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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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卓越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杰出的作家、詩人和劇作家。他學識淵博，才華卓著,在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包括文學、藝術、哲學、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書法藝術，以及翻譯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外國進步文藝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一、詩人、軍人、史學家

“五四”運動時期，提倡科學和民主，反對舊道德、舊文化，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振聾發聵的響亮口號。魯迅以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郭沫若以第一部白話詩集《女神》，教育了千百萬青年。郭沫若本來舊詩根柢很好，少年時代留存在作業本上的詩歌六十余首，其中雖有少年詩人極幼稚的自我陶醉，但洋溢著深厚的民富國強的真誠祈愿和強烈的反帝愛國激情?！暗⒌⑷夯ⅹq環視，岌岌醒獅尚倒懸”，這些詩句顯示出郭沫若少年時代敏銳的政治眼光和憂國憂民的廣闊胸懷⑴。郭沫若的新詩集《女神》，在思想上反映了新時代的新精神，藝術上也是不拘一格，大膽創造，完全打破了舊詩格律的桎梏，實現了詩體的大解放。自《女神》問世，詩壇上才算出現了真正意義的新詩?！杜瘛窔鈩莅蹴纾狼榧な?，洋溢著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愛國熱情和革命理想，強烈地表現出“五四”時代那種徹底的、不妥協的革命精神。郭沫若熱烈地希望災難深重的祖國在烈火中得到新生?！杜瘛肥俏覈挛幕飞系谝徊坑绊懽畲蟆⒊删妥罡叩男略娂?。它的問世，開創了一代詩風。郭沫若是我國新詩運動的奠基人。

1926年夏，郭沫若投筆從戎，參加了北伐戰爭。從廣州到武漢，到南昌，踏遍關山險阻，經受了戰爭的考驗。就在安慶“三二三”慘案之后，郭沫若在的家里，滿懷無產階級革命義憤，奮筆疾書《請看今日之》。隨后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由于通令緝捕郭沫若，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東渡日本，開始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五四”時期的詩人，北伐時期的軍人，在被迫流亡日本之后，經幾年的潛心鉆研，卻變成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二、在生活的重壓下闖入艱深的學術領域

郭沫若亡命日本期間，國內意識形態領域里展開了聲勢浩大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這次大論戰，看似學術之爭，實際上有重大的政治意義。正如郭沫若所說：“對于未來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這次論戰，是大革命失敗之后面臨的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即馬克思主義是否適用于中國的問題。這是一場關系中國前途的大論戰。

郭沫若對論戰中涉及的一系列的問題都是從未研究過的。但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憑著滿腔熱血、一顆忠心，加上他青少年時代就具備的中國古文獻根柢，勇敢地參加了這場陌生的大論戰，寫了《＜周易＞的時代背景下精神生產》、《＜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及《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寫作之際，郭沫若深感舊有文獻之不足，且難征信，認為須得“找尋第一手的資料，例如考古發掘所得的，沒有經過后世的影響，而確確實實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種東西”。

1928年八九月間，他首先在東京上野圖書館借到了羅振玉編的《殷墟書契前編》。但這部沒有釋文的拓片集錄使他無從解讀和使用，于是，轉向求索甲骨文的入門書籍。他開始閱讀羅振玉的《殷墟書契考釋》、王國維的《觀堂集林》和一批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著作。

他對甲骨文一字不識，但他堅信通過對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是一條正確的途徑。他以異乎尋常的勤奮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從入門書看起。沒有老師指導，全靠自己摸索。“且以遁跡海外，無可與談者，甚苦孤陋”⑵。又住在鄉間，圖書資料奇缺，天天要跑東京借書。因為要參考《殷墟書契前編》，“每查一字必須奔走東京，殊多不便”⑶。沒有職業，生活困難，全靠朋友們接濟?；蚋泓c文學、搞點翻譯，掙些微薄的稿費糊口?！吧畹膲浩扔袝r候幾乎令人喘不過氣來”⑷。有時連一支毛筆都買不起，要向朋友求助。在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每天從住處跑到東京，把藏書頗為豐富的東洋文庫所藏的一切甲骨文、金文著作，全部讀了一遍。他廢寢忘食，不分晝夜地讀書、研究、寫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甚至發高燒，也沒有停止研究和寫作。《甲骨文字研究》中的《釋支干》一篇，有一段字跡寫得特別粗大，就是在發高燒的時候書寫的。就這樣，郭沫若僅用了兩年左右時間，便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以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有關篇章。這是他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批成果。而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第一部著作。

三、勇于創新，善于創新

收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的《卜辭中之古代社會》和《周代彝銘中的社會史觀》，是郭沫若利用甲骨文、金文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初次嘗試。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兩書經李一氓努力交涉，均在1931年初由大東書局影印出版。《甲骨文字研究》收集作者1929年所寫的考釋甲骨文字的論文17篇。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但是，郭沫若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方法，把甲骨文研究同古代史研究結合起來，開創了史學研究的新天地。《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收集了作者1930年所寫的考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的論文16篇。這兩部論文集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的有關篇章，是郭沫若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批成果。因為是草創時期的探索，免不了有許多不成熟的甚至是錯誤的說法。但是，郭沫若正是在探索中不斷前進，在前進中不斷探索。這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而是由郭沫若開創的史學研究的新天地。在十年的旅居生活中，郭沫若出版了很多有關古文字的論著。

1932年1月，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影印出版；同年8月，前書的姊妹篇《金文叢考》問世；1933年5月，《卜辭通纂》出版；同年12月《古代銘刻匯考》出版；1934年春，《古代銘刻匯考續編》出版；同年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出版；1935年《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出版；1937年4月，《殷契粹編》出版。高水平的學術著作一部接著一部出版問世，使得當時的古文字學權威們也感到是不可理解的奇跡。

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系》中所確立的中國青銅器研究體系，特別是這部巨著所開創的一整套嶄新的銅器斷代方法，是他在考古學領域最重要的建樹，奠定了金文研究的基礎。它的重要性，郭沫若曾以周代青銅器為例，作了剴切的闡發：“……周代年限太長，前后綿亙八百年，在這兒僅僅以‘周器’統括之，實在是一個莫大的渾沌。因而周器的斷代研究便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時代性沒有分劃清白，銅器本身的進展無從探索，更進一步的作為史料的利用尤其不可能。就這樣，器物愈多便愈感覺著渾沌，而除作為古玩之外，無益于歷史科學的研討，也愈感覺著可惜。”⑸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就是鑿破這一渾沌的名作。過去對金文的研究，雖然有了上千年的歷史，但自北宋以來的大多數學者，卻是根據個人收藏的器物或拓本，匯編成銘文集錄，或兼收器形，或考釋文字。著錄的方法則又大都是按器物分類，同類則以文字有無多寡為序，對于器物的年代和國別仍然是模糊不清，完全不能作為歷史資料使用。郭沫若在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過程中，“深感周代彝銘在能作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歷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于是便在當時所能掌握的資料條件下，用現代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對兩周金文進行了全面的整理。于是，他從傳世的幾千件有銘文的銅器中，先尋出一些自身表明了年代的器物作為標準器，再就人名、事跡、文辭的格調、文體的結構、器物的花紋形式等作綜合考察，精選出銘文較長而史料價值較高的銅器323件?！皳说绕魑餅橹行囊酝谱C他器，其人名事跡每有一貫之脈絡可尋”，分別斷定其它器物的時代或國別。這樣就把混沌不清的兩周八百年的銅器，整理成為“有歷史系統之條貫”，并把銅器上的銘文變成為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必不可少的史料。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系》中所確立的中國青銅器研究體系，特別是由此開創的一整套嶄新的銅器斷代方法，經過六十多年的檢驗，證明是科學的方法，為中外學者所公認，一直延用到現在。

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高深造詣，使他在運用唯物史觀解釋中國古代史時，處于強有力的地位。郭沫若是利用甲骨文、金文對中國古代史進行馬克思主義解釋的開拓者。

“我們現在也一樣地來研究甲骨，一樣地來研究卜辭，但我們的目標卻稍稍有點區別。我們是要從古物中去觀察古代的真實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虛偽的粉飾、階級的粉飾。本篇之述作，其主意即在于此。得見甲骨文以后，古代社會之真情實況燦然如在目前。得見甲骨文字以后，《詩》、《書》、《易》中的各種社會機構和意識才得到了它們的泉源，其為后人所粉飾或偽托者，都如撥云霧而見青天。我認定古物學的研究在我們也是必要的一種課程，所以我現在即就諸家所已拓印之卜辭，以新興科學的觀點來研究中國社會的古代?！雹?/p>

四、中外學術界公認的成就

郭沫若自1928年秋開始研究甲骨文、金文，三年以后，研究成果一部一部地出版問世，這使得當時的許多人目瞪口呆，迷惑不解。在輝煌的成就面前，不論是信仰馬克思主義還是不相信、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都為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驚嘆不已。

何干之評述道：“郭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經》、《書經》、《詩經》、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來追尋中國歷史的開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見解，的確使無成見的人們嘆服，確為中國古史的研究，開了一個新紀元。”⑺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日譯者藤枝大夫在他的《現代中國的根本問題》一書中說：“王國維、羅振玉、孫貽讓、商承柞、王念孫、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輔等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學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對古代社會給了一幅鮮明的圖畫。郭先生也說過這一次新嘗試，只是一條羊腸小徑，只是在叢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結果并不是一些缺點也沒有。然而對于這個一向未開墾的，被人遺忘了的中國社會，盡過一腳一拳的，不論如何也應歸于郭先生。將來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問題更加透徹。⑻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賓說：“不用說，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觀派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領導起來的。這本書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時，三年之間已印了九千冊。他把《詩》、《書》、《易》里面的紙上史料，把甲骨卜辭、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爐，制造出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雹?/p>

1947年，國共兩黨進入決戰階段，在意識形態上處于對立地位的胡適、傅斯年不約而同地提名郭沫若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選人，對郭沫若在考古學及古文字學上的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評價。傅斯年推薦郭的著作是：《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和考釋、《金文叢考》、《卜辭通纂》。1948年上半年，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開會，郭沫若當選為中央研究院（歷史組）院士、（考古組）院士。人文組中從事考古專業的同時當選的還有李濟、董作賓、梁思永⑽。

五、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

郭沫若之所以在短期內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除了他的勤奮、天賦、敢于創新等條件外、十分重視新的科學方法，密切關注最新學術動態，重視并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這些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1929年郭沫若翻譯出版了德國人亞多爾夫·米海里斯的《美術考古一世紀》，初版采用日譯書名《美術考古學發現史》。在譯者序中，郭沫若指出：“受著這些外來的激刺，中國內部也有一部分的有志者起來從事于考古學的檢討了。如像一兩年來的殷墟發掘，便是這種例證?！雹?/p>

在1948年該書重新出版時，他在《序》中進一步寫道：“我的關于殷墟卜辭和青銅器銘文的研究，主要是這部書把方法告訴了我。”“作者不惜辭句的教人要注意歷史的發展，要實事求是地作科學的考察，要精細地分析考證而且留心著全體?！薄凹偃鐩]有譯這本書，我一定沒有本領把殷墟卜辭和殷周青銅器整理出一個頭緒來，因而我的古代社會研究也就會成為沙上樓臺的?！?/p>

郭沫若雖然身在異邦，但時刻關注著殷墟的發掘。依靠國內朋友，特別是燕京大學的容庚先生。＿1929年10月31日郭沫若寫信致容庚，；聞李濟于安陽發掘文物，說：“李濟安陽發掘是否即在小屯，發掘之結果如何？可有簡單之報告書匯否？仆聞此消息恨不能返國門也。”⑿容庚先生及時給他提供小屯發掘的最新信息。郭沫若對殷墟發掘的成果，給予極高的評價?！翱恐笮娴陌l現，我們得到一大批研究殷代的第一手資料，是我們現代考古的最幸福的一件事。就這一發現，中國古代的真面目才強半表露了出來?！雹?/p>

對于以往從事古文字研究的先驅者，對于他們在探索中作出的貢獻，郭沫若都給予充分肯定。他說：近五十年來研究這項學問的人才輩出，如吳大澂、孫詒讓、王國維、羅振玉，都是很有貢獻的。

羅振玉的《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考釋》和王國維的《觀堂集林》是郭沫若研究古文字的啟蒙讀物。王國維運用二重證據法，即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結合《史記》、《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等書，有力地證明了《殷本紀》所載殷王朝的世系是可信的，并訂正了先公先王的位次。郭沫若受王國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他此時對殷周社會性質的認識了。王國維《殷周制度論》中關干“中國政治與文化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的論斷，則成為郭沫若以“殷周之際當即所謂‘突變’之時期”的出發點和依據，從而認為殷代是原始社會末期，周代是奴隸社會的開始。郭沫若評論道：“王氏在卜辭研究之余有《殷周制度論》之作，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這是一篇轟動了全學術界的大論文，新舊史家至今都一樣地奉為圭臬?！庇终f：“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了出來?！雹?/p>

此外，郭沫若對羅振玉（雪堂）、董作賓（彥堂）也都有很高的評價。

注釋：

⑴樂山市文管所編：《郭沫若少年詩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⑵1929年9月19日致容庚信。《郭沫若書簡－－致容庚》，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⑶同上，1929年12月4日致容庚信。

⑷《金文叢考》重印弁言。

⑸《青銅時代·青銅器時代》。《沫若文集》第16卷。

⑹郭沫若：《卜辭中的古代社會》序說《卜辭出土之歷史》。《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⑺⑻轉引自《何干之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218頁。

⑼董作賓：《中國古代文化論的認識》，臺灣大陸雜志社1960年版，第8頁。

⑽此事過去只是聽說，未敢深信。最近由臺灣幾位朋友提供可靠資料，確鑿無疑，對臺灣同行的幫助，表示由衷的感謝。

⑾郭沫若譯（德）亞多爾夫·米梅里斯（A·Michaclis）著：《美術考古學發現史》，譯者序第4頁，上海湖風書局1931年再版。

⑿同②，《關于古文字研究給容庚的信》，第5頁。又見，《學術研究》1978年第4期。

⒀⒁郭沫若：《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