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保護主義挑戰及可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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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領導人于2018年5月在東京會晤，一致表示要加快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談判進程，進一步提升中日韓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日本與歐盟在2018年7月簽訂了新型伙伴關系協定，強調要通過新的開放型投資模式來推進更加公平、自由的貿易體系建設。這兩件事情均是對美國推行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回擊，客觀上對于推動中日韓FTA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特質

2016年特朗普憑借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思維贏得了總統大選，2017年上臺之后為了回報選民，更是推行了極端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政策，并得到了美國普通民眾和精英階層的支持。在普通民眾看來，失業、收入下降和社會福利減少是自由貿易帶來的不利后果，而精英階層則擔心在多邊自由貿易體系下，新興市場國家的技術和經濟競爭會導致美國喪失其主導的國際秩序。1.鼓吹貿易保護主義的合理性。特朗普競選的口號就是“美國優先”，通過重振美國的制造業以及推進貿易保護主義來使得美國“再度偉大”。從經濟學理論上看，如果一國的進口大于出口，則意味著政策的努力效果將會轉移至國外，對一國國內的經濟拉動效果是比較有限的。[1]因此，在特朗普看來，只有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才能促進美國再度繁榮，只有制造業雇傭美國人以及民眾購買美國產品，才能夠扭轉貿易逆差，過度追求自由貿易將會導致失業上升，制造業衰退以及美國社會財富的流失。2.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與措施的公開化和法定化。按照WTO全球貿易預警系統的統計顯示，僅2017年美國就出臺了148項貿易保護措施，占到了全球出臺貿易保護措施的20%。[2]進入2018年，美國出臺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占到了全球比重的35%。特別是在特朗普的推動下，美國公開采用關稅壁壘政策來加強其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更是使得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逐步法定化。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大多數國家采取比較隱蔽的非關稅貿易壁壘來繞過WTO規則，但美國公開實施保護性關稅，并出臺相應的法律措施來鼓勵本國產品出口以及限制外國商品進入，企圖以此來促進企業投資和崗位雇傭回流的做法是較為罕見的。3.以推行公平貿易為名行保護主義之實。特朗普上臺之后，將美國與他國的貿易逆差、工人失業等問題歸結于全球貿易體系的不公平。美國認為的公平貿易，實際上就是要求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貿易政策以及貿易措施必須以美國的政策和措施為標準，完全與美國保持一致，特別是進口關稅稅率應該與美國保持一致，而非關稅限制措施也應該按照美國的要求推行。[3]美國的這種做法和要求完全不顧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差異，片面追求形式上的貿易對等和貿易公平。4.以雙邊談判、單邊主義來取代多邊性、區域性的貿易自由化。發達國家是當今經濟全球化的主導者，但各國在全球化格局下的利益分配并不均衡。在特朗普看來，當前多邊貿易體系以及各種區域性貿易協定并沒有讓美國人從中多獲益，反而為其他國家的商品和貨物占領美國市場提供了機會。特朗普發出警告，美國政府準備向將生產活動轉移到美國之外的國家的企業進行征稅，如果WTO對此加以阻止，美國將考慮退出WTO。其實在2017年4月的一次講話，特朗普就表示美國不會再受到WTO規則的束縛。對于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特朗普一上臺就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同時也退出了“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協定（TTIP）”，并提出要對北美自由貿易區重新談判，否則也將退出。特朗普對于多邊貿易體系持排斥態度，注重單邊行動和雙邊談判。如此，既可以充分發揮美國的技術優勢來最大限度開拓對方市場，又有針對性地將對方的國有企業、工會制度、環境保護等納入到談判體系中來，同時，通過雙邊協議更好地監督對方執行。

二、貿易保護主義下中日韓FTA面臨的機遇

美國自特朗普執政后積極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由此表明美國對外貿易體系正在發生轉變。美國對外貿易體系轉向將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區域經濟合作產生重要影響。對于亞太經濟一體化而言，可能會陷入停滯，但亞太內部的一些次區域經濟合作，如中日韓FTA，可能是一個發展機遇。1.中日韓在共同面臨貿易保護主義沖擊下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2017年以來，美國推出了一系列貿易保護措施，中日韓3國因為對美國巨額的貿易逆差成為其主要的削減對象。從特朗普上臺至今，美國針對中日韓推出的貿易保護措施有以下幾個方面特點：第一，針對中日韓3國發起的貿易保護調查不斷增多，特別是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的案件持續上升。涉案的有日本的金屬制品、韓國的鋼鐵制品、中國的化工產品等。[4]第二，針對中日韓3國發起的貿易保護措施種類繁多。除了一般的反補貼和反傾銷調查之外，還有針對中日韓3國的國家安全審查，如針對韓國鋼鐵制品發起的“232調查”和針對中國鋁制品發起的“232調查”均屬于此類。第三，將中日韓3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作為貿易保護措施的重點。最著名的就是美國采取的“337調查”，該調查的申訴條件比較低，但處罰措施相當嚴厲。在針對中日韓3國的知識產權調查中，涉及到的產品領域較為廣泛，調查時間也比較短，這在過去是從未有過的。特別是對于中國要求在中國的合資公司分享知識產權以及技術轉讓等作為調查的重中之重。第四，貿易調查的單邊主義傾向比較突出。在2017年8月發起的針對中國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等方面是否違背公平貿易原則的“301調查”就是拋開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開展的單邊調查。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下，不僅中國是美國貿易主義重點打擊對象，日韓兩國的產品同樣也遭受調查。在美國進行貿易制裁的前10個國家當中，中國、韓國高居前兩位，日本原來居于第四位，特朗普上臺后變為第五位。從遭受貿易調查的產品份額上看，韓國的幅度為4.3%，僅次于加拿大的7.8%。[5]如果從絕對數值上看，中國4622億美元的商品高居榜首，日本為1322億美元，韓國為645億美元。從中日韓3國經濟發展特質看，3國經濟發展對于對外貿易有較強的依賴性。二戰以來，日本經濟騰飛得益于其貿易立國戰略，從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日本通過對外投資和加大區域經濟合作，在亞太地區形成“日系”生產網絡，使得日本的資本、商品、技術能夠在東亞、東南亞、南亞等區域自由高效流動。韓國在立國之初，也采取進口替代戰略，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轉型出口導向戰略，在鼓勵出口的政策下，經濟開始高速發展，到70年代中期就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由于自然條件所限，韓國與日本相比，其經濟對外依賴程度更高，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經濟特質。中國經過改革開放40余年的發展，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所依靠的也是投資加出口導向戰略。特別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分工日漸細化，進而成為“世界工廠”。從這個角度看，中日韓3國無論是出口導向戰略還是貿易立國戰略，均無法離開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美國政策的轉向對于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必然會產生較大的負面作用，嚴重者會危及到全球治理體系。中日韓3國作為戰后多邊貿易體系的受益者，在維護以WTO為主導的多邊貿易體系中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正如中日韓領導人會晤時的聲明所言，維護和構建自由的全球經濟體系，有助于各國的開放發展。2.中日韓3國之間相互的貿易依賴會進一步放大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從上世紀的東亞奇跡，到如今的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中日韓3國始終是全球經濟繁榮和發展的貢獻力量。加上文化、地緣等多重要素，中日韓3國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和依賴程度比較高。這種相互依賴性的密切關系在遇到貿易保護主義沖擊的時候，特別是當遇到貿易制裁的時候，會產生一定連鎖效應，其中一國遭受制裁可能會波及他國。從貿易現狀看，中日韓3國之間貿易往來極為密切，各方均是對方重要的貿易伙伴。就2017年數據來看，3國之間的貿易額達到了6780.23億美元，比2016年增加8.5%，超過了全球平均增幅的2.5%。[6]具體而言，2017年中日兩國之間貨物貿易額為2984.9億美元，比2016年增加了10%。其中，日本對中國出口總額為1328.5億美元，增長了17%，占到日本總出口份額的19%；中國對日本出口總額為1656.4億美元，比2016年增長了5%，占到了日本進口總額的24%。中國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對象國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再看中韓兩國之間的貨物貿易水平。2017年中韓兩國之間貨物和商品貿易總額為2400.1億美元，比2016年增長了13%。其中，韓國對中國出口了1421.9億美元，比2016年增長了14%，占到了韓國出口總額的25%；中國對韓國出口978.2億美元，比2016年增長了12.4%，占到了韓國總進口額的21%。中國是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再從對外直接投資看，3國家之間的投資額度與3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及貿易額度并不相符。由此說明未來3國之間的相互投資空間依然較大。2016年3國相互之間累計投資約為2258.96億美元，日韓兩國分別成為中國的第三大和第六大外資來源國。2017年3國相互之間的投資合作勢頭繼續增長，日韓已經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第一和第四大來源國。中日韓3國貿易及投資依賴度體現了3國在全球生產鏈和價值鏈的分工差異以及合作的互補性。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主要從日韓兩國進口零部件以及半成品，并在國內進行組裝，再銷往英美發達國家。自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工廠，日韓兩國也不斷從中國進口資本品。如此，中國與日韓兩國之間在縱向上的垂直分工比重開始下降，而橫向上的平行分工在不斷上升。水平分工比重不斷提升，會進一步導致生產工序的復雜化以及中間品貿易的增加，客觀上推動了中日韓3國生產鏈復雜化，帶動了中日韓3國貿易總額不斷增長。[7]生產鏈越復雜，中間環節會越多。一旦其中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則整個生產鏈就可能出現問題。由于美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導致中美之間發生貿易戰，受到影響不僅僅是中國，還會波及到與中國生產鏈有著密切聯系的日韓兩國。由于中日韓3國之間貿易多是以中間品為主，一旦遇到貿易制裁或調查，勢必影響上下游生產鏈，制裁的負面影響將會被成倍放大。可見，為了避免區域經濟動蕩，中日韓3國應聯合起來，推進FTA建設，才是抵制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正道。3.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推行使得中日韓FTA更具吸引力美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外在表現就是要將多邊談判轉為雙邊談判。為此，美國不惜退出TPP。隨著美國的退出，日本在2017年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宣布除美國以外的其他11國繼續推行TPP協定的達成，并將其改名為“全面且先進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但沒有美國參加的CPTPP，無論是在經濟自由化程度還是政治影響力等方面均會大打折扣。中日韓FTA盡管也是體量巨大的自由貿易區，但無論是在自由化水平還是談判議題的范圍和深度上均無法與TPP相比。換言之，對于日本而言，其自由貿易的重心自然是放在TPP上。美日同盟是戰后的重要區域安全同盟，這也一直影響著日本的外交政策，相較于中日韓FTA來說，日本對中國的不信任要高于對美國。但在日本無法說服特朗普的情況下，其不得不將注意力和談判對象轉移到中國、韓國。對于韓國而言，自從美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之后，韓美之間的FTA也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特朗普一直認為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簽訂FTA的過程中讓步過大，加劇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和民眾失業。美國政府在2018年提出了不僅要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新談判，對韓美FTA也要重新談判。2018年10月，在美國的壓力下，韓國被迫與美國重新進行FTA談判，根據最新談判結果，韓國從美國進口的汽車配額將由原來的25000輛提高到50000輛，韓國從美國進口卡車的25%關稅水平將維持到2041年；韓國獲得了對美國鋼鐵出口的永久豁免權，但從2019年其出口配額必須維持在過去3年平均水平的70%；韓國要加大從美國進口藥品及農產品等等。美國政府在韓美FTA重新修訂后，特朗普在談話中表示韓美FTA是一個全新的貿易協定，對雙方而言更公平，有助于降低美國的貿易逆差。[8]對于韓國而言，新版的韓美FTA降低了韓國商品在美國的優勢地位，而物美價廉的美國商品大量進口也會沖擊國內產業，韓國有尋求新的FTA談判的動機。事實上，中日韓FTA不輸當前任何一個區域經濟合作體系。中日韓3國不僅是亞洲地區的主導經濟力量，也是全球重要的貿易和投資大國。3個國家加起來的經濟總量超過16萬億美元，占到了東亞地區經濟總量的90%，亞洲地區的70%以及全球的20%。一旦中日韓FTA談判達成，不僅會帶來巨額的貿易增長，還會產生較大的競爭、聚集和規模效應，在優化產業結構的同時釋放了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潛力。中日韓FTA覆蓋的區域，人口超過了16億，這是一個潛在的巨大市場，這個市場在美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下具有重要價值，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源動力。目前，中日韓3國在參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RCEP是2011年東盟提出并主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包括了東盟10國以及中日韓3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其目標是建立一個更為自由、開放、互惠、全面的區域貿易協定。盡管RCEP與中日韓FTA存在重合和競爭關系，但從參與成員及范圍上看，兩者之間還是能夠起到相互促進的作用。盡管RCEP的成員較多，但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等非東亞國家加入，勢必會加大區域認同的難度。更重要的是，RCEP各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政治體制、文化傳統上差異較大，導致該協定至今未能達成。RCEP原本是想在各國已有的雙邊FTA基礎上進行構建，但中日、中印等國家之間并無FTA，加上各國對于自由貿易的標準認知不同，這些均成為了RCEP的推進障礙。從RCEP的福利效應上看，中國、韓國加入RCEP，其福利效應可以得到0.09%和2.8%的提升，但日本則可能出現-0.049%的下降。[9]但中日韓FTA一旦達成，對中日韓3國的福利均有明顯提升。從這個角度看，中日韓3國有推進FTA談判的動力。再從區域依存度上看，中日韓FTA對美國、歐盟的依存度要小于RCEP，這樣能減少來自于美國的壓力。既然中日韓FTA的福利效應，對于各國而言均有提升，更容易獲得3國的認同，也可以減少其他非成員國的敵意。就學界研究看，中日韓3國FTA一旦達成，對各國經濟增長、社會福利、貿易額均會產生積極影響。一旦中日韓FTA達成，也有利于RCEP談判的推動，加上中日韓3國的經濟體量，可以極大地提升中日韓3國在RCEP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中日韓FTA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構想，2001年3國民間機構開始啟動FTA的論證和研究。2002年3國領導人會議上提出了構建FTA的基本框架，2010年3國政府正式啟動官方、產業、學校三方的FTA研究。2013年3月，3國正式開展FTA的第一輪談判，至今已經完成了13輪談判，除了常規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之外，還成立了電信、金融、環境保護、知識產權等15個工作小組。可以說，中日韓FTA取得了積極的進展。

三、貿易保護主義下中日韓FTA面臨的挑戰及前景

1.中日韓FTA面臨的挑戰第一，FTA的主導權之爭。區域合作從淺表層次走向深層次的一體化，主導權始終是無法回避的問題。中日韓3國因為地緣因素以及文化傳統，主導權之爭更是FTA談判的核心問題。二戰以來，日本隨著經濟的快速復蘇，一直主導著東亞經濟秩序，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本退居第三位。長期以來習慣了東亞經濟主導權的日本，難免會在政治、社會心理層面產生巨大震動。2010年至今，中日兩國在區域經濟方面從合作走向競爭，爭奪區域合作主導權也是FTA談判的題中之義。RCEP的“10+3”、“10+6”方案中就有明顯的例證，“10+3”反映了中韓兩國要以東亞地區建立亞太經濟合作機制，而日本則希望通過“10+6”將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3國囊括其中，這樣就可以通過這3個國家來抗衡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國，進而維護其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主導地位。就區域經濟合作的主導權爭論問題，主要有3種基本模式：一是歐盟模式，法國和德國分享歐盟經濟主導權；二是北美自由貿易區模式，美國獨享經濟主導權；三是東盟與中日韓合作的“10+3”模式，由于中日兩國在主導權方面無法達成妥協，將主導權讓給了相對弱小的東盟，形成了東盟主導的東亞經濟合作秩序。在中日韓FTA建設中，第二種模式難以被中國和日本接受，比較可行就是第一種模式，由中日韓3國分享主導權。先成立中日韓FTA，通過中日韓FTA來促進RCEP的成立，由此中日韓3國將在RCEP中分享主導權。第二，歷史遺留問題以及領土爭端不利于增強FTA建設的政治互信。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目的就是讓各個主權國家讓渡部分政治權利，進而通過經濟一體化來超越民族主義發展模式。歐盟經濟一體化的成就在全球是最為突出的，其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就是在經濟合作中已經超越了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但對于中日韓FTA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可能會進一步推動民族主義的強化。中日韓3國在二戰后經濟均經歷了高速增長，伴隨的是民族國家意識和民族主義意識不斷興起。歷史問題、領土爭端在民族主義意識興起中尤為敏感。中國歷史上的朝貢體制、日本對中韓兩國的侵略、中日釣魚島領土爭端以及日韓獨島領土爭端等問題，近些年來不僅未能弱化，反而有激化趨勢。歷史問題以及領土爭端會影響政治互信，也會激發民族主義情緒，進而難以產生區域認同導致難以取得深層次的經濟合作。第三，TPP和RCEP帶來的不利影響。從經濟學上看，國家也是一個理性人，通過外交政策或策略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當然，對一個國家來說，關注現實利益多是相對利益，正所謂“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如果各國在合作無法獲得應有之利益，必然會影響合作的進展。中日韓FTA多年來徘徊不前，與各國在利益上的糾葛有很大的關系。[10]中日韓FTA從上世紀90年代構想至今，經過了13輪談判，但一直沒有多大進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日兩國就與東盟建立雙邊FTA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東盟地區一直是日本對外投資以及工業原材料的重要來源地，雙邊關系極為密切，日本對中國與東盟在雙邊FTA談判穩步推進中感受到一定的壓力。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日本在第二天就與東盟了“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共同宣言”。可見，兩國在與東盟雙邊FTA建設方面有較大的競爭。2011年中日韓FTA再度升溫，原因在于2009年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太以及推動TPP建設，美國的戰略改變了中日兩國在區域經濟合作上的博弈心態。對于中國而言，與日本保持在東亞、東南亞地區的合作比合作方案上的分歧更為重要；對于日本而言，可以借助于東亞合作來推動其在TPP談判中的主導權。當中日兩國恢復了對中日韓FTA的興趣之后，韓國對此又表現的并不積極，原因在于2012年中韓兩國FTA談判已經開始取得實質性進展，韓國想借助中韓FTA搶得在中國市場上的先機。但2013年隨著日本加入TPP談判，使得中日韓FTA再次遇冷。日本之所以不顧國內民眾的反對，高調加入TPP談判就是為了借助于TPP來強化日美同盟關系以對抗來自中國的安全壓力。中國在日本加入TPP談判后，也將主要精力放在RCEP談判上，借此抵消TPP的不利影響。為了在區域合作中不落后于日本，韓國也從2013年11月宣布加入TPP談判。這些因素綜合導致了中日韓FTA遇冷，吸引力不足。第四，農產品問題以及敏感產業的開放程度。對于日本、韓國而言，農產品問題始終是它們加入多邊和雙邊區域貿易協定首要考慮的問題。中國相較于日韓而言，在農業上具有較大的比較優勢，日韓兩國則一直是通過高關稅來推行農業保護。按照美國商務部的統計，中日韓3國農產品平均關稅水平為8%、25.8%和99.8%。[11]一直以來，中國農業貿易對日韓兩國保持著較大的順差，而且這種趨勢還在擴大。這使得日韓兩國堅信，一旦中日韓FTA建成，中國農產品必然會對日韓兩國農業造成巨大沖擊。而日韓兩國農民同時又扮演著兩國國內選舉的“票倉”角色，為此日韓兩國對于中日韓FTA中農業議題談判始終保持著極為謹慎的態度。就2015年1月舉行的第6輪談判看，日韓兩國對于開放水產品市場態度極為消極，導致該輪談判受阻。當時從日本在TPP、韓國在韓美FTA的農業議題談判結果看，兩國在農業議題上是有較大的讓步空間的。而在工業品方面，日韓兩國在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上對中國有較大優勢。中國工業以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主，很多工業部門的生產工藝、技術以及創新能力等方面比較落后。這使得各國的敏感部門存在較大不同，對于日本而言，農業、鋼鐵、能源和造船是敏感部門；韓國是農業、能源、紡織品、服裝等；中國是化工、金融、汽車、電子產業等。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希望與日韓兩國在FTA談判中對于敏感產業得到一定的照顧，就如同加入WTO一樣，設置一定的過渡期，但實現難度比較大。第五，FTA談判標準和制定規則上分歧較大。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建設標準有高低之分，此種標準主要體現在關稅減讓、非關稅貿易壁壘以及議題范圍等方面。比如TPP在談判中就提出，自各國批準之后，要立即或分階段取消非農產品全部關稅，不允許有例外產品存在。在談判議題方面，低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比較側重于傳統議題如商品準入機制、服務貿易問題等；而高標準的則比較注重投資自由化、知識產權保護、勞工環境改善、環境保護等，有的還會突出規則一致性、國有企業問題、供應鏈問題等。在中日韓FTA談判過程中，因為日本已經批準了TPP，由此日本一直想將TPP的談判標準和談判議題引入到中日韓FTA中。日本希望不斷提升關稅減讓程度和覆蓋面、減少非關稅貿易壁壘以及不斷引入新的談判議題。[12]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可以加強日本在談判中的主導權，便于其主導談判規則的制定；另一方面可以不斷抬高要價，獲取在其他議題上的利益。在當前東亞地區存在大量自由貿易區的情況下，提高中日韓FTA談判標準有積極的意義，比如可增強FTA的吸引力，擴大自由貿易度。但一味地提升FTA談判的高標準而不顧其他成員的經濟發展水平，可能會進一步加大談判分歧。2.中日韓FTA的發展前景中日韓FTA多年進展不順，發展前景不明，但當前也不失為一種應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區域經濟合作解決方案。基于中美貿易摩擦的現狀以及中日韓FTA構建中的挑戰，中日韓FTA的發展前景有以下4個方面。第一，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可控，中美通過談判可以解決分歧的前提下，中日韓FTA是對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一個基本解決方案。中國可以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擴大開放，改革貿易體制、改革知識產權管理制度等方面，以實際行動來推進中日韓FTA建設。第二，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進一步擴大的情況下，中日韓3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擺脫美國的貿易壓力和外部干預，中日韓FTA能夠獲得一個外在的寬松環境。中國有中日韓FTA、RCEP兩種選擇，日本則有中日韓FTA、CPTPP、RCEP3種選擇，中日韓FTA建設中日兩國的態度尤為關鍵。第三，美國進一步強化貿易保護主義，且可能退出WTO的多邊貿易體系，與中國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大。在這種情況下，整個東亞地區生產鏈必然會受到沖擊，區域經濟震蕩在所難免。此時，中日韓FTA作為對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利器，在引領區域貿易自由化和開拓市場等方面意義重大，為此中國應該與日本、韓國一道超越安全、歷史、領土等方面的分歧及沖突，加速推進中日韓FTA建設。第四，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強化，與中國貿易摩擦加劇且在亞太地區拉攏日韓的情況下，中日韓FTA由于與CPTPP、RCEP存在競爭關系，實際上則難以推進。中國應該將主要精力放在RCEP的建設上。因為沒有美國的壓力，CPTPP可能會比RCEP推進更為容易。如果出現這種狀況，對中國而言是極為不利的。

四、貿易保護主義下中國在中日韓FTA建設中的立場

就當前形勢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在短期之內難以改變，必然會對全球經濟以及區域合作造成較大的負面沖擊。對于亞太地區而言，面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沖擊也是在所難免，但與較小范圍的次區域而言，在力量和結構重組的前提下，貿易保護主義沖擊也可能會帶來某種發展機遇。綜觀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史可以看到，支撐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基礎，在過去幾十年內已經悄然發生了改變。如今亞太經濟體系已經發展成為多方力量共同推動且各自有較深依賴關系的生產鏈體系，這種生產鏈體系面對外部壓力時有一定抵抗力。比如1997年、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亞太地區的雙邊FTA蓬勃發展就是明證。但鑒于美國對全球經濟強大的影響力，其貿易保護主義對于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帶來的沖擊難以避免，使得中日韓FTA帶有較強的不確定性。東亞國家如何面對這些沖擊，尋求新的合作機制至關重要。對于中國而言，2018年2月以來與美國已經進行了多輪貿易談判，在達成共識之后，美國依然單方面提高關稅稅率，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做法暴露無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繼續擴大市場，必須要抓住中日韓FTA建設的機遇，依靠東亞合作來對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帶來的不利影響。從地緣政治上看，中國與日韓結盟，可以避免在國際貿易話語權上被邊緣化。基于當前的形勢，中國在推進中日韓FTA過程中要根據其發展的4種可能前景，審時度勢地把握政治范圍和談判策略，從難點解決、區域合作以及多邊體系等3個方面來加以推進。1.針對中日韓FTA談判中面臨的難點問題，中國應該重視已有的談判成果，針對不同問題采取分步驟、對等利益交換等靈活策略來處理，盡量減少與日本、韓國之間的分歧。比如中日韓FTA建設中的主導權問題，應盡可能采取主導權分享或淡化模式，更多強調FTA建設帶來的社會福利和經濟收益，避免在相對利益上的計算。[13]對于歷史遺留問題和領土爭端問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淡化處理，加強民間經濟、文化交流，強化區域認同。對于農產品，中國應該通過談判盡量爭取日本、韓國降低對中國農產品準入門檻，加強農業標準、技術等方面的合作，完善中國農產品的技術認證體系，通過提升質量來擴大出口，減少非關稅貿易壁壘帶來的沖擊。對于敏感產業，中國在談判過程中采取盡量延長過渡期或采取日本、韓國可以接受的適度保護，并在農業、紡織業等優勢產業上做出利益讓步換取日本、韓國對中國信息產業、金融產業等方面的讓步。[14]對中日韓FTA建設標準、規則制定等方面的分歧，中國應在談判中盡量擴大主題，最大限度尋求日本、韓國客觀看到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產業結構等方面與它們之間的差距，要求日本、韓國做出適當的讓步。當然，中國也不能一味要求日韓降低談判標準，要從長遠角度考慮，積極加大國內產業結構改革，提升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積極鼓勵研發和創新，只要強化了自身的內生發展力，才能夠在談判中掌握主導權，才能夠提升在FTA建設中的地位。2.在區域合作方面，中國應該將“一帶一路”發展成果引入中日韓FTA談判中。“一帶一路”是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的宏觀大計，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在中日韓談判中可以邀請日本、韓國加入“一帶一路”，通過“一帶一路”的廣闊市場前景來增強中日韓FTA的吸引力，日本、韓國的產業可以分享“一帶一路”的紅利和成果，進而減少中國與日本、韓國之間的分歧。[15]3.在多邊體系構建上，中國應該重視全球化和區域化發展的良性互動。中國在面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下，應該堅定支持WTO改革，自覺履行WTO規則和維護WTO權威。中國參與多邊貿易體系建設，是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形式，也是減輕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壓力的方式。在如今逆全球化浪潮甚囂塵上的時代，推進中日韓FTA建設是加大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式，也是構建新的自由貿易規則的試驗場地。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必須要堅定推進全球化和區域化的良性互動，不斷提升自身對自由貿易的認知。

作者:金川 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