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發展與人民幣國際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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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如何推動初級階段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本文研究表明，在人民幣國際化初級階段，貿易發展是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主要因素。其中，貿易規模擴大對人民幣國際化有長期正效應；貿易結構優化對人民幣國際化有短期波動效應和長期正效應；貿易方式升級對人民幣國際化有短期正效應；貿易風險對人民幣國際化有短期負效應。這四個因素共同解釋了約60%的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變動。因此，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初期進程應該以貿易發展為主要力量，通過大力發展貿易，特別是以擴大貿易規模、優化貿易結構、升級貿易方式和降低貿易風險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貿易發展；VAR模型

一、前言

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在世界貿易舞臺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發展迅速，貿易話語權提高，進出口商在貿易往來時會傾向于采用人民幣計價結算，這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了堅實的貿易基礎。與此同時，一系列貿易方面的利好政策，如上海自由貿易區建立、“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與實施，也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助推器”。上海自由貿易區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一塊突破制度性障礙的“試驗田”。試驗區總體方案中明確提出建立與自貿區相匹配的外匯管理體制，全面實現貿易投資便利化，這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新機遇，將會激發出人民幣國際化的潛在動力；“一帶一路”戰略中“貿易暢通”目標的實現與人民幣國際化道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如果在“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內實現貿易的人民幣計價結算，將直接拓寬人民幣的使用范圍，間接刺激沿線各國對人民幣的持有意愿，對加速人民幣國際化起到積極作用。在“一帶一路”重要戰略的強勢推動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顯著提速。目前，人民幣已經成為中國在跨境貿易計價結算領域中使用的重要貨幣，2009年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只有35.8億元，而2014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已經突破6萬億元。在貿易發展助力下，人民幣國際化的揚帆起航意味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發展將進入到貨幣經濟的新時代。

二、貿易發展對人民幣國際化影響的理論基礎

縱觀國際貨幣發展史，貿易發展對貨幣國際化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以Matsuyama、Kiyotaki和Matsui為代表的貨幣搜尋理論認為：在貿易過程中，如果可以從多個貨幣里選擇一個作為計價結算貨幣，貿易者會搜尋交易成本最小的貨幣進行計價結算，而交易成本最小的貨幣往往是交易規模最大的貨幣。貨幣發行國的貿易規模越大，尤其是在全球貿易市場份額占比越大，貨幣交易成本越小，該國貨幣越可能作為計價結算貨幣。ReyHelene[1]在三國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貨幣交易成本，發現國際媒介貨幣是與其它國家貨幣相互交換時交易成本最低的國家貨幣。因此，一國貿易規模擴大會導致該國貨幣交易成本降低，而交易成本最低的貨幣將成為計價結算貨幣。在RasulShams提出的世界貨幣理論基礎上，PhilippeBacchetta和EricvanWincoop[2]認為貿易份額，特別是具有差異性的出口產品所占份額，是決定一國貨幣能否成為國際貿易中計價結算貨幣的重要條件。LindaGoldberg和CedricTille[3]利用回歸模型驗證了PhilippeBacchetta和Er-icvanWincoop的結論，認為企業出口差異性程度大的產品時，會更容易選擇本國貨幣來計價。Fredrik[4]提出國際貿易中計價結算貨幣的選擇規律：若產品差異化程度較大，出口商擁有權力選擇計價結算貨幣，通常會采用本國貨幣進行計價、結算以規避風險。總結而言，計價結算貨幣選擇理論認為，對同質商品（如初級產品）而言，產品差異化程度低，可替代性高，出口商只能被動接受單一的、交易成本低的貨幣計價；對異質商品（如工業制成品）而言，產品差異化程度高，可替代性低，出口商具有壟斷地位，可根據利潤最大化原則選擇計價貨幣。塔維拉斯和大關提出更為普遍的規律：工業制成品貿易通常以出口國貨幣計價結算；初級產品大部分以美元、英鎊等國際貨幣標價。唐納費爾德和杰爾洽提出了基于廠商利潤最大化局部均衡的結算貨幣選擇模型，即D—Z理論。由于匯率不穩定造成的國外市場價格的波動越大，預期利潤越低，那么選擇固定國外價格的外幣結算更為有利。弗里伯格將風險規避的假設和遠期市場引入D—Z模型，他認為當本幣或外幣的匯率波動較大或者直接結算成本大幅上升時，進出口商會傾向于選擇匯率相對穩定的貨幣。匯率變動會引起貨幣計價資產的變化從而影響投資者對貨幣偏好的變化，最終影響貨幣國際化。在已有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我國學者也在積極依據國情深入研究探討貿易發展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姚小義和譚劼[5]提出企業選擇計價貨幣的行為是由計價貨幣發行國的貿易規模、貿易結構以及匯率穩定性等基礎因素決定的，在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因素中，貿易規模要素影響力度最大。王瓊[6]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出口商品的市場份額、出口商品差異性和匯率的穩定性是影響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主要因素。董有德和王開[7]對國際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國際貿易中的產品結構是影響影響計價貨幣選擇的關鍵因素之一，人民幣國際化想要發展必須推動我國產品結構升級。李婧[8]認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面臨諸多問題，譬如貿易企業的計價能力低、境外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大，這些都會對人民幣國際化產生負面影響。貿易格局的改變也成為人民幣跨境結算的突破口，將助推人民幣成為計價結算貨幣，實現國際貨幣替代。在以往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研究中，從研究內容來看，已有研究多集中于貿易規模、貿易結構以及匯率風險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新增了貿易方式、貿易風險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作為研究貿易發展對人民幣國際化影響的補充。同時，借鑒已有的實證研究，本文采用較為前沿的VAR模型分析方法對我國人民幣國際化程度、貿易規模、貿易結構、貿易方式和貿易風險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研究，揭示貿易規模、貿易結構、貿易方式和貿易風險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關系。

三、貿易發展對人民幣國際化影響的實證研究

1、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為了避免小樣本回歸偏差，本文采用2012年1月至2015年9月的月度數據進行分析，樣本容量為45。本文實證分析的被解釋變量為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由于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當前正處于初級階段，人民幣在國際上的貨幣職能主要表現為計價結算職能，衡量指標選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記為CNY。解釋變量分別為貿易規模、貿易結構、貿易方式和貿易風險四個指標。貿易規模的衡量指標選用出口總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記為TS。貿易結構的衡量指標選用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與初級產品進出口總額的比值，記為TC。貿易方式的衡量指標選用一般貿易進出口總額與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的比值，記為TM。貿易風險的衡量指標選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波動絕對值，記為TR。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海關總署、國際清算銀行。本文選用VAR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在處理多個相關經濟指標的分析及預測時，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是最常選用的模型之一。由于選取的各變量的數據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為了在不改變序列趨勢的情況下去除原始數據異方差的影響，對變量CNY、TS、TC和TM進行對數化處理。設定的模型如下：LNCNYt=β0+β1LNTSt+β2LNTCt+β3LNTMt+β4TR+εt（1）其中，t為時間，LNCNY、LNTS、LNTC和LNTM分別為CNY、TS、TC和TM的自然對數；βi，i=0~4是有待估計的參數；εt是擾動項。2、單位根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及協整檢驗（1）單位根檢驗本文選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對LNCNY、LNTS、LNTC、LNTM及TR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依據AIC最小化準則確定最佳滯后階數，檢驗結果見表1。LNCNY、LNTS、LNTC、LNTM及TR的ADF值均大于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故接受原假設，認為序列存在單位根，為不平穩序列。對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后，ADF值均小于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故拒絕原假設，認為序列不存在單位根，為平穩序列。LNCNY、LNTS、LNTC、LNTM及TR序列均為一階單整序列，滿足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2）格蘭杰因果檢驗本文所考察的變量LNCNY、LNTS、LNTC、LNTM和TR均為一階平穩序列，因此可以使用格蘭杰因果檢驗來分析各時間序列之間的因果關系。如表2所示，通過對不同的滯后長度進行試驗，結果表明滯后期為1時，LNTS、LNTC、LNTM、TR均為LNCNY的格蘭杰原因，說明（3）協整檢驗因為LNCNY、LNTS、LNTC、LNTM和TR都是一階單整序列，符合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所以本文采用Johansen方法檢驗LNCNY、LNTS、LNTC、LNTM和TR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檢驗結果見表3和表4。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協整檢驗的特征根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都認為有1個協整關系，表明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3、VAR模型的估計及檢驗（1）VAR模型的估計本文選擇的變量包括LNCNY、LNTS、LNTC、LNTM以及TR。因此，構建一個5維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建立VAR模型的前提是確定模型的最佳滯后期數p。最佳滯后期數p應依據LR、FPE、AIC、SC、HQ檢驗準則選取。如表5所示，在滯后期0~3的選擇結果中，LR、FPE、SC、HQ檢驗準則均認為最佳滯后期p=1。本文據此選定的滯后階數為1，建立VAR（1），模型方程如下：（2）VAR模型平穩性檢驗VAR模型結果是否有效需要通過穩定性檢驗。本文的變量為5個，滯后期為1，故有5個特征根。如圖1所示，單位根倒數的模都位于單位圓內，所建立的VAR模型穩定。4、脈沖響應函數與方差分解分析（1）脈沖響應函數脈沖響應函數可以識別出貿易規模、貿易結構、貿易方式和貿易風險對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影響路徑以及影響時間。基于模型VAR（1）的脈沖響應圖，橫軸和縱軸分別代表滯后階數、內生變量對沖擊的響應程度；實線、虛線分別代表脈沖響應函數、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考慮到本文采用的是月度數據，故將沖擊作用期限設定為36個月。圖2為人民幣國際化程度（LNCNY）對貿易規模（LNTS）的脈沖響應圖。當給予LNTS一個正向沖擊之后，LNCNY對于來自LNTS的沖擊具有正向響應，響應強度在第3期達到峰值，在4至6期出現下降和反彈，然后響應隨期數的增加逐漸降低，一直持續至36期。截至36期時，仍具有正向影響。從短期來看，貿易規模對于人民幣國際化具有較強的正向影響，貿易規模的擴大會促使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迅速提升。原因在于，一國貿易規模的擴大，特別是出口規模的擴大，可以降低本國貨幣的交易成本，進出口貿易商會傾向于選擇該國貨幣進行結算，從而擴大人民幣的結算范圍，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從長期來看，貿易規模對于人民幣國際化具有持續正向作用，但是其影響力會隨著時間流逝而逐步減弱。原因在于，由于貨幣選擇具有慣性，當一國貿易規模擴大使該國貨幣成為進出口貿易中的結算貨幣時，進出口貿易商會在以后的進出口貿易中習慣性地選擇該國貨幣作為結算貨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慣性會逐漸減小。圖3為人民幣國際化程度（LNCNY）對貿易結構（LNTC）的脈沖響應圖。當LNTC受到一個正向沖擊時，給LNCNY帶來較為強烈短期正向影響，響應在第3期開始下降，至第4期達到最低點，從第5期開始回升，在第7期形成次低點，波動路線成“M”型，隨后響應趨于平穩下降狀態，一直持續至36期。這說明，相對于初級產品而言，工業制成品進出口總額的提高，對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有長期正效應。原因在于，初級產品差異性低、可替代性高而工業制成品差異性高、可替代性低，這種區別致使貿易商在進出口談判中的貿易地位不同。進出口初級產品較多的貿易商談判地位較低，使用人民幣結算的可能性較低，而進出口工業制成品較多的貿易商談判地位較高，使用人民幣結算的可能性較高。若工業制成品進出口總額的提高，貿易商獲得更高的談判地位，選用人民幣跨境結算比例也會上升，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提高。另外，初期的“M”型波動可能與初級產品、工業制品進出口貿易均呈現季節性變動有關聯。圖4為人民幣國際化程度（LNCNY）對貿易方式（LNTM）的脈沖響應圖。LNCNY對來自LNTM的響應較為微弱，在前兩期表現為正向效應，在第2期，正向響應達到最強烈，之后逐步衰減，并在零響應附近收斂。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對貿易方式的脈沖響應圖表明，相對于加工貿易而言，一般貿易進出口總額的提高對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有短期正效應，但作用力度不強。原因在于，進行加工貿易的國內貿易商以較低勞動力成本從事國外貿易商委托的生產加工，以此獲取微薄的加工利潤，進行一般貿易的國內貿易商卻擁有更多的自主權且產品包含的技術附加值更高。若加工貿易額減少或一般貿易額增加，意味著貿易商的貿易談判地位提升，采用人民幣計價結算的可能性提高，結算職能的發揮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加速發展。然而，作用力度不強的原因可能在于，當前貿易方式中，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各占半壁江山，且加工貿易也積極向技術加工轉型，所以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正效應相對較小。圖5為人民幣國際化程度（LNCNY）對貿易風險（TR）的脈沖響應圖。當TR受到一個正向影響時，LNCNY對于來自TR的正向沖擊具有負向響應，從第1期達到負值最低點，從2期始降幅變小，然后緩慢回升，至20期時在零響應附近收斂。這表明，匯率的波動對人民幣國際化具有短期負效應。本文采用匯率變動的絕對值衡量貿易風險，無論匯率上漲還是下跌，波動值越大說明貿易風險越大。如果貿易風險變大，進出口貿易商繼續使用人民幣計價結算的成本會增加，因此放棄使用人民幣作為計價結算貨幣成為進出口貿易商的理智選擇，而這種選擇會降低人民幣的使用程度和結算規模，抑制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可見，穩定的匯率水平更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推進。（2）方差分解分析表6為對VAR進行方差分解的結果，表中第一列表示預測的時期，其余幾列依次為LNCNY、LNTS、LNTC、LNTM以及TR對LNCNY的貢獻度，人民幣國際化程度自身、貿易規模、貿易結構、貿易方式和貿易風險對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貢獻度。人民幣國際化程度LNCNY主要是受自身沖擊的影響，該影響隨時間呈逐漸下降的趨勢，下降幅度較大，在第36期下降為41.6%。原因在于本文選用進出口總額中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比例作為衡量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指標，而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的使用具有慣性，一旦某種貨幣被廣泛使用，將會被更多地采用。來自貿易規模LNTS的沖擊對人民幣國際化程度變化的貢獻率明顯高于其他沖擊的貢獻率，貢獻程度隨時間推移逐漸增大，在第36期時已經超過33.6%；來自貿易結構TC的沖擊對人民幣國際化程度LNCNY變動的貢獻率雖然低于貿易規模，但是也隨時間推移逐漸從10%增長至14.2%；來自貿易方式LNTM的沖擊對人民幣國際化程度LNCNY變動的貢獻率最小，貢獻率隨時間增加先升后降，從第21期開始一直維持在3%左右；來自貿易風險TR的沖擊對人民幣國際化程度LNCNY的變動的貢獻率相對穩定，從第16期開始，一直處于平穩狀態，占比為7%左右。總體而言，除人民幣國際化自身的變動影響外，貿易規模和貿易結構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貿易風險，最后是貿易方式。這四個因素共同解釋了將近60%的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變動。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實證檢驗說明，對外貿易發展與人民幣國際化之間存在長期的較為穩定的關系。貿易發展是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因素，影響程度接近60%，其中貿易規模擴大對人民幣國際化有長期正效應；貿易結構優化對人民幣國際化有短期波動效應和長期正效應；貿易方式升級對人民幣國際化有短期正效應；貿易風險對人民幣國際化有短期負效應。可見，人民幣國際化初級階段的發展應以對外貿易發展為主要推動力量。對外貿易的發展方向應側重于進一步擴大貿易規模、優化貿易結構、升級貿易方式以及降低貿易風險。針對實證結論，本文提出建議如下：第一，積極主動參與區域貿易和貨幣合作，倡導建立多層次、寬領域的貿易合作關系，提高區域貿易中人民幣結算的吸引力，為人民幣“走出去”創造合作共贏的良好局面；第二，貿易企業應該不斷追求新產品的高檔化、特色化、多樣化，以滿足不同國外廠商的不同需求，利用品牌效應提升產品附加值和差異性，促進貿易結構優化；第三，以優惠政策為導向，鼓勵加工貿易由勞動密集環節向技術密集型環節的轉型升級，大力扶植以信息技術產品加工為主的高新技術企業，引導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更多地參與高新技術產品的深加工、精加工；第四，建立穩定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完善跨境人民幣支付清算系統，降低外匯交易成本。

作者:周 覺 王紫璐 單位:1.北京信息科技大學 2.北京信息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