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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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5年7月11日是“鄭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紀念日，從此每年這天被定為中國的“航海日”。五十三年前的1956年，臺灣當局也將同一天定為“航海節”。

世界進入后工業化以至信息化時代，全球一體化蔚成潮流之際，有心“以史為鑒”，憶鄭和（1371-1433？），知興衰，不免面對以下大哉三問：

1.梁啟超（1873－1929）問題：

1904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一文，將“鄭和下西洋”與西方的哥倫布（ChristopherColumbus，1451-1506）、達伽馬（VascodaGama,1460—1524）等的航海事業進行了比較。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梁啟超問題”：

“……鄭氏之烈，隨鄭君之以俱逝。則哥倫布之后，有無量數哥侖布，維哥達嘉馬以后，有無量數之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之后，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

鄭和以后，中國航海事業終止，與西方的海洋地位差距越來越大，是誰之罪呢？

2.李約瑟（JosephTerenceMontgomeryNeedham，1900－1995）問題：

為什么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16世紀之間，在將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于實用目的方面，中國較西方更為有效？而近代科學關于自然界的數理化知識以及相關的先進技術，卻輝煌而迅猛地興起于伽利略（GalileoGalilei，1564－1642）以后的歐洲？

3.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問題：

較之于西方，中國盡管有各種有利于資本主義產生的外在條件，但就像在西方和東方的古代，或在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盛行的地方一樣，在中國發展不出資本主義。這是為什么？

上篇：鄭和悲劇的歷史性警示意義

據說中國民間人文研究最熱門的兩件事，一是“紅學”，另一個就是“鄭和”。

從明成祖（1360-1424）永樂三年起，在1405至1433年的二十八年間，鄭和率隊七次下西洋，是值得長久緬懷和深入研究的重大歷史事件。據傳“下西洋”每次出動二萬七、八千人，舟船逾二百、包括“寶船”等艨艟巨艦六十余艘，歷訪三十余國，航跡遠達非洲東部，轟轟烈烈、盛況空前，充滿了喜慶的意味；其史無前例的航技水平和宏大規模，激勵著中華民族復興崛起的自信。但是，從社會發展軌跡的歷史視角看去，這一非常壯舉背后的悲劇性警示意義，恐怕更應引起后人悚然驚心、深入檢討，痛切反省。

盡管鄭和遠航表明，中國人擁有稱雄海洋的技術和財力，但結果自愿地退卻了。“下西洋”成為中華帝國走向海洋的絕唱，國運趨于沒落的一場“回光返照”，從此錯過了世界史上首開新猷的大航海、大發展時代。此后的天朝中國雖然還有擴展疆域的表現，但從社會發展階段而論，并無科技進步和體制革新內容，可謂無所長進，只是鮮有上升意義的“平面型”拓展而已；實質上國力與工業革命後的西方差距越來越大，終于在東西方不可避免到來的碰撞中一觸即潰、一敗涂地，割地賠款、屈膝求和、喪權辱國，淪為列強俎上魚肉。

美國宇航局（NASA）的首席歷史學家狄克（StevenJ.Dick）聰明地將鄭和航海故事的警示意義，用作發展美國航天事業的反面教材。2002年，美國政府意圖取消探索外太陽系的“新視野號計劃”（NewHorizons，又譯新地平線號）撥款。宇航局在敦促國會撥款的報告中引用了“召回鄭和案”，寫道：“1433年，當鄭和的航隊即將啟程探險那未知的大西洋時，明朝皇帝卻將他們召回了——從而中國失去了在哥倫布數十年前發現美洲新大陸的機會。而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是否又要由于目光短淺而失去另一次探索太陽系外新疆域的良機？”最后說服國會批準了該計劃，新視野號探測器在2006年1月發射升空，開始了探索太陽系八大行星之外的的十年征程。

鄧小平曾多次語重心長地提到“鄭和下西洋”，其意不在歌頌往日的輝煌，而是警告避免重演這樣的歷史悲劇。鄧小平在1984年召開的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深刻地指出：“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漸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時代，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

“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其中的質疑詞“算”字講得好極了。很多人以為“鄭和下西洋”是開放的標志，如果不停下來，中國最可能保持海上先進勢頭，早早進入資本主義，成為走在世界前列的強國；其實是個大誤會！

“鄭和下西洋”和歐洲十五、六世紀走向海洋的熱潮，是兩類不同背景、不同意圖、不同性質的航海事業。表面上可以比較高下，但內涵實質大相徑庭，不可同日而語。

當時歐洲的航海熱，因應商品經濟日益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而起，在追逐商貿效果的利益驅動機制作用下，具有自由發展的創造性開拓功能，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

中國特色的“鄭和下西洋”，則為謹遵皇命，宣揚國威，大把花錢，“俾天子聲靈旁達于天外”，妝點朝貢隊伍紛至沓來，威德遐被，四方賓服，“際天極地皆王臣”的盛世門面；純屬封閉性的欽差任務，基本上沿襲一些成熟的航路，既無發展經貿的明確意圖，也沒有長遠的外交政治目標；如果鄭和冒險去開拓新航線、探索新境界，是有違使命，不可想象的。因此即便“下西洋”再重復七次、七十次，即便早上一千年，即便真的到過歐洲、澳洲、美洲和南北極，除了勞民傷財，徒費國力，何嘗能夠富民強國、促進社會變革和發展。

回顧歷史，自從西漢武帝（公元前157-87年）壟斷鹽鐵、創輕商、賤商、反商政策以來，中國社會民間商貿繁榮的景象，大多曇花一現般出現在政局混亂，監管松弛，民間活動自由度較大的“非常時期”。一旦大局底定，皇權鞏固，就容不得“資本主義”發芽抽枝了。

近年來，關于中國歷史上早有“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很多。為了證明老祖宗不亞于洋人，本來自己也能發展進步到資本主義社會，于是出現了“戰國說”、“西漢說”、“唐代說”、“宋代說”、“元代說”、“明代說”、“清代說”等種種“萌芽說”，前后竟然相差兩千多年；其實無論那一代，哪里存在過發展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氣候，只是牽強附會一時商業活動活躍的暫態表象，霧里看花般夢幻錯覺罷了。間有明初“資本主義萌芽”之說，將“鄭和下西洋”與發展海外貿易攪和在一起說事的，無非又一個穿鑿用智、聊供自慰的例子。

元末明初的亂局中，出現了沈萬三（1330-1379）這樣的成功大商人。據《明史》記載，江南巨商沈富，字仲榮，號稱萬三（家產萬貫以上，排行第三），為新興的大明朝輸糧獻金，承包三分之一南京城墻工程；起先皇上恩賞有加，實則“太祖屢欲殺之”。沈萬三還想助朝廷犒軍，帝曰：“匹夫犒天下之軍亂民也，宜誅之。”經馬皇后勸諫，改戌云南，客死他鄉。沈萬三被捕時，立業之地周莊鎮上株連甚多，有盡誅周莊居者之說。

洪武十九年春，沈萬三長子“以戶役故，縲赴秋官；時伯熙（沈萬三次子）亦獲戾京師，適與兄同系獄。”伯熙當年就死在牢中。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沈萬三女婿顧學文被坐藍玉謀反冤案，誅連沈家六口，近八十余人同日凌遲。沈家可謂因為“富可敵國”，盡管竭力討好君主，逃不過家破人亡，滿門抄斬，財產籍沒的悲慘結局。明廷仇商立場，由此可見一斑。

明代的抑商政策體現在官府對商業的過度管制（如市籍、專賣、海禁等制度），對商人的過度剝奪（如沉重的商稅、鋪行火甲等），以及嚴厲限制遷徙自由（如里甲、路引制度，實行城鄉分隔，農民無法自由遷徙、自由進入城市市場。）等許多方面，而且還表現為官僚權貴利用特權經營工商與民爭利。

至于海上貿易，尤在遏制之列。海商來去無蹤，征稅相當困難，最可能成為朝廷無法控制的強大異己勢力。特權統治階層為了滿足窮奢極侈的需要，神州幅員廣大，“天朝無所不有”，盡可予取予求；即便喜好海外珍奇，也可經由官方特殊渠道獲得，無需指靠民間貿易。加上采行消極的海防政策，明朝建政伊始，即將“海禁”定為國策。

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1328-1398），在洪武初年就將“海禁”寫入《大明律》，為否定航海貿易下了死命令：“嚴禁瀕海居民及守備將卒私通海外諸國”，并將沿海軍隊和沒有田地的貧民合編成戍守海防的軍隊，用以執行海禁政策。朱元璋多次下詔嚴禁沿海軍民和海外各國進行貿易，并且對市場上私自販賣番邦貨物的商販進行嚴厲打擊。

明成祖朱棣向侄子建文帝朱允炆奪位篡權成功后，緊遵父訓，在《即位詔》中宣布：“緣（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后不許。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在沿海官員奏稱福建瀕海居民仍有私自下海和外國貿易時，朱棣“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明成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親自支持和主導遠航事業的雄才大略強勢君主，但他發動的“鄭和下西洋”，顯然沒有帶動民間海上商貿活動的意圖，如果說發展了官營國際貿易，那么充其量只是“厚往薄來”的一時性的“朝貢貿易”罷了。

鄭和船隊浩浩蕩蕩，云帆蔽日，巍如山丘，浮動波上，實質上卻是“孤帆遠影”，它的后面沒有，也不容許跟隨民間海商的船隊；及至清朝政府，甚至規定：片帆寸板不許出海，出界以違旨立殺。

成為鮮明對比的是，歐洲進行“地理大發現”的航海家們具有明確的經濟目的。當時土耳其控制了地中海通往東方的傳統商道。另一條從地中海經埃及由紅海通往印度洋的海路，又控制在阿拉伯人手里；西歐基督教文化區的航海家們力圖繞過東地中海地區的穆斯林勢力，開辟到印度、東南亞、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家的新航路，直接與他們做生意；而支持他們的國王們也期望從中獲得巨額財富。

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西歐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和資本原始積累的需要，是發展海上貿易的根本推動力；目標在于尋求新的財源，滿足國庫和社會的需要，特別是為新興資產階級事業開辟廣闊的活動場所。

哥倫布在《致西班牙國王和王后書》中寫道：“黃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寶貴的。黃金是財富，誰占有黃金，誰就能獲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時也就取得把靈魂從煉獄中拯救出來，并使靈魂重享天堂之樂的手段。”他們被一種內在的經濟力量所推動，一旦獲得成果，受到既得利益的刺激，愈益煥發旺盛的進取精神。西方航海活動最初的“發現”，不僅不是其終點，恰恰相反，而是它的新起點，因而持續不斷，歷久不衰。其實，即使哥倫布沒有到達美洲大陸，達·伽馬沒有繞過好望角，以后的幾十年中，其他人也會這么做，不可阻擋地向全球擴張。

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不僅有強大的經濟利益驅動原因，亦非盲目的冒險行為。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就已提出“地球”這一概念。公元2世紀，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在他的《天文學大成》中進一步論證了“地圓說”。十四世紀歐洲“文藝復興”以來，掀起了一場科學與藝術的革命，學術界發展了古希臘的這些學說，當時已有不少人相信地球是圓的，開辟新航路的探險家及其贊助者就都懷有這樣的信念。但是那時的中國，天圓地方（“蒼天如圓蓋，大地似棋局”）的地平觀念根深蒂固，也從來沒有從科學上論證未知世界的存在。

從美洲發現者哥倫布1492年與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簽定的五條協議，以及首次環繞地球成功的麥哲倫1518年（FernandodeMagallanes，1480－1521）與西班牙國王查里五世訂立的發現香料群島的協定，都可以看到這些勇于探險的航海家們相當于有大利可圖的特殊承包商。

哥倫布與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簽定的五條協議中包括：

——任命哥倫布為他所發現或取得的所有島嶼和大陸的元帥，他和他的繼承人永遠享有這個職銜及相應的一切權利和特權；任命哥倫布為這些島嶼和大陸的總督和省長，他可以對每個下屬官職提出三個候選人，以便西班牙國王選任其一；哥倫布保有這些領地所出產、交換而得和開采出來的一切黃金、白銀、珍珠、寶石、香料和其他財物的十分之一，完全免稅；凡涉及到這些財物或出產品的任何訴訟，由哥倫布或他的代表以元帥身份掌握審判權；哥倫布有權向開到這些“新領地”去聯系經商的任何船只投資八分之一，取得利潤的八分之一。

麥哲倫與西班牙國王查里一世訂立的協定主要內容有：

——特責成你們在屬于朕的海洋里發現豐富的香料以及朕最需要而且使我國獲利的其他東西，……考慮到由于你們的效力，使朕獲得很多福利以及擴大我們卡斯提王室的版圖，為補償你們的勞績和面臨著的危險，朕愿下令賜給你們，從你們發現的島嶼和大陸獲得的一切利潤和收入，以及損稅和替朕征收的其他進款中，除去你們負擔的開支后，給你們留下二十分之一。朕也把上述地方和島嶼的欽差和總督官銜賜給你們、你們的子孫與合法的繼承人。”

西班牙、葡萄牙等王室的船隊不過三、五艘，甚至只有一艘船，但它后面跟隨著民間海商的活躍船只；每當開辟出一個海區，民間海商只要交納“執照”稅，便可進入規定的海域經營。

1492年8月出航的哥倫布的船隊，僅有三艘，乘員八十七名；旗艦不到一百噸，也許不足傳說中鄭和“寶船”排水量的十分之一；到達美洲時，已經失去一艘，留下兩艘也落得滿身瘡痍。但哥倫布和該期間的歐洲航海熱，帶來了地理大發現，開創了海上貿易的新紀元。

歐洲的航海事業扮演著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重要角色。從15世紀發現新航路起，許多歐洲國家在亞、非、美三洲建立殖民地。這些殖民地不僅為母國提供原料和出口市場，還進一步擴展了世界貿易，產生了龐大的商品需求；人們迫切需要采用機器和其他先進方法來增加品種、提高產量，成為促進科技迅猛發展，引發工業革命的強大動因。

“鄭和下西洋”雖然談不上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功能，卻規模龐大，人數眾多，耗資驚人，每次長途航行，要付出天文數字的代價。為了建造船只，明廷不惜“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據明史專家黃仁宇先生估計，第一至四次“下西洋”的開支，相當于國家兩年歲收之鉅，還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費用；如此一發而不止，卻不能帶來任何現實的經濟效益。每次出洋，裝載大量金銀、銅錢、瓷器、飾品、絲綢、茶葉、棉布、金屬器皿、各色農具等。遍歷諸番國，宣詔、給賜，不服則武力懾之。換來的是“進貢”專供皇室和貴族官僚享用的象牙、香料、珊瑚、珠寶、補藥、珍禽異獸（獅子、駝鳥，以及誤認為瑞獸麒麟的長頸鹿等）和各種奢侈特產，或者在異域采辦一些珍奇玩物。說白了，好像一個攜帶巨款的家奴，為主子出洋采辦奇貨，以博君主“龍顏大悅”。此外，還要承擔來貢人員的大量賞賜和高規格接待費用（永樂晚期前來朝貢的達六十多個國家；第六次下西洋時，跟隨鄭和船隊來華的有一千二百多位“外賓”。）總的來說，這種航海活動“貢少賜多”，“厚往薄來”，根本沒有像西歐航海業那樣帶來巨額商業利潤，反使國庫空虛，乃至嚴重損害國家經濟基礎。

有人指責宮廷權術斗爭導致“罷寶船弊政”，歸咎于一些身居要沖，崇尚“輕利反商”，鼠目寸光、妒賢嫉能、陰險毒辣的“儒臣”的阻擾和反對。實際上這種說法亂了思維邏輯，顛倒了正反黑白，看不到決定中國陷于每況愈下的悲劇命運的深刻原因。不敢恭維也。

船隊所消耗的財富，必然轉嫁到人民的稅收頭上，中國本土經濟包括最富饒的江南地區的發展被極其嚴酷的高稅率所抑制；成為明朝政府和人民的沉重負擔。由于國家支出過大，賦役征派繁重，有些地區農民揭竿造反了；永樂十八年（1420年）山東女子唐賽兒領導的起義是其中影響較大的一支。如此大規模消耗性的鄭和航海活動根本不可能無休無止地持續下去，注定要招來皇帝反悔和統治集團內部紛紛指責，無以為繼，淪為絕響。那么大臣們的反對有什么不對呢？

鄭和去世后，明宣宗之子，第六代皇帝英宗曾打算派遣都指揮馬云等再度出使西洋，忠義前衛吏張昭上疏稱：“今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絕食逃竄，妻子衣不蔽體，被薦裹席，鬻子女無售者。家室不相完，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已成市臠，此可為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費，益以府庫之財，急遣使振恤，庶饑民可救。”大臣們都認為言之有理，馬云的西洋之行終未能成功。到了成化九年，英宗之子憲宗追慕先帝功績，有意重下西洋，也為臣下痛諫阻止。正如一位老臣劉大夏所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寶而回，于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諫也。”。以后明朝八代皇帝再也不提下西洋的事了。

如果說鄭和航海能夠促進中外商人進行海上貿易，那只能是所謂“貢舶貿易”：指外國貢使來華，除攜帶貢品外，準許捎帶一些商貨進行貿易。由于朝廷對此提供種種優惠，不僅一度全免稅收，還高價收購其部分商品，多屬虧本買賣。（《明史.食貨志》載，有司請征其稅，明成祖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隨著鄭和航海事業的終結，朝貢和相應的“貢舶”活也就迅速衰落了。

由于徹底封鎖了中外正當貿易的渠道，民間的走私與海盜結合了起來，特別是同倭寇勾結的走私和海盜活動，在沿海地區大肆騷擾掠奪，成為有明一代的心腹大患。一些有見識的官員察知關鍵所在，指出應在加強海疆軍事力量的同時，取消海禁，重開海市；如此“不僅可使倭黨自行潰散，也可使瀕海之貧民假此為生，不萌參與寇盜之意”，“市通則寇轉化為商，市禁則商轉化為盜”，但未獲朝廷認同，結果損失最重的是沿海民眾和國家利益。

明代后期倭患漸息，特別在萬歷帝（神宗）近三十年不上朝，政府陷入空轉的亂局中，某些地區一度略有放松海禁，但仍然保持著苛刻的限制，束縛著海外貿易的正常發展。其后清朝制訂了更加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一直延續到了鴉片戰爭前夕。

那么，明成祖當年不惜工本，大張旗鼓，派遣鄭和遠航究竟動機為何，應該如何定性？

按照梁啟超的推斷：“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好一個“虛譽”“自娛”。用現代政治術語來說，“下西洋”堪稱一場中國古代最為不惜工本、勞民傷財的花架子“面子工程”或“政績工程”；換來的只是在南洋轉瞬即逝的“政治影響力”，沒有給中國帶來實際利益，沒有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各國的歷史進程，對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貢獻可說等于零。

歷代專制王朝，無不愛好花架子“政績工程”，以虛譽自娛；然而，“鄭和下西洋”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由獨一無二的明成祖朱棣所促成的非常之舉，或者說是一項孤立的超大型花架子“政績工程”。過去未曾有過，此后不再發生，也不會激起連鎖反應。

朱棣從侄子建文帝手中奪得皇位，依靠殺人如麻、殘酷鎮壓的高壓恐怖手段，掌控著最高統治權力，好比莎士比亞心理描寫名劇《馬克白》（Macbeth）刻畫的那位蘇格蘭篡位國王，生活在噩夢連連，夜不成寐，多疑和恐懼的異常心態之中，擔心繼位合法性不獲承認，害怕天地祖宗的懲罰。他決意遷都北平，遠離冤魂幢幢的石頭城。他特別需要借助燦爛輝煌的圣德神功建樹“政績合法性”，換取“奉天承運”的“公允”、自信和安全感。

朱棣作為強勢的篡位新君，當然會效法李世民，一位兄弟相殘奪取大寶，具有類似不光彩經歷的君主為榜樣，向往盛唐貞觀治世萬邦來朝、不可一世的天可汗威儀，一床錦被何愁遮蓋不了百丑？為要贏得大批夷狄番邦來朝，東面以大量恩賞為代價與強悍的日本暫時建立了宗藩與冊封關系；北方蒙元殘部威脅不止，形勢仍然嚴峻；西部有蒙古帖木兒帝國阻擋；南方除了接壤的安南因內部事端引起明朝出兵干預外，海外諸國幾乎從未滋事，一旦出洋宣撫，可期大見成效也。

朱棣作出南下出海召貢的決策，尚有以下支持因素：

1.唐宋兩代，海船制造和海運技術都有可觀的進步。蒙元政府雖也借重“儒術”治國，但未受“儒家”（“偽儒”）傳統的嚴格制約，奉行比較開放的外交和貿易政策。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不等統一江南戰爭結束，便誥諭海外國家：“誠能來朝，朕將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元史》卷10）此時蒙古人在俄羅斯、中亞和東歐等地建立了欽察、伊兒、窩闊臺、察合臺等諸多汗國，中國派出的使者，可以手持令牌一路暢行無阻地到達阿拉伯和歐洲；海上漕運非僅需要，而且空前方便。元代“官本船”與私人航海貿易并存，并頒布了《市舶則法》，設立了保護百姓舶商的條款，因而“富民往諸蕃商販者，率獲厚利，商者益眾。”（《元史》卷205）導致海上貿易繁榮發達。

元代無論航行規模，還是造船和航海技術，都超過了唐宋。元時中國旅行家汪大淵（1311-1350），在鄭和出生前三四十年中，曾兩次航海周游列國，寫成了《島夷志略》，記載涉及二百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對印度洋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做了詳細介紹，提供了大量關于貿易、航線和民俗方面的珍貴記錄。這時中國人眼中的西方已經由西域和阿拉伯推展到了歐洲。

明初集前朝航海技術和經驗之大成，中國航海能力達到了巔峰狀態；加之開國以來實行休養生息、移民墾荒和屯田政策等積累的財富，為“下西洋”提供了必要的技能和財力保障。

2.鄭和的個人因素值得重視。鄭和原名馬和，生于云南昆陽一個有名望的回族家庭。先祖為西域普化力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的布哈拉）國王，歸附宋朝，加封慶國公。宋亡，五世祖歸順元朝為官，后追封咸陽王。曾祖封滇陽侯。祖父封淮安王。祖父和父親早年曾駕船漂洋過海，到達紅海一帶，去過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麥加城）朝圣；他們講述東南亞、印度洋一帶海外各國風土人情、珍聞軼事，并以遠航圣城為榮耀，想必印象深植孩子心靈。

馬和12歲那年，在改朝換代的干戈動亂中，被明軍擒獲，作為敵方子弟遣送南京，經過閹割，留在宮廷當太監，輾轉落入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門下。

出身世家的鄭和慘遭不幸，成為去勢殘廢賤民，但歷史的荒誕性造就了命運的戲劇性。朱棣在奪權斗爭中，不拘一格用人才，突破了乃父關于限制太監的禁令。馬和長得濃眉大眼，體態健美，且聰明伶俐，才智過人，忠于職守，出入戰陣，屢建奇功，深受朱棣賞識。奪權成功后獎賞“靖難”功臣時，馬和因在河南鄭家壩戰斗中戰功赫赫，被賜“鄭”姓，并晉升爲四品內官監太監，這是宦官中最高的品級。

鄭和目睹永樂帝猜疑、殘暴成性，周圍近臣自保也難。刑余閹人盡管立功受獎，忝列廟堂，總是成不了正果；加之出身不好，必須在歧視和傾軋中“夾著尾巴”討生活。從鄭和非同尋常的身世、才干和經歷看來，必不甘湮沒于險惡無常的宮闈政治漩渦當中。鄭和若要發揮自己的優勢，找回失落了的自我，重拾祖輩雄風，突破前程極限，“下西洋”壯舉當是最值得追逐的第一浪漫夢想。本同印度洋無所瓜葛的的朱棣，極可能受了“貼身顧問”鄭和的直接影響，終于作出了“下西洋”以及委派鄭和為正使的重大抉擇。

3.史家猜測“下西洋”可能與追緝被推翻后失蹤的建文帝以及張士誠余部等有關，但至今無法確證。

朝廷存在對立的贊成派和反對派。贊成“下西洋”的除了永樂皇帝朱棣之外，一般不是朝臣，而是和尚、相士、太監和軍人。這些人以各自的特殊身份影響著皇帝的決策。反對者則多為朝廷大臣，其中以經歷了四代皇帝的戶部尚書夏原吉（1366-1430）最為執著。大臣們的反對，固然有不滿宦官參政的原因，但主要著眼于耗費巨資，不利國計民生；由于“下西洋”本來談不上什么商業意義，所以反對派其實不涉“反商”這一命題。

夏原吉作為財政大臣，堅持反對鋪張糜費的“下西洋”以至勞而無功的“御駕北征”等“不世偉業”，但不能違抗君命，一直兢兢業業，勉力籌劃，保障后勤支持。永樂后期，國庫經過多年支付“下西洋”、征伐漠北和安南、編撰《永樂大典》、修建大報恩寺、重新疏通大運河等一系列巨型工程，以及建設新都北京城等浩大開支，早已捉襟見肘。這時大臣們紛紛進諫成祖罷遠航，連當年支持下西洋的中書舍人袁忠徹等也進言“取寶之非”了。

1423年第六次下西洋期間，北京皇宮剛剛建好的三大殿被閃電擊中，引發大火。明成祖認為是上天示警的兇兆，“詔求直言”時，翰林院侍讀李時勉侍講鄒緝等都以“鄭和下西洋”為不當之舉。加上夏原吉報告國庫收支困難狀況，使得成祖不得不下旨暫停“下西洋”。

次年八月，明成祖第五次北征回師途中，在沙漠中病故。子仁宗繼位后，夏原吉立刻上書，要求罷“下西洋”事，節約國用。仁宗言聽計從，下詔曰：“下西洋諸番等國寶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倉等處安泊者，俱回南京，將帶去貨物仍于內府該庫交收。”真的是“人亡政息”了。

于是浩浩蕩蕩下西洋的船隊被擱置在南京港口，著鄭和任“南京守備”（明制本無此職，大約因安置鄭和而特設），率部下官兵修理南京宮殿。皇帝竟然不發給他們維持生計的月糧。當時南京的地方官李隆仗義上書請米，仁宗勉強同意，卻撥下了專給囚犯吃的罪人米充抵鄭和官兵的口糧。

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子宣宗繼位。鄭和副手為辛勤修理南京故宮竣工的軍民請賞，豈料宣宗無故大發雷霆，命令司禮監斥責“鄭和毋妄請賞賜”，甚至直接派人警告鄭和“謹守禮法、毋窺伺朝廷，一切非理之事，不可妄有呈情。”

“下西洋”不僅經濟效益闋如，政治上也沒有明確有效的建立長遠外交關系目標。鄭和航海停止后，海外諸國與中國的關系馬上就疏遠了，“外藩貢使多不至”。宣德五年，在南京苦守六年，失意、失望至極的鄭和，向新君提出了死諫。那時夏原吉已去世，宣宗為扭轉諸番國朝貢不繼，國門乏人叩問的失落局面，1431年1月派遣年屆花甲的鄭和，以較小規模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這次鄭和船隊到達了回教圣地麥加，大多隨船穆斯林實現了朝圣夙愿。據學者考證，1433年4月，鄭和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的古里，葬衣冠于南京牛首山。也有另說以為鄭和回國后在1435年去世。

來華納貢朝拜的各國使節們，多要搭乘下次“下西洋”免費便船返國，恐怕這也是“下西洋”欲罷不能的一個原因吧。一旦罷航，最后一批使節回不去了，不得不在中國等了三年，直到英宗登基后，才有機會搭乘爪哇國的船只回去，但在海中遭遇風暴，不幸溺死了五十六人。

寶船罷航，海外諸國得不到明帝國的慷慨恩賞，很快離心離德，甚至心生怨懟，朝貢關系不克維持，來自印度、西亞、非洲諸國的入貢旋即絕跡；英宗正統年代之后不久，朝貢制度就名存實亡了。那時的明朝皇帝已經擺脫了《馬克白》式心理危機，國勢則走上了下坡路，上演“下西洋”型大戲的動機和能力均已消退，只能聽之任之，無所作為了。

鄭和以后，明朝全面封鎖海疆，越發嚴格執行海禁政策。在《大明律》中關于海禁有這樣的嚴厲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棉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可見禁令用刑之重。1500年時，朝廷禁止民間建船，凡建造雙桅船只者一律被處死，到1525年，更明令拆毀所有遠洋船只，不僅中止遠航，而且連海軍也不要了。從此開始了近五百年之久閉門自守的漫長歲月。

鄭和和他的部下被冷落在南京期間，花了三四年整理出了大批“下西洋”資料，包括：歷年航海日志、水軍編隊、生活安排、日常運作、開支賬目、聯絡通訊方式，出使水程的海洋圖，天文資料，造船工程圖紙，鄭和與朝廷的來往文書信件，鄭和的私人文稿等等，匯編為《鄭和出使水程》檔案。這批極其珍貴的資料被移交兵部保管。

鄭和船隊實物幾已蕩然無存。上述“下西洋”官方檔案資料，包括用生命和心血創造的航海經驗以及有關國防機密等珍貴史料亦已完全失傳，據說被明朝政府官員統統燒掉了，也有人以為燬于李自成攻入北京時的大火，或是乾隆編纂《四庫全書》焚燒舊籍。所以如今無法知道每次遠航的確切規模、到達地點和經過情形；幸有鄭和隨員的一些記述流傳下來，如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其他如晚明作者茅元儀的《武備志》，一些碑刻，以及小說戲文稗史等，可供約略揣摩。

“罷寶船弊政”后，終有明一代，朝廷和主流政治界不再在乎鄭和的偉大壯舉，并且從心底里藐視甚至仇恨這位功勛彪炳的大航海家；沒有任何一位文人為鄭和寫一篇傳記，一切官書中都看不到關于鄭和生卒年月的記載。直到清末的四百多年間，鄭和的名字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所謂正史記載，而今唯有清乾隆時大學士張廷玉主編的《明史》的《宦官列傳》中有寥寥不到八百字《鄭和傳》，其中關于鄭和的身世，只有三十余字，也不提生卒年月。至于“下西洋”活動中大多數人的名字和業績，早被當局棄之如敝屣，完全沉沒于歷史的海洋中了。

因此，今日緬懷和研究“鄭和下西洋”，非常缺乏確鑿資料來求證傳說中的情節、規模和盛況，有些廣為流傳的說法其實出自話本小說。清代官方編修的明史《鄭和傳》記載“寶船”長44丈4尺（142.1米或466英尺），寬18丈（57.6米或176英尺）；據查此數據可能來自一本名為《西洋記》的神怪小說。現代造船專家認為，運用最新高科技手段，也造不出上述大小可供實際航海的木質“寶船”。（作為中國現存最大的木構建筑故宮太和殿，明代稱奉天殿，其長度尚不及此船的一半。）《西洋記》也承認，那么大的船凡人是造不出來的，幸得國師施法請來“魯班師傅”等一眾神仙相助。今天若要用科學方法考證這類基本的重要的資料，排除浮夸失實，背離常識，荒誕無稽之辭，或者說要“還原”傳說中鄭和航海的種種“世界第一”，恐怕不比石器時代考古容易了。

非同凡響的“鄭和下西洋”，畢竟顯示了中國人的高度智慧和能力；但無論從國家、民族，以至鄭和本人和全體航海勇士們的命運看來，皆以沉痛不堪的歷史性悲劇收場；如同一部華麗壯闊、凄美浪漫的史詩長卷，訴不盡神州中華反人性、不長進的自作之孽大格局中任誰也躲不過去的沉淪厄運。

鋪陳至此，事態發展的深層原因已見端倪，“所謂明初“資本主義萌芽說”實屬無稽之談，恰恰相反，一切跡象顯示，中國社會存在著某種產生科技革命和資本主義的不可能性。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歷史長河中的偶然，“鄭和悲劇”則是中國歷史大氣候決定的必然。

回顧本文開宗明義大哉三問，“梁啟超問題”也好，“李約瑟”問題也好，其實都是“韋伯問題”的一個分支。如果中國存在一種自我否定“萬物之靈”天賦特秉創造能力，不容發展形成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癥結，那么“鄭和下西洋”的封閉性實質、悲劇性結局，以至日后國運衰敗，落后挨打，淪為魚肉，就是早被這種內因宿命般予定，沒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下文將就韋伯的中國問題展開上下求索謀解之旅。

下篇：風雨神州“真假孔子雙包案”

人之異于禽獸，在于擁有天賦特秉靈性創造能力。

世界上每個心智健全的人，無不具備生物共有的趨利避害本能，亦即作為進取動力的利己之心（俗稱私心），應能驅策靈性創造能力，謀求最大限度增進自身的福祉，其合成結果可以造成社會性的發展進步大趨勢。“發展是硬道理”嘛！

但事實上，并非每個國家、民族都在發展進步之中，就像“鄭和悲劇”及其后續事態顯示的那樣，偌大神州中華好似集體喪失了“萬物之靈”天賦特秉的創造性活力，長陷社會于停滯不進的狀態而無以自拔。這種情形，應該怎樣解釋呢？

人們為中國尋找了一大堆理由。從地理環境、海岸結構、疆域大小、人口密度、治水背景，專制集權、“儒家”思想……以至象形漢字對人腦的“不良影響”等等。但啟迪心智，真正“觸及靈魂”之論，宜推馬克斯.韋伯。

韋伯以為，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過“理念”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經常如“路軌上的轉轍器”一般，規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仍是利益的動力推動著行為。人們藉著這種“世界圖像”試圖解答下列的疑問：我們愿意“從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記……要如何才能獲得解救。（引自WolfgangSchluchter著《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顧忠華譯，聯經出版社，1987）

韋伯喻為“路軌轉轍器”的“理念”，是指人類的基本價值觀，可謂“文化的根本”、“根本的文化”，或稱“心態文化”，一旦成為社會性思想信仰體系，具有“規定了軌道的方向”的重大影響力。

換言之，當人們因利益驅動謀求進取時，途中必定遭遇許多岔道，需要隨時作出選擇；不同的選擇，造成了不同的社會發展趨向。韋伯比擬為“路軌轉轍器”的“心態文化”，是左右這樣的選擇的第一要素。如果大體選擇對了，即便難免種種偏差，也能及時修正，維持上升的進步的勢頭。若是根本選錯了，可能滑向懸崖峭壁，成為開除球籍的歷史淘汰品；有的幸而沒有落到這步田地，但因循往復轉著圈子，天賦特秉靈性創造能力似有若無，長期不見長進，喪失了“萬物之靈”存在天地間的積極意義。

不妨這樣說，一種優質的“心態文化”，可以引導人們從生物本能的利己私心出發，因感悟而升華，產生足夠強度的利他愛心（公心）；“兩心”聯合運行，驅動、調控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實現利己與利他的統一，每個人的創意進取努力，匯成社會發展進步的洪流，于是人類有了進階不止，“與天地叁”的無限美好前景。

反之，劣質的“心態文化”存在兩種極端典型：

1.奉返祖“叢林法則”為圭臬，將利己私心推向自私極端，借靈性創造能力以損人利己，犯罪作惡，最終傷害甚至毀了自己。

2.奉行虛偽的反人性道德觀，把天經地義的利己私心和萬惡之源的自私之心等同起來，把天理和“人欲”對立起來，從而壓抑以至否定利己私心的正當性，貶靈性人類為強權統馭下的馴服工具，扼殺了人生最可寶貴的創造性活力，阻斷了社會發展進步的“當行之路”。

把“心態文化”和經濟動力聯系起來，以解釋世界各地社會發展趨向不同的內在原因，既暗合亞當.斯密（1723-1790）或卡爾.馬克思（1818-1883）的經濟動力觀，但又“彌補”了經濟動力觀鞭長莫及之端，對於詮釋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重大“抉擇”，可能有一種發蒙振聵的意義。

韋伯精辟地指出，某種社會精神氣質（Ethos）或“精神杠桿”對於資本主義體制的發展，尤其對於它的起源是至關重要的。他以為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教義的精神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具有一致性，關鍵在於宗教原則與適合於資本主義要求的現世活動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關系，也就是說，主觀上按新教倫理所采取的價值觀在客觀上符合資本主義職業觀的要求。

韋伯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稱賞基督教新教產生的這種以宗教熱忱改造現實生活的心理轉變，他寫道：正因為這種從“離世修行”轉到“現實生活實踐”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會才能成功進行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社會。

韋伯還是那時候少數對中國文化感興趣，并實際著手研究的西方學者之一。他在1916至1919年陸續發表的《儒教與道教》一書中，專門論證中國之所以沒有成功地發展出像西方那樣的資本主義的原因。

韋伯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結構、制度和技術等方面的特征之后，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這些“物質的”、具體的因素上，有利和不利的方面都存在，而決定性的影響來自精神因素，即“儒教”（“偽儒”—作者注）與道教的消極和傳統的本質。斷言“儒教”傳統缺乏“入世制欲主義”（新教倫理中以聚財致富和節制消費為天職的信條）的積極因素，與資本主義精神格格不入，來反證新教倫理對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獨特推手作用。韋伯從中國士階層和西方市民階級的對照中，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理想”。士的“君子”教育，培養的是嫻習經典與禮儀的優雅格調，但鄙視專業知識，缺乏進行改革的動力。而道教所具有的消極避世和神秘主義傾向，也使得它無法產生改造世界的革命性的舉動。相對地，西方市民階級則是以世俗職業作為自我實現的場所，一種目的理性式的、計算的、專業的行為傾向構成了現代“職業人”的性格特徵。可見西方中古城市發達的市民階級所發展出的風格獨特的各種制度，

韋伯作為一個不懂中文的外國人，利用當時從西方傳教士和殖民活動中獲得的一點有關中國知識以及少量的被譯介過去的經典書籍作為研究依據，能對中國問題的癥結有如此深切的見地，真是難能可貴了。可是韋伯的中國知識和漢學研究水平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他顯然未能揭開真儒蒙塵歷史悲劇的帷幕，無從察知“真假孔子雙包案”的存在。

中國特色的“路軌轉轍器”把自己的歷史引上了無所進步的陳軌舊道，千百年循環轉圈不已。以至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W．FriedrichHegel，1770-1831）談到中國的時候，竟然認定：“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復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

某種“路軌轉轍器”之所以能夠長期支配一個國家的命運，阻斷發展進步的大趨勢，決非孤立的“心態文化”獨角戲所能為，必有政權力量的決定性支持與控制。訴諸中國和世界歷史經驗，若是一個國家、民族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條件，意味著這種因循無已的“劣質轉轍作用”堪以鑄就停滯不進的超穩定運行機制，非經外力抨擊，幾有萬世不易之靜氣。

這三個條件是：

1.一個無制衡的絕對權力政權。

2.一個可以用來支持絕對權力政權“常盛不衰”、“永世其昌”的思想信仰體系。

這種思想信仰體系，相當于韋伯所說的“路軌轉轍器”，必定提倡愚忠唯上，壓抑民眾的個人自我意識，取消民眾獨立人格，否定民眾自由發展的權利。

這種思想信仰體系，可以是神性的宗教，也可以是非神性的理論體系，但后者若為絕對權力政權所利用，往往會被賦予類似宗教的“神性”權威特征，就像中國的“儒教”那樣，成為“不是宗教的宗教”或“另類宗教”。

3.“政教合一，教為政用。”統治者集世俗權威與精神權威于一身，思想信仰體系淪為從屬于絕對權力控制下的愚民工具。

三者齊備，就形成了“天無可逃”充分條件。

這種情形，既發生在中國，也發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借此可以解釋，為什么同屬基督教文化體系的東正教地區，西方古代文明先驅、科學與航海的發祥地希臘，失去了蓬勃發展的勢頭；雄心勃勃的俄羅斯，以及一些東歐國家總是遠遜風騷，上不了臺階？為什么堅拒宗教改革、脫離羅馬教廷，厲行“政教合一”的海洋霸主西班牙，俄而一蹶不振，淪為歐洲突飛猛進大趨勢的局外另類，包括它在美洲的廣大殖民地，普遍明顯落后于新教國家及其殖民地？

中國本來非常幸運。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倡導以“仁學”為核心的理性儒家思想體系，提供了一整套“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偉大理念，堪當引導社會發展進步不止的優質一流“路軌轉轍器”。

“人欲”者，出諸一切生物“趨利避害”本能的利己私心，光明正大，理所當然；但若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無視他人和群體利益，任憑私心趨于損人利己的極端，成為與“唯我主義”同義的“自私”之心（孔子那時稱為“貪欲”），就是驅策靈性能力用于犯罪邪道的萬惡之源了（相當于基督教神學所說人類特有的“原罪”？）；到頭來終要導向自己的反面，利益不保，遺禍大眾，難逃倫理和法制的懲罰。

----“貪欲”不同于“人欲”，“自私”之心也不同于“私心”；它們既非同義詞，甚至不是近義詞。

“與鳥獸不可言仁”也。作為舉世無雙的靈性人類，必當超越與鳥獸蟲豸共有的生物本能，擺脫“弱肉強食”型“叢林法則”的局限性，去尋求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當行之路”。

一切生命體當中，唯有“萬物之靈”的人類能憑天賦特秉靈性能力感悟，弘揚“利他愛心”（公心）以調控那與生俱來、其勢強勁、容易趨向自私極端的利己私心，從而建立良性的人際合作關系，可以驅使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是為人類特有的倫理道德觀念濫觴，藉此方能組建社會生活，走出史前蒙昧時代，呈現發展進步大趨勢。

儒學“以人為本”，“以己為本”，“以利為本”；但以為人當因“自愛”而“愛人”，由利己私心升華煥發足夠強度的利他愛心（公心），于是利己的努力不僅無害于人，還能帶動集體、社會、國家，以至整個人類大家庭發展進步，在共贏的格局中實現利己效益最大化。（參見附錄：參考文章之4）

這是因為，“愛人”可以“使人愛己”。“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離婁章句下》）“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禮志》）

擯斥愛心的自私或唯我主義者其實是傻瓜。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愛心（公心）為你帶來尊敬、贊美、信任、支持、多助、和諧以及安全感；因此，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弘揚利他愛心（公心），決不是否定個人重要性的苦行主義，更非無謂的自我犧牲，而是一種最為他人和集體樂於接受的愛己方式，或者說絕頂高明的利己之道；應是“萬物之靈”生存和發展的要素，成功和快樂之源泉。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三者之中，“人和”是一切事業獲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人和”因“兩心”（利己私心和利他愛心）協同運行而發軔；一旦“兩心”協調關系達到當時當地條件下的優化狀態，借用無線電學名詞“調諧”，稱之為“兩心調諧”狀態，則“人和”進入極致佳境。

證之孔子原話，《荀子．子道篇》有這樣的記述：

孔子同學生們討論“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孔子給予他們“士君子”的好評（相當于八十分吧）。

顏回答得最出色，說：“智者自知，仁者自愛”，直接挑明了仁的本源。利他的愛心（或公心）系由利己私心升華生成，行仁的根本動力源自利己私心；出諸“自愛”的利他之心，才是有源有本，或者說是靠得住的真性仁心。“仁者愛人”者，是“仁者使人愛己”的“自愛”表現；換言之，離開了為己的“自愛”，就“一切皆空”，什么事情也作不成了。于是孔子給予顏回最高評價：“可謂明君子矣”（打滿分了）。（《家語.三恕》有類似的對話記錄）

仁者立足“兩心調諧”型基本價值觀，肯定“利己私心”天經地義的正當性，絕非否定“利己私心”的反人性的假道學偽君子，但也決不是自私的“唯我主義”者。仁者相信為人之道當由利己的“自愛”為基點，展現利他的“愛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遂能“使人愛己”，在共贏中獲致安全、穩定、充分、可持續的回報，是為“仁者”實現“自愛”的高明正道。

因此，仁學是“為己之學”；是煥發靈性創造能力的創新求進之道。《大學章句》引用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強調不斷求新，不可稍怠也。接著引用《康誥》曰：“作新民。”言鼓之舞之，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仁學”的內容可以歸納為三大部分：以“仁”為指導思想，運用“孔門心法”即優化求解的科學方法論---“中庸之道”，制訂符合當時當地歷史條件下的應循行為規范---“禮”，由此組成了一整套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仁－中－禮”三位一體，金聲玉振、經世致用的普適性共性指導原則。

以“仁學”為核心，上切“模糊信天觀”，下接“社會發展目的論”，三者構成了人稱“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體系。

──孔子的“模糊信天觀”：孔子以理性立論，不涉“怪力亂神”，但相信存在至高無上的“天”，“萬物之靈”應能感悟“天理”，找到“人之所以為人”的“仁學”真諦；從而提供了一種神學、哲學和科學互相包容，共存共榮，大而化之的人本主義信天觀；據此，無論秉持有神論或無神論，中外古今一切優秀思想哲學體系的真理內涵，得以息息相通，交融無礙，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利于調動一切人自覺貫徹“當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積極性。

──孔子的“社會發展目的論”：“仁學”引導的“當行之路”，究竟可以通達何方呢？唯有將前進方向、近景和遠景目標指點明白，方有大奔頭，大決心，大動力，大作為。為此儒家提出了人類社會發展分階段的大目標及其政策綱領，首先爭取實現人際關系比較合理和人民生活相當富裕的小康（庶、富、教）社會，進而奔向“盛世大和平”，“大道之行也”的理想化大同社會。

孔子高度理性的儒家思想體系，是指引“人間正道”的大本大源之理，萬古常青，歷久彌新；但超越了兩千五百年前上古中國的歷史局限條件，缺乏現實的可行性，因此到處碰壁，甚至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尤其不幸的是，西漢武帝劉徹采納御用文人今文經學家董仲舒（公元前179一104年）獻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篡改真儒，草創“偽儒”，形成一種無限忠君唯上、扼殺自我意識的愚民“社會控制論”，作為強加于全體中國人的準宗教型思想信仰體系。還引申產生所謂“崇本抑末”、“士農工賈”為序的輕視和限制民間商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固步自封經濟政策，其目的當然都是為了壓抑民眾的私心進取積極性，防范循此產生富裕的自由經濟階層，成為難於控制的離心以至抗衡君權的社會勢力。

劉、董政治雙簧貽禍最為深遠的杰作在于精神禁箍，以“天不變，道亦不變”之說，倡封殺靈性自由翱翔空間，維護專制大一統政權“永世其昌”的合法性。董仲舒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中國借崇儒為名的漫漫兩千年文化專制、精神黑暗時期就此開始了。

春秋戰國政局變亂中，商貿活動自由發展，到漢初時“貨殖”事業已相當發達；如太史公記述，“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等開明經濟政策促進民間工商業日趨活躍，競相發展，規模大有可觀；可見帶動科技、生產發展，引領沖出封建自然經濟框框的蓬勃勢頭。

至于“輕利反商”，是御用偽儒逆乎人性、壓抑、否定“人欲”，以維護絕對權力統治體制超穩定運行的社會控制手段；與“孔孟之道”黑白顛倒，涇渭分明。

漢武帝時開始推行鹽鐵酒等專賣，實施國營貿易政策，使得“商賈無所貿利”。昭帝（武帝少子）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開鹽鐵會議進行檢討，“為政當局者與賢良文學之士，所說皆相背馳。”以御用偽儒為代表的主流派，借尊君重國名義壓制商賈，認為放任人民自由，則壟斷此種獨占之利益者，益為強豪，逞私威而終至起逆節之心。持反對意見的“賢良文學之士”站在真儒“以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立場，認為：天子不應與民爭利，國家管理鹽鐵，有害而無利；奪人民之利，後必窮乏，秦以蓄利沾民怨，構大禍，決非永久之利益也。結果當然是政府支持、偽儒唱和下的反商壟斷政策獲勝。

封建的農業社會，已然需要相當規模的商貿活動以維持運行，而且常常獲利可觀；于是統治者就把有利可圖的大型商貿事業收為官營壟斷，以所得供應宮庭和官僚奢糜無度的享受。從西漢鹽鐵專賣始，到清廷抄沒匯兌業務，一以貫之也。

這樣的反商壟斷政策，從體制上堵塞了中國發展商品經濟、由封建農業經濟走向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前進道路。專制王朝每到衰敗失控時，社會活動自由度加大，往往出現民間商業繁榮的現象，可惜總是曇花一現、難以為繼的畸形暫態現象而已。

早期偽儒雖然“重義輕利”，還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宋朝吸取唐代藩鎮割據的教訓，為避免陳橋兵變再演，置削弱國力于不顧，實行高度中央集權和空前嚴密的政治控制，於是充斥極端虛妄非人道愚民悖論的所謂“理學”，假借儒學道統名義應運而興。

理學家從佛教吸收了禁欲主義思想，提倡人們在物質生活上安於現狀，專注於閹割自我意識的偽道德修養；對“人欲”采取背悖常識公理的嚴厲壓抑立場，不僅諱言利，排斥利，進而將董仲舒的“義利之辨”發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學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師朱熹（1130-1200）說：“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號召人們“革盡人性，復盡天理”（均見《朱子語類》卷十三），就是要徹底消滅“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綱常倫理才能無條件實現，專制統治的地位才能絕對鞏固，其結果必然進一步扼殺了中國人原已飽受摧殘的天賦特秉靈性創造性活力。

以南宋陸九淵和明代王守仁（號陽明，1472－1528）為代表的理學流派，即所謂陸王派“心學”尤其偏頗，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向外求理是荒謬的，只可向內求理；講的是“知行合一”，卻要求學者們不事真才實學，“無事空袖談心性”，專司內心省察和修養，以至蔑視一切知識包括富國強兵的學問，非斷送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前途不可。

南宋理學大興，元承宋祚，明清一以貫之；理學代表人物朱熹被捧為孔丘以後第一人，甚至出現了“非朱子之傳不敢言”的社會現象；打著孔孟旗號實則根本背離“孔孟之道”的“朱子之學”取得了真正獨尊的官學地位，成為南宋末年直至清代的正統治國理論。明清兩代，朱熹的代表作被定為“天下之人，童而習之”，“不容於辯論”的欽定士人必修教科書和科舉考試法定標準，讀書人能不“越讀越蠢”？

明代尊崇儒家思想，其實際內容只是程朱理學。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令在科舉的鄉試、會試中，一律采用程朱一派理學家對儒家經典的標準注本，竭力提高程朱理學的官方學術地位，致使“世儒習氣，敢于誣孔孟，必不敢非程朱！”永樂年間，朱棣又命胡廣、楊榮等人修“四書”“五經”和《性理大全》。同時實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朱元璋和劉基規定八股文程式，命題必取自“四書”“五經”，并只能以朱熹的注來解釋；形式上限制在八股體制之內，連字數多寡，也有嚴格規定，這和唐宋以詩賦策論取士的政策相比，更無自由可言。

至此，偽儒的“重農抑商”傳統變本加厲而起，嚴加打擊商業，大力貶低商人。在這種社會環境中，經商成了“不光彩”的事。從明清時期的各類墓志銘、譜牒可見，如果祖先經商致富，意味著可恥的“歷史問題”，后人為昭示自己出身清白”，都嚇得諱莫如深了。

明朝初期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發展狀況由長期緩進轉化為全面停滯的歷史拐點。永樂皇帝奪權篡位后發動的“鄭和下西洋”，盡管規模和水準都超越了當時歐洲的航海活動，實則作為“虛譽”“自娛”的大手筆花架子政績工程，一種強化絕對權力統治體制的非常手段，同創新精神、拓展商貿、科技進步等帶動社會發展進步的要素風馬牛不相及；轟轟烈烈的表象掩蓋不了宿命般的歷史悲劇性質。

黑格爾說，理性是普遍的，但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它才得到徹底的發揮；在東方，理性根本上處于沉睡狀態。韋伯也說，印度與中國社會，理性化沒有達到主宰的地步，所以合理的資本主義發展不起來。

黑格爾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國社會無所長進的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國在禮教拘束下，“自然界對人類的一切關系，主觀情緒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殺、漠視。”那兒“人與人之間又沒有一種人的權利，自貶自抑的意識便極其通行。這種意識又很容易變為極度的自暴自棄，便造成了中國人極大的不道德。他們的撒謊著名，他們隨時隨地都能撒謊。”

本來天經地義的私心進取積極性，慘遭“以理殺人”（清代思想家戴震語）的反人性“吃人舊禮教”壓抑和閹割，但是活生生的人，利己要求是怎么也滅不了的，于是呈現了一種虛假、矯情的荒謬局面；表面上人人輕利重義，實則集體撒謊，“陽為道學，陰為富貴”，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贄《焚書》），在一派虛情假意中討生活。正途阻塞，邪流奔涌；整個國家像是一座“假、大、空”厚黑盛行的超級大戲臺，何來奢望靈性創造能力順暢發揮驅使社會發展進步？

黑格爾勾勒出了中國悲劇最為鮮明的特征。真、善、美，真是第一，沒有真，還有什麼善和美？難道偽儒“崇公抑私”的假仁假義不就是人間最大的撒謊嗎？中國“國民性格”的虛偽性和陰暗面，太多陰謀、內斗和狡詐，莫非根源在此。

青年嘗言：“吾國思想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信）一針見血，鞭辟入里也。

君主政權為什麼不惜國家民族付出如此天價，三百年前黃宗羲說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從而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也。（見《明夷待訪錄．原君篇》）

歷史經驗表明，為了解脫上述三大“天無可逃”的魔咒，中國不僅需要建立具有“權力制衡”功能的政治體制，還須根本解決那困擾無已的“路軌轉轍器”難題。否則，即便抓住機遇，風云際會，財富快速增殖，國力大為增強；還是走不上合乎“性與天道”的“當行之路”，不能夠順暢發揮“人之所以為人”的靈性創造能力，無法躋身自主創新的先進民族之林。“大國崛起”，路漫漫兮修遠乎？

五四以來，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同韋伯想到了一起，奮起打倒“孔家店”，批判儒家“吃人舊禮教”；但是不分真偽，幾乎“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潑了”。那長期竊據道德制高點的御用偽儒，特別是以理學為代表的后期偽儒，作為一種劣質“心態文化”，好比某種頑固的“過濾性病毒”，深入臟腑，代代相傳，不克自拔，更且時不時改頭換面，重整旗鼓，不容“萬物之靈”最可寶貴的創造性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如此“國民劣根性”盤根錯節，即便搬來西方社會行之有效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會虛有其表，淮橘變枳；導致僵化、倒退、惡化、變質；即便效法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也壓根兒實現不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卻會造就一種畸形的自私貪婪、權力腐化、兩極分化、公義蕩然的“惡質資本主義”；當然也會出現堪以比美或較之“鄭和下西洋”更加不惜工本的花架子“面子工程”或“政績工程”，以及形形色色損失的現代版“鄭和悲劇”。

神州“真假孔子雙包案”，莫非中華民族“心態文化”惡質化癥結所在，因而鑄成了導致中國歷史進程惰轉不已的“路軌轉轍器”。“鄭和悲劇”，不過是這場涵蓋巨大時空的歷史性大悲劇當中，一出場面豪華、引人矚目但頗易混淆視聽，誤悲為喜、以恥為榮的折子戲而已。

曾有人說過：“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著中國的經濟組織、政治狀況與學術思想的變遷而挨此出現。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議單獨推尊孔子其實漢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決不是真的孔子。若使說到學術思想方面，那孔子的變遷就更多了。所以孔子雖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周予同《孔子》

“歷代王朝在孔廟里供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決不是真孔子”---匡亞明《孔子評傳》

“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故余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時君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選集．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

一位美國知名漢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克里爾（HerrleeG.Creel，1905－1994）所著《孔子與中國之道》（《ConfuciusandtheChineseWay》），相信孔子有真假之分。作者認為，漢武帝時開始了對孔子思想的重大篡改，宋明理學家闡述的孔子思想不會被孔子認可。他說首先作出上述判斷的是明代在華傳教的西方耶穌會教士，他們質疑當時流行的儒學，認為充滿迷信思想和知性謬誤，主張返回到真孔子那里。結果傳教士們把他們發現的真孔子及其思想傳播到了歐洲，使當時歐洲許多有識之士深受啟發鼓舞；通過這種渠道，孔子思想對于歐洲的啟蒙運動產生了直接影響，并進而影響了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他認為，如果現時的許多中國人不能適當地區分正統的國家儒學與被歪曲的早期儒家思想，那么，他們所有一切認識便都不是真實的了。

清朝滿族入主之初，有過短暫的文化控制真空時期。此時知識份子沉痛地回顧了明亡的歷史教訓，認為理學和心學泛濫誤國，起而批判宋明理學的空疏，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顧炎武提出以經學代替理學。黃宗羲則在史學上下功夫，以君主為“天下之大害”，主張君民共主，變學校為議政機構來代表民意等，具有民主共和思想色彩，并且反對“重義賤利”和“崇本抑末”之說，主張“工商皆本”。王夫之認為理不是高高在上、虛無縹緲的東西，它是萬物萬事本身固有的規律、條理，“天下唯器（實體物質）而已，道者器之道也，器者不可謂道之器也。”直接否定理學的理論基礎。顏元認為程朱陸王之學，使人成為“弱人病人無用人”，他們所推崇的“空靜之理愈讀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直截了當戳穿了所謂後儒的非孔真面目，認為：“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其後有戴震指出天理不在人欲之外，只存在於人欲之中，宋儒將理欲對立，把理說成欲外的東西是完全錯誤的，所謂欲外之理是尊責卑，長責幼的工具，是殘忍的殺人兇器；他批評理學“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入，後儒以理殺入，浸浸然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一些良知尚存的儒生經過考證，指出宋儒奉為神圣經典的《太極圖》以至古文尚書，都可能是改頭換面的變造品或後人偽作，由而動搖了理學的陣地。可惜他們的清醒觀念和撥亂反正活動僅是曇花一現而已。

清室一旦大局既定，沿襲了明代的文化專制，變本加厲殘酷專政。雍正乾隆朝大興文字獄，捕風捉影，穿鑿附會，羅織入罪，滿門抄斬、開棺戮尸，無所不用其極，實行文化恐怖高壓政策，以重振後儒道統地位，逼得知識份子不敢再研究敏感的政治倫理問題，轉入脫離政治，為考據而考據的考據之學，“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矣。在政府的支持下，早已失去生機的偽儒理學，仍然披著孔孟外衣，作為一具窒息國人精神的僵尸，高踞廟堂而不可易。

時至今日，歷經近百年反復批孔、反孔之余，已經在中國和世界范圍出現了復興“孔孟之道”的偉大轉機，但“真假孔子”混沌依然，不少人仍以宋明理學為儒家道統正傳，舍不得棄之如敝屐。黑白不分、積重難返也。

今天重溫孔子儒家學說，自當明辨真偽，梳理清楚各自的基本價值觀內涵以及相關歷史真相，見得“儒家利益驅動原理”既非返祖“叢林法則”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絕不是偽儒反人性的“大公無私”型自欺欺人、誤盡蒼生的愚民高調；不難體認真儒作為“得其大本”、“兩心調諧”的先進“心態文化”，符合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規律性，具有引導現代社會循正道健康發展進步的巨大潛能。

今天，宗教提供的“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仍然是至關重要的“道德孵化器”，但現代世界正在強烈呼喚理性的“普遍倫理”或“全球倫理”。還是那位韋伯大師，對現代化有個經典解釋：現代化即“理性化的經濟生活，理性化的技術，理性化的科學研究，理性化的軍事訓練，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機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理性化是社會進步的必然方向。孔孟真儒作為理性的“兩心調諧”型思想信仰體系，既是中國的，也屬于整個人類大家庭；一朝重新解說，融會貫通，與時俱進，經世致用；小康大同，東華西洋，無遠勿屆乎。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紀念“鄭和下西洋”，最大意義應在于總結歷史經驗。

歷史本來就意味著經驗。

參考文章：

1.一場超級奢華演出暨特大歷史悲劇——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龐忠甲，2005年1月）

/article.php/4790

/htm/shgc/sxzh/2005-01-20-18156.htm

2.鄭和下西洋面面觀和歷史經驗（,2005年7月17日）

/chinese/archive/2005-07/w2005-07-17-voa47.cfm?renderforprint=1&textonly=1&&TEXTMODE=1&CFID=5547989&CFTOKEN=86038898

3.真儒蒙塵，華夏沉淪——神州悲愴命運交響曲（龐忠甲，2006年5月）

/htm/sxgc/sxsl/2006-05-26-20065.htm

4.孔子“悖論”辨：輕利反商耶？——漫話“儒家利益驅動原理”（龐忠甲，2008年5月）

/admin/list.asp?id=3641

5.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龐忠甲，2006年3月）

/htm/zlsh/zzpj/2006-03-06-19791.htm

參考書：

孔子密碼—儒家學說的現代詮釋（龐忠甲，香港中華書局出版2005年12月）

.hk/item_newbook/html/96288850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