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育改革觀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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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語文教育家呂叔湘先生，不僅在語言研究領域著述宏豐，而且從40年代起直至今日半個多世紀來，一直關注并研究著語文教學及其改革，寫下了大量的文章。其內容博大精深，尤其是關于語文教學改革的一系列精辟見解，對我們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和指導作用。

一

呂叔湘先生在1964年就指出：“在今天的中學和小學里，語文課的教學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現在有一個相當普遍的意見，認為多數青年人在學校里沒把語文課學好，使用語文的能力差，不能適應工作的需要。語文教師、校長，以及學生家長，都很著急，都希望改變這一情況。”[1]到了1978年，呂先生又在《人民日報》上大聲疾呼：“十年的時間，2700多課時，用來學本國語文，卻是大多數不過關，豈非咄咄怪事！……這個問題是不是應該引起大家的重視？是不是應該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語文教學的效率，用較少的時間取得較好的成績？”（第67頁）呂先生的這篇文章，被譽為“一聲驚雷”，曾引起語文教育界很大的震動，使語文教學的研究與改革掀起一個高潮。十幾年過去了，語文教學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教學質量已有較大提高。但中學生的語文水平從總體上說還比較低下，特別是在提高語文教學效率方面還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這是為什么？今后又怎樣才能更快更好地實現語文教學改革的目標？對此，呂先生認為首先要轉變教育思想。他說：“每逢在種種具體問題上遇到困難，長期不得解決的時候，如果能夠退一步在根本問題上重新思索一番，往往會使頭腦更加清醒，更容易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44頁）他又說：“對于語文教學首先得有兩點基本認識：(1)語文的性質，主要是語言和文字的關系；(2)人們學會一種語文的過程。”（58頁）關于語文性質的認識，30多年來一直爭論不休，致使語文教學走了不少彎路。語文的性質決定語文教學的目的、內容、方法、效果等。搞清語文學科的性質，是實現語文教學改革，提高語文教學效率，使語文教學科學化的必要前提。呂先生認為：語文就是語言和文字，“語言文字本來只是一種工具，日常生活離不開它，學習以及交流各種知識也少不了它。”[2]“語文教學應該語言和文字并舉，以語言為基礎，以文字為主導。”（59頁）這十分清楚地闡明了語文（口語和書面語）的社會功能是交流思想感情，它可以通過口語（聽、說）來交流，也可以通過書面語（讀、寫）來交流，因此，可以說語文是人們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呂先生這個工具論的觀點正是抓住了語文的本質特征，抓住了特殊性。他以工具論為核心，形成了自己整個語文教育思想和理論體系。關于學習語文的過程問題，呂先生說：“語文的使用是一種技能，一種習慣，只有通過正確的模仿和反復的實踐才能養成。”（53頁）由于語言技能是一種心智技能，它要借助于內部言語在頭腦中進行一系列的認識活動來完成。語言的模仿要著眼于認識活動的模仿，把觀察、思考與表達結合起來。學習語文的過程是一個正確模仿、反復實踐、養成習慣的動態過程。所以，他說：“教師的任務是指點學生摹仿什么，怎樣摹仿，檢查學生的實踐，是否正確，是否熟練。技能的獲得要通過學生的活動，教師是無法包辦代替的”。（59頁）

二

明確了語文的性質和學習過程這一根本問題后，就能居高臨下地正確處理語文教學中的種種矛盾。呂先生針對語文教學中的一些陳腐的舊觀念，從不同角度發表了自己精辟的見解，這是根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需要，在思想觀念上的“革命”。語文教學“要變被動為主動”、教學法的“關鍵在于一個‘活’字”，則是呂先生語文教育改革觀的精髓。其具體內容有：

1.在知識與能力的問題上，改變把語文教學過程僅僅看成是教師傳授知識，學生接受知識的單一過程的觀念，提出以培養學生語文能力為主體，使知識、智力和諧發展的綜合過程的觀念。誠然，語文教學應當重視知識的傳授，但舊式語文教學總是不適當地強調所讀文章的內容，而忽視語文本身的特點和運用規律的探究，因而造成了偏重知識的傳授，講課主要講知識，考查主要考知識的傾向。由于語文是一種表情達意的工具，學習它就不能僅僅滿足于對知識的“接受”與“理解”，還必須會“運用”，教師應該把傳授知識和指導運用結合起來，并在指導運用、培養能力上多下功夫。呂先生認為：“語文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而不是傳授語文知識。”（104頁）又說：“我們要有知識，這是不錯的，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84頁）“教學的目的首先是培養自學能力，讓每個學生的學習潛力都能夠充分發揮出來”（102頁）。這就講明了知識與能力的關系，傳授一定的知識是必要的，科學的知識是語文能力形成的重要基礎和前提，但由于語文是技能性的課，它的終極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也就是要掌握一套語文技能。如果這一認識解決了，語文教學就會出現一個新的面貌。

2.改變教學就是使學生“學會”的觀念，提出教學生“會學”的觀念。呂先生說：“教學，教學，就是‘教’學生‘學’，主要不是把現成的知識交給學生，而是把學習的方法教給學生，學生就可以受用一輩子。”（134頁）教學生“會學”，即對學生進行學法指導，這是我國語文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學法指導不應看作是簡單的傳授方法，而是突出學生作為學習活動的主體地位，把內因作為事物發展變化決定因素的辯證教育觀的體現。由于當今時代信息的激增，使教師傳授知識的局限性與知識的迅速擴展更新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因此，教師的主要職責，不在于“奉送真理”，而在于“教學生發現真理”；教師的功能由“泛智”發展為“開智”。要以自己的導學意識去喚起學生的自學意識，實現“授人以魚”到“授人以漁”的起點轉移。所以，對學生的智力與自學能力的要求，使得“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成了當務之急。呂先生說：“要逐漸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不能老等人家給，要學會自己去拿。”“就是給他一把鑰匙，他拿了這個鑰匙，能夠自己開箱子，開門，到處去找東西。你不給他這個鑰匙，那有多少寶貝他也沒有法子拿到手。”（88頁）這個“鑰匙”，就是認識方法、規律。在教學中，只有讓學生自己去經歷注意、思考、生疑、釋疑等心理過程，才能使之理解與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語”與“文”的規律，養成自學的興趣和習慣。應該說，學生自學能力的形成，就是教師實現“不教”的標志。當然，教學生“會學”，不僅對學生，而且對教師都提出了更高的知識、智力、能力的要求。呂先生說：“教師是學生模仿的對象。”（56頁）所以他對教師的要求標準定得是相當高的。他說：“唐朝的史學家劉知幾說，一位高明的歷史學家要有三方面的修養：史才、史學、史識。我想一位高明的教師也應當有才、學、識這三方面的修養。”（139頁）呂先生認為：“識”就是要“掌握教學方法，并且能夠運用自如。”（139頁）他把教師掌握和自如地運用教學方法放到與教師的“才”和“學”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教學方法的實質是賦予教學內容以明確的目的性和達到教學目標采用手段的有效性。呂先生的教學方法思想最重要的一點是“活”。他說：“關鍵在于一個‘活’。……如果說一種教學法是一把鑰匙，那么在各種教學法上還有一把總鑰匙，它的名字叫做‘活’”。[3]呂先生說的教法活，是指要符合語文規律，在教學語文過程中活教規律，活學規律；要結合學生的知識、能力、心理、班級狀況、教師條件、社會實際等教學的實際，采用隨機應變的方法；要讓學生感到學語文有用，并且會用，要教會學生動腦筋，積極思維。

3.改變教師“灌輸式”教學的觀念，提出教師是導師，重在“啟發”、“引導”的觀念。傳統觀念認為教師是學生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學生是貯存知識的容器，因此在課堂上，教師獨占講壇滔滔不絕地講解，學生默默地接受，把復雜的教學過程看成一個簡單的口耳授受過程，學生完全處于被動的地位。現代教學論認為，教學過程是一種特殊的認識活動，是在教師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指導下學生自覺主動學習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學生的學是內因，讀書作文一定要通過學生的頭腦，一定要轉變為他們的愿望與動機，才能使他們行動起來，通過自覺主動的學習來完成。而教師的作用是致力于導，旨在使學生自奮其力，自致其知，自求得之。呂先生十分重視學生的內因作用，一向把學生看作是活的教學對象。他在一次講話中，把給學生提供條件的教學方法與讓學生死記硬背的方法作比較，打了個精彩的恰當的比方：“這兩種教學法的分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跟工業和農業生產的分別相比，工業生產是用人為的手段把原料改變為成品，原料是聽憑處理的對象。農業生產則是依靠作物自己發育生長的能力，僅僅為它順利成長提供最好的條件。”[4]因此，他說：“上課的時候就應該以學生活動為主，教師的活動應該壓縮到最低限度。”（63頁）教師“講的要擊中要害，學生哪個地方不懂，不太理解，就給他講一下，點一下，學生懂的呢？就不講。”（63頁）他又說：“還有課堂討論也很有用，有的教師有意識地鼓勵學生解放思想，大膽提問，這樣，學生的思想活潑了，閱讀的收獲和寫作的能力都會提高。”（107頁）討論式的教學方式較之講授式的教學方式是嶄新的教學方式。討論是學生群體的相互啟發，相對于個體的自讀，它是一個開放系統，有利于深化學生自讀的認識，糾正自讀中的錯誤。重視討論，班級中的不同意見都能得到充分發表，這種由學生通過思考所得到的知識，容易使他們懂得深，記得牢，其效果比教師把現成的結論一下子塞給他們要好得多。在討論中，學生能夠發現問題，大膽地提出問題，這反映了學習的深入，是他們好學深思，學習主動性得到充分調動的表現。

4.改變把學生關在教室里，讓他們死記硬背學好語文的觀念，要提倡開辟語文課外活動的廣闊天地，加強指導，讓學生在社會的大課堂中，接受時代的信息，不斷交流，反復練習，學好語文。語文課外活動包括課外閱讀、寫作和聽說活動等，在這些主要由學生自己開展的活動中，學生真正成了學習的主人，能更好地發揮主動學習、積極探索和大膽創造的精神，這是對傳統語文教學的重大改革，也就是近幾年所說的“大語文”觀念。由于語文是一種社會現象，它的根本功能是充當人們社會交際的工具。在母語的社會環境里，學生耳濡目染，每天都在自覺不自覺地從周圍的環境中學習著語文。因此，學習語文，不能僅僅局限于課堂，而必須由課堂擴大到社會。呂先生說：“語文課跟別的課有點不同，學生隨時隨地都有學語文的機會。逛馬路、馬路旁邊的廣告牌，買東西，附帶的說明書，到處都可以學習語文。特別是看小說，那是更普遍了。”（90頁）他又說：“要提高學生閱讀能力，靠薄薄的課本解決不了問題。”（107頁）“要大量閱讀，有精讀，有略讀，一學期讀它80到100萬字不為多。”（101頁）“要是我們把課外閱讀抓起來，就能夠把喜歡看書的學生由少數擴充到多數，這對課內的教學有很大幫助。”（91頁）只有這樣把課外的書籍和文章也看作是語文教材，才能有意識地由課內延伸到課外，從課堂拓展到社會，為學生培養運用語文工具的能力和習慣提供廣闊的天地。對此，他從孤立地、封閉式地搞語文課堂教學的教訓和學生得益于課外閱讀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在大語文觀念指導下，通過開放型的語文教學，語文教學的效率才會提高。

5.改變只重視對學生傳授前人已經獲得的思維成果的觀念，提出更要注重向學生展示獲得這些思維成果的思維過程的觀念。教育革命的深入發展，逐步由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發展到思維方式的改革。多年來，學校比較注重對學生傳授前人已經獲得的思維成果，但科學技術的發展，亟需的是大批具有創造性思維的人才。如果學生只停留在追求思維的成果，只將自己的頭腦作為貯存知識信息的倉庫，教師的教學只將思維的成果傳授給學生，而不向學生展示獲得這些成果的思維過程，這是一種“無思考”的教學，顯然已遠遠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學生不僅要知道結論，而且要搞清楚產生結論的思維過程與內在規律，這樣才能學得主動，才能舉一反三。呂先生曾以教中學生語法為例，闡明了自己的觀點：“我認為應當把語法教活。就是說，不僅僅告訴學生這是什么詞，那是什么句，而是著重講語法，著重引導學生觀察人們怎樣運用各種虛詞和各種句法。簡單說，就是少問幾個‘什么？’多問幾個‘怎么樣？’打一個不一定很確切的比方，要讓學生看到的不是或者不僅僅是標本室里的動物標本，而是動物園里的飛禽走獸，看它們怎樣在那里活動。”（144頁）“希望學校里講語法要把它講活。……要把重點放在用法的探討上，使他感覺有用。更重要的是通過課堂教學培養學生自己觀察和分析語言現象的習慣，這不僅有利于他的語文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他的智力的開發。”（152頁）由于語文是技能性的課，要在學習、使用語言的動態過程中教學語言。因此，教師應該把對結果的關注轉移到對過程的關注上來。呂先生的論述就很強調這點。

6.改變重讀寫、輕聽說的觀念，樹立聽說讀寫都重要的觀念。語言是人類社會交流、交際的工具，接受和表達是語文活動的兩大分野。口頭為語，書面為文的特點，又使語文活動形成了聽、說、讀、寫四種相對獨立的基本形態。所謂語文能力就是在聽說讀寫語文活動中形成的能力。可是長期以來，在語文教學中產生重讀寫，輕聽說的傾向，分析其原因與“五·四”以前學校教的全是文言文有關；與歷來學語文主要為了適應考試，而考試又一直以書面語言為主，作文又在考試中占的比分很大有關；還因為語文教學長期脫離社會和時代的需要，封閉式的教學使教材、教法更新緩慢，教學大綱長期以來對聽說無明確要求，教師也為傳統教學的習慣勢力所宥，對重讀寫，輕聽說的偏向習以為常造成的。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呂先生態度鮮明地提出“語文訓練包括聽說讀寫四個方面”（112頁）的觀點，并多次呼吁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要并重。這是很有遠見卓識的。現代社會由于科技的飛速發展，用聲音來交流和保存知識的機會比過去多得多了。比起書面語言的使用，口頭語言不僅年代要久遠得多，而且使用的人數更多，使用的領域更普遍。因此，為了與快節奏的現代生活相適應，及時、快速、準確地攝取信息，中學語文教學必須要重視和加強聽說能力的培養。他認為：“語言和文字本來應該是兩條腿走路的，可是我們一條腿長，一條腿短，‘不良于行’。我們吃盡了不會說話的虧，不能讓現在的青少年走上我們的老路。”（61頁）他還說：“在實際生活中，用語言的時間比用文字的時間多得多。……口頭表達在現代生活中越來越重要。”這些觀點是從學生未來終生受用出發的，要求我們的教學必須全面培養語文能力，而不能以應試來決定教學任務的取舍。這也是能否真正變應試教育為素質教育的試金石。（60頁）

三

1946年，葉圣陶先生對中外教育史上的各種流派作過一次精辟的分析：“關于教育的見解，千差萬別，可是扼要地區別起來，也很簡單，大致可以分為相反的兩派。就教育的目標說，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為工具；另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為人，獨立不倚的人，不比任何人卑微淺陋的人。就教育的理解說，一派認為受教育者象個空瓶子，其中一無所有，開著瓶口等待把東西裝進去；另一派認為受教育者自有發掘探討的能力，這種能力只待培養，只待啟發，教育事業并非旁的，就只是做那培養和啟發工作。就教育的方法說，一派注重記誦，使教育者無條件地吞下若干東西；另一派注重創發，不但使受教育者吞下了若干東西，尤其重要的在使受教育者消化那些東西，化為自己的新血液，新骨肉”。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清楚地判明，呂叔湘先生與葉圣陶先生一樣是屬于“另一派”，即認為受教育者應成為“獨立不倚的人”，他們“自有發掘探討的能力”；在教學方法上應“注重創發”，注意“消化教學內容而不是吞下教學內容”的一派。他們是極力倡導現代先進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綜上所述，呂叔湘先生一系列語文教學改革的科學論述，為解決長期解決不了的語文教學的根本問題闡述了規律性的認識，為語文教學適應時代需要開創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我們只要能真正地按照呂先生的教導來做，朝著這個方向大膽地改革，那么，語文教學的喜人景象必定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