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史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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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中國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界乃至政治界，胡適對其均有重要影響。他既是一位啟蒙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政治活動家，同時也是一位史學家，而且是在20世紀中國史學轉型中不應被忽視的、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史學大家。

胡適（1891—1962年），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祖輩經(jīng)商，父親是清朝官吏。他自幼接受私塾教育，1904年到上海新式學堂求學。1910年考取庚款留美官費生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農(nóng)學院，后轉入文科。畢業(yè)后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著名的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1917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同年啟程回國，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后又曾擔任過中國公學校長、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等職，并于1938年出任國民黨政府駐美國大使。1949年4月起寓居美國。1958年到臺灣中央研究院任院長。1962年2月在臺灣去世。

一、開史學新風氣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思想啟蒙運動，極大地促進了學術文化領域的思想解放和中西學術的交融。1918年，在新文化運動的開始階段，胡適正式加入《新青年》編輯部，他以首倡文學革命而名聲大振，成為新文化運動著名的領袖人物之一。

打破思想專制，活躍和發(fā)展學術文化，在五四時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在學術研究方面，科學精神和理性觀念成為人們所遵奉的信條。推翻偶像，拒絕迷信，摒棄成說，凡事都要問一聲“為什么”，用科學方法重新估價中國的史學遺產(chǎn)，在真實可信的基礎上重新看待中國的歷史發(fā)展，是在新思潮影響下的五四時期中國史學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胡適開風氣之先，出版了根據(jù)他自己的博士論文修改擴充而成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

中國古史因資料缺乏和觀念上的原因，不斷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編造的內(nèi)容，真?zhèn)坞y辨。長期以來，人們對三皇五帝的古史體系多深信不疑，且視為信史。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首次對沒有可靠材料依據(jù)的中國古史的內(nèi)容采取了拒絕的態(tài)度。《中國哲學史大綱》于1919年2月出版。這部書在敘述古代哲學史的時候破天荒地“截斷眾流”，撇開三皇五帝堯舜湯禹的傳說，徑直“從孔子、老子”講起。這種作法，不僅前人沒有過，就是同時代的謝無量、陳漢章等人撰寫或講述的哲學史，也都沒有擺脫舊有的思想框架。胡適此舉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書出不到兩個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顧頡剛談到他的感受是：“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shù)靡惶弥猩鄵锥荒芟隆！衣犃藥滋茫牫鲆粋€道理來了……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⑴馮友蘭說：“這對于當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掃除障礙，開辟道路的作用。當時我們正陷入毫無邊際的經(jīng)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見周公。見了這個手段，覺得面目一新，精神為之一爽。”⑵

《中國哲學史大綱》還給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展示了現(xiàn)代學術的研究方法。胡適在導言中界定了什么是哲學、什么是哲學史，以及研究哲學史的目的等研究哲學史首先應當明確的基本概念。他寫道：“凡研究人生切要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若有人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法和種種解決方法，都依著年代的先后和學派的系統(tǒng)，一一記敘下來，便成了哲學史。”研究哲學史的目的在于“明變”、“求因”、“評判”。他以開闊的視野指出了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上的地位，進而對中國哲學史的發(fā)展作了階段劃分，最后就研究哲學史的史料及史料的審定與整理作了分析。他希望“國中學者用這些方法來評判我的書”，“更希望將來的學者用這些方法來做一部更完備更精確的《中國哲學史》。闡明這一系列學術研究的規(guī)范，胡適是第一位，其首倡之功固不可沒，并且有些內(nèi)容直到今天仍然產(chǎn)生著一定的影響⑶。

《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引起的震動，不僅僅是哲學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國當時整個的文化思想領域。蔡元培專門為這部書寫了序言，盛贊此書有四大長處：（一）證明的方法；（二）扼要的手段；（三）平等的眼光；（四）系統(tǒng)的研究。就史學界而言，這部書除了在使用了證明的、分析的、系統(tǒng)的等研究方法而給予當時的史學研究以極大的影響和啟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觀念上的啟蒙作用。人們開始從中認識到，歷史學必須建立在有所依憑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礎上，摒棄杜撰和編造，只有追求歷史的真實，才是科學的歷史學。因此，后人稱《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具有“示范”、“典型”、“典范”、“劃時代意義的書”，也可以說，這部書使中國史學開始具有了現(xiàn)代史學的基本觀念。

二、提倡“科學方法”

胡適一生不斷地宣傳倡導“科學方法”。他多次提到這樣的觀點：“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驗證的思想方法。”⑷從1916年的《詩三百篇言字解》直到1960年的《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胡適一生所寫注重“學問思想的方法”的文章，據(jù)統(tǒng)計約在百萬言以上⑸。這在本世紀史學家中應屬獨一無二，也構成了胡適的最重要的學術特色。應當指出的是，產(chǎn)生影響的中國史家一般是以學術著作立身傳世，而以“奢談”“方法”為特征并產(chǎn)生廣泛影響的，在胡適之前可能也不多見。

胡適的“科學方法”是以他所接受的、他的老師杜威的實驗主義為理論基礎的。實驗主義經(jīng)美國的皮爾士創(chuàng)立，詹姆士、杜威的發(fā)展，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哲學理論體系。胡適接受和介紹的是杜威的學說，而真正使用的是其中的方法論。他多次強調(diào)，“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⑹。一般認為，胡適的“科學方法”的中心內(nèi)容，可以歸結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盡管僅十個字卻“成為本世紀中國最響亮的學術口號”⑺，然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與其說是一種方法，不如說是一種治學的精神和態(tài)度。真正具有“方法”意義的內(nèi)容，是他根據(jù)中國傳統(tǒng)治學方法與西方現(xiàn)代科學法則加以貫通，所得出的一系列結論。從這個角度而言，胡適所謂“科學方法”正是轉型中的中國學術所需要的東西，適應了當時的學術發(fā)展的內(nèi)在要求。

首先，結合西方現(xiàn)代科學方法，闡發(fā)清代乾嘉考據(jù)學已經(jīng)具有了“科學”的精神，“他們用的方法無形之中都暗合科學的方法”，強調(diào)“把‘漢學家’所用的‘不自覺的’方法變?yōu)椤杂X的’”⑻，才是當務之急。

尚在美國留學的時候，胡適就對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感興趣，并試圖比較中西考據(jù)學方法的不同思路。在康奈爾大學他特意選修了包括語言學、校勘學、考古學等課程在內(nèi)的“歷史的輔助學科”，翻閱《大英百科全書》中關于“版本學”條目。他說：“杜威對有系統(tǒng)思想的分析幫助了我對一般科學研究的基本步驟的了解。他也幫助了我對我國近千年來——尤其是近三百年來——古典學術和史學家治學的方法，諸如‘考據(jù)學’、‘考證學’等等（的了解）。……在那個時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沒有人）曾想到現(xiàn)代的科學法則和我國古代的考據(jù)學、考證學，在方法上有其相同之處。我是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我之所以能說出這話來，實得之于杜威有關思想的理論。”⑼

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史學以歷史考證學最為興盛，不能不說與胡適這種中西合璧的方法論倡導有著直接的關系。譬如，陳垣的《元典章校補釋例》以“土法”總結了考據(jù)學中校勘一門的方法，胡適在為該書作的序中講道，書中所論“是中國與西洋校勘學者共同遵守的方法”，稱贊陳書是使中國校勘學“第一次走上科學的路”⑽。經(jīng)過胡適的闡發(fā)，《元典章校補釋例》的學術價值便凸現(xiàn)出來，而胡適的“科學方法”也得到了明確的體現(xiàn)。

其次，結合達爾文和斯賓塞的歷史進化論的觀念，注重使用“歷史的眼光”、“歷史的態(tài)度”、“歷史演進的方法”對研究對象進行考察，目的在于“各還它一個本來面目”。

這種研究方法始于胡適對“井田制”、《水滸傳》的具體研究。他對于當時有人根據(jù)《孟子》而講中國古代的井田制提出了疑問，認為《孟子》之前的書都沒有提到過井田制，《孟子》之后的書，如《春秋》、《公羊傳》、《谷梁傳》、《王制》、《周禮》等，卻把井田制講得很具體，說明孟子所講的井田制就是傳說加想象，后人再據(jù)《孟子》進一步加入自己的想象，造成了仿佛于歷史真實無異的假象。作于1920年的《（水滸傳）考證》則揭示了《水滸傳》的故事內(nèi)容是經(jīng)過了傳說、雜劇、各種傳本等不同形式的長時間的演變過程，到明代才最后成書。

胡適據(jù)此認定，“其實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曾經(jīng)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他指出，古史上的故事，最初只有一個簡單的故事作個中心的“母題”（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葉，這個故事便一天天的改變面目。要了解故事的真相，就必須像剝竹筍一樣，一層一層剝下后人的附會，直到觸及中心，還其“本來面目”。在《古史討論的讀后感》一文中，胡適總結道：“（1）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后出來的次序排列出來；（2）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么樣子的傳說;（3）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漸演進，由簡單變?yōu)閺碗s，由陋野變?yōu)檠篷Z，由地方的（局部的）變?yōu)槿珖模缮褡優(yōu)槿耍缮裨捵優(yōu)槭肥拢稍⒀宰優(yōu)槭聦?(4）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⑾由此可見，胡適是把進化論的觀念揉進了“歷史演進的方法”之中，在研究具體問題的時候加以運用和歸納概括，進而在學術界產(chǎn)生影響。其最明顯的結果就是顧頡剛受到啟發(fā)，提出了他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

再次，存疑的方法。胡適自稱赫胥黎和杜威是對他影響最大的兩個人，其中赫胥黎教給他怎樣懷疑，教給他不信任一切沒有證據(jù)的東西。他強調(diào)，赫胥黎的存疑主義是一種思想方法，他的要點在于重證據(jù)。對于一切迷信，一切傳統(tǒng)，他只有一個作戰(zhàn)的武器，是“拿證據(jù)”來。存疑的方法與他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與他的“重新評估一切價值”都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在史學研究上，存疑的方法既促進了歷史考證學的發(fā)展，又為打破充滿著神話與杜撰的古史體系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三、整理國故與史學研究

自20年代以來，胡適所著力倡導的“科學方法”是隨著“整理國故”口號的提出而廣泛傳播的。顧頡剛曾經(jīng)說：“整理國故的呼聲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軌道的進行則發(fā)軔于適之先生的具體的計劃。⑿”1919年8月，胡適寫了《論國故學——答毛子水》，文中首先強調(diào)要用“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標準去批評各家學術，要拋開“有用無用”的成見和“狹義的功利觀念”，繼而提出“現(xiàn)在整理國故的必要，實在很多，我們應當盡力指導‘國故家’用科學的研究法去做國故的研究”。他甚至說，“發(fā)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fā)現(xiàn)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⒀

同年1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把新思潮概括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里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里面尋出一個前因后果來，從胡說謬解里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里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很顯然，胡適已經(jīng)把“整理國故”放到了新文化運動發(fā)展的過程中加以考慮和闡釋。研究問題是指研究各種具體而實際的問題；輸入學理是指輸入國外的新理論、新觀念和新學說，引入西方的思想和方法；整理國故是指對以往一切歷史文化進行重新整理；其結果便是“再造文明”。1920年7月，胡適在南京東南大學的講演《研究國故的方法》，對“整理國故”又作了進一步的發(fā)展。他提出了四點：歷史的觀念、疑古的態(tài)度、系統(tǒng)的研究和系統(tǒng)的整理。

不久，胡適開始意識到這項工作的份量，遠非想象的那樣簡單。他在1922年9月1月的日記中寫道；“從前我們以為整理舊書的事，可以讓第二、三流學者去做。至今我們曉得這話錯了。二千年來，多少第一流的學者畢生做此事，還沒有好成績；二千年的‘傳說’（Tradition）的斤兩，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漢，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⒁正因如此，為了起草北京大學國學門的學術刊物——《國學季刊》的“發(fā)刊宣言”，胡適顯得極為慎重且頗費斟酌。他在日記中寫道：“作《國學季刊》序言，約一萬字，頗費周折；這是代表全體的，不由我自由說話，故筆下頗費商量。我做的文章之中，要算這篇最慢了。”⒂在這篇做得“最慢”的文章中，他把幾年來所不斷思考的關于“整理國故”的觀點更系統(tǒng)地提了出來：（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故研究的范圍；（二）用系統(tǒng)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至此，歷史的眼光、系統(tǒng)的整理、比較的研究，終于成為胡適自提出“整理國故”以來不斷修整之后的較成體系的主張。

“文學革命”和“整理國故”同時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nèi)容都與新文化運動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今天看來，文學革命重在革新文體文風，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時期的主張之一；整理國故重在對傳統(tǒng)學術的重新整理與研究，是新文化運動繼續(xù)深入發(fā)展之后對傳統(tǒng)文化重新審視的一種態(tài)度。不過，兩者在內(nèi)容、目的、影響以及客觀效果諸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尤其是整理國故運動，一度引起倡導新文化的陣營和守舊派勢力的比較復雜的褒貶毀譽。

胡適大力提倡的“整理國故”運動，一方面涵蓋了上述的“科學方法”，另一方面，從他本人所從事的具體研究上看，主要反映在“廣義的史學”⒃方面，有對古代哲學史、哲學家、史學家的研究與考證，對《水經(jīng)注》的研究等方面，都對于轉型中的中國史學產(chǎn)生了程度不同的影響。

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后，胡適又有《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和《中國中古思想小史》，只是未能及時完整地出版問世，影響不大。關于中國哲學史，胡適還曾與梁啟超、章太炎、章士釗等人就墨子研究的諸問題進行過一場討論，又曾與梁啟超、顧頡剛、馮友蘭、錢穆等人就《老子》成書時代問題進行過一場影響范圍更為廣泛的討論。1934年，胡適完成了五萬余字的《說儒》，以新的眼光和視角對儒學的產(chǎn)生、發(fā)展、流變作了頗有創(chuàng)見性的論述，被認為是“從任何角度來讀，都是我國國學現(xiàn)代化過程中，一篇繼往開來的劃時代著作”，它“雜糅中西，做得恰到好處”⒄。

以戴震研究為中心，胡適對近世哲學也曾有過系統(tǒng)的研究計劃，后雖未完整成書，卻也留下了《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位置》（1923年）、《費經(jīng)虞與費密——清學的兩個先驅者》（1924年）、《戴東原的哲學》（1925年）、《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1928年）、《顏李學派的程廷祚》（1936年）等一組很有份量的論著。胡適在這些論著中進一步分析了清代學術對宋明理學的反動的特點，指出了清代學術對于當代學術的影響，從更深的層次宣揚清代學術的治學方法。

相比之下，胡適對兩位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和崔述的學術的刻意闡發(fā)，對于史學有著更為直接的影響。《章實齋先生年譜》（1921年）區(qū)別于舊式流水帳式的年譜，重在表明章學誠的學問思想。在寫法上，特別將章學誠著作中的重要思想觀點按年代先后分別錄入譜中，并對譜主作了客觀的分析和評價。梁啟超評價說：“胡適之之實齋譜，不惟能擷譜主學術之綱要，并及其時代思潮”，是“近代學術界一盛事也”⒅。《科學的古史家崔述》（1923年）一文，首次全面肯定了崔述史學成就的意義。他說：“我深信中國新史學應該從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錄＞做我們的出發(fā)點，然后逐步謀更向上的進步。”“簡單說來，新史學的成立須在超過崔述以后，然而我們要想超過崔述，必須先跟上崔述。”⒆胡適以及顧頡剛對崔述的表彰，促進了“古史辨”運動的發(fā)展。

晚年的胡適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專門于《水經(jīng)注》案的研究，意在搞清戴震是否竊取了趙一清的《水經(jīng)注》研究成果。由于這樁學術公案過于復雜，盡管胡適的考證對于澄清事實有很大的幫助，但最終也沒有形成定論，并且對《水經(jīng)注》本身的研究亦無創(chuàng)見。不過，胡適在這一過程中搜集到了許多稀有的《水經(jīng)注》版本，同時在考辨過程中指出了被一些權威學者視作定論的錯誤，這些也是應當被肯定的。

為了保存真實的歷史材料，胡適一生大力提倡傳記文學，并且頗能身體力行。除上述幾位清代學者外，他還寫過《丁文江的傳記》《李超傳》等傳記、年譜性質(zhì)的文章約40篇，包括《四十自述》等關于他本人的自傳。這也充分說明了他所具有的歷史眼光，以及對歷史負責的態(tài)度。

胡適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胡適學術所產(chǎn)生的影響更是多方面的。盡管在今天看來，胡適的學術在某些方面已被后人超越，但這并不影響他在現(xiàn)代學術史上的地位。胡適是本世紀被他同時代人和后人所研究、評論得最多的學者之一，這其實就表明了他的學術本身的廣泛影響力。胡適在史學方面的成就，為傳統(tǒng)史學向現(xiàn)代史學的轉型起到了開新風氣的作用，為中西史學的交融提供了典范，為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建立作出了貢獻。

注釋：

⑴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2年版，第36頁。

⑵馮友蘭：《三松黨自序》，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第215頁。

⑶如中國哲學史研究專家朱伯崑在1998年依然認為“一部理想的中國哲學史，應包括釋義、明理、求因和評判四方面”（《在中國哲學與易學學術研討會上的發(fā)言提要》，載《國際儒學研究》第五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⑷⑹胡適：《我的歧路》。《胡適文存》二集卷三，上海亞東圖書院1924年版，第100、99頁。

⑸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頁。

⑺陳平原：《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頁。

⑻⒀胡適：《論國故學——答毛子水》。《胡適文存》一集卷二，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版，第287、286頁。

⑼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頁。

⑽胡適：《元典章校補釋例序》。陳垣：《校勘學釋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6頁。

⑾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后感》。《古史辯》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193頁。

⑿顧頡剛：《自序》。《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頁。

⒁⒂《胡適的日記》（下），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45、516頁。

⒃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周予同經(jīng)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4頁。

⒄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頁注3。

⒅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335頁。

⒆胡適：《科學的古史家崔述》。《國學季刊》第一卷第2號，19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