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史中價值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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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歷史方興未艾的后現代語境中逐漸興起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受后現代口述策略的重大影響，口述科技史料與歷史記憶中都不免會存在濃厚的后現代價值蘊涵；倘若要在后現代口述語境中保全科技史的歷史理性，必須考慮選擇傳統規范真實性與后現代量子真實性兩個并行的概念框架來描述口述科技史的真實性。

關鍵詞：口述科技史；口述策略；歷史記憶；事實；價值；真實性

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歷史方興未艾的后現代語境中正在逐漸興起的一個全新的史學研究領域，近年來也開始在國內流行起來。它是在科技事件時過境遷之后以其當事人或者同時代見證人口述的歷史記憶作為前提和基礎發展起來的，是以口述者作為中心建構歷史的一個嶄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其中顯然也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價值因素，從而使得歷史學領域本來已經存在著的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如何認識和評價當代口述思潮中強烈的后現代顛覆性價值蘊涵，充分發揮口述歷史在科技史發展中的建設性職能，無疑應當作為科技史基礎理論建設中的一項重要的戰略性任務。本文擬將以歷史可能世界作為思想平臺對口述科技史中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問題進行簡要的分析。

一、口述科技史料與文獻科技史料的區別

科技史料是科技史學的核心內容，包括科技論文、著作及其手稿、草稿、科技研究報告、講義、教案、實驗室日志、科學家日記、書信、自傳和回憶錄，以及包括音像在內的有關科技事件的各種媒體報道和評論等，舉不勝舉。通常人們可以按照不同的標準進行分門別類。在口述歷史的語境中，也不妨根據科技史料的來源把它們分為口述科技史料和文獻科技史料兩大類。不過人們通常所謂的口述史料，主要是一個“當代”概念，它最終還是要轉化成為一種文獻史料進入歷史的。所以，從歷史上看，二者之間的界限從來也不是絕對的。然而，從哲學上看，口述科技史料與文獻科技史料畢竟是兩種性質全然不同的科技史料，它們之間無疑是存在著一些本質上的或原則上的區別的。

第一，文獻科技史料，從原則上講，應當是一種原始的、或者說本原的科技史料，它是同科技事件一體兩面、同步產生的，也大都是作為科技事件的標志存在的。因為科技事件總是不可避免地以科技文獻作為載體的，作為科技事件標志的科技文獻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史料。例如，愛因斯坦的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也標志著狹義相對論誕生這一事件。從這一事件出發，科技史料的來源可以進一步伸向科技事件的當事人及其他所生活的社會這樣兩個不同的維度。具體說來，科技史料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向內返回愛因斯坦本人，包括同他的這篇論文有關的手稿、草稿、日記、書信、講義和教案等；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向外走向愛因斯坦所生活的社會，包括當時的各種媒體報道和社會評價等。這樣兩個方面共同構成了一個狹義相對論的時代。廣義相對論產生之后，狹義相對論成為歷史，然而愛因斯坦及其同時代人猶在，這就為口述科技史料的產生提供了廣闊的可能性空間。比較而言，這里口述科技史料顯然是歷時的和追加的，或者說派生的，所謂時過境遷就是這個意思，它包含著時代和語境的變化。例如，愛因斯坦晚年關于狹義相對論的回憶錄及其同時代人關于狹義相對論那個年代的各種歷史記憶等。口述科技史料總是關于已經逝去了的那個時代的歷史記憶。

第二，文獻科技史料同科技事件一體兩面、同步產生的總體特征也決定了它必然是自然歷史地形成的。一般說來，在忽略預謀作弊這樣一種極端的小概率事件之后①，越是接近于科技事件發生的那個年代和語境，科技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實性程度也就越大；反之，則是越小。從這樣一種意義上講，口述科技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實性是非常可疑的，因為它是在時過境遷的不同時代和不同語境中產生的，而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所產生的口述科技史料，顯然都不可避免地是由人工來策劃和制造的。口述科技史料的口述目的和動機，問題的設置與提問的方式，以及口述者相應的回答，都直接隸屬和服從于口述策劃者與口述者所生活的那個業已變化了的時代和語境。通常科技史料的儲量同科技事件在當時所產生的學術影響與社會影響直接相關。具體說來，越是普通的科技事件，遺留下來的科技史料越是片面、稀少和殘缺，口述科技史料的建設性職能也越大，盡管它未必能夠因此提高其自身的可靠性和真實性；反之，越是重大的科技事件，遺留下來的科技史料越是全面、豐富和完整，口述科技史料生存和發展的可靠性與真實性空間也越小，相應地，其顛覆性價值蘊涵也就越大。

第三，文獻科技史料是客觀指向的，它的原始性和自然歷史性進一步規定了它的客觀性。它是以科技事件為核心形成的，事件的當事人及其同時代評論人在第一時間關注的首先是內容和事實而不是價值。無論科技文獻關于客觀事物及其發展過程的各種描述，還是科技史文獻關于科技事件與科技文獻的各種記錄、描述和評論，都同樣是客觀性追求的產物。客觀性是科技文獻和科技史文獻共同的學術規范。比較而言，口述策劃者考慮的首先是價值，而且口述者幾乎不可能遵循這樣一種以客觀性為職守的行業規范，即使那些經歷過這種嚴格規范化職業訓練的科學家本人的回憶錄，也大都是其晚年的一種歷史記憶，其中不可避免地滲透了他們在新的時代和語境中對于其科技思想的合理化與合法化修飾。口述科技史料的歷時性和人工性特點也天然地決定了其中不能不具有濃厚的無法剔除的主觀意向性。即使一個無偏見的口述者，他所描述的科技事件也只能是口述者歷史記憶中的科技事件，而不是事件的當事人及其同時代人利用文字現場記錄下來的科技事件。所以，主觀意向性顯然是以口述者而不是科技事件為中心建構起來的口述科技史料所固有的一種本質特征。

第四，文獻科技史料是抽象的，它是以語言文字、數學公式和圖表數據為表述形式生成的一種常見和基本的史料類型，是科技史料的主體。一般說來，這種抽象性根源于語言文字自身的局限性及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特殊使用規范。它使得本來具體、完整和統一的科技事件不得不以一種破缺和離散的抽象形式保存下來。比較而言，口述科技史料則是具體形象的。它是以口語、體態和音像作為表述形式而生成的一種雖說年輕而事實上卻又非常古老的史料類型，只不過它在科技史中很少使用。這種史料即使從音像轉換到語言文字中，也仍然保留著口述者口語中的語氣、語態和語調等極為豐富的現場情景信息。這樣的信息是人們完整和具體地把握那些一去不復返了的科技事件原貌不可多得的寶貴的歷史資料，盡管它們所還原的那個歷史事件未必是真實可靠的，然而這些感性和具體的信息對讀者或觀眾的感染力和控制力卻是無法估量的。這或許就是后現代史學家所以熱衷于文學史學的根本原因，也是后現代社會的人們所以把口述歷史納入話語權爭奪策略的原因所在。

二、口述科技史與口述科技史料的區別

口述科技史與口述科技史料也是兩個全然不同的概念，尤其不能夠把它們混為一談，盡管人們尚未來得及仔細加以區分。一般說來，口述科技史料指稱科技史料獲取和存儲的一種類型，隸屬于歷史學中的史料學范疇；而口述科技史則是指稱人們表述科技史的一種特殊方式，在這種意義上講，它可以同比較科技史學、計量科技史學和心理科技史學等學科相提并論，隸屬于科技史學方法范疇。具體說來，口述科技史是系統地運用口述科技史料再現科技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或某一方面的一種表述科技發展歷史的形式，是人類闡釋科技史的一種獨特方式。應當說，沒有口述科技史料就沒有口述科技史。口述科技史與口述科技史料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聯。然而絕不能因此把它簡單地等同于口述科技史料；反過來也是同樣的，絕不能夠把口述科技史料直接地等同于口述科技史。

第一，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應當是能夠較為全面、系統和完整地再現科技事件的歷史面貌的。口述科技史料是零散而又靈活的，一部科學家回憶錄、一次科學家訪談、甚至是一種有關科技事件的傳聞、一個笑話等，都可以作為一種口述科技史料，它們可以作為獨立的結構單元在不同的口述科技史中反復地使用。然而，即使這些具體的口述科技史料是客觀的和真實的，它們也只能是作為這一科技事件的一個側面而已。口述科技史還必須盡可能地從全方位、多角度廣泛地收集關于科技事件各個不同側面的口述科技史料相互印證、互相補充，以建構一種關于科技事件的立體全景，以具體、明晰和豐富人們關于科技事件的歷史認識。例如，要想具體地再現愛因斯坦在中國這一科技史上的片段，不僅需要采集愛因斯坦本人的口述，而且還需要采集愛因斯坦在此期間的陪同、接待和服務人員的口述；要想再現原子彈在中國的歷史，則不僅應當廣泛地采集來自決策層面的各種口述，而且還必須廣泛地采集來自研制、生產和測試等各個環節與各類人員的口述。

第二，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應當始終不渝地堅持客觀性原則和真實性原則，這是科學研究和史學研究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則。口述科技史料可以真偽并存，主觀性和失真性并不能夠影響它的史料價值；口述科技史則必須真實可靠。盡管同口述社會史料相比，無論作為口述策劃者的科技史工作者，還是作為絕大多數口述者的科技工作者，都曾不同程度地經歷過科學精神的洗禮，應當說，口述科技史料的客觀性和真實性程度相對說來還是比較高的，然而就具體的口述科技史料來講，要達到絕對的客觀性和真實性還是不大可能的。這是由口述這樣一種特殊的形式先天決定的。即使能夠完全排除口述者階級利益、文化修養和道德品質等方面各種差異的干擾和影響，口述科技史料的歷時性特點也已經決定了歷史記憶的選擇性和模糊性，從而漏記與錯記的現象也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更何況這里還有親歷和耳聞等其它方面的差別。然而，口述科技史則必須準確地使用經過嚴格考證的口述科技史料再現歷史，它必須保證它所使用的口述科技史料的真實可靠。一時還無法鑒別真偽的口述科技史料可以存疑懸置，但是絕不允許隨便拿來直接使用。這是一個原則問題。

第三，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必須具有邏輯上的統一性和條理性，它必須根據科技事件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首先在思想上建構一個合理自洽的框架結構，使得科技史的客觀內容與其口述表達形式能夠在其中獲得一種盡可能完美的統一。口述科技史料可以是沒有規則的，在具體的采訪過程中，為了能夠讓口述者在自然輕松的氣氛中完全徹底地敞開自己的歷史記憶，口述策劃者被口述者牽著鼻子走的現象是在所難免的。口述者的敘述可以是不連貫的，甚至是語無倫次、時序顛倒、前后矛盾的。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對口述科技史料的進一步考證、甄別和分析得到糾正。然而，口述科技史則必須根據一定的規則展開自己的敘述，它必須按照時間的流逝順序嚴格遵循科技事件演化的內在邏輯循序漸進地展開敘述。當然，這就要求撰寫口述科技史的學者必須具備一定的邏輯思維訓練。從這種意義上講，并非利用口述科技史料撰寫的作品就一定能夠稱為口述科技史。口述科技史應當提供一種關于科技事件的科學解釋，而不應當寫成一種道聽圖說的科技傳聞大薈萃。

三、口述策略中的顛覆性

如果說第一部分中還可以在口述科技史料與文獻科技史料之間作出明確的事實判斷的話，第二部分中所謂口述科技史與口述科技史料之間的區別則僅僅是一種可能的事實判斷，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價值規范。它是傳統文獻科技史所追求的價值規范在口述科技史領域的移植。因為迄今為止似乎還未曾出現過可供得出這一結論的口述科技史作品。事實上，在充滿價值蘊涵的口述科技史料基礎上撰寫一部真實可靠的口述科技史非常艱難。然而，后現代口述史學期待的正是這一點。他們認為這種價值規范并沒有合法性，它體現的實際上是國家對民間、精英對草根的話語霸權。他們要反其道而行之，追求一種來自民間草根的或許更為真實可靠的口述歷史。這就是極具顛覆性色彩的后現代口述策略，它必然造成科技史中的絕對價值相對化、邊緣價值中心化、傳統價值現代化。

第一，重新闡釋口述的性質是后現代口述史學開始其一系列顛覆性活動的總體策略。口述歷史源遠流長，它是人類在史前時期已經廣泛采用的一種極為古老的歷史表述方式；文字產生以后，它作為文獻歷史的一種史料來源和必要補充，也仍然發揮著自己的獨特作用。人們通常總是在口述和文獻相統一的框架中把口述作為文獻的一個重要補充來理解的。然而，后現代口述史學卻別出心裁。它們聲稱揭示了口述與書寫之間的二元對立，認為文字和書寫已經變成了一種國家權力，文字及其掌握文字的精英長期占領了歷史敘述的話語權，而那些不識字的“文盲”則始終被作為沒有文化的人排斥在歷史敘述之外。口述歷史的目的就是要徹底解構這樣一種不具有合法性的敘事霸權。按照英國著名口述歷史學家湯普森的說法：“口述歷史是圍繞人民所建構的歷史。……，它不僅允許英雄來自領袖，而且還允許英雄來自大多數不被人知曉的平民”，[1]“口述歷史通過曾經創造過和經歷過歷史的人們自己的語言，重新賦予他們在歷史中的中心地位”。[2]同傳統歷史學家把口述歷史當作全面展示歷史細節的口碑史料全然不同，后現代口述歷史學家把口述歷史當作一種新的更加真實的歷史記憶加以建構。這樣一來，“口述”這樣一種起源于史前神話故事中的古老的敘事方式和人類學中的特殊研究方法便在后現代語境中獲得了一種新的更加普遍和廣泛的意義，并且從后臺走向前臺、從邊緣走向中心，它旨在全面挖掘那些被主流社會完全淹沒了的邊緣人物、或者始終被排斥在傳統文獻歷史之外的歷史記憶，使人類歷史從此以后從國家的“精英史”全面徹底地走向“大眾史”。

第二，以邊緣來消解中心是后現代口述史學顛覆歷史的基本策略。后現代口述策略是以口述者作為中心建構歷史的，也就是說，歷史其實僅僅是口述者的歷史。這里顯然已經不僅是口述的性質問題，而是更進一步地觸及到了歷史的客觀性問題。口述者作為歷史主體始終是處于價值評判中心，它不可避免地為口述史料以至口述歷史的價值蘊涵大開了方便之門。根據這樣一種口述策略，當代口述歷史的見證人都是來自社會底層的普通民眾而非來自社會上層的文化精英。美國著名口述歷史學家保羅·布爾在介紹其口述歷史著作《馬克思主義在美國：重新標示美國左翼歷史》一書時曾經非常明確地講：“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們不會出現在歷史書中。在采訪中，他們以及其他幾百名不同輩份、出自不同激進派別的人和我進行了溝通”。[3]英國左翼歷史學家更加注重口述歷史的價值屬性，他們尤其善于利用西方傳統的民主政治這樣一種思想價值體系和社會組織制度為工人階級的現實利益服務。女性主義歷史學家講的還要更加露骨：“歷史不可避免地關系到政治，而我們的研究就反映了我們的政治”[4]。當代所謂公眾理解科學運動也在功利主義框架中赤裸裸地宣揚一種公眾立場。科技史是以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作為主線的，口述科技史原則上也應當是圍繞這樣一條主線深化和發展。然而同科技史不同的是，口述科技史的口述者并不是科技史工作者，甚至也未必一定是科技工作者，而科技史中的書寫人則通常都是科技史家。一般說來，以科技事件為核心，從中心到邊緣，科技活動可能涉及的人物包括這樣幾個不同層次：其一是科學家和發明家本人；其二則是科學家和發明家所隸屬的科研團隊，包括其他科研人員和科研管理人員；其三是科學家和發明家的親朋好友，也包括曾經為他們進行科學啟蒙的各級學校教師；其四是科學家和發明家同時代的其他各色人等。所有這些不同層次的社會成員，都將可能成為口述科技史的口述者。這就為后現代口述史學的邊緣化策略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由于不同的社會成員對于科技發展的貢獻及其在科技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他們對于科技事件的理解和評價也截然不同，從而科技史也將因此失去其客觀的和普遍的屬性而成為口述者視野中的“一種”科技史。雖說口述科技史事實上未必都能夠具有如此明確的價值蘊涵，然而它顯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脫這樣一種正在廣泛流行的社會思潮的各種影響。

第三，重新闡釋中心是后現代口述史學顛覆歷史的又一項基本策略。除了以邊緣來消解中心外，后現代口述史學還特別善于在解釋學的框架中重新闡釋中心。隨著庫恩和費耶阿本德等后現代科學哲學的泛濫，科學與玄學、事實與價值之間的界限日趨模糊，現代科學也在科技一體化的功利主義牽引下喪失其普遍的精神追求而蛻化為一種技術性知識，這就為形形色色地方性知識的復興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在傳統本質主義框架中，科學家和發明家的科技創造活動作為科技史表述中天然和絕對不可移易的核心，既是可能的，也是現實的，所有口述者只能圍繞科技事件和作為當事人的科學家和發明家挖掘自己的歷史記憶，口述科技史工作者也是在史料學的框架中詮釋口述科技史的。在這里，科學主義是口述科技史活動的缺省配置，口述科技史只是為了搶救科技史料，豐富科技史細節，保存歷史的真實。然而，口述科技史畢竟是在真理缺席的后現代價值場中出現的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盡管迄今為止科技史領域的絕大多數科技史家并沒有接受后現代主義泛濫的實質性影響，但是畢竟還是有一部分科技史家已經從宏觀走向微觀，從內史走向外史，從書齋走向田野，從科學走向文化，而口述科技史關注的焦點也已經“不再是科學思想的觀念史，或是偉大科學家的傳記”，它“更觸及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議題與科技的關系”。[5]這一點可以從當代德國科技史家傅瑪瑞“從席地到座椅——技術人類學視角中的熱炕”一文中窺見一斑。在絕大多數新新歷史學家眼里，科學正在演變為博物學，口述科技史的內容也正在相應地從現代科學走向后現代所謂的地方性知識。

四、歷史記憶中的價值蘊涵

后現代口述史學苦心孤詣地以口述顛覆文獻，然而口述是以人的記憶作為前提和基礎的，人的記憶真的能夠比文獻更加可靠嗎？事實上，倘若把后現代思想貫徹到底，則記憶也同樣是不可信的。后現代歷史學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曾經專門分析了歷史與記憶的關系，得出的正是這樣一個結論。他認為記憶不僅僅是對過去的回憶，而且摻雜了現在的觀點，甚至未來的想法。用他本人的話來說，“記憶不但是過去時的，而且也是現在時的和將來時的”[6]。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現歷史記憶具有明顯的價值關聯，它同后現代口述史學在社會學的反本質主義框架中抹煞事實與價值的界限倒也是一脈相承的。因為他們本來就不相信、也不需要真實可靠。他們所追求的僅僅是政治上的正確。

第一，選擇性是歷史記憶中普遍存在的一個顯著特征，它不僅廣泛存在于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之中，而且也存在于歷史記憶的再現和表述之中。事實上，任何記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自的盲點。它不可能像照相機那樣把觀察對象的全部細節都一覽無余地、機械地紀錄下來的，而是按照觀察中所滲透的特定理論選擇焦點進行觀察和記錄的。例如，愛因斯坦關于麥克爾遜─莫雷實驗在相對論中的作用問題曾經說過一些前后矛盾的話，科學史界還因此產生一些爭議。然而我們顯然沒有必要懷疑愛因斯坦1954年的這樣一種說法：“在我本人的發展中，麥克爾遜的結果并沒有重要影響，我甚至不記得在我寫關于這個問題的第一篇論文時（1905年）是否知道它。解釋就是，出于一般原因，我堅信不存在絕對運動，而且我的問題只是這一點怎樣才能符合我們的電動力學知識。”[7]事實上，愛因斯坦對于麥克爾遜─莫雷實驗的理解是與其狹義相對論發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在相對論尚處在襁褓之中時他不可能對于麥克爾遜─莫雷實驗有很深的印象。只要我們充分理解了愛因斯坦是一個具有濃厚唯理論傾向的物理學家，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因此，R.S.向克蘭1950年對愛因斯坦的訪談中說“當我問他是怎樣知道麥克爾遜─莫雷實驗的時候，他告訴我他是通過H.A.洛侖茲的作品知道的，不過只是1905年以后才引起了他的注意！”[8]顯然也應當是可信的。一般說來，個體記憶的內容通常取決于個體成長經歷、生活經驗、思想信念及其價值取向。集體記憶的內容取決于特定社會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基本理論及其思維方式，以及正在方興未艾的社會思潮，以至于特定歷史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等。歷史記憶的解釋、敘述和再現也同樣的取決于這樣一些因素。所以，愛因斯坦1922年在日本京都大學演講中所說的這段話，“在學生時代，我就知道了麥克爾遜的奇妙結果。不久我就有了我們關于地球相對于以太運動的想法不正確的結論，如果我們承認麥克爾遜的零結果是一個事實的話。這就是把我引向狹義相對論的第一條小路。”[9]我們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愛因斯坦理論的創造史，而只能把它理解為相對論產生以后愛因斯坦對于理論內在邏輯的一種梳理。

第二，想象性是歷史記憶中無法排除的一種重要成分，是歷史記憶中價值滲透的一個重要渠道，也顯然構成了歷史記憶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一點后現代史學家尤其情有獨鐘，他們總是樂于從正面肯定并大肆渲染。羅伯特·布朗在一篇為后現代歷史想象辯護的文章中引用了納粹“種族大屠殺”一位猶太幸存者和作家的話：“這一種族大屠殺是如此難以理解和錯綜復雜。也許只有借助于美學的想象，我們才能對它獲得一個現實主義的理解。”[10]后現代史學出于其顛覆性目的的需要，總是喜歡撇開歷史記憶中的硬事實而在各種逸聞趣事中展開自己的歷史想象，而口述歷史的巨大誘惑是，像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等這樣一些歷史記憶中的硬事實，在時過境遷之后的口述中也居然會變得撲朔迷離起來。例如，道爾頓關于原子論的形成就留下了一些眾說紛紜的口述資料。原子論捍衛者托馬斯·湯姆森1825年披露，早在1804年8月，道爾頓就曾告訴他，原子論的產生同其關于氣體（甲烷、乙烷）組成的研究有關。然而道爾頓留下的筆記本卻顯示，直到1804年他才開始研究甲烷和乙烷，而直接表達原子論的原子量表則早在道爾頓1803年的記錄中就已經出現了。亨利父子分別口述了他們1824年和1830年兩次同道爾頓的談話，道爾頓曾明確表示，他受到里希特化學當量表的啟發提出了關于化合物的倍比定律。但是湯姆森在1845年卻表示，早在1804年他見到道爾頓的時候，他和道爾頓兩個人都還不知道里希特的工作，正是他后來才把里希特的工作告訴道爾頓的。而道爾頓在1810年的一次演講中則是非常詳細地敘述了他是在閱讀牛頓的著作和思考氣體粒子的不同大小與重量后得到倍比定律的。可見，道爾頓關于其原子論的形成在不同時期具有截然不同的說法，以至于科學史家梅爾德倫認為道爾頓關于原子論的起源“沒有說過值得一丁點兒信任的話”[11]，這種極端的說法雖然不必當真，卻也讓我們初步見識了歷史記憶中的隨處可見的歷史想象。

第三，語境性是歷史記憶中不容回避的一個基本特征，它貫穿于全部歷史記憶的始終。無論是歷史記憶的個體存儲，還是大面積地集體提取，都難以擺脫語境的制約和影響。個體記憶的選擇是由理論決定的，而理論的選擇歸根到底是由語境決定的。然而語境本身卻又是在社會共同體成員的相互作用中流動和變化著的。事實上，狹義相對論和原子論固然是由愛因斯坦和道爾頓分別創立的，但是狹義相對論和原子論的語境卻是在愛因斯坦和道爾頓與其所生活時代的科學共同體成員之間的相互交流過程中共同建構的。愛因斯坦和道爾頓本人對于自己的理論的理解也是伴隨著各自語境的形成而逐漸深化、清晰和明確的。在此之前，科學家的記憶完全取決于特定的情景。在特定情景中存儲的歷史記憶只有在相應的情景中才能夠準確地提取出來。這就是許多科學家關于自己科學創造過程的說法常常不能夠前后一貫的根本原因。至于歷史記憶中的敘述和解釋就更是無法擺脫語境的制約和影響。還是以愛因斯坦相對論與麥克爾遜─莫雷實驗的關系為例，1931年，愛因斯坦在美國帕薩迪納的一次物理學會議上唯一一次見到了當時已經79歲的麥克爾遜先生。愛因斯坦發表了一番熱情洋溢的演講恭維麥克爾遜說：“您，我尊敬的麥克爾遜博士，當我還是一個幾乎只有三英尺高的孩童時，就開始了這項工作。正是您，把物理學家們帶到了新的小路上，并且通過您那絕妙的實驗工作為相對論的發展鋪平了道路。您揭示了光的以太理論那時所隱含的缺點，并且激發了洛侖茲和菲茨·杰拉爾德的思想，狹義相對論由此發展起來，而這些又轉而帶上了去廣義相對論和引力理論的大路。沒有您的工作，這個理論今天就不過是一個有趣的推測而已。”[12]當時負責這次演講報道的伯納德·賈菲正是以此作為眾所周知的證據而得出結論說：“就在麥克爾遜去世前的1931年，愛因斯坦公開把他的理論歸因于麥克爾遜的實驗”[13]。實際上，這完全是語境中的一種應酬。事實正如科學史家霍爾頓先生所說的，“這種場所和這種期待完全是為愛因斯坦的回應安排的”[14]，因為在此之前，麥克爾遜本人和其他一些科學家都已經在公眾場合這樣講過了。所以，愛因斯坦在這里顯然是不能公開地損毀老麥克爾遜先生一生的名望所寄托于其上的這樣一個十分美麗誘人的神話的。

五、口述科技史的真實性

在第二部分中，我們曾以歷史可能世界為平臺在本質主義框架中概述了口述科技史的三項規范，它們其實是科技史研究普遍應當遵循的基本規范。因為科技史畢竟是科學技術的歷史，是科學技術與歷史學相交叉而產生的一門交叉學科。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歷史學，都是以澄清事實作為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礎的，沒有科學事實與歷史事實就沒有科學與歷史學。然而，倘若歷史記憶、口述策略和口述科技史料中普遍滲透著價值，倘若作為傳統文獻科技史延伸和補充的口述科技史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價值追求，則又如何理解口述科技史的真實性問題呢？實際上，口述科技史是在真理缺席的后現代語境中正在興起的一個科技史研究領域。在后現代語境中其真實性問題是一個典型的偽問題，討論它沒有任何意義。可見在口述與科技史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張力。在這里，實事求是的科技史靈魂同后現代真理虛無主義似乎格格不入。口述科技史在這種巨大的張力之間何去何從？

首先，我們必須重新修復后現代語境中已經破碎了的歷史真實性信念。所謂歷史真實性，可以在歷史本體論和歷史認識論兩個不同的層面加以界定。從歷史本體論層面看，歷史事件稍縱即逝，而它所負載的各種信息難以計數。無論人們調動多少記錄手段，都不可能把它網羅干凈。也就是說，無論人類關于某一歷史事件的歷史史料如何豐富，它都只能是一個有限的數量。即使可以被解釋為無窮大，也注定是比歷史事件次一級的無窮大。在這種意義上講，絕對的歷史真實性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這里我們同后現代主義者一樣，只能獲得相對的真實性，其間的差異只是一個量的問題而沒有質的區別。而且在此范圍內，口述歷史由于能夠調動的記錄手段形式多樣，從而可能獲得至少是在細節方面的更大的真實性。只是這樣一種形而上學意義上的真實性，人們是不能夠加以檢驗的。從歷史認識論層面看，人們可以把這種不可窮盡的歷史事件懸置起來，不予理睬。而面對浩如煙海畢竟數量有限的歷史史料，人們在原則上應當是能夠進行真實的歷史敘述的。在這個層面上，人們完全有可能在形而上學相對真實的本體論框架中獲得一種絕對真實的歷史。這是一種科學意義上的歷史真實性，人們可以加以檢驗。事實上，這也正是科學主義歷史學家孜孜以求的歷史真實性。在這里，我們同后現代主義者具有質的區別。后現代歷史學家無視、或閉口不談這樣一種歷史真實性，足以暴露他們思維方式的淺陋或者別有用心。實際上，后現代主義者大都是目空一切的虛無主義者，他們所能夠做的遠遠趕不上他們所標榜的。后現代語境中的歷史真實性概念是完全可以保留的。

其次，后現代價值蘊涵可以使歷史事實變得更加復雜、豐富與充實，而決不可能根本抹煞歷史真實性。歷史學是一門以澄清歷史事實、揭示歷史真相為宗旨的學科，從這種意義上講，它是一門典型的科學；然而歷史又總是以歷史事件這樣一種最基本的人類活動表現自己的，其中不可避免地滲透著形形色色的價值，在這種意義上講，它又是一門典型的人文學科。口述歷史在當代的崛起，既有歷史學自身謀求全面發展的內在根據，也有信息時代極為復雜和深刻的社會經濟與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外部原因。后現代史學正是在局部的人文價值反對普遍的科學理性的過程中走向歷史碎片的。后現代史學家偶爾也講歷史真實性，然而他們所說的大都是價值真實性。也就是說，在后現代史學家看來，歷史中不存在普遍的理性和抽象的真實性，國家精英與民間草根具有各自不同的歷史及其相應的真實性。他們不僅可以以文化相對主義為思想武器全面圍剿現代科學，利用傳統博物學和地方性知識重建一種所謂解放的后現代科學，而且可以以口述策略徹底瓦解傳統科學史學，利用來自人類學和民俗學的各種民間邊緣性群體的集體記憶重新書寫一種所謂的后現代歷史。他們普遍熱衷于把玩歷史碎片上的日常史、微觀史和小歷史，不厭其煩，而口述正是其玩弄歷史碎片游戲的絕佳方式方法。可以肯定，口述科技史也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事實與價值的一種融合。口述策略是口述科技史的靈魂，口述科技史應當口述什么，口述的性質及其職能等，都不可避免地滲透著十分鮮明的價值蘊涵。不同的口述策略產生不同的口述科技史。然而，它們并不能根本抹煞歷史真實性，只要人們自覺地剔除其中的價值蘊涵，還是可以重建一種統一的和更加豐富多彩的歷史理性的。

再次，我們可以透過口述者與口述科技事件之間各種錯綜復雜的背景關系把握真實的科技事件，正如在量子力學中人們借助于觀測儀器與微觀客體之間不可分離的相互作用來把握微觀客體一樣。一般說來，人們至少可以通過三種相互補充的不同方式來具體地理解口述科技史的真實性：其一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為當代科技工作者在當代語境中對于自己所經歷過的科技事件的一種回顧、反思和評價，它是當代科技工作者曾經經歷過的兩種或者兩種以上不同語境之間的對話和交流，是當代科技工作者按照當代的認識稍加修飾過了的科技史；其二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為具有不同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和社會地位的人們關于同一科技事件的不同歷史記憶之間的互補，用英國著名口述歷史學家湯普森的話來說，“或許，分歧恰恰說明，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兩種描述共同為真實的闡釋提供了活生生的線索。”[15]因為這些不同的歷史記憶不僅曲折地指向、并且反映了同一科技事件本身，而且還反映了在同一種社會語境和社會心理中不同個體不同的心路歷程，恰如英國歷史學家約翰·托什所說的，“口述史的重要意義不在于它是不是真實的歷史或作為社會群體政治意圖的表達手段，而在于它證明了人們的歷史意識是如何形成的。”[16]；其三則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為口述歷史學家與口述者共同擁有的一種歷史認識和歷史觀。借助于這樣一種方式，人們也可以通過一個側面部分地把握科技事件的某種真實性。正如文獻科技史可以被理解為文獻歷史學家及其所擁有的文獻共同形成的歷史認識和歷史觀一樣。從認識論上講，應當說它們所擁有的真實性是可以等價的。

最后，我們應當更進一步明確兩種歷史真實性概念：一種是傳統的規范真實性，另一種則是以上述三種方式所把握到的歷史真實性，不妨稱為量子真實性。盡管我們始終認為滿足規范真實性的口述科技史是可能的，然而要把這樣一種可能性轉變成為現實性，還有賴于口述科技史家具備關于歷史真理和歷史客觀性的堅定信念，以及對于后現代顛覆性價值蘊涵的充分警覺，等等。科技史在科技與歷史這樣兩大傳統顯學之間的這樣一種邊緣性地位，使得它對于后現代主義的種種顛覆策略先天地反應遲鈍。它既沒有像索卡爾等科學家那樣積極主動地反擊后現代主義對于科學的圍剿，也沒有像布洛赫等歷史學家那樣消極被動地為歷史學進行辯護，反而是敞開了大門讓后現代主義長驅直入。這或許是因為科技史是以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為線索展開的，沒有那些激動人心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就不可能產生科技史，或者作為科技史表述中天然的和絕對不可移易的核心的科學家、發明家及其活動，本來已經處在歷史的邊緣地帶，這里實在沒有什么值得顛覆的價值和可能。然而綜上所述，歷史可能世界顯然是要比人們通常所想象的更為復雜。量子真實性概念正是在這樣一種異常復雜的后現代語境中把握口述科技史的一把全新的尺度。從規范真實性出發，在后現代語境中所出現的各種口述科技史作品只能在史料學的框架中理解；然而從量子真實性出發，口述科技史則描述了一種溝通主體與客體、融合歷史與現實的新的更為復雜充實的歷史真實畫面。至于兩種歷史真實性概念之間的是是非非，還要留待以后人類思想認識的進一步發展才能得到解決。在這個走向未來的過程中，人們選擇哪一種真實性概念，完全可以根據社會歷史語境的發展變化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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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雖然在科技史中也曾有過弗蘭·盧卡斯（Vrian-Lucas）偽造數以千計科技史料的現象發生，然而相對于社會史中無處不在的造假來講，其概率畢竟還是可以小到忽略不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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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aulThompson,TheVoicesofThePast:OralHistory,London,1998,p21,p5.

[3][4]轉引自齊小新.口述歷史在美國芻議[J].北京大學學報,2002(3).

[5]轉引自祝平一.展望臺灣的科技與醫療史研究:一個當代臺灣知識社群的分析[Z].sts.nthu.edu.tw/scholarlist_files/21_1998-2.doc.

[6][10]王晴佳,古偉瀛.后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116,114.

[7][8][11][12][13][14]轉引自任定成.科學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68,167,154,165,166,167.

[9]Einstein,A.HowIcreatedthetheoryofrelativity.Physicstoday,August,p46.

[15]何平.法國大革命與歷史研究——訪牛津大學盧卡斯教授[J].史學理論研究,2002(1).

[16]約翰·托什.口述的歷史[J].史學理論,19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