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貨幣合作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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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域貨幣合作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1.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定義，最優貨幣區(OCA)是這樣一種區域，在此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p>

1961年9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RobertMundell)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他著名的《最優貨幣區理論》一文，以全新的視角看待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問題，他從一個嶄新的角度研究匯率和貨幣區，開創了觀察匯率問題和貨幣區的全新視野，觸發了有關“最優貨幣區(OCA)”理論的大量文獻。蒙代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所以有人將他的OCA理論稱為要素流動論。

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密切關注，也引起了更多經濟學家對有關最優貨幣區判斷標準的討論，促進了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一步發展。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學者們對最優貨幣理論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最優貨幣區的構成條件上，這些討論從不同的側面發展了最優貨幣區理論。

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R.I.McKinnon)提出了把“經濟開放度”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又一評價標準，即一國生產或消費中貿易品占社會總產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凱南(P.B.Kenen)在《最佳貨幣區：一個折衷的觀念》提出，經濟高度多樣化的國家是貨幣區的更為理想的參與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為了達到貨幣區的最優化，有必要考察經濟社會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作為最優貨幣區標準的觀點。哈伯勒(C·Haberler，1970)和弗萊明（J·M·Fleming，1971）分別提出把“通貨膨脹率的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即通貨膨脹率接近的國家更適于達成貨幣一體化。1976年，愛德華·托維爾(E·Tower)、托馬斯·維利特(T·Willet)和弗萊明強調把“貨幣區成員國之間的政策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但是，以上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這些標準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標準難以量化，缺乏實際上的可操作性。第三，這些理論在強調組成貨幣區的正面效應時忽視了一國加入貨幣區的成本問題。加入貨幣區在給一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成本；特別是，貨幣是一國經濟主權的象征，加入某一貨幣區即意味著該國對其主權的放棄。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對一個考慮加入貨幣聯盟的國家而言，具有現實的重要意義。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展。傳統的對最優貨幣區的研究視角是短期的、靜態的，側重于現實約束對匯率制度選擇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濱田宏一(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國家加入貨幣區的福利含義。而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新理論加入了私人部門的自由選擇權和自由放任思潮?？唆敻衤蛫W博斯菲爾德(Krugman&Obstfeld，1998)也對該理論的研究做了總結，并提出了通過GG一LL模型判斷加入貨幣聯盟的時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實世界一體化和區域化發展趨勢的增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逐步從相對孤立的宏觀經濟穩定轉移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共同發展上，匯率制度本身越來越成為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僅放寬了對于價格和市場競爭性的假設，綜合了各種關于最優現實標準的探討，而且提供了從動態視角闡釋”最優”的研究思路。區域一體化發展和區域對稱性的動態聯系，成為主導最優貨幣區成本一收益判斷的主要因素，對于區域貨幣合作前景的判斷，從關注成本——收益的現實約束狀態，放到關注區域貨幣一體化發展和實質經濟一體化發展，以及同區域內部對稱性增強之間的動態前景上，研究的視野更加寬廣。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實踐

1.歐洲貨幣一體化。早在20世紀50年代起，歐洲聯盟（歐洲共同體的前身）就開始了進行貨幣一體化的嘗試，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歐元正式流通，成為歐元區各國惟一的法定貨幣。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現是世界貨幣史上的一個創舉。正如歐洲中央銀行前行長杜伊森貝赫所說，歐元是歐洲人民聯合的象征。

隨著歐元區資本市場不斷一體化發展，歐元區國家投資者，尤其是政府部門更愿意在歐元區而非國內市場借債，單一貨幣歐元為在國際市場融資帶來的優勢，同時投資銀行費率的降低和投資者傾向于通過國際市場進行投資組合分散風險也帶動歐元區的主權債券發行的增長。以歐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已經遠遠超過以美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成為全球最大的發行比重。伴隨著歐元區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巨大的具備較強流動性的金融市場的形成，歐元擁有了挑戰美元作為最大儲備貨幣的潛力。由于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尤其是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將外匯儲備多元化時越來越青睞于歐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降至約64.7%，而與此同時，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從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隨著近年來歐元兌美元的匯率水平屢創新高，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也會不斷提高。

2.拉美國家美元化。拉美國家貨幣美元化的內涵，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就是通常所說的“貨幣替代”現象。“貨幣替代”是指一國居民因對本幣的幣值穩定失去信心，或本幣資產收益率相對較低時發生的大規模貨幣兌換，從而外幣在價值儲藏、交易媒介和計價標準等貨幣職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幣。在經濟易發生動蕩的拉美國家，為尋求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實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國貨幣同等的法定貨幣資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區域化現象。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議在西半球建立

美元集團，NAFTA的貿易伙伴們在許多貿易中已經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據統計，已經有包括阿根廷、秘魯、烏拉圭、厄瓜多爾、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個國家已成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國家。

地區經濟一體化是拉美經濟“美元化”的重要動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拉美國家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不斷加強區域內聯系與合作,以增強抵御外來沖擊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場、安第斯共同體、美洲自由貿易區等經濟協作體的建立,就是這種合作的體現。地區經濟一體化,特別是貿易一體化推動了貨幣一體化。當貿易關系加強時,同主要的經濟伙伴分享一種共同貨幣自然會帶來利益,因為利用匯率差別轉移資本的成本會變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加強了拉美同占統治地位的美國市場的貿易聯系,并加速了這個地區的“美元化”。

3.非洲區域貨幣合作。非洲的貨幣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時期，法屬殖民地和英屬殖民地的各類國家群體聯合進行了共同的貨幣制度安排。當時實行的貨幣制度安排主要采取兩種方式:英屬殖民地國家的貨幣釘住英鎊，并由英鎊支持，當地政府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殖民行政當局憑借在英國政府儲備投資的利息而獲得領地特權收入;而法屬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釘住宗主國法國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貨幣發行最終是由法國財政部的可兌換性保證和對政府借貸融資幅度的限制來支持的。

非洲法郎區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貨幣、經濟和文化區域，是世界上惟一一個融合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真正的地區性貨幣體系。非洲法郎區貨幣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屬殖民地的法郎聯盟逐漸擴展基礎上組成了非洲法郎貨幣聯盟。該種模式的特征是：從技術層面上講，法郎區是一個具有內外聯系的貨幣體系。從政治層面上講，法郎區則是各成員國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組織（張延良、木澤姆，2002），它以一種國家責任的方式實施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是不發達金融合作體系的典范。

三、區域貨幣合作給我們的啟示

從區域貨幣合作理論和以上實踐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1.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歐洲、非洲單一貨幣的實踐使區域貨幣合作由匯率合作上升到了統一貨幣管理的階段。區域貨幣穩定的前提是經濟趨同和政策協調，這是貨幣聯盟取得成功的關鍵，也是歐元對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最大啟示。從歐洲貨幣聯盟的運行機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頓森林體系所完全沒有的強有力的、超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權（分別由歐洲央行和歐盟委員會承擔），這是以歐元為中心的統一匯率制度運行的基本保證。亞洲貨幣合作必須借鑒其經驗，建立具有國際主義精神、能犧牲各個國家局部利益從而確保全局利益的超國家機構，制定、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區域結構政策，協調、監督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

2.歐元的出現，糾正了布雷頓森林體系過分強調全球性貨幣合作而忽略了區域性貨幣安排的弊端，它啟示我們，全球范圍的貨幣合作可能從區域貨幣合作和貨幣一體化邁開實質性步伐，從而為全球貨幣的統一奠定基礎。區域貨幣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機資金的沖擊。歐元的產生突破了以往國際貨幣合作僅限于匯率合作的傳統觀念和做法，使創新后的貨幣體制更富有效率。而從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踐看，法、德兩大主要國家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必須有幾個主要國家的支持，這對當前尚處于起步階段的亞洲貨幣合作來說是一個有益的啟示。亞洲在推進貨幣合作進程中，應該加強該地區兩個經濟強國——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合作，發揮主要國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首先，它預示著國際貨幣體系將成為以美元、歐元等少數貨幣的新格局，以致匯率風險主要集中在美元與歐元之間。其次，它導致了貨幣主權這一傳統的國家主權要素從國家主權中分離出來。再次，它暗含著經濟全球化的歸宿終將為兩極化或三極化而非多極化。

4.非洲區域貨幣匯率合作給我們的啟示是:一項國際經濟、金融制度安排，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個政治問題。一項制度協議即使在經濟上合乎邏輯且能夠帶來共同利益，成員國的政治實力和意愿也會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它是否能夠正常而有效地運行。換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協調與配合，在現實中就很可能會出現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博弈最終將導致非最優甚至是糟糕的結果。

參考文獻：

[1]《蒙代爾經濟學文集第五卷》第3頁，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2]祝小兵:《東亞金融合作現狀及制約因素分析》，《國際問題研究》，2006年第12期

[3]祝小兵:《東亞金融合作——可行性、路徑與中國的戰略研究》，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