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貿易與北宋白銀貨幣化探究論文

導語：絲路貿易與北宋白銀貨幣化探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在中國古代貨幣史上，舉凡金銀銅鐵以至龜貝等等，都分別充當過貨幣，但是，從整個貨幣史發展的總趨勢看，宋元以前銅是最主要的幣材，而宋元以后，白銀逐步成為主要貨幣，銅錢與白銀相輔而行。宋元時期，成為中國貨幣史上白銀貨幣化的關鍵時期。有鑒于此，學術界對宋元時期白銀貨幣化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然而，在北方絲路貿易與白銀貨幣化的關系方面，至今尚未形成共識。筆者不揣淺陋，擬就此作一初步探討，敬請指正。

一

北宋時期的北方絲路貿易，對宋朝來說，主要貿易對象有西夏、瓜、沙二州政權、西州回鶻、于闐、喀拉汗朝（黑汗朝）、大食、拂＠①等。貿易方式則有貢賜貿易、榷場貿易、民間貿易等。在宋與上述各地間各種方式的貿易中，我們都發現，有白銀側身于其間。

首先，在宋朝與各政權間的貢市貿易中，白銀主要被宋王朝用于回賜。如天圣三年（1025）十二月，于闐遣使羅面于多等入貢，宋朝"給還其值……別賜襲衣、金帶、銀器百兩、衣著二百，羅面于多金帶。"（注：《宋史》，卷490，《外國》六。）又如喀拉汗王朝在擊敗于闐后，繼承于闐與北宋的貿易關系，在熙寧年間以后，"遠不逾一二歲，近則歲再至。所貢珠玉……安息雞舌香，有所持無表章，每賜以暈錦旋lán＠②衣、金帶、器幣"。（注：《宋史》，卷490，《外國》六。）這里的"器幣"中，當包括白銀。又如天圣年間1023-1032），甘州回鶻一年一貢，而天圣三年（1025）四月，"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溫訛進馬、乳香，賜銀器、金帶、衣著、暈錦旋lán＠②衣有差"。（注：《宋史》，卷490，《外國》六。）此外，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拂＠①，元yòu＠③六年（1091）"其使兩至，詔別賜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襲衣、金束帶。"（注：《宋史》，卷490，《外國》六。）

次之，在宋政府買馬及宋夏間的貿易中，白銀被用于與馬匹及其他商品交換。在買馬方面，北宋"國初，……又有招馬之處，秦、渭、階、文州則有吐蕃、回紇，麟、府則有黨項。"（注：《宋會要輯稿》，《兵》二四、二二之六。）在神宗以前，從西北買入馬匹，主要使用的是銀和絹，宋初在陜西設提舉買馬監牧司，每年以銀四萬兩、絹七萬五千匹作為買馬之用。（注：《宋會要輯稿》，《兵》二四、二二之六。）至和二年（1055），北宋政府還令"陜西轉運使司以銀十萬兩市馬于秦州，歲以為常"。（注：《宋史》，卷151，《兵》十二。）即使是在神宗朝以后，西北買馬主要用茶，但也不時參用銀絹。元豐四年（1081）北宋政府規定："每馬一匹，支茶一砣，如馬價高，茶價少，即將以銀、綢、絹及現錢貼支"，（注：《宋會要》，《職官》四三之五六。）與買馬相關聯，宋夏間的貿易中，也有白銀參與，范仲淹在總結宋夏貿易時曾指出，西夏"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勝其利，不可勝紀"。（注：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卷9，《答趙元昊書》。）

除貢市貿易、榷場貿易之外，在北宋與西夏及其以西的西域諸政權、大食、拂＠①等等之間，純粹民間商人間的交換也大量存在。如于闐"地產乳香，來輒群負，私與商賈牟利，不售則歸諸外府得善價，故其來益多，元豐初，始詔惟齊表及方物馬驢乃聽以詣闕，乳香無用不許貢"。直至紹圣（1094-1098）中，還出現了由于"于闐、大食、拂＠①等國貢奉，般次踵至"，使秦州等地官員"憚于供賚"，"限二歲一進"的情況，但宋王朝為了"來遠人"，未予限制，而喀拉汗朝及其以西的政權"自是迄于宣和，朝享不絕"。（注：《宋史》，卷490，《外國》六。）這條史料說明，東來的人員中，有的是正式的貢使，他們持有官方文書，但也有大量無官方文書的民間商人同行。他們歷盡艱辛，將西方商品運送到宋境后，常常于宋境內與民間商人進行貿易，有時因為"不售"，才轉而賣給官方。此外，如果宋朝官方缺乏足夠的銀絹，或者境內香藥等充斥，價格低落，宋朝政府也將不許入貢，拒絕購買。此時，東來的貢使和商人則又將所運來的商品賣給中國的商人。有的也可能暫時留居中國，將香藥等存放起來待價而沽。所以出現了有的回鶻商人"間因乳香入貢散而至陜西諸州，公為貿易，至留久不歸"的情況。（注：《宋史》，卷490，《外國》六。）

在民間的貿易活動中，白銀是東來商人們主要的購買對象，有時還被宋朝商人攜帶西去。東來的商人出售他們的商品時，主要接受白銀，或將所得錢物換成白銀。他們收購宋境內的白銀，甚至導致了足以震動宋朝帝王、使宋朝政府采取果斷措施的白銀價格大幅度上漲。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時京城金銀價貴，上以問權三司使丁謂，謂言為西戎輝和爾（即回鶻）所市入番。乙亥，下詔約束之"。（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不僅如此，在宋夏間的榷場貿易之外，西夏還在境內自建場屋，吸引宋民入境貿易，這時私自入西夏貿易的宋民，"多赍輕貨于夏州界擅立榷場貿易"，（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輕貨"通常被宋人用來指稱白銀和絹帛。而由于這種貿易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認可，便于藏匿的白銀應該是他們首選的輕貨。這樣，不僅東來的商人大量市銀西去，而且西去的商人也從宋境帶去了一定量的白銀。

在有關記載中，白銀主要是宋朝方面付出，而西域各政權以及經由北方絲路入宋貿易的大食、拂＠①，付出白銀的情況不多。東來的官員、商人向宋境支付白銀有西夏一例。天圣六年（1028）西夏"遣賀正旦人到闕，以錢、銀博買物色"。（注：《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十八。）顯然，西夏使臣在汴京購買貨物是付出了白銀。可是，據此似乎尚不足否定白銀西流。一方面，這條記載未說明前來賀正旦的西夏人手中的白銀，是來自于西夏還是宋朝，也就是說，他們的白銀有可能是來賀正旦時，宋朝回賜的。如果是這樣，該條史料尚不足以說明有白銀從西夏流向北宋。另一方面，即使西夏人手中的白銀是他們自己從西夏帶來的，確有白銀從西夏東流入宋，但這與宋朝方向流向西夏的白銀相比，其量的差別也可想而知。

由于北宋時期北方絲路貿易保持著一定的規模，通過貢市貿易、榷場貿易以及民間貿易西流的白銀當為數不少。"熙寧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客省言：于闐國進奉使羅阿斯、難撒溫等有乳香三萬一千余斤，為錢四萬四千余貫，乞減價三千貫賣于官庫。從之。"（注：《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十八。）這次北宋政府廉價買到了三萬斤乳香，但同時也須付出三千貫的代價。可是，由于銅錢值低量重，如果這三千貫如數用銅錢支付的話，于闐使者勢必難以接受。而如果其中百分之二十用銀支付，僅僅這一次交易，宋朝就將一次性付出數百兩白銀。再就北宋與西域方面貿易的總體情況來說，錢伯泉先生根據熙寧三年（1070）秦鳳路經略使王韶的奏文分析，認為每年"西域各國商賈在北宋秦鳳路所經營的民間貿易，總額不少于7500萬貫。"（注：錢伯泉：《西州回鶻國在絲綢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新疆大學學報》1991年第19卷第4期。）如果這一估計較為接近實際的話，以白銀一兩值銅錢1500文計算，7500萬貫相當于白銀500萬兩。即使在這500萬兩的貿易額中，只有十分之一是用白銀支付，那么每年民間交易中流出宋境的白銀也居然達到50萬兩。這也難怪有司面對西域使者的頻繁入貢竟然覺得"憚于供賚"，難怪有時宋政府也感到無力如數給價，而放棄對入貢品的壟斷，拒絕接受入貢。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可能出現東來商人市銀導致宋朝銀價上漲的現象。

二

由于白銀大量側身于絲路貿易之中，我們看到，絲路貿易中的白銀流動，為北宋白銀的貨幣化創造了一定的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對宋代白銀貨幣化產生了某些積極的影響。

首先，盡管側身于絲路貿易中的白銀未履行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的職能，但白銀的使用范圍得到了擴大，白銀的商品化進程進一步向前推進。在絲路貿易中，宋朝通常用銅錢計算商品價格，如前引熙寧年間客省報告于闐國進奉使羅阿斯、難撒溫等有乳香三萬一千余斤，為錢四萬四千余貫的例子中，履行價值尺度職能的仍舊是銅錢，與白銀無涉。同時，對北宋方面來說，也不是出售商品換取白銀之后，再用白銀購買商品，白銀不是實現了貨幣化之后，作為一般等價物的流通手段。但是，由于東來的商人、貢使需要白銀，白銀也源源向西流動，所以，對北宋來說，白銀是一種有廣闊市場的外貿物資，白銀除了其他用途外，可以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其使用范圍有所擴大。不僅如此，在絲路貿易的具體交換過程中，可以用白銀通過物物交換的形式，換取東來的商品，白銀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發生了分離，在白銀的所有權實現讓渡的同時，白銀的價值跳進了羊馬、香藥、珠玉等商品之中，白銀首先成為宋朝的出口商品，實現了白銀的商品化。這對于作為寶貨、作為一般產品的白銀來說，無疑是一種進步。它使天然的白銀成為商品，為白銀從商品變成貨幣奠定了基礎。

次之，在宋朝與東來商人、貢使的貿易中，我們看到了以下交換等式：

x馬羊┐┌y宋線

x珠玉││y白銀

x香藥├＝┤y絲綢

x花蕊布││y茶葉

…┘└…

這個交換等式，對于參與交換的各方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具體就宋朝方面來說，這一交換等式意味著宋錢的貨幣地位受到了嚴峻的挑戰，而白銀、絲綢等加入到宋錢一方參與交換，開始打破了銅錢和鐵錢的獨占地位，為白銀貨幣化開辟了道路。由于宋朝主要以銅和鐵作幣材，銅錢和鐵錢對宋朝來說，是當然的一般等價物，在宋朝與東來商人的交換中，宋錢被大量用于購買商品。但是，由于東來商人、貢使眼中的銅錢和鐵錢，只是穿著中原漢族民族服裝的銅和鐵，不是一般等價物，所以，宋錢在東來商人那里受到了冷遇，出現了商人、貢使拒絕接收宋錢的情況。如英宗治平元年（1064）黑汗朝使臣羅撒溫入貢后，宋朝"賜錢五千貫文"，可是，羅撒溫卻婉言拒絕，"欲望以絹、綾、錦充"。（注：《宋會要輯稿》，《蕃夷》七、《食貨》三三之七至十八。）相反，絹帛和白銀由于有廣闊的市場，受到東來商人、貢使的歡迎。于是，等式的右方出現了包括白銀在內的其他物資，白銀與其他物資一道，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表現商品價值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宋朝方面開始可能發現白銀的又一使用價值--用于交換，用于表現東來商品的價值。如在x匹馬＝y兩白銀的等式中，包含著如下兩種可能：其一是把馬視為白銀價值的表現形式，得出用x匹馬買到y兩白銀的結論。其二是把白銀視為馬的價值的表現形式，把這一等式讀為"用y兩白銀買到x匹馬"。顯然，在這樣的交換中，北宋方面更易于采用第二種讀法，而一旦到了"用y兩白銀買到x匹馬"的讀法固定下來之時，到了用y兩白銀不僅可以買到x匹馬，還可以買到其他東西之時，白銀的貨幣化便正式展開。

這樣，絲路貿易的延續，增加了對白銀的需求，擴大了白銀的使用范圍，加速了白銀的商品化進程，尤其是絲路貿易中白銀的參與，為北宋白銀的貨幣化提供了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提供了白銀用于表現其他商品的價值的機會，出現了白銀在交換中以其自身優勢，排擠銅錢及其他物資成為貨幣的可能。在這樣的條件下，以北宋內部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為動力，宋朝與絲路貿易密切相關的西北以及東京等地，白銀廣泛投入流通，使用范圍進一步擴大，在商品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一些地方，白銀開始履行了貨幣的職能。

如在宋夏間的蕃部地區，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不算很高，但是，由于該地有時屬夏，有時屬宋，宋夏兩朝的貨幣不能通用，而絲路經由這里通過，獲得白銀則可與任何一方以及過境商人交換，所以，這一帶有不少白銀投入流通，蕃部對白銀有所需求。正因為如此，北宋政府對蕃部大量賜予白銀。如元昊死后，宋朝為孤立西夏，曾專門下詔，規定蕃族各部若"能率部下歸順者，授團練使，銀萬兩，絹萬匹，錢五萬緡。茶五千斤。"（注：《宋史》卷244，《外國》一。）

在北宋西北的陜西地區，除前述宋政府在秦州等地直接用銀買馬外，白銀的使用范圍更為廣泛。如"陜西振武兵，依河東廣銳例，官給直以市戰馬。廣銳本州兵。官給中金以充馬價。"（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5，真宗咸平七年七月。）這條記載說明，北宋政府軍費開支中的白銀，通過振武兵之手，投入了流通。不僅如此，由于陜西廣銳、勁勇等，"相以為社"，所以，當他們市馬時，"官給值外，社眾復裒金益之，曰馬社。"（注：《宋史》，卷151，《兵》十二、卷128，食貨上，三。）"社眾"不僅手中有銀可用，而且他們的銀部分用于"集資"買馬，投入流通。此外，在陜西白銀還用于交換糧食，如天圣以后，宋政府在陜西"發內庫藏金帛以助糴者，前后不可勝數。"其中，熙寧七年（1074）陜西具體的糴買方式是"或以錢、茶、銀、chóu＠④、絹糴于弓箭手"。此后，崇寧五年（1106），宋徽宗還專門下詔，稱"陜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絲、chóu＠④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注：《宋史》，卷151，《兵》十二、卷128，食貨上，三。）這樣，政府、士卒等將白銀投入流通，擴大了白銀的使用范圍。因此，宋神宗時，興元府市場繁榮，"天下物貨種列于市，金繒漆帛衣被它處。"（注：《丹淵集》，卷34，《奏為乞修興元府及添兵狀》。）對于興元府之類具有相當規模的市場來說，白銀已不再陌生。

更為突出的是，開封作為絲路貿易的終點，同時又是宋朝商品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在這里，白銀的貨幣化已經啟動。嘉yòu＠③七年（1062），西夏人在北宋賣貨物，得銀五千兩，然后用銀在開封"買樂人幞頭四百枚，熏衣香、龍腦、朱砂凡數百兩，及買綾為壁衣"。（注：《西夏紀》卷十三，注引孔氏《談苑》。轉引自吳天墀《西夏史稿》，194頁，注2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2版。）在這條記載中，西夏人出售商品獲得的白銀，不是用于消費，而是用于購買商品，白銀用于體現商品價值，轉移商品價值，實際上獲得了新的使用價值--用于交換，履行了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經西夏人之手的那些白銀，在完成交換的那一瞬間，已開始成為貨幣。三

然而，絲路貿易為北宋白銀貨幣化提供的畢竟只是外部環境，它僅僅使白銀貨幣化的發生成為可能，但如果北宋商品經濟的發展尚未提出白銀貨幣化的要求時，這種外部環境將變得毫無意義，白銀貨幣化仍將停留在可能的階段，白銀西流不過是作為商品的白銀大量出口而已。更重要的是，由于宋遼時期正處于中國白銀貨幣化的關鍵時期，而在白銀貨幣化的過程中，是否有充足的白銀對其貨幣化進程將產生重要影響，如果沒有白銀，白銀的貨幣化當然只能是一句空話，而白銀數量的不足，則將制約白銀貨幣化的進程。從宋遼時期的情況來看，白銀西流無疑減少了宋遼的白銀存量，加劇了北宋白銀的缺乏程度，推動著銀價的上漲，使白銀難以成為小額交易中通用的貨幣，對白銀貨幣化產生了消極影響。

首先，絲路貿易中的白銀西流，加劇了宋朝白銀的供求矛盾，尤其是與絲路貿易密切相關的陜西等地，白銀缺乏的情況更為突出。北宋時期，陜西是宋朝轄區內為數不多的產銀區之一，據《宋會要》記載，元豐元年（1078）以前，陜西白銀課額曾達到123899兩，占全國銀課總額414152兩的29.9％，至元豐元年（1078），盡管陜西銀課大為減少，下降為38186兩，僅為祖額的30.8％，但此時整個北宋的銀課額為257607兩，陜西課額仍占全國的14.8％，（注：《宋會要輯稿》，《蕃夷》七、《食貨》三三之七至十八。）陜西的白銀產量和課額在北宋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北宋時期陜西白銀緊缺，不僅向外輸出不多，而且宋廷常常被迫采取措施，從各地調銀入陜。

在陜西與內地之間，白銀主要是從內地流向陜西。鑒于陜西白銀缺乏，北宋中央還通過各種渠道，鼓勵白銀向陜西流動，甚至不惜將內庫白銀直接撥付陜西。仁宗康定元年（1040），為鼓勵將白銀運入陜西、沿邊州軍和京師，采納了淮南提點刑獄郭維言的建議，對"入銀京師榷貨務或陜西并邊州軍"者，"給券受鹽于川陜，或以折鹽酒課"，并規定，對愿入錢者，"入錢二千當銀一兩。"（注：《宋史》，卷183，《食貨》下，五。）引導入中商人多輸納白銀，少運銅錢。在宋政府的干預下，大量白銀通過商人之手運入陜西，以至"國初輦運香藥、犀象、金銀等物赴陜西變易糧草，歲計率不下二百四十萬貫。"（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71，元yòu＠③七年、卷326，元豐五年。）在宋代中央撥付白銀入陜西方面，僅元豐五年（1082）上半年，宋廷就向陜西都轉運司支撥了內庫銀三百萬兩。（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71，元yòu＠③七年、卷326，元豐五年。）相反，本地產銀的陜西，卻少有白銀進奉中央，甚至元豐間同天節、南郊祭祀時，不產銀的淮南路也進奉白銀上萬兩，但陜西卻分文未進。（注：《文獻通考》卷22，土貢一、卷23，國用一。）至崇寧三年（1104），在宋政府的大肆搜刮下，陜西才上貢了十五萬七百九十貫疋兩，其中，若按銅錢、絹帛、白銀各占三分之一計，上貢白銀僅五萬多兩。（注：《文獻通考》卷22，土貢一、卷23，國用一。）

此外，北宋時期川陜間的經濟貿易關系十分密切，其中有白銀從陜西流入四川的記載，出現過四川"販者趨京師及陜西市銀以歸"（注：《嘉慶四川通志》卷68。）的情況，但在宋代的記載中，更多的是白銀由本不產銀的四川流向陜西。如天圣五年（1027），"留四川上貢銀絹十萬于環慶等州博糴糧草"，寶元二年（1039），"留川峽等路上貢銀絹于永興軍、鳳翔府以備邊費"，熙寧三年（1070）九月令三司："除在京合支金帛外，應西川四路上供金帛……截留陜西轉運司，令相度于永興或鳳翔府封樁以備邊費。候見數，可兌折充將來起發往陜西銀絹之數"。（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05，天圣五年十月：卷123，寶元二年正月：卷215，熙寧三年九月。）

更重要的是，整個宋朝轄區內白銀普遍感到不足，而白銀的西流進一步使這種情況惡化。北宋政權的白銀主要來源于其轄區范圍內的生產，盡管北宋時期的白銀產量不斷增加，但與社會需要的增長速度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就北宋政府直接從生產領域中征收的銀課來說，太宗至道末為14.5萬兩，（注：《文獻通考》，《征榷考》五。）仁宗皇yòu＠③中為219829萬兩，英宗治平中達到歷史最高記錄，為315213兩，神宗元豐間又下降為215385兩。（注：《宋史》，卷185，《食貨》下，七。）也就是說，北宋時期政府每年一般可獲得的銀課僅為二三十萬兩左右。但這還不足宋政府充歲幣、歲賜之用。又據李槐先生分析，北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全國白銀產量在108萬兩左右，（注：李槐：《宋金時期白銀的生產和使用》，見《宋代經濟史研究》316頁，云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若按前面的推論，熙寧年間僅秦鳳路一路，每年西流的白銀就多達50萬兩，這意味著整個北宋的白銀產量，僅足秦鳳路兩年輸出之用。絲路貿易中的白銀西流，對北宋白銀存量的影響不為不大。

與白銀存量的不足相關聯，整個北宋時期的白銀價格有所上漲并始終居高不下，而白銀西流則在北宋銀價上漲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在宋朝統一西蜀以前，西蜀"凡銀一兩，直（鐵）錢千七百"，合銅錢680文。（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3，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卷85、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真宗時賜予河東路士兵白銀，但由于無銀可支，政府改折銅錢，折算比例為"每兩給錢七百五十"，但當時當地的市價已經上升到了每兩千錢。（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3，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卷85、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此后銀價繼續上漲，而宋人也意識到了白銀西流與銀價上漲的內在聯系，如前引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京城金銀價格上漲，丁謂就作出了白銀為回鶻"所市入蕃"的解釋。無獨有偶，大中祥符八年（1015）十一月，三司又上奏：因"乏銀支用"，請求將諸路酒課"悉改輸銀"。但是，此時北宋境內因白銀缺乏，銀價已比咸平年間的每兩值銅錢八百文上漲了一倍，因此，宋真宗說："若此民間銀益貴矣"。宋真宗又問及王旦，王旦的解釋是"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然則器皿之用，蓄藏之用，何可勝算。此外則兩蕃、南海，歲來貿易，有去無還，加之坑冶興廢有時，增價之或恐以此"。（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3，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卷85、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王旦闡述的原因比丁謂所言更為全面，但也未忘記將"兩蕃"入宋貿易視為銀價上漲的原因之一。這樣，在白銀西流與其他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北宋銀價一直保持在每兩千文以上。

白銀存量不足和銀價居高不下，對白銀的貨幣化產生了嚴重制約。對于當時的日常消費來說，每兩值銅錢千文的價格顯得過高，白銀"面額"過大，難于找補，不便使用。如英宗治平元年（1064），詔秦、隴等十二州義勇，"遇召集防守，日給米二升，月給醬菜錢三百。"（注：《宋史》，卷144，《兵》五、卷181，《食貨》下，三。）對于這些義勇來說，將近半年的醬菜錢才相當于一兩白銀，他們要在日常生活中積攢出足夠的白銀，并在日常消費中使用白銀，幾乎已經沒有了這種可能。同樣，北宋規定畦戶"歲給戶錢四萬，日給夫米二升。"（注：《宋史》，卷144，《兵》五、卷181，《食貨》下，三。）據漆俠先生折算，封建國家每年給予畦戶的生活費為每戶每年45040文。（注：漆俠：《宋代經濟史》，下冊，第81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若按銀每兩值錢1500文計算，全年畦戶一家人的生活費僅合銀30兩，還不到一鋌白銀。對他們來說，在市場上使用一兩以上的白銀，必須全家在半個月內不吃不用。反過來，他們用一鋌50兩的白銀，可以一次性付清全家人一年半的生活費用，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中，無須與貨幣和市場發生聯系。又如蘇軾被貶至黃州時，盡管覺得"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之后，全家810人每月用四千五百錢尚能有所結余，基本生活仍能得到保障。（注：蘇軾：《答秦太虛書》。）可是對于蘇軾一家來說，每月的生活開支也僅值銀三兩。在這樣的條件下，北宋時期一般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顯然不大可能接受白銀，在零星交易中使用白銀。白銀貨幣化的進程，在白銀存量不足、白銀與通用貨幣銅錢的比價過高的條件下，必然步履維艱，進展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