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貿易活動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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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臺灣地區、韓國加工裝配活動成功和智利、阿根廷成效差異的原因，在于發展戰略、政策環境、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和外部環境差異等等；東亞由加工裝配活動成功向加工貿易活動轉變，而東南亞成效不佳的原因，在于后向聯系和技術溢出方面的差異；中國大陸的加工裝配活動是成功的，已在增加就業、增加國民收入和縮小收入差距、平衡國際收支和技術轉移方面發揮了積極功效，沿海地區加工裝配產業在比較優勢將消失的趨向下，向中部地區轉移這些產業并同時實現產業升級將是最優選擇。

要害詞：加工裝配活動，加工貿易，東亞，拉美

一、新問題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跨國公司出于全球配置生產資源以獲得更大利益的考慮，在東亞和美洲等地開展了大規模的加工貿易活動。跨國公司從全球采購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經濟體所在地進行加工裝配，然后再銷往發達國家。20世紀80年生的“零售業革命”，零售業跨國公司通過從全球采購商品，將更多國家和地區吸引到了加工貿易活動中來。

發展中經濟體多是通過加工裝配活動參和由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化進程，而不是進行全面的貿易自由化革新。這是因為：第一，相對于自由貿易來說，加工裝配活動只將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市場開放給外部資本，避免本地幼稚產業受到沖擊，降低了開放的經濟風險，是吸引外資到出口產業的次優選擇。第二，加工裝配活動提供了FDI(外商直接投資)進入發展中經濟體的通道。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相比，發展中經濟體的資本資源相對短缺，通過建立出口加工區就可以吸引大量的FDI進入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產業，優化了資源結構。第三，和所有領域答應外商投資相比，開展加工裝配活動有較小的國內政治風險。對原材料進口、加工裝配環節和加工產品出口實施的全程監管，能有效避免外資對民族工業和經濟的控制。因此，20世紀50年代日本、臺灣地區和韓國以及拉美的阿根廷、智利，70年代東南亞的馬來西亞、菲律賓及南亞保障程度很高的印度，乃至80年代的中國大陸等國家和地區都紛紛加入到加工裝配活動中來。

從事加工裝配活動的經濟體基本都是從進口替代戰略起步，而后轉向出口導向戰略的。其中的兩個現象應予非凡關注：第一，東亞的成功和拉美的失敗。1960年～1973年間，中國臺灣和韓國實際GDP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0.4%和8.9%，智利和阿根廷則僅有3.4%和3.1%，同期臺灣地區和韓國出口增長率分別為28.7%和42.3%，智利和阿根廷僅有7.4%和8.9%；在這一時期，臺灣地區和韓國的消費價格指數年均上升3.7%和12.7%，而智利和阿根廷的物價上升幅度則達到了42.9%和27.5%，即便在受兩次石油危機影響世界經濟發生滯脹和國際貿易增速放緩的情況下，臺灣地區和韓國的出口增速仍達到了17.3%和20.5%(Lin，1988)。為什么資源相對貧乏的臺灣地區和韓國出口獲得了良好的增長，并因此產生了經濟增長和價格穩定的良性循環?而資源相對豐富的智利和阿根廷的表現卻大相徑庭，陷入了國際收支危機、慢性通貨膨脹及緩慢經濟增長的泥淖。第二，即便是在加工裝配活動比較成功的東亞，有的經濟體從加工裝配活動向加工貿易活動成功轉型，有的加工裝配活動逐漸萎縮，其中原因值得玩味。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也加入到了加工裝配活動中來，目前也發展到一個要害時期，先行者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是什么，是本文試圖回答的新問題。

二、成功和失?。号_灣地區、韓國和智利、阿根廷加工裝配活動的比較探析

1.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和加工裝配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盡管臺灣地區、韓國、智利和阿根廷當時的情況不盡相同，但初期他們促進工業化的政策卻是非常相似的，都以進口替代戰略起步。為扶持本地產業發展，都制定了鼓勵進口替代、排斥外部競爭的政策，如在外匯使用、銀行貸款和稅收方面提供優惠，并通過人為控制的匯率政策、對出口產品征稅等限制產品出口，使稀缺資源從傳統出口部門向城市新興工業部門流動。1949年～1960年間，臺灣地區、韓國、智利和阿根廷的出口增長率僅有4.3%、2.1%、4.7%和0.3%，GDP的實際增長率也只有7.6%、3.8%、2.0%和3.6%(Lin，1988)。事實說明，這是一種對出口和經濟增長及勞動生產率提高效果都不好的發展戰略。

臺灣地區和韓國是發展戰略轉型較早的經濟體，從20世紀50年代末先后進行了政策變革，包括實行貨幣貶值和取消扭曲價格的多重匯率，以鼓勵競爭和出口。由于和日本的歷史淵源及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臺灣地區和韓國成為日本轉移加工產業的首選地。為鼓勵加工裝配活動的開展并對其進行有效管理，臺灣地區于1966年建立了第一個出口加工區——高雄出口加工區，韓國于1970年建立了馬山出口加工區，加工裝配活動成為臺灣地區和韓國走出口導向工業化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智利和阿根廷在60年代也對其發展戰略進行了調整，采取各種激勵辦法來促進加工貿易出口。比如，智利從1958年開始對進口原材料免除間接稅和進口關稅，以鼓勵加工產品出口；阿根廷從1962年就開始返還出口工業品生產過程中對進口原材料征收的關稅，從1967年開始返還對加工出口產品征收的國內稅收，對加工貿易出口的優惠信貸也被推出，從1967年開始，出口商可從其納稅收入中得到10%的返還等。

2.內部政策存在差異

在臺灣地區和韓國，蔣氏父子和樸正熙執政多年，政局較為穩定，因此政策比較穩定；相反，智利和阿根廷的革新因為政局動蕩、整個社會缺乏共識一直扭擺。對臺灣地區和韓國來說，資源相對貧乏，人口壓力較大，出口較少，刺激制成品出口的動機明顯比智利和阿根廷強烈，而且，臺灣地區和韓國既無大地主階級，也無有政治背景的勞工集團，矛盾較為緩和，在其工業化進程的要害時刻，臺灣地區和韓國能夠推行有利于新興出口產業的政策辦法；智利和阿根廷國內存在著有相當影響，但卻是相互對立的農村大地主階級和城市勞工集團，加工貿易政策和對這些集團有利的進口替代政策相沖突，導致政治動蕩和政策變化無常。這是加工裝配活動在東亞獲得成功，拉美走向失敗的原因之一。

3.勞工成本、通貨膨脹方面存在差異

加工裝配活動需要得到極具競爭力的要素成本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臺灣地區和韓國因為通貨膨脹率較低，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速度比起智利和阿根廷要慢很多，反過來又抑制了高通脹的發生。相反，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智利和阿根廷的消費價格指數年均超過20%，高峰時超過了50%(Lin，1988)。貨幣工資的過快增長導致了持續性的通貨膨脹，因為勞動力成本上升過快，必須讓本幣頻繁貶值才能保持國際競爭力，這種貶值又通過增加進口成本、工資進一步增加和財政現狀進一步惡化從而拉長了通貨膨脹周期。

臺灣地區和韓國加工企業的工資水平比較穩定，和其富有彈性的勞動力供給密切相關。以臺灣地區為例，戰后土地所有權的革新給土地所有者提供了激勵，使其五六十年代農業生產率快速增長，提供了大量勞動力(包括女性勞動力)進入加工產業而緩解了工資上漲壓力。相反，五六十年代智利和阿根廷的農業表現并不好，失衡的匯率和和內向型發展政策有關的貿易條件阻礙了農業生產，因為政府很少對農業進行制度革新和技術支持。智利和阿根廷女性參和加工裝配活動的現象也不普遍。

加工裝配活動必須控制勞動力成本和物價水平的過快增長。不難想象，在一個高通脹的環境下加工裝配活動是難以順利開展的，外部資本將望而卻步，加工裝配環節的比較優勢將隨著惡性通貨膨脹而被徹底葬送，長此以往，拉美在一條走向失敗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4.石油危機中應對辦法的差異

第一次石油危機后東亞經濟體調整了他們的經濟政策，采取了諸如緊縮貨幣政策來控制通貨膨脹，小心謹慎地借取外債等政策。相反，拉美則繼續擴張其外債，這些政策使其經濟在石油危機后的前兩年快速增長，卻埋下了通貨膨脹和經常賬戶赤字的禍根。石油危機后“石油美元”充斥國際金融市場，可以很輕易地借取大量美元，這些外債的實際利率很低甚至為負，這是智利和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擴大借債規模，以支持國內投資和進口的主要原因，也是拉美國家工資和私人消費沒有被限制的原因。

不幸的是，這種現狀并沒有持續太久。第二次石油危機后，世界經濟進一步惡化，全球發生經濟滯脹，主要工業國為治理通貨膨脹不得不采取更加嚴厲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結果是發達國家的進口下降，實際利率上升，拉美國家也難逃厄運，貨幣貶值、工資調整和公共債務重組，導致了財政貨幣政策膨脹，引發了拉美地區螺旋式的通貨膨脹，加工裝配活動遠離了它們。

三、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加工貿易活動的比較探析

1.從加工裝配活動到加工貿易活動經濟,宏觀

既然臺灣地區、韓國的成功經驗表明，積極參和加工貿易活動可以快速發展經濟，作為后來者，就應該借鑒其發展模式并采取相關政策，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出口產業來實現就業、出口及經濟增長等多重目標。從70年代開始，“四小虎”(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都在轉變發展戰略，實施了以加工裝配活動為主要內容的出口導向型戰略，造就了新的經濟奇跡。

加工裝配活動僅指加工裝配環節，加工貿易活動還包括研發、零部件制造以及產品銷售等環節。假如能夠大幅度增加出口，能夠解決大量勞動力就業和大幅度吸引FDI，加工裝配活動就是成功的；只有產生了內部聯系效應，獲得了技術溢出和本地經濟發展，加工貿易活動才是成功的。假如說亞洲“四小龍”(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和“四小虎”在加工裝配活動中是成功的，“四小龍”的加工貿易活動也是成功的話，那么，“四小虎”的加工貿易活動效果就不太理想了。

加工貿易的發展通常經歷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量外資流入，適宜開展加工裝配活動的產業(多數是紡織品、服裝和電子產業)開始占據統治地位，生產規模和出口大幅度增加；第二個階段，外資流入可能放緩甚至下降，出口增長率下降，和此同時，勞動力成本和勞動技能水平上升，高附加值產業開始取代加工裝配活動；最后，開始向外轉移失去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假如本地實現了向高附加值的上下游生產環節延伸，或者生產并出口零部件，或者進入服務領域從事加工貿易的中間人服務，那么加工裝配活動就成功轉變為加工貿易活動；否則，勞動力成本上升可能意味著本地在加工裝配活動乃至于加工貿易活動中優勢地位的喪失。

2.對東亞和東南亞加工貿易活動成效產生差異的解釋

如前所述，東亞和拉美是最早承接加工裝配活動的地區，遺憾的是，拉美地區因為搖擺不定甚至是失誤的政策，而和加工裝配活動漸行漸遠，從而使臺灣地區和韓國很少面對來自其他經濟體的直接競爭，大量的FDI流向了臺灣地區和韓國。此時，很少有發達國家以非關稅壁壘來限制加工產品的進口，韓國的加工能力甚至都不能滿足旺盛的國外需求，不得不將一些加工合同轉包給出口加工區外的企業。但從70年代末開始，加工裝配活動所面對的國際環境就完全不同了。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經濟體熟悉到進口替代戰略的局限性，紛紛轉向出口導向戰略，開展加工裝配活動是新的發展戰略的核心部分，這樣，加工裝配活動在吸引FDI和爭奪出口市場方面的競爭日趨激烈，尤其要面對來自中國大陸強有力的競爭；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勞工團體的壓力，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施加了更多的貿易限制。即便如此，80年代亞洲的加工裝配活動仍是引人矚目的，期間流向發展中經濟體的外部資本超過90%流向了東亞和東南亞，為該地區加工裝配活動的開展注入了活力。

但是，隨著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加工裝配活動陸續進入第二和第三個階段，后續發展新問題相繼暴露出來，技術轉移、后向聯系成為決定加工貿易活動和區域經濟發展成效的要害。相對而言，機器電子、化學、金屬冶煉、橡膠等行業可以獲得較多的技術溢出，而紡織、服裝行業的技術溢出效果較差。除了中國臺灣和韓國以外，東南亞國家的后向聯系都很有限，增加值部分主要是當地生產工人的工資。在臺灣地區，25%～50%的原材料在本地采購，1980年上千家為加工企業配套的本地企業開始生產原來需要進口的原材料、部件及設備。而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本地采購率只有15%，馬來西亞只有3%，凈出口都在20%以下，轉包形式的后向聯系也很有限(Yuan、Eden，1992)。試想，假如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在加工裝配活動中的比較優勢喪失，外資撤走，他們還有什么優勢參和全球的加工貿易活動?這是他們不能由加工裝配活動成功向加工貿易活動轉變的主要原因。

獲得技術溢出效應的途徑還有在職培訓、質量控制和市場營銷，從1966年～1979年，臺灣地區超過4000人被送出去進行技術培訓，越來越多的當地技術和管理人員取代了外國專家(Yuan，Eden；1992)。簽署技術合作協議是臺灣地區獲得技術溢出的另一個途徑，這使得原材料和零部件生產商的技術得以升級，當地企業生產的中間投入品的質量得以提高，質量控制和生產工藝得到改進。技術溢出中的知識外溢，使臺灣地區原來在加工企業工作的雇員有能力在島內和大陸開辦自己的加工企業。除此之外，臺灣地區和韓國還在鼓勵后向聯系和技術外溢方面做出規定。

四、中國大陸的加工貿易活動

1.中國大陸加工裝配活動由弱轉強的原因

中國大陸加工裝配活動起步略遲于東南亞國家，發展歷程也并一帆風順。鑒于東亞和拉美地區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大陸在鼓勵加工出口的政策上是積極、優惠和一貫的，和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所采取的政策也是大同小異，所以加工裝配活動取得成功應在意料之中。但是，中國大陸的加工出口卻經歷了初期的緩慢成長(見表1)，其中原因值得注重。

早期加工貿易出口規模較低的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基礎設施落后。早期中國大陸的出口加工產業集中在對外開放的窗口——4個經濟特區，它們都遠離工業中心，鄰近缺少相關的配套產業，基礎設施基本是空白，這是早期經濟特區加工裝配產業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第二，吸引FDI的數量不大。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一樣，資本嚴重缺乏是當時中國大陸資源結構的主要特征，加工產業的建立和發展必須依托外部資本，這也是成功開展加工裝配活動經濟體的經驗總結。但是，1991年之前中國大陸利用外資的規模很小，且主要來自有文化和種族淵源的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利用外部資本發展出口加工產業的效應并不明顯。第三，勞動力流動的限制。發展加工產業需要一支數量龐大的低成本的勞動力大軍，但中國大陸的勞動力市場結構限制了勞動力的合理流動。由于加工產業就業市場屬于次要勞動力市場，工資低、工作條件差，所以城市勞動力寧愿等待就業機會，也不愿到加工企業謀職，而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加工企業所需勞動力只能來自鄰近的農村地區，數量有限，阻礙了加工裝配活動的進一步開展。

中國大陸的加工貿易出口由1980年的6.56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4165億美元，年均增長30%，創造了世界貿易史上的奇跡。其更為成功的原因在于：第一，農村經濟體制革新為加工企業提供了大量低成本和高素質的勞動力。隨著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管制的放松，流入沿海地區加工企業的外省剩余勞動力越來越多，為加工裝配活動的進一步開展提供了基礎條件。由于在加工企業就業的農民工的相對收入更低，所以中國大陸加工裝配環節的比較優勢更強。第二，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后，大量外資進入了加工裝配產業，為加工出口的發展注入了活力。第三，加工裝配活動集聚效應明顯。加工貿易中委托人和加工企業相互搜尋都要付出成本，一個具有深度的市場可以降低搜尋成本，擁有豐富勞動力資源的經濟體有潛力承接更多的生產訂單，委托人在一個由眾多加工企業的市場上更輕易搜尋到符合其質量要求的合作伙伴，對加工企業來說也是如此。中國大陸加工裝配活動的良性互動已經產生了明顯的集聚效應。

2.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

中國大陸的加工裝配活動已實現4000多萬人就業，緩解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增加了收入，并通過收入轉移縮小了中西部和沿海地區的差距，為解決“三農”新問題立下了汗馬功勞，1985年～2005年加工貿易順差累計超過6600億美元(見《中國商務年鑒》各期)，為平衡國際收支發揮了重要功效，加工裝配活動的開展還帶動了經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提高，獲得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中國大陸的加工裝配活動是非常成功的。不過，欣喜之余仍有一些新問題需要我們思索。

一是成功的加工裝配活動能否成功轉化為加工貿易活動。國際經驗表明，加工裝配產業是無根工業，即本地勞動力成本上升之日，就是加工裝配產業轉移之時。假如不能在加工裝配活動中獲得技術溢出，不能培養出具有相當素養的產業大軍，現時加工裝配活動中所得收益將會隨著加工產業向外轉移在瞬間化為烏有。通常以加工貿易凈出口和產業特征來衡量加工裝配活動的技術溢出，凈出口比例越高，本地采購比例越高，對本地相關產業的帶動功效越大，加工裝配產業的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越高，獲得的技術溢出就越多。即使加工裝配產業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而向外轉移，本地仍可通過向增加值相對較高的前向或后向生產環節轉移，實現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的雙重升級，繼續分享加工貿易利益。中國大陸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加工貿易凈出口比率穩步提高，2004年達到55%，僅機電、車輛和光學等資本密集型加工產品出口就占加工出口的49%，說明中國大陸在加工貿易中獲得的技術溢出要明顯好于東南亞多數國家。

二是中國大陸是否應該以及能否留住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裝配產業。從2004年春開始，“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未曾有過的“民工荒”，筆者認為，經過20多年的發展，沿海地區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農民工”的相對收入卻大幅下降，生活成本和遷移成本也水漲船高，提高農民工工資已是大勢所趨。這將使加工企業面對兩難選擇：若提高工人工資，在成本不斷提高和加工利潤微薄的情況下，加工企業勢必難以承受；假如維持現有工資水平不變，將因缺乏勞動力而影響加工企業的生產活動。因此，亞洲“四小龍”勞動力成本上升而迫使他們轉移加工產業的歷史在我國沿海地區再現了，沿海地區在加工裝配環節的比較優勢已經或者正在消失，加工裝配產業的轉移和升級勢在必行。

從歷史上看，亞洲“四小龍”都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向區外轉移加工產業的模式，比如將加工裝配設施轉移到臨近的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的中國大陸。這是因為“四小龍”區內經濟發展較為平衡，勞動力成本差異不大，不具備承接加工裝配產業的條件。理論上講，中國大陸沿海地區轉移其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的模式有兩種，一是向印度支那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另外是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雖說印度支那一些國家的勞動力成本比較低，但是，由于語言、文化和法律環境方面的差異，將加工產業轉移到印度支那必將增加經營風險；到印度支那投資的風險肯定會大于在國內投資的風險，從而抵消勞動力成本方面的優勢；再者，加工裝配產業具有“集聚效應”，而且隨著跨國公司將零部件生產企業轉移到中國大陸，導致在中國大陸搜尋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搜尋成本和運輸成本優勢更加突出，這些都增大了加工產業在國內轉移的可能性。同時由于中國大陸各區域間經濟發展差異很大，收入差距懸殊，而且中西部地區仍有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勞動力成本仍有很大優勢。所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而不是向其他國家轉移，對中國大陸更加有利，對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業等方面所產生的積極意義也極其重大。

中西部地區有著更低的勞動力成本和較低的遷移成本，具備了承接產業轉移的基本條件。但是，距離是影響加工裝配活動區位選擇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因為運輸距離的延長將加大運輸成本和時間成本，部分抵消西部地區開展加工裝配活動的比較優勢，使中部地區的相對比較優勢得以顯現。實際上，一些加工產業正在向中部地區轉移，但運輸成本對加工裝配活動所產生的不利影響不容小覷，一些地區已對此采取相應辦法進行彌補。比如河南省規定，出口加工區的加工企業除了可以享受稅收減免等一系列優惠政策以外，從2003年開始就實行了運費補貼政策以增加對正在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加工產業的吸引力。

產業轉移不意味著移出地的產業空心化，移出地必須實現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因此，沿海地區可以學習“四小龍”轉移加工產業的模式向中部地區轉移部分已經失去競爭優勢的加工產業，同時向利潤率更高的加工產業鏈條的兩端延伸，比如從事技術密集型零部件的研發和生產，然后提供給中部地區的加工企業。如此全方位、多層次地參和加工貿易活動，可使我國分享更多的貿易利益，同時實現各個地區的產品和產業升級。

五、小結

東亞和拉美開展加工裝配活動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第一，要有一個正確的發展戰略。毫無疑問，進口替代戰略和出口導向戰略的目的都是為了趕超發達國家，實踐表明，以開展加工裝配活動為主要內容的出口導向戰略要優于進口替代戰略。第二，要有一貫的、相互協調的政策和制度環境。搖擺不定的政策和惡性通貨膨脹將把FDI和加工裝配活動拒之門外。第三，要有一個完備的勞動力市場。成功的加工裝配活動必須通過勞動力成本優勢抵消增加的交易成本，為此，豐富的勞動力儲備是必要的，但勞動力的充分流動卻是必須的。第四，要有一個健康的外部環境。加工出口的目標市場是發達國家，其經濟和需求增長對加工出口就顯得至關重要。

東亞的經驗表明，僅僅在加工裝配環節取得成功是不夠的，必須通過向上下游環節延伸，并獲得更多的技術轉移和后向聯系，從參和加工裝配活動向參和加工貿易活動轉變，才能獲得更多的加工貿易利益，否則，勞動力成本上升之時就是加工貿易利益喪失之日。

探析表明，中國大陸擁有的大量具有一定人力資本素質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確保了加工企業可以在相當長的時期獲得穩定的比較優勢，穩定、優惠的政策和十分明顯的集聚效應也是加工裝配活動歷經二十多年而不衰的重要保證；明顯的技術轉移和后向聯系效應，說明中國大陸正在實現從加工裝配活動向全面參和加工貿易活動的轉變，在解決就業、增加勞動者收入和縮小收入差距、增加外匯收入和平衡國際收支等方面所發揮的重要功效，已使失去加工裝配產業成為中國大陸無法承受之重，我們根本無法想象加工裝配產業離開中國大陸可能造成數千萬人失業的景象。所以，在沿海地區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使得加工裝配產業的轉移新問題變得更加緊迫時，利用中部地區的區位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解決運輸成本和時間成本新問題，將加工裝配產業轉移到中部地區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當然，沿海地區必須向更高級環節延伸，惟有如此才能分享更多的加工貿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