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條件初探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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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勞爾·普雷維什和漢斯·辛格提出的貿易條件惡化論，從提出之日起就成為一個引起廣泛爭議的問題。不過，它的核心內涵并沒有在爭論中被推翻，反而有了進一步擴展的余地。本文主要探討這種理論在21世紀繼續發展的可能性問題。

21世紀將是知識經濟的時代

人類文明誕生后的第一種經濟形式是農業經濟，其主要特點是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業和畜牧業在經濟中的壓倒性優勢地位，對大自然的依賴程度依然很高，世界各國彼此分隔。從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起，人類社會開始更多地擺脫對大自然的依賴，對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的認識也不斷地深入和拓展，各種發明和創新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都層出不窮，從而大大地推動了工業經濟時代的到來、發展和成熟。應該說，到目前為止的人類社會仍然還處在工業經濟時代，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仍然以獲得工業部門的增長和發展為目標。

然而，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人類社會又開始悄然步入知識經濟的新時代：1996年，經合組織發表了一份題為《1996年科學、技術和產業展望》的報告，系統地提出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概念和相關的指標。世界銀行1998～1999年度的世界發展報告更是以《知識與發展》為題，認為“知識對于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賴于知識。……今天，技術最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其經濟確實都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它們的國內生產總值有50%以上是屬于知識密集型的。

所謂“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之上的經濟，它主要由知識創新體系、知識傳播體系和知識應用體系組成。在這種經濟中，知識取代了農業經濟中的土地和工業經濟中的傳統資本而在經濟活動中扮演著主要角色，知識被認為是提高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的驅動器。筆者認為，“知識經濟”時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經濟資源的可再生性。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最主要的經濟資源和生產力發展的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知識作為經濟資源，具有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因而是一種可再生性資源，它很少受時間或空間的限制，可低成本復制，且易于傳播處理。

2.經濟增長的良性化。一方面，經濟周期的弱化即經濟增長的波動性減弱；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改變。有的學者認為，美國“新經濟”的“一增兩低”（即經濟持續增長伴隨著低失業和低通脹的獨特現象）便體現了知識經濟的特點。

3.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與上述兩個特征緊密聯系，發展的觀念因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更多地注重經濟增長的效益、可持續性和生活質量，更加強調人口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4.經濟全球化的步伐明顯加快。在工業經濟時代后期開始加速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在“知識經濟”時代呈現出加速發展的勢頭。作為知識經濟重要內容的信息技術和全球網絡系統大大地改變了世界市場的存在方式，加速了全球貿易自由化和金融一體化，加快了跨國界的生產要素流動。

筆者認為，只有美國等發達國家才開始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進程，其中就連走在最前面的美國“新經濟”也只是21世紀全球性“知識經濟”時代的前奏而已。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至今仍被排斥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大門之外。不過，21世紀將成為知識經濟的時代，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知識經濟時代的貿易條件問題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是阻擋不住的歷史必然。如果發展中國家不去積極了解知識經濟的運行規律和法則，不去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機遇和挑戰，那么它們將永遠無法擺脫“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原因很簡單，發達國家不斷使知識的前沿迅速向前推進和知識本身的乘數效應，意味著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追趕“一個移動的目標”。

自“普雷維什—辛格命題”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提出以來，圍繞貿易條件惡化理論的爭論就沒有停息過。然而，正如保羅·斯特里頓所說的那樣，“當許多人對初級產品生產國的貿易條件持續惡化的理論的批判愈演愈烈的時候，這個理論的內核很可能在這場猛烈的攻擊中得以保存下來。這個內核就是：在世界經濟當中，存在著導致從對外貿易和廣泛的經濟進步過程中產生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地發生作用的各種力量，以至于最好最大的份額歸于強國，弱國則在分配過程中自相侵吞。”①結果，貿易條件惡化論不僅沒有被推翻，反而獲得了進一步發展。貿易條件惡化論可以包括以下幾層含義。

1.外圍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相對于中心國家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條件而言，呈現出長期惡化的趨勢。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29%②。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4年的一份報告中同樣證明了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惡化趨勢，它指出1968～1987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52%③。

2.外圍國家的初級產品相對于中心國家的初級產品來說，其貿易條件同樣也在惡化。漢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間，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單位價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則年均下降了1.82%④。聯合國在2000年1月的統計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價格指數分別下降了25%和58%⑤。

3.外圍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制成品與中心國家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也在下降。漢斯和沙卡等人通過對29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1965～1985年期間出口制成品貿易條件的變化情況進行的統計分析表明，這29個國家出口制成品的價格指數年均下降0.65%⑥。

4.相對而言，外圍國家的貿易條件存在著長期惡化的趨勢。1980～1995年間，低收入國家的商品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都呈下降趨勢：如果以1987年為100，那么這兩項指標分別從121和105下降為91和89⑦。

以上內容可以說是貿易條件惡論在工業經濟時代的幾種表現，它們是工業經濟時代國際分工的產物。到知識經濟時代以后，同樣由于不對稱的中心—外圍體系，同樣由于技術進步在中心和外圍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和擴散，同時還由于知識產品與物質產品在需求收入彈性上的差別，外圍國家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并不會從本質上得到扭轉，貿易條件惡化論的“核心”內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只不過中心—外圍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由“工業制成品—初級產品”組合轉變成了“知識產品—物質產品”的組合，因此貿易條件惡化論的內容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除上述4個層次的內容繼續有效以外，它還極有可能增加下述幾個方面的內容：

5.外圍國家工業制成品與中心國家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6.外圍國家的初級產品與中心國家的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長期惡化。

7.外圍國家的初級知識產品與中心國家的成熟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不過，貿易條件惡化論的上述發展僅僅是理論上的一種延續，它還有待實踐的證明。筆者提出貿易條件惡化論的這種發展方向，并不是想渲染一種對“弱國”發展前景的悲觀主義，而是想強調這樣的事實：處于“弱國”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拉美是其中當然的成員，應當正視“知識經濟”的挑戰，尤其是要認識到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要比“強國”面臨的挑戰嚴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