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兩極化發展管理論文

導語：社會兩極化發展管理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20世紀90年代，在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經濟低迷不振、增長乏力的情況下，美國經濟卻一枝獨秀，實現了長達120個月的持續增長。不僅如此，美國經濟增長還突破了菲利普斯曲線關于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此消彼長關系的描述，實現了經濟連續高速增長與低通貨膨脹率和低失業率的同步發展。然而，在美國經濟發展的同時，美國國內的貧富差距也愈益擴大。

一、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

美國的貧富差距在從二戰結束到70年代末的這段時間里基本處于穩定狀態，主要原因是美國政府在1929年大危機以后加大了對收入分配的調控力度。80年代，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崛起，貧富差距開始擴大，但不太明顯。9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目前已居西方國家之首。（注：［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為了清晰地說明美國社會兩極化發展的趨勢，筆者搜集了美國自1951年以來五等份分組家庭的貧富差距變化的統計資料

從表中不難看出，從1990年開始，除了最高的20%家庭的收入大幅增長以外（由1990年的44.3%增長到2000年的49.7%，提高了5.4個百分點），其余四組的家庭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由低到高分別下降1、2.1、1.7和0.5個百分點）。美國聯邦統計局2002年9月公布的統計數字顯示：2001年美國的貧困率同比上升了0.4%（從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1年的11.7%）；中位家庭收入同比減少2.2%；最低的20%家庭所占社會收入的比率從上年的3.6%下降到3.5%。雖然沒有高收入階層收入變化的具體數字，但美國商務部的統計報告指出，美國上層收入所占社會總收入的比重以及收入總量在增加，社會貧富差距在擴大。（注：SeeU.S.CensusBureauWabsite(www.census.gov/hhes/www/img/inceovo/）.

二、美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

從根本上說，要歸因于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但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來，推動美國經濟強勁增長的新因素對美國社會愈益擴大的貧富鴻溝所起的作用則更為直接、明顯。

1.以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為驅動力的“新經濟”

早在10多年前，托夫勒就預言：“知識是終端放大器，它是即將發生的權力轉移的關鍵。”（注：［美］阿爾溫·托夫勒：《權力的轉移》[M]，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頁。）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得建立全新的市場模式、企業模式和職業活動模式成為可能。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突飛猛進。這既提高了自身產業的生產率，又通過其輻射作用推動了其他行業的發展。但這種推動是以生產者擁有良好的素質和把握先進的科學知識為基礎的，在今天的美國，是否受過良好的教育、是否擁有必要的生產技能、是否掌握信息技術，已成為影響一個人能否分享“新經濟”催生的財富“蛋糕”以及所能分配到的份額大小的重要因素，社會成員之間知識上的差距也就表現為收入上的差距。據統計，1992年至1998年，美國信息產業工人與其他行業工人的年人均工資差距擴大了1萬美元。（注：參見劉勁松：《“數碼鴻溝”對世界、亞洲和中國的挑戰》，《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4期。）

許多貧困的家庭由于難以負擔高昂的教育費用，無法保障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致使這些家庭中出來的非技術或低技術職工在新經濟的大潮中被邊緣化。而富有的家庭能夠支付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高昂費用，這些家庭的孩子就能夠相對容易地找到高薪工作。另外，在信息和通信技術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的美式企業中，號稱“資本盈利”的不分紅政策日益泛濫。就這樣，美國國內原本存在的貧富差距，在新經濟時代由于對智力投資能力的不同以及企業模式的改變，而被進一步拉大。

2.飆升的股市

華爾街股市在1990年代的非理性興旺，把貧富差距問題更加凸顯出來。1990年代，美國的眾多公司，特別是新經濟的受益者——高科技公司通行向職工發放股票期權(stockoptiom)的做法，只要公司的股價上漲，這些職工就能夠獲得極大收益，一些高科技產業的首席執行官的收入的90%以上是通過股票期權獲得的。股市的繁榮意味著那些擁有先進知識或者高技能并獲得了公司股權期權的管理人員及技術人員身價陡升，而大部分人，則由于沒有可以投入股市的存量資本，又不擁有可用來換取股票期權的先進知識和高技能，就只能同飆升的股市擦肩而過。

由于資本擁有量的不同，導致了進入股市的人們所獲信息及股票收益能力的不同。這是股票市場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另一原因。當美國社會底層的40%與頂端的1%的家庭分別將他們數量迥異的資本投入到股市交易時，就分別成了股市中的大戶和小戶、散戶。大戶可以相對清晰地了解股票的真實情況，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操縱股價的變化來獲取利潤；而小戶、散戶只能夠根據股票交易市場所顯示的股價變化來進行投機交易，結果很容易被資本大戶設計的陷阱所俘獲。在美國，超過半數的家庭擁有股票。正是由于美國人越來越多地依靠股市來積累財富，一旦在股市上出現問題，就會在相當的程度上影響到家庭財富的總值。更多的財富意味著更多的機會和信息，二者形成良性循環。由此導致了財富分配的更大的不平等。

3.經濟全球化的加速推進

生產要素的全球化為美國公司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競爭力、追求更多利潤，提供了極好的機會。但原有的低技能或無技能的勞動者必須面對其勞動力價格下降的威脅；而掌握了先進生產技能的勞動力，雖然也受到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但是這種沖擊畢竟小得多。由于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人才和技術上都擁有相當的優勢，進行相應技術開發和高技能生產的成本相對較低，資本家會選擇在這里進行此類經營活動。這樣一來，掌握了高技術的勞動力仍舊能拿到較高的薪酬，結果工資結構就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高技能勞動力的薪金有所增加，而可以在全球范圍被替代的普通職工的市場空間則被擠壓，薪金大幅下降。（注：［美］萊斯特·瑟羅：《資本主義的未來》[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4頁。）

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使得美國很多原來興旺的產業——汽車、鋼鐵、機器制造、家用電器等制造業——受到了來自不同國家的挑戰，本部門的工作機會減少。而這些都是屬于中等技能、工資也相對較高的產業。當這些產業減少工作機會的時候，那些中等技能工人勞動力價格被下壓。因為，如果條件允許，公司當然愿意雇用那些擁有高一級技能的職工從事低一級職工就能勝任的崗位。這樣，每一個技術等級中都有人被擠下去做下一技術等級的工作。結果，除去部分高技術及高層管理人員之外，中等及中等以下人員的工資都下降了。而部分技能最低的人員則不得不轉移到比制造業工資平均低1/3、比汽車、鋼鐵、機器制造等制造業工資低得更多的服務業中來。（注：［美］萊斯特·瑟羅：《資本主義的未來》[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75頁。）這就在工資收入占其家庭財富中的大部分比例的勞動者中間拉大了原有的收入差距。

4.共產主義的“失敗”和福利國家制度的困境

效率取向第一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產生失敗者，而公平問題則需要國家在市場之外來解決，社會福利便是國家為了維護最低限度的社會公正，給弱勢群體的一種補償手段。但作為資本代言人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并不必然會這么做，也即，福利國家制度的實施需要一定的條件。20世紀初期，資本主義缺乏人性的競爭在各國內部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危機和經濟危機。1929年爆發的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既是各種結構性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的總爆發，同時表明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已經走到了盡頭，制度創新是惟一出路。另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在20世紀初期結出制度之果。在內外壓力下，資本主義加強了國家干預，采用福利國家制度，減緩經濟自由與經濟平等之間的內在張力。在美國，這一進程始于羅斯福新政。這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緩和了階級矛盾。由于蘇聯解體，福利國家制度陷入困境以及新技術革命等因素的出現，自19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擺脫了內、外制度競爭的雙重約束，回歸到符合其本性的發展軌跡上去。促進了那種威脅社會整合的不平等的發展，富人和窮人之間的貧富鴻溝越拉越大。（注：孫輝、卿文輝：《對全球化時代社會貧富分化的思考》[J]，《教學與研究》2001年第11期。）

5.工會組織保護工人利益、影響收入分配能力降低

工會曾經是美國社會中一支引人注目、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對收入的分配起著重要的影響。20世紀美國社會在社會保障、最低工資、集體協議等方面所獲得的積極成果無不與工會為保護工人的權力和福利而進行的斗爭有關。但自1990年代以來，工會力量的下降已經成了不爭的事實。“工會隨著傳統工業化部門的減弱而下降，而工會影響不大的服務部門則發展很快。”（注：［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經濟學》[M]，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頁。）而社會產品的分配狀況除了受各社會力量權力關系的支配之外，不服從任何特定的法則。（注：［法］雅克·阿達：《經濟全球化》[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頁。）由此決定了社會收入分配必然向資本傾斜。據弗里德曼估計，美國工資差距擴大的l/5是由于工會組織的衰落引起的。

三、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對美國經濟、社會的影響

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來，隨著“新經濟”的出現、全球化的加速推進以及對資本主義的外部制度威脅的消失，美國經濟確實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社會財富大幅度增長，美國也乘機再一次拉大了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差距。但日益擴大的貧富鴻溝使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緩解的社會矛盾又漸次加劇，并進而可能影響美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及政治和社會穩定。

1.兩極化發展將又可能對美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歷史已證明，過度的競爭及對市場與效率的盲目崇拜所導致的貧富差距過大必然會損害效率本身，威脅經濟持久良性的發展。投資、消費、人才這三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說是推動美國新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但貧富差距的擴大已經或有可能影響這三種因素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首先，長遠看來，收入差距擴大可能導致過低的儲蓄率，進而可能導致投資供給不足。在整個1990年代，美國的投資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來投資支撐起來的。"9.11"事件及隨之而來的美國公司的誠信危機爆發后，外來投資有撤出美國的趨勢，這就要求依靠國內儲蓄填補外資萬一抽走后留下的空缺，即需要美國提高儲蓄率。但研究表明：貧困階層由于沒有多少能力來進行儲蓄，所以邊際儲蓄率較低；富裕階層的人由于對將來的收入有良好的預期，雖然有很大的儲蓄能力，也不愿過多儲蓄，故而其邊際儲蓄率也不高；位于中間階層既有儲蓄的能力，又擔心將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再加上對更高層次生活的向往，相對于另外兩個階層的人來說，他們的邊際儲蓄率最高。（注：DebraJ.Ray,DevelopmentEconom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8,pp.197-248.）隨著上層和底層之間差距的拉大，中間階層逐步縮小，必然導致新增社會財富的平均邊際儲蓄率相對于貧富差距較小的情況下有所下降。長遠看來，這樣會使美國社會對國民經濟進行再投入的能力相對減少，導致經濟發展后勁不足。當前美國整體儲蓄率的下降，雖然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貧富差距拉大所引起的新增社會財富平均邊際儲蓄率的下降，無疑是原因之一。

其次，貧富差距的擴大不利于新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勞動力的培養。美國的新經濟形態對各方面技術人才甚至普通勞動力的素質都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但現在的關鍵是，如果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機會僅限于高收入階層和特定的集團，那么，一方面將會成為對社會階層再生產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導致社會所需要的高素質的勞動力的供應不足，從而制約經濟的發展。誠然，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是世界技術移民的最大吸收國。在1990年代，由于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和全球化，更多高素質的廉價的人力資源源源不斷地從世界各地涌往美國，美國高素質人才并不特別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即緣于此。但隨著其他國家和地方經濟的發展，再加上美國經濟自身周期的影響，目前的人才流向美國的趨勢可能會減緩，甚至可能出現人才回流的現象。到那時，美國自身高素質勞動力的不足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就會凸顯出來。

最后，兩極化發展導致社會購買力下降，這將可能與上述因素一道影響美國生產效率的提高。分配效率較低會損害要素使用效率。被譽為“福利經濟學之父”的庇古指出：“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如果把適當數量的資源從較富的人那里轉移給較窮的人，并把這些資源投資于窮人，以便使他們更有效率，那么這些資源由于增強能力而在額外生產上所得到的報酬率是會大大超過投資于機器廠房的通常的利息率的。”（注：參見厲以寧、吳易風等：《西方福利經濟學述評》[M]，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48頁。）鑒于貧富差距對儲蓄率、投資、消費、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等方面的影響，它對生產效率提高的制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社會的生產效率的提高既取決于資本投資和工人的技能，也取決于社會的消費能力。就前者而言，個人技能的提高又明顯受制于家庭收入的多少。由于1990年代以來美國大部分人的收入實際處于下降狀態，可能直接影響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將損害公司效率并進而損害社會效率。就后者來說，理論上，貧富差距使低收入階層購買力下降，無力消費；再加上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的作用，高收入階層的消費支出的增長通常也遠遠落后于其收入增長幅度，從而導致全社會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降低。現實也表明，消費者開支的下降已經成為令人不安的經濟的致命弱點，它限制了企業生產能力的充分發揮，不利于生產效率的提高。（注：SeeRobertB.Reich,"TheChallengesofInequality",TheTimes,May19[th],1997,p.5.）

2.兩極化發展正在成為美國政治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過高的收入差距易于引發社會的不滿和政治的不穩定。如果說美國社會的兩極化發展對美國經濟長期發展的損害在今后年代才會逐漸顯露出來，而現在還不是很明顯的話，它在社會方面造成的損害近年來已經相當突出。

首先，中產階級隊伍的縮小動搖了美國社會的穩定基礎。龐大的中產階級（美國一度有80%的人自稱自己是中產階級）是美國社會的穩定器，美國社會中間階層逐漸縮小必然不利于社會穩定以及社會長遠發展。在一個被稱為“大熔爐”(meltingpot)的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國家，中產階級向各個形形色色的群體提供了一個可望而又可及的奮斗目標，使他們能夠凝聚共識，擁有共同努力的焦點。即便是身處下層的美國人也大多擁有通過個人努力而不是訴諸暴力進入中產階級的夢想。事實上，中產階級觀念已經成了大部分美國人共同的價值觀和夢想，并為美國政治帶來了穩定。但現在的關鍵是：美國的中產階級正在分裂，一小部分進入上層社會，一大部分跌入下層，留在中間的那一部分也在苦苦掙扎。更為不幸的是，下層的人進入中產階級的希望正變得越來越渺茫。如果說廣大的中產階級是美國民主政體的支柱，是美國社會的“穩定器”，那么中產階級的消失必然會影響到美國社會的穩定和持續發展。

其次，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導致美國社會信用缺失的重要原因。弗郎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信任》一書中指出，一個國家經濟的繁榮以及其參與競爭的能力與該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存在著正相關關系。但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曾經造就美國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存在于個體之間高度的信任——近年來遭到嚴重的破壞，社會成員之間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則是其中原因之一。福山在該書的第四部分專門論述了美國社會面臨的信任危機問題。他說：“今天，隨著就業機會流向海外及資本也能流向獲得最高回報的地方，持續的資本主義革命破壞了本地社區；人們紛紛背井離鄉，忠實的員工在裁員的名義下被解雇。19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無疑加速了這個過程。這些年來，美國上演著一個熟悉的歷史劇：內部紐帶牢固的小型家族企業被大公司收購；新來的不茍言笑的無情經理管理著公司；工作很長時間的老雇員被解雇或為他們的工作提心吊膽，以往的信任被猜疑所取代。”（注：［美］弗郎西斯·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M]，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部分“美國社會與信任危機”，第273-208頁。）其后，他又在《大分裂》一書中憂心仲忡地指出：貧富懸殊加劇，不僅導致美國廣大階層的經濟、社會不安全感和對他人的不信任感，也是導致對政府、國會以及現行政治機制產生嚴重信任危機的一個主要因素，而且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已經跌到歷史的最低點。（注：［美］弗郎西斯·福山：《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頁。）最后，美國社會的兩極化發展將有可能把美國推入危險境地。歷史早給人們以警示：分配嚴重不均是導致社會動亂的根源。貧富差距的擴大是美國當前社會危機的主要表現之一，也是導致美國社會危機加深的一個主要因素。美國目前面臨的種族矛盾加深、家庭破裂、無家可歸者增多、城市騷亂和暴力犯罪嚴重等社會問題，都同貧富差距擴大有密切的關系。

西蒙·庫茲涅茨強調，社會要有能力安置在變革中的受害者，要么幫助他們再培訓，要么保證促使變革中的受益者對受害者給予補償；如果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那些由于變革而受到威脅的人們就會通過政治或暴力手段來阻止這種變革。（注：SimonKuznets,"Economygrowthandincomeinequl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45(2),1955,pp.1-28.）在美國，通過福利國家制度，資本、勞動、政府三者之間曾經達成一種社會契約，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資本——勞動——政府三者利益的契合。使市場競爭中的“贏家”給“輸家”以補償，這不僅僅關涉倫理上的公平問題，也是政治穩定所必需。如果讓輸家承受太大的痛苦，他們將不會再支持這個制度。現在，三方的利益契合已經被打破。在世界各地進退自由的美國多國公司正在設法減少或停止交納維持社會契約的捐稅。有人指出，美國正在形成一種世代相傳的貧困文化，一種代代傳下去的生活方式。這種文化使人感到絕望，低人一等，形成不同的家庭結構、語言、社會心態和世界觀；這種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對主流社會抱有敵視或懷疑態度；這種文化滋生犯罪，其最終產物是城市暴亂。（注：JamesL.Nolan,TheTherapeuticState:JustifyingGovernmentatCentury''''sEnd(NewYork:NYUPress,1998),p.174.）

四、結論及啟示

1.認為經濟增長會自動縮小貧富差距，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則肯定是對理論的誤讀

美國社會1990年代的兩極化發展已經昭示：這實際上是一種盲目樂觀且極為有害的想法。上述觀點為實力雄厚的權勢集團及依附于他們的所謂IT精英、學者和政客積累財富、擴大權勢提供了心理安慰，成為這些僅占人口少數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幸運兒的意識形態。

美國社會的兩極化發展揭示了以下這樣一個簡單但并非不重要的道理：經濟增長雖然為民眾福利增長以及社會貧富差距的縮小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但并不必然會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相反，經濟的增長還可能伴隨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貧富差距的縮小不僅依賴于經濟總量的增長，更依賴于國家對不斷增長的國民收入進行的再分配。

2.公平與效率雖然有矛盾，但二者相互妥協完全是可能的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在對一項發展戰略進行評估時，人們不僅要根據它對國民收入產生的影響，而且也要根據它對失業或更一般地，它對不平等所產生的影響。有如此之多的人生活在難以忍受的貧窮之中這一事實，常常使得以增長率為最大目的的發展戰略不可能得到推進。”（注：［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經濟學》[M]，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頁。）約翰·羅爾斯在其傳世巨著《正義論》中，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一個正義的社會，不僅需要正義的第一原則，同時也需要平等的第二原則；在不違背自由的前提下，強者有義務給予弱者以各種最基本的補償，使后者能夠像前者一樣有機會參與社會的競爭。（注：［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也表明，極端的兩極化發展最終危害的不僅是勞動者的利益，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的危機便是極好的例證。

總之，一個相對公平的、顧及到窮人利益的社會發展戰略，對社會的團結進而經濟的持續和諧的發展來說，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相信以上論點不僅適用于發達國家、適用于美國，而且對現代化征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對于中國，也不是沒有啟示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