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參與農村職教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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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職業教育是提高勞動者技能最直接的途徑，也是把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的關鍵環節。在我國，職業教育是教育中的短板，農村職業教育更是短板中的短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通過一系列支農、強農、惠農政策有力地促進了農村各項事業的快速發展，但是，在西部一些貧困地區，農村發展還是面臨著嚴峻挑戰。要建設新農村，除了資金和技術方面的支持外，還需要大量懂技術、會管理、善經營的新型農民群體。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強調農村義務教育，還要大力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是解決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和“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同時也能使廣大農民適應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要求。而農村職業教育也只有發揮出自身蘊含的巨大經濟和社會效益，才能得到廣大農民的認可，農民的參與意愿才會增強。但是，由于受現實多重因素的影響，農民參與職業教育的意愿和積極性受到極大制約。近年來，我國部分學者對農民參與職業教育或素質培訓意愿的影響因素做了相關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寧澤逵、朱宏斌、陳遇春(2004)認為，農戶家庭年收入水平、農戶家庭主導產業、農戶兼業化水平以及農戶家庭文化水平等影響農民職業教育需求決策［1］;黎東升、朱良俊、楊舟(2006)研究表明，城郊農民參與就業素質培訓的意愿受家庭勞動力人數、土地被征用情況、專業技能培訓經歷以及對未來的期望收入等多種因素的影響［2］;張智敏、唐昌海、姚延芹(2007)認為，職校學習是否對職業流動起到明顯的作用是影響在讀學生選擇職業技術教育的主要因素［3］;衛龍寶、阮建青(2007)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響城郊農民參與素質培訓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結果表明，城郊農民參與素質培訓的意愿受家庭勞動力人數、土地被征用情況、以前是否接受過素質培訓以及對未來的期望收入等多種因素的影響［4］;張錦華、吳方衛(2007)認為，在影響農村家庭教育選擇的因素中，家庭的收入狀況、家長的職業技能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對每個階段的教育選擇都產生積極的影響，而其他一些因素，如教育支出增加、財政支持的不足則降低了農村家庭選擇更高教育水平的意愿［5］;梁英(2010)研究發現，獨生子女、有職業技能、文化水平相對低而父母文化水平較高的農村青年更可能接受繼續教育;地區差異也是影響農村青年繼續教育的重要因素。［6］本文在總結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著手分析影響新疆南疆三地州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在分析過程中本文借助了新疆南疆三地州1078份農戶的問卷調查數據及相關資料，運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對影響新疆南疆三地州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意愿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二、數據來源和樣本描述

(一)數據來源

調查地點選在新疆南疆三地州的3個縣、5個鄉、38個村和1個牧民定居點。其中，喀什地區有1個縣(葉城縣)、3個鄉(巴仁鄉、加依提勒克鄉、依提木孔鄉)、23個村;和田地區有1個縣(墨玉縣)、1個鄉(闊依其鄉)、12個村;克州有1個縣(烏恰縣)、1個鄉(托云鄉)、3個村和1個牧民定居點(瑪依喀克)。調查對象是那些具有農村戶口、長期在農村居住、社會組織化程度較低、以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等農業生產活動為主的農民。調查人員分為喀什、和田和克州三個小組分別在當地進行入戶問卷調查;調查內容分別涉及農民個人狀況、農民思想觀念、農民技能培訓、農村職業教育和農村文化建設等方面。課題組在正式調查之前進行了問卷的試調查。在實地調查過程中共發放問卷1095份，本文最終用于統計的有效問卷為1078份，占回收問卷的98．4%。

(二)樣本描述

1.樣本統計特征。在所調查的樣本農戶中，男性占66．2%，女性占33．8%;年齡在16－25歲的占22．6%，在26－35歲的占26．3%，在36－45歲的占20．7%，在46－55歲的占13．6%，在56－65歲的占11．7%，在66歲以上的占5．1%;受教育程度為文盲的占7．1%，小學文化水平的占46．8%，初中文化水平的占37．8%，高中文化水平的占5．1%，職高、中專、技校畢業的占1．9%，大專文化水平的占0.8%，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0．4%;家庭勞動力數量為1－2人的占59．1%，3－4人的占30．2%，5－6人的占7．8%，7人或以上的占3.0%;家庭年收入小于5000元的占26．8%，5000－10000元的占25.7%，10000－15000元的占19．1%，15000元以上的占28．5%;家庭耕地數量為0－5畝的占39．8%，6－10畝的占17．7%，11－15畝的占18．4%，16畝或以上的占24．0%;家庭成員從業為務農的占62.9%，外出打工的占3．3%，兼業(務農和打工)的占23．5%，做買賣的占6．2%，搞運輸的占0．4%，其他的占3．7%。

2.對農村職業教育的看法和參與意愿。農戶認為農村職業教育“走形式，沒有效果”的占8．2%;認為“還行，有一定效果”的占58．4%;認為“滿意，效果很好”的占33．4%。在“您或您的子女是否愿意參與農村職業教育”這一問題上，表示愿意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占95．9%;表示不愿意參與的占4．1%。

三、模型構建與結果分析

(一)模型構建

本文以農民的性別、文化程度、年齡、家庭勞動力數量、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數量、家庭成員從業狀況等特征變量為解釋變量，以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意愿為因變量，構建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意愿的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是用來預測具有兩分特點的因變量概率統計方法。在logistic回歸中可以直接預測觀測量相對于某一事件的發生概率。本文考察的是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行為，結果只有兩種，即愿意與不愿意。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將因變量的取值限制在［0，1］之間，并通過最大似然估計法對其回歸參數進行估計。回歸模型為:log〔P(Y1)P(Y0)〕=b0+b1x1+b2x2+b3x3+b4x4+b5x5+b6x6+b7x7+μ其中，Y1為愿意參與農村職業教育，Y0為不愿意參與農村職業教育;b0為常數項，bi是Xi的回歸系數，μ為隨機擾動項。Y表示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意愿、X1表示性別、X2表示文化程度、X3表示年齡、X4表示家庭勞動力數量、X5表示家庭年收入、X6表示家庭耕地數量、X7表示家庭成員從業狀況。

(二)預期方向

根據已有研究成果和前述自變量選擇狀況，本文將可能影響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意愿的自變量分為以下兩類來分析(見表2)。

1.農民的個人特征。這里主要包括農民的性別、文化程度和年齡。從理論上來說，農民的受教育程度與其參與意愿呈正相關，即農民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對農村職業教育的參與意愿越強;而農民的性別和年齡對農村職業教育需求的影響可正可負。

2.農民的家庭特征。這里包括了農民的家庭勞動力數量、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數量以及家庭成員從業狀況四個方面。從理論和經驗上來講，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逐步升級，農民的家庭勞動力數量、家庭年收入、家庭成員從業狀況與其參與意愿成正相關;而農民的家庭耕地數量與其參與意愿成負相關。

(三)結果分析

本文借用SPSS17．0統計軟件，對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意愿進行logistic回歸處理。在回歸處理過程中，納入變量采用向后逐步剔除法(Backwardstepwise:Wald)，即將性別、文化程度、年齡、家庭勞動力數量、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數量、家庭成員從業狀況等解釋變量引入回歸方程，進行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得到模型1;然后將Wald值最小的變量剔除，得到模型2;再進行回歸，將Wald值最小的變量剔除，得到模型3;以此類推，直到所有的變量都在10%的水平上統計顯著為止，得到模型5(見表4)。從各種模型的運行結果看，所有模型整體檢驗(見表3)基本可行，不同的模型估計結果和結論也相似。結果表明，從模型的Wald檢驗值來看，模型5的顯著性明顯優于其他模型。因此，本研究計量分析模型以模型5為主。

1.家庭勞動力數量對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意愿有顯著影響。家庭勞動力數量變量在10%的統計檢驗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符號為負。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民家庭勞動力數量越多，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意愿就越弱。這與本文的預期作用方向相反。冪值進一步說明，家庭勞動力數量每增加1個單位，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意愿相應減少0．616倍。這是由于南疆三地州農業生產方式依然傳統落后，農業現代化水平較低，人均耕地面積較大，需要較多的農村勞動力來從事農業生產。所以，農民幾乎沒有時間和精力參與農村職業教育。

2.家庭成員職業對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意愿有顯著影響。家庭成員職業變量在1%的統計檢驗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符號為正。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家庭成員從事的職業專業性越強，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意愿就越強。這與本文的預期作用方向基本一致。冪值進一步說明，家庭成員從事的職業專業性每增加1個單位，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意愿相應增加1．262倍。這表明農民所從事的職業專業性、技術性越強，就越能提高農戶的家庭收入水平和就業競爭力，其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積極性就越高。

3.家庭年收入對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意愿有顯著影響。家庭年收入變量在1%的統計檢驗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符號為正。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家庭年收入水平越高，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意愿就越強。這與本文的預期作用方向基本一致。冪值進一步說明，家庭年收入水平每增加1個單位，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意愿相應增加1．610倍。這表明南疆三地州農民原來的那種小富即安、不思進取的觀念逐漸得到改變，依靠學習科學技術脫貧致富的意識逐步增強。在收入提高后，農民愿意把錢投資到職業教育中去，以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專業技術水平，增加自己的收入。從以上分析也可以說明，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決策與他們的家庭特征和經濟狀況聯系比較緊密，家庭勞動力數量、從事的職業以及家庭年收入都影響到他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積極性。性別、文化程度、年齡、家庭耕地數量對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意愿的影響，在入選的模型5中檢驗系數未達到顯著性水平，因此，不能確定這些變量與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意愿之間的關系。但在未入選的模型1中(限于篇幅，模型1略)，性別、受教育程度、年齡、家庭耕地數量未達到10%的顯著水平，而其回歸系數分別為0．261、0．037、0．099、－0．203，與本文提出的影響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意愿的預期作用方向基本一致。

四、主要結論

新疆南疆三地州是一個典型的少數民族高度聚居地區，具有特殊的民族、經濟、社會結構和人文、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宗教意識濃厚，是我國典型的少、邊、窮地區。［7］通過以上對南疆三地州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意愿的實證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結論:第一，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的意愿很高。在現有的政策條件下，有95．9%的農民愿意參與農村職業教育。這說明經過社會輿論的廣泛宣傳以及政府優惠政策的實施，農民逐漸改變了對農村職業教育的偏見，認識到農村職業教育蘊含的巨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關部門在保持政府相關政策穩定性、連續性的同時，也要適應農村形勢、順應農民需求，為農民出臺更為合理的、有利的制度與政策，促進農村職業教育體系的不斷完善。第二，農民參與農村職業教育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農村職業教育在辦學過程中，一方面要不斷完善自身辦學條件，另一方面要充分考慮到農民的家庭特征(家庭勞動力數量、家庭成員從業狀況)及家庭經濟狀況(家庭年收入)上的差異。只有深入了解這些差異，才能促使農村職業教育更好地適應農民的需求，促進農村的發展，同時也帶動自身的發展。第三，新疆南疆三地州農村職業教育辦學實力及辦學效果需要進一步加強。雖然農民認為農村職業教育“還行，有一定效果”和“滿意，效果很好”的比例達91．8%，但認為“走形式，沒有效果”和“滿意，效果很好”的比例分別為8．2%和33．4%，持負面看法的比例較低，持滿意態度的比例也不高。這說明新疆南疆三地州農村職業教育還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與農民的預期還存在一定的落差，有待進一步改進、提高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