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認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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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中外文化交流的認識，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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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留學生概況
于中國而言，留童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批官派留學生。1872年至1875年間，由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倡議，在和李鴻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了四批總計120名留學生赴美留學。
時至今日，中國留學生群體不斷的發展壯大。據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留學生輸出國。截止2013年，中國留學生總人數達到了305.86萬。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留學生人數除了在2004年有小幅度下滑外，一直呈上升趨勢，每年的出國留學人數不斷增長。2013年中國出國留學總人數為41.39萬，較2012年增加約14300人。
二、中國留學生在文化交流中產生的影響
文化交流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總攬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概況，經濟貿易、文化交流、外交活動和戰爭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留學生究其本質屬于一種文化交流的傳統形式，作為文化交流傳播的媒介，他們對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貢獻。留學生遠赴他國求學，作為某個留學生個體來說，他停留在他國的時間有限，造成影響的范圍較小。但放大到整個留學生群體來看，他們在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貢獻是無法估量的。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留學生輸出國，留學生所赴的區域范圍很廣，可謂遍布世界各地。“如此數量龐大的留學生，作為跨文化傳播中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置身于與自身成長環境不同的異國他鄉，學習生活中頻繁地與同學及教師的交流使得跨文化傳播活動不可回避。”一代又一代留學生在海外生活求學，加之他們在此過程中自身對當地文化的不斷適應，促使中外文化交流不斷深化，大大地延長了其影響的時間跨度及深度，且能夠在此基礎上有效地推動雙方文化的融合與創新。
三、中國留學生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利于鞏固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成果
中國傳統文化對外傳播已有一段時間，但處于當下文化多元的社會，新文化不斷衍生并沖擊著傳統文化，我們必須不斷對其成果加以鞏固。作為一個中國人、更作為一個留學生，他們自身就是中國文化的符號，他們在無形之中展現著母國的文化內涵，并將其向世界傳播。留學生源源不斷地走出國門，對傳播中國傳統文化起到了很好的鞏固作用。
（二）有利于傳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國遭到大肆渲染。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對外傳播，是增進我國與其他國家相互了解和認同、增強中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需求。留學生在國外生活學習，他們需要學會融入所處國家的社會。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自身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個踐行是對此價值觀最好的無聲傳遞。文明、和諧、友善……外國友人在與中國留學生的接觸中會發現他們身上的優秀品質，進而認識到中華民族并不是一個激進的民族，而是一個有責任，追求和平的民族。
（三）有利于我國吸收借鑒外國優秀文化成果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我們要積極吸收借鑒國外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引進有利于我國文化發展的人才、技術、經驗。“近代中國留學生在國外，不僅刻苦求學，努力促進中外人民的友誼，同時還充當著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留學生群體在傳遞我國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同時，也將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優秀學說引入國內，這大大促進了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
（四）加強公共外交
我國的公共外交主要以“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為目標，以“尊重、理解、共融”為理念，力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通過文化交流、藝術交流、公益慈善、民間對話等公共外交方式，加深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互動共融，增強本國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響力，向世界各國人民展示一個愛好和平、推動繁榮的中國。在公共外交活動中，留學生群體是一股不可取代的力量。他們年輕充滿活力。在他們留學的國度，常有國人組織聯誼活動、慶祝中國傳統節日，吸引他國民眾參與進來。無形中逐步增強了我國的文化軟實力。留學生群體深刻影響著國家形象和國家間的文化交流。留學關乎一國文化的大局，中國留學生群體既代表著中國的國家形象，同時在宣傳中國國家形象方面亦大有可為。
在全球化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留學生群體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忽略的、強有力的助推力量。我們必須認識到在此之下蘊藏的巨大力量。周棉在《留學生與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一文中概括說：“雖然這期間也有許多迷茫和教訓值得加以研討和總結，但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告訴人們，他們在近代以來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貢獻和特殊的地位，已經產生了并且還在產生著巨大的影響。”文化交流與繁榮之路艱苦而漫長，但這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 梁志明.當代留學大潮與中外文化交流[A].公共外交季刊2012夏季號（總第10期）[C].2012.
[2] 興越.基于焦慮/不確定性管理理論的中國留學生跨文化傳播研究[D].復旦大學，2012.
[3] 葉昌綱.近代中國留學生與中外人民的友誼和文化交流[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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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典籍 翻譯 文化傳播
1．漢語文化傳播的契機
據
統計，全世界有3000萬人正在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來學習。全球不斷升溫的“漢語熱”，一方面表明漢語作為一種世界語言和商業語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對漢語文化價值的認識也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大。目前，大多數外國人對
3．典籍翻譯的現狀
世界文化交流本該是雙向的輸人與輸出，交流的雙方是互為主客體，以雙方各自對對方的需要為基礎，以雙方各自對這種需要的意識為前提。然而，過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這樣。統計數字表明，我國大約有3．5萬種古典書籍，但時至今日翻譯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黃中習，2007)。21世紀不僅是東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紀，而且應當是從“以西方文化為主流”轉向“以東方文化為主流”的世紀。馬祖毅、劉重德、楚至大、許淵沖、黃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國、卓振英和黃國文等國內學者的有關著作與譯著豐富了典籍翻譯這一尚未完全開發的領域。然而，典籍翻譯依然是我國文化傳播中最為薄弱的環節，從總體來說，還沒有有計劃地、系統地、全面地通過我國自己的譯者向國外的讀者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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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英文 文學翻譯 言內意義 信息差的彌補
中圖分類號：G642.41 文獻標識碼：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7.136
一些西方國家文化現狀與思想內涵主要是通過英文文學來體現的，西方思想文化不同于我國，其文化有著自身的民族特點和內涵，因此要想了解西方的文化，必須從真正意義上對英語文學有正確的認識。言內意義是詞語成分之間、句子成分之間和篇章之間的關系所反映的意義。言內意義是指在文學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一類意義，它是英語文學翻譯中的難點也是重點，其涉及到語言翻譯中的語音、語法、句子、詞匯等多項語言方面的內容，在英語文學翻譯中，需要對言內意義進行正確的分析與處理，從而使從英文中翻譯過來的文章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源語的主題，有效地降低二者之間的信息差別。為了加強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必須對英語文學進行翻譯，這是二者進行溝通的有效手段，其目的是使讀者對同一作品能夠有正確的、真實的、相近的理解與感受。每個讀者或翻譯者的文化素養不同，其在在翻譯過程中，不可能對同一作品有著相同的理解或描述，但是其應當在對作品所處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與鑒賞能力的基礎上，對英文作品進行準確的翻譯。
1 英文翻譯中言內意義的內涵
1.1 英文翻譯的言內意義的定義
以社會符號學的意義觀，為劃分標準對意義進行分類，可將其分為指稱意義、言內意義、語用意義三種。其中在英語的文學翻譯中言內意義被看作是翻譯的重點，其涉及到語言翻譯中的語音、語法、句子、詞匯等方面。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時一定要遵循一定的原則，不僅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譯文與原文的相同或相近，還要最大可能地使英文作品的文化背景、民族特色、意境等方面用最貼近地語言表現出來，這就對翻譯者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要求翻譯者將言內意義達到最高標準，盡量縮小語言的信息差別，從而增加了人們對英語文學的閱讀興趣。
1.2 英文作品翻譯的原則及意義
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時不僅僅單純要求翻譯的準確性、廣泛性和通俗性，更要求翻譯的英文作品的語言富有感染力、具有藝術性和邏輯性。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的著重點和難點就在于是否能夠翻譯出最地道的語言，例如對電影《盜夢空間》中一些翻譯進行分析：
I can't stay with her anymore because she doesn't exist. I wish. I wish more than anything. But I can't imagine you with all your complexity， all you perfection， all your imperfection. Look at you. You are just a shade of my real wife. You're the best I can do ；but I'm sorry， you are just not good enough.
“她不是真實存在的，我不能和她呆在一起。我也想，我比什么都想，但我想象不出你復雜的情緒、你的種種完美和不完美。看看吧，你只是我妻子的一個影子。你只是我竭盡全力創造出來的而已，但是很遺憾，你遠遠比不上真實的她。”這樣的翻譯十分文雅，也能夠很好地表現出電影所要表達的真實意圖，所采用的語言也簡明通俗。
1.2.1 英文翻譯的歸化原則
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時，使用翻譯歸化的策略往往能夠達到通俗易懂的目的，但當前隨著國外文化的滲入，異化策略的使用較歸化更為明顯，但并不是說翻譯歸化就不重要，特別是在句子結構的翻譯上，還是應該保持句子的原始結構不能變，否則翻譯出來的句子不可能讓讀者喜歡。翻譯的實質就是充當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只有翻譯出地道的語言才會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歡。例如，在《盜夢空間》中有這樣一句話No space to think in that broom cupboard. 如果從直譯的方式就是在那個放掃帚的壁櫥里根本沒有空間思考，這樣的句子會對觀眾造成理解障礙，讓人簡直就是不知所云。從英文翻譯的歸化策略進行翻譯，翻譯成在那個耗子洞里沒有辦法思考，就能讓觀眾更容易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電影語言的表現力。在臺詞：Hmm， Arthur， you still working with that stick in the mud ？ 其中stick in the mud可以直譯為“沒有進取心的人”，如果使用翻譯歸化策略就可以譯為觀眾都容易接受的“混小子”，就使得電影跟觀眾的親和度增加了，更適應于中國觀眾。同時在對電影《盜夢空間》進行翻譯時也引用了很多中國元素進去，例如：I tried not to come， but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it.我不想來的，但別的東西都不給力。因此，正確使用歸化翻譯策略的優點就在于更容易讓人理解和接受，更具有親和感。
1.2.2 英文翻譯的異化
隨著中西文化交流進程的加快，英文翻譯的異化策略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盜夢空間》是中國觀眾非常熟悉的一部美國好萊塢電影，其中體現很多政治、宗教及倫理方面的內容，而這些方面都是很多中國觀眾所不了解的，因此政治、宗教因素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雷區。如果在對英文字幕進行翻譯時不能夠充分考慮到這些，就會嚴重影響到對英文作品的興趣。
2 英語文學翻譯中言內意義的處理
2.1 英語文學翻譯中的語音方面
英語和漢語語言的不同其語音方面也存在的很大的差異，將二者進行比較，其具體結果見表2.1
表2.1英語與漢語語音方面的比較
[[不同點＼&漢語＼&英語＼&音節＼&單音節，故漢語中存在很多多音字＼&多音節，故英語中存在的同音字少＼&平仄＼&漢語格律詩在平仄上有嚴格的韻律和節奏＼&英語沒有嚴格的韻律和節奏＼&聲調和語調＼&漢語是聲調語言，特別是在漢語古詩中講究形式固定，強調平仄、對仗、押韻＼&英語是語調語言，韻腳和節奏構成韻律＼&]]
通過對比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博大精深的漢語詩歌中的音韻、節奏等語言特色，要想在翻譯的過程中體現在譯文中，基本上是很難實現的，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對中國古詩歌文化的美學損失，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言內意義的缺失，有時言內意義上的缺失也會產生信息差。因此在對中國古代詩歌進行翻譯時，必須正確處理語音層面的言內意義，作為翻譯者不能夠機械地翻譯原文，必須能夠掌握并應用各種翻譯技巧。例如使用目的語的語音形式，淡化原文的語音形式，在翻譯“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時，可以翻譯成In the steep cold waves are swiftly sweeping by；On the vast earth warm winds gradually growing high.充分體現了言內意義，真正做到了在語音方面給翻譯的文章注入新的活力。
2.2 英語文學翻譯中的句式方面
在中國的文學觀念中向來將“語言文采”視為文學的生命，因此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時也要充分考慮到中國人的文學審美習慣。中國自古至今一直有使用四個字成語的習慣，且成語的文化博大精深，無論是在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英文翻譯還是對英文作品進行中文翻譯都要充分考慮到這一點。例如，在對影片《盜夢空間》進行翻譯時，使用了大量了中國觀眾所喜好的四字格結構。在中國人的文學觀念中，四字格結構在語言表達上除了言簡意賅、生動有力外，還能夠充分滿足語音上的和諧。例如影片中的臺詞：Well， he was a very inspiring figure. I’m sorry for your loss. May he rest in peace， huh？ 他的一生鼓舞人心，節哀順變，愿他安息。So do you want to take a leap of faith…or become an old man，filled with regret，waiting to die alone ？那你究竟是想放手一搏呢？還是遲暮之時，滿心悔恨，孤獨等死？四字格結構使整部影片在語言上更富有感染力，極大地滿足了中國觀眾的審美情趣和閱讀的習慣，從而產生了很好的效果。
2.3 英語文學翻譯中的詞匯方面
雙關語是指有的詞有一詞多義的現象，它包括語義雙關（詞的多義）和諧音雙關（同音、音似及近音詞）。在英語和漢語中都存在雙關語，但是英語和漢語有著語言自身語音形式的不同，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也很難實現都詞匯語義的一致對應，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給翻譯者帶來了更高的、更有難度的翻譯要求。例如，在對紅樓夢中第十六回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哪里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嘴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著針了。將其翻譯為I am incapable of running things. I am too ignorant blunt and tactless， always getting hold of the wrong end of the stick.其中有一個詞“萬艷同杯”被翻譯成：“Ten Thousand Beauties in One Cup Lachrymal Rerun.”其中“杯”與“悲”是同音字，就是諧音的雙管詞。向這樣的詞語在英文翻譯中是無法體現出來的，如果采取直譯的翻譯方式，就會造成言內意義的喪失，譯文不可能準確地符合原文的意思。 因此，在實際的閱讀過程中，讀者從直譯的譯文中不能夠了解到其中蘊含的真實意境，只有通過對照注解才能夠了解到文章所有表達的真實主題。
2.4 英語文學翻譯中書寫方面
漢語和英語的語系不同，漢語屬于漢藏語系，英語屬于印歐語系。在書寫上漢字大部分為象形文字，而英語的書寫是由26個英文字母組成的，可以說單憑這點來判斷二者之間的差異是很大的。漢字在書寫上講究字方、對稱、美觀、象形、指事、會意，漢字有著其他語言所無法比擬的優勢，一般把漢字的結構關系分為三大類：上下結構，左右結構，內外關系。英語采用的是將26個字母進行組合的拼音文字，便于進行模擬自然聲音。漢字的象形書給人在視覺上一美感，同時中國的書法藝術自古至今在世界上都是聞名的，這種美感要想通過翻譯來得以體現，基本是不可能的。拆字是漢語特有的文字游戲，也是很常用的修辭方法，在翻譯成英語時就很難翻譯出來。例如，在《紅樓夢》中有這樣一段話：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閨化柳質，一載赴黃粱。將其翻譯為Paired with a brute like the wolf in the old fable， Who on his saviour turned when he was able， To cruelty not used， your gentle heart Shal， in a twelvemonth only， break apart.從譯文中我們可以看出，譯文完全不能體現出原文所隱含的意義，只有通過注解才能夠幫助讀者對原文的理解，能夠最大限度地理解體會原文所要表達的真正的信息內涵。
3 結語
隨著中外文化交流進程的逐步加快，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涌入中國，同時大量的中國文學作品也走向了世界，因此在對中英文作品之間的翻譯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在對文學作品進行翻譯時應當充分考慮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熟悉原語和目的語文化，如何迎合讀者的口味，理想的翻譯是將原語的信息完全傳遞到譯文中，使譯文的讀者獲得與原文讀者相同或相似的感受。本文通過對英文文學翻譯中言內意義的內涵及處理方式進行探析，以期為我國的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張.簡論文學翻譯中的跨文化意義[J].青年文學家，2011，（6）.
[2]張清華.英語文學翻譯中的美學價值與藝術特性[J].芒種，2012，（8）.
[3]郭來福.論文學翻譯的藝術性與科學性[J].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9）.
[4]魏瑩.英語文學翻譯中如何正確處理文化差異[J].海外英語，2013，（1）.
[5]許麗芹，胡愛國.英語文學翻譯中言內意義的處理和信息差的彌補[J].南昌航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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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漢語橋 真人秀 創新
2002年，孔子學院拉開《漢語橋》大幕，六年后湖南衛視和湖南教育臺扛起這面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旗。更多的世界目光聚焦湖南，“敢為人先”的湖湘精神也通過這檔節目讓世界看到。
《第十三屆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2014年7月22日開播，捷報頻傳，不斷刷新收視新高：第一期省級衛視第一，全國網收視率同時段第二；第二期高歌猛進，徑直霸占全國網同時段收視率冠軍寶座；第三期繼續保持全國網同時段收視率霸主地位。同時網絡輿論收獲一致好評：“外國人去哪”“是喜劇嗎”“笑翻了”。《2014漢語橋》真正實現了高收視零差評。
《漢語橋》這樣一檔以“中外文化交流”為主題的小眾文化節目，要想收視和口碑雙保險，作為幕后團隊成員的我們面臨極大的挑戰。題材和導向受限，命題空間與市場有代溝，中國大眾對“西餐”接受度有差距，節目自身特征和湖南衛視氣質不甚符合等等問題都令人頭疼。
筆者給出的答案是：真人秀秀出真水平，給文化來一點“玩味”。
真人秀 真水平 真中國
文化體驗真人秀――2014《漢語橋》的全新表現形式。2014的《漢語橋》，我們不再對選手灌輸漢語言文化，而是讓他們親自看、親自聽，親自品味真正的中國味道。文化體驗真人秀正是將中文學習和運用無縫焊接的較好形式，而真人秀形式給節目帶來的轉變首先是文化傳播方向轉變。真人秀一改國內節目的“灌輸”做法，不再硬生生地給外國選手定義好中國標簽，而是讓外國人融入到中國人的生活中――讓外國人主動去感受真正的中國人、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其次是選手展示方式改變。歷屆《漢語橋》的做法是在舞臺上以選手的才藝表現出中國文明；2014年《漢語橋》真人秀的做法則完全拋棄了演播廳，以中國的廣闊大地為賽場，選手能夠真切感受中國人的精氣神，同時自然決出中文水平高低。
同時，一場真人秀中醫生、技術團隊、后勤、導演組，攝像團隊都是必不可少的配置，還有評委、主持人、中國小伙伴和各種各樣的設備。為了準確捕捉選手每一刻精彩的表現，我們安排了專門的“跟拍導演組”，一對一全程跟蹤記錄。所以，長沙――西安――景德鎮――安化這段旅程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百人千里大遷徙”。僅是行程和生活的安排，就是一場巨大的考驗。
時間發酵出趣味，真人秀是靠時間“磨”出來的。2014年《漢語橋》還得和時間賽跑：十六天內拍攝三個地方、四場九十分鐘的節目內容。測試選手們應變能力的同時，更是在考驗導演組如何用最短的時間認識每位選手，了解他們的性格特點，讓他們出彩。一邊是三站十六天高強度的連續拍攝，一邊是緊迫的播出任務，時刻挑戰著導演組的應變和協作能力。一場看似簡單的真人秀，承載了太多隱性的壓力。
趣味和文化共同撐起一片天
2014《漢語橋》體驗真人秀把“絲綢之路”的概念貫穿全篇，加入瓷器、茶葉等中國符號，展現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湖南長沙千年學府岳麓書院中，國學大師范曾帶領來自世界各地的126名優秀大學生選手進行開筆之禮，寫下此前導演組面向全球征集到的“最美中國漢字”――“行”。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哲學命題，他認為不僅要認識（“知”），尤其應當實踐（“行”）。
在陜西的袁家村，慢鏡頭拍攝做菜畫面，唯美誘人；“三句半”說美食，傳統而特別。“肥七瘦三豬肉丸，誰開八分連菜汆，肉香菜鮮湯汁美，舔碗！”既道出了菜品的特點，又不乏韻律美。中國山川生得美：節目中運用搖臂、航拍和5D高速鏡頭，描畫出袁家村的古色古香、大唐芙蓉園的宏大壯觀、三寶村的田園風味以及安化茶山的風景秀麗。
真人秀節目憑借真實性和趣味性取勝，《漢語橋》也不例外。第一期開場，伴隨著爺爺拉出的好漢歌，老外們牽馬挑擔進袁家村，鑼鼓、秦腔齊上陣，載歌載舞，熱鬧非凡，喜感十足。景德鎮遭遇買菜任務，非洲兄弟發揚勤儉節約精神，誓將砍價進行到底，賣萌、套近乎，順便找媳婦，親和力爆棚。安化現代化茶廠里上演“創意廣告秀”，婚紗、磚頭、電動車，奇葩道具齊上陣，五大洲最強大腦比拼火熱進行中。
四期戶外文化挑戰賽節目中，笑點不可勝數，有網民留言：“每次看《漢語橋》都從頭笑到尾。”笑點不會憑空產生，而是來源于整個團隊對情節的精巧設計，現場的良好調控把關，特別是導演在現場及時發現可挖掘的點進行深挖，以及對選手的悉心照料和積極引導，讓他們更靈活自如地發揮。
金鷹網這樣評論道：“《2014漢語橋》讓文化走出書齋走向田野，打破文化類節目收視魔咒，真正實現了用“趣味”和“文化”兩條腿走路！”（《〈漢語橋〉真實性和趣味性取勝 成就零差評真人秀》）
文化類節目的啟示
國內其他類似的文化題材節目集中在成語、詩詞、漢字等“國學”范疇，室內演播形式，節目主體限制在主持人+嘉賓+選手，形式單一，節目內容相對枯燥呆板；《漢語橋》選擇戶外真人秀模式，偶然性、趣味性和可看性相對“室內錄制節目”成幾何倍數增加。2014年《漢語橋》真人秀收視份額高于央視一套兩檔重點文化類項目《中國漢字聽寫大會》和《中國成語大會》，全國網和30中心城市組收視也比其他省級衛星頻道推出的文化類項目有較大的領先優勢，就是這個原因。由此可見，本次《漢語橋》選擇真人秀形式是一次明智的決策。“給文化來一點玩味”，或許這才是面對嚴肅的文化主題，如何迎合受眾口味的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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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意識；小學；教學；英語
自從恢復高考以來，教育界人士一直在研究關于文化教學對外語教學重要性的研究。相關人士認為，教師在小學英語教學中，應該注重文化意識的滲透。《九年義務教育》中首次指出，文化意識應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列入課標學習中。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如果忽略了文化差距的影響，只是一味的教給學生語言知識，不僅教學效果不佳，同樣會加重學生的學習負擔，久而久之，學生就會失去學習英語的興趣。因此，本篇文章嘗試探討如何在小學英語教學中滲透文化意識，幫助學生方便有效的學習英語，同樣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
1文化意識的內涵
文化意識或跨文化意識，指學習者在語言運用和交際過程中對文化造成的行為的影響的敏感性。跨文化意識要求學生對人類行為和信仰有著深層的理解能力，包括對人類行為的表現形式和文化模式的差異性理解，認識到正是這些行為和信仰造成本國文化和目標語言文化有所不同。他不僅包括對本國文化和目標語言文化中一些具體行為的理解，還包括對文化環境、模式、特征以及關于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的批判性觀點的理解，因此，文化意識不僅僅是知識層面的能力，更是思想上的一種才能，是最難獲取的能力之一。什么是跨文化差異呢？跨文化差異就是學生對中外文化差異敏感性，中外文化差異明顯，在學生學習英語的過程中，一定要先了解中外文化的異同，只有了解了中外文化之間的異同，才能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倘若對此沒有一點的了解，單純的學習英文，在課文中出現的一些行為學生會產生曲解，認為教材的問題或者是教師的問題，會使學生產生教師還不如我們呢這樣的感覺，這點基本的交際方法都不懂，怎么能教好我們呢，漸漸的學生對此就失去了學習的興趣。所以讓學生們了解英語國家的文化差異，讓他們產生興趣，從而學習英語就會有積極主動性，在這種主動性的引導下，學生會對英語產生獨特的興趣，英語也會成為學生的喜愛。
2在英語課堂中滲透文化意識的方法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發現對于英語教師來說，將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有機的結合起來，有利于提高教學效果。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最重要的就是將語言與文化結合起來。那么在實際的外語教學過程中，我們應該怎樣有效的將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有效的結合起來呢？我認為文化意識的滲透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2．1初始階段滲透文化意識：初始階段就是在上課前的幾分鐘內教師和學生分別對文化差異的了解，在上課之前做好準備工作，尤其是學生，課前的了解，有利于增進對英語的記憶，提高了課堂上的效率。因為語言就蘊藏在文化中，所以首先了解英語文化是非常必要的，在我看來，學生主動的去了解英語文化會使他們對自己有高度的自信心，在課堂上他們會認真的聽講，在教師提問時，他們希望教師會提到自己來回答這個問題，這樣，課前對文化的了解就不會白費了，所以這個初始的準備階段是非常必要的。英語文化的初始了解是非常必要的，教師在課前的備課中，深入的了解英語文化的不同，知道課堂中會運用到哪一種不同，并對之做出一定的方案，在課堂上講到這個方面時，將在備課中準備好的方式拿出來讓學生們了解并運用，提高學生的興趣，在這個過程中，讓學生體會之間的不同，并做出語言描述，課下再去深入的了解，在下一堂課中千萬不要放過這個環節，否則久而久之學生們就不會有課下去了解的熱情，一定對學生們做出的準備給予一定的肯定，增強學生們的自信心，提高對英語的興趣，加深對文化差異的了解。
2．2發展階段滲透文化意識：發展階段就是教師的課堂教學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可以根據語言的規則，有系統的講解重難點。當涉及到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時，要讓學生們參與到這個課題的討論中，讓他們置身事中，并給學生們擴展中西方文化的差異的原因，使學生們對中西方文化漸漸的了解，同樣應該讓學生們明白中西方文化的禁忌，中國方面與人交談時談論年齡，身高以及體重是很正常的，但在西方國家，問這些問題是非常不禮貌的，他們通常以談論天氣開始人們之間的交流，這樣，學生們如果遇到國外的同學便可以注意到該怎么和他們交流。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把文化傳遞注意的事項一步一步的傳遞給學生們，能夠激發學生們學習的興趣，活躍課堂氛圍，使學生不僅學到知識，還能夠更多的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豐富文化內涵，同時也培養了學生們運用英語進行交際的能力。
2．3練習階段滲透文化意識：學習是為了運用，同時在運用中學習，所以練習階段是關鍵的。在練習的階段，學生要求練習上一堂課中學習到的語言交流，因為學生在語言交流和文化背景不了解，所以在交流的過程中，教師要及時的指出學生所出現的問題，并給他們及時的講解，不要讓問題存留，同樣教師要給學生創設一個合理的交流氛圍，按照外國人通常的交流方式進行交流。
3結束語
現在，小學英語教學過程中滲透文化意識還處于初級階段，但英語界人士不應該放棄這種教學方式，相信隨著對新的教學方式的探討的進行，不斷的實踐和創新，學生們終將在學習中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并對中西方文化有一定的敏銳性。英語是一門語言，是一種工具，英語教學的根本目標是為了進行跨文化的交流，因此，提高我國學生的英語水平，增強學生的英語運用能力，我們應該意識到跨文化交際是英語學習中的一個必要的環節，應該受到人們的重視。這也意味著我們應該主動的去了解西方文化的不同，平等的看待與我們不同的文化，每種文化都有原因，不應該受到人們的歧視，我們若要與西方國家進行交流，必須尊重西方的文化，我們應該在他國文化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文化交流中不斷創新，在加強國家軟實力的同時，大膽接受新文化，同時在課堂教學中，我們應該將語言與文化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培養出有學問有才華的人才。
作者:喻宏斌 單位:巴東縣野三關青龍橋小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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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高職高專 英語教學 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交際已成為了時代的突出特征。在語言文化教學中，所謂跨文化教育是指在兩種不同文化之間進行的一種教育，即讓學生接觸、了解異國文化，對異國文化與中外文化的異同有粗略的了解，并逐步擴大他們接觸異國文化的范圍，幫助他們拓展視野，從而提高對中外文化異同的敏感性和鑒別能力，進而提高跨文化的交際能力。然而大部分高職高專的學生對其他國家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知識的了解不足，缺乏對異域文化的敏感性，從而影響了高職英語教學的效果。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社會所具有的獨特文化都深深地蘊含在語言中，并制約著語言行為的發生。因此，在高職高專英語的教學中，應加強跨文化教育的策略。
(一)提高教師自身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在高職高專的英語教學中，教師扮演著跨文化交際教育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有一位學者曾用化學方程式形象地比喻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相互兼容的關系：語言+文化+教師(催化劑)=語言交際能力(有機化合物)。可見，語言交際能力的培養，離不開作為物質的語言、文化和作為催化劑的教師的支撐。教師不僅是目的語文化知識的傳播者，而且還是學生的指路人，因此，必須具備母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的“雙重能力”。教師良好的語言綜合素質和文化素養，對學生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師只有不斷提高對外文化交流的意識和能力，才能在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過程中起到指導作用。語言的學習過程，也是一個文化的學習和交流過程。在此過程中，師生應全方位地實施教學互動，改變傳統的教師講、學生記的教學方法，而改為以學生為主、教師由“前臺的圣人”轉向“后臺的向導”、指導學生廣泛涉獵有關跨文化的書籍、收集資料、自覺地吸取中西方文化的營養、以增強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在跨文化教學中，教師只有作為文化的傳播者、示范者、引導者和合作學習的伙伴，才能更好地引導和培養學生提高跨文化交際的能力。
(二)抓住課堂教學內容，對學生進行跨文化教育
1、激活教材內容，進行文化比較。中西文化差異在語言交流中的涉及面非常廣，如日常見面時的問候、稱贊、致謝、道歉以及委婉語、禁忌語乃至身體語言等，如不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就會頻繁出現語用失誤的現象。因此，教師必須努力激活教材內容，并進行文化比較，從而及時點撥學生領會文化的異同現象。西方人認為，在日常交往中，直接打聽別人的經濟收入、年齡、宗教、政治信仰、婚姻狀況等私人問題是一種侵犯，而以談論天氣的辦法來打開與西方人的話題是比較明智_的。所以，當在教學有關天氣的內容時，教師應有意識地指出這一文化背景，并引導學生掌握多種討論天氣的方法。因此，在教學中，教師應通過比較中西文化的差異使學生領悟跨文化交際的內涵。
2、捕捉生活細節，介紹文化的背景知識。高職高專英語教學的任務不僅要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培養他們的交際能力，包括掌握和了解與語言使用有密切關系的社會文化因素。因此，教師在進行文化教學的同時，還可以引導學生進行輔的課外閱讀，以短篇小說、故事、劇本等為材料，從而了解豐富的民族文化。此外，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還應盡量激活教材內容，并進行文化比較，捕捉生活細節，加強課程內容與學生生活以及現代社會發展的聯系，介紹文化的背景知識，以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引導他們主動參與、樂于探究、勇于實踐。 (三)轉變教學模式，對學生進行跨文化教育
1、對比教學模式。跨文化對比是英語教學中的一個重要手段。有比較才有鑒別，通過對比，可以使學生發現本國文化與英語文化之間的異同，從而獲得跨文化交際的知識，并加深對中西文化的理解。所以，要注意加強中西文化差異的比較，將中西文化在稱呼、招呼語、感謝、謙虛、贊揚、表示關心、談話題材和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自然地滲透到英語教學中。如在國內，多以“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干什么”等問題來表示關心，而在英語中，這些問題是不受歡迎的，且有刺探他人的隱私之嫌。因此，通過中外生活、思維方式與觀念的差異等方面的跨文化對比，能培養學生恰當而得體地進行跨文化交際。
2、情景教學模式。在高職高專的英語教學中，要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就必須加強對他們跨文化交際的意識的培養，以不斷提高他們對中西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并培養用英語思維的能力。學生在學習英語時，往往難以擺脫母語的干擾。所以，在課堂上，教師應通過組織一些以學生為主體的、創造模擬情景的練習活動，如pairwork、roleplay、group discussion、presentation等，一方面能激發學生參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為他們提供了口頭訓練的機會。此外，通過創造模擬情景，還能使學生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并掌握如何用英語打電話、看病、購物等語言技能。實踐證明，這種情景教學不僅使學生對所學內容記憶深刻，而且一旦在生活中碰到類似的語境，他們還能從容自如。
(四)通過多種課外活動對學生進行跨文化教育
篇7
關鍵詞：明清；基督教；傳教；文化交流
利瑪竇是明清之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四方人士無不知者。利瑪竇為16世紀意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他通曉歷數、天道、數學、醫學、能繪制世界地圖，制作天文儀器，具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他華言華服、以西儒自稱，[1]利瑪竇于1583年9月10日由澳門前往中國的第一站肇慶，其間整整為時6年。并于1585年11月24日在肇慶建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座天主教教堂仙花寺。[2]1589-1595年持續6年的時間，利瑪竇基本上是在韶州度過的。利瑪竇通過語言和文化的了解逐步加深了對中國文明的理解，自1583年至1601年歷經了漫長的將近19年的時間，利瑪竇來到肇慶至1601年他成功進入北京城。他前后在中國活動長達28年之久，1610年5月11日去世，終年58歲。[3]他對中國、中國文化、中國人民都充滿了友好感情。
利瑪竇何以能夠在明朝政府閉關自守的日子里，在中國站穩腳跟并得到當時統治者和士大夫以及學者的信賴？要弄清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從利瑪竇在中國活動的特點談起。
首先，利瑪竇雖然以傳教為主要目的，但他能夠順應中國的禮俗，利瑪竇吸取了其他傳教士來華傳教失敗的經驗和教訓，走“適應”的道路，積極與中國儒學相結合。就如范禮安所言，要想在中國傳教，“最要之條件，首重熟悉華語”。 [4]傳教士們認為：“第一件必須做的事情就是學習中國語言，像人們所稱呼的那樣，學習這種語言的官話，即在全國通行的特殊語。”[5]更為重要的是，利瑪竇為了能夠長期在中國發展，他將儒學應用于天主教，并對天主教的教義進行改良。
其次，利瑪竇傳教的同時，注意宣揚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進入萬歷年間以后，內憂外患更加嚴重，明朝政府日益衰落。一批有識之士挺身而出，他們主張發展有利于國家發展的學說。而利瑪竇的一系列活動正迎合了當時的需要，利瑪竇來到中國，不僅帶來了基督教教義，還帶來了歐洲文藝復興期間一些先進成果。與此同時，中國的哲學、歷史、音樂、美術、醫藥等學科的先進成果也傳播到了西方，以致出現了“西學熱” 和“中國熱”的局面，規模巨大，影響深遠。
再次，利瑪竇在中國期間，廣泛結交各階層士大夫和知識分子。他以“西來儒者”的身份與士大夫階層和知識分子密切交往，并逐步躋身上流社會。在北京更是“交流益廣，著述益多，進與名公論學，旁及度數。”[6]每當認識一些新朋友時，利瑪竇都會贈予他們一些西方的地圖、西洋琴、自鳴鐘，并向他們推銷天主像、天主圣經、小十字架等。[7]事實證明，這一切都有利于他們在中國的傳教及生活。恰恰因為利瑪竇適應了當時中國的國情并與士大夫交好，因而敲開了中國的大門，獲得了統治者的信任。
毋庸置疑，明清之際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目的是傳教，但他們所傳播的西方宗教思想和科學技術對我國思想界和學術界卻產生了重要影響。
首先，西學傳入，使明末清初被程朱理學所籠罩的沉悶的思想界如沐春風。
對封建制度統治下的知識階層而言，起到了解放思想、開闊視野、汲取新知識的作用。[8]人們期盼逃脫長期以來的束縛，進行新的探索。與此同時，天主教教義中所宣揚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賦人權、博愛等思想，也容易被當時的人們所接受。而利瑪竇所帶來的關于西方的先進科學知識的著作更是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
其次，就宗教而言，明清之際對于西方傳教士所帶來的一切，士大夫階層中始終存在矛盾沖突的兩派，最典型的兩派是：一派是肯定“天學”者，一派為反對“天學”者。以徐光啟為代表的較為進步的士大夫認為西方傳教士所傳來的一切，有益于國計民生是值得推崇的。另一派，則是以鰲拜、楊光先為代表的頑固派，他們固守傳統封建正統思想，排斥一切外來文化，并聲稱“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9]
再次，利瑪竇來到中國的目的是傳教，他在尋找天主教與儒學契合點的同時，客觀上促進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耶穌會士加萊格爾在為《利瑪竇中國札記》做英譯本序言中說，利瑪竇把孔夫子介紹到歐洲，把哥白尼和歐幾里德介紹到中國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顯示了一種新的文化交流局面。使得這一時期成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個活躍時期。
時至今日，我們必須承認利瑪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人物，他具有非凡的個人魅力，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文明使者，他的傳教活動獨具特點。明清之際以利瑪竇為首的西方傳教士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他們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貢獻，但中西方文化始終不能完全融合，而中國作為世界上的東方大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更不可能被其所同化，無可厚非，無論哪種外來文化都無法操縱另一種文化。而任何一種文化都必須從本國國情出發，都必須有其賴以生存的土壤，各國文化相互吸收，取長補短，跨文化交流才是時代的主旋律。在全球化發展的今天，多樣化發展日益被提上日程，而廣泛的異域民族文化交流也越來越成為人們的迫切需要，“”才是王道。
歷史證明，那種自我封閉、墨守成規、孤芳自賞、以大國自居的態度無疑是異域民族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礙，最終必然走向死胡同。因此，我們必須以開放的胸襟、兼容的態度對待異域民族的文化，既要學習它民族的優秀文化，又要傳承和發揚本民族的文化個性，最終實現中西文化的完美結合。
【參考文獻】
[1]林有能，吳志良，黎玉琴.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M].又見旁乃明《晚明所見利瑪竇名稱稱號瑣談》[M].香港：香港出版社， 2012：97.
[2]林有能，吳志良，黎玉琴.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M].又見伍穗生：《明末中西科學技術文化交融的使者》[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175.
[3]林有能，吳志良，黎玉琴.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M].又見曾崢 孫宇峰：《數學文化傳播的利瑪竇模式及其影響[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136.
[4][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M].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 1995：21.
[5][意]利瑪竇 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M].北京：中華書局，143.
[6]張星R.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 [M].北京：中華書局，2003：482.
[7]朱亞非.融合，會通與傳播―論利瑪竇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244.
[8]朱亞非.融合，會通與傳播―論利瑪竇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249.
篇8
歷史上，中國大運河是一條中外文化交流的走廊。在這條走廊里，交流是雙向的：早期，主要是中國文化輸出；后半期，則是外國先進文化輸入。
大運河的輸出
在舉世聞名的《馬可·波羅游記》中，馬可·波羅（1254-1324）描述了他看到的長江以北運河：忽必烈已經開通了從瓜洲到大都的水路。這條水路是一條寬而深的航道，把江河、湖泊連接起來。《游記》還記錄了他在山東一帶看到的運河城市如臨清、濟南和東平等地的情況。
近代西方人進入中國、并對中國逐漸產生影響，最早大約可以追溯到明代。這個節點與世界歷史的發展有關。史學家一般把哥倫布1492年第一次航海當作中世紀和現代的轉捩點。此后，西北歐沿海強國通過戰爭、掠奪、貿易、傳教、建立殖民地等方式逐漸向外擴張。至19世紀，歐洲在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迅猛發展。而明清時期的中國早已繁華，舉世聞名，引發了西方人的關注，當時外國人來中國，首先接觸的往往就是大運河。前往北京的外國使節、傳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大運河沿線的水利工程、城鎮鄉村和風土民情，給外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的作品中的觀察與描述無疑有助于西方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1488年，朝鮮人崔溥（1454-1504）在海上遭遇風浪，漂流14天后在寧波附近獲救登岸。之后，他沿浙東運河、京杭運河前往北京，歷時44天，成為明代走完大運河全程的第一個朝鮮人。他用中文寫下的《飄海錄》成為彌足珍貴的大運河史料。
日本僧人策彥周良（1501-1579）于1539年和1547年作為日本遣明使副使和正使來中國，在中國逗留5年多，多次沿大運河南來北往。他將兩次來華經歷寫成《初渡集》《再渡集》。這兩本記事性詩文集是中日關系史上的重要文獻。
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在明萬歷年間來中國。他從南京出發沿運河前往北京，沿途經過許多大運河城市。對明代運河漕運的有關情況，他甚感興趣，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做了詳細記載。
除了利瑪竇之外，明清時期有不少來中國的傳教士將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寫成書，在歐洲出版，其中不乏關于大運河的詳細描述。這一時期還有不少中國傳統典籍經翻譯而介紹到歐洲。英國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1815-1897），是牛津大學第一位中國語言和文學教授。他不僅翻譯中國典籍，還著書立說，系統論述孔子、孟子以及中國的文學和宗教。在牛津任職之前，他于1873年4月從上海出發，坐船經大運河訪問北京，回程時去了泰山和曲阜，之后經大運河返回上海。他對中國文化的譯介，可以聽到大運河的水聲。
但外國人對大運河的描述，并非僅限于見聞。他們目的性很強，頗有系統性，撰寫專門報告，研究大運河，研究大運河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
英國學者吉恩斯在1890年在倫敦出版《世界各國的水道和水運》中提到中國的大運河，認為“就許多方面來說，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大運河。它也是所有其他運河中，我們了解最少的。”1895年出版的《時代世界地圖集》中載有中國大運河的地圖。1912年10月，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刊登F.H.金的學術論文，題目是《中國的運河，人類的奇跡》，該文對江南運河地區河網密布做了詳細的記錄。1917年在倫敦出版的《百科全書，中國》有關于大運河的詞條。
大運河的接納
通過大運河，西方對中國有所了解。而現代西方文化最早進入中國，所謂西風東漸，正是沿著大運河而播揚。
法國傳教士金尼閣（1577-1628）在利瑪竇逝世后不久抵達北京，并發現了利瑪竇的札記。明萬歷四十年（1612），金尼閣返回歐洲，他身著中式服裝出入于各國公共場合，以感人肺腑的演講宣傳利瑪竇和其他在華傳教士們的功績，并著手整理翻譯《利瑪竇中國札記》。該札記于1615年在德國出版，掀起了歐洲的“中國熱”。當時，大批歐洲年輕傳教士申請赴華，德國人湯若望（1592—1666）即是其中的一位。湯若望歷經明清兩代，為西學東漸做出重大貢獻。1618年，金尼閣離開里斯本第二次來華時，攜帶在歐洲各國募集的7000冊圖書和儀器，從杭州沿大運河抵達北京，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外國圖書館。金尼閣本人估計書籍和儀器在離開歐洲時價值1萬金幣。金尼閣擬定了一個龐大的計劃，聯絡艾儒略、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經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金尼閣二度來華后，先在南方進行傳教和譯著工作，較長時間住在杭州，并以杭州為中心沿大運河到嘉定等地活動。1628年，金尼閣在杭州去世，把“西書七千部”介紹給中國知識界的計劃流產，大部分書籍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書樓時發現了殘存的數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等重要的科學典籍。
之后，外國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浙北的運河城市早已成為一些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基地和大本營。嘉興的文生修道院西臨大運河，1902年建成之后到1908年，它是天主教中國遣使會的唯一總修院。嘉興的天主教堂在1930年建成，號稱中國第一、遠東第三大教堂。文生修道院和天主教堂均為浙江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曾經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1876-1962），出生在杭州。父母均是美國南長老會在杭州的傳教士。南長老會海外傳教的第一個基地是杭州，以后沿大運河逐步向嘉興、蘇州、江陰、南京等地擴展。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國結束學業，回到杭州開始傳教，他的傳教足跡正是沿大運河迤邐北去。
19世紀后半期起，大運河沿岸城市建立了相當數量的教會學校。教會學校最直接的貢獻就是把現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國。經過多年經營，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13所教會大學和幾十所教會中學為中國融入現代文明、為教育和社會的現代化作出了重大貢獻。而這些學校中相當一部分位于大運河沿線的城市或者與運河關系甚為密切的城市。
教會大學各校名師云集，各有自己的個性和特殊專業，辦學有聲有色，學生才俊輩出。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和新聞系，在全世界都有影響力。在二戰后的“東京審判”中，中國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畢業于東吳大學。醫科更是教會大學的強項，協和醫學院、湘雅醫學院以及齊魯大學的醫科，為中國培養了最優秀的醫學人才。
1901年，清政府廢除漕運，大運河似乎失去了歷史作用，但因為依靠大運河為廣闊腹地而有機會迅速成為中國最大港口和最繁華城市的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在20世紀結出碩果。
很多人驚異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江浙一帶大量涌現文人政客這一現象，細究起來，卻不難看出大運河的作用。正是大運河使得整個地區經濟繁榮，積聚起深厚的文化底蘊，從而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在各個層面廣泛深入進行，人才輩出是理所當然的。
（除署名外，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Grand Canal：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By Wei Daguo
Historicall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served as a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The exchanges were mutual： in the early centuries， Chinese culture went out to the outside world； largely in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foreign cultures began to come in.
Prosperity of the Grand Canal
One of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was made by Marco Polo （1254-1324）， who traveled across China for years. He mentioned the Grand Canal that connected the Yangtze River and Dadu， the present day Beijing， 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1279-1368）. There are detailed descriptions in the travelogue about the canal towns in Shandong Province.
It was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westerners began to flood into China on a large scale. Their arrival in China followed Columbus’ epoch-making travel. Afterwards， the west expanded outward through wars， trade， religious missions， colonialism， profits through looting. By the 19th century， Europe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world. Europeans came to China， allured by the legendary wealth of China. During these centuries， foreign diplomatic envoys， missionaries， and travelers usually traveled on the Canal to reach Beijing. They wer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size and the grandeur of the Grand Canal. Their reports deepened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country in the orient.
The Italian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1552–1610）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of the M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and chronicled his canal tour in detail in his book. In addition to Matteo Ricci， other missionaries also wrote books and introduced their China experiences to Europe. Some missionaries even provided Europeans wit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James Legge （1815-1897）， a noted Scottish sinologist and missionary in Malacca and Hong Kong for 33 years and first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Oxford University for 21 years. He translated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and wrote books on Confucius and Mencius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Before he took office at Oxford， he started in April 1873 in Shanghai to visit Beij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On his way back， he visited Mount Tai and Confucius Temple. Then he traveled on the Canal again on his way back to Shanghai.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had become a constant subject in encyclopedias， map atlases， and academic books published in the west.
Western Culture Came In
While information on the Grand Canal went abroad， westerners brought western culture into China. In China scholars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through the Ming，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years in words “Western Winds Blow into East.” The Grand Canal played a big role in thi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arrived in Beijing shortly after Matteo Ricci passed away. A French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he was an influential westerner in China. He toured China before going back to Europe to report to the Pope on missionary affairs in China. In 1612， he returned to Europe. He traveled across Europe， publicizing the work of the Jesuit missions in China and raising funds. He appeared in public dressed in the Confucian gown. It was during his European tour that 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Matteo Ricci’s China Journal. The work was published in Augsburg in 1616 and la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 many European languages and widely read. Twenty-two young missionaries followed him back to China.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was one of the 22 missionaries. He served the empero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Nicolas Trigault brought 7，000 books and instruments to China and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all the way from Hangzhou to Beijing. He set up the first foreign library in China. He planned to translate the books into Chines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group of elite Chinese scholars. He died in Hangzhou in 1628 and he was buried in Hangzhou. His translation project aborted and most of the books dissipated. In 1938， hundreds of books were found in a library of a Catholic church in Beijing. These books were part of the 7，000 books Trigault had brought 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mid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flood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anal cities and towns in northern Zhejiang were home to headquarters of some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St. Vincent de Paul Seminary， a Catholic abbey in Jiaxing， served as the only seminary for all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from 1902 to 1908.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iaxing， built in 1930， was the largest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third largest in Far East at that time. The two sanctuaries are now cultural relic units under provincial protection.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later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China from 1946 to 1949. Born in Hangzhou in 1876， he was son of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parents based in Hangzhou and reached out to believers around Hangzhou and areas along the Grand Canal north of Hangzhou. John Leighton Stuart grew up on Hangzhou and spoke the local dialect. After he finishe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came back to Hangzhou and started missionary work in 1905. His constituents were residents in canal towns and villages.
篇9
1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背景及現狀
絲綢之路是世界最早開通的連接亞、歐、非3大洲的交通大動脈，也是一條最古老、最輝煌的人類“文化大運河”。但正式命名其為“絲綢之路”則是在19世紀70年代，由德國歷史地理學家RICH-THOFENFVR［1］首次提出，他將古代中國從長安經西域到希臘、羅馬的陸上交通網絡稱為“絲綢之路”(即德語“dieSeidenstrasse”)，其著作被譯成英文版本后，“絲綢之路”(TheSilkRoad)這一代稱被廣泛使用。“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最早由國學大師饒宗頤［2］提及。
在漢語中，“絲綢”一詞是“由含蠶絲纖維織成的紡織品的總稱”，而英文中的“silk”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它囊括了“蠶絲纖維”“絲線”“絲綢面料”及最后的“蠶絲面料制成品”。作為商品或者流通貨幣的“silk”(絲綢紡織品)，在經由海、陸絲綢之路的運輸、交換、行銷之后，大多會被進一步加工處理，最終成為穿在人身上的服飾，是絲綢之路沿線各國人們從物質流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廣義的“服飾”意指裝扮身體所用具體可見物品的總稱，包含穿衣服、佩戴飾品、美容化妝等。絲路沿線各國的服飾藝術交流，不僅是簡單的物質交換和藝術借鑒，其背后有著極其復雜的社會動因，體現出一定區域族群內的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集中了科技、文化、藝術、經濟、政治等諸多因素。將中國服飾文化的發展史置于絲綢之路視域下進行觀察，可以清晰發現:正是由于絲路沿線各國在歷史上頻繁密切的服飾文化交流互動，促使中國服飾文化在傳承、發展、演化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地吸收大量優秀的異質文化因子，使中國服飾在形制、款式、面料、紋樣等方面都呈現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因此，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絲綢之路服飾藝術交流”是絲路研究和中國服裝史論研究中值得特別關注的課題。
由于以往諸多條件的限制，中國服裝史多注重對本土服裝的斷代研究、民族區域性研究和個案分析，普遍缺乏國際化的視野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論框架體系。自“TheSilkRoad”的概念提出以來，世界范圍內關于“絲綢之路”的綜合研究已成顯學，國內學者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更是方興未艾。尤其自2013年“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等建設戰略構想提出以來，國內外社會對于絲綢之路的關注度直線攀升，學界也迎來了絲路文化藝術研究的新機遇與新熱潮。
筆者檢索了中國知網有關論文篇目(截至2018年9月10日):共有絲綢之路各類綜合研究成果論文信息24781條(1972—2018);絲綢之路文化研究成果2107條(1985—2018);絲綢之路交流研究成果518條;絲綢之路藝術研究成果193條(1981—2018，1981年前未見);絲綢之路紡織研究成果81條(1997—2018);絲綢之路藝術交流研究成果10條(1997—2018);而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相關研究成果僅有5條(2011—2018)。盡管以上統計存在一定誤差，但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目前關于絲綢之路的各類研究成果雖多，而針對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專門研究尚未引起國內專家學者的廣泛重視。
2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相關文獻綜述
通過梳理絲綢之路相關研究成果中提及“服飾”和“文化藝術交流”的內容可知，自20世紀以來中外學界有關絲綢之路服飾的研究大致經歷了個兩個階段。1)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的鋪墊階段，其又可細分為兩個時期:①20世紀60年代以前，這一時期主要是完成對絲綢之路概論性、整體性的研究，其特點是較為全面但深度有限，而以服飾為視角的研究成果鮮有發表;②20世紀60—80年代，這一時期的絲路研究向著縱深方向拓展，出現了更多斷代史類研究和專題、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飾為視角的研究成果發表量開始持續上升，服飾的國際化交流研究開始被學界注意，比較性研究類的成果開始陸續出現。2)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的崛起階段，其時間為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相關基礎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迎來了全新的學術契機，研究成果呈現多元化的趨勢。
2．1早期絲路歷史研究成果中有關服飾和對外交流的部分
100多年以來，中國、德國、法國、瑞典、日本、俄國、英國、美國、印度等國家的專家學者陸續對絲綢之路進行研究，他們分別從不同角度切入，共同拓展著絲路研究的國際視野。早期有關絲綢之路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比較的研究論著中，一些學者對絲綢之路的服飾給予了篇幅不等的關注，為研究絲綢之路中外服飾文化交流進行了鋪墊。
自1877年RICHTHOFENFV提出“絲綢之路”以后，西方掀起了一股發掘中亞腹地地理歷史的探險熱。RICHTHOFENFV的學生、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率先對“絲綢之路”沿途諸國，特別是對中國新疆、西藏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了著作《絲綢之路》。英國籍匈牙利探險家、地理歷史學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自19世紀末開始，先后在印度、克什米爾、伊朗、敘利亞、阿富汗及中國新疆、甘肅等進行了4次考古探險考察，重點研究了絲綢之路蔥嶺古道一線，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圖記》等詳細記述了他的探險考察研究成果，其中《西域考古圖記》［3］第22章翻譯了斯坦因發現藏經洞繪畫、刺繡、織物等的詳細記錄;第24章記錄了千佛洞的織物。法國的東方學家保羅·伯希和，于1906年開始前往新疆喀什、圖木舒克、阿庫爾、克孜爾等地對佛寺和石窟進行考古發掘，其間發現了大批健陀羅藝術品及古梵文、龜茲文寫本;1908年掠走敦煌藏經洞出土文書、珍貴繪畫3000多卷，還有大量紡織刺繡藝術品，拍攝了數千卷文獻照片。保羅·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所出版的《馬可·波羅行記注》《伯希和考古文獻》等，即便是對當下學者開展古絲綢之路服飾文化交流研究仍具有極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1975年，日本學者加藤九祚和前島信次聯合編寫了《絲綢之路事典》，是亞洲學術史上較早的絲路研究著作。此后的中國學界也陸續出版了多部絲綢之路古代資料匯編類文獻，例如張星烺［4］集中梳理了17世紀中葉(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涉及中國與歐洲、非洲、亞洲西部、中亞、印度半島等地往來互動的珍貴文獻史料，并對其中部分地名和史實加以詳述考釋，書里匯集了諸多介紹域外國度服飾風土人情的史料。此外，吳豐培編纂的《絲綢之路資料匯鈔》、牟實庫主編的《絲綢之路文獻敘錄》等，均收錄了與服飾相關的資料。
早期“絲綢之路與對外交流”的專題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多對研究絲路服飾文化交流具有極大參考價值的信息。向達［5］從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中國與歐洲各國的交通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等［6］編輯出版的圖集有詳細的文物介紹，圖版質量較好;馮作民［7］對羅馬與東方進行紡織服飾貿易交流的詳情進行了介紹;日本學者書上誠之助［8］對日本古典服用狩獅紋的絲路源流展開詳述考證;沈光耀［9］在著作中介紹了絲綢之路海上與陸地貿易線路的形成及變遷，分析了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貿易國的經貿關系，對于了解絲路貿易歷史背景有重要意義;常任俠［10］介紹了香料和裝飾藝術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史。此外，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國文化書院講演錄編委會編寫的《中外文化比較研究》、繆良云的《中國歷代絲綢紋樣》等，均有論述中外服飾交流背景、軌跡及藝術表現的內容。另外，還有許多零星發表的學術論文，如日本學者高橋健自的《古代遺物所見大陸文化的輸入》、陳竺同的《漢魏以來異域色料輸入考》、李均祥的《中日羽衣傳說之比較》等，對體現絲路服飾文化交流的案例進行了論證分析。
1987年以前有關絲綢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陸上絲綢之路范疇。1987年為了強調中西相遇時所產生的復雜文化交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對“絲綢之路”進行國際性的全面研究，啟動了“對話之路:絲綢之路整體性研究”項目，激發了全世界對絲綢之路的興趣，也標志著絲路研究進入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新階段。國內隨即出版了一大批相關研究成果，如彭德清［11］、莊為璣等［12］、姜培玉［13］、吳家詩［14］及廣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15］、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6］等學者和單位出版的專著，對古代絲綢之路中外服飾交流的海上傳播路徑及情況展開概述性、整體性的研究。
2．2近30年來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相關研究成果
中國服飾文化在不同歷史發展時期呈現出不同特點，其所體現的文化對外交流、設計創新等都與中國本土文化軟實力建設發展有著密切聯系。近30年來，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融研究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特點。
2．2．1通論性研究。絲綢之路的開通和建設推動了中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且無論從內涵還是從外延上都遠超其本意。近30年來，學界有許多關于絲綢之路的通論性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服飾文化的部分。
《中國絲綢之路交通史》梳理了絲綢之路公路交通網道的歷史文獻記述，以及各個時期交通與經濟的因果、主從關系的變化情況，對研究服飾文化交流的地理路徑提供參考［17］。李明偉［18］從絲路貿易史的角度展示了先秦、兩漢至明清時期中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雙向和多向交流的相關史實，為研究絲綢之路的紡織服飾商貿活動以及由參與這些活動的外國商人所帶來的異域服飾文明提供了直觀素材。
還有一些中外學者在其專著中介紹了部分絲路沿線服飾史料的相關歷史記載情況。例如:楊蕤［19］以10—13世紀陸上絲綢之路為研究對象，統計了中外歷史文獻所載中國五代、宋、遼時期諸蕃的朝貢情況和朝廷的回賜情況，對唐、五代、宋時期絲路所貢物品及外來物種進行統計及對照分析，其中涉及大量服飾品;薛愛華［20］引據古代漢文典籍，列舉了唐代舶來服裝及紡織材料、用以制作服飾品的寶石和金屬、絲綢染料和化妝顏彩。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不同于概念假設和邏輯推演的純理論研究，它是以具體服飾品對象為物質依托，建立在多方、多樣、多層次交互的外延之上，從研究方法到學術視域都具有極強的專業性、學科交叉性與綜合性。對此，劉瑜［21］指出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宜分作3個層次進行推進:①從服飾的物質性角度出發，考察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及地區具體的服飾款式、造型、設計、工藝等特點;②研究人與服飾共同構成的服飾穿著體系，包括人穿戴、搭配服飾的方式，以及服飾對人體的表現和規訓等;③從服飾的社會性角度出發，著重研究各種體現服飾藝術交融的服飾現象與政治、經濟、宗教、環境、生產力、藝術審美等社會因素的相關性。
這些通論性的研究成果，向人們展示出絲路沿線的異質服飾文化之間具有相互理解、吸納、互鑒、衍生及創造發展的可能性。開展絲路服飾文化交流的系統性研究，旨在探求絲綢之路視域下，服飾裝扮這一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行為方式，如何通過這條古代世界東西方之間最為重要的貿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宗教等條件下相互交流和影響;及“服飾”這一具體藝術形式在絲綢之路所涉的民族、國家、地域之間的異同和關聯。
2．2．2專題性研究。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的交流融合具有多向性和流動性。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服飾交流通過款式互仿、紋樣互鑒、工藝互促、文化互融，互通有無，生成了一系列繽紛且獨特的藝術表達形式。一些學者對體現在服飾上的綜合藝術表達形式進行了專題性研究。
絲綢之路敦煌服飾藝術一直是學界持續關注的研究熱點，是世界范圍內敦煌學研究的分支。筆者在中國知網中檢索“敦煌服飾”，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多達405條。西北邊陲的敦煌莫高窟，地處中原王朝與西域少數民族政權的中間地帶，自古就是絲路上重要的商品貿易和文化集散地，歷史上此地居民和往來人員的國別及民族成分十分復雜，敦煌本地服飾藝術與外來文化的交融十分明顯。
敦煌莫高窟擁有從北朝至宋元時期的壁畫、文書、帛畫等文化珍寶，其中包含著豐富而珍貴的服飾圖像和文字史料。盧秀文等［22-23］對敦煌壁畫中體現文化交流的服飾進行了系統的比較分析。鄭炳林等［24］從少數民族服飾角度對敦煌地區的少數民族、統治過敦煌的少數民族和在敦煌營建過石窟的少數民族的服飾形象進行了專題研究，所整理的服飾圖像及資料主要涉及匈奴、吐蕃、回鶻、鮮卑、黨項、蒙古6個少數民族。2016年敦煌研究院出版了總計26卷的《敦煌石窟藝術全集》，其中第23卷“服飾畫卷”按照供養人服飾、世俗人服飾、佛國人物服飾3大類，對敦煌石窟的服飾圖像進行了整理和研究［25］;同類書籍還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錦詩、譚禪雪編著的《中世紀服飾》。
7—14世紀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帝國之一。唐朝與海外有官方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70余個，與宋元帝國有交往的國家和地區有140多個，針對這一時期絲綢之路中外服飾文化交融的專題研究熱點較多。7—8世紀，是中國唐代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最為興盛的時期，異域風潮推動了中原服飾審美及款式結構等的變革，引領了當時的服飾風潮。針對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文獻主要有:王若詩［26］從《全唐詩》的角度切入，通過研讀唐詩中對當時服飾的描述，分析了唐代在絲綢之路影響下發生的諸如胡服盛行、時世裝對胡服元素的吸收、異域舞蹈服飾的流行及民間服飾潮流變遷、新服裝材料的引入等服飾新變。馬勒JG［27］在其著作中較為充分地利用了世界各地發現的具有所謂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塑像，并結合繪畫以及文獻記載，對塑像的類型、特征、年代、族屬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其中涵蓋了大量胡人服飾信息，對于研究唐時西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及當時胡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服飾形象有較高參考價值。
10—14世紀，宋元服飾對胡服元素進一步加以改造，建立起中原服飾體系的新樣式。張飚雪［28］認為胡服元素在宋代已經逐漸融入了宋人漢族服飾文化之中，部分胡服元素還成為朝廷官服的組成部分或者融入官服服飾設計之中;宋代服飾之中的上領、靴鞋、幞頭、銙帶均為經過宋人吸收創新之后形成的漢化胡服。李詠［29］針對民族文化交流對宋代服飾演變產生的影響及相關的知識內容進行了分析研究。13—14世紀朝鮮半島高麗時期與蒙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金文淑［30］論述了高麗時期服裝中的蒙元元素，討論了這些服裝在款式和稱謂上對當今韓國常服的影響。位于伏爾加、頓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區的游牧貴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13—14世紀中葉的服飾和絲織品，茲維思達納·道蒂［31］對這一地區出土的服飾品、紡織品進行了組織結構分析，發現所出土的織物運用了中國傳統的絲織工藝，認為其代表了蒙古時期較高級的絲織工藝水平。
當某種服飾符號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時，其會逐漸升級成一種社會服飾現象，而每一種服飾現象又可以被分解為具體實物、行為表現。學界對絲路沿線所出現的服飾現象也有很多專題性研究成果，如對希臘化時期絲路服飾流行“希臘風”現象的專題研究。幾個世紀以來，絲綢之路沿線地區不斷受到希臘風格東傳的深刻影響，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獨特希臘風藝術，并在紡織服飾品、壁畫和造像雕像方面都有體現。藝術史家稱公元前323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羅馬征服托勒密王朝為“希臘化時期”，也是馬其頓希臘文明的“東方化”時期。這一時期希臘藝術文明沿著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在北非和西亞廣泛傳播。李京澤［32］指出，“亞歷山大的東征開啟了‘希臘化’時代，為古波斯與古希臘百年來的纏斗劃上句號，但卻是東西方文明下一輪更強烈的碰撞與交流的開始”。王蘊錦［33］對阿富汗希伯爾罕“黃金之丘”(Tillyayepe)出土的一系列服飾配件進行了研究，認為其屬于希臘化晚期，所出土的日月星辰金垂飾、龍形飛翼雙馬神守護國王金垂飾、格里芬混合中國獅虎造型的金扣飾等黃金飾品體現了中國、波斯、西亞、中亞草原等的多元藝術要素，顯示了當時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技術手段和審美，并反映出深層次的傳統民族文化信仰之間的交流。
被希臘化的西亞人給印度西北部一小塊邊界地區帶來了希臘式佛教藝術，在犍陀羅地區許多服飾都留存有模仿希臘羅馬式樣的痕跡。希臘文化隨犍陀羅藝術繼續向東傳播，最遠一直傳播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諸國，且在同時期的中國佛教壁畫、雕塑中也有體現。早在19世紀末，西方探險家在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古城就發現了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希臘風格壁畫和藝術品。陳曉露［34］、趙艷［35］、滿盈盈［36］等對“絲綢之路佛教服飾的希臘化”這一專題展開較為詳細的分析論證。
17—18世紀歐洲服飾流行“中國風”的現象，當時的歐洲服飾藝術表達呈現出對于中國文化極大的好奇和向往。修·昂納［37］針對這一現象考察了從中世紀至18世紀西方藝術家和工匠對東方的認識以及他們的表達方式。王洪斌［38］從全球史視角出發，以東方奢侈品為代表的物質文化“西進”現象為切入點，對東方文明在英國文明轉型發展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進行了分析。王洪斌認為來自東方的絲綢等奢侈品經由海上絲綢之路大量運輸進入英國市場，逐漸為英國人所接受，改變了英國人的服飾觀念，由此掀起的“中國熱”對英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在紡織和服裝制造等行業。IMPEYO［39］認為“中國風產生于歐洲人對東方的幻想，對相關物品的收藏始于好奇心，后來才逐漸轉變為對美的關注”。邁克爾·蘇利文［40］指出:“對18世紀歐洲藝術品味的研究已經表明，當時歐洲人受到中國藝術的影響比他們自己意識到的要深刻得多。”袁宣萍［41］對這一服飾現象以及體現當時中國風與巴洛克、洛可可服飾紋樣設計相融合的典型實例進行了分析，指出歐洲人利用中國元素進行服飾表面裝飾以追求異國情調的表達，但缺乏對這些元素的深層研究。
透過對這些專題研究成果的深入考察，能夠深切感受到絲路服飾藝術互聯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精神。
2．2．3案例性研究。除了上述專題性的研究成果外，還有一些研究是從服飾品的物質性角度切入，結合文獻記載與新的考古發現，考察并分析某一具體服飾品上所體現的絲路文化互動。
韓香［42］以波斯錦與鎖子甲為例，指出這兩樣物品均產自西亞波斯一帶，是隨著中西交通絲綢之路的展開，傳播并且影響到內地的服飾文化。陳習剛［43］以唐代胡騰舞者“葡萄長帶”的服飾裝扮為研究對象，探討了“葡萄長帶”的絲路源流及與宗教間的關系等。趙胤宰［44］通過高句麗的“鳥羽冠”捕捉其與絲綢之路的交流信息。古代朝鮮半島國家的冠飾材料在沿著絲綢之路的古代遺跡中多有發現，趙胤宰認為高句麗的“鳥羽冠”為研究服飾史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線索，“鳥羽冠”作為證明當時朝鮮半島和絲綢之路之間聯系的證據，透過它可以了解到絲綢之路沿線各地區和古代朝鮮半島之間的交流情況。茅惠偉等［45］針對絲路沿線不同時期、不同地點多次出現的百衲織物進行研究，采用文獻結合實物的方法，從形制與類別、材質與技藝、起源與蘊意、流變與兼容4個方面，對絲路沿線考古出土、民間使用、文獻記載和博物館收藏的各種百衲織物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百衲織物很可能是在東西方各自獨立的文化體系下產生的，但隨著絲綢之路的延伸和文化交流的深入，絲路沿線各文明有了復雜聯系，各自獨立的百納織物共同朝著形式美的方向發展，最終成為絲路織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米·海勒［46］通過對拉薩大昭寺藏銀瓶上的人物服飾、紋樣以及工藝進行探討，認為其是吐蕃王朝時期(但在松贊干布統治期之后)藏族藝術家融合西亞、中亞及唐朝的多種藝術風格而制作的杰出作品。
這些服飾品案例看似細小瑣碎、零星四散、相互獨立，但若將其置于絲綢之路文化視域下進行考察，就能夠發現其產生、流行與演變都有著內在的關聯。這些已發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實驗性探索，提供了多種可以借鑒的研究路徑和論證體例，為進一步研究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打開了新的視野。
3以往研究的不足與展望
從國內外已發表的服裝史論相關研究成果來看，學者們對于“絲綢之路”上“silk”的關注更多集中在“蠶絲原材料”和“絲綢紡織品”上，而對“絲綢服飾品”的關注度則相對較弱，基礎研究呈現出“重紡織、輕服飾”的現象;同時，較之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成果來看，學界對于陸上絲路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成果遠超海上絲綢之路，系統研究“海上絲綢之路與服飾文化交流”的學術成果鮮見，基礎研究總體上呈現出“重陸絲、輕海絲”的現象。
如文中第2節所述，目前國內外學界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論文的形式散點出現，或者穿插在其他學科研究論著的間隙被提及、帶過。這些成果為開展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深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學術基礎和理論支持，但迄今為止，尚缺少圖文并茂、邏輯嚴謹、學理性強的絲綢之路服裝史論綜合研究體例，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這一研究領域中比較系統化的服裝史專著暫付闕如。絲路沿線許多國家可以用于服飾研究的出土和傳世的服飾實物、雕塑、典籍、古代繪畫等珍貴資料還沒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許多獨具絲路特色的服飾文化交流路徑和交融歷程等尚且眉目不清，這些都有待進一步梳理和完善。
近年來，絲綢之路藝術研究已經上升為中國社科類新一輪的學術研究熱點，這一領域未來或將形成新型交叉學科———“絲綢之路藝術學”。而中國作為古代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起始和途經國和現代世界范圍內“一帶一路”框架體系建設的發起國，有望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并開創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藝術學研究新領域。
立足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未來學界對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往更縱深方向拓展的趨勢。例如以圖文互鑒的方式重新發現歷史信息間的有機聯系并對其進行服裝學學理闡釋，開展以圖像、圖解和圖示的方式補充國內外現有文字和實物資料的圖志研究等。通過廣泛搜集國內外相關圖、文及實物資料，發掘體現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服飾藝術相互交流與相互影響的各類服飾品與服飾現象并對其進行系統整理及剖析，加強國際間相關的學術交流，逐步建立起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研究資料數據庫，逐步開展按照服飾藝術門類進行的系統化比較研究，逐步勾畫出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歷史圖志。
4結語
篇10
[關鍵詞]字幕翻譯；《大偵探福爾摩斯》；翻譯策略；縮略法；歸化；異化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大量的外國影片涌入中國，人們對原聲電影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對電影字幕進行翻譯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影片《大偵探福爾摩斯》是根據萊昂納爾·威格拉姆（Lionel Wigram）的同名漫畫所進行改編的，故事的原型來自英國小說家阿瑟·柯南道爾的經典偵探系列小說。該影片于2009年12月25日首次在北美公映，在中國創造了較好的票房紀錄。本文以《大偵探福爾摩斯》影片為例進行字幕翻譯策略的相關探討，眾所周知，好的字幕翻譯可以使整部電影增色不少，特別是對外來電影的字幕翻譯既要保證原有影片所要表達的意境又要保證有良好的語言美感，從而保證了整部影片的藝術價值和商業價值。
一、電影《大偵探福爾摩斯》簡介
電影《大偵探福爾摩斯》是由導演蓋·里奇于2009年拍攝而完成的，他是根據萊昂納爾·威格拉姆的同名漫畫所進行改編的，故事的原型來自英國小說家阿瑟·柯南道爾的經典偵探系列小說。電影的主人公是夏洛克·福爾摩斯，他在朋友華生的幫助下，偵破了一件連環的宗教系列殺人案，該案件甚至波及整個英國的安全，而偵探福爾摩斯也開始了他從業以來最為危險的一次冒險。
二、對英文電影的字幕翻譯理論
對電影字幕進行翻譯具體包括兩種形式：一是語內字幕翻譯（就是單純把影片中的話語轉變成文字），另一種是語際字幕翻譯（將源語翻譯成目的語，與屏幕同步）。字幕的翻譯受時空的限制最大，在翻譯的過程中要求翻譯的字幕必須與人物話語、圖像相一致。總而言之，必須在對源語有充分認識的基礎上，對原文的信息進行取舍，從而達到科學翻譯字幕的目的。
三、英文電影字幕的功能及特點
1.字幕可以傳遞信息：英文電影的字幕所提供的文字信息能夠與電影向觀眾傳達的聲音信息和視覺信息相一致。
2.在保證了電影的原聲原味的基礎上，仍然能夠使讀者清晰地明白電影中人物所要表達的思想和情感。
3.英文電影字幕上所展現的語言信息呈遞進式推進，在對電影進行翻譯時必須要保證這種語言信息的遞進式銜接和連貫，讓觀眾能夠簡單地獲取最清晰的信息。
四、英文電影字幕翻譯的策略
（一） 縮減法
由于電影的字幕有限，觀眾從字幕上獲得的信息必須與電影中的聲音信息相一致，因此對電影字幕的翻譯是一種受限制的翻譯。在對電影字幕進行翻譯時不僅僅單純要求翻譯的準確性、廣泛性和通俗性，更要求字幕翻譯語言富有感染力，具有藝術性和邏輯性。對電影字幕進行翻譯的著重點和難點就在于是否能夠翻譯出最地道的語言，同時由于英文電影其本身的特點就對字幕翻譯的時間和空間、音樂、語音、圖像及口語上有很大的制約性，通常情況下，我們在對英文電影進行翻譯時采用縮減法，必須使得翻譯語言能夠跟畫面及聲音相一致，即與電影中人物的話語完成時間一致，除此之外，還要注意字幕在屏幕上停留的時間必須滿足觀眾的掃視時間。
縮減法并不是對字幕上的文字進行盲目的壓縮，而是需要充分考慮相關性原則，即字幕翻譯者要考慮到觀眾的認知力，如果在一定的時間或空間范圍內觀眾并不能從字幕中獲取的認知活動就可以在翻譯的過程中刪除，對相關性更強的信息進行凸顯。另外，對于電影畫面上的聲音和圖像已經能夠將語境信息表達充分時可以省略語言信息或用小詞、簡短的詞語。例如在電影《大偵探福爾摩斯》中有一些很簡明的臺詞，下面將通過譯例進行分析：
DrJohn Watson： Holmes， does your depravity know no bounds.
華生：“福爾摩斯，難道你真的要這樣永久地墮落下去么？”
Sherlock Holmes： No…
福爾摩斯：“呃……”
I stood upon the sand of the sea and saw a beast rise up，having seven heads and ten horns…His feet were of a bear，his mouth was of a lion and the dragon gave him his power and his seat and great authority.
在對該段進行翻譯時，只要明白源語的英文解說詞的真實目的就能對字幕進行正確翻譯，因為過于冗長的字幕非但觀眾不能理解電影所要表達的真實意圖，反而會心生厭倦，因此必須采用簡明、通俗的語言，只需要翻譯出這是一段咒語即可。
（二） 翻譯的歸化與異化
通常在對英文進行翻譯時有兩種策略：翻譯的歸化與異化，歸化是指把外文翻譯成更容易被觀眾接受的、自然的、透明的中文，而異化是指在翻譯的譯文中仍然保持著外文的情調。
1.翻譯的歸化
在對英文電影進行字幕翻譯時，使用翻譯歸化的策略往往能夠達到讓觀眾易懂的目的，但當前隨著國外文化的滲入，異化策略的使用較歸化更為明顯，但并不是說翻譯歸化就不重要，特別是在句子結構的翻譯上，還是應該保持句子的原始結構不能變，否則翻譯出來的句子不可能讓觀眾喜歡。當對英文電影的字幕進行翻譯時，應當如何處理英文中的異域文化因素，觀看電影的觀眾的素質高低不同，并不是所有的觀眾都能夠看懂，大部分觀眾在觀看影片時都是抱著娛樂的態度，因此在翻譯字幕時應當擔當好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提高電影字幕語言的可接受性。從英文翻譯的歸化策略進行字幕翻譯，能讓觀眾更容易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電影語言的表現力。在對《大偵探福爾摩斯》進行翻譯時也引用了很多中國的會話習慣，例如：
Irene： Why you are always so suspicious？
艾琳：“你為什么處處提防我？”
Sherlock Holmes： Should I answer chronologically or alphabetically？
福爾摩斯：“我們是應該正著算還是倒著算這筆賬呢？”
考慮中國的對話習慣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電影與中國觀眾的距離，在對單詞chronologically和alphabetically的翻譯上就必須考慮到漢語的會話習慣，在英語中說話一般都是按字母順序的，而在漢語中都是按照正和倒著來的，因此正確使用歸化翻譯策略的優點就在于更容易讓觀眾理解和接受，更具有親和感，但歸化翻譯策略也有一定的缺點就是讓電影失去了原有文化的味道，不利于中西方文化的直接交流。
2.翻譯的異化
隨著中西文化交流進程的加快，英文字幕翻譯的異化策略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大偵探福爾摩斯》是中國觀眾非常熟悉的一部經典電影，影片中的語言在進行字幕翻譯時很好體現了翻譯異化的策略，使整部影片更具有藝術價值和經濟價值。特別是在電影中都會體現政治、宗教及倫理方面的內容，而這些方面都是很多中國觀眾所不了解的，因此政治、宗教因素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雷區。如果在對英文字幕進行翻譯時不能夠充分考慮到這些，就會嚴重影響到觀眾觀看影片的質量。例如在影片《大偵探福爾摩斯》中有這樣一段臺詞：
DrJohn Watson： It is happening，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8： 30，the Royale. Wear a jacket.
華生：“不管你喜歡或是不喜歡這都是遲早的事。8點30分，我們在皇家酒店見，記得穿得體面點兒。”
Sherlock Holmes： You wear a jacket.
福爾摩斯：“你也穿體面點兒。”
在這里如果對英國的傳統觀念沒有充分了解就不能很好進行字幕翻譯，在英國人的傳統觀念中，紳士應當注意形象，穿著體面，平整的夾克和襯衫是英國人默認的紳士形象。因此，在皇家酒店吃飯，這樣的翻譯會讓觀眾更容易理解。
五、影片《大偵探福爾摩斯》中所體現的翻譯規范
（一）實現影片經濟利益
一部影片的拍攝除了追求社會價值、藝術價值外還要追求經濟效益，而對影片的字幕翻譯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影片的經濟效益。影片《大偵探福爾摩斯》這樣的片名很直觀，因為很多觀眾對福爾摩斯偵探的大名早就如雷貫耳，觀眾一看到這樣的影片名就會有更高的興趣去觀看此部影片，從而為影片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
（二）體現文學觀念
在中國的文學觀念中向來將“語言文采”視為文學的生命，因此在對英文電影字幕進行翻譯時也要充分考慮到中國觀眾的文學審美習慣和電影的節奏感。在對影片《大偵探福爾摩斯》進行翻譯時，既考慮了中國人的文學觀念，又充分地滿足節奏上的和諧。例如影片《大偵探福爾摩斯》中的臺詞：
Sherlock Holmes： Where is the inspector？
福爾摩斯：“探長到了嗎？”
Dr. John Watson： He is getting his troops lined up.
華生：“他正在籌備他的人馬。”
Sherlock Holmes： That could be all day.
福爾摩斯：“那恐怕要一等，等一整天了。”
六、結語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文化交流進程的逐步加快，大量的外國影片涌入中國，同時中國觀眾對原聲電影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對英文電影進行翻譯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在對影片進行翻譯時應當充分考慮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怎樣迎合觀眾的口味及怎樣實現影片的經濟文化功能等諸多因素，對影片實現規范化翻譯。《大偵探福爾摩斯》是一部十分經典的電影，本文通過對電影《大偵探福爾摩斯》中的翻譯進行分析，從而使觀眾能夠更好地對我國的電影翻譯事業的發展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1] 海繼紅.從功能主義翻譯理論角度談電影字幕翻譯——以電影《大偵探福爾摩斯》字幕中譯為例[J].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11（09）.
[2] 糖果.《大偵探福爾摩斯》經典再度來襲[J].大眾電影，2009（10）.
[3] 武笑從.《大偵探福爾摩斯》：被顛覆但仍精彩[J].大眾電影，2010（03）.
[4] 張昊翀.《大偵探福爾摩斯》神探再度重生[J].世界電影之窗，2009（12）.
[5] 李運興.字幕翻譯的策略[J].中國翻譯，2001（07）.
[6] 趙寧.試析電影字幕限制因素及翻譯策略[J].中國民航學院學報，2005（10）.
[7] 章小瑾.英語原聲電影字幕翻譯策略探討[J].電影文學，2013（05）.
[8] 烏音嘎.從文化翻譯觀分析影視字幕翻譯的翻譯策略[J].內蒙古大學學報，20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