直受到歷史學尤其是歷史地理學研究者的關注。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叢翰香主編的《近代冀魯豫鄉村》探討了華北平原村落的起源、規模與景觀特征，對明清的基層組織與村落之間的關系也有深入的研究①。在此之后，尹鈞科用文獻考證與實地考察相結合的方法，探討了秦漢以來北京郊區村落發展的狀況②。孫冬虎則通過白洋淀地區的村落研究，重點探討了環境變遷與村落發展之間的關系③。在村落形態演變方面，王建革從地理和社會環境兩方面分析了華北平原村落內聚性特征的形成原因④。王慶成則探討了晚清華北村落的規模等外部形態，認為華北村落多為中小村落，百戶以上的村落并不多，從而否定了傳統上認為華北多巨型村落的觀點⑤。

總體而言，目前的歷史聚落研究由于受到村落歷史資料不足的限制，宏觀分析為主，微觀分析不足。村落往往被看作一個點，而不是被看作三維地理空間，對村落個體發展的具體歷史過程以及村落內部的結構形態、人口發展以及社會組織的發育等問題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因此，本文試圖通過對村落人口增長、人口流動及姓氏構成的分析，探討明清華北平原村落的生長過程及其影響因素。

一人口的自然增殖與村落的發展

研究發現，很多村落是由零星的小居民點逐漸發展成為獨立的村落，每個村落實際上都經歷了一個從零星小聚落到獨立成村，再發展成熟最終達到飽和的過程。但就每個具體村落的發展而言，影響村落成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村落內部人口自然增殖的原因，也有移民以及村際間人口流動的影響。在眾多影響因素中，人口自然增殖無疑是村落發展壯大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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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叢翰香主編：《近代冀魯豫鄉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②尹鈞科：《北京郊區村落發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3月。

③孫冬虎：《明清白洋淀的環境變遷與村落發展》，《河北師大學報》，1989年第3期；《明清以來文安洼的水災與聚落發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3期。

④王建革：《華北平原內聚型村落形成中的地理與社會影響因素》，《歷史地理》．第16輯。

⑤王慶成：《晚清的華北村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人口自然增殖對村落發展的影響在單一宗族型村落表現得最為明顯。毫無疑問，大多單一宗族的村落最初都是由一家一戶的定居，逐漸發展成大家族，再分成若干戶，最終發展成為一個具有一定地理空間與人口規模的村落。對村落的姓氏構成與人口的研究可以發現，這種以單一宗族為主的村落無論是華南、江南還是華北地區都是存在的，尤其以華南地區最為顯著①。

以林耀華研究的福建省福州附近的義序為例，正如林耀華指出的那樣：“義序是一個鄉村，因為全體人民共同聚居在一個地域上。義序是一個宗族，因為全體人民都從一個祖宗傳衍下來。前者是地緣團體，后者是血緣團體。義序兼并前后二者，就是一個宗族鄉村。”②據林耀華民國時期的調查，義序共有居戶1938家，其中黃姓1907家，其余的林姓12家，陳姓6家，劉姓、張姓3家，王姓、鄭姓2家，楊、郭、莊姓各1家。黃姓占98．40％，其余各姓合起來不足2％③。由此可見，義序是一典型的宗族聚居型村落，全體人民由一個祖宗傳衍下來，也就是說，這種村落主要依靠自身繁衍而得到發展。

華北地區雖然以多姓村為主，但是這種宗族型村落依然可見。在山東，據學者的調查，山東的村落可以分為單一型村落、親族聯合村落、雜姓聚居村落等類型。濟南附近的傅家莊、孟家莊、姬家莊、魏家莊等，都是單一型宗族村落，這種單一型村落在山東偏遠的山區和海島數量尤其多，象容城縣大蘇家村、小蘇家村、高家庵村都是單一宗族的村落④。

在河北，單一宗族型村落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新河縣到民國17年時，楊十戶村為楊姓一大族，東十戶村只有王姓一族，徐馮召村為徐姓一大族，陳家馮召陳姓一大族，臺家莊徐姓一大族，小賈家莊、賈家園為賈姓一族，護駕莊(也即傅家莊)為傅姓一大族，來遠村王姓占據村民十之九，也可歸為單一宗族型村落⑤。這些單一宗族型村落小的只有數家，大的可以達到一百多家，如護駕莊。它們都是由當初一姓一戶形成，逐漸繁衍成村。由此可見人口自然增殖對村落發展的影響。

即使在多姓村落，人口的自然增殖對村落生長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在這種類型的村落中，常可見一兩姓乃至三、四姓人口數量較多的情形，這些主要的姓氏往往構成村落人口的主體。以順義縣趙古營村為例，據滿鐵的調查，到民國30年10月31日為止，該村共有124戶749口，23個姓氏。在23個姓氏中，石姓36戶，姚姓36戶，趙姓19戶，其余20姓的戶數都在4戶以下，石、姚、趙三大姓共91戶，占73．4％。

在望泉寺村，民國三十年共137戶，723口，17姓中其中劉姓49戶，王姓28戶，張姓18戶，路姓13戶，其余13姓都在3戶以下，劉、王、張、路四大姓共108戶，占村落總戶數的78．8％。趙古營村和望泉寺村都屬于以幾個姓氏為主的村落。梅溝營村則是以某一姓氏為主的村落，該村截止民國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共有58戶346口，11姓中其中劉姓44戶，其余都在3戶以下，劉姓占總戶數的75．8％⑥。從多姓村落中大族戶口所占村莊戶口的比例來看，在多姓村落，內部人口自然增殖對村落形成的影響也是相當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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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單一宗族型村落的形成與其周圍環境有很大的關系，也與地方的文化特質及村落發展的不同階段有關。一般來說偏遠與交通不便的地方易于形成單一宗族型村落。另外，村落形成的早期也多為單一宗族型村落，這在許多村落以姓氏命名這一點上可以得到反映，村落家譜中關于村落起源的記述中也可得到證明。

②林耀華：《義序的宗族研究》，三聯書店，2000年6月，第1頁。

③義序各姓氏的戶數統計資料。林耀華的著述中沒有說明資料的來源，也沒有說明是什么時間的統計數據。據林耀華在《義序的宗族研究》導言的敘述，該書是在1932年至1934年這期間的實地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故這些數據大約是1932年至1934年間的統計。

④山曼、李萬鵬等：《山東民俗·家族鄉社民俗》，山東友誼書社，1990年6月，第256頁。

⑤民國《新河縣志》地方考之三。

⑥滿洲鐵路調查局：《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報告》第1卷《家族篇》，第60—72頁。

二“寄居型人口流動”與村落的發展

村落的生長除了自身的人口增殖以外，人口流動對村落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人口流動不但增加了村落的人口數量，也改變著村落的空間形態、姓氏結構和村落內部的社會關系。這里我們所說的人口流動，既包括省際、縣際之間的移民，也包括縣內村落之人口流動。

就流動人口與原來村莊的關系而言，一般有兩種形式：一種情形是，居民遷出原來的村落，在離遷出村落較遠的地方建立新的村莊，在行政上與遷出的村莊沒有什么聯系，具有移民的特征。例如隆堯縣白家莊，據該村白氏家譜：明永樂二十年，該白氏祖由山西交城縣徙于直隸趙州隆平縣鄉觀社，立祖者為白仁親，明洪熙元年(1425年)，部分白氏民復遷于此，村以姓氏而得名①。又如隆堯縣的蓮子鎮公社的辛莊，據該村楊氏墓清道光二十五年碑文載：明永樂間，楊氏民由內丘縣張馬村遷于隆平縣張汪村，后又由張汪徙此新建村落，遂名村為“新莊”，后演變為辛莊②。明代隆平縣與唐山縣是相鄰的兩縣(民國時合為堯山縣)，白家莊與辛莊雖然離遷出地不遠，但是卻屬于跨縣人口流動，行政上肯定不受原來村落的管轄。

這種類型的人口流動在一縣內也同樣存在。如鹽山縣楊集公社崔劉楊村，據崔氏家譜載：崔氏五世祖與劉氏一家由鹽山縣城北崔家園遷此立村，以其姓氏取名為崔劉莊，后又有楊氏由楊呈趙遷此定居，遂改稱崔劉楊③。楊集公社駐地在鹽山縣縣城東南偏北22．5里處，而崔劉楊又在楊集公社駐地東北偏北5公里處，新立村與遷出村落崔家園的直線距離近20里，行政上也不可能受原來村落管轄。因此，這類村落和甘布爾所說的“衛星聚落”不同，甘布爾所說的“衛星聚落”(settlementsatellite)，主要是由于受空間的限制，部分村民遷出村落的核心部分，在原來村莊的邊緣形成新的聚落，這些新形成的聚落在政治和經濟組織上仍然是原來村落的一部分④。

但是，不是說這類村落不受遷出村落管理就是完全獨立的，這些新立村落并不能游離于國家基層管理組織之外，據嘉靖《獲鹿縣志》：“有遠鄉附籍或寄莊壻戶不肯人甲，初時俱開作畸零戶者，夫甲首積多又當并聚為里分矣，畸零戶積又當分列為甲有矣。”⑤從獲鹿縣的事例中，可見明代的流動人口被歸人到附近的里社中，由于許多人不愿人甲，被當作畸零戶處理。

另外一種管理形式是代管，當這種移民聚落形成以后，由于規模較小，常常由附近較大村落代管，新河縣堯李莊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堯李莊始建于明代，具體年代不詳，據《堯李莊圖》附文“故事”條：“明滄頭廟(屬冀縣)有李姓者，傭于沙井崔宅，東(家)伙(計)甚睦，主人以女配之，給地三頃六十畝，遂落戶于此，因名李家莊而附屬于沙井村。關帝廟前有古香亭，上刻‘萬歷二十八年，沙井村代管李家莊’諸字可證。后人口漸多，遂脫離沙井改名堯李莊。”⑥從古香亭碑刻“萬歷二十八年，沙井代管李家莊”這一條來看，該村始建應在萬歷二十八年之前，并且接受距離較近且有親戚關系的沙井村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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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家莊白氏家譜，引自隆堯縣地名志辦公室：《隆堯縣地名志》(內部資料)，1983年8月。

②辛莊楊氏墓清道光二十五年碑文，引自隆堯縣地名志辦公室：《隆堯縣地名志》(內部資料)，1983年8月。

③崔劉楊村崔氏家譜，引自河北省鹽山縣地名領導小組：《鹽山縣地名資料匯編》(內部資料)，1982年8月。

④SidneyD．Gumble：NorthChinaLillagesSocial、PoliticalandEconomicaActivitiesBefore1933，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3，P12。

⑤嘉靖《獲鹿縣志》地理第二《鄉社》。

⑥民國《新河縣志》地方考之三《堯李莊圖》。

到了明中葉以后，代管村這一形式可能已經逐漸取代在里社下“開作畸零戶”的管理方式，原因是里社編審制度到明代中葉以后已經衰馳，村莊逐漸成為實現賦役的主體．所以這類新立小村在納稅和承擔差役方面就可能和附近村落發生聯系，并接受附近較大村落的管理，成為這些村落的“代管村”或“附屬村”。到了清代，代管村或附屬村這一形式已經被廣泛使用①。

以唐縣為例，據光緒《唐縣志》載，整個唐縣這樣的代管村有87個，例如西旦里村的代管村有劉家溝、墨眼村、黃眼村。木蘭村代管村莊有尖梢村、西溝村、小山河頭、滿心里、羊角里。代管村莊較多的村莊是上葦子村，其下代管村莊有梅家溝、大寺溝、皂角溝、馬莊兒、梁家溝、平房莊、韓白里、桃溝門、臺子村、上下黑角、棗兒溝、墁石道、西石門、吳兒庵、郭莊兒、土溝門、令公鋪、六畝園、東石門、塔子溝共23個村莊②。實際代管村落的數量可能遠不止87個，因為這87個代管村僅僅是采訪冊上記載的數量，當時編志者實地調查卻發現有很多遺漏，例如小山、南莊三村“采訪遺漏又有田家溝、果莊、鷂子嶺、米家樓、岳溝、李家莊、三道岡、閻家莊、楊家庵等村莊，亦未詳道理方向”③。

一般來說，這些代管村的道里方向縣志和采訪冊記載都不完備，表明這些村落在當時規模還很小，應屬于較晚形成的村落。光緒《唐縣志》記載的一些代管村人口數量為我們理解代管村的規模提供了線索，表1列出了倒馬村所代管村的戶口情況：

從表1可以發現，很多代管村的戶數在1—5戶之間，這些只有一兩戶的村落毫無疑問是后來移民的結果，大多形成于道光前后。人口較多的柳家溝村成村的年代較早，新編《唐縣志》認為大約明嘉靖二十九年始有居民，因當地有柳林而得名④，這種說法基本上應該是可靠的。校場溝與柳家溝的情形有所不同，光緒唐縣志“校場溝”條下“自校場溝至大大溝門40戶”⑤，它的戶數較多是因為它實際上包括從校場溝到大大溝門這一段距離上的數個居民點。

唐縣的代管村較多與它的山地較多有關，直到今天代管村這種管理形式仍然存在。平原地區代管村雖然沒有唐縣多，但代管村也是存在的，例如青縣，到民國時期仍然有許多零星小村在發育，“此外尚有新立小村多處，雖或有一名，然類皆附人它村一牌應管，且為縣局冊表所不載，姑從闕”⑥。這些新立的村莊附入其它村應管，實際上也就是代管村或附屬村。由于新立小村規模較小，一般縣志對這種村落都不載，但是這種村落在村落發展過程中應該是普遍存在的，只是由于記載較少而被人們忽略了。

從這種類型人口流動的影響來看，它往往會短暫地改變遷入村莊的空間結構與姓氏結構，隨著自身規模的發展，最終要獨立成村。由于它們只是短時間內附遷入地附近的村落，具有寄居的特征，本文稱之為“寄居型人口流動”。它的發展對村落數量變化有很大影響，同時，隨著它的獨立，也加速了村落的裂變分化以及一定地域內村落密集化的過程。

論文提要

隨著唐宋時期城市化進程的發展，隨著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城市內外的人口流動頻率加快，城市流動人口的比重增加，城關的功能開始逐漸發生變化，其顯著特點是經濟功能的增強，都市經濟功能邊緣化的趨勢逐漸明顯。本文擬通過分析唐長安、北宋東京、南宋臨安城關區的經濟功能及其變遷，探討由唐入宋都城空間擴展的漸進性及其外來流動人口對城市空間拓展的影響和作用。

關鍵詞：唐宋城關都市流動人口

TheEconomicFunctionandthetransitionof城關區fromTangtoSong:withCommentsonUrbanfloatingpopulation

Withthe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andindustryandcommerceintheurbanareaduringTangandSongDynasties,thepopulationflowbetweentheruralandtheurbanincreased,urbanfloatingpopulationstartedtakingalargerproportion,andthus,thefunctionof城關graduallychangedaswell,especiallytheenhancementofitseconomicfunction.Thisstudyanalyzesthevariationofeconomicfunctionof城關區ofChang’an(TangDynasty),Dongjing(LateZhouandNorthSongDynasties),andLin’an(SouthSongDynasties),andexplorestheevolutionasonefeatureduringthespatialexpansionofthecapitalsfromTangtoSong,alongwiththeimpactsbroughtbytheimmigrantsandfloatingpopulationupontheexpansionandtransition.

Keywords:TangandSong城關Urbanfloatingpopulation

城門的作用是雙重的，既是內外有別的防御關口，又是溝通城內外的重要通道，因此外城城門通常被被稱為“城關”，城關一帶往往成為外來流動人口的重要活動和聚集區，也是城內外交匯溝通之處。唐宋時期，隨著社會變化，隨著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城市內外的人口流動頻率加快，城市流動人口的比重增加，城市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在變化過程中，以城關為中心逐漸形成城關區，城關區所具有的經濟功能的增強，對以都城為首的大城市的進一步發展至關重要。本文擬通過分析唐長安、北宋東京、南宋臨安城關區的經濟功能及其變遷，探討由唐入宋都城空間擴展的漸進性及其外來、流動人口對城市空間拓展的影響和作用和城市經濟功能邊緣化問題。

一、唐長安內外城門（關）區

唐長安城[1]①是以隋大興城為基礎，分為宮城、皇城、外城。因宮城和皇城連為一體，實際只有內、外兩重城。由于都城實行嚴格的坊市制度，長安內城各城門外不見有商業活動的記載，外城則有零星店鋪，未成規模。但我們仍然能發現唐中后期坊市制度逐漸突破在內城城門外及外城城城關區的顯著痕跡。

內城城門外區：

長安內城（包括宮城和皇城）通向坊郭的城門，東側有延喜、景風二門，西側有安福、順義二門，正南有含光、朱雀、安上三門。北面墻外是禁苑，沒有居民生活區。

雖然內城各城門外不見有商業活動的記載，但東墻與尚書省接近的景風門外屬“要鬧坊區”。門外崇仁坊和平康坊是舉子選人的首選住地以及地方進奏院的集中地，平康坊（里）亦是諸妓聚集之地，“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2]②。考生和選人每年少則數千，多至數萬人，再加上各地進奏院官吏和各地進京公干者為數眾多，上述兩坊成為外來人員最密集、人口密度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喧鬧之地。臨近兩坊的其他坊，外來旅客也比較多。再加上東市也在近旁，以平康坊、崇仁坊和東市為核心，形成東城繁華區。唐后期大內也出外采買，稱“宮市”，每到“要鬧坊曲”強索，估計應主要出景風門[3]①。

正南三門外的春明大街，通貫東西，連接外郭的金光門與春明門，又沿東西兩市北墻而過，兩市北門臨大道，崇仁坊和平康坊也正好夾大道南北。崇仁坊由于位處繁華中心區，“因是一街輻輳，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4]②，正是說明坊內因妓女聚集，選人、舉子、地方官員云集，使餐飲業、娛樂業、青樓業興旺，正所謂“青樓無晝夜，歌舞歇時稀”[5]③。春明大街的“一街輻輳”，應指兩市和其他坊去往崇仁坊的車馬絡繹不絕，街上并沒有商業店鋪或商業活動。

外城城門區[6]④：

外城四周，北面四門自西向東依次為光化門、景耀門、芳林門、玄武門、重玄武門，南面三門自西向東依次為安化門、明德門、啟夏門，西面三門自北向南依次為開遠門、金光門、延平門，東面三門自北向南依次為通化門、春明門、延興門。

史書中關于城門內外有關情況有如下記載：

住宅旅舍：

延平門外，有莊⑤。延平門是西郭第三門，即最靠南的門。長安東門外鎮國寺[7]⑥。都城門東，有逆旅[8]⑦。通化門外，有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9]⑧。開遠門外，有店[10]⑨。金光門外有住家[11]⑩。金光門是西郭最靠北之門，與東郭春明門遙相對。

園池寺宇：

春明門外有寧王憲之園池，玄宗曾于此宴侍臣[12]⑾。

通化門外有章敬寺。據《舊唐書•魚朝恩傳》記載，“原賜魚朝恩莊宅，大歷二年，朝恩獻通化門外賜莊為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仍請以章敬為名，復加興造，窮極壯麗。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費，乃奏壞曲江亭館、華清宮觀樓及百司行廨、將相沒官宅給其用，土木之役，僅逾萬億。”“總四千一所三十余間，四十八院”[13]⑿。德宗時“引龍首渠水自通化門入，至太清宮前”[14]⒀。通化門外官道是長安輻射出的要道，又有規模宏大的章敬寺。因此，通化門外成為送別的重要場所。如中宗親送朔方軍總管、韓國公張仁亶于通化門外[15]⒁；裴度領命出征平淮西，憲宗親御通化門勞遣之[16]⒂；太和長公主赴回紇和親，穆宗親御通化門臨送，群臣列班于章敬寺前[17]①；李光顏赴鎮，百僚餞于章敬寺。上御通化門臨送，賜玉帶名馬[18]②。寒食節，文宗曾“御通化門以觀游人”[19]③。胡曾《寒食都門作》一詩，反映了寒食節長安市民競相出游、冠蓋相望的盛況。

據妹尾達彥先生統計，外郭城城關可考的有商店兩處，旅館兩處，料亭1處，小飲食店1處，都在東郭城關，其中春明門外有小食品店1處、旅店2處，通化門外有小商店1處，延興門外有料亭1處、小商店1處。總共有商業、旅店類6處。[20]④但實際不止于此。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生代宗皇帝。開元二十八年薨，葬于春明門外。[21]⑤

由上述材料分析，唐長安的宮城與皇城基本都是封閉的，與外城郭的聯系不多，只有皇城東墻的景風門，因靠近尚書省，門外諸坊成為舉子、選人、地方藩鎮進奏院的云集之地，才有崇仁坊和平康坊的繁盛。外城城關，人員流動比較頻繁的是連通朱雀門外大道、東西兩市北沿的春明門（靠近官僚貴族集中居住區）和金光門（漕渠經由），靠近宮城、大明宮、興慶宮以及官貴集中居住區的通化門，通往隴右、河西、西域的開遠門。城關區的規模很小，基本沒有形成相對獨立的區域。雖然長安也是多條水道環繞，如金光門、景耀門、安化門、春明門、通化門旁都有渠水流經，但與外城城關并沒有直接溝連，入城之處也未見形成關區。史載：“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市酒，量錢多少飲之”[22]⑥，看來尚帶有臨時性，官道兩邊還沒形成綜合性的規模經營。

二、北宋東京的城關

北宋東京城[23]⑦為三重城，即宮城、里城和外城。宮城，原為唐宣武軍節度使治所；里城，又名闕城，原為唐汴州城；外城，又名新城、羅城，是后周周世宗顯德三年（956）發丁夫十萬興筑而成，比里城擴大了四倍，宋神宗時又加擴建。三重城的城關面貌與唐長安相比已有了帶根本性的變化。內外城城關已經形成區域規模，不再僅僅是一個點，點與點之間已有了有機聯系，形成了點、線、面的結合，形成了以里城城關樞紐的次中心區和以外城城關為樞紐的邊緣區，城關區的經濟功能逐漸成為其主要功能。

1、宮城城門外商業區的形成

宮城位于全城北部正中，四面有門。正門是南面的宣德門，北面拱宸門，西面西華門，東面是東華門。

宮城以正門和大內采購所進出的城門為起點，門外形成繁華街市。

東面的東華門相當于唐景風門，由于北宋大內采購主要依靠市場，因此東華門外成為供應大內膳食原料的主要市場，市井最盛，“最是鋪席要鬧”，是大內集中采買場所。時鮮果蔬在這里由于不同部門采購人員的競相抬價，可以賣到好價錢，更進一步促進了門外市場的發展和繁榮。東華門外景明坊有著名酒樓名白礬樓，后改為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用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內西樓后來禁人登眺，以第一層下視禁中”[24]⑧。而唐長安宮城景風門位置雖然相當于宋東京東華門，但景風門外并無市場，緊鄰的平康坊和崇仁坊是最繁華熱鬧的坊區，人物浩繁，主要是妓院和酒肆，沒有形成市場，一切活動基本是在坊內進行。因此，唐宋城市面貌由此也可以看出是大不相同。

東華門外大街，南北為御街，向北貫通里城景隆門（舊酸棗門）和外城通天門（新酸棗門），同時與其他幾個繁華街市連接。

南面以宣德門為中心的南三門外，是東西向的御街，也是城內主要的繁華街市。

宣德門外東西向大街向西貫通里城閶闔門（梁門）和外城開遠門（萬勝門），向東貫通里城望春門（舊曹門）外城含輝門（新曹門）。出宣德門向南，經州橋、過里城朱雀門、到外城南門南薰門，是南北向御街，都是繁華地區，尤其是宣德門到州橋，相當于宮廷廣場的性質[25]①，但與唐宮城與皇城之間的橫街不同，完全是個開放性的廣場，中央主要官署分列東西兩側，元旦、冬至等大朝會以及上壽的慶賀，百官列班在此等候。宣德門外東向依次為潘樓街、御街中心十字街、曹門大街、舊曹門、牛行街、新曹門，西向依次為梁門內大街、梁門、梁門（外）大街、萬勝門，皆為里外城繁華街區。唐長安宮城正南朱雀門外的春明大街，相當于宋東京朱雀門外大街，但所謂的“一街輻輳，遂傾兩市”，也只是形容來往于兩市和要鬧坊曲的車流人往熙熙攘攘，未見實際的或成規模的商業經營活動。可知唐宋都城中心街區的面貌也大不相同。

北面的拱宸門和西面的西華門門外未見有街市記載。

2、里城城關區的繁盛

宋東京里城是以城關為樞紐，溝通里城、外城的主要街市，并以城關為中心，形成酒樓、店鋪、邸店、倉儲、瓦子等經濟、商業、文化的次中心（或稱內邊緣中心）區域。周世宗在筑外城時，規定：“凡有營葬及興窯竃并草市，并須去標識七里外。其標識內，候官中劈畫，定軍營、街巷、倉場、諸司公廨院務了，即任百姓營造”[26]②，說明未筑新城之前，里城與外城之間的開闊區域已經分布著普通居民、絡繹無窮的外來工商人口、諸多的草市。

里城四面十二正門、兩角門：

南面三門：

正門朱雀門，位于宣德門——南薰門中軸御街的中點，向北與州橋、宣德門連接，向南與龍津橋、南薰門連接，門內外街兩側、門外東向到保康門外、西向到新門外大街，都是繁華街市，分布著官署、太廟、、教坊、寺院、酒樓、妓館、旅店、食品攤鋪等。

北面三門：

中：景隆門（舊酸棗門），景隆門位于御街中段，街東是大內的延伸，著名的風景區，夾岸殿宇，甚是壯觀。景隆門外有州北瓦子。向北至外城通天門。

東：安遠門（舊封丘門），門里南向為里城御街，即馬行街，大小手工業作坊、店鋪、酒樓、妓館、醫藥行等林立，御街延伸通到外城新封丘門。

西：天波門（金水門），門外有日清照應宮，門內外未見有街市的記載。

東面二門：

北：望春門（舊曹門），位于御街中段，門內西向為潘樓街，門外有朱家橋瓦子，東向大街為牛行街，通到含輝門（新曹門），城關一帶有曹門磚筒李家（酒樓）。

南：麗景門（舊宋門），是汴河大街的樞紐，門內御街西向偏北，直通州橋，城關一帶有仁和店（酒肆）、姜店等，后周周景威所起的的巨樓即在舊宋門內臨汴河[27]③。

西面二門：

北：閶闔門（梁門），門外設有高麗接待館（同文館）和州西瓦子。

南：宜秋門（舊鄭門）城關一帶有鄭門河王家等大酒樓[28]①，門外設有接待諸番國使臣的瞻云館。

二角門：

東角子門位于麗景門南的汴河南岸，西角子門位于宜秋門南的汴河北岸，雖然對兩角門的周邊情況沒有記載，但因臨汴河，也是不可忽視的水運交通樞紐。如《清明上河圖》有人就認為是描寫東角子門內外的場景[29]②。

東京城大小瓦子有幾十處，比較大的瓦子，桑家瓦子位于里城內東中心街市，即兩條御街的交叉的街口，“保康門瓦子，東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員、商賈、兵級皆于此安泊”[30]③。

有幾處瓦子都設在里城城門外。朱家橋瓦子位于舊曹門外，新民瓦子位于新門外，保康門瓦子位于保康門外，州北瓦子位于景隆門外，州西瓦子位于梁門外。由于瓦子已經是集娛樂、文化、經濟功能的綜合性場所，瓦子的選址都是人口比較稠密、人口流動性較大、市井繁鬧、又有一定空間之地。如居于“沖會”位置的大相國寺就已形成了“瓦市”，“每月朔望三八日即開，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奇之物，悉萃其間”，[31]④規模也很大，“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此”[32]⑤。

眾多瓦子選址在里城城門外，這些場所在未筑新城前，就是外來人口、工商賈販、流動藝人聚集活動、出入頻繁的地方。新城筑成后，外城內仍有吸納外來和流動人口的空間，于是里城城關區成為外來人口和流動人口活動和逐漸都市化的主要區域。瓦子逐漸成為固定場所后，繼續發揮作著繁榮街市、吸納外來人口的作用[33]⑥。南宋臨安城瓦子的分布與北宋東京城有所不同，主要分布在外城城門外，顯然是因為城內空間有限，人口容納趨于飽和，外來人口和流動人口以及駐軍的活動區域主要分布在外城。

3、外城（羅城、新城）十六門城關區經濟功能的加強：

南面三門：

中：南薰門，門內外有豬市、肉行、面市等，每天傍晚，至少有幾萬頭豬從此門趕入城，然后分批到各肉行和零售攤鋪。門內中軸御街，直通朱雀門，街兩旁官署、寺觀、妓館、肉行、店鋪、雜貨飲食攤販等，又有蔡河環繞貫穿，屬于繁華大街。

東：宣化門（陳州門），由于西鄰通蔡河的普濟水門，門里有麥倉，門外，“園館尤多”。

西：安上門（戴樓門），東臨城關一帶有張八家園宅正店（大酒樓）。

東面四門：

北：含輝門（新曹門），門內西向為御街東段的牛行街，牛行街名稱的由來應該與牲易有關。曹、宋門之間是東御園。

中：朝陽門（新宋門），門外是重要的風景園林區，有快活林、蜘蛛樓、麥家園、王家園等。新宋門南鄰東水門，距東水門七里的汴河上，形成著名的“橋市”，沿河店鋪、酒樓、倉庫林立，河中船運繁忙。

南：通津門和上善門，位于東水門的北岸和南岸，可通行人。

西面五門：

北：金耀門（固子門），史書記載固子橋有飲酒處，門因而得名[34]①，應該相距不遠。

中：開遠門（萬勝門），門外有魚行，門外一里許有崔府君廟，六月六日香火極盛。

南：順天門（新鄭門），門外有魚行，新鄭門大路通往金魚池、瓊林苑，大道兩邊有寺院、妓館、酒樓、亭榭、畫舫、官河東陜西五路之別館、園林等，是主要的風景區。

北面四門：

東：景陽門（陳橋門），景陽門里因民居商鋪擁擠，“侵街”現象嚴重。

次東：永泰門（新封丘門），門內南向為御街，通里城舊封丘門。

中：通天門（新酸棗門），門內南向為御街，通里城舊酸棗門。

西：安肅門（衛州門），門內大街南向通梁門外大街。

北宋東京外城城關與唐朝長安相比有顯著的不同：一是形成規模較大的以批發為主的行市，如生豬、肉、魚等生活消費品；二是由城關向外延伸的大道，已不僅僅具有交通功能，外城城門外的官道兩側變化很大，以大道為軸心，已形成集游賞、別墅、酒樓、店鋪、寺院等于一體的綜合性經濟商貿文化娛樂及居住區，如西面的新鄭門外，東面的新宋門及東水門外，南面偏東的陳州門外。相鄰城關區之間已有連成片的趨勢，如城東、城西的御園就在兩個城關之間。城內外以城關區為樞紐、以外城城外水陸交通要道為軸心，與城內街市、橋市有機地聯結起來，并且仍有繼續擴展的趨勢。

“十二市之環城”[35]②、城周“百里之內并無閑地”[36]③等語正是對以外城城關為次中心商業和生活區范圍不斷擴展的描述。

4、水門（關）區的特點

東京城主要有汴河、五丈河、金水河、蔡河四條河流經，出入外城都設有水門，其中汴河進出城夾河各設兩水門，進城的東水門也可行人；蔡河進出城各設一水門；五丈河進城有水門兩座，一行人，一行水；廣濟河，出城有一水門；金水河進城設一水門，注入大內。這些水門不僅行水，也可行人，門關區的商業和經濟功能則帶有不同于陸關的特點。水門不僅行水，也是商家交易的重要場所。“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從唐人王建詩中，我們已能感覺到唐汴州水門因商業交易而晝夜喧囂的情景。如汴河出城的西水門門外，設有較大的魚市，因而也是城內外人口進出量較大、各類人匯集較多的門關。《東京夢華錄》卷四“魚行”條記載，每日清晨，新鄭門、西水門、萬勝門有生魚數千擔入城。由此，買賣糾紛和生活糾紛不斷，開封府特地在門外設尉專門處理“斗競事”，每逢清明等節日，人流量增加，“斗競日數百件”[37]④，以至負責官吏都無法休假。

汴河進城的東水門門里設有廣濟倉，門內外沿河有橋市，名畫《清明上河圖》有人認為是虹橋為中心而繪成[38]⑤。五丈河沿河有倉庫五十余所，倉前成市，靠近外城有草場二十余處，“堆積如山”。

由于水門門關溝通汴京周圍幾條主要水系，都城與江淮富庶地區的聯系主要通過水運，因此，水門門關內外成為人口流動最為頻繁的場所之一，外來人口、工賈商販云集于此，同時也是城內外居民重要的交易和活動場所。

三、南宋臨安府的城關

由于地理條件所限和流動人口的增加，南宋都城臨安城市經濟功能出現邊緣化、多中心化的趨勢。城關區在城市經濟功能邊緣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39]①

1、內城（宮城）與市場的聯系

臨安宮城即內城，呈不規則正方形，有四門。南為麗正門，北為和寧門，北偏東為東華門，南偏東為便門。

麗正門為“大內”正門，三個門道“皆金釘朱戶，畫棟雕……，巍峨壯麗，光耀溢目”[40]②。臨安城坐南朝北的布局，使得名義上為大內正門的麗正門實際只相當于一個后門，皇帝僅到南郊祭天時走此門。

和寧門雖然為“大內”后門，但由于杭州城宮城坐南朝北、又偏在南部的格局，此門面向內城外的廣大商業生活區，實際起到正門的作用。以和寧門為起點，向南延伸的御街沿路為最繁華的商業區，此外，還有以小河、大河、西河為軸心分別形成的商業娛樂中心區。天下珍奇悉集于此，店鋪林立，人煙浩穰，酒樓歌館，通宵達旦營業。和寧門外有專做大內生意的早市，“市井最盛”，凡珍味時新，“諸閣分、貴官爭進，增價酬值，不較其值，惟得享時新耳”[41]③。

東華門和東便門的作用也不應忽視。東華門外置有四方館，接待使臣。

東便門，大內御廚出外采買者即由此門出入[42]④，出東便門，緊鄰外墻便門，門外有較大的團市，見于記載的有鮝團、布行等。

2、外城城關

由于臨安城的地理條件所限，使得外城城關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從瓦子、行市、酒樓等的分布、城廂區的構成都可以看出，南宋臨安城的政治中心雖然還在宮城內，但商業、娛樂、生活中心已并非圍繞宮城展開。外城城關成為大宗日用（主要是食物）商品的主要集散和批發地，起到調控城內外市場、溝通四方水陸干道的邊緣商品集散中心區。城西墻外西湖臨湖區是著名風景區，也是城外達官貴族聚居和商業娛樂中心區。

外城城門主要有十三座[43]⑤：

南——嘉會門

東——自南向北依次為便門、候潮門、保安門、新開門、崇新門、東青門。

北——東北為艮山門，西北為余杭門（又稱北關）。

西——自北向南依次為錢塘門、涌金門、清波門、錢湖門。

東邊外墻還有北土門、南土門、竹車門，不屬于正式城門，故不計在內。

①城關與市場

內城商業經營的主要特色是街市、橋市等的店鋪、酒樓、攤販，而交易量最大的大宗食用商品批發市場則主要分布在外城各城門外的城關區。臨安兩個附郭縣所轄鎮市形成各具特色的集散市場。據楊寬統計[44]⑥，臨安城內外見于記載的有二十多種行、市、團，屬批發市場性質，分布在28處，有14處在城關（大多在城門外）一帶，外城城關已經成為大宗日用商品集散地或稱批發中心，也是人口流動頻率最高、流動人口數量多的地區。當時即有民諺用“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來形容各外城城關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形成的市場經營特色。各外城城關比較集中的市場有如下幾處：

余杭門外——米市、魚，門內——青果團；

新開門外——米市；

崇新門外——菜市、蟹行；

東青門外——菜市、鮮魚行；

候潮門外——鮮魚行、柴行、南豬行；

便門外——鮝行、布市；

錢塘門內——花團。

這些市場經營活動已形成規范，如米市，由鋪戶、行頭、牙人、賈販、賃戶、腳夫、舟戶等一干人各司其職，各有管領，形成一條龍式的規模經營網絡體系。

臨安羅城外的四廂，主要是由城門外的市連成的，據《夢梁錄》[45]①所述，杭州有錢塘和仁和兩個附郭赤縣，所管鎮市達15個，在外城城門外的有9個：

嘉會門外——浙江市。

北關（余杭）門外——北郭市、江漲東市、湖州市、江漲西市、半道紅市。

艮山門外——范浦鎮市。

崇新門外——南土門市。

東青門外——北土門市。

此外還有西溪市、赤山市、龍山市、安溪市、湯村鎮市、臨平（鎮）市等都環繞城周。這些市鎮的形成，與大量商業性質的人口涌入和流動有直接關系，“蓋因南渡以來，杭為行都二百年，戶口蕃盛，商賈買賣者十倍于昔，往來輻輳，非他郡比也”[46]②。杭州城周已形成數十里開外的市鎮群。外城城關的市場也各具特色，臨安民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城東郊農民都轉而從事供應菜蔬生產，以至“絕無民居，彌望皆菜圃”[47]③。

②城關與瓦子

瓦子又稱瓦市、瓦舍、瓦肆，《都城紀事•瓦舍眾伎》云：“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時；但在京城時，甚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地。”瓦子逐漸形成聚散迅捷的集市。北宋時，各大都市的瓦子已成為集娛樂、商業、文化等于一身的多功能固定場所。瓦子是城內外人口流動量最大、流動最頻繁的場所之一，瓦子周圍人口居住密度也比較大。北宋東京瓦子主要集中在里城各城關，臨安城則主要分布在外城城門外的城關區。

臨安城內外瓦子共23處，城內6處，城外17處[48]④。有17處瓦子在各郭城城門附近，其余6處或在城內或在城外距城門較遠。具體分布如下：

嘉會門外——嘉會門瓦。

便門外——便門瓦。

候潮門外——候潮瓦。

保安門（候潮門與新開門之間，俗稱小堰門）——小堰門瓦。

新開門外——新門瓦，門內——南瓦。

崇新門外——薦橋門瓦，門內——中瓦。

東青門外——菜市橋瓦。

艮山門內——艮山門瓦。

余杭門外——北關門瓦，沿運河北上又有北郭瓦、舊瓦、米市橋瓦。

錢塘門外——王家橋瓦、羊坊橋瓦。

錢湖門外——錢湖門瓦。

外城清波門和涌金門外沒有瓦子，大概因為緊臨西湖，有限的地已被樓堂館所充斥，如涌金門外的豐樂樓，面臨西湖，游人最多，確已無場地設瓦子。

各水門形成相對獨立的水城關及水城關區，與里、外城城關聯系更加緊密。

《夢粱錄》卷19《塌房》云：“自高廟車駕自建康幸杭，駐蹕幾近二百余年，戶口蕃息，近百萬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東北，各數十里，人煙生聚，民物阜蕃”。“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有為詩云：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其盛可想亦”[49]①。

四、城門名稱的世俗化

城門名稱的世俗化，是城關經濟功能增強的又一體現，也是城關區吞吐流動人口功能強化的體現。

唐長安內外城共二十門，沒有俗稱。

北宋東京里城九門（角門不在內），有五個城門有俗名，是以所通往的重要地區命名，應該是延續唐以來的舊稱。東面，望春門，因通往曹州（今山東荷澤南），俗名即為曹門；麗景門因通往宋州（今河南商丘），俗名即為宋門。西面宜秋門因通往鄭州（今河南鄭州），俗名即為舊鄭門。北面景隆門，因通往酸棗（今河南延津），俗名即為酸棗門；安遠門因通往封丘（今河南封丘），俗名即為封丘門。西面的閶闔門，俗名為梁門。建新城（即外城）后，里城與新城各門相通的門，俗名前一般都加一個“舊”字，而新門則沿用里城俗名，前面加一個“新”字，如望春門俗名為舊曹門，與外城相通的門為含輝門，俗名即為新曹門。

北宋外城共十三門，除正南的南薰門沒有俗名，其他都有俗名。與里城相通的門有七座，分別是通天門，俗名為新酸棗門；永泰門，俗名為新封丘門；含輝門，俗名為新曹門；朝陽門，俗名為新宋門；順天門，俗名為新鄭門；開遠門，與里城閶闔門（俗名為梁門）相通，但俗名卻有別，因通往萬勝鎮（今河南中牟東北），俗名為萬勝門。此外，南面的宣化門，因通往陳州（今河南淮陽），俗名即為陳州門；北面景陽門，因通往陳橋鎮（今河南封丘縣陳橋），俗名即為陳橋門；北面的安肅門，因通往衛州（今河南汲縣），俗名即為衛州門；南面的安上門，因城門建有戴樓，俗名即為戴樓門；西面的金耀門，俗名為固子門[50]②。

雖然各門有正名，但民間更熟悉和常用的應是俗名。

東京的水門基本是以通津、善利這類有利于商貿流通的吉利名稱為主。

南宋臨安城的有些城門更加世俗化和實用化，如東青門的俗名為菜市門。因此，正和“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51]③這種百姓與日常生活休戚相關的民諺相呼應。由于里外城之間的容納空間已趨于飽和，臨安城內的水路、陸路都不如開封暢通和貫通，外來和流動人口很大一部分是在以外城城關為樞紐的地區活動，而不是象開封那樣里城城關區是外來和流動人口的主要活動區。

如果說唐長安的城關勾連城內外的方式基本是點和線的結合，北宋東京則發展為點、線、面的結合，溝通城內外的經濟功能即大宗商品集散批發，很大程度上由里城城關承擔，外城城關的經濟功能也日益重要。到南宋的臨安，外城城關已經成為城內外大宗商品集散的中心樞紐，城市經濟功能的邊緣化也由此顯現。

綜上，我們可以看到，由唐入宋都城城關的經濟功能逐漸增強的軌跡。尤其是兩宋都城，以城關為樞紐，都城逐漸向城外擴展的趨勢和城內外逐漸一體化的趨勢更為明顯，都城經濟功能逐漸邊緣化。城市經濟功能邊緣化的趨勢不僅是都城才有的獨特現象，南方一些商業經濟功能較強的城市，如揚州，在唐后期政治中心和經濟商業中心已經分離，原處于邊緣區的新城，實際已成為全城的經濟文化中心。城關區或如揚州新城，其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有大量的流動人口在此頻繁出入、活動，他們中以工商業人口為主，既面向城內各階層消費群體，又溝通與城外相聯的水陸運輸通道，他們的能量超過他們本身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他們的存在和流動成為城市發展是否具有活力的關鍵，而城關區成為最適合他們活動的舞臺。[52]①沿著這一變化的軌跡，我們看到如無戰事或叛亂等外來因素，城關區主要承擔的是經濟功能。城關區經濟功能的增強，既是唐宋時期傳統都市經濟功能加強的反映，也表明傳統城市吸納人口的能力已達到極點，都城只有借助處于邊緣區的城關才有持續發展的回旋空間。

注釋

①[1]參見宿白《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1978年第6期；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參見葉驍軍《中國都城歷史圖錄》第二集所收《唐長安城平面實測圖》，蘭州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2]②《北里志》（《叢書集成初編》據《古今說海》本排印，中華書局1985年版）序。

[3]①北宋東京宮城東門東華門，相當于唐長安景風門。據《東京夢華錄》（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中華書局標點本1982年版），大內采買果品、菜蔬等，主要依靠東華門外的市場。

[4]②《長安志》（《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卷8“崇仁坊”條。

[5]③李廓《長安少年行》，《全唐詩》卷24，中華書局標點本1960年版。

[6]④參見葉驍軍《中國都城歷史圖錄》第二集所收《唐長安城平面實測圖》，149頁。⑤《太平廣記》（中華書局標點本1961年版，下同）卷34“裴氏子”條，時間是開元中。

[7]⑥《太平廣記》卷485“東城老父傳”條，時間是建中年間。

[8]⑦《太平廣記》卷257“盧氏雜說”條。

[9]⑧《太平廣記》卷84“奚樂山”條。

[10]⑨《太平廣記》卷486“無雙傳”，時間是建中年間。開遠門是東郭最靠北的門，門內大街直通皇城與宮城之間的延喜門。

[11]⑩《太平廣記》卷331“薛矜”條，時間為開元。

[12]⑾《舊唐書》卷8《玄宗紀》上，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下同。

[13]⑿《長安志》卷10《郭外》，《叢書集成初編》1985年版，下同。

[14]⒀《舊唐書》卷13《德宗紀下》。

[15]⒁《舊唐書》卷7《中宗本紀》。

[16]⒂《舊唐書》卷15《憲宗本紀下》。

[17]①《舊唐書》卷16《穆宗紀》。

[18]②《舊唐書》卷161《李光顏傳》。

[19]③《長安志》卷10《郭外》。

[20]④參見氏《唐代長安的繁華區》，《史流》27，1986年。《唐代長安的店鋪立地和街西的致富潭》，布目潮風先生古稀紀念論集•東亞的法和社會》汲古書院，1990年。

[21]⑤《舊唐書》卷52《后妃下》。

[22]⑥《開元天寶遺事》卷下《歇馬杯》，《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85年版。

[23]⑦參見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中華書局1982年版；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葉驍軍《中國都城歷史圖錄》第三集，蘭州大學出版社1987年。

[24]⑧《東京夢華錄》卷2“酒樓”條。

[25]①參見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編“北宋東京的新結構和新街市”。

[26]②《五代會要》卷26《城郭》，《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27]③釋文瑩《玉壺清話》卷3，中華書局標點本1984年版。

[28]①《東京夢華錄》卷2“酒樓”條，有鄭門河王家、李七家正店，但未標明新門抑或舊門，考慮到舊鄭門北有汴河流經，應是位于舊鄭門一帶。

[29]②見周寶珠《〈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第七章，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0]③《東京夢華錄》卷3“大內前州橋東街巷”條。

[31]④王得臣《麈史》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6年版。

[32]⑤王栐《燕翼詒謀錄》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6年版。

[33]⑥本文北宋東京瓦子的分布依據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330頁，圖58“北宋末年東京（開封）瓦子分布圖”。

[34]①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卷1“東都外城”條，注二“城門”：次北曰金輝門，俗名固子門。歐陽公歸田錄亦云飲于固子橋。然則以疊石為固而名其橋，因此以名其門也。”

[35]②呂祖謙《宋文鑒》載楊侃《皇畿賦》。

[36]③《東京夢華錄》卷6“收燈都人出城探春”條。

[37]④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卷1“西水門條”，注九引江休復《江鄰幾雜志》。

[38]⑤關于《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內容有不同意見，詳請見周寶珠《〈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9]①南宋臨安城，基本史料依據《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外四種：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盛錄》、吳自牧《夢梁錄》、周密《武林舊事》。

[40]②《夢梁錄》卷8“大內”條。

[41]③同上。

[42]④同上。

[43]⑤據同濟大學城市規劃教研室編《中國城市建設史》“南宋臨安城復原想象圖”，中國建工出版社1982年版。參見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葉驍軍《中國都城歷史圖錄》第三集。

[44]⑥氏《中國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編。

[45]①還可參見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二卷》四0《南宋首府臨安的戶口》，325頁，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

[46]②《夢梁錄》卷13“兩赤縣市鎮”條。

[47]③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卷4，《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85年版。

[48]④據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南宋臨安（今杭州）瓦子分布圖”，西泠印社1986年版。參見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編“臨安城內的瓦子”、“臨安城外的瓦子”兩節。

[49]①周煇《清波雜志》卷3，《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85年版。

[50]②《東京夢華錄》卷1“東都外城”條鄧之誠注：“又郡城沿革云：西面門……次北曰金輝門，俗名固子門。歐陽公歸田錄亦云飲于固子橋。然則以疊石為固而名其橋，因此以名其門也。”

[51]③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卷4《臨安四門所出》。《夢梁錄》卷18“物產”：“諺云：東菜西水南柴北米，杭之日用是也。”

[52]①有關論著還可參看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中華書局1982年版；吳濤《北宋東京城的營建與布局》，《鄭州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日）梅原郁《宋代開封與都市制度》，《鷹陵史學》3、4期合刊，1977年版；（日）斯波義信《宋都杭州的商業中心》，譯文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五），中華書局1992年版；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西泠印社1986年版；周寶珠《〈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學》，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等。（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