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源流探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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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據人類學研究（Y染色體非重組區及體質人類學等）的最新成果，結合中國古籍研究與考古學進展，本文認為：形成中國人的原始人群，主要的直接的源頭還應是中亞地區，東南亞地區只是部分的或間接的源頭。從中亞地區進入東南亞地區并形成巽它型齒的古老現代人人群，在進入華南或回流中亞轉而進入中國北方地區、北亞的過程中，異化為中國型齒人群。此后，中國型齒人群在中國北方、北亞地區不斷向東、南方向遷移、融合，在較晚的時期，在中國逐漸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東亞蒙古人種群，即當今的中國現代人族群（包括漢族）。

Abstract：Basisthelastwordoftheanthropologystudy,CombineprogressofthechineseancientworksresearchandArcheology,Thistextthink:TheoriginaloftheformationChinese,maindirectsourceshouldbeCentralAsia,SoutheastAsiaisjustpartofoforindirectsource.AncientmankindfromCentralAsiaenterSoutheastAsiawhobehaveSundadontytooth,thesecrowdenterthesouthofChinaorcircumfluenceentersCentralAsiaandcontinueenteringnorthernChinaandnorthAsia,aberrancebecomehumanwhobehaveSinodontytooth.Henceforth,thesecrowdfromnorthernChinaandnorthAsia,continuouslytransplanttoeastChinaandsouthernChina.Atthelaterperiod,becometheEastAsiamongoloidoftherealmeaninggradually,bealsotheChineseofnow.

關鍵詞：中國人、源流；NRY、體質人類學、考古學、古籍學；中亞、東南亞；中國北方

Keywords：Chinese、Headstream；NRY、PhysicalAnthropology、Archaeology、AncientStudy；CentralAsia、SoutheastAsia、NorthernChina

一、古人類的遺傳學研究

1.1、Y染色體非重組區（NRY）的研究

金力先生等研究認為：[1]漢族的根源在中國北方。南方漢族是北方漢族向南方遷移擴散的結果。

然而，[2]文又認為：東南亞群體中的單倍型幾乎涵蓋全部中國和東亞的特異單倍型，因此東南亞可能是早期由非洲遷來的人群進入東亞的第一站，從那兒開始中國人的祖先從東南亞進入中國南方，而后越過長江進入北方地區。這一發現與線粒體DNA單倍型分布相符。

這里，[1]文與[2]文就形成一個嚴重的矛盾：形成漢族的古老原始人群，從東南亞起步，經中國南方越過長江進入中國北方，難道是一個不剩的整體遷移嗎？如果不是，那么沿途遺留在東南亞、中國南方的原始漢族人群，其父系基因庫就大可不必從北方漢族獲得，換句話說，若按[2]文，則南方漢族當今的父系基因庫，完全可以是未遷移或遺留在當地的原始漢族人群所有。

因此，若[2]文結論成立，[1]文的研究結論，學術價值就要大打折扣。

對此，杜若甫、肖春杰先生相關的遺傳學研究[6][7]，基本否定了[2]文。

本文研究認為，形成中國人的原始人群，主要的直接的源頭還應是中亞地區，東南亞地區只是部分的或間接的源頭。從中亞地區進入東南亞地區并形成巽它型齒的古老現代人人群，在進入華南或回流中亞轉而進入中國北方地區、北亞的過程中，異化為中國型齒人群。此后，中國型齒人群在中國北方、北亞地區不斷向東、南方向遷移、融合，在較晚的時期，在中國逐漸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東亞蒙古人種群，即當今的中國現代人種群（包括漢族）。（此注：本文作者認為，東南亞及澳洲古老人群，之所以主要選擇繞道中亞向其它地區遷移擴散，是因為這些古老人群，本身就是通過中亞來到東南亞及澳洲的，其繞道中亞的遷移擴散行為，只是動物的一種本能性“回流”行為的表現。）

為了清晰地看到這個過程，下面首先來看YCC3的Y染色體非重組區（NRY）已知類型在全球的地理分布圖（見下圖，取自[3]）。

從圖上，我們清晰地看到：

1、現代中國北方漢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頻率出現的N、Q類型，只在中亞烏茲別克人、北亞（如布里亞特人）和美洲人群中出現，并不見于中國南方原生少數民族和東南亞；

2、現代中國北方漢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頻率出現的J類型，只在中亞烏茲別克人、南亞部分地區（如印度西北的Punjab人）有，并不見于中國南方原生少數民族和東南亞；

3、現代中國北方漢族和蒙古人中，較高頻率出現的C類型，高頻率出現在澳洲、東南亞和北亞、北美洲，但在臺灣人中卻沒有；

4、藏族人群、日、韓人群中高頻率出現的D類型，只在中亞哈薩克人群和北亞蒙古人群中有，卻不見于中國大陸其他人群，也不見于東南亞人群；

5、在中國北方漢族和蒙古人中低頻率出現的K類型，只在中亞烏茲別克人、北亞（如布里亞特人）一定頻率出現，而在東南亞、澳洲人群以較高頻率出現，在中國大陸其他人群中，則沒有K類型；

6、東南亞人群中較高頻率出現的F類型，在蒙古人群、朝鮮人群中都有，但在中國大陸包括漢族在內的其他人群中，卻沒有發現；

7、中國北方漢族和東亞其他人群、東南亞人群及太平洋人群中高頻率出現O類型，然而，中國北方漢族和東北亞其他人群的O類型，在內容上和中國南方原生少數民族、東南亞人群的O類型，有著根本的差異。

[1][4]研究發現，南方漢族與北方漢族的Y染色體單倍群頻率分布非常相近，尤其是具有M122-C突變的單倍群(O3-M122和O3e-M134)普遍存在于我們研究的漢族群體中（北方漢族在37-71%之間，平均53.8%；南方漢族在35-74%之間，平均54.2%）。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出現的單倍群M119-C(O1)和M95-T(O2a)在南方漢族中的頻率（3-42%，平均19%）高于北方漢族（1-10%，平均5%）。而且，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單倍群O1b-M110,O2a1-M88和O3d-M7,在南方漢族中低頻存在（平均4%），而北方漢族中卻沒觀察到（此注：[1]文中的O3-M122、O3e-M134、O1、O2a、O1b-M110、O2a1-M88、O3d-M7，分別對應著[4]文中H6、H8、H9、H11、H10、H12、H7，是對O類型標示的兩種符號系統）。

以上對中國北方漢族及其他東北亞人群的NRY類型分析的結果，可以肯定：中國北方漢族出現的單倍群類型，與中國南方原生少數民族、東南亞人群，有著非同源的明顯差異，因此，不能按[2]文簡單推論“中國人的祖先從東南亞進入中國南方，而后越過長江進入北方地區”，而應該考慮中國北方漢族是多源流遷移形成的。

1.2、其他遺傳學研究

[6]杜若甫、肖春杰先生根據38個基因座（此注：ABO、MNSs、Rh、P、Diego、Duffy、Kell、Kidd、Lewis、Lutheran等紅細胞血型,白細胞抗原系統中的HLAA、B、C、D,酸性磷酸酶、腺苷脫氨酶、腺苷酸激酶、酯酶D、葡萄糖-6-磷酸脫氫酶、谷丙轉氨酶、乙二醛酶、葡萄糖磷酸變位酶-1、磷酸葡萄糖酸脫氫酶等紅細胞酶,A-抗胰蛋白酶、補體第二、三、四、六、七組分,備解素因子B、血清A-球蛋白、結合珠蛋白、免疫球蛋白Gm因子與Km因子、轉鐵蛋白等血清蛋白質,以及血型分泌型、和盯聹類型、苯硫脲味覺等。其中MNSs與Rh都以一個基因座來對待,而以各單倍型頻率作為基因頻率。）的基因頻率,對我國各地的漢族人群與少數民族之間的血緣關系及各族的人種歸屬進行了分析。認為,全國各地的漢族與少數民族可分為南北兩大群,南方各地漢族及各族間的遺傳距離都比北方要大；長江以北的漢族與少數民族屬北方蒙古人種,長江以南的漢族與少數民族屬南方蒙古人種。且南、北漢族均與當地少數民族的血緣相近,而南、北漢族間的血緣卻很遠。這說明,長期以來,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有很多血緣交流。

[7]對中國人群中38個基因座的130個等位基因的頻率進行了主成分分析，繪制了主成分分布地圖和主成分綜合地圖。結果顯示，漢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反映了南方蒙古人種與北方蒙古人種間遺傳結構差異的梯度變化，而其第2主成分分布則反映了蒙古人種與高加索人種間的基因流動。中國少數民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與漢族中的第2主成分相似，而第2主成分分布則與漢族中的第1主成分相似。當將中國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基因頻率放在一起分析時，所得出的主成分分布基本上與少數民族的相似。中國人群基因頻率的第3、4主成分的分布則可能反映了古代某些地區人口驟增而向外擴展的歷史事件。中國人群基因頻率主成分綜合地圖明顯地顯示出：在亞洲的南、北方蒙古人種間有一明顯的分界線——長江。猜測：如果中國現代人確實起源于非洲，則南、北方蒙古人種的祖先在進入亞洲以前已經分開，南方蒙古人種的祖先自非洲或中東沿海岸向東遷徙、擴展、直至東南亞,然后折向北，至華南，再直至長江，甚至可能有一段時間曾占據過長江以北的一些地區。北方蒙古人種的祖先則在帕米爾以北地區自西向東，直至東北亞,再擴展至美洲、日本等地,同時向南，直至長江。在近二三千年內，北方蒙古人種才不斷向長江以南擴展、滲透。

綜合[1]、[3]、[4]、[5]文及[6]、[7]文的研究，構成本文的研究推斷如下。

推斷1：M168位點下突變出的C類型，應是最早出現在東南亞、澳洲的現代人群，因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臺灣）原生少數民族中，沒有出現C類群，韓國、日本C類群的出現頻率也遠低于中國北方漢族及北亞其他人群，因此，可以推論，其遷移路線不是沿中國海岸北上，而是繞過青藏高原進入中亞地區，并在這里，向北亞、北美洲遷移，其后，北亞的C類型，向南遷移，進入中國北方；

推斷2：D類型在中亞形成，一支通過北亞直接遷移到東北亞地區，另一支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青藏地區；

推斷3：J類型在中亞形成，遷移進入北亞和中國華北地區；

推斷4：M9位點下突變形成的K類型，在中亞形成，主要部分遷移進入東南亞、澳洲，部分遷移進入北亞和中國華北地區；

推斷5：在中亞，M214位點下突變形成的N類型，向北進入北亞、北歐地區，在較晚的時期，北亞的N類型南移，進入中國華北和東北地區；

推斷6：M9位點下突變形成的Q類型，在中亞形成，向北進入北亞、北美，在較晚的時期，北亞的Q類型南移，進入中國華北和東北地區；

推斷7：M9位點下突變形成的R類型，在較晚的時期，從中亞地區沿天山山麓進入中國北方；

推斷8：在東南亞，M214、M175位點下突變形成O類型人群（此注：金力先生又將O類型下的各單倍群分別標記為H*，如中國北方漢族中的H6、H8、H9單倍群，中國南方漢族中的H6、H8、H9、H11、H7單倍群）

我們來看O類型人群各單倍群的地理分布圖（見下圖，取自[4]）。

推斷8.1：在東南亞，M175位點下形成的H9單倍群，分為兩條路線遷移，一條沿第四紀大冰期距今最后一次冰期的中國沿海（包括裸露海床），向北直到華東沿海地區和日本列島，另一條同C類型人群的遷移路線，繞過青藏高原，進入中亞，并在這里向北亞遷移，形成北亞人群（如布里亞特人）中的H9單倍群；

推斷8.2：在東南亞，M175位點下形成的H6單倍群，其主體部分，繞過青藏高原，從東南亞回流到中亞，并繼續遷移，越過帕米爾高原，沿天山山麓進入中國華北、東北地區，在這個遷移過程中，H6突變形成H8單倍群；留在東南亞的另一部分H6單倍群，則進入華南，并向華東遷移，突變形成H7單倍群，直到長江口附近地區；

推斷8.3：在華南、東南亞部分地區，H9單倍群繼續突變形成H10單倍群；

推斷8.4：M175、M95位點下，H11、H12單倍群在東南亞、華南地區形成，和H10單倍群一樣，這兩個單倍群相應的人群，基本沒有大范圍的遷移活動；

推斷8.5：在較晚的時期，北方的H6、H8人群南下，越過長江向中國南方擴散。

通過上述研究推斷，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從東南亞、中亞、北亞分別進入中國地區的NHY各類型現代人群，經過相當長的時期和復雜的融合過程，最終形成中國現代人群（包括漢族），這就是形成中國地區現代人群的多源流過程。

下面，通過體質人類學研究、考古研究、古籍研究的最新成果，驗證上述研究推斷的科學信度和歷史效度。

二、體質人類學的研究

2.1、劉武先生的研究

劉武等人研究認為：[8]對柳江、山頂洞、資陽、麗江等主要中國更新世晚期人類頭骨化石及1114例全新世以來不同地區現代中國人頭骨進行了對比分析，結果發現：柳江人頭骨絕大多數特征的出現情況位于現代中國人的變異范圍，只有極個別特征與現代人不同；柳江人頭骨具有的低眶等特征也可見于其他中國更新世晚期人類化石，說明柳江人化石上保留有少量常見于更新世晚期人類的原始特征，但與其他中國更新世晚期人類，尤其是山頂洞人頭骨相比，柳江人顯得要現代的多；柳江人與山頂洞人之間頭骨形態特征的差異以體現頭骨原始性及粗碩強壯程度上的差別居多，而個別特征差異或許與氣候環境適應有關。我們認為：柳江人在形態進化上與現代中國人已經非常接近，他們之間的差別非常小；柳江人與山頂洞人頭骨特征表現上的差異主要反映了他們之間在演化程度上的差異，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各自的生存環境；現有的形態學證據不大可能為柳江人較早的時代提供支持。

生活在更新世晚期中國北方和南方人類的體質特征已經呈現出與現代中國人一致的種族群體及地區特點。此前研究指出柳江人和山頂洞人共有許多原始特征，但在一系列頭骨特征的表現上有明顯差別。而其中的一些差別與現代中國人南北之間的差別基本一致。以此作為現代中國人南北兩大類型可以追溯到更新世晚期的證據。

研究顯示柳江人及山頂洞人除具有一些可能屬于更新世晚期人類的原始特征外，其余特征中的相當部分很可能是現代人類共有的，不具有種族或人群特異性的。由于我們對其中具體的細節還不是很清楚，因而目前不能排除柳江人及山頂洞人屬于尚未完全分化的更新世晚期人類的可能。同時我們也傾向于同意Brown的觀點，雖然若干學者都使用了原始蒙古人種的概念，但迄今對這一原始蒙古人種的形態特征并沒有嚴格規范的定義。因而，對柳江人在現代東亞人群形成與分化上的作用尚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論證，尤其將其歸入現代蒙古人種南亞類型需要更多的證據予以支持。

[9]許多研究都指出，在同一人群內，更新世晚期人類較后期人類具有更多的人群內部變異，而這些變異說明更新世晚期人類，較全新世現代人類具有更多的原始性特征，分化程度低。這些變異可能反映了更新世晚期人類具有較高程度的異質性(heterogeneitv)。而現代人類人群內部變異較小的同質性(homogeneity)傾向很可能出現在全新世。

2.2、外國學者的研究

ChristyG．Turner，YoshitakaManabe，DianeE．Hawkey等外國學者研究認為：

[10]Manabe和Hawkey的比較觀察，支持由Turner(1985)所做的最初評定的可靠性，后者使用C．A．B．Smith的多變數平均歧異量測定(MMD)(BerryandBerry，1967)，認為山頂洞人頭骨的牙齒實際上與中國型相同，而不可能是晚舊石器時代或近代歐洲人的齒型。

山頂洞人與古印第安人(中國型齒)之間的MMD=-0．159；山頂洞人與美洲印第安人(中國型齒)的MMD=-0．080；山頂洞人與蘇聯的舊石器晚期克羅馬農人和馬耳他人的MMD=0．205；與現代西北歐人的MMD=0．617(Turner，1985)。

實際上，山頂洞人的牙齒不太明顯地保留著某些巽他型齒的性質，如同古印第安人那樣(Turner，1985)。

結論是：3具山頂洞人頭骨的牙齒與中國型齒型相一致。假如這些化石最終屬于從110O0~30000年之間比較老的年代，那么中國型齒可能由巽他型齒演化而來。

柳江人與山頂洞人牙齒的不同，與“在亞洲北部巽他型基礎上產生的中國型齒的模式（Turner）”一致。中國齒型與晚更新世和歐洲(簡化)現代人牙型的顯著不同，有力地證明了東北亞人與土著美洲人的密切關系。

2.3、其他研究

潘其風先生認為：[11]在更新世晚期的原始蒙古人種代表(柳江人和山頂洞人)中已出現南北異形的現象﹐到新石器時代進一步發展為不同的地方變異類型。黃河流域主要接近現代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其中的中﹑下游地區居民的體質還表現出某些接近南亞類型的特征；長江以南廣大地區的居民﹐比華北地區更明顯地接近南亞類型。

朱泓先生認為：[13]“……現代各人種的形成通常是各古代群體混血的結果，而古代居民的種族類型才是他們自身體質特征的真實反映。”例如，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各類型進行對比，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各組顱骨材料中均含有較多的接近現代南亞人種的因素，同時也與東亞人種具有某些相似性，但我們恐怕不宜將其視為南亞蒙古人種與東亞蒙古人種的混血類型。再如，我國華南地區出土的若干組先秦時期人骨標本，如廣東佛山河宕組、廣西桂林甑皮巖組和福建閩侯曇石山組均表現出一方面與現代南亞蒙古人種比較相似，另一方面也具有與赤道人種接近的特點。考慮到在舊石器時代的山頂洞人和柳江人化石上也具有類似的性狀，因此這些所謂的“赤道人種”特征的存在，未必就意味著在我國南方新石器時代居民中一定存在著與赤道人種的混雜，更為可能的是他們從舊石器時代晚期祖先那里承襲下來了某些原始性狀的結果。東北地區先秦時期居民中也同樣存在著此類現象。

在中國的東北地區先秦時代居民中存在著可以區分的兩個古代人種類型的群體。但不管是古東北類型居民還是古華北類型居民，他們的共同特征都是高顱類型，而高顱這一性狀正是現代東亞蒙古人種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因此，如果把上述兩個古代人種類型視為現代東亞人種形成過程中諸多來源中的兩個重要源頭的話，當不致有太大的錯誤。

[14]實際上，與東北地區一樣，內蒙古長城地帶的先秦時期居民也主要可以劃分為兩個古代人種類型：古華北類型和古東北類型，到了漢代以后，又出現了一個新的類型，即西伯利亞類型。

古華北類型的主要體質特征是高顱窄面，較大的面部扁平度，同時還常常伴有中等偏長而狹窄的顱型。其與現代東亞蒙古人種的接近程度十分明顯，但在面部扁平程度上又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他們或許是現代東亞人種的一個重要源頭。這種類型的居民在先秦時期的內蒙古長城地帶廣有分布，應該是該地區最主要的原始土著，其中心分布區可能是在內蒙古中南部到晉北、冀北一帶的長城沿線，如廟子溝新石器時代居民、朱開溝早期青銅時代居民、毛慶溝和飲牛溝的東周時期居民以及白廟墓地I組居民等就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就目前的資料而言，該類型的居民也輻射到西遼河流域，如夏家店上層文化居民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

古東北類型的主要體質特點是顱型較高，面型較寬闊而且頗為扁平，其與現代東亞蒙古人種之間的接近程度也比較密切，所不同的主要是顴寬絕對值較大和較為扁平的面形，或許反映出現代東亞蒙古人種的某個祖先類型的基本形態。該類型居民在東北地區先秦時期的分布相當廣泛，應該是東北地區遠古時期的土著類型，至少也是該地區最主要的古代土著類型之一。該類型的中心分布區就在我國的東北地區。在本文所研究的內蒙古長城地帶范圍內，屬于古東北類型的先秦時期居民的代表有：大南溝等“后紅山文化（或小河沿文化）”居民、大甸子第二、三分組居民、水泉墓地的一部分居民以及白廟墓地II組居民等。

現有的古人種學資料表明，從漢代開始，內蒙古長城地帶的人種地理分布情況發生了較大的改變，其中主要是增加了一種新的種族類型因素，即西伯利亞人種類型。其特征為短顱、闊顱、低顱、闊面和頗大的上面部扁平度，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三道灣漢代鮮卑居民、南楊家營子拓拔鮮卑居民、朝陽東部鮮卑居民以及豪欠營、山嘴子等遼代契丹族居民都屬于此類型。值得注意的是，屬于西伯利亞人種類型的這些古代居民均為游牧民族，而這種具有短而低的顱型的居民在先秦時期的內蒙古長城地帶古人種學資料中至今尚未發現（僅在崞縣窯子墓地中出現了一例屬于長顱與低顱相結合的“古西伯利亞類型”的頭骨）。因此，我們似乎有理由推測這應該是一種外來的人種因素。

[15]江蘇南京北陰陽營組具有蒙古人種的性質，并且在基本體質特征上與當地的現代人最為接近。

江蘇常州圩墩組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南亞類型較為近似。

浙江余姚河姆渡組居民一方面存在著一系列明顯的蒙古人種性狀，可基本上歸入南亞蒙古人種范疇，另一方面又具有一些接近尼格羅——澳大利亞人種的性狀。在古代對比組中，河姆渡居民與我國華南地區先秦時期的河宕、甑皮巖等組頗為相似。

福建閩侯曇石山組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和南亞人種都比較接近，但在面部特征上的各項數值更接近南亞人種。

廣東佛山河宕組與現代印度尼西亞、美拉尼西亞人種群有較多的接近成分，但其仍應屬于蒙古人種的南部邊緣類型。

廣東增城金蘭寺組既具有比較明顯的南亞蒙古人種的特征，同時也擁有某些與赤道人種可以對比的性狀，其多數特征與華南地區其他新石器時代居民基本一致。

廣東南海魷魚崗組在種族類型上可能屬于蒙古人種中的華南人類型。

廣西桂林市甑皮巖組頭骨被認為具有接近蒙古人種南亞類型的性質，但比現代南亞種族的顱型更長，還具有較大的面寬和更大的鼻寬。這種低面、闊鼻和長顱特征在我國華南地區古代居民中很具代表性。

重慶巫山大溪組居民可能與現代東亞蒙古人種比較接近，但同時在某些種系特征上又顯示出與南亞人種近似的傾向。

湖北房縣七里河組的主要種系成分應接近東亞蒙古人種，此外，或許也含有某些與南亞類型相似的體質因素。

河南淅川下王崗組顱骨的形態特征與蒙古人種中的南亞類型比較接近。與其他古代對比組相比，下王崗組和黃河下游新石器時代居民比較相似，因此，研究者認為居住在丹江上游的下王崗新石器時代居民與黃河下游的居民應是同屬一個種族類型的古代居民——古代華北人。

從現有的古人種學材料來看，南方地區的先秦時期居民至少可以區分為三個不同的種系類型。第一個類型以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閩侯曇石山、廣東佛山河宕、廣東南海魷魚崗、廣西桂林甑皮巖等顱骨組為代表，或許還包括了廣東增城金蘭寺組。該類型居民的主要種系特征為：長顱型、低面、闊鼻、低眶、突頜、身材比較矮小。他們在體質特征上與現代華南地區的絕大多數居民（包括南方漢族和少數民族）均有所不同。在現代對比組中，他們一般和東南亞一帶的居民，如印度尼西亞人，以及大洋州的現代土著，如美拉尼西亞人等比較接近。此外，該類型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柳江人那里。目前已知的材料顯示，這種類型的居民在先秦時期可能是以我國南方沿海地區，即浙、閩、粵、桂一帶為主要分布區的。鑒于上述情況，建議將該種體質類型命名為“古華南類型”。

根據古史文獻記載的民族分布地望，“古華南類型”可能代表了廣義的“古越人”的種系特征。至于該古代類型與現代華南地區居民之間的關系問題，我們不妨暫且做如下大膽的推測：由于中國歷史上北方地區戰亂頻仍，大量的北民南遷乃至僑置郡縣，致使南方地區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一方面，北民南遷的壓力迫使一部分“古華南類型”土著不斷向更南方向的東南亞一帶以及太平洋諸島嶼遷徙，因而對這些地方的現代人種的形成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南遷的北民與當地土著“古華南類型”居民在長時間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礎上形成了今天的華南漢族和其他眾多少數民族。

南方地區先秦時期第二個種系類型可暫且稱之為“古中原類型”，其典型代表是河南淅川下王崗組，此外還應包括江蘇南京北陰陽營和常州圩墩兩組居民。該類型分布的中心是黃河中下游地區，江漢平原和長江下游一帶僅系此類型分布區的外延部分。該類型中心分布區內的典型代表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居民。“古中原類型”在近代對比組中與華南近代組最為接近的事實或許暗示出他們應該是南遷北民中的主要種系成分。

四川巫山大溪組和湖北房縣七里河組代表了該地區第三個種系類型。該類型的基本體質特征為：偏長的中顱型，中等的頭高和頭寬，長高比例的正顱型和寬高比例的中顱型相結合，狹面、低眶、中等的鼻寬。由于屬于該類型的古人種學資料太少，目前我們對其分布范圍還無法得出比較清晰的概念。前些年，筆者曾依據現有資料的分布情況，將該類型命名為“峽江地區類型”。[40]對于該類型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尚有待于相關古人骨材料的新的發現。從現有材料的分布地域上看，這一類型或許與巴人的起源有關。

以上體質人類學研究結果，也無不支持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斷。

三、考古、古籍研究的研究

3.1、考古研究

[16]在仰韶文化發現近60年的時候，研究者關于仰韶淵源的探索有了較多的共識。最主要的收獲是，認為不同地區的“仰韶”有著不同的來源。這個認識是在80年代初形成的，至90年代后，基本為學術界接受。楊肇清先生在總結20世紀仰韶文化的發現與研究時，說“仰韶文化的源與流的問題也已大致搞清，仰韶文化早期各類型各有其來源”，具體說半坡類型源自大地灣一期文化，大河村類型源自裴李崗文化，后崗類型源自北辛、磁山等文化。

將分布在隴東一關中一陜南一豫西中心區的仰韶文化，分別命名為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它們或可合稱為典型仰韶文化，具有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將這個區域一度劃屬仰韶早期的北首嶺下層類型歸入前仰韶文化；將周邊分布區與仰韶文化關系密切年代相當的遺存，與中心區明確區別開來，分別命名為后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下王崗文化等。

[17]陜西仰韶文化聚落群共74個，在許多聚落群中都有廟底溝類型遺址，能確定以廟底溝類型為主體的有21個。在這21個聚落群中有17個都有特級聚落或一級聚落；有2個聚落群中沒有特級和一級聚落，只能把二級聚落作為龍頭遺址；還有2處聚落群中連二級聚落也沒有，但是廟底溝類型遺址的數量占優勢，所以仍可確認是以廟底溝類型為主體的聚落群。這21個廟底溝類型為主體的聚落群，分布在西安轄區和榆林轄區各1個，銅川轄區2個，咸陽轄區4個，渭南轄區5個，延安轄區8個，陜南3個轄區沒有，寶雞轄區的聚落群中多有廟底溝類型遺址，但目前還不能確認以它為主體。這21個廟底溝類型為主體的聚落群，除榆林轄區1個外，主要分布在關中平原東部和陜北南部(主要是延安轄區)，從大范圍看已經聯結為一個整體。

[18]半坡文化晚期至廟底溝文化時期，是秦嶺南北二側古代居民向周邊地區遷移的重要時期。從芮城東莊村到蔚縣三關、從陜縣廟底溝到淅川下王崗，承半坡文化之繼而發展起來的廟底溝諸文化，沿汾河—桑干河、丹江一伏牛山的二條文化遷移與融合線路，不正與徐旭生先生所主張的黃帝和炎帝的東進路線完全一致嗎

[19]在距今五、六千年間，源于關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個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圖案彩陶盆為主要特征的廟底溝類型，與源于遼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遼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的一個支系，即以龍形（包括鱗紋）圖案彩陶和壓印紋陶的甕罐為主要特征的紅山后類型，這兩個出自母體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強生命力的優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廣、更遠的擴散面。它們終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遼西大凌河上游重合，產生了以龍紋與花結合的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體，紅山文化壇、廟、冢就是它們相遇后迸發出的‘火花’所導致的社會文化飛躍發展的跡象。這是兩類不同經濟類型和不同文化傳統組合而成的文化群體。

[20]據最近學者們的分期研究，半坡文化最晚的遺存僅見于渭水上游地區，表明了該文化逐漸向西退縮的總趨勢，這應當反映著廟底溝文化興起于東方并向西擴張，逼迫半坡文化退守西北一隅的事實。

[21]不僅“隨棗走廊”分布有半坡類型文化遺存，在長江以北的整個湖北境內，都有半坡類型的蹤影。李紹連先生以“江漢地區仰韶文化”來概括仰韶文化而且主要是半坡類型在長江以北的傳播和影響，他說：“從陶器群看，江漢仰韶文化基本上屬于半坡類型而同時含有一些廟底溝類型的因素”，比如半坡類型的直口杯形器紐的器蓋，在大溪文化中常見，特別是在長江邊上的宜都紅花套遺址，出土有半坡類型的小口尖底瓶殘片。他認為“江漢地區的仰韶文化內涵單調，不僅基本是半坡類型的東西，而且從陶器群看，沒有早期遺存，迄今發現的都屬中晚期遺存，這可能是仰韶文化由中原往這里擴展時經歷了一段時間所致”

[22]岱海地區的早期農業開發,是由中原地區向北移民墾荒完成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遺存在岱海乃至整個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分布比較普遍,其中以王墓山坡下遺址最為典型。這個時期,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對外的影響空前擴大,在黃河流域很大的一個范圍內都發現了花瓣紋彩陶等，其中主要通過岱海地區對東北地區紅山文化也產生了積極影響。大司空類型文化系統與紅山文化系統融合，又產生海生不浪文化。

[23]岷江上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類型，仰韶晚期類型的居民是沿白龍江流域南下，過松潘草原，進而到達今茂縣、汶川、理縣等地。

[24]白龍江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在第一期階段與渭河上游及西漢水流域的同時代文化差別不大，都屬于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到了第二期階段，其文化面貌與渭河上游、西漢水、乃至黃河上游流域的同時代文化也基本一致，均屬仰韶文化廟底溝期。發展到第三期階段，白龍江流域與渭河上游、西漢水以及黃河上游流域的同時代文化仍然大同小異，以共性為主，可以歸入以大地灣四期遺存為代表的仰韶文化當中，即通常所說的“石嶺下類型”。但到了第四期階段，甘肅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發生了分化。東部以涇渭區為中心，通過常山下層文化發展為東部齊家文化；中西部以河湟區為中心，通過馬家窯文化發展為西部齊家文化。在白龍江下游的秦嶺谷地發展成以大李家坪三期遺存為代表的具有強烈地方特點和馬家窯類型文化因素的仰韶文化晚期類型；而白龍江上游的甘南高原則分化為馬家窯類型，其后的文化面貌尚不清楚。西漢水流域此階段的文化序列也不是很清楚，但可能更接近于渭河上游地區。

通過以上考古研究，可以看到，新石期時期中國核心文化——仰韶文化的產生、發展與演化，完全印證了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斷。

3.2、古籍研究

本文作者對《山海經》進行了十余年研究，發現《山海經》是具有很高科學信度和歷史效度的中國史前唯一古籍，其所記載的史前人文地理資料，與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初期中國長江以北地區的地理、氣候、植被、人群分布的最新科研成果，高度一致（此研究已著《探討中國史前人文地理的重要手段方法》，另文發表）。

《山海經》記載的人文地理資料，也完全支持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斷。

3.3、最新考古證據

[25]2007年04月03日出版的國際知名學術刊物《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披露：中外科學家最近完成了對北京周口店遺址田園洞人類化石的研究，發現了一批距今大約4萬年早期現代人化石，這也是迄今在歐亞大陸東部所測出的最早的現代型人類遺骸，化石表明：很難相信現代人類只是簡單地從非洲向東方擴散，特別是在歐亞大陸東部發現的稍晚的古人類帶有相似的混合特征。田園洞的化石指示存在從其西方和南方來的基因流。

“田園洞的化石指示存在從其西方和南方來的基因流”這一研究結論，恰恰與本文的研究結論一致。

四、本文結論

在上述諸學科的研究充分支持、印證的基礎上，本文作者認為：本文的上述研究推斷，作為本文的最終科學論斷，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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