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棉紡織品貿易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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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入近代社會的時候，中國與日本幾乎處于相同的困難境地。國門被迫打開，西方物美價廉的商品鋪天蓋地而來，社會舊有的經濟秩序和基礎受到前所未有的強烈沖擊，面臨淪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附庸的危險。當清朝政府開始興辦洋務，對現有經濟制度進行有限改革的時候，在日本，倒幕廢藩后成立的明治政府，也相繼頒布了一系列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措施，開始了聞名于世的“明治維新”。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與中國“洋務運動”的失敗，使得兩國從此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日本逐漸躋身于世界資本主義強國，并最終發展成為軍國主義，而中國則慢慢墜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

中日兩國近代社會不同的發展歷程，在同時期雙方的商品貿易中，特別是作為主要交易商品的棉織品貿易中，有著充分和清晰的反映。對中日近代棉織品貿易的研究與考察，不僅可以使我們了解其貿易本身的發展演變過程，而且有助于從一個側面增加對兩國近代社會不同發展道路的認識與理解。本文論述內容的時間下限為“九·一八”事變前。“九·一八”事變后，中日貿易的性質開始發生轉變。

中日近代商品貿易在19世紀70年代以前，基本處于發展停滯狀態。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對中日貿易采取了限制壓縮政策。銅，是當時兩國間最大宗的交易商品。清朝政府鼓勵中國商人從日本輸入銅，以供國內鼓鑄貨幣之需。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銅從日本輸往中國。“順治迄嘉道年間，常與［日本］通市。江浙設官商額船，每歲赴日本辦銅數百萬斤。”（注：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9，第47頁。）為了阻止銅的大量外流，日本幕府政府于十八世紀初頒布命令，限制來日中國商船數量及每只中國商船貿易額。而且，這種限制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力度也越來越大。準許赴日中國商船的數額，頒布該政策之初的元祿元年(1688)為每年70艘，到寬政二年(1791)縮減到每年10艘。每只商船的額定貿易數量從最初的錢6,000貫，降到2,740貫。（注：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81頁。）另外，幕府還嚴格限制日本商人前往中國從事商業活動。

就這一時期貿易的特點而言，多是進行原料和土特產品的交易。從中國輸往日本的商品主要為絹絲織物、毛織物、書籍、書畫、土布、骨董、文具、茶葉、磁器、漆器、寶石、藥品、扇子等。中國商船帶回的日本貨物主要是銅、大米、漆、漆器、咸魚、乾魚、海菜等。雙方的棉織品貿易在其中只占微乎其微的比重。中國運往日本市場出售的土布數量非常有限，有許多清朝商人將白布帶往日本，只是為了在長崎進行漂染，然后再攜回中國出賣。而日本政府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棉布、棉紗以及棉花列為禁止出口商品，不許人們賣給中國商人。

日本“明治維新”后，中日貿易開始得到發展。根據中國海關的記載，中國進口的日本商品值，從1872年起，年均在200萬兩以上。而在以往的10年間，多數年份不足200萬兩。1876年，突破300萬兩。1885年以后的4年內，每年進口額均在500萬兩以上。1889到1893年間，每年都在600至700萬兩之間。中國出口到日本的商品值，從1869年到1886年，大多數年份基本在100萬兩以上、200萬兩以下徘徊。1887年開始出現大幅度增長。當年出口到日本的商品價值為211萬海關兩，以后逐年攀升，1893年達到933萬兩。6年間，增長342%。（注：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600頁。）

但是，兩國間的棉紡織品貿易在較長的時期內卻沒有發生大的改觀。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棉紡織企業才拭探著向中國出口產品。1889年，日本棉紡業向中國的廈門和上海分別送去了機制棉紗的樣品。據日本紡織聯合會統計，1890年，首次向中國出口棉紗31捆，價值2,000日元。1891年，輸出108捆。這也是日本在近代首次向國外輸出棉紗。（注：［日］名和統一：《日本紡織業和原棉問題研究》，大同書院1941年版，第104-105頁；［日］大江志乃夫：《日本的產業革命》，巖波書店1968年版，第238頁；［日］長岡新吉：《近代日本的經濟——統計與概論》，第23、26頁。）類似的記載在稍晚的時候，也在中國海關反映出來。英國駐上海領事哲美森在其提供的1893年上海貿易和商業報告中寫到：“我注意到海關統計表上第一次出現了日本棉紗。”1893年，上海進口日本棉紗2,909英擔。當年，上海還“進口了日本制造的棉布和棉縐布，數量達到142,000匹。”（注：李必樟編譯：《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40頁。）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日本開始從中國大量輸入棉花，這也是該時期中國出口日本商品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日棉織品貿易的駐足不前，與當時兩國的棉紡織生產能力及其國內市場狀況密切相關。當時中國的棉織品市場正在受到來自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列強商品的猛烈沖擊，西方物美價廉的機制棉紗、棉布，大量涌入中國廣大的城鎮和鄉村，逐漸排擠和取代當地生產的土紗、土布。而其時中國的民族紡織工業尚未成長起來。日本的情況與中國相似。自1854年日本在美國炮艦威逼下簽訂《日美神奈川條約》后，在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又被迫相繼與荷蘭、俄國、英國、法國、葡萄牙、普魯士、瑞士、比利時、意大利等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國門大開。外國廉價商品蜂擁而入，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經濟基礎和秩序。“明治維新”開始時及其后的較長時期內，這種狀況仍在持續，甚至更為嚴重。就棉織品市場而言，英國商品的進口量呈直線上升狀態。據寫于明治七年(1874)的日本《澳國博覽會見聞錄》記載，明治元年(1868)英國向日本輸出了價值128萬日元的棉紗和190余萬元的棉布。到明治三年(1870)，英國棉紗輸出值為285萬日元，棉布為274萬日元。增幅分別為123%和44%。從明治元年(1868)到十年(1878)，日本每年進口的棉織品數量均占當年進口商品總量的30-40%。（注：［日］名和統一：《日本紡織業和原棉問題研究》，大同書院1941年版，第90-91頁。）其后，棉織品輸入量逐年增長的趨勢沒有改變。到八十年代末，棉紗進口量達到最高峰，1888年為158,132捆。（注：明治元年（1868年）為12,196捆。參見［日］長岡新吉：《近代日本的經濟——統計與概論》，第23頁。）

面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強大壓力，日本政府在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改革。作為“明治維新”的重要內容，明治政府在農業中推行地稅改革的同時，在工業領域實行了著名的“殖產興業”政策，發展資本主義。這一政策在棉紡織業具體表現為不斷地興建新式工廠，引進外國先進的機械化生產設備和技術，提高產品的質量和勞動生產率，迅速擴大整個行業的生產能力和競爭力，最終目標是要將外國棉紗驅逐出日本市場。

日本近代化的機械紡織工廠始建于“明治維新”前的1867年。該年，薩摩藩從英國購買1,848紗錠的紡織設備，聘請6名英國技師，在鹿兒島創設了鹿兒島紡織所。其后又在泉州設立了具有2,000錠生產能力的紡織分廠，該廠于1870年竣工投產。1872年，東京棉商鹿島萬平又在東京郊外創建了紡織工廠——鹿島紡織所，生產能力為576紗錠。這三家建立最早的近代紡織工廠在日本被稱為紡織業三始祖。明治政府成立后，為了加速機械紡織的發展，在七十年代末，開始動用政府資金，大量引進外國先進設備。1878年，從英國購買了2套2,000錠的紡織機器，分別在愛知縣和廣島建立了機械紡織工廠。1879年，又從政府“創業資金”中出資，進口英國2,000錠紡織機器10套，以無息貸款的形式，售賣給私人企業家，貨款分十年還清。由于這一政策，在1882年至1885年間，在全國各地相繼有9家機械紡織工廠開工。與此同時，明治政府還實行了為私人企業家墊付進口紡紗機械價款的措施，扶植民間紡織業的發展，因此又有6家紡織工廠建成投產。

1883年，日本近代第一家大規模股份制棉紡織企業——大阪紡織會社成立。該企業與以往建立的工廠相比較，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其一，規模大，生產能力為10,500紗錠。其二，建廠資金采取向全社會以股份形式募集的辦法籌措。其三，機械動力改變以往單純依靠水力的做法，改用蒸氣機。其四，紡織原料棉花不再依賴國內，主要從中國、印度進口。其五，工人勞動實行晝夜兩班交替制。大阪紡織會社的成立，使日本棉紡織業向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產邁進了一大步。從1887年到1890年，日本國內又相繼成立了東京、鐘淵、尾張、尼崎等四家類似于大阪紡織會社的棉紡織企業，生產規模均在10,000錠以上。（注：參見［日］名和統一：《日本紡織業和原棉問題研究》，第14-16頁；伊文成、馬家駿主編：《明治維新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頁。）由此，日本的機械棉紡織生產能力迅速增加。1870年時，日本全國共有紗錠5,648錠，1880年為13,148錠，到1890年則猛增為358,184錠，與1880年相比，增長26倍多。機制棉紗的產量也隨之大幅增長。1870年，日本棉紗產量為1,500捆，1880年為3,246捆，1890年為104,839捆。1890年比1880年產量增加31倍。（注：［日］名和統一：《日本紡織業和原棉問題研究》，大同書院1941年版，第22頁。）上述日本棉紡織業的迅速發展雖然還不能夠直接促成中日棉紡織品貿易格局的改變，但是它已經為迅速擴大對華出口奠定了物質基礎。八十年代末日本開始向中國出口棉紗和棉布，以及日本國內市場外國棉紗輸入的減少，都是中日棉紡織品貿易格局將要發生變化的先兆。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一事件極大地刺激了日本對中國的商品輸出，在短短的幾年里，中日棉紡織品貿易迅猛增長。請看下表：

注：1.資料來源：清朝海關統計，參見［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貿易史》第二卷，有斐閣1961年出版，第172頁。2.1捆＝300斤。

據上表，《馬關條約》簽訂后的第一年，日本對中國棉紗的輸出立刻增長了4.3倍。第二年，在1896年的基礎上又增長了1.8倍。1899年的棉紗輸入量比1895年增長了55倍，平均每年增長近14倍。這樣迅猛的增長速度在中國對外貿易史中是極其罕見的。

同期，日本棉布對中國的輸出也在增加，但增長幅度遠小于棉紗的輸出。

注：本表引用數據來源于［日］長岡新吉：《近代日本的經濟——統計與概論》，第27頁。

1900年的棉布對華輸出值僅比1894年增加1.3倍。棉布與棉紗輸出狀況的巨大反差，反映了當時日本國內棉紡織生產的水平。棉布生產能力的薄弱與技術水平的低下，制約了對中國的棉布輸出。

從日本對華貿易的總體情況看，甲午戰爭后，各種輸出商品中增長最快的也是棉紡織品，由此引起了中日商品貿易總體結構的變化。

在中日貿易處于以原料及農副產品交易為主要內容時期，煤，是日本運往中國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在雙方貿易中占有顯要地位，因此將其列入下表，以作為棉紡織品貿易變化的比較和參照。

棉

注：資料來源，［日］高村直助：《日本資本主義史論》，ミネルヴァ書房1980年版，第113頁。

上表記錄的是1893年到1913年日本輸入中國的棉布、棉絲、煤炭分別在日本全部來華商品中所占的百分比數。從中可以看到，甲午戰后的1898年，棉布進口比重有所下降，由3.3%下降為2.0%，煤炭幾乎翻了一番，而棉紗的進口卻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從1893年只占日本來華商品0.2%的微不足道的市場份額，一躍成為中日貿易中最重要的日本商品，占日本來華商品額的31.2%，提高30個百分點，增長155倍。與煤炭相比，1893年棉紗在日本來華商品所占比重僅是煤炭的1/43，而到1898年則是煤炭的近2倍。棉紡織品和煤炭在來華日本商品中所占比重也隨之增加，由1893年的12.1%增為50.1%，占了一半，而在全部輸入中國的日本商品中，有1/3是棉紡織品。值得注意的是，在1898年日本向海外市場輸出的全部棉紡織品中，有94.1%的棉紗和45.7%的棉布被運往了中國。（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資本主義史論》，ミネルヴァ書房1980年版，第113頁。）

上表還反映了1898年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情況。概括講有三個方面，第一，棉紡織品在中日貿易中所占的份額，除1908年前后有所減少外，其余時間仍在增加。第二，棉布在日本商品中的比重穩步增長，而同時期棉紗卻徘徊不前。棉布在來華日本棉紡織品中的比重上升。第三，煤炭的比重不斷減少，棉紡織品的比重不斷增加。它反映了日本對華輸出中，原料、農副產品地位下降，工業制品逐漸唱主角的發展趨勢。甲午戰爭后中國市場的迅速擴大，強烈地刺激了日本國內棉紡織業的發展。新的紡織廠大量出現，而原有的紡織工廠則在晝夜加班生產的同時，忙于增添設備，擴充生產能力。1894年時，日本全國共有棉紡織企業45個，到1899年，發展到78個，5年間，新增企業33個，增幅73%。與此同時，紗錠由530,074個增加為1,189,929個，增加1.24倍；織布機由420臺增加為2,869臺，增加5.8倍；棉紗的年產量，由292,400捆增長為757,315捆，增長1.59倍。（注：［日］長岡新吉：《近代日本的經濟——統計與概論》，第22、23頁。）

進入20世紀的最初幾年，日本輸入中國市場的棉紡織品數量出現大幅萎縮。以棉紗為例，1899年中國進口日紗359,900捆，1900年驟減為157,177捆，減少56%。（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貿易史》，第二卷，有斐閣1961年出版，第172頁。）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日本國內生產而言，社會經濟的發展步入短暫的蕭條期，工廠開工不足，產品積壓；在中國市場方面，日本產品遇到了原有其它廠商的強烈抵抗和競爭。正如我們上面講到的，日本棉織品是在19世紀90年代初才開始進入中國，其時中國棉紡織品市場基本被英國、美國、印度、中國的產品所占領。這其中，中國產品競爭力最弱，市場份額最小，無法與其他外國產品抗衡。作為日本棉紡織品中的主流產品——棉紗，其中國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是英國和印度。請看下表：

注：資料來源，［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貿易史》第二卷，第172頁。

在1894年到1896年的3年中，日本輸入中國市場的棉紗總量最小。對日本威脅最大的應屬印度棉紗。英國棉紗在中國市場雖以其品質好質量高著稱，但其價格也相對昂貴，因此銷路受到限制，上表中已有所反映，市場份額在減少。印度棉紗雖然在產品質量上不能稱為上乘，但其價格上的優勢極大，不僅遠低于英國棉紗和日本棉紗，甚至還低于中國當地工廠生產的中國棉紗，可以說在中國市場上是價格最低廉的棉紗制品。下面是當時上海市場棉紗價格的統計：

注：資料來源，汪敬虞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64頁。

這一時期中國市場的棉紗價格總體上都在上漲，但日本的棉紗價格漲幅最大。據上表，從1899年到1904年，中國棉紗價格上升了35%，印度棉紗為40%，而日本棉紗上升了43%。印度棉紗比日本棉紗的市場價格一般低7%左右，始終保持著其價格優勢。

日本要想在中國不斷擴大棉紗市場，就必須戰勝最具威脅的競爭對手印度，而戰勝印度，就必須縮小日本棉紗與印度棉紗的價格差距。為此日本棉紡織廠努力降低生產成本，更新生產技術，延長工人勞動時間，減少工人工資，降低原料成本，用更便宜的印度棉花替代中國棉花等等。從中國海關的統計看，這些努力收到了很大效果1897～1916年海關所載印、日棉紗進口平均價格單位：海關兩/擔

注：資料來源，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93)——〈海關十年報告〉譯編》，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頁。

據上表，1897年到1901年，進口日本棉紗的平均價格要比印度棉紗高出8.4%，而到1907年以后，從日本進口棉紗的平均價格反而低于印度棉紗3.4%。另外，日本廠商還采取各種手段，在中國進行促銷，吸引當地商人為其推銷商品；在產品質量和包裝上做文章，想方設法爭取顧客，搶占市場。這里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05年前后湖南湘潭棉紗市場的變化情況：

“湘潭的棉紗，從前湖北制品及上海制品居多數，印度制品次之，至于日本制品，則寥若晨星。據說，從兩三年前起，日本紗忽然在這里得到銷路，竟以一瀉千里之勢，驅逐并代替了漢口、上海和印度制品，獨占了湘潭市場。同時，其他棉紗已不留蹤影。其原因，據湘潭人云，是因為日本紗有光澤，斤兩比其他棉紗每包多十數斤，所以人們愛用日本紗。本地人織制土布所用的洋紗，大多使用日本紗。”（注：湖北省志貿易志編輯室編：《湖北近代經濟貿易史料選輯》，第110頁，1984年（未刊稿）。）

利用一切有利可圖的政治事件，不失時機地進行經濟滲透，這也是日本商品占領中國市場，排擠競爭對手的重要手段之一。1905年以后，借助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日本棉紡織品大量涌入東北市場。就棉紗而言，1907年日本的輸入品價值僅為62.8萬日元，到1914年上升為608.1萬日元，增加868%。同期中國其他地區市場均未出現過高的漲幅，漢口日紗輸入量基本持平，上海增長69%。（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資本主義史論》，ミネルウァ書房1980年版，第121頁。）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東北的棉紡織品市場基本被日本產品所控制。（注：據日本“大阪新聞”報道，“滿洲的外國貿易正在進展，特別是棉貨進口方面。目前每年輸入約有市布30,000匹，粗布100,000匹，粗斜紋布30,000匹，細斜紋布20,000匹，棉紗50,000件，棉布（窄面的）200,000匹。其中，日本供給的幾乎占80%。”見汪敬虞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料》第二輯，第1161-1162頁。）

正是通過對產品的不斷改進和積極的市場競爭，日本棉紗對中國的輸出開始走出低谷，輸出量增加，市場擴大。進入20世紀10年代，日本與印度在中國棉織品貿易中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1912年，中國進口的日本棉紗有史以來第一次超過印度，達到920,589擔，印度為627,832擔。1913年，日本棉紗的進口進一步增長，達到1,272,983擔，印度只有656,649擔，是印度輸華棉紗的近2倍（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貿易史》，第二卷，有斐閣1961年出版，第172頁。），成為中國市場上棉紗第一供應大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參戰的歐洲各國社會經濟很快轉入戰時狀態，開足馬力生產各類軍需品，為戰爭服務而無暇顧及遠東市場。整個戰爭期間，輸往中國的商品大量減少，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據海關統計，到1918年戰爭結束，英國與中國的直接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比戰前的1913年下降了4個百分點，降幅近40%；德國對中國的貿易幾乎等于零；英、德以外的其他歐洲國家下降了6個百分點，降幅為61%。（注：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頁。）這種對外貿易地域結構的變化在棉紡織品市場也鮮明地反映出來。試以本色棉布的進口為例。

注：資料來源，［日］井村薰雄：《中國之紡織業及其出口》，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第99-100頁。轉引自《上海市棉布商業》，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4頁。

英國對中國輸出本色棉布的數量，在戰爭結束時的1918年降到了最低點——263萬匹，僅為戰前的1/5。美國減少得就更多，輸出量最少的年份是1917年，只有71,000匹，僅為1913年對華輸出量的3%，1918年略有回升。當時英、美兩國同中國棉紡織品貿易的整體情況基本與本色棉布的情形相類似。

上述變化對中國棉紡織品市場造成極大沖擊。“（一）船只缺乏，致貨不能暢行；（二）貨價大貴，致華人改用中國貨。即如布匹一項，今華人多改穿土布，以其價廉也。”（注：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頁。）市場上棉紡織品貨物的緊缺及價格高騰，為日本商品的大量輸入帶來了難得的機會，并由此改變了整個棉紡織品貿易格局。“至歐戰前棉紗之輸入，則日本與印度相伯仲。布匹輸入，英為第一，日本次之，美去其二國甚遠。及歐戰起，英國棉貨來數既減，印度棉紗以多供本國織布之用，輸入之額，亦遜戰前，日本棉貨遂一躍而居首位。”（注：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二卷，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715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中國棉紡織品市場的上述變化，也為中國民族棉紡織業的發展提供了可貴的契機。歐美棉紡織品輸入的大量減少，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外國資本對中國民族紡織業長期形成的重壓，而市場商品的驟減及價格的騰升，又極大地改變了其困難的經營環境，刺激了民族資產階級興建棉紡織廠，擴大生產能力的欲望。這一時期（包括一次大戰結束后的幾年時間），中國民族棉紡織業的發展形成了一次新的高潮，全國紡織廠及機器設備的數量都有較大幅度的增加。請看下表：

注：資料來源，丁昶賢：“中國近代機器棉紡工業設備、資本、產量、產值的統計和估量”，載《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資料》(6)，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3頁。

據上表，在10年間，中國民族紡織工業紡紗廠的數量增加了200%，紗錠數量增加224%，織布機增加了237%，均增長了2倍以上。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增長速度，棉紡織品的產量也隨之大增。

這里應該注意，中國民族棉紡織工業的生產規模雖然有了較大發展，但其生產技術水平仍然與歐美諸國及日本存在著較為懸殊的差距。中國的生產能力和產品產量，主要集中于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棉紡織品中，在棉紗方面，以生產20支以下的中粗紗為主；在棉布方面，主要生產品質較低的粗布。在高級棉織品領域，其生產能力仍然非常薄弱。這種狀況在中國棉紡織品的對外貿易中突出地表現出來。以天津和東北的棉布市場為例。從下表中可以看到，在天津和東北市場，外國粗布的輸入，不論是日本還是英國或美國的產品，其數量普遍都在減少，而其中日本減少得最多，減幅分別為85%和73%。同期，中國產粗布卻大幅度增加，兩個市場分別增加了700%和1544%，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反差。綾木棉布的生產技術要求也相對較低，屬粗布范疇，因此其市場情況也與粗布相類似。但在細綾棉布領域，情況正相反。外國產品輸入增加，其中雖然英國和美國總體處于減少狀態，但外國產品的總量在增長，天津增長了10%，東北增長了178%；而中國產品在市場中的地位幾乎沒有變化，天津的增長為0，東北雖有所增加，但其數量與外國輸入品相比，微乎其微，只有1/350。隨著中國粗紡能力的增強，外國產品正在該領域失去往昔的優勢。

注：資料來源，［日］名和統一：《日本紡織業和原棉問題研究》，第252頁。

16支粗紗的生產在日本棉紗生產中所占比重大幅減少，而40支以上細紗的生產比重則在不斷增加。在銷售方面，將過去主要面向中國的粗布輸出，轉而向印度及經孟買輸往中亞細亞；與此同時，適應中國市場的需求，增大細紗、細布的供給。1914年日本輸往中國的細綾等細布約為0.27億碼，1919年時達到2.98億碼，5年間增加了10倍多。（注：［日］桑原哲也：《企業國際化史的分析——戰前日本紡織企業的中國投資》，森山書店1990年版，第223頁。）正是由于采取了以市場為核心的靈活的生產和銷售政策，使得日本棉紡織品在中國市場遇到當地產品激烈競爭的時候，能夠繼續保持其輸入不斷增長和擴大的趨勢。

20世紀20年代初，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生危機，世界經濟進入蕭條時期，全球貿易總量下降。中日貿易也因此受到影響，由于日本國內生產的不景氣，以及中國市場的需求不振，交易減少。但是，中日棉紡織品市場并沒有間斷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形成的發展走勢，繼續按照自身規律進行著內部商品結構的調整。在整個20年代，中國民族棉紡織工業在艱難的環境中舉步向前，不斷擴大生產，粗紡加工能力進一步增強，致使外國“低廉商品（如本色粗市布和洋標布）的進口減少，棉紗進口量的下降更為驚人，從年均大約2,000,000擔減少到500,000擔以下”，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已基本“成為一個棉紗出口國”（注：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頁。）。就日本對中國的棉紡織品輸出而言，棉紗的輸出數量繼續減少，從1920年的188,302捆，降到1930年的13,672捆，減少93%。棉布的輸出在戰后有一定增長，1918年輸出價值為10，888萬日元，1928年時增加到17,357萬日元，增長59%。（注：［日］長岡新吉：《近代日本的經濟——統計與概論》，第26、27頁。）在中國棉紡織品市場上，日本產品的輸入仍然領先于其他各國。轉綜上所述，日本在“明治維新”的改革過程中，通過大力推行“殖產興業”等發展資本主義工業政策，使其近代棉紡織工業取得飛速發展，在逐步奪回被外國產品占領的國內市場的同時，開始積極準備向中國進行輸出。甲午戰爭后，憑借日本在中國獲得的政治、經濟權益，輸入中國的棉紡織品數量猛增。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借機排擠英國、印度，而成為中國市場棉紡織品的最大輸入國。同期，中國由于以“洋務運動”為代表的興辦資本主義工業的嘗試與改革的失敗，中國棉紡織業近代化發展受到嚴重阻礙，在前進的道路上步履蹣跚，始終受到西方的重壓。20世紀10年代，中國民族工業遇到難得的發展機遇，粗紡生產能力得到不斷增強，產品市場份額也隨之不斷擴大，但是直到20年代末，在中日棉紡織品貿易中，中國仍未能擺脫作為日本棉紡織品傾銷市場的被動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