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金融領域問題研究論文
時間:2022-11-08 0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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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國民經濟面臨的首要問題,既不是所有制及產權的改革問題,也不是進一步促進國企破產的問題。而是必須以一切政策全面促進和提高社會就業,疏緩龐大過剩人口壓力,刺激經濟在低通貨膨脹下恢復增長的勢頭,以遏制衰退恢復繁榮。其次是在保證國家主權、政治獨立、經濟繁榮的前提下,促進融入全球一體化經濟貿易體系的進程。因為只有尋求不斷擴大的海外市場(而不是抑制就業,抑制生產力發展),才是解決中國工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唯一可行的政策方針。
自1994年以來,中國經濟發生了極其深刻的結構性變化。這種變化的實質,是在金融資本主導下,對產業資本實施汰選和重組。眾多國有企業的破產化已成為這一進程中的引人注目趨勢。本文擬試對這一進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議。
一
中國近十幾年經濟改革進程,實質是市場資本生產關系在中國經濟結構中日益滲透而深化的進程。特別是1992年以來,此進程之迅速,由于國家政策的導向和保護,是驚人的。這一方面意味著中國經濟體制由以實物產量導向的計劃體制向以利潤導向的市場體制轉化獲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大量極其深刻的新問題。迫切需要給予重視和解決。
回顧一下,中國市場資本經濟形態,已走過四個階段。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農民。農民開始為市場提供剩余農產品。在80年代初,私人資本首先萌生于商業領域,而在80年代中期擴及于工業領域。鄉鎮工業的蓬勃發展乃是產業新資本形態興起的典型標志。(盡管許多鄉鎮工業名義上屬于鄉鎮集體所有,實質卻是私有經濟。)隨著非國有工業的擴展,開始與國有工業體系競爭市場、原料、能源及技術。由于其經營機制的靈活性,特別是由于其能直接從農業過剩勞力中汲取最廉價的剩余勞動力,因此多數國營工業難以與之競爭。
到1992年以后,中國資本的主導形態發生了更加深刻的變化,而由產業領域拓展到金融領域。從而達到了市場資本生產關系的最高級形態,即以金融資本為經濟主導形態的金融資本主義形態。(應當說明,本文使用“經濟資本主義”這一概念,是以之作為一個經濟術語而不是意識形態術語。不包涵政治性的批評涵義。)
認為中國現階段是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實際即是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主要成分是多種經濟混合并存而以國營經濟為主導的資本市場經濟。但如徹底放棄國營經濟,則純自由市場經濟即將變成純粹的資本主義經濟。
二
目前,中國國民經濟已分化為二元化結構,即分化為(-)國家財政經濟(二)民營(私人及集體)經濟兩大部分。
近年來,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利潤總額中的分成比例不斷下降,導致主要偏重依賴國有企業提供收入來源的國家財政經濟陷入困境。
這種困境表現在兩方面:
1.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跟不上國家及國民經濟需求的增長;
2.國家財政的增長速率跟不上通貨膨脹的實際增長速率。
另一方面,眾多國有企業日益入不敷出,必須日益嚴重地依賴政府經濟支持(設立下崗基金也是一種財政補貼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營企業則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稅收,成為國家及地方財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來源。
三
1992年后中國的改革,曾嘗試沿著兩個方向進行:
(一)推進市場主義導向的企業改革,即所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政策目標是建立股份制化企業,通過資本股份化方式;將產權轉化和分化,也將債務包袱轉化和分化,從而將虧損的國企包袱逐步卸掉,進而逐步由能提供經濟剩余即稅收的民營經濟所取代。但是,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嚴重的意識形態問題(“關于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若干理論和政策問題”,當代思潮特約評論員),另一方面由于瀕臨破產的國企拋出大量失業人員已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安,因而難以推行。(二)實施稅制改革,建立中央與地方稅收分流的新稅收體制。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即主要直接來自地方稅收。這就提供了最強有力的經濟杠桿,不僅強化了地方經濟閉關自守的保護主義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與地方民營經濟日益緊密地結合起來,因為事實上只有民營經濟才能為地方政府提供豐厚的稅收(而多數國營經濟均瀕臨虧損或破產)。另一方面,通過政府官員以權力對私營經濟的保護和支持,一部分官員借此獲得個人經濟收益。在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下,導致腐敗現象日益嚴重。干部階層因而發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與地方財閥相結合的地方主義勢力。(二)出現了為民營經濟利益集團直接提供政治服務的買辦官僚。
四
與國民經濟結構的二元化同步發展,中國金融體系也發生了二元化。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央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撐民營經濟的第二金融體系。活躍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這一新金融體系的兩大象征。非國家銀行的金融中介機構迅速成長。通過買賣及炒作原始證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貸資金量顯著增長,并創造出具有高度流動性的龐大金融資產。這種間接金融過程不但增加了借貸資金的供給,也使國民經濟中的流通資產量大大膨脹。可以說,正是深滬兩大金融市場,在政府近年嚴厲的宏觀調控形勢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資金支持,從而刺激了華東華南及沿海經濟保持繼續增長勢頭并維持局部繁榮。
第二金融體系的生成,還提供了國內資金融通的體制外循環渠道。不僅為民營經濟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國際資金來源。至于所謂“數萬億民間儲蓄”中的一部分,與通過國家金融機構轉移滲入的國有資金相匯合,成為93-96年間房地產、期貨及證券市場炒作的主力。這種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進及加速了中國經濟結構的性質轉變。
可以認為,中國經濟資本市場方向的快步發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時以來的五年中,中國的新生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已由商業流通領域及產業領域,迅速擴張到金融信用領域,從而正在演進到市場資本主義的最高形態,即以金融資本作為經濟主導形態的經濟資本主義。
五
由產業資本主導轉為金融資本主導的經濟運動,這一轉化,首先是由1992-1994年全國范圍的房地產開發效促發的。
房地產熱的實質是金融投機。房地產開發的一般模式是:一塊土地,由地方政府批給某人或某公司。某人或某公司即以此土地為抵押取得國家銀行貸款。這筆貸款因而被用于投資(開發建設)以及高額消費。當貸款因房屋銷售困難而無法被償還時,這塊土地的所有權即作為抵押物而轉到銀行名下。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過程中,這塊土地本來是國家所有的,但最終又通過銀行回到國家手中。這似乎是一個魔術,當這同一塊土地由國家(抽象意義的)轉手到國家銀行名下時,這塊土地成為下金蛋的鵝,為土地批租者、征地者、銀行創造了巨大經濟收益(實質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地租)。(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國有土地統一地產的分割、私有化也由此實現。(只要銀行再將作為被抵押物取得的各地地產予以公開招標拍賣,這些土地即可通過貨幣化而過渡到實際的私有化)。
另一方面,如果這塊房地產上的投資能夠實施完成,那么銀行雖能收回投資,但這塊國有地土也通過其建筑所有權或使用權的轉讓而被私有化。國家銀行的巨額貨幣資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過房地產開發這一媒介,即通過對國有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的有價轉讓,而導致資本性地租及級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業提供過剩資本的媒介下,這種地租以房地產投資的高額回報形態實現,并迅速轉入開發商手中。通過土地的非國有化運動(批租熱的實質),導致房地產投資熱。然而,又正是房地產開發業所產生的這種高利潤(實質是地租),刺激了1993一1995年中國經濟的繁榮。
在中國已初具了市場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條件下,這種實質是土地租金而表現為房地產投資高回報率的經濟機制,自動吸引擁有過剩資金而尋求贏利出路的各級政府部門,包括國有企業,將其擁有的資金投入沿海及各地開發區,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間中國以房地產熱為動力的經濟繁榮。
六
應指出,1992年以后以房地產開發為中心的金融投機狂潮,也是在國際金融資本的誘導及推動下發生的。最近十年以來,國際資金市場,由于實業投資不景氣,而呈現巨額金融資本過剩。一部分過剩資金流人國的房地產開發業。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另一種政策選擇是利用中國自身的廉價勞力優勢,向世界市場尋求外向化發展和全方位開拓。然而由于房地產熱及由此刺激起來的國內需求迅速膨脹,吸納了大量國內資金及資源,使中國經濟再度轉為內需主導,從而誘發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貨膨脹。這種高通貨膨脹率發生的根源,是泡沫經濟。
所謂泡沫經濟,其實質是消費型經濟,即高額消費大于實物產出的債務型經濟形態。這種債務型經濟的支撐點有三個方面:
一是財政赤字。1993-1996年累積財政赤字總額已達500億元。一是通貨膨脹,一是內外大規模舉債。目前中國內債額巨大,其總量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已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國家財政的債務依存率也相當高)。又據報道,外債總額超過現有的1000億美元外匯儲備。這意味著中國外匯的存底實數不僅不高,而且涵有負指數。
七
1994年以來通貨膨脹的高速發展,迫使政府采取“宏觀調控”的貨幣收縮政策。但是:(一)宏觀調控,即以金融收縮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之所以可能實施,表明中國金融資本即統治工業的銀行資本對企業命運已具有生殺予奪的決定性作用。(二)由于中國經濟已呈二元形態,以收縮政府信貸為主要政策措施的“宏觀調控”,其主要壓力首先集中于國有大中企業身上。因為首先是這些企業在流動資金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依賴于國家金融政策及銀行。
(前已指出,90年代在中國已形成北京以外的兩個新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成為金融第二渠道的資金中樞。而二元體制下的民營經濟其資金來源,主要靠自有儲備,或民間融資渠道,因此它們對金融緊縮政策及此政策下形成的高利率的消化吸收能力遠大于國企。)
另一方面,由于實行新稅制,高達30%以上的所得稅率,大大超過國內多數產業投資回報率(國內工業一般平均利潤率低于10%)。
因此,大部分非國營經濟不逃稅即無法生存。而國營企業逃稅可能性很少。這就使國家稅負主要落在國營經濟身上。嚴重的稅負與高利率,當前已成為困鎖國企的兩大枷鎖。(香港所得稅稅率很低,約15%,較為合理而對逃稅者施重罰。因此其稅制對企業發展及政府財政均有利。美國稅率很高,并且累進征收。但由于美國國民經濟收人來源主要建立在國際金融產業以及具壟斷性的高科技信息產業收入上,這些產業利潤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稅率無困難。另一方面,美國稅法對企業稅收有彈性保護政策。如果企業每年因完稅而導致虧損,則第二年可予減免。且政府在各方面為企業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務,故實行高稅并無困難。)中國目前的稅制與稅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導致政府稅收困難,產業稅負過重,經濟不景氣的重要原因。亟須重新研究和進一步總結和改革。
因此,大批國企在宏調之后,遂日益深重地陷入由累積虧損而日益瀕臨破產的危機。這就是當前的企業困境。這一困境的深刻意義之一是,在金融資本的主導和介入下,中國產業形態正在被迫進行結構性的產(債)權調整和重組。
八
在產業衰退的形勢之下。1995-1996年中國的金融資本,呈現一奇特矛盾現象。即在緊縮條件下反而過剩。過剩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實施了高利率政策(信貸收縮的實質是刺激了資金體制外市場上的高利率),導致銀行及民間融資成本過高,因而國有企業由于利潤率低于利息率而不敢輕易舉資。在這種產業衰退形勢下,銀行處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大批企業破產或瀕臨破產,導致還債率大大下降,因此商業銀行面臨大批呆帳、壞帳、爛帳。但另一方面,企業衰退造成的求借率下降,使銀行手中擁有充足過剩貨幣資本,使之可以用之運營于金融投機、(還應當指出,這種金融投機的另一資本來源是信用的膨脹,其機制是銀行將其所購國庫券存放給金融機構,金融機構以此國庫券為抵押證券反過來向國家銀行貸款。然后將所得資金投入股票期貨及證券投機。在這里,我們看到信用的膨脹放大:銀行將手中的錢支付給國家購取國債。而債券在轉借給證券機構后又被作為抵押物套取銀行貸款。這意味著,國家所發行的每一元國債債券在市場上都放大一倍變成了兩元。)1995年以來中國經濟中,凡從事實業生產者,大部分均薄利無利甚至虧損。商業服務業也不景氣。(據報道,北京大型商場除一家外全部虧損。唯一營利的這一家利潤率則低于1%)。只有金融投機業一枝獨秀而能創獲巨額暴
利。全民炒股熱就是這樣出現的。我們注意到,在通貨膨脹高企的形勢下,由于勞力、交通、能源、原材料、設備價格不斷上漲,實業部門的平均利潤率及經濟效益不能不呈日益下降的態勢。這種下降中:(一)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下降速度快于有機構成低的部門。重工業決于輕工業。(二)生產過剩部門快于供給不足部門。在房地產開發熱被宏觀調控政策抑制后,銀行及相關金融機構又將過剩貨幣資本投入期貨(1995下半年)及證券股票(1996年)的投機領域。這就刺激起了1995下半年至1996年中國在房地產熱之后的第二輪金融投機潮,第二波泡沫經濟形態。
九
因此,對通貨膨脹下降的統計,應當作具體分析。近年來,民生用品及服務業價格上漲逼人,這是每個人都能在實際生活中體察到的不爭事實。但從統計上看。物價卻有回落之勢,為何有此矛盾現象?實際上,當前的部分物價回落與部分物價上升,均是經濟形勢不良的表現。第一由于產業部門的不景氣,工業及建筑業所用原材料由于需求面減少而下降,第二是機電部門產品由于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積壓嚴重而大幅削減價格(如汽車、電視)。第三由于部分輕工業消費品清理積壓庫存,甚至由于破產清倉而大幅削價。第四由于今年農產品生產過剩而導致價格下降。近年來,農業部門利潤(經濟效益)有持續下降的趨勢。盡管政府通過“菜藍、米袋”工程提供財政補貼予以扶持,但其結果是加劇了各地政府的財政困難。
這四個原因導致物價下降,是暫時的,正是國內經濟不景氣的反映。一但另一方面,盡管物價回落,由于眾多產業及建筑部門持續不景氣造成的大規模失業、半失業,從而導致多數居民收入的下降,其降速及降幅高于物價下降速度,因而對低收人居民來說,物價仍呈相對攀升,對普通百姓仍屬逼人。
十
期貨及股票證券投機,在1995-1997年間,導致一個極其引人注目的現象:中國迅速崛起了一個擁資巨億的即擁有龐大私人金融資產的食利者階層,這表明中國已形成金融業資產階級。江浙、廣東、中南及東北地區均出現擁有巨額資金及金融資產的民間金融財團,操控證券期貨市場汲取巨額資金。
近年中國經濟中,出現一種畸形的表現,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強,技術落后淘汰技術先進,鄉鎮企業淘汰國有大工業。這多是借助金融杠桿而實現的。
隨著第二金融體系的形成,中國當前的社會產品分配形式,亦隨之發生重大變化。由按勞分配(改革前的按權或級別分配)轉變為按資分配。代表純粹貨幣資本的食利者階層隨之出現。這一寄生階層的生成及壯大,加速了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對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階層,國家在稅收征管上至今無所舉措。盡管其個人收入,年利以千萬甚至上億為計。
十一
當前中國經濟,只有東南沿海區域尚好。即因為其能得到深圳、上海金融市場中汲取到的資金力量的支撐。
中國工業改革較成功的時期,是1991-1994年期間。當時紡織品出口業及一部分機電產品在開拓國際市場上取得了意義重大的成功。但在1993年以后,由于國際金融資本帶頭將投資引向中國國內房地產業,中國經濟的內部投資在房地產高回報的虛假利潤誘導下,大批資金轉移方向而用于內需主導的房地產開發業,使一批出口部門由于資金不足銀行周轉不靈而衰落下來。由于資金短缺形成的金融市場高利率,以及繼之在新自由主義模式改革派經濟學家建議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對出口業實施高稅率(緩留退稅等),進一步嚴重打擊了中國出口業。1995-1996出口年度中進出口一度甚至出現貿易逆差。出口業的這種衰退,使1992年以后中國工業進軍開拓國際市場的有利攻勢失去了前進的勢頭。出口工業的不景氣,是近年國內產業急劇陷入衰退和危機的重要原因。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為什么在經濟政策上不對進軍國際市場的產業給以積極扶植和保護?近代各國工業化的歷史表明,國際市場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動國內工業景氣的標志。出口加工業的繁榮與否,直接與國內就業率有關。(可參看美國財政部的年度報告)沒有國際市場,就不會有國內產業的高就業率和經濟繁榮。因此,當1995年政府采取宏觀調控措施,使國內房地產開發熱冷卻后,加上出口行業已發生的萎縮,一系列帶頭產業下落所引起的落潮效應(投資逆減乘數規律),立即導致1995年以后中國產業部門陷入相繼衰落的困難境地。
十二
綜上論:我認為,所謂“宏觀調控得到成功,國民經濟運行成功實現軟著陸”,所謂“宏觀形勢好,微觀不好”一類提法,實屬不切實際之談。
當前形勢的真相是,我國經濟可能發生“休克”,即眾多國有產業陷入連鎖破產狀態。國民經濟危機逐步走向深化。這一危機的表現是;農產品因豐收及市場吸納不足而過剩。在工業領域當前不僅是國有企業,而且包括大量非國有企業亦都陷入困難處境。這種工業危機是普遍的,并且近年來是持續深化的。已由生產資料重工業及原材料(如煤炭、石油)的生產部門,擴展到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并且近年來進一步傳遞到交通、郵電及服務(第三)產業部門。就業問題已成為當前關系社會穩定的首要問題。從形勢走向看,愈來愈多而且在明后年還可能有不斷增多的勞動者正在喪失工作機會,“下崗”即失業,而陷人生計無著之境。
由于社會收入急劇下降,以及購買力下降,導致商品滯銷及商業銷售危機,由此而來的部分物價下降,不應被誤認為是通貨膨脹已被控制。實際上,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下降速度高于物價回落速度,因此通脹并未真正抑制,社會中兩極分化其嚴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愈來愈多無業無出路青年為謀求生存而被迫走向犯罪。
十三
中農信的破產,是當前經濟中金融危機的表現。
英國《金融時報》在評論這個事件時指出:“這一事件也許只能證明這只是債務纏身的中國金融部門這個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問題不在于這個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有多大,而在于這個冰山有多大。”
巨量貨幣在少數人手中過快積累,并且由于國內經濟不景氣而導致資本外逃、外流。國內資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釋香港經濟目前在亞太經濟整體不景氣形勢下獲得的特殊繁榮。這場以產業衰退為標志的經濟危機,近年以來,持續不斷地向縱深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在這一危機打擊下,將有分崩離析的危險。
私見以為,近年來經濟的若干政策方針亟須調整。如過高利率,以及導致中小企業特別是國營企業難以承受的高所得稅率,以及人民幣高匯率即人民幣價格被過高估計的三高政策,雖然導致外匯儲備有所增加。但不利于產業特別是出口行業。
1996年發生的掠取性股市狂潮,是國內資金通過第二金融渠道進行再分配的形式。盡管銀行利率下調,但由于經濟不景氣,產業投資難以獲利,因而過剩資金被轉人股市。在股市中資金被再分配和流變為消費資金。可以預測,中國經濟在近年內可能爆發嚴重深刻的金融危機。可以說,正是通過金融這一杠桿,中國國有企業當前普遍陷入困境。隨著破產浪潮的涌起,其最終結局是私有化進程的加劇。
由于經濟中沒有新的產業增長部門,亦沒有新的大型投資源進入。因之短期內尚看不到經濟復蘇的前景。
我擔心,這種持續衰退進程的繼續,如不扭轉,將在3-8年左右的時間內導致我國國民經濟的局部癱瘓。這種局面必須避免!
十四
當前,經濟危機已在轉化為社會問題。絕望者為謀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鄉犯罪浪潮是這一危機的表現。
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部長、省長高級官員單純依靠工資均難以維持生計。腐敗已成為中下層官員的必然生活方式。
這種持續縱深化的社會危機終有一大會轉化為政治危機。
順便還應指出,中國及當前西亞太區所遇到的經濟危機,是80年代末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向東方轉移的表現。(美國經濟近二年的復蘇,實際與對日本經濟出口的遏制以及亞太資金的轉移注入有關)。
十五
如果沒有有效的積極政策及對策,所謂“兩個轉變”就是很難落到實處的空談。實際上,在中國社會存在每年不斷增長的龐大過剩人口的政治背景下,維持高就業率是保障社會安定的首要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實施阻遏小企業、鄉鎮企業(因其技術落后),而片面強調發展高新技術的政策,是不明智的。而在市場經濟中,社會穩定的基礎是維持高就業率,而絕不是鼓勵破產。中國目前經濟問題有結構問題,有政策問題。結構問題中有所有制問題。
對國有企業抓大放小,以及國營與民營多元共存,協調發展是正確的政策選擇。促進就業既不應回到單一國有制的舊軌道,也不應走到放棄國有全面私有的歧途。當前的首要政策目標是促進就業率的回升,以舒緩嚴峻的社會不安形勢。
基于對經濟形勢以上所作觀察和分析,茲提出以下10點政策建議:
1.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是有必要的,可以借此政策,將抽象的國有權,通過產業化轉化為不斷產生經濟增益的資本化國有資產。在這種轉化中,注意把所有權與使(租)用權區別開;
2.提供優惠政策,鼓勵各級政府大力促進就業疏導方針,廣開渠道門路,以消化吸納過剩人口,繁榮經濟;
3.適度降低匯率,刺激出口業的振興;
4.改革稅收,實行區別稅制,對不同行業根據其投資回報率,實施有差別的稅率;加強稅收征管;
5.對股票及期貨收入,實施高額累進稅率,抑制金融寄生階級的產生,抑制股市泡沫經濟。實行累進的高消費稅及遺產稅,引導私有金融資產轉入產業投資領域而不是單純消費領域;
6.對有助于擴大社會就業的出口部門,對資本薄弱的小商販、小作坊,特別是對下崗人員經營的小生意,實行保護性的低稅制;
7.調整農業政策,放寬農產品出口限制。建立農產品與國際市場能夠出余補欠的融通體制,同時以開放國內農產品市場為條好,換取發達國對中國開放紡織品及機電產品市場;以此解決農產品過剩及不足問題,加快中國加入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步伐;
8.由限制土地流失的消極防堵政策,轉為謀求提高土地經濟收益的開發性經營政策;刺激經濟回升;
9.對級差地租征稅,即轉向以經濟手段引導房地產開發的政策方向,以房地產、公路工程可以作為刺激就業,促動繁榮的有效產業部門。
10.不應以單純抑制投資的政策解決重復建設即生產力過剩(這種抑制生產力的政策將導致社會就業的進一步下降),而應以外向化尋求不斷擴大國際市場解決中國的生產能力過剩問題。
本文所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導”而不是“堵”的建議。中國未來的經濟政策取向,可以有三種選擇:
(一)“堵”的選擇。即反私有化的選擇,逐漸回復到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一選擇實際意味著必須放棄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意味著回復到閉關自守的政治經濟路線。在經濟和政治上,這條路實際是走不能的。古巴、朝鮮所遭遇的嚴重困難表明,拒越改革是走不通的。
(二)全面自由化的選擇。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所不斷提示的改革路線。這條路線是四個步驟:①通過金融及稅收措施,通過宏觀貨幣政策,從經濟上扼殺國有企業;②通過開放國內資本市場,將國有產權進人交易而分散、轉移及私有化;③促進國有企業及經濟的全面破產(大“破產化”即薩克斯的休克療法);④在最后階段,進行政治改革,由中產階級(私有者及西方經濟代表人物)接管政權。俄羅斯的經濟困境表明,這條路同樣走不通。
(三)本文試圖形成第三種方針。作者認為必須承認和正視當前中國經濟中確已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現實。這種共產黨體制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實際應當是新民主主義。
1953年曾提出:“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錯,工人們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只占全部利潤中的一小部分,大約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為工人(福利費)為國家(所得稅)及擴大生產設備(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而生產的。因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的利益的。”(《毛選》第5卷,第88頁)我個人認為,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是在結構中存在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但是在方針政策上必須抑制資本主義的有害方面,必須抑制兩極分化,抑制政府官員成為資產階級代言人和人的傾向,抑制破產化浪潮。
當前中國經濟結構,實際包括三個部分:
1.國有國營經濟(社會主義經濟)。
2.國家資本主義(股份制經濟)。
3.民營資本主義經濟。
在國內,應堅持國營經濟的主體地位,特別是保持國家在金融政策和體制上的主導地位。必須抑制寄生性私有金融資本的快速膨脹。必須抑制泡沫經濟。
在國際上,應大力提高國內經濟力量(國營、民營)對外的整體競爭力,而減小其內部競爭,充分發揮中國擁有廉價剩余勞力這一優勢,以提高社會就業率為目標,全力拓展國際市場。之所以有必要加速融入全球一體化經貿體系,就是因為這是更有效地拓展中國工業過剩產品市場的必要條件。
本文關鍵詞:金融領域問題金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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