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歷史教學思想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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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近代史學奠基人的梁啟超，不僅在新史學理論的探索及多領域的歷史研究中作出了示范性的貢獻，還在推進我國歷史教育的現代化方面進行過一些有益的嘗試?？v觀梁氏一生行跡，除積極參與社會政治和輿論宣傳活動外，傾注精力較多的便是歷史教學工作。還在時期，他就應聘出任湖南時務學堂“中學”總教習。1920年退出政壇后，復長期執教于天津南開和北京清華等學校，致力培養歷史學專業人才，積累了大量的歷史教學經驗，并提出過一系列現代歷史教育的主張。這些主張，對于今天的歷史教學改革，仍有一定的反思價值，這也是本文探討梁氏歷史教學思想與實踐的微意所在。

一、培養現代國民素質的重要手段

以后，隨著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展開，“改造國民性”的問題日益受到新思想界的重視。梁啟超也認為，處今列強紛爭之世，一個國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必須“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之結為團體，［1］”所謂“特色之國民”，乃指“備有人格”，“即謂成為人之資格也，品行、智識、體力皆包于是［2］”，也就是應當具備愛國家、愛民族、重公德、有知識等現代國民的基本素質。后又強調：史學為很重要的一門學科，尤以中小學的國史教育為要，“倘若中小學教育里頭沒有好好的國史教育，國民性簡直不能養成。［3］”認為要造就一種新國民，決不可忽視歷史教育，因其在開啟民智、培養人民愛國意識方面實有著其他學問難以替代的功用。

在他看來，歷史教育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可為現實的社會改造運動提供可觀的思想動力。他指出。自洋務興起以來，中國經多方面努力，眼界已有所開闊，然大部分國民仍既不知世界現狀，也不明國家未來。欲改變此種落后狀況，唯有“但與之反復講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國以何而強，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國種種舊習之必不可以立國，然后授以東西史志各書，使知維新之有功，［4］”這樣，便能為變法自強奠定廣泛的思想基礎。為此，還在時期，他就撰寫了《波蘭滅亡記》、《日本國志序》、《俄土戰記敘》等史志史論，向國民宣傳變法思想。

為使歷史教育更切合實際，他還針對受教育的不同對象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

如官吏的道德修養、知識水平和辦事能力在當時往往決定著許多事情的成敗。鑒于其時的官僚大多渾渾噩噩，鼠目寸光，為改變這種狀況，他主張在各省辦一課吏堂，大小官吏一起入學，學習“各國約章、各國史志，及政學、公法、農、工、商、兵、礦、政之書［5］”，使其了解世界大勢，吸取東西各國史志中容納的智慧和道理，以提高知識素養。

對于一般的讀書士人，他主張通過科舉的改革，引導他們學習政法、算術、技藝、醫學、兵法、歷史等有用之術，逐步改變他們只知八股制藝的舊知識結構，使“以能讀皇朝三通、大清會典、大清通禮，諳習掌故者為及格”［6］。至于鄉試，也應考中外史學，“專問歷代五洲治亂存亡之故”［7］，以促使人們學史，從中培養出一批察古知今、了解世界的新型人才。

對于婦女，他也提出了不少具體意見。他認為，女子是國民之母，她們的文化素質往往決定著整個民族的人口素質，因此，尤應注重開啟女智。他指出，通過教育，應使女子“知有萬古，有五洲，與夫生人所以相處之道，萬國所以強弱之理”［8］。這里所謂的“知有萬古”，其實就是歷史教學的范疇。他還把日本女子學校的課程設置介紹給國內，其中就有“歷史”一科［9］。稍后又具體規劃了女學堂的教學內容和方法，規定女學堂功課“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識字，次文法，次讀各門學問啟蒙粗淺之書，次讀史志、藝術、治法、性理之書。［10］”把“史志”列為女學堂的必讀書之一。1922年，梁啟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大學作講演時說，“有四種職業現在人才甚缺乏，前途開拓的余地甚多，而確與女子特長相適應者”，第一種即為“史學”［11］，希望女子去充任中小學里的國史教員。從倡導女子學習歷史，到鼓勵女子去傳播歷史知識，充分表明了他對歷史學的開啟民智，教育國民的功能寄予了厚望，同時也折射出他已經有意識地把女子作為歷史學科的師資力量來進行培養。

在批判科舉制度、倡議建立新式學堂教育的同時，梁啟超也未忘記強調歷史教育的重要性。在師范教育上，他主張仿效日本的師范教育課程模式，“略依其制而損益之：一須通習六經大義；二須講求歷朝掌故；三須通達文字源流；四須周知列國情狀；五須分學格致專門；六須仞習者諸國言語。［12］”并建議張之洞“因兩湖之舊而示以所重，以六經諸子為經，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為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為用，而以各國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13］，即整頓兩湖書院，把它辦成一所講習政法之學的近代“政治學院”。在此，他把歷史教學作為培養國民參政意識和參政能力的重要方法之一。后在《與林迪臣太守書》中，又指出政治教育應借助“以歷朝掌故為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的歷史教育來推行。這與他的經世致用思想密切相關。他認為，經學、史學、地學、算學等，“皆將學焉以為時用也”［14］，只要關于借鑒古今中外史籍中的治亂興衰之道，必能有稗益于現實政治活動。

梁啟超如此強調歷史教育在提高國民整體素質上的作用，不但是出于對傳統史學功用的深刻感受，同時也反映了他對西方近代史學社會功能的理解。在他看來：“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15］”因此，在現代國民性的改造、普通民眾道德和知識素養的提高，以及民族獨立富強事業的推進過程中，皆應充分發揮歷史學的宣傳和教育作用。

二、在傳統與現代的結合點上探索歷史教學的新模式

梁啟超不僅在建立現代史學的功能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設想，還為這一目標的實現、尤其是現代歷史教學的革新進行了認真的嘗試。

還在1897年出任湖南時務學堂中學總教習期間，他就積極投入這場教學改革的實踐。其親手制訂的《湖南時務學堂學約》規定“史學”為應讀課程。學生除了學習歷朝掌故沿革得失，還要讀《日本國志》、《萬國史記》、《泰西新史攬要》等書。在教學制度上，他主張“兼學堂、書院二者之長，兼學西文者為內課，用學堂之法教之；專學中學不學西文者為外課，用書院法行之”［16］。教學方法“除上堂講授外，最主要者今諸生作札記，師長則批答而指導之，發還札記時，師生相與座論”［17］。從中培養出一批維新變法的志士。

1920年以后，他更是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史學專業人才的培養中。他認為，大學教育之目的在于“研究高深之學理，發揮本國之文明，以貢獻于世界之文明是焉”［18］。為實現這一目的，他主張在高校營造自由研究的學術風氣。在教學上，可由學有專長的教師組成講師團體，開設自由講座，所講各科之間應有所聯系；講授時間不宜太多，讓學生有較多時間自習或與老師討論，注重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才華，使“天才瑰特之士不至為課程所局，可以奔軼絕塵盡其才矣。如此則教育不至為‘機械化’，不至為‘凡庸化’，社會上真面目之人才，或可以養成也”［19］。他倡導的實際是一種鼓勵學生自主研究，教師從旁加以指導的啟發式教學。其優點是，師生之間可由此建立起和諧、密切的關系，同時使學生個性才藝獲得充分的施展。

這些教學思想，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籌建和教學實踐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由梁啟超參與制定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章程》規定：“研究之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教授於專從本人請業之學員，應訂定時間，常與接談，考詢成績，指示方法及應讀書籍”等等。還要求教授、特別講師常作演講，學生必須到場聽受［20］，其制度實為中國傳統書院制與英國大學制度之結合。

在研究院的招生考核制度上，梁啟超也提出了一些頗具新意的改革意見。1925年4月21日，他致函王國維，提出“專門科學之題……太普通固不足以覘績學，太專門又擬故為責難”的疑慮，并提議令考生遞交“舊作”，即已有的學術成果，以觀其研究能力［21］。23日又赴清華，和王國維商討研究院的招生試題［22］。王國維將試題寄給他后，他于29日覆函給王國維，認為研究院應招收“能知治學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運之”的“善學之人”。他建議“凡應考人得有準考證者，即指定一兩種書令其細讀，考時即就所指定之書出題。例如史學指定《史通》、《文史通義》（或《史記》、《漢書》、《左傳》皆可），考時即在書中多發問難，則其人讀書能否得間最易檢驗，似較泛濫無歸者為有效。［23］”這種方法既注重了理解力，又不偏廢記憶力；既避免了考察范圍太寬泛，考生難以把握的弊病，又能檢視考生的思考能力和學術根底，有效地保證了研究院的生源質量。

在梁啟超、王國維等人商定的清華學?！把芯吭哼x考科目表”中，規定專修“中國史”、“中國上古史”、“史學研究法”等歷史專業的考生必須考經學、小學、中國史、中國哲學史和世界史［24］，反映出梁啟超等人對歷史學的知識結構提出了較為全面的要求。由于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學研究主體即“國學”，大部分屬歷史學范疇，故其教學方法基本上是一種歷史教學方法。實踐表明，這些方法確實行之有效，研究院前后四屆共70多名畢業生中，不少人后來成為我國的文史專家，不能不說與這種現代歷史教學方法的科學性密切相關。

作為中國歷史教學現代化的探索者，梁啟超還對新型歷史教材的編寫提出了一些富有啟發的見解。他很早就開始關注歷史教科書問題，認為“歷史者，普通學中之最要者也。無論欲治何學，茍不通歷史，則觸處窒礙，悵悵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學問者，當發篋之始，必須擇一佳本歷史而熟讀之。［25］”因此，他特地介紹了一些日本人所著的歷史教科書，并比較了它們的優劣。

梁啟超最重視的還是本國歷史的教學。在他看來，“國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國歷史”［26］，“本國人于本國歷史，則所以養成國民精神，發揚其愛國心者”［27］。歷史教學的責任如此重大，但是國史教科書卻沒有佳本傳世。有見于此，他于1922年提出《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并目錄》，表明自己對國史教科書編寫的設想。首先，他批評“現代教科書全屬政治史性質，其實政治史不能賅歷史之全部”，且政治史也只是“專注重朝代興亡及戰爭，并政治趨勢之變遷亦不能說明。［28］”學生們讀了之后，不過增長了保守性或其他惡德。其次，他認為舊的國史教科書對社會及文化事項的敘述“太簡略，且不聯貫”，學生們接受了所謂“國史教育”之后，對于祖國的歷史仍然一片模糊，對祖國也就無從愛起。

為了矯正這些弊病，重新喚起學生對于國史的興趣，梁啟超提出改造國史舊教本的兩條主要方針：第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第二，以縱斷史代橫斷史。即加強國史教科書的系統性和綜合性。

據此，他把中國全史縱斷為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會及經濟、文化等六部，又在隨后的國史教本目錄里把六大部分細分為192課，擬在三年內教授完畢。在這份目錄中，“年代”所占篇幅不及全部的二十分之一，“地理”占百分之十五?！懊褡濉币徊吭敂⒅腥A民族的形成及擴大，異族的侵入及同化，“政治”部分專記政制變遷中的大事。至于社會及經濟和文化兩部，梁啟超給予它們占全書一半的篇幅。在這份目錄中，民族關系、宗法制度、奴婢制度、土地制度、禮制、人口問題、工商業、財政、教育、宗教、文學、藝術、科學等都成為歷史教學的內容。這是對政治史占獨尊地位的舊史傳統的有力沖擊。

還在1901—l902年發表《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時，梁啟超就猛烈抨擊傳統史學“難讀”、“難別擇”、“無感觸”［29］。直到他晚年任教南開大學（1921年），還感嘆“彼舊史者，一方面因范圍太濫，卷帙浩繁，使一般學子望洋而嘆；一方面又因范圍太狹，事實闕略，不能予吾儕以圓滿的印象［30］。接著，他列舉了許多中國史必須涵攝的“重要項目”，這些項目后來幾乎都出現在這份目錄里。由此可知，《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并目錄》是他長期批判中國舊史學的產物，也是他建設新史學的可貴實踐。

注釋：

［1］［2］梁啟超：《論教育當定宗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53、61頁，中華書局，1989年3月第一版。下同。

［3］［11］梁啟超：《我對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別注意的幾種學科》，《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4頁。

［4］［5］梁啟超：《論湖南應辦之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42、46頁。

［6］［7］梁啟超：《變法通議·論科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9頁。

［8］［9］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39、43頁。

［10］《女學堂試辦略章》，轉引自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下冊，第799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一版。

［12］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師范》，《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37頁。

［13］［14］梁啟超：《上南皮張尚書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l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