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舉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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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在夏商周封建時代，不僅天子世襲，就連諸侯卿大夫士也全都世襲。降至春秋、戰國，始開布衣卿相之局。同時私人講學之興起，知識走向大眾化，民間人士游學于各國間，受到統治者的重視，禮聘為客卿。所謂知識就是力量，從此“士”不再是貴族，而是對所有知識分子的稱呼。漢代開國之君雖出身平民，但欲圖國家長治久安，仍賴儒者制定禮儀，讀書人在中央及地方上的行政系統中，遂居要津。人才的選拔，由郡縣首長體察民意物情，訪求鄉里的孝子廉吏，然后舉薦到朝廷，此即后世所稱揚的鄉舉里選制度。但漢代也曾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又舉茂材異等、可親民者、通政事者，亦有文學之選，用人之道漸廣。東漢又開射策、明經等科，皆經考試合格而后授，甚至入仕以后的升遷，也需經試而后得，不然，又如何比較優劣定取舍呢？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行世族政治，用九品中正制選才，大中正官皆由門第高者任之，乃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弊，所以到隋唐時代開科取士，其中以進士科最盛。唐代又有鄉貢，士子皆可以“懷牒自列于州縣”，參加考試，不再論其門第之高下，故較合乎公平競爭的原則。下至五代及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皆實行科舉制度，此一制度能實行如此之長久，自然有其獨特的優點存在，雖一直有太學及州縣之正規教育，尚難以取代。足見科名之誘人，歷久不變。

二、宋代對科舉制度之革新

宋代科舉承襲唐代，但在防止人為之弊端上，卻做了一些改進，以求達到真正的公平競爭。唐代科舉由禮部主之，對天下舉子來應進士試者，僅計校其一日之短長，未免有幸有不幸，乃許舉子先投所撰之文卷，以便有司先明悉其素業，因此造成請托、奔競、通關節之流弊。甚至被錄取的舉子，依慣例“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自稱門生，尊主司為師門，乃有曲江恩門，遂致恩出私門，易于結黨固權。宋太祖開國以后，鑒前代之失，乃下詔禁止。《文獻通考》載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及第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弟侄及目為師門恩門，并自稱門生。’故事：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所知進士之負藝者，號曰公薦。上慮其因緣挾私，詔禁之。”[1](卷30，P283)雖名為公薦，實則各有其所關連的私人情誼，皆能對知舉官構成人情壓力，在考校的過程中，易于造成影響。如此，則沒有背景的寒士，就很難出頭了。而且新科進士尊知舉官為恩師，顯然又是恩出私門，而將置天子于何地呢？（注：據徐松輯《宋會要輯稿》（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以下簡稱《宋會要》）《選舉》三載：“建隆三年九月一日詔曰：國家懸科取士，為官擇人，既擢第于公廟，寧謝恩于私室，將懲薄俗，宜舉明文。”所以禁止進士呼春官為師門及自稱門生，違者由御史臺奏劾，嚴加處分。）所以太祖特又下詔禁止朝臣公薦。到了乾德五年（967），因為翰林學士陶毅的兒子邴并無學養，卻也考中進士，太祖恐有遺才，又念及寒士難敵官宦之家，于是有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有司具析以聞，當令復試。”（注：見馬端臨《文獻通考》（以下篇稱《通考》）卷三十。又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世界書局影印本）卷九載于開寶元年（968）三月。王應麟《玉海》（大化書局影印本，以下簡稱《續長編》）卷一百六十《科舉》則記于乾德四年二月二十日。《宋會要·選舉》四之三○引《祖宗典故》作乾德六年（即開寶元年）三月。皆可參考。今姑從《通考》。）乃是懷疑知舉公器私用，考校不夠謹嚴，乃命中書再考，并未就名次有所調整。至開寶六年（973），因知舉李昉考選不公，經落第人徐士廉擊登聞鼓論訴，太祖命于講武殿重試，乃有御試，且加升黜，同時亦降旨：世祿之家子弟不當與寒畯競爭。此一新政，確能鼓勵寒士努力向學，應舉中選，步入仕途，一展其長才，庶幾得行其救國救民之志。太祖的親試，別有拔擢，即在彰顯此意。《續長編》載：“開寶八年二月戊辰（二十五日），上御講武殿復試王祜等所奏合格舉人王式等，因詔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無謂也。今朕恭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于是內出詩賦題（復）試，得進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一人。”[2]禮部試之第一名為王式，而殿試重定者則為王嗣宗，式則屈居第四。因而馬端臨說：“蓋自是年御試，始別為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1](卷30，P284)顯示君主有至高無上的權柄，士大夫的尊榮與窮達，皆仰能否得到皇上的知遇。自是年后，科舉制度正式走向解試、省試、殿試三階段。

歷史上任何制度，日久必會生弊，故革弊和防弊都是必要的，而防弊尤重于革弊。國家考選人才，務在得賢，賢者為才德兼備之士，在考選的過程中，必須完全擺脫私情，不僅知舉與評試卷的考官人人大公無私，也要防其偶發的私情，以減少舉子的質疑。因此，首當選任賢臣為知舉官，盡可能地先避嫌，例如翰林學士蘇易簡兩任知貢舉便是如此。《通考》卷三十載：“自端拱元年試進士罷，進士擊鼓訴不公后，次年，蘇易簡知貢舉，固請御試。是年（淳化三年）又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后遂為例。”（注：又《宋會要·選舉》三之六更載云：“受詔即至貢院視事，不更至私第，以杜請托。”展示一種新作風。）貢舉是朝廷掄才大典，關系著成千上萬之讀書人的仕途，難免有人請托，易簡奉詔后立即赴貢院，不回私第，就可避開了。淳化三年（992），諸道所貢來京師舉子凡17000余人，參加省試，盛況空前，知貢舉蘇易簡深感責任重大，立即做了明智的抉擇，以后并形成慣例。而且從是年開始，殿試首先采用糊名考校，令考官在審評時不知為何人之考卷，則考校更為公平。《續長編》卷三十三載：“（淳化三年）三月戊戌，上御崇政殿復試合格進士。先是：胡旦、蘇易簡、王世則、梁顥、陳堯叟，皆以所試先進擢上第，由是士爭習浮華，尚敏速，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將作監丞莆田陳靖上疏請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納之。于是召三館文學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優劣，以分等級。……會稽錢易時年十七，日未中，所試三題皆就，言者指其輕俊，特黜之。”這是殿試采用糊名考校之始，以后便一直延續下來。不過將文思敏速的錢易視為輕俊，而加黜落，或者為了要扭轉書生浮華之習，而歸向實學。太宗還詔刻印《禮記》中儒行篇賜給新科進士，諭以“更勵精文采，無墜前功”。[3](卷155，《選舉》一)期勉之殷，亦可想見。自是年后，連續五年停止貢舉，至真宗咸平元年（998）始恢復，特詔知舉官的親屬另行考試，以防人言。自此連續三年召試，所取人數最多。至五年春的省試，貢舉人集闕下者達14562人，吏部侍郎陳恕知貢舉，得合格奏名的只有78人，當時省試尚未實行糊名考校，恕是洪州人，為了避鄉嫌，江南舉子多不被奏薦，因此頗招怨謗。（注：此段敘述參考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成文出版社影印本）卷二十八《祖宗科舉取人》，《續長編》卷五十一，曹彥約《經幄管見》（四庫全書本）卷四葉二引《三朝寶訓》。王旦評論說：“大約持心平允，無所不可，何必于父母之邦故為不足耶？”）所以到景德四年（1007）閏五月，龍圖閣待制陳彭年上言：“請令有司詳定考校進士詩賦雜文程式，降付禮部貢院遵行。”遂詔令彭年與待制戚綸，以及直史館崔遵度、姜嶼共同議定。遂制定考試進士新格，立即頒行。

禮部侍郎周起請求省試亦用糊名法，是年十二月省試即依施行，乃設封印院專掌之。其詳情是：“將試進士，上問天下貢舉人數。王旦曰：一萬二（三）千余人，約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則當黜者不啻萬人矣！典領之臣必須慎擇。晁迥競慎，當以委之。周起、王青（曾之訛）、陳彭年皆可參預。馮拯曰：封印卷首，若朝廷遣官主之，于理亦順，尤須擇素有操守之人。旦曰：滕元宴于士大夫間少交游。上曰：當以朱巽知舉代周起，令起與元宴主封印。又召迥等諭之曰：取士之意惟務至公，使孤寒有藝皆得升擢，今別命官封印卷首，俟考定合格者，當遣官復考。”（注：見《經幄管見》卷三葉十九至二十，惟開頭謂“景德二年”，頗不合，其他也有誤字，特以《續長編》卷六十七所載改正之。）省試也要糊名考校，雖試務繁重一些，然確是追求公平競爭的最好辦法。凡封卷首及點檢、詳評、初考、復考官皆分別任命。大中祥符四年（1011），晁迥先后上詳定禮部貢院條例及發解進士條例，頒下諸州，一切皆法制化。八年（1015）三月，以兵部侍郎趙安仁知貢舉，開始采行謄錄法，即是將每位舉子的試卷全部謄一過，還要經特別增設的官員校對。其法是：“置謄錄院，先令封彌官封卷，付吏錄本，內侍二人監焉！命京官校對，用奉使印訖，復送封印院，始送知舉考校。”[4]編排官是先將卷首之鄉貫狀去掉，別以字號次第之，再送封彌官去謄抄校對，確定無誤，蓋上御書院印，即送考官考校。初考官定等畢，交封彌官封之，然后送復考官再定等，最后由編排官核其同異，如初復考官所定不同，即交參詳官再考之，取其相近者為定。過程相當繁雜。其考第之制分五等，“學識優良、詞理精絕為第一，才思該通、文理周密為第二，文理俱通為第三，文理中平為第四，文理疏淺為第五。”考校畢，取鄉貫狀字號合之，排定姓名及名次，并其試卷，奏聞于皇上。省試如此，殿試亦然。殿試后即唱名賜第。[3](卷155，P3610)如此，確定是公平競爭。省試完畢后，真宗極欣慰地告諭宰相王旦說：“今歲舉場似少謗議。”旦奏稱：“條制該備，可守而行，至公無私，盡在于此。”真宗又說：“為國求人，無出此道，然程試之際，亦不可料。有大手筆偶不得意者，有素無稱卓然特異者，信知一名一第，固非偶然。”[5](卷四葉一)此言甚有見地，考試本來就是七分實力，三分運氣。自貢舉制度化以后，則誠如歐陽修所說的：“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代，最號至公。蓋累圣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而惟才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于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于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6]人常有幸有不幸，是難以預知的。宋用科舉取士已五十多年，處處防弊，逐步改革，乃制定貢舉考校條例，不可能再改變。用以減少人為的偏私，追求至公的大道，這也是時代所要求的。到英宗治平三年（1166），詔“其令禮部三歲一貢舉”，以后只有在考試的內容上有所改變，其他大原則始終未變。

三、科舉對士風的影響

古人所謂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孔子大圣，亦曾周游列國，庶幾有朝一日得行其道。任何熟讀儒家經典的青年學子，受孔孟之教，總會懷抱崇高的理想，于修己安人之道有所深思熟慮，修己苦學全靠自己，而安人治國則必須有位有權，如是非走入仕途不可，應科舉、中甲科，又是走入仕途的惟一途徑。宋廷重文輕武，讀書人不斷增多，各道解送京師的舉子即多達一萬數千人，進士科尚不到一百取一，則競爭的激烈可以想見。中第者即賜以官職，則下第人頗為不服，自開寶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擊登聞鼓申訴，指責知貢舉李昉徇私用情、考校不公之后，每次試畢，舉場中便常出現謗議。誠如馬端臨所說：“蓋士既求以用世，則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貲。”其意乃謂爭名奪利乃人之常情，用不著苛責。但如長此下去，必至士風日壞。在真宗景德年間，尚存有舉子進納公卷之制，但已弊端叢生。當時貢院即曾奏言其弊及防制之法：“昨詳進士所納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舊卷，或為傭書人易換文本，是致考校無準。請自今并令舉人親自投納，于試紙前親書家狀，如將來程式與公卷全異，及所試文字與家狀書體不同，并駁放之。或假用他人，辨認彰露，即依例扶出，永不得赴舉。其知舉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貢院考校公卷，分為等第。”[1](卷30，P287)公卷是在應舉前撰就的，難免有抄襲他人文字或花錢請人者，故需嚴加防范，重懲投機舉子。如果有人僥幸成功，必然助長惡風。所以朝臣不斷建議修訂貢舉法，如前節所述之糊名謄錄法，即是為避嫌而設的。南宋儒臣曹彥約任侍讀時，便曾感慨地向理宗陳述貢舉法之弊。他說：“科舉取士，前代猶兼采譽望，至本朝糊名考校，彌封謄錄，又立別院，百計關防，乃始嚴密。蓋鄉舉里選既不專行于后世，則場屋嚴密極為良法。近世人偽日滋，奸弊百出，省試有全身者，御試有全寫套類者，如此詐冒，皆得前列。其源在于士大夫不能平心國事，挾以私意，發覺有輕重，推究有出入，名為不恕，其實有力者猶有幸免。小人有所窺測，轉相仿效，遂至于此。若此弊不革，則科舉取士遂為虛設矣！”[5](卷三葉二十)扭轉一種頹風惡習確實不易，如果居上位者不正，不僅不能防弊，且助長之。習之既久，視作弊為無可奈何之事。若善惡是非之觀念皆不存于人心，而竊取甲科，步入仕途，更由士風之敗壞，而導致政風之惡化，則趨炎附勢之官僚，成為朝臣的骨干，國家就危險了。所以說科舉不足以盡取人才，密法嚴防也難以弊絕風清，竟至仁宗以后所取之士，反而不如真宗以前。南宋史家呂中之論便是如此：“國初進士無糊名謄錄之法，無同保連坐之法，上之人猶未以繩尺侍士，故所得者多名望之人，而為宰相，而為執政者，皆自此科出也。自進士之法既密，而擢甲科者多非人望。故自太祖以來，則進士得人為盛；仁祖以來，則制科得人為盛。……豈當時制科足以得人，而進士科不足以取士耶？蓋朝廷之文法有疏密，人主之意向有輕重也。”[7]制科是由天子親詔，不定時舉行，以待草澤隱逸之士，經大臣薦舉，其德行學藝皆極可稱，而朝廷亦望其能直言極諫，被薦者絕不會迎合。而進士科則為常科，只較學藝，不考素行，難以察識有為有守的人才。所以宋末大臣馬廷鸞便曾有所批評，其論科舉文字之弊云：“國家三歲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猶有乏才之嘆，下之人猶有遺才之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長，不能究其終身之抱負；有司一時之見，又不能罄士之底蘊。于是，新進小生有以詞藝偶合而獲選，醇儒碩學有以意見稍拂而見遺；豈不重可惜哉！”[8]所以考中進士的舉子，只是時文偶合主司之意，乃一時的幸運，而落第的碩儒，只能說是不幸了。

至于貢舉所考試的科目，在英宗以前只考詩、賦、論三題，自神宗熙寧三年（1070）始考時務策，以諮訪治道，詔諭舉子各指陳時政的得失。當時王安石正推行變法，殿試策即以此為問目，投機者乃曲意迎合，果然得中甲科。司馬光親見其事，乃手記于《日錄》中。有云：“時韓維、呂惠卿初考，附會者皆在高等，言直者多在下等。宋敏求、劉攽復考，反之，吳充、陳襄從初考。（葉）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茍簡之政，陛下革而新之。初考為三等上，復考為五等中，吳充等奏；從初考。呂公擇、蘇軾編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陸佃第五。上擢祖洽為第一，佃知新法，升為第二，均第五。軾退擬進士對策而獻之，且言：‘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注：見《太平治跡統類》卷二十八神宗熙寧三年紀事引《司馬光日錄》，另參司馬光《增廣司馬溫公全集》（宋刊本）卷二《蘇軾擬進士對策錄》。）在《宋史》卷三五四《葉祖洽傳》中亦云：“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將政治改革透過科舉考試而強化理念，就助長舉子為中高科而向當權者投靠，以求宦達，此風實不可長。劉安世曾批評：“人但見策問比之三題似乎有用，不知祖宗立法之初極有深意。且士人得失計較為重，豈敢極言時政闕失，自取黜落，或居下第，必從而和之，是士人初入仕，而上之人已教之黨也。倘或為沾激直言之士，未必有益。”[9]果然如所言：阿諛的人高中狀元，贊美新法的也高居前列，而直言反對變更祖宗之法的則全降入第五等。真的是于事無補。到哲宗紹圣元年（1094）三月親試舉人，又引起一場新的政治風暴。史載：“賜畢漸以下及第出身有差。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楊畏復考，專取主熙豐者，故漸為之首。時策問乃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其略曰：‘復詞賦之選而士不加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興而河患滋。……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圣人何有固必焉！’于是國論遂變。清臣與仆射范純仁議不合，士大夫爭陳紹述之策，元祐之人皆相繼得罪矣！”[10]李清臣唱紹述之說，乃擬進此一策題，顯然已宣示新的政治動向。舉子答策時，或主元祐，或主熙豐，自然主張恢復新法的受到優遇，新舊黨爭遂越演越烈。降至徽宗崇寧，更變本加厲，北宋之亡，實肇端于此。

宋室南渡以后，君臣痛定思痛，將靖康之難的罪責歸之于王安石，指其得罪名教。于是在建炎三年（1129）罷安石配享，宰相趙鼎實主之。士大夫皆反安石新經，轉而尊奉二程性理之學及司馬光《資治通鑒》，科舉之文也稍稍用程頤之說。但到秦檜獨相、與金約和之后，又開始反程學，詆之為專門曲說，舉子有用二程說者必黜之。每屆貢舉，秦檜皆薦其親信為知貢舉，檜的姻戚族屬應貢舉者皆得高中。紹興二十四年（1154）春，秦檜之孫塤應試，知貢舉魏師遜欲以塤為省元，參詳官董德元從謄錄所中取到編號而知之，竟然很高興地面對其他考官說：“吾曹可以富貴矣！”其曲意奉承秦檜之丑陋面目，完全展現，士大夫無恥至此已極。殿試的策題是問諸生師友淵源及專門之學，塤對策力攻程氏，有“言正心而心未嘗正，言誠意而意未嘗誠，言治國平天下而于天下國家曾不經意，頑頓無節，實繁有徒”之句，考官擢為第一，以媚秦檜。及讀策唱名賜第，高宗甚以塤的答策全像秦檜平日之言為不悅，乃升第二名張孝祥為狀元。考祥雖未攻詆程氏之學，然其出自湯思退門下，且其對策中也出現：“往者數厄陽九，國步艱難，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佑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氣合，不動聲色，致茲升平。四方協和，百度俱舉，雖堯舜三代無以過之矣！”這段文字既歌頌高宗，又阿諛秦檜，似亦非有志節高行之士。（注：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卷一六六“三月辛酉條”。另參考不著編入《宋史全文》（元刻本）卷二十一同日之記事，其后又引《大事記》云：“秦檜子熺既為舉首，又以其孫塤為舉首，……進士榜中悉以其親黨居之，天下為之切齒。”又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學津討原本）卷六更言“張孝祥為秦檜之館客”。）可見在權臣高壓之下，讀書人不應舉則已，若已應舉，又思中第，則非諂譽或逢迎權臣不可。幸而次年秦檜死了，形勢才有些好轉，但先前的十五年，科場的逢迎惡習太嚴重了。如殿中侍御史湯鵬舉所說：“今科舉之法名存實亡，或先期以出題目，或臨時以取封號，或假名以入試場，或多金以結，故孤寒遠方士子不得預高中，而富貴之家子弟，常竊巍科。又況時相預差試官，以通私計。前榜省闈殿試，秦檜門客、孫兒、親舊得占甲科，而知舉、考試官皆得貴顯，天下士子歸怨國家。”[11](紹興二十六年正大辛亥年)秦檜不僅操控朝臣之任免升黜，也掌握著新進士子的前途，皇帝竟成了傀儡。掌貢院者迎合大臣，出題目時常借用經傳之言，以諛佞權相，如論伊尹、周公，則以時宰可媲美，全不究歷代治亂興亡，是以后生晚學皆不讀史。士風敗壞，仁義淪道德喪，以至于此！

孝宗時代政治安定，沒有權臣專政，而且學術興盛，民生亦樂利，帝一直想恢復故土，只緣缺乏良將，士大夫亦不知兵，故難以如愿。乃于淳熙二年（1175）御試后面諭宰相：“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乃于唱名后令新科進士比賽射藝，皆改穿戎服，各給六箭，可以自己衡量選弓，射中者以多寡推賞。[1](卷33，P301)其意在倡導尚武精神，庶幾能開一代新風氣。歷光宗至寧宗，道學甚盛，因為外戚韓侂胄反對宰相趙汝愚，而汝愚又薦引朱熹為侍講，為侂胄所嫉恨，遂承襲秦檜之余續，指道學為偽學，強加禁絕。乃在慶元二年（1196）二月省試時貫徹實行。《通考》卷三十二載：“自韓侂胄襲秦檜故智，指道學為偽學，臺臣附之，上章論列。詔榜朝堂。而劉德秀在省闈，奏疏，至云：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請將錄語之類并行除毀。既而葉翥上言：士狃于偽學，專詭誕之說，《中庸》、《大學》之書，以文其非。有葉適《進卷》、陳傅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每用輒效。請內自太學，外自州軍學，各以月試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臺考察。太學以月、諸路以季，其有舊習不改，則坐學官、提學司之罪。是舉也，語涉道學者皆不預選。”[1](卷32)利用科場進行政治斗爭，如此嚴厲執行，一時號為君子者，無不斥逐，此即貽禍無窮的慶元黨禁。但助桀為惡的則為無恥的士大夫。劉時舉論之說：“韓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為說以網善類也。而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侂胄，言：凡相與為異者道學人也。……又為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偽學也。于是，壬險狠猥薄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攘臂奮袂以攻偽干進，而學禁之禍酷矣！”[12](慶元二年正月庚寅條)如此顛倒是非黑白，實在可怕，那么，如果貪生怕死也是真情，又有誰敢舍生取義呢？

科舉場屋乃是追逐名利之地，讀書人有志于功名利祿，本為正常現象。有的讀書人心存大孝，應舉中第可以“揚名聲，顯父母”。要知中舉中進士只是入仕的開端，而步入仕途后必須有所堅持，那就是心性之喜。君子與小人是不同的，不可能同官于朝。能出污泥而不染者，在任何時代總是有的。宋有天下320年，優寵士人，士之所以思報答者，就在于“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如北宋名臣范仲淹便倡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就是大時代所賦予的使命，在他的影響下，士風為之一變，士大夫間互相砥礪名節，也成就了仁宗慶歷之盛。仁宗朝共親試進士13次，得人最盛，神宗、哲宗時代的名臣，多是仁宗時中進士高第的，其言論行事尚多有所堅持，并不全以富貴顯達為心。所以淳厚的士風畢竟是要靠居上位者涵養的。上之人如能以公取士，以誠待士，則士必以仁義相勸勉，各自忠于所事。朱熹的弟子李燔有言：“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有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則功業矣！”[3](卷430，《李燔傳》)此正是范仲淹所說的不為良相，但為良醫，良醫時時惠及病人，不分貴賤親疏，也是一項功業。所以葉適論科舉之害，將“化天下之人為士盡以入官”列為其中之一。[13]但科舉之吸引士人，為時已久，“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似乎壓力很大，但如真能嚴于義利之辨，不再患得患失，于應舉答策問時，一本自己平日所學與終生信念，一一寫出，仍會受到重視。如胡安國的例子：“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程氏之學，與公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益強，識日明。登第時策問，大要恢復熙豐之政，公推明《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為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親擢為等三。”[14]哲宗命再讀一次，注聽稱善者數次，乃親擢為第三。可見哲宗并不全反元祐。此為親試，自仁宗嘉祐二年（1057），殿試不黜落，安國只是降名次，不會被黜落，如果是應省試，便一定被淘汰。不過也有例外，如朱熹弟子葉味道竟在應寧宗慶元五年（1199）殿試時卻被黜，甚違宋朝傳統。《宋史》卷四三八《葉味道傳》載：“少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偽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纮見而黜之，曰：此必偽徒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3](卷438，《葉味道傳》)葉味道至嘉定十三年（1220）始中進士第，已晚了21年，雖受一時的委屈，但畢竟能忠于自己所信仰的學術思想，深不愿迎合當權者，在當時確屬鳳毛麟角，對當時萎靡不振的士風，起了提升的作用。

四、結論

國家開科取士，旨在選拔人才，任以官職，三年一試，新人輩出，名臣賢輔，皆由此選，得人不為不盛。然科舉考試只校其文藝之高下，無法知其素行。所以范仲淹在慶歷四年（1044）奏上十事疏，提出精貢舉之策首在廣興學校，讓士子皆入學，先察德行，后較文藝。考試總是有舞弊的，前文已述及之，凡被人檢舉或監試人發覺者，都受到懲戒，但仍有人心存僥幸。所以朱熹評之說：“今世有二弊：法弊、時舉；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卻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為之，如何變得？”[15](卷108)人人皆有私心、好惡，君主亦然，若此處不能革，只在法制上增添一些防弊之新規定，可說是舍本逐末。時代在變，科舉之試題也跟著改變，詩賦固然無益于政治，而時務策雖號為有益，但只喜歡收取迎合諂諛者，亦非本誠心廣求賢才之道。由是，士習于奔競，但求虛名，不務實學，而科場的處分又輕，更助長一些投機者心存僥幸。[16]因此就有不少人批評“科舉之學足以壞人心術”。從表面上看，確是如此，但南宋初年的名儒張九成則認為這是凡人的見識。其論云：“或問：‘科舉之學亦足以壞人心術，近來學者唯讀時文，事剽竊，更不曾理會修身行己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說皆凡子也。學者先論識，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非修身行己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舉，時文中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見識，足矣！科舉何嘗壞人？’”[17]北宋的名臣如王曾、寇準、杜衍、韓琦、范仲淹、包拯、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等，都能修身行己，皆是由進士出身，步入仕途，而成就其經世濟民之功。其識其量非凡子所能企及。張九成更強調，只要士大夫明禮義、知廉恥，就可以抑止奔競之風。只是世俗好名趨利之習，總是難以杜絕的，士人生于其時，也難以不受影響，要在自己有所堅持，不隨波逐流而已！茲再引朱熹的話以為本文的結束語：“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于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15](卷13)應舉中進士，出仕有俸祿，可以養親蓄妻子，此不得已之事，要在堅守仁義，能化俗而不為俗化，科舉是不會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