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是中國末代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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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民工是中國農民向工人發展的特殊形式

自秦漢出現農民這一階級以來，中國勞動者再無大發展。和農奴相比，農民實現了勞動者素質技能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是個不爭的事實，建立在農民勞動基礎上的古代輝煌的農業文明遠遠高于建立在農奴勞動基礎上的歐洲中世紀文明就是證明，但是，中國勞動者停留在農民階段的時間過于漫長了。黑格爾的話不無道理：“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①]歷史是勞動者創造的，歷史沒有什么變化是因為勞動者沒有得到發展。

農民工階級的產生是中國農業勞動者繼商鞅變法以來大規模發展的新階段。與農民相較，農民工實現了勞動者素質技能和社會地位的全面提升。

雖然在鄉農民工還有80%需要從事農業生產，但即使是在鄉農民工也開始接觸到了現代工業生產和工業文明；至于進城農民工就更不必說了，他們不僅參與了中國工業文明的創造，而且參與了中國城市文明的創造。更重要的是，他們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參與，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成為主力軍。中國城市用著名電影導演藝術家張藝謀先生的話說是“沒有自己的性格”[②]，這不奇怪，因為近代以降，中國城市是作為外國資本侵略和掠奪基地而畸形發展起來的，與本土缺乏血肉聯系。可以料定的是隨著一批又一批農民工涌入城市，必將賦予中國城市自己的性格特征。中國城市當前的二元化，即都市與村莊并存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工業生產對勞動者素質技能的要求遠高于農業生產。科學取代了經驗，技術取代了手藝；順應自然讓位于征服自然，嚴重的環境問題是與農民工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相適應的，是典型的“前進中的問題”；工廠化協作代替了田間地頭的個人勞作，由此產生了新的集體力量；日入而息的時間被輪班制改造成勞動時間；秋天才有收獲讓位于流水生產線終端不分四季無論晝夜財富的涌流；昔日一小塊土地就能讓農民臉朝黃土背朝天世世代代灑下汗水淚水和熱血，今天農民工把世界各地的原料、燃料、設備、技術置于自己勞動范圍內；悠閑散漫的性格被高度組織性紀律性所取代，時間就是金錢，快節奏取代了“急什么”，計件工資使每個農民工都產生了比那個揠苗助長的農人更為急切的心情，農業生產時代的大笑話成了工業生產時代的大實話；如此等等，顯示出農民工是中國勞動者素質技能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工業勞動者的素質技能達到了一個農業勞動者無法企及的高度。

農民工的經濟收入也遠高于普通的農民。農民工不僅有農業收入，而且有工資收入。伴隨著工資收入在農民增收中的比重越來越高，農民相對農民工的經濟地位就越來越低，因而作為這一變化的結果，離開土地即從農民轉變成農民工的速度也就越快，人數就越多。農村內部的分化越來越由農民與在鄉農民工的分化為主旋律，鄉鎮企業發達的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成了富裕的地區，沒有在鄉農民工的地區只能輸出進城農民工，本地農村則淪為貧困地區。同一村莊條件相當的農民之間，有打工收入和無打工收入的區別是相當明顯的。對于進城農民工來說，廉價工資為城里人所看不起，但春節回到家鄉那就是在外發了財后衣錦還鄉，連麻將也玩得大。“一人打工，全家脫貧”雖有夸張成份，但道出的農民工在農村較高的經濟地位卻是事實。農民工在城里失去的尊嚴在家鄉找了回來；在城里遇到的異樣目光在家鄉變成了羨慕的目光。

農民工的社會經濟作用也遠遠超過農民。農民工生產的產品是商品，而農民生產的農產品商品率只有30%。農民只能以這30%的商品農產品參與社會交換，為城市提供有限的原料、糧食、蔬菜等產品。農民龐大的人口數量因貨幣收入的微薄而不能成為工業品的巨大市場，不能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增長點。半封閉的農民經濟差不多只能被動接受國際市場的影響，而不可能對世界經濟格局有任何主動的作用。農民工則不同，農民工生產的產品，一方面仰賴社會其他部門提供原料、燃料、設備、技術和資金，另一方面又為其他部門提供各種勞動密集性的產品，如建筑、煤炭、礦石、食品、服裝、建材、電子產品等。農民工創造了整整一個部門，而且是作為國民經濟分工體系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農民工譜寫出一張新的經濟表，改變了整個國民經濟投入產出結構圖，以致于在社會再生產和宏觀經濟運行中不得不考慮農民工的市場需求和農民工的供給能力。和半封閉小農經濟不同，農民工的經濟活動是完全開放的，這個部門的發展既得益于又施惠于整個國民經濟。不獨如此，以廉價工資為吸引力，農民工還積極作用于世界經濟，對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發生了巨大影響，使世界工廠不得不重新考慮選址問題。所有這一切，又是農民所遠遠達不到的。

不僅經濟地位是如此，政治地位也是農民工高于農民。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已經把進城農民工作為產業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來對待，盡管在鄉農民工尚未獲得這一政治待遇。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是我們國家的領導階級，農民是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農民階級[③]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政權，相反他們總是善于建立起自己敵對階級的政權。歷史上農民革命的成功，一而再再而三地昭示著這個真理。農民運動之所以能夠在互相對立的思想旗幟下進行斗爭，就是因為這個階級內部缺乏經濟利益上的聯系和政治上的統一組織。農民階級的這個特點注定了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才能走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農民工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更具有現代階級的本質特征。因此，即使在是否能夠形成一個真正的階級意義上，農民也不如農民工。農民工在其發展中能夠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而成為領導階級，農民則只能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才能解放自己。

農民工作為農民的一個歷史發展表現在思想觀念上，就是農民工階級意識也大大超過了小農意識，農民工階級尚處萌芽狀態的階級意識竟然是小農意識永難企及的高度。小農意識是個體農民對集權官僚階級統治意識的依附性意識，是個體意識。農民工作為一個階級即使是萌芽狀態的階級意識也是一種獨立意識，是在與雇主階級斗爭中萌發的，而不是一種依附性的意識。正因為農民工階級意識是獨立的，因而能夠樹立起自己的思想旗幟，而農民階級歷次打著均貧富的口號，奮斗的結果一定是個貧富不均的社會，打不出真正屬于自己的思想旗幟。數千年了，農民幾無自己的思想家，自己階級的圣經，反而把帝王將相的歷史故事作為自己的文化消遣。

農民工是農民的一個歷史發展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量上的，而是質上的；不是個體性的，而是階級性的。在第一章中，我們把勞動者歷史發展劃分了幾個大的階段：奴隸—農奴—農民—雇傭工人—自由人。現在，對中國勞動者來講，在農民之后是農民工，雇傭農民工與雇傭工人是不同的，其利益地位是有區別的，不過雇傭農民工以雇傭工人為發展方向。勞動是人的本質，勞動不僅創造了人、延續了人，而且發展了人、提升了人。農民工將中國農民的素質技能和社會地位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也是人本質的一次大發展和人性的又一次升華。在向自由人發展的漫漫征途上，農民工向前跨出了最為艱難而偉大的一步。想一想時隔兩千多年才跨出這一步，可見其偉大之至；想一想已經跨出這一步的工人仍然保留農民的身份，可見其艱難之至。

農民工作為農民的一個歷史發展，我們已經作了全面論證。問題不在于農民工的發展水平高于農民，問題在于農民工在各個方面已經不同于農民卻依然保留了農民身份。不僅如此，在鄉農民工本人還保留了農民的職業，大多數進城農民工家人還在種地。傳統社會以戶為社會單位，現代社會則以個體經濟人為基元。若以經濟人觀點來看，農民工已不再是農民，起碼對于進城農民工可以這樣講。但即使是進城農民工仍然是農民。我們把這種在發展水平上高于農民，但在社會地位上還依然保留農民身份的農民工稱為末代農民。凡是身份具有世襲性質的社會，在實際地位失去后，都會形成“破落的”、“末代的”社會階層，如破落貴族，末代皇帝等等。

中國戶籍制度賦予農民的身份是世襲的，這種世襲身份不隨農民實際職業而變化，不隨勞動者實際素質技能與社會地位提高而改變，當農民工發展在人本質和人性提升方面遠遠超過農民時，就必然產生末代農民。

如果說農民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有階級的話，那么作為末代農民的農民工就是中國這個特有階級發展的最高因而也是最后一個階段，下一個階段就是工人。

在末代農民身上積淀著一部中國勞動者數千年發展史，也預示著未來中國嶄新的社會結構。末代農民是個轉折點，把歷史與未來聯結在一起，使古代中國真正走向現代。

翻開沉重的中國歷史，那是一部農民多少次更朝換代的歷史。有多少人明白過：為什么農民千百次反抗總以失敗告終？為什么農民總是受欺壓的對象？不管哪朝哪代，為什么農民總是最苦最窮？在走投無路的條件下官逼民反，結果不是被別人利用，就是替對立階級建立政權，皇帝姓氏變了，可是政權的性質依然如故。即使到中國革命的嶄新時代，貧雇農也只配打江山，不配坐江山，這究竟是為什么？

就是因為農民是農民。農民人數眾多，但每戶農民都自給自足，彼此間并不存在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活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每一個農戶……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④]孤立的小農，經驗再豐富也是針對自然的，而不是針對社會的。在社會交往中，小農總是被欺壓的對象，力量的弱小，只能使他忍辱負重，農民歷史就是一部飽嘗屈辱的歷史。分散的農民使組織成本高昂，分散的農民缺乏共同利益使組織產出幾近乎零。經濟上缺乏共同利益，政治上缺乏統一的組織，這根本算不得一個階級。存在決定意識，因而在意識上不可能有一個農民的階級意識，小農意識決不是階級意識，而是個體農民意識。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農民都不是作為真正意義上的階級而存在的，而是作為個體存在的。農民對個體事務的精確與敏感，同對總體事務的模糊與遲鈍并行不悖。

農民工是個突破。農民工階級的出現將改寫由農民改朝換代的中國歷史軌跡。農民在經歷了數千年的試錯后終于走上了一條徹底改變農民歷史的道路，那就是改變歷史主體的農民本身，使農民不再是農民，農民開始轉變成農民工，最終轉變成工人。一個沒有農民的歷史一定不是更朝換代的歷史，一定不是個專制統治的歷史，一定不是依賴幾個知識精英奮斗的歷史，一定不是需要少數脊梁的人支撐的歷史，一定不是古代史；而是一個靠選舉定期改朝換代的歷史，一個民主的歷史，一個真正依賴階級力量對比而變化的歷史，一部現代史。

末代農民的意義不只是體現在縱向歷史軌跡的變化上，還體現在中國人展開自己本質的創造性活動的空間上。多少年來，我們活動空間只局限在帕米爾高原以西，喜瑪拉雅山以北，白山黑水以南，東至大海的東亞范圍。大概只有蒙元時期才將活動的范圍往西往北延伸到歐洲。不過那是游牧民族，生息在歐亞大草原上，大量事例已經證明這些草原帝國都是曇花一現。[⑤]就算是一件了不起的功業，那也是牧民的，而不是農民的。

農民基本上象一株植物。生長在一個地方不動彈，全部時間和精力都揮灑在一小塊土地上，外面遙遠的世界作為軼聞聽聽可以，從來不認真去考察研究，實在說來也無研究之必要，因為離那一小塊土地太遠而不起任何作用。除非是那一小塊土地處于河流的下游，上游發生的事情影響到灌溉用水，那就必須打探清楚。所謂“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⑥]這樣一來，假若無外來入侵，農民的活動空間異常狹小。東亞這一大片土地的農耕區內部老死不相往來。每戶小農在狹小的空間里與天、地打交道，與熟人打交道。不具有侵略性，反倒具有強烈的反侵略性。色諾芬很早就注意到農民對這一狹小空間的愛護與反侵略性的養成。[⑦]

狹小的生產生活空間，限制了農民的視域與胸懷，加之歷代抑商主義政策，使農民的實踐活動局限于土地上。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細分，小塊土地愈來愈小，終于將整個經濟活動歸結為基本生存問題。在內部資源和活動空間日感局促的條件下，不能有效利用外部資源，缺乏全球戰略。時至今日，在很多人眼里仍然把全球戰略等同于霸權主義，這是小農意識的反映。我們不贊成侵略擴張，不贊成霸權主義；但是這不等于說不需要提高國際地位和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不等于說不要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

全球戰略制定的基礎和必要性不可能源于小農經濟。小農只能被動接受國際市場價格，無力主動參與競爭，這是為小農的低勞動生產率所決定了的，又為近代以來的歷史所證明。

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的入侵使小農經濟陷于瓦解，首先瓦解的是小農經濟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經濟結構，廉價的機織布取代土布；現代繅絲業取代手工繅絲等。外國資本在生產上戰勝家庭手工業后，又在流通中把小農經濟納入剝奪的對象。這樣一來，中國就成了國際資本的原料產地、商品銷售市場和投資場所。

今天，我國農業人口人均耕地面積2畝多，而美國為700多畝，法國每個農業經營者平均耕地577畝。我國與農業發達國家相比，缺乏規模效應和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優勢。小農日益感受到外來廉價進口農產品的壓力。據吉林省的調查，1997-1999年全省農民每年種植玉米的投入加上各種費用大體在每公頃4200元左右，正常年景玉米產量每公頃7500公斤左右，生產成本為每公斤0.6元，扣除成本，1996年收益每公頃3450元，1999年只有1950元。收益下降就是競爭的生存空間的收縮。1998年底，吉林玉米批發價為每噸1159元人民幣，同期美國芝加哥交易市場玉米期價為每噸87美元左右，合人民幣每噸720元。兩者相較吉林玉米價格高出60%左右。1999年，河南省小麥每噸151.8美元，美國為98.1美元；吉林大米每噸198.3美元，美國為143.3美元；黑龍江大豆每噸207.2美元，美國194.1美元。玉米、小麥、水稻是我國三大主糧品種，價格一律高于國際市場40%~60%[⑧]。

由此可見，無論過去和現在，農民在狹小的空間上經營的小農經濟只能被動接受國際資本和商品的競爭。這種與世無爭的經濟形式卻被迫面對外來的挑戰，狹小的經營空間既因內部土地細分而愈益狹小，又受到外來侵略的強力擠壓。個體農民經濟是古代文明輝煌的基礎，是近代屈辱的根據。到了現代，重建小農經濟根本不可能把中國引向現代化，相反只能引向古代化。

這種個體小農在末代農民身上終于顯露出退出歷史舞臺的跡象。春去櫻花無可挽回地隨風飄去。農民工以離土和離鄉為特征告別了土地。從否定意義上是告別了那山那水那塊土地的狹小空間，從肯定意義上將全國和全球的資源置于自己的勞動之中。珠三角的“三來一補”，原材料和產品兩頭在外，國內只提供農民工的廉價勞動力。末代農民活動空間由此迅速擴大，東南亞的市場、中東拉美的石油、澳洲的木材與鐵礦、日本的技術、歐美的設備，還有萬國的資本和市場都是農民工勞動的對象、勞動手段和勞動產品銷售地。東南亞的貨幣危機、俄羅斯的通貨膨脹、美國西海岸港口工人的罷工、WTO的談判、世界石油價格的飆升……這一切都與農民工的狀況緊密相聯，再也不是局限于小塊土地上求雨祈年，再也不是只為灌溉用水與上游村莊械斗，競爭的對手在遙遠的國度，活動的舞臺是整個世界，農民工是“世界工廠”的工人。

農民工階級給予的希望不僅在于改變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而且在于改變世界的經濟格局。

二、“民工荒”——農民工對資本的特有的抗議方式

2004年9月12日至20日《經濟日報》陸續刊出“追蹤民工荒”系列報道，報道了東南沿海出現普遍的民工荒消息。

記者洪敏報道：“今年春節過后，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與往年難以招架的民工潮相反，突如其來的‘民工荒’使當地各方措手不及，也成了上半年社會關注的焦點。”

編者按指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珠三角乃至全國勞動力供需市場在今年春天以來凸顯了一個歷史性變化——農民工短缺！源源不斷地輸入城市的中國農村剩余勞力大軍。一度使珠三角等地區長期為大量涌來的‘民工潮’所困擾。而今，珠三角等地區的不少企業卻又為‘民工荒’所困惑。從‘民工潮’到‘民工荒’，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來經濟社會在悄然中發生的重大變化，一向被認為廉價勞動力接近于‘無限供給’的中國，怎么會發生大范圍的民工短缺？據記者了解，不只是珠三角，同時在長三角、閩東南，甚至內地一些地區都普遍存在農民工短缺現象。一種現象的背后，必定隱含著內在的變數。”[⑨]

記者劉麟報道：“今年7月底，廣東省勞動就業服務管理中心在廣東的306家企業展開的一項調查顯示，有128家缺技術工，總計1.8萬人，有166家缺普工，總計8.7萬人。另一則消息表明，東莞市委政研室與勞動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估計，僅東莞2萬多家企業缺工就達60萬人。”[⑩]

2005年春節剛過，網上就有消息稱，東南沿海地區再次出現“民工潮退潮”現象。可見，2004年“民工荒”還不是因為2003年“非典”帶來的年度特殊現象，而帶有一種規律性。

在我們探討民工荒“隱含著內在的變數”以前，有必要對民工荒問題的性質加以明確。

“民工荒”中講的“民工”就是農民工，而且主要是指進城農民工。自從90年代末鄉鎮企業大規模私有化以來，進城農民工日益成為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主要形式。“民工荒”的出現之所以意義重大，值得關注，是因為“民工荒”涉及到進城農民工發展前途問題，涉及到末代農民下一個階段發展的方向。如果“民工荒”意味著從今往后進城農民工大批回到鄉村，重新成為純粹的農民，那就意味著勞動者發展的一種倒退；如果“民工荒”是農民工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對付資本進行野蠻的絕對剩余價值榨取，那么“民工荒”不僅不是勞動者發展的一種倒退，而是一種進步了。

究竟是倒退呢？還是一種進步？這就是“民工荒”提出的理論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深入考察“民工荒”產生的原因。

廉價工資和漠視農民工權益是“民工荒”產生的主要原因。

根據《經濟日報》記者張建軍的報道，“來自珠三角各地政府與勞動力市場調查的結果一致顯示：信譽度不高的中小企業缺工最為嚴重；而生產條件好、薪水高的企業招工并不難。”[11]

據廣東省農調隊調查，民工短缺對不同企業而言，狀況不盡相同，大型企業由于工資較高、福利較好，用工比較充足，而中小企業民工短缺現象較為嚴重；大型民營企業和歐、美、日、韓外資企業也基本不缺工人，相反，部分臺資和港資企業，出現了招工不足的情況。東莞市勞動局局長莫海明坦言：工資低，待遇差，是目前企業缺工的直接原因。

勞動密集型產品競爭的典型特征是價格競爭而不是技術和質量競爭。相當一部分企業為了產品在價格上有競爭力，靠壓低工資，減少勞動者福利保障，來獲得利潤。2004年7月，廣東省總工會公布的面對廣東全省12市開展的民工基本狀況調查顯示：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占總調查人數的48.2%，1200元以下的占78.7%。而同期廣東全省在職職工月平均收入為1675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所副所長陳淮指出，最近12年來，珠三角民工月工資僅僅增長了68元，折合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呈下降趨勢。

在珠三角及其他地區普遍存在企業漠視工人基本權利，勞動環境不理想的狀況，這也是招不到工人的重要原因。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執行理事劉開明說，相當多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作環境還是處于10多年前的水準：勞動強度大、勞動保障設施差，員工吃住條件惡劣、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的第一個口號是向婦女和兒童開戰。珠三角的資本是知道這個口號意義的。“只招年輕女工”已成為許多企業招人“硬指標”。企業在用工上“挑肥揀瘦”，使得用工的性別、年齡需求失衡，從而自縛手腳，招不到工人。有調查表明，珠三角不少企業用工男女比例為1:5，年齡在17-25歲之間的勞動力約占八成，25-35歲之間的僅占一成多，而且不少企業還想找熟工。因此，缺工主要是缺女工，在年齡結構上，缺工的87%以上為17-25歲之間的青工。女孩子高中畢業一般已經十八九歲，做兩年工才算得上有熟練經驗，這樣計算，一個女孩只有4年的工作時間。這樣的用工標準，使許多正值成熟期的男工被堵在門外，企業缺工不是民工造成的，而是企業自身造成的。

勞動力市場競爭格局的變化是形成珠三角等地區“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內地勞動力需求增加吸引了一批農民工離開東南沿海。在農民工中，曾經流行“東西南北中，打工去廣東”的口號，現在已經變為“東西南北中，處處可打工”。

隨著國際制造業向中國轉移并由沿海向內地延伸，長三角崛起了，京津唐地區進入了新一輪繁榮，西部大開發如火如荼，東北老工業基地正在振興，國內很多地方投資增加，新增企業多，社會用工的需求大大增加。因此，沿海的吸引力逐漸減弱，不僅外出打工者減少，更有農民工回流家鄉的趨勢出現。勞動力需求和供給的逆向發展趨勢明顯。對珠三角來說，廣東力倡的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使廣東近鄰的江西、湖南、四川、廣西等省區經濟發展迅速升溫，使得其用工量增加，而這些省區又是珠三角的主要民工供給地。

甚至連農民工輸出大省江西省也出現了民工短缺現象。無論是贛南還是贛北，無論是邊遠的宜春、上饒，還是省會南昌，隨著投資項目的開工建設，大量的農民工被吸納。河南亦是中國農民工輸出大省，在廣東的企業招不到工人的同時，河南不少企業也出現了缺工現象。

中央“一號文件”的出臺和農產品價格上漲刺激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而對農民外出打工的積極性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據記者張建軍提供的材料，2004年上半年農民收入同比增長16.1%，每月平均現金收入達到了224元。這意味著外出農民工的純收入要達到300元以上才會有農民外出打工。何況農民在家可以服侍父母、教育孩子、享受清閑，整體收益不會比外出打工差。

農民工階級意識的萌芽發揮了重要作用，是產生“民工荒”不容忽視的原因。

連續七年獲“中國出口創匯第一鎮”的東莞長安鎮，有2000多家企業，只有3萬多本地人口卻有近70萬外來農民工。鎮長梁榮業說：農民工是一支最為“革命的力量”，他們在最艱苦的地方，創造了巨大社會財富，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城市的繁榮。但長期以來，他們的價值卻被扭曲，受到了種種不平等的待遇。是市場的力量凸顯了農民工的價值。長安鎮由于完全依賴農民工發展起來，所以比較注意農民工待遇的提高，因而缺工現象就不太嚴重。

東莞市勞動局辦公室主任寧康分析說，新一代農民工由于家里條件好了，他們找工作的選擇性強了，求職觀念變了，他們不再是一味地被選擇，而是開始選地區選工廠了。因此，一個地區與當地企業整體形象決定著新一代農民工的選擇取向與流動方向。新一代農民文化程度提高了，從學校畢業后甚至沒干過農活，不象他們的父輩能在城市“忍辱負重”，而且還增加了自我保護意識，要求公正的待遇。張建軍采訪河南省項城市王明口鄉23歲的陳娜與22歲的丁玉珍，她們已經在東莞高埗鎮勞動力市場找了半個月工作，她們說：“我們先后去了五六個廠，進去發現不僅工資低，而且生產環境差，沒有一種安全感，我們最多呆了兩三天就跑出來。”東莞虎門鎮一臺商投資10多年，深感新一代農民工的經歷、文化水平、思想觀念都發生了變化，他們對公正待遇的訴求比他們的父輩更為強烈。中國勞動力的勞動權利觀念顯現，表現為農民工較強的“反叛”精神，這就迫使老板更多地關心農民工。

同時，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曾經在外“受夠了苦”的父輩們，就不再讓子女外出“再受罪”。當年留下的黑職介、傳銷、色情場所等陰影仍然活躍，他們不愿子女再受騙。

中國農民工面對資本的種種非人待遇萌發的具有集體“反叛”特征的階級意識，是文明進步的表現。其實，只要有合理的薪酬與勞動保障，中國勞動力供給將長期供大于求。“民工荒”正是在萌芽的階級意識指引下農民工對資本的“總示威”。

結構性缺工也是“民工荒”成因之一。目前，珠三角不少地區出現的民工短缺，相當一部分表現為技工嚴重缺少，普工并不缺乏。“民工荒”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企業用人素質提高，產業工人素質跟不上的反映。據了解，廣東技工嚴重不足的情況，已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

從宏觀環境上看，民工短缺不應該發生。中國當今勞動力不短缺，未來二三十年之內也不會短缺，相反存在過剩。目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存量超過1.5億。據測算，即使從2000年起中國每年新增安排800萬人就業，也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較徹底地卸下中國勞動力尤其是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包袱。退一步看廣東，當地勞動力人口并未充分就業，廣東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就業遠未完成。

所以，“民工荒”表現出來的結構性民工短缺是個事實。但企業連普工招工亦感困難主要是因為資本自身的原因，只要資本提供的勞動報酬有一個適當的提高，勞工安全有一定的保障，用工觀念有相應轉變，就會有足夠的農民工走進工廠。

通過上述對民工荒成因的考察，有幾點值得注意：

（1）低廉工資與農民工權益得不到保障是主要原因；

（2）資本間競爭分離了一部分沿海尋職的農民工；

（3）大量使用年輕女工；

（4）農民工回鄉創業；

（5）因農業收入提高而重返土地；

（6）農民工觀念更新通過代際更新得以實現；

（7）結構性缺工，技工真正短缺。

所有這一切都是與沿海地區資本榨取絕對剩余價值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工資低、工作日長、勞動條件惡化、權益得不到保障是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典型特征。女工的大量使用可以降低成本，這是資本增值本性決定的。外地資本競爭、農民工回鄉創業以及因農業收入提高而重返土地，與其說是別處資本和土地對農民工的吸引力增大，不如說沿海資本的殘酷剝削對農民工的吸引力減小造成的。這是因為無論就經濟發展速度、起步時間和經濟實力來講，東部沿海地區由于享受特殊政策和待遇而來得快、來得早、來得強。西部開發、東北重振、京津唐地區的繁榮無力與珠三角一較短長，即使是長三角亦不能望其項背。如果珠三角的資本普提農民工的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維護農民工基本權益，那么在緩和勞資矛盾的能力、條件和水平上無出其右者。然而，東南沿海是資本來到中國的第一站。資本一來到人世間，每個毛孔都流著骯臟的血。面對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本展開的是掠奪式使用。當外地資本尚未出現，珠三角的資本引來大批農民工，產生“民工潮”，只是因為農民工無處可去，而不得不“打工到廣東”。一當外地資本出現，條件稍有改善，沿海“民工荒”就產生，“處處可打工”使自由勞動力有了可選擇的空間。

農民工原本是亦農亦工的雙棲動物。正因為在“一號文件”政策支持下，使得農業收入稍有增加就把農民工吸回土地，這本身就說明，資本支付給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太低。劉易斯講發達國家早期的城鄉收入之間差距是“峭壁”，在中國實乃“沙灘”。廉價工資的危險性在于，它極有可能將勞動者發展從已達到的農民工高度推回到純粹農民階段。從這一點看來，“民工荒”對農民工是好事而非壞事，不是動搖了而是有利于鞏固這個階級的地位與生存條件。

農民工觀念更新和對資本反抗精神的增強，那不過是資本對農民工這根彈簧壓力過大而形成的反彈。階級意識只能在階級斗爭中逐步形成。“民工荒”對農民工階級自身影響在于促進階級意識的增長。

對于結構性缺工，一般見解以為與資本無涉，是農民工自身素質問題。這是離開總體孤立看問題的一個典型例子。在資本雇傭勞動關系中，勞動力的再生產本身是資本再生產和積累的一個條件。“所謂的‘民工荒’是個偽命題，‘技工荒’才是事情的真相。”[12]技工難道不是農民工嗎？“技工荒”不就是“民工荒”嗎？為什么改革開放1/4世紀了，即使從大規模出現進城農民工以來也有15年了，民工仍然停留在普工階段，沒有轉變成技工呢？有哪種技術農民15年都學不會呢？珠三角缺工的行業主要集中在一些傳統第二產業如制衣、制鞋、玩具、家具、機械制造、建筑施工[13]，這些行業的技術并不難掌握，并非高新技術，何以農民工掌握不了呢？

在考察進城農民工工資的第四章，我們看到農民工勞動力價值只包括養活農民工自身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價值，農民工繁育后代的費用由農民工家庭的農業收入來支付，至于勞動力教育和培訓費用不包括在廉價工資當中，易言之，廉價工資之廉價是根據這兩部分費用“不包括”來規定的。對于資本來講，具有“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當然是其利益所在；不過這需要一個條件，就是生產本身不需要昂貴的技工。如果隨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企業不得不為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采用新技術，從而使企業技術水平不斷提高，那么廉價工資就維持不下去了，如果資本堅持維持廉價工資，支付不包括勞動力教育和培訓費用的工資，那么農民工就不可能由普工發展為技工，又由一般技工發展為高級技工，就會出現技工短缺和技工型的“民工荒”。

當然，農民工從普工向技工的發展，克服廉價工資還只是一個基礎，要完成這一轉變尚需其他條件：首先是資本不能規定農民工過于漫長的工作日，使得農民工有時間從事受教育和培訓活動；其次，政府要為農民工教育和培訓提供相應的服務；再次，要建立農民工教育和培訓基地；最后，提高農村基礎教育水平，為新一代農民工打下應有的文化基礎。所以，“技工荒”的產生是個復雜問題，但是，資本需要技工而不能再生產技工是問題的關鍵。

由此看來，“民工荒”的出現根源于資本對農民工勞動力的掠奪式使用；“民工荒”不過是農民工對資本榨取絕對剩余價值的一種反抗，是農民工在現階段的一種獨特的罷工方式。在進一步考察“民工荒”的作用之前，我們先來研究一下這種罷工方式的獨特性。

工人反抗資本剝削和統治的方式是隨著資本的剝削方式和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而變化的。工人反抗資本的斗爭在歷史上有怠工、偷懶、搗毀機器、游行示威、罷工、起義、沒收資本的革命等方式。我們把“民工荒”視為比“示威”更為嚴重的罷工方式。所以作這樣規定，理由在于：示威僅僅是顯示工人的力量，并未實際使用這種力量，因而是一種單純的警告；罷工固然也有警告的作用，但主要是實際使用工人階級的力量，這種使用是通過暫停工人階級力量的使用來顯示這種力量，因而，罷工對生產和資本增值發生了實際影響。“民工荒”同樣是通過暫停農民工的作用來顯示這個階級的作用，因而直接影響了資本的增值活動。所以“民工荒”實乃“資本慌”。

但是，“民工荒”明顯地不同于一般罷工，工人罷工一般是有組織的活動，是在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組織領導下的集體抗爭；罷工一般也都有明確的抗議對象，工人反抗的對象可能是具體某個工廠的廠主，也可能是整個資產階級，那就是政治性罷工了；罷工有明確的理論指導，有統一的口號與斗爭綱領；一般經濟性質的罷工的目標都很具體，或提高工資，或縮短工時，或增加福利等。近年來東南沿海的“民工荒”，作為一種變相的罷工；既無組織領導，也無明確抗爭的對象，因而沒有哪個具體的雇主驚慌失措，反抗的對象只是抽象的資本；罷工純粹屬于經濟性質的，沒有什么理論指導，沒有統一的口號和斗爭綱領；沒有明確的可與廠主談判的罷工目標。正是由于這樣一些特點，人們很難認識到“民工荒”的實質就是一場罷工。

但是，這的確是一場經濟性質的罷工。雖然沒有統一組織，但有統一行動，“民工荒”不是一時一地一廠的現象，而具有普遍性年度性特征；上年底所從事的工作，今年初不再復工了；沒有具體明確的目標，但不等于沒有目標，這就是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提高福利待遇，消除歧視性體制與政策限制；沒有具體的抗爭對象卻以一定范圍（東南沿海）的資本為抗爭對象，這倒起了一般性警示作用。

“民工荒”這種獨特的罷工形式是與農民工現階段的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農民工基本上保留了農民的個體活動方式。盡管已經具備了《工會法》規定的加入工會會員的條件，但因維權意識不強，普遍未建立起工會組織。工資收入水平低，幾乎承擔不起組織工會的費用。工作時間長，沒有節假日，工人無法從事社會活動。階級意識淡薄，剛剛處于萌芽階段，不能形成明確的斗爭綱領與目標，甚至連一句象樣的口號也沒有。頻繁的流動進一步增加了組織的難度。大多數農民工把希望寄托在雇主發善心和社會力量支持上，沒有意識到自身階級力量的重大作用。工人階級內部的分裂狀態，在鄉農民工與進城農民工之間，進城農民工與城市工人之間的激烈競爭使得現階段不可能形成統一的階級力量。農民工內部相當一批個體戶尚未出現分化，一部分個體戶上升為資本家給不少農民工形成一種通過個人辛勤打工能成為老板的幻想。這些因素對農民工的抗議方式不能不產生重要影響。

為什么分散的以個體方式活動的農民工會發生統一的抗議斗爭呢？仔細研究就會發現，這種統一性主要表現在時間選擇上的驚人一致。我們知道，統一的罷工時間是工人只有在嚴密組織條件才能確定的，并約定統一行動的信號。“民工荒”中的罷工時間是怎么確定呢？這不能不涉及春節這個傳統節日對農民工的巨大作用。

農民工遷移于城鄉之間，但遷移的時間在春節前后。春節前由打工所在城市流往鄉村，春節后再回到城市。農民工所以選擇春節遷移，這是由數千年農業生產和農業文明生活方式決定的。農業生產受自然支配而具有季節性，春節是這樣一個節日，即上一個農業生產周期結束，而下一個農業生產周期尚未開始的分界線，是季節性農業生產過程中的一個休止。作為上一個生產周期的結束，一年收入是多少只有在年底才能清算；而面對即將到來的下一個生產周期，又必須實現各種物質補償，所謂“備耕”。由于介乎兩個生產周期之間，是個農閑時期，有利于農民全家團圓做好上述辭舊與迎新兩件大事。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在春節期間與農業收入匯在一起，成為安排來年總支出的總收入來源。作為家庭主要勞動力的農民工一般都要在春節返鄉，以安排好大事，也是孝敬老人照顧孩子的需要。農民工返鄉后，會把工資收入與農業收入加以比較，如果感到滿意，過了年會重新外出打工；如果感到不合算，他會對年后是否繼續打工抱猶豫態度。春節也是全鄉村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在家鄉互相碰頭和交流信息的機會，如果得知哪個城市工資高，待遇好，則年后外出打工的去向會發生改變。這樣一來，春節成了幾乎所有農民工同時決定年后是否外出打工以及去何處打工的統一時間，當珠三角低工資、長工時、多克扣、久拖欠、待遇低、環境差形成一個共識時，即使無任何人組織，一場統一行動的罷工時間實際上已經確定，那就是年后。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自2003年春節開始，2004年與2005年節后沿海地區都爆發了“民工荒”。從某種意義上講，春節起到了農民工醞釀罷工的作用，而節后就是統一罷工的時間。

“民工荒”作為農民工特有的罷工方式，不僅不會使農民工倒退到農民，相反對農民工階級自身發展來說是個健康因素。

“民工荒”對于農民工廉價工資的提高和勞動條件的改善起了推動作用。資本利用中國初級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的客觀現實，盡量降低農民工的工資，以積累資本。據廣東省有關部門的調查，全國24個城市農民工平均月工資為660元，長三角6省市高出全國平均水平的8.5%，深圳高出5.4%，而東莞竟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6.8%。廣東省經濟增長率多年來在兩位數以上。經濟增長目的，應是為了廣大勞動者的可支配收入不斷提高，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水平不斷提高；如果按同比例增長，在珠三角的農民工工資收入早就應翻番了。可實際情況是，珠三角農民工月工資12年來僅增長68元！還沒有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民工荒”的結果，迫使一些企業適當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和待遇。

作為后發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但這種增長不應以犧牲環境和勞動者權益為代價。可是資本初到中國，盡干些殺雞取卵的事。企業主把農民工當作隨心所欲的勞動工具，沒有技術培訓，沒有“三險”保障，宛如大觀園的丫鬟，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沒有訂單時，把農民工趕出門外；訂單雪片飛來時，又迫使農民工夜以繼日工作，竟有個別企業讓農民工一個月加班300小時！農民工工作條件之差，是有目共睹的；更有甚者，為防止農民工因勞動強度過大而離去，將門窗用鐵欄桿焊死，致使意外發生火災時，幾十名工人無路可逃而活活悶死。這種“血汗工資制”勢必引起農民工的反抗。“民工荒”是弱勢農民工對強勢資本的消極抗爭，這種抗爭相信不會毫無結果。

“民工荒”有利于技工的增長。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什么樣的工資就能再生產什么樣的勞動力。廉價工資只能生產出普工，含有勞動力教育與培訓費用的較高工資才能生產出技工。一個高級技工月薪在4000—6000元，而一個普工月薪只有600—700元。普工工資怎么能生產一個技工呢？生產不出技工又怎么能雇到技工呢？資本只想支付廉價工資，卻想雇傭技工，怎能不發生“技工荒”呢！“民工荒”的出現給企業主上了一堂課：要雇傭技工就要支付技工工資，而不是廉價工資；農民工物美就不能總是價廉。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由于農民工工資收入及匯回款對農民工輸出省的經濟意義巨大，以致在“民工荒”打擊下，東南沿海的資本尚未普提工資時，農民工輸出省政府自己開始投資培訓農民工，這樣一來，就部分抵銷了“民工荒”的積極作用，繼續維持著農民工教育培訓費用列支于農民工工資之外。由于政府行為不能保證經常性的教育和培訓費用，因此，在大規模出現“民工荒”的同時政府行為的介入是短視的，其發揮的作用尤如非工會會員在工會會員罷工時期所起的破壞性作用。

四川省全國第二大勞動力輸出省，從1983年起，四川省勞務輸出走過了起步、加速、穩定、持續發展的路程。20多年來，工資收入已成為四川省農民收入的主渠道。2004年僅上半年，全省轉移和輸出農村勞動力1204.3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62.1萬人，增長5.2%。其中向省外輸出709.3萬人，同比增加62.7萬人，增長8.8%。上半年四川民工實現勞務收入314.12億元，同比增加28.58億元，增長10.01%，其中從銀行和郵局匯兌回川152.69億元（不含卡匯等渠道），同比增加6.06億元，增長4.13%，全省農民人均勞務收入475.94元，同比增加73.06元。在四川農民工大軍中，流向廣東省珠三角的“川軍”隊伍不斷發展壯大。近幾年來，在粵“川軍”常年保有量為360萬，約占廣東外來農民工總數的28%，高峰期在500萬人左右，占四川全省外出“川軍”的50%。

2004年開春直到夏天，珠三角地區遭遇“民工荒”，廣州、深圳、東莞等地急缺200萬人，“川軍”素質跟不上用工單位技術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四川省歷史上最大的農民培訓工程——“千萬農民培訓工程”已正式啟動。計劃在兩年內培訓農民工1000萬人次，省財政撥出1500萬元財政專款，配套農業部和國家扶貧辦培訓資金達6100萬元，各市（洲）、縣（區）用于農民工培訓的資金更是多達1.5億元以上，惠及像“川妹子”這樣的大量進城農民工，旨在使現已轉移和輸出勞動力及新增勞動力普遍接受一次系統的技能培訓，掌1~2種市場需要的職業技能，提高“川軍”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為鞏固“川軍”在珠三角的地位，四川省還積極參與“泛珠三角（9+2）洽談會，”簽署了《泛珠三角九省區勞務合作協議》。[14]

河南省是我國第一人口大省，也是第一農民工輸出大省。2002年，外出農民工已達1300多萬。這些人大都流向東部地區，近年來向中部和西部的也有較大增加。據統計，2003年，河南農民全年人均純收入2235.68元，其中工資性收入占1/4以上，而外出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又占工資性收入的一半以上。從1999年到2002年，工資性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已達63.3%。河南省政府近年來提出多層次輸出勞動力、加強對農民工的培訓、創立品牌、跟蹤服務等。[15]

象四川與河南這樣的農民工輸出大省，對農民工的教育和培訓更多是出于省際間的競爭需要，而不可能將一個普工轉變為技工，更不可能將一般技工轉變為高級技工。以四川2004年為例，全省培訓農民工1000萬人次，省財政投資1500萬元，人均不過1.5元，即使加上各種配套資金，人均不過10元。一年10元，焉能將一個普工轉變成技工？所以，盡管有政府行為參與進來，如廉價工資不能從根本上突破，“技工荒”仍不可避免，珠三角產業結構升級就會遇到技工短缺的限制。

“民工荒”顯示出全國進城農民工組織起來的重要性，有利于農民工階級意識的萌芽與增長。在“民工荒”出現后，由于全國農民工缺乏組織，這種消極罷工很容易遭到破壞。陜西咸陽在2004年得知珠三角發生“民工荒”以后，立即組建“勞務輸出辦公室”，積極招募農民工進行培訓后輸往珠三角。咸陽市秦都區“勞務輸出辦公室”還派專人分駐深圳和蘇州，“民工荒”給秦都區帶來大機遇，他們抓住了這個機遇，實現了以咸陽“遠水”解珠三角“近渴”的目標。中國疆域龐大，絕非泰國可比。廉價勞動力優勢支撐的泰國紡織業繁榮只有短短15年[16]，中國東南沿海的大發展已有1/4世紀，還可以維持相當一段時間，就是因為有許多“遠水”不斷流來。這種“遠水”對罷工的農民工工資增長不利，但對延長東南沿海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導產業的經濟繁榮是有利的。（可見對農民工不利的，對資本總是有利。所謂超階級的經濟學是不存在的。）“民工荒”作為一種罷工，由于是無組織的，其目標會因沒有參加罷工的農民工的破壞行為而難以達到。不過，在這種復雜的階級之間與階級內部互動中，非常有利于農民工階級意識的萌生和增長。

“民工荒”有利于鞏固農民與農民工分化的成果，而不是彌合這種分化。“民工荒”出現后，一般見解以為會造成“民工東南歸，再扶犁把手”的所謂新潮流，“農田變成了搶手貨”[17]。這是對“民工荒”的一種誤讀。我們已經指出，農民工從農民階級中分化出來是中國勞動者的一次大發展，鞏固這一成果是勞動者利益所在。“民工荒”是農民工對資本的罷工，客觀上對提高農民工工資有利，因而它不是彌合了而是鞏固了這種分化。農民工工資與農民收入差距越大越有利于鞏固這種分化。處于罷工狀態的工人一般無事可做；但處于罷工狀態的農民工雖不務工，但可務農。所以絕不要被處于罷工狀態的農民工暫時回鄉耕地所迷惑；一當罷工結束，工資水平和福利待遇有所提高，更大規模的復工就會到來。

三、農民工是一個過渡性階級

農民工是這樣一群人：他們身為農民，心卻不在農業；從事工商業，卻不是市民；住在城里，家卻在農村；和城里人相比，他們被認為處于社會低層，但在農村他們卻成了富戶；他們比城里人窮，卻比留守的老鄉們有錢；他們在鄉間有寬敞的住宅空置不住，寧愿花錢租幾平米小屋或擠身狹窄工棚；他們年前趕回家，是為了過了年又回來；他們在城里舍不得花錢，衣衫襤褸，吃食簡單，少于交際，回到家卻有大手筆，蓋房娶妻，酒桌賭場，唱戲修廟；他們經營著農工兩業，有著二重收入；他們重農但不抑商，重末但不忘本；他們像一只候鳥，冬去春來；又像一架秋千，搖蕩與城鄉之間；他們具有二重身份，既是農民又是工人；他們不具有任何身份，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他們進可入城，退可返鄉；根扎在鄉間，果卻結在城市；在城里失去的尊嚴，在鄉間又找了回來；就他們自己來講，現有的身份不明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們不知道；將來會怎么樣，他們也不知道；作為個體的農民工，每個人有自己的打算，作為一個階級，他們還處于失語狀態……

一般來講，過渡性的事物都具有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特點；過渡性的事物還有拋卻舊形式，獲致新形式的動力與希望；不穩定、易反復是過渡性事物的常態。進化譜系中的鴨嘴獸和始祖鳥、人猿相揖別中的人猿和猿人，都是如此。農民工作為過渡性社會階級，其特征是由農民工在各個社會層面上的二重存在決定的。

農民工作為一個過渡性階級，最終要走向何方，是研究末代農民必須要回答的問題。從目前的發展趨向來看，有三種可能：回到農民、突進到工人、長期停留于農民工。讓我們分別來考察一下。

回到農民。在現有的土地制度下，農民工仍然擁有小塊土地使用權，只要他本人不放棄，這塊土地不會失去。正因為這樣，農民工在不能作為工人發揮職能時，部分地、暫時地重新回到農民就不是不可能的。

農民工不能作為工人發揮職能是可能的。資本使用的農民工在35歲以下的占88%，45歲以下的占95%[18]，屬于體力型最佳勞動力年齡。一旦過了35歲，農民工很難找到工作，只好被迫回原籍種地，重新回到農民。資本對農民工的掠奪式使用令不少農民工難以承受，即使未過最佳勞動力年齡，也會回到農民。資本喊出了向婦女開戰的口號，致令許多男工回到農民。工資收入與農業收入差距未明顯拉開，對農業的政策性扶持會使農業收入在一定時期有所提高，會吸引一部分農民工回到農民。農民工在對資本進行抗議的“民工荒”時期會暫時回到農民。受經濟周期的影響，農民工受自身條件的限制不能以后備軍形式滯留城市，也會暫時回到農民，一俟經濟形勢好轉再外出尋工。如三年治理整頓時期就發生過這種大規模農民工返鄉現象。春節回到家鄉的農民工，由于家里缺乏勞動力，往往要到春節農忙結束再回城，這中間有短暫的回到農民的現象，至于在鄉農民工，回到農民的可能性更多更大，時間更長。

因此，只要資本對農民工的掠奪式使用繼續維持，只要農民小塊土地制度長期保持不變，只要鄉鎮企業不向城鎮集中而維持當前這種“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分散布局，農民工部分地、暫時地回到農民的可能性就始終存在。隨著農民工工資提高和住房、醫療、養老等福利制度的建立，小塊土地制度的改革和農場制的建立，鄉鎮企業布局調整和向城市的集中，根除農民工回到農民的可能性是完全能夠實現的。當前，在“民工荒”打擊下，農民工工資和待遇問題雖不可能有根本改觀，但已作為一個問題提到了社會各階級的面前，提上了政府的議事日程。同樣，小塊土地制度不可能大幅度提高農民收入，不可能應對類如“九八抗洪”的需要。小農經濟已經作為“三農問題”成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鄉鎮企業分散布局提高了產品制作成本，污染了農田和環境，難以形成規模效應以及服務業不能獲得相應發展和吸納在鄉農民工能力的下降已經引起各方面關注，將鄉鎮企業向中小城市集中，使在鄉農民工向進城進鎮農民工轉變已成為一個趨勢。所以，無論進城農民工或是在鄉農民工大規模地、永久性重新回到農民不是一種趨勢，也不會成為一種趨勢。

突進到工人。農民工已經是工人了，何需“突進”呢？這里講的“突進”是指在素質技能、經濟政治地位、享有的社會福利和思想意識方面達到了城市傳統工人階級的水平。這是一個發展方向，也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對于農民工來講，這個過程的完成意味著他不再是一個農民，沒有了農民的身份，既不要那一畝三分地的權利，也不承擔各種稅費義務。他可以參加工會組織，獲得了工人階級的意識，小農意識即使存在也以小市民意識形式存在。他不再有原籍的戶口，他在城市有自己的住房，子女在城市上學。他失業了將作為滯留城市的產業后備軍存在，農村天地雖廣闊但已無他的去處。他退休后在城市領取養老金，不必也不可能老死鄉里。總之，他完全成為一個市民。

農民工向工人的突進，從上述意義上講是中國勞動者又一次大發展，不僅在素質技能上，而且社會地位上都有質的提高。發展是硬道理。農民工最終必然發展到工人。現在的問題是，阻礙這一發展的因素是什么。從邏輯上講，這些因素也就是使農民工成為工人的條件，必須從這些條件的變化出發認識農民工發展的趨勢。

首先是戶籍制度。戶籍在許多人看來僅僅是由戶口和籍地兩個因素構成，入籍后取得相應的戶口僅僅是一種身份標識。應當說這是一般戶籍制度的規定，卻不是中國戶籍制度的特殊規定。中國戶籍制度與糧油供應制度、土地制度、就業制度、工資分配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生育制度、養老制度、醫療制度乃至喪葬制度都緊緊聯系在一起，取得一種戶籍身份可謂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經濟社會地位都大致確定了，變化少于不變化。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戶籍制度限制有所松馳，但從農民工和城市正式職工的區別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戶籍制度對一個人的影響有多么深刻。問題是，一個人能獲得什么樣的戶口，當你未出生時已由父母戶口性質先天命定了，以致為后代著想，居民自動劃出了不同的婚姻圈子。農民工的婚姻圈子仍在原籍，當城里人的涉外婚姻發展起來的時候，內部兩個婚姻圈子的隔絕卻依然不能打破。由于不了解中國戶籍制度的厚重性，人們以為只要取消農民工的農業戶口就能實現農民工向城市正式工人的轉變。其實，在與戶籍制度相聯系的各種社會制度沒有根本變革的條件下，單純的戶籍制度改革必然流產。

土地制度就是與戶籍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根據目前的戶籍制度，取得農業戶口的居民才能在籍地獲得土地承包權，而城市一個下崗職工由于沒有農業戶口，即使想種地也無地可種。農民工是擁有農業戶口的農民，所以即使他本人不耕種，他也有小塊土地使用權，或由家人耕種，或轉包他人代耕。家庭承包責任制是黨在目前階段農業政策的核心，家庭承包根據現有政策至少還要堅持30年。如果取消農業戶口，當然也就取消了城市戶口，又要堅持家庭承包長期不變，那等于13億人都有了平等的土地承包權，本來就被劃分得異常細小的地塊，還會更加細小。不能排除城市市民想擁有這樣的地塊。問題復雜性還在于，農村土地是農民群眾集體所有的。這里的“農民群眾”在現行戶籍制度下是清晰的，一旦農業戶口取消了，誰是農民呢？如果13億人都有權承包土地，那么人人都是農民，土地等于國有化了。所以，戶籍制度改革不僅牽涉土地使用權，還牽涉到土地所有權。可以設想在農村建立大農場制度，但是誰是農場主，農場主如何在堅持長期不變的承包土地上建立農場，這是必須解決的難題。所以，土地制度與戶籍制度相互銜接，單純戶籍制度改不動。

稅費制度與土地制度又聯系在一起。農民是要交納各種稅費的，承擔各種攤派和集資義務，還要出各種勞務工和義務工。據中央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部門統計，僅中央一級機關和部門制定的與農民負擔有關的收費、基金、集資等各種文件和項目就有93項之多，涉及24個國家部、委、辦、局；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費項目269項；還有無法統計的“搭車”收費[19]。農民現在承擔的稅費負擔比市民繁重多了。即使取消農業稅和農林特產稅，問題不會根本改觀。鄉鎮一級、村一級的財務開支都由農民負擔。如果取消農業戶口，誰是農民，稅費誰交，義務工誰出？鄉村干部和基層政權運轉經費誰來負擔？這都成了問題。除非取消鄉鎮一級政府，把縣政府作為最基層政權，這是中國古代的行政體制。所以，戶籍改革又牽涉稅費制和行政體制。

城市就業體制也是與戶籍制度有關。過去，城市居民的就業實行由國家“包下來”的體制，由于重工業化道路滿足不了就業需要，加之人口增長失控，使“包下來”的就業體制難以為繼。盡管后來不得不允許待業青年自謀職業，盡管勞動就業制度有了巨大變化，但是城市企業正式職工就業始終由國家安排，即使下崗也要國家發放基本生活費和解決再就業。如果不再區分城鄉戶口，城市企業正式職工概念也不復存在，整個就業體制完全市場化，這本身又是一場重大改革，牽涉許多人既得利益，決非朝夕可以完成。

住宅分配、教育制度、養老制度、醫療制度等也以戶籍制度為基礎。因為只有城市戶口的居民才能享受福利房或住房補貼、優質教育資源、養老金、公費醫療、喪葬費及其它福利，一旦農業戶口與城市戶口取消，所有居民便一視同仁，現有城市福利資源按什么標準分配？這是一個真正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決非簡單一個市場化所能解決的。因為市場化運用在非經濟部門必然產生巨大社會不公平。這些多年來形成的復雜的社會制度安排是各種社會力量長期博弈的結果，新制度不是設計者可以安插到社會機器上的零部件，而是社會演化的產物。破除舊的體制或許容易，形成公正有效的體制就困難多了，以致我們會發現，與其費力費時改革這些體制，不如延續現有的體制。這樣就使現有戶籍制度不可能在短時期有根本性變革。當然，不是說這些體制不可以改革，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上述制度都經歷了重大變革，總體趨勢是城市正式工人的福利待遇減少了。如，終身就業廢除了；免費分房隨住宅商品化取消了，只有單位住房補貼；免費教育不存在了；公費醫療也作了重大改革，個人帳戶設立了；養老金實現了統籌。總之，福利更多需要個人花錢去買。

由于上述各種制度都與戶籍制度結合為一體，可以斷定的是戶籍制度短期內決不會有實質性變革。因而農民工的農民戶籍身份以及由此產生的權利與義務不可能立即廢除，而城市居民的戶籍身份所賦予的各種福利農民工也不可能立即得到。我們沒有條件讓農民工和所有明天能成為農民工的農民享受現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待遇；我們也沒有能力完全廢除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種福利以求和農民工達到同等地位。簡單地說，既不能讓農民工福利上升到工人水平，也不能讓工人福利降到農民工水平。而一致的福利水平達不到，戶籍制度改革就不可能廢除農業戶口與城市戶口的差別。從現有的發展趨勢來看，繼續降低城市工人福利，與繼續改善農民工福利有可能實現雙向對接，在中間某個點達到一致。這是一個較為現實的考慮。如果這一點達到了，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仍不能廢除，因為農民的權利與義務也必須與農民戶籍身份脫鉤，這樣才能取消農業戶口。

所以，戶籍制度改革要廢除農業戶口與城市戶口的區別需要創設兩大條件：（1）在農村，要使現有農民享受的權利與義務同農民身份脫鉤，使土地分配與稅費交納同戶籍賦予的農民身份無關；（2）在城市，使農民工各種福利改善同城市工人福利的繼續下降達到一致水平。做不到這兩點，現有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不改比改要好。問題是，這兩個條件決非短期能夠形成。如果家庭承包堅持30年不變，第一個條件30年不能形成。至于第二個條件，工人福利繼續下降的空間已經很小，而農民工人數之眾，增速之快，要在短期大幅度普遍提高各種福利待遇根本不可能。結論是：今后數十年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不會有根本變革。

而戶籍制度短期內不可能根本改革，農民工繼續擁有土地使用的權利和上交稅費的義務；農民工也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工人的福利待遇。農民工向工人的突進是硬道理，但至少30年不可能完成這個轉變。既然如此，農民工發展的第三個趨向就是可能的，也是現實的。

三、農民工作為農民向工人突進的過渡性階級將長期存在

嚴格來講，農民工繼續作為農民工存在，不應看作是一種發展趨勢，倒是應該看作停滯趨勢。不過，如果考慮到這種停留不是一種完全不動的停滯，而是帶有向工人突進的量的漸變，那么，當作一種發展趨勢未嘗不可。

一方面，農民工大規模永久性地回到農民不是一種趨勢，另一方面，戶籍制度短期不可能根本改革，妨礙了農民工向工人的突進；后退不可能，前進短期內有困難，長期停留就是必然。

我們是從農民工整個階級出發作出上述判斷的，這并不排除個體農民工可能回到農民，也可能突進到工人。事實上，個體農民工后退與前進的事天天都會發生，正是這種個體的不停頓的進退徘徊構成了農民工階級的過渡性特征。這是一個內部充滿躁動的階級，正是這種內在的不安定使這個階級充滿了蓬勃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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