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易經濟關系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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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其年均12.8%的增速高于同期我國國民經濟9.7%的增速，我國進出口總額在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17位上升至第9位，快速發展的進出口貿易一向被視為改革開放以來拉動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引擎”；與此同時，21世紀我國貿易收支出現大幅貿易順差被視為與經濟增長極具正相關的重要指標之一。但是，在認真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時，一些學者卻發現“貿易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之間呈‘負相關’”（張小濟胡江云，1999；陳家勤等，1999）、“凈出口對經濟的拉動往往與國民經濟增長成反方向運行趨勢”（彭福偉，1999）的情況。這顯然與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相悖。因而，要科學地認識與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就必須解開“貿易順差悖論”之謎。

一、貿易順差與經濟增長“負相關”論的來源

要評價貿易順差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必須用支出法核算國內生產總值。貿易順差與經濟增長“負相關”論的得出，正是緣于此。支出法是從需求角度將一國由政府、企業和居民等經濟行為主體在一年期間通過不同經濟活動的最終支出額作為國內生產總值的構成，其公式為：GDP=C+I+G+(X-M)。由“總支出＝總產出”原理出發，外貿對GDP增長的貢獻即為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通常采用凈出口貢獻度和凈出口貢獻率兩個指標來衡量，公式如下：

凈出口貢獻度＝[△(X-M)/△Y]×100%

凈出口貢獻率＝凈出口貢獻率×[△Y/Y]×100%

根據以上公式，可計算出1979～1998年我國外貿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各項指標（表1）。計算結果可以看出，貿易出現逆差的年份，大多經濟增長較快；而貿易順差則大多對應著經濟增長速度趨緩。如1985年和1993年，貿易逆差分別達448.9億元和701.4億元，經濟增長卻高達13.5%，同期凈出口貢獻率分別為-3.4%和-1.5%；1997年貿易順差達3347.0億元，經濟增長僅為8.8%，同期凈出口貢獻率為3.1%，等等。如此看來，上述學者的觀點似乎成立。但是，檢驗“貿易順差悖論”是否存在，我們還必須檢驗支出法的理論依據——凱恩斯主義模型。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各期，其中凈出口貢獻度和凈出口貢獻率依據上述數據計算得出。

二、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凱恩斯主義模型

自1929-1933年大蕭條以來，宏觀經濟學就一直面臨失業、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等問題的困擾。凱恩斯革命使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一直占據戰后幾十年的主流。盡管不時受到其他學派的批判和攻擊。凱恩斯主義自身也在不斷發展，但其理論假設始終未變，即經濟處于“凱恩斯區域”——供給曲線平坦（有彈性）的部分，也就是社會上存在著大量閑置資源和過剩的供給能力，而總需求（有效需求）相對不足。因為它始終符合戰后西方國家經濟的實際——經濟處于需求約束型狀態。按照“總支出≡總產出≡國民收入”恒等式，國民收入的增加取決于總需求的擴大。宏觀經濟學的任務就是研究如何刺激總需求，擴大總支出，以最終刺激國民收入的增長。

正是為了解決需求約束型經濟下均衡產出（收入）水平決定問題。收入－支出分析法有以下兩條固有的前提：(1)經濟中存在超額生產能力，即經濟運行在供給曲線的平坦部分，這時總支出決定產出水平；(2)在整個分析過程中，價格水平是固定的。

根據國民收入－產出恒等式，用收入－支出法分析外貿與國民收入的關系時，我們首先作如下假定：(1)在上述總需求因素中，凈出口為唯一變量，其它因素均視為常量；(2)不考慮匯率波動；(3)經濟在初期處于貿易平衡的均衡產出狀態。

如圖1(a)所示，DD代表國內需求(Domesticdemand,C+I+G)，ZZ代表對國內商品的需求(Demandfordomesticgoods)。在初期，經濟在A點處于均衡狀態，其產出水平為Y，此時貿易平衡，凈出口NX為0（圖1(b)）。在給定產出水平的情況下，出口的增加即外國對國內商品的需求增加，從而ZZ會上移至ZZ′，總需求的擴大通過對外貿易乘數，最終導致國民收入的增加，由Y增至Y′。所以，凈出口與收入呈正相關關系。

以上收入－支出法考察的僅是凈出口與國民收入之間的關系，在分別引入進、出口與國民收入之間的關系時，凱恩斯主義模型有如下假定與結論：

1、出口需求是外生變量。在開放經濟的大多數凱恩斯模型都假設出口量與國民收入無關，它主要取決于外國的收入水平、本國商品與外國所生產的商品的相對價格、外國人對本國商品的偏好以及本國匯率高低。

2、進口則是國民收入的增函數，隨收入的增減而同向變化，同時它也受國內對外國商品的偏好、相對價格、本國匯率等因素影響。

3、出口、進口與國民收入關系的不同會影響凈出口對收入的作用。這是因為，假定出口不變，隨著收入的增加進口也會增加，二者的關系可用邊際進口傾向來衡量，邊際進口傾向同時也表明從經濟增長額中溢出來變成進口的“漏損”使貿易收支惡化的程度。這種變為進口的漏出量會縮小乘數值和減弱增加的支出對國民收入最終變動的影響。

4、因此，如果外部需求沒有變化，那么凈出口反過來也會成為國民收入的減函數：隨著產量的提高，進口會增加而出口不受影響，導致更低的凈出口。綜合起來，凈出口與國民收入之間就會出現NX↑—Y↑—M↑—NX↓—Y↓的情況，所以擴大外需確保出口不下降，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

三、供給約束型經濟條件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通過對外貿與經濟增長的收入－支出分析，我們從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出了貿易順差與經濟增長的正相關性。那么，實踐中為什么會出現相反結論呢？問題就在于支出法。收入－支出法運用的假定前提決定了該分析方法僅在需求約束型經濟下適用，不能涵蓋我國20多年來宏觀經濟運行的全過程。

我國直到1997年才逐漸進入供大于求的需求約束型經濟，在此之間則一直是資源短缺、市場上商品供不應求的供給約束型經濟。在該經濟中，相對于較低的供給能力而言，總需求處于較高水平并且有充分彈性，所以在無資源閑置和供給過剩的情況下，總需求的變動不會引起收入的變動，而只會引起價格水平的大幅波動。因而，國民收入的提高取決于供給能力的改善，國民收入是供給的函數。如圖2所示，若增加需求，AD向右上移至AD′，收入不變而價格水平上升；若將供給曲線向右移至AS′，則國民收入由Y增至Y′，價格略有下降。

因此，在由供給來決定收入的供給約束型經濟下，凈出口需求難以客觀地反映外貿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二者的關系必須結合進、出口對供給的影響角度來分析：

首先，進口依然是國民收入的增函數。但在供給約束型經濟下，進口不再是“漏出量”。進口國內短缺的投資品和消費品可平抑國內上漲的物價；同時，進口資本品會產生類似于支出乘數的乘數效應，擴大本國供給，引起國民收入倍增。

其次，出口具有內生性。在短缺經濟下，一國出口并不是因為本國供給能力過剩所以尋求國外需求，而在于出口創匯以增強進口能力，支撐和擴大進口。因為一國不可能在貿易收支持續惡化的情況下擴大進口。因而出口內生于進口而又受到本國國民收入水平的制約，出口的擴大有賴于國民收入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說，出口也是國民收入的增函數。影響出口的因素則有出口商品在國內市場供求狀況、外國國民收入、相對價格、匯率及偏好等。

因此，進口增加國內供給，出口減少國內供給（增加國外供給）貿易逆差就是本國供給的凈增加，貿易順差即是本國供給的凈減少；前者會引起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后者則會導致國民收入水平的降低。反過來，國民收入變動也會引起貿易收支的改變。因為出口與進口均是國民收入的函數，貿易狀況就取決于邊際出口傾向與邊際進口傾向的對比；若前者大于后者，貿易收支狀況呈順差，反之則呈逆差。

四、結論

1、從1979年到1996年，由于我國總體上處于供給約束型經濟，在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拉動上，進口發揮的作用大于出口。貿易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呈“負相關”恰好從供給角度證明了這一點。具體表現在：

第一，從1979年至1996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平均速度大于國內經濟平均增長速度，而進口貿易速度又大于出口貿易速度。1979～1988年我國GDP增長率平均為13.7%，進出口總額平均增長23.7%，其中進口為23.8%，出口為23.6%；1991～1996年以上四項指標分別為21.8%、22.3%、22.6%和21.9%（由于1989、1990年國內國際環境因素變化，我國外貿與經濟增長波動較大，與其余各年水平相差顯著，故本文將1979～1996年分為1979～1988和1991～1996年兩階段，舍去這兩年并不影響總體水平）。這一事實反映了在該階段，由于我國國內市場需求巨大而工業供給能力不足，加之價格關系尚未理順，我國經濟在總體上面臨著商品短缺、通貨膨脹的壓力。在該階段可供出口的大都是內外市場都需要的資源型產品或初級產品（邱曉華，1999）。在此情況下，更高的進口速度在平抑物價和緩解國內生產瓶頸及增強出口能力方面提供了支持。

第二，18年來，在我國外貿依存度不斷提高的同時，進口依存度平均水平始終大于出口依存度平均水平。外貿依存度由1979年的11.2%提高至1996年的34.8%，其中1979～1988年進口依存度平均水平為9.9%，出口依存度平均水平為8.6%；1991～1996年兩項指標分別為17.8%、18.8%，但1979～1996年分別為13.0%和12.6%。這說明在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進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大于出口，即在我國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分工程度不斷加深的進程中，進口比出口起著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平均邊際進口傾向大于平均邊際出口傾向。1979～1988年兩指標分別為15.0%和14.3%，1991～1996年分別為19.0%和18.7%。這表明，改革開放18年來，我國GDP的增加額中一直更多地用于進口以增加國內對資本品和消費品的供給能力，而不是用出口以刺激總需求，我國供給約束型經濟形態尚未改變。利用“進口的GDP增長彈性”指標也得出了同樣結論（陳家勤等，1999）。

2、自1997年起，由于近20年來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在經濟高速增長中國內供給能力大大提高，我國宏觀經濟從總體上進入了供大于求的需求約束型形態，開始與凱恩斯主義模型的假設前提相符，因而貿易順差與經濟增長已成正相關關系。

但是，此結論將不再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一貫實行的出口導向型貿易發展戰略的理論依據。它恰恰要說明的是，緣于國內供給能力不足而實施以出養進的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已走到了盡頭，而且我國的外貿總額規模已很大，進一步拓展的空間及增長速度都已不大。對于供給相對過剩而有效需求相對不足的發展中大國，其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將越來越依賴于內需的擴大。我國貿易發展戰略的宏觀背景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要求我們實施新的貿易戰略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