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作家農業合作化材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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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農業合作化題材作品”是特定歷史中的產物，是與我國建國初期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合作化運動密切相關的，也正是由于這類作品與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關系之緊密已勝于作品與藝術的關系，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多被認為是“政治的附庸”或“特定時代的產物”，而較少全面研究其藝術價值。當歷史的一頁又被翻了過去“，對這段文學的敘述進入兩難境地，既不能肯定大批判的思路，也不能回到由過去命名而形成的敘述成規，真所謂‘左’邊是深淵，‘右’邊是陷阱，至少用一種簡單的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的分析和判斷問題方式是行不通了”[1]。當代文學的研究學者重新將目光置于“十七年”文學之時，也認為對這段特殊時期文學的研究“不僅是對過去一段文字歷史的探討與評價，而且也關系著20世紀下半葉整個中國文學命運的思考。它所提供的歷史經驗對當下文學靈魂的設計，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2]。然而，如何對其定位研究與評判鑒賞才是這個問題的關鍵所在，既然非“左”即“右”的評價行不通，而掌握其中的“度”又是如此難以把握，看來只有先“把歷史還給歷史”，而后在這還原了的歷史文化生態環境中進行作品細讀了。

整體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歷史，不難看出其總體方向是以較快速度地發展壯大前進的，但仔細研讀史料會發現這場運動也并不總是朝一個方向往前沖的，其發展也在根據具體數據而不斷進行一定的調整。從1951年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開始，直至1958年的建立，各地不斷推進農業合作化，1952年上半年的數據就顯示農業合作社已占全國總農戶的40%左右，但是從各地農業合作社的調研報告中，中央也發現了其中存在一些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有冒進偏激的問題。因此，1953年3月8日，中央便通過了《中央關于縮減農業增產和互助合作發展的五年計劃數字的指示》，之后也通過了《中央同意中南局關于糾正試辦合作社中急躁傾向的報告》等糾正各地急躁冒進工作的指示。但走合作化道路依然是不容更改的，在1953年12月《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與宣傳提綱》中就明確寫道：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必須經過合作化的道路。1953年10月與11月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也表明了這一態度“：華北現有6000個社，翻一番——攤派，翻兩番——商量••••••控制數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過，超額完成，情緒很好”“，‘糾正急躁冒進’，總是一股風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應當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3]。這種發展與控制的反復一直存在于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道路中，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新生事物在一個全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里的發展，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了。雖然在農業互助合作發展的指示與的講話中都提到，少數民族地區由于尚未完成，可以暫時不搞，但歷史證明，遠在祖國西北邊陲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也投身于這場運動之中，只是由于具體情況的不同而略有區別。1954年2月10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布了全疆57個縣、3個市，共1520個鄉的勝利完成，而此時的中國大部分農村開展農業生產合作運動已有些年頭了。新疆則在此之前也已初步開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了，在1953年12月召開的新疆省第四屆生產會議上，王恩茂作了題為《為大力搞好互助合作運動，逐步實現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奮斗》的報告。在1954年3月新疆分局向中共中央呈報的《關于新疆互助合作工作的匯報提綱》中顯示，當時全疆已成立農業互助組58773個，參加互助組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30%，但當時全省僅有10個生產合作社；到1954年9月，合作社就已達到138個了；1955年冬季后其發展速度更快，全區入社農戶達總農戶的85%以上。新疆不僅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區，維吾爾族中有不少人從事手工業勞動，新疆同時也是祖國重要的牧區，因此，新疆的合作化運動也極其重視手工業合作社與畜牧業合作社的建立，這自然也是新疆手工業與畜牧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組成部分。在1954年年底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所作出的1954年工作總結中便顯示，新疆已建立牧業互助組1780個，并在試辦試驗中也在不斷調整畜牧業生產合作社的方式方法與政策措施。1955年5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召開常委會議，要求各地黨委要從新疆地區的特點出發，按照社會需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手工業合作化運動。到1956年2月2日，僅烏魯木齊市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組）便已達到了89個，參加合作社（組）的手工業者已占全市手工業者總數的97%。

當然，本文的重點并不是評判農業互助合作生產的是非曲直，而是那些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農業合作化題材的文學作品。盡管這類作品有圖解政策、宣傳合作化、過于貼近意識形態之嫌，但我們也難以否認在這樣波及全國的運動中，身處其中的作家的確樂意展開這一時代所賦予的話題。這與新的政治話語的普及、新的文學觀念的建制、權威意識形態對審美趣味的轉變與體制化的文學藝術生產機制勢必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同時，它們也的確是來源于現實生活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帶給農民巨大的變化，而這鮮活的生活又產生了鮮活的“三年早知道”、“小腿疼”、“吃不飽”、“自古道”等人物形象，他們并不是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能夠簡單抽象出來的，而是在那個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中所滋生的。且不說梁生寶是否就是現實中王家斌的化身，馬烽那近似報告文學的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存在，僅憑這些作家在當時文藝政策的指導下深入農村生活、體驗農民感情便可知，這些作品中的多數是來源于現實生活的，為我們留下了那個時代寶貴的剪影與故事，能夠讓我們在時空交錯中感受到那個時代的風云變幻與激情似火，以及當時各地農民的復雜心態及不斷變化。從建國后各地農村情況的報告便可見農業的互助合作是針對其產生的問題而做出的相應舉措，而且根據當時我國農民的實際情況與心理狀態加以分析，也可見在這場自上而下的大規模運動中，不僅有意識形態與國家總體目標的作用，同時也是契合不同農民心理的，這些在農業合作化題材的文學作品中也有所體現。孟富國在《農業合作化初期的農民心理分析》一文中，將其心理分為三種。首先，使廣大農民成為土地的所有者，使其對共產黨、政府、的感激滿溢于胸，尤其是那些原本沒有土地的貧雇農，就像《創業史》里梁生寶的父親梁三老漢在拿到土地證后的那樣欣喜若狂。但這也同時造成了這類人加入合作社的困難，中國農民對土地懷抱的深深眷戀而對土地再次“被收回”入社產生恐慌。正如《山鄉巨變》中的陳先晉一樣，舊社會的他盡管勤勞肯干，卻始終在貧困線上掙扎，后，他決心大干一場，讓他加入合作社自然難以接受，因此《山鄉巨變》中陳先晉入社前后的矛盾心理與變化便成為作品的一大亮點。但這類人中的絕大多數由于感激與歸屬感而決心為祖國多生產、多打糧，國家讓成立合作社便一心直奔合作社，他們在文學作品中多為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例如《狠透鐵》中的狠透鐵、《創業史》里的梁生寶等為了合作社上下求索，嘔心瀝血。其次，是幾千年來農民逐漸形成的“均平”與“求富”的心態。建國初的中國農村自然是貧下中農為多數、富裕中農為少數，這些人自然希望大家都共同走向富裕，哪怕是《創業史》里想發家致富的郭振山，也會在下力狠干時產生動搖，不知自己的獨自創業是對是錯，因為獨自富裕畢竟與社會主義的道路是不相符合的。多年的戰爭結束了，國家穩定了，渴求富裕的美好生活不僅是農民的心愿，也是全國人民的共同愿望。

“黨和國家對合作化的宣傳迎合了農民的這種心態。1950年，黨和國家通過明快上口的墻頭標語、基層宣傳員的講解、文化站圖片展、民間義演等各種宣傳途徑極力渲染合作化的美妙前景。”[4]這些在《山鄉巨變》、《三里灣》等文學作品中也可見，《山鄉巨變》里的盛淑君帶領青年團全村貼對聯挨家宣傳，《三里灣》里則將鄉村的未來找畫師描繪了無比美好的圖畫，這些淺顯易懂的方式都將走上農業合作化道路后的鄉村與公路、拖拉機、電燈、電話等現代化工具聯系在一起，使農民相信這將是更快捷的致富之路。其三，是小農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與其所面臨的壓力。后的農民雖然擁有了土地，但由于長期經受的剝削與壓迫，家底依然很薄，尤其是缺乏生產工具和資金“，當時的貧雇農每戶平均占有耕畜0.47頭，犁0.41個，一年用于購置生產資料的支出只有30元，其中購置生產工具的只有3.5元”[5]。這個問題不僅在各地的農業報告中可見，在許多農業合作化題材的作品中也可詳知，在馬烽的《四訪孫玉厚》中堅持辦社的貧農都是因為沒有畜力而無法單獨生產，共同克服困難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還有一種需要就是農業基礎設施與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都是小農經濟無法解決的難題，但是通過互助合作與政府幫助便大不一樣，例如《三里灣》里的一件大事就是解決開渠經過私人地基的問題，大伙兒參加了合作社、土地、農具、耕畜統籌安排便使問題迎刃而解，同時也為生產豐收打下了基礎。第三種則是在較早地區所產生的新的中上農與富農，他們對今后的發展方向產生了猶疑，想繼續發展又怕犯錯誤，畢竟剛剛經歷過的還令人有所顧忌，這些人迫于國家政策與被孤立的危險而加入合作社，就像《創業史》里的梁生祿雖然入了社可心卻不在社里。馬烽的《三年早知道》里的社長甄明山設身處地地去理解趙滿囤“：其實滿囤過去那樣自私自利，也不是啥奇怪事。不要說他是中農，又是被逼到社里的，就是自愿入社的貧農也不是個個人一入社馬上就變得大公無私。農民嘛，祖祖輩輩一家一戶過活慣了，從古至今都是各家打各家的算盤。農民社比單干再強，乍入社總不是一下就能轉過彎來。”[6]這些在新疆的農業合作化題材作品中也或多或少，或相同、或有所區別地都有所體現。

由新疆少數民族作家所創作的合作化題材作品為數不多，但也涉及了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與戲劇，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維吾爾族作家祖農•哈迪爾創作的短篇小說《鍛煉》了。這雖然只是一篇短篇小說，但作品的藝術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卻絲毫不比許多該題材的長篇小說遜色，這部作品在1981年舉行的全國少數民族三十年文學作品評選活動中獲得一等獎。小說看似描繪了一個懶惰的單身漢——40多歲的麥提亞孜。他是一個獨生子，被母親嬌生慣養，父親是一個手工業者，給他傳授了理發的手藝，父親去世后他便把父親留給他的攤鋪改賣瓜子和大豆，很快也因經營不善而倒閉了。但他卻并不是一無是處，他從小就喜歡學手藝，盡管他的家又破又亂，卻有很多工具，他不僅有鐵匠、木匠、鞋匠和理發匠的手藝，還喜歡修東西。他盡管喜歡學手藝，卻也總是有始無終，且做事懶散。他為村民剃頭，邊剃頭邊講舊小說里的故事，甚至有時都會忘記自己是在給別人剃頭。雖然他在剃頭之前要認真地為來人洗頭，但由于他揉搓的時間太久“，洗頭的臟水順著那個人的耳根，眉毛流下來，弄濕了襯衣”，他也滿不在乎。他為心愛的伊扎提汗做皮鞋花了一個多月，當他送去時連伊扎提汗也忍不住揶揄他“：呦！我真以為這雙皮鞋要到沙漠上開了花，駱駝尾巴觸了地才給我做成呢。”但同時他也是一個善良、真誠的人，他幫別人修農具、做皮鞋、剃頭盡管很慢，卻也認真負責，而且“從來不計較工錢，就是什么也不給他，只說聲‘謝謝你’，他也心甘情愿。若是有人送他一兩碗奶皮茶喝么，那他就會高興得像上了天”[7]46。他給伊扎提汗做好皮鞋不僅親自送上門，還用他那“散發著汗臭”的黑花手帕包著，第二天，他又拿著這條手帕包干糧了。當然，麥提亞孜也確實有著懶惰的毛病，他懶得常常讓人忍俊不禁。他去種地卻怕太陽曬，就躲在桑樹下避暑，從家里出發也懶得帶水和干糧，口渴難耐卻懶得去大河邊喝水，因為離大河有一里多路，為了這些小困難他甚至想到“：為什么把我生在這多苦多難的世界上呢？還不如小時候死掉也就免得受這些洋罪了”。但是，他還是會仰面躺在桑樹下幻想著“：桑葚成熟啊，落到我的嘴里來吧！”然而仔細分析便會發現，他的懶惰是有原因的。作為一個手工業者家庭出生的人，麥提亞孜傳承到的不僅是手工技能，同時還有手工業者的生活方式、處事方式與價值觀念，而這些在一個40多歲的人身上應該已經是定了型的。國家發生了重大改變，但由于新疆地處偏遠，并沒有與內地同時同程度地進行各種運動，作為一個鄉下人的他自然對這些變化的理解尚需要時間。新疆雖也進行了，讓普通農民都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可謂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由帶來的巨大喜悅曾讓中國的多少農民都欣喜若狂，《創業史》里的梁三老漢甚至拿上土地證后把它往墻上一釘，就激動地跪下給像磕頭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這些對于麥提亞孜這個手工業者的意義卻并不明顯，甚至還為他帶來了新的困擾。麥提亞孜不僅沒有農具和牲畜，而且他根本就不會種地，他面對分來的土地束手無策，他甚至開玩笑要在這塊地里建一個花園。無奈之下，他先在半普特地里撒了半缸子包谷籽，卻只長出了25棵苗，因為他既不會犁地播種，也不會治理田地，種籽都被烏鴉吃了。對于剩下的土地他更加束手無策，他甚至想把它賣掉“好好地吃些油水”，經艾木拉勸說“：既然是這樣，你就應該在這塊土地上種些莊稼，等收割了以后，你吃了它也好，換來油水也好，那就隨你的便了”，結果缺少農作知識的他一想“：我看犯不著買來賣去的，干脆就在這塊地上種油菜，豈不更好”[7]50，這樣，他便在艾木拉的幫助下陰差陽錯地種了油菜。同時，手工業者的生活方式并不要求他像農民那樣有較強的時間限制，因此長久以來他便形成了自由散漫的做事態度，本來依照常理，像他這樣一個既沒有農具與牲畜，也沒有農作技能的人，應當最渴望加入互助組以獲取他人的幫助，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卻讓他害怕互助組里繁忙的工作，尤其是“他想一旦入了社，便不能自由自在地想睡覺就睡覺，想干活就干活了”。

當然，作品的重點不在描寫主人公的懶惰與滑稽，更重要的是表現他加入互助組，經過勞動“鍛煉”后所發生的巨大轉變。在《山鄉巨變》里為了說服不愿入社的農戶加入合作社，下派的青年團縣委副書記與當地干部可謂使盡渾身解數勸其入社，而整個《山鄉巨變》也糾結于“入社”這一難題，甚至讓人覺得“不入社，這日子也難過下去”，不免令人感到生硬及意識形態的點滴滲入。而《鍛煉》中麥提亞孜的入社則很自然，艾木拉作為村里的互助組組長因為看到了麥提亞孜的困難便想去幫助他，艾木拉提議月夜由互助組的人幫助麥提亞孜割油菜，因為油菜雖然長成了，但由于麥提亞孜的散漫“，因過了收割期在地里就撒掉了很多油菜籽，其余的一部分在捆繩勒索的時候撒到他那經過的路上了，還沒有捆起來的一部分又被牲口糟蹋了”[7]61。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的麥提亞孜下定決心收割卻發現他的油菜已經有人幫他收好了，這種以行動幫助的方式自然比宣傳、勸服更容易打動人。當然，一個多年有陋習的人自是無法一日改變，麥提亞孜在修水渠時還是因為偷懶想藏在杏樹叢里，結果大伙發現了被樹枝掛住羊皮襖的他，這使他再一次成為大家的笑柄。但是漸漸地，一個孤單生活的人體會到了和大伙一起有說有笑的勞動是多么的愉快，而他本人也因此變得開朗了。當然更重要的是組長艾木拉發現了麥提亞孜作為“匠人哥”的長處并極力發揮它，在互助組成立了副業生產小組，麥提亞孜當了技師，專門生產套具、麻繩、抬把子、筐子等，麥提亞孜很自然地便在自信的勞動中被“鍛煉”出來，最終也與伊扎提汗結婚，過上了幸福快樂的生活。

整篇小說干凈流暢，語言平淡卻風趣幽默，盡管作者要展現的是新疆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但整個運動以及運動的先鋒——互助組組長艾木拉都僅僅是主人公麥提亞孜在勞動中鍛煉成長的背景與陪襯，這反而使作品顯得自然，也更加凸顯了互助合作的優越性是合情合理的。在這一點上，本文所塑造的麥提亞孜這個人物形象的意義絲毫不亞于《創業史》里的梁三老漢、《三里灣》里的范登高與《山鄉巨變》里的亭面糊，因為將他這樣一個懶散成疾的手工業者在互助勞動中逐步鍛煉成一個熱愛勞動、熱愛生活的人真地是難上加難。麥提亞孜的成功塑造不是偶得的，這與作者有著緊密的聯系。首先，祖農•哈迪爾出生于一個手工業者家庭，他熟諳手工業者的生活方式與心理心態，自然才能深入挖掘其內心私密的感受，也能夠設身處地地理解他面對巨大變化的不適應。同時，《鍛煉》一文的寫作是深入農村體驗生活的結果，盡管這也是黨和政府交付的任務，但當時的知識分子懷抱著為祖國多做貢獻的激情，在情緒情感上是主動的，這部作品的成功自然也得益于作者對生活的深入接觸與感受。除此之外，1954年隨新疆省文聯創作小組在南疆的喀什、阿克蘇、莎車生活五個多月的祖農•哈迪爾還與瑪納甫合寫了一部五幕話劇《喜事》，作品通過一個老中農對互助合作運動態度的逐步轉變展現了農村的社會主義轉變道路。新疆還有一位創作了一些農業合作化題材作品的作家——哈薩克族作家郝斯力汗，他的《起點》（1957）、《牧村紀事》（1959）、《阿吾勒的春天》（1963）等作品都是描寫新疆牧業合作社的。他的這些小說創作得較《鍛煉》晚些，作品中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對立與斗爭也更多，不像《鍛煉》里中農反對麥提亞孜加入互助組也僅僅是說些風涼話而已。因此，在郝斯力汗的合作化題材小說里主要有兩種人，一種是支持并堅決走合作化道路的積極分子，他們過去是遭受牧主欺壓的牧民，而今卻成為干部或積極分子，自然全心全意投入合作社。如《起點》中的瑪麗亞，不顧他人挑撥其夫妻關系堅決要求加入合作社；《牧村紀事》里的紅泉公社的養羊模范鐵亞那老漢和他做隊長的女兒達麥特干一心保護牧區與牲畜；《阿吾勒的春天》里的老牧民庫肯為了保護解放軍的駱駝母子而不顧自家的牲畜，這些人都堅決保護公社與集體的利益。而另一種人則以反面角色出現，試圖破壞集體和公社的利益，有的為了肥私，有的則出于報復心理，如《起點》中的庫地雅爾因為自家作春窩和秋窩的草地在合作社的統籌安排下要改作耕地而反對合作社；《牧村紀事》里的奴爾哈里生活富足，不愿與窮鬼伙著干，公社成立前他便企圖把所有的家畜都賣掉，因被達麥特干揭發受到批評而懷恨在心；《阿吾勒的春天》里的碧海莎則只是一個自私自利、愛占便宜、好說閑話的喜劇角色。這些反面角色雖然都對集體利益產生了傷害，但是這些傷害都不是致命的，而充分反映了有生產條件的中農對待合作化道路的兩面性。一方面，他們由于在整個群體中較富裕，便害怕其個體利益受到損害，一旦稍有不如意處或利益受損，他們便將憤怒與不滿投射于合作社并試圖對其進行破壞；另一方面，他們并不是剝削者，仍是勞動者中的一部分，其破壞都是有限的，還上升不到階級的對立，當其小陰謀失敗暴露后，通過教育這些人也是能夠轉變的。新疆的農業合作化題材作品相比《山鄉巨變》、《三里灣》、《創業史》中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所遭受的困難似乎較少也較簡單一些，這與新疆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由于較晚、少數民族較多、情況較為復雜而開展較晚也是有一定聯系的，在內地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當地情況及時做調整，收到的效果自然也會好一些，這些在作品的對比中也有所體現。

除了以上作品外，新疆的作家還創作了一些以農業合作化為題材的詩歌，如克里木•霍加的《在路上》、《阿依罕》，郭基南的《早安，金色的伊犁河谷》、《草原接羔忙》、《播呀播》等。盡管這些作品都體現了地域特色與民族風情，描繪了與中原地區不同的手工業者、牧民如何走上農業合作化道路的過程與結果，獨特的邊疆風光、生動的民族語言、風趣幽默的維吾爾族人與爽朗直率的哈薩克人所展現出的民族個性都是如此的不同，但他們仍是中國當代文學合作化題材作品中的一部分，也較為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中農民的生產生活與情緒情感的波折與變化，為曾經的歷史留下生動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