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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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十七大 區域協調

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引下，我國各地區經濟都有很大發展。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發展差距日益擴大，引起了廣泛關注。區域協調發展是黨的十七大討論的一大熱點，十七大報告全文至少有六處談到區域問題。總體上看，十七大關于區域協調發展的指示和精神可概括為三方面：我黨對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作出新定位；對區域協調發展的現狀作出新判斷；對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舉措作出新部署。

一、對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作出新定位

1、從宏觀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角度，區域發展是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重大關系之一

從歷史經驗看，舉凡大國在一定時期內各區域在發展速度、發展規模及發展質量上存在一定的差距，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問題在于近年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過大，存在兩極分化的危險。地區差距問題已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政治變革和社會穩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使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進程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

正因如此，十七大報告把區域發展定位為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重大關系之一。在談到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時，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關系，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十七大從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順利發展的高度，對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進行了論述，顯示出我黨對區域協調發展問題的高度重視。

2、從微觀即單純的經濟發展角度，區域協調發展是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進程的八個主要方面之一

十七大報告指出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仍然是國家和社會發展的主題，并提出要推動經濟領域內重點的改革和發展，其中一大重點就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優化國土開發格局?？梢妳^域協調發展問題不容忽視，因為它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健康發展。就我國而言，東中西包括東北地區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加快區域協調發展不僅有利于中西部經濟發展，也有利于東部經濟發展，從而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

3、從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系角度，區域協調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戰略任務之一

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五大新要求，其中之一是增強發展協調性，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具體而言，有四個方面的協調需要在實際中重點落實，而這經濟發展的四個協調之一就是推動區域協調互動發展機制以及主體功能區的基本形成。由此可見，區域協調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戰略任務之一。所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是某一個地方實現小康，而是全國都要實現小康；不僅東部要實現小康，中部地區、西部地區都要實現小康。要完成這一重大戰略任務，重點和難點不是在東部地區，而是在中西部地區、欠發達地區，這就要求大力推進區域協調發展。

二、對區域協調發展的現狀作出新判斷

十七大報告的第一部分“總結過去五年的工作”中，一方面肯定了過去取得的成績，明確指出我國“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另一方面也告誡全黨要清醒地看到黨的工作與人民的期待還有不小差距，明確指出了前進中面臨的七大突出難題，其中一大難題就是“城鄉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同時，在報告的第三部分“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談到科學發展觀提出的依據是新世紀、新階段上新的階段性特征時，特別強調的其中一大特征就是協調發展取得顯著成績；同時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后的局面尚未改變，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任務艱巨。

由此可見，我黨對當前區域發展的現狀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既看到了五年來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方面取得的明顯進展，又看到當前的區域發展還遠不能適應新世紀新階段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我黨對區域發展現狀的準確把握與定位，給進一步制定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提供了科學合理的戰略基點。

三、對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舉措作出新部署

十七大從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高度特別強調了新世紀新階段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五大戰略舉措。

1、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

十七大報告指出，應當在科學把握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區域發展規律和國內外經驗的基礎上，堅持在市場經濟框架內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并尤其注重以下兩方面。一是“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立足于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把政府對區域發展差距的干預集中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務?？s小地區差距的導向主要不是縮小地區間經濟總量的差距，而是縮小地區間人民享有的公共服務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即要使不同地區的群眾都能享受到同等的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及公共安全，最終使不同地區的人民能夠逐漸具有同等的生活水平。二是“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就是要通過發揮市場在區域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來促進各地要素價格和收入的均等化。

2、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制定的“十一五”規劃從全局的高度，第一次提出了促進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總體戰略。即“要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形成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笔叽髨蟾嬖俅螐娬{要堅持這一基本國策。

四大區域各自的政策著力點是不同的。東部區域政策的著力點應放在全面提升區域產業結構和總體競爭力上，通過更為嚴格的土地政策和產業政策促使產業結構加快升級，實現經濟轉型，增強東部地區的帶動和輻射作用。中部區域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放在優化總體發展環境上，抓緊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有關政策，進一步提升接受東部產業轉移和外來投資的能力。西部區域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放在穩步提高自我發展能力上，進一步加強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公共服務和人才隊伍建設力度，積極培育特色優勢產業發展。東北區域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放在區域創新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的恢復上，積極促進資源性城市可持續發展，抓好振興裝備制造業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當前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雖然“沒有傾斜”，但并不等于沒有區域政策，而是意味著我國總體區域政策從以資源分配為目標的傳統范式向以增強各區域競爭力為目標的新范式的重大轉變。

3、建立健全主體功能區制度

十七大在總結我國國土規劃經驗、借鑒國外國土規劃和空間成長管制做法的基礎上，從協調人與自然空間矛盾的高度，第一次在我黨重要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強國土規劃，按照形成主體功能區的要求，完善區域政策，調整經濟布局?！敝黧w功能區將是區域發展的一個新思路和新亮點。

主體功能區的表述最早見于“十一五”規劃綱要中的“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敝黧w功能區的核心思想是：根據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現有國土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確定哪些區域適宜優化開發和重點開發，哪些區域應當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確定各自的主體功能定位，并按照功能定位調整和完善區域政策和績效評價，規范空間開發秩序，形成合理的區域發展格局?！笆晃濉币巹潉澐值乃拇笾黧w功能區采取的區域政策也各有不同。

4、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

形成區域間相互促進、優勢互補的互動發展機制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即實現一種互動的機制，使一個地區的發展能夠帶動其他地區的發展，而不能以犧牲其他地區為代價。“十一五”規劃已明確指出區域協調互動發展機制主要有四個機制：市場機制、合作機制、互助機制和扶持機制。十七大在把握我國現階段區域協調互動機制現狀與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進一步健全區域協調互動發展機制的新思路。

（1）在健全全國統一市場機制方面，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形成若干帶動力強、聯系緊密的經濟圈和經濟帶。國家發改委的一份經濟形勢分析報告顯示，以長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為核心的三大都市經濟圈正帶動區域合作向縱深發展，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今后應進一步在全國范圍內構建經濟聯系緊密、帶動力強的經濟圈。

（2）在完善區域合作機制、互助機制方面，要鼓勵東部地區帶動和幫助中西部地區發展。

（3）在加強中央扶持機制方面，要統籌推進落后地區發展、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的戰略需要。一方面，進一步明確重大項目布局時要充分考慮支持中西部發展，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發展的扶持力度，幫助資源枯竭地區實現經濟轉型。另一方面，要更好地發揮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在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中的重要作用。

5、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區域發展競爭表現為城市群和城市帶之間的競爭，不能靠單個城市比拼。面對新世紀新階段大都市化、城市群化趨勢，十七大報告在科學總結國內外城市化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闡明了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的原則是“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目標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且“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主體形態是“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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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土地出讓 區域差異 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7.63 文獻標識碼：A

相關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土地出讓收入逐年遞增，其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也不斷刷新?？v觀近十年會發現，2010年土地出讓收入為2001年的近21倍，高達2.71萬億；與此同時，土地出讓收入平均大約占到地方財政收入的四成左右，更于2010年達到了驚人的76.62%；土地出讓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一、基本概況

湖北省位于我國中部，地處長江中游，承東啟西的重要位置決定了其華中地區重要省份的地位。近年來，湖北省土地出讓市場取得了較大發展，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各地區經濟差異也有明顯拉大的趨勢。因此，為了實現湖北省土地出讓市場的均衡協調發展，對現有土地出讓市場區域發展差異的研究就成為一種需要。通過對湖北省土地出讓市場區域發展差異的實證分析，可定位不同地區的土地出讓市場空間格局，也可以探究差異背后的深層次原因，為尋求切實可行的區域協調發展對策提供強有力支撐。

二、數據選擇及相關指標

本文在對湖北省城市土地出讓市場區域發展差異進行實證研究時，選取的數據指標主要為表征土地出讓市場發育程度的不同出讓方式下的土地出讓宗數、土地出讓面積以及土地出讓金?；诒疚牡难芯慷ㄎ?，兼顧數據的可得性及規范性，本文主要選取2000-2009年湖北省下轄的各地級市（州、仙桃，潛江，天門和神農架林區合并為一個個體）的協議、招標、拍賣、掛牌四種出讓方式下各自的土地出讓宗數、出讓面積和土地出讓收入。數據均來源于《中國國土資源年鑒》。

本文選擇極差、標準差、極值比和變異系數等指標做初步的統計分析。

極差：R=Ymax一Ymin；極值比：I=Ymax/Ymin；其中Ymax和Ymin。分別為研究區域內單位土地出讓面積的出讓金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極差(R)和極值比(I)越大，說明區域絕對和相對差異的極端情況越嚴重。

標準差： ， 。

其中，S為標準差，Yi為i地區單位土地出讓面積的出讓金水平，Y為各區域的均值，N為區域個數。標準差(S)越大說明區域絕對差異就越大。

變異系數： 。

各項解釋同標準差，變異系數(V)越大說明區域相對差異越大。

三、湖北省城市土地出讓市場區域發育程度的差異測度

（一）全省土地出讓市場概況。

2000年以后，湖北土地出讓市場穩步前行，市場配置土地資源的作用得以顯現，整體發育程度日漸提高。由下表3-1可以看出，全省土地出讓面積總體呈增加趨勢，近兩年有些許回落，基本穩定在7000公頃左右，相比于2000年而言，增加了40余倍。于此相對應的是全省土地出讓收益的迅猛增加，從2000年的7591萬元開始，一路飆升，2001年突破2億元后，直至2009年的近355億元。由此可以推知近十年湖北省工業化、城市化之速。正是工業化、城市化的高速發展，才帶來了對土地的高需求和土地資源配置的高市場化，最終引致土地價格的持續上升。

就出讓方式而言，較低市場化程度的協議出讓方式所占比例從2000年的99.36%，跌至2008年的56.71%，相應的代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招拍掛”出讓的土地所占比例則在不斷擴大，如2000年，全省通過招拍掛出讓的土地宗數所占比例不足整體的百分之一，2001年其所占比例已突破百分之十，之后逐年遞增，2008年達到高峰值43.29%，2009則回落至近三分之一。顯而易見，全省土地出讓的市場化程度在不斷提高，以往的以計劃體制方式配置土地資源得以不斷糾正，其對土地出讓市場的影響呈現出日漸遞減的趨勢。

（二）土地出讓市場發育程度的簡要描述統計。

為定量測度湖北省城市土地出讓市場區域發展差異的總體水平，本文從市場角度以單位出讓土地面積的土地出讓金作為測度土地市場區域發展差異的基本指標，用標準差、極值比和變異系數來測算土地出讓市場區域發展差異隨時間變化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由表3-2可知：

以極差及標準差衡量的省際間絕對差異和以極值比及變異系數衡量的相對差異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都經歷一個增加、減少、再增加的往復過程。

從絕對差異來看，極差值由2000年的120.31元/平方米升至2001年的443.54元/平方米，到2002年跌至286.02元/平方米，之后一路上升至2009年的902.07元/平方米，其增加、減少、再增加的往復過程及其明顯。標準差的變動和極差值變動基本一致，從2000年的36.2到2001年的119.7,2002年回落為81.48之后直線上升，2007-2008年較穩定，2009年達到227.14的新高。

從相對差異來看，2000-2004年相對差異變化較大，區域間差異總體而言是縮小的，極值比由最初的16.04升至歷年最高值58.26后，回落至3.73。變異系數做同向變動，在2001年出現歷年最高值0.91。在此期間，極值比和變異系數均出現所研究時段內的最高值。2005-2009年區域差異較為穩定，極值比在搖擺中穩定在6以下。變異系數與其一致，穩定在0.6以下。另外，從歷年的平均值可知，湖北省土地出讓市場的發育程度越來越成熟，單位出讓土地面積的土地收益從2000年50.28元/平方米逐漸增加到2009年的378.39元/平方米，并且在最近三年一直都處于300元/平方米以上。

（三）土地出讓市場出讓方式的區域差異水平。

通過分析2009年湖北省城市土地出讓的宗數、面積和出讓金收入，發現土地出讓金較高的城市為武漢市、宜昌市、孝感市、襄陽市、咸寧市、荊州市以及荊門市等七市，其中武漢因其低位的特殊性一枝獨秀，高達180余億元，荊門最低為12余億元。同時這七個城市的土地出讓收入總和占該年全省土地出讓總收入84.02%，這也就意味著其他七個地市的土地出讓收入僅占15.98%。而排在末三位的恩施自治州、鄂市州和十堰市的土地出讓收入，更是只占到微乎其微的5.38%。由此可見，湖北省城市土地出讓收入的地區差異非常顯著，梯隊間差距極為巨大。

從出讓面積來看，武漢市出讓面積最高，占全省土地出讓面積的23.02%，其次為宜昌，占全省土地出讓面積12.72%，其余城市皆在10個百分點以下。再結合各城市的土地出讓收入來看，可以認為武漢市市場化程度最高，而市場化程度最低的則是荊門市。在出讓總數上，荊州市、襄陽市、咸寧市和恩施州自治區位列前四，但是結合各城市土地出讓面積來看，武漢市的3.4公頃/宗和宜昌市的3公頃/宗位列前兩位，其余城市多在1公頃/宗以下，恩施州自治區更是僅有0.17公頃/宗。故除武漢市與宜昌市外，其余城市均呈現“多而小”的特征，即土地出讓的宗數較多，但平均每宗土地的出讓面積較小。恩施州自治區的數據體現出該地區土地需求的整體水平較低，同時出讓價格也不高，其土地市場的整體環境較差。

綜合上述可知，湖北省城市土地出讓市場的區域發展差異非常明顯，武漢市及其周邊城市與城市差距尤為嚴重。武漢市及其周邊城市無論是在土地出讓面積上，還是土地出讓收入上，都處于絕對領先地位。地區由于土地出讓市場的整體環境較差，致使其土地出讓的面積和收入均落后與全省平均水平，與武漢市及其衛星城市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

四、土地出讓市場區域協調發展策略

產生區域間土地出讓市場發育程度差異的直接原因是土地出讓結構比例及出讓價格的不同。同時經濟發展的規律及其大環境也是形成土地出讓市場區域發育程度差異的重要原因，如不同區域產業結構的差異及其帶來的就業結構和收入結構差異產生的衍伸效果以及土地市場的供需變化等等。同時，不容忽視的一點是在當今我國財稅體制和地方政績考核標準驅動下，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而產生的“非理性化”土地供應行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谏鲜鲈?，需從以下幾方面來協調土地出讓市場的相對平衡發展。

第一、準確定位城市功能，均衡發展區域經濟，不偏不漏，為土地出讓市場創造良好的經濟大環境。

第二、改進地方官員政績考核標準，扭轉非理性的城市經營理念。

第三、完善現有土地出讓制度，積極探索新的出讓方式。逆市場化的協議出讓缺乏公開性和競爭性，在難以實現其應有的實際價值的同時，帶來了尋租的不良契機。而當前“招拍掛”以價格為唯一標準也有其負面影響，那么如何完善拍賣制度、避免“投拍者”非理性盲目競爭以及如何避免掛牌帶來的不公平競爭等等都要求我們完善現有制度，探索新的更理性的出讓方式。

第四、研究建立土地出讓基金制度，推進土地出讓市場區域協調發展。參照澳大利亞、美國、中國香港、澳門特區的土地基金，以及中國內地不少地區對土地基金制度的探索和實踐，建議建立土地出讓基金制度，使其兼具公益性和投資性，以此促進各地區土地出讓市場協調發展。

（作者單位：華中農業大學土地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趙建新.論區域經濟差距的衡量指標與測度方法.經濟地理，1998，18(3)：20-24.

[2]劉邦友等.中國土地出讓市場性質探究.經濟研究導刊，2008.(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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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協調；金融協調；金融地理學

文章編號：1003-4625(2010)05-0051-06

中圖分類號：F830.1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協調發展是一種新的社會發展觀和價值觀，是一種整體優化狀態，一種具有整體性、結構穩定性、功能優化性的穩態。系統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的若干組成部分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而協調是系統整體性的內在要求。系統通過各組成部分的協同、整合，使其在運動演化中不斷保持良性循環。

國外學者對協調(Coordination)問題的研究大致可劃分為三個層面：宏觀層面、微觀層面與技術層面。

宏觀層面致力于探討國際范疇財政、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如何克服協調失敗(Coordination Fail-ure)、應對金融危機成為研究焦點，如Gautier P A(2009)對協調摩擦(C00rdination Friction)與金融危機關聯的論述；Marshall D A.(2002)剖析如何通過改革建立起牢固可靠的全球宏觀經濟、財政與金融協調機制而從根本上減少由于協調失敗而引發的金融危機問題；Manz M.(2002)則重點研究由于缺乏準確信息而導致協調失敗進而引發的金融傳染(Fi－nancial Contagion)問題。

微觀層面則主要著眼于某一具體組織或機構(Organization)內部的協調失敗問題。如Brandts J與Cooper D.J.(2006)采用實驗經濟學的方法對組織內部協調失敗的觀測。微觀協調通常通過實驗經濟學的方法，模擬現實世界，探尋內部機理。如Davis D等人(2009)對求過于供市場的信號、類型及暗中串謀的考察，即Cooperafion Without Coordination；De－vetag G，(2003)對臨界量博弈(Cfitical Mass Games)過程中合作和信息的實驗模擬。

技術層面則完全是從協調技術(coordinationtechnology)角度探討如何確立和完善合作過程中高效率協調所必需的技術手段。合作(CooperativeWork)需要三個層面的支持：交流(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與協調(Coordination)，后者依賴于前兩者的充分實現。

由此可見，國外學者較少對某一國家內部各區域的協調發展問題展開論述，缺乏空間維度的考察，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區域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國金融發展的一種客觀現象，因而中國學者針對該領域進行了較為廣泛的探討。

孔祥毅(1998)最早提出了金融協調理論，新的理論和范式為進一步深入探析區域金融協調發展昭示了新的研究路徑。

然而，盡管后金融危機時代，諸多學者意識到金融系統的內外協調決定了金融的安全與效率，也做了一些實證研究，但是很多學者未對金融協調概念進行明確界定，或者不同學者界定的內涵外延存在交叉和沖突，導致金融協調的諸多層面尚未達成共識，其理論體系還比較雜亂。

此外，相關文獻多致力于全國視角，對中觀區域視角的研究還很不夠。筆者將采用金融地理學理論，對區域協調發展做一個全新的闡釋，通過金融協調理論溯源、內涵、外延、分歧及共識探析，對金融協調理論進行梳理，框定區域協調發展的金融地理學分析的研究主體與內容，同時凸顯其實際應用價值。

二、理論溯源

一些學者認為，早期關于金融協調發展的思想理論沒有明確的歸納總結，更多地隱含在金融發展理論中。如王原聲(2004)指出，西方有關金融協調論的思想集中體現在戈德史密斯(1969)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愛德華?肖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和麥金農(1991)的《經濟市場化的秩序一一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金融控制》等著作中。前者通過系統分析一國金融結構、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經濟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對金融發展進行了研究，后者通過分析一國金融發展的特點和狀態提出了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論。兩者均主張在平衡中央財政的前提下開放國內資本市場。這實質上滲透著金融協調發展的思想，對于金融的內外協調發展具有借鑒意義。

劉剛(2006)則明確指出，金融協調論的理論淵源就是金融發展理論，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成熟。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與金融協調理論預示著第三代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沈軍與劉莎(2001)認為金融協調理論與可持續理論是金融發展理論的較高階段，與劉剛觀點一致。

更多的學者所持的觀點是金融發展理論只是協調理論淵源的一個分支，如王愛儉(2005)、祁敬宇(2002)等，將金融內外協調發展的理論基礎概括為系統論、制度學派、信息不對稱、金融發展理論，加之中國古代哲學――協調性是中國哲學的精髓。不僅如此，筆者認為，金融地理學和演化經濟學也蘊含了金融協調的思想。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學科的發展，區域金融的分析方法將會越來越多地涉及演化經濟學、金融地理學、博弈論等多學科，學科間不斷發生碰撞與融合，為更深入地研究區域金融協調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一)系統論的觀點

依據系統論的思想，金融系統可以是一個廣義的金融系統，即一個以金融系統為中心的包括社會系統、經濟系統和金融系統在內的綜合系統。金融的協調發展是一種針對系統內眾多要素的綜合協調、整體協調，同時也是一種動態長遠的協調及優化的協調，其目的不僅僅是使各個要素之間達到相對平衡，更重要的是要優化要素間的組合，使系統整體效益最大化。子系統之間量的比例關系和諧與否是關鍵所在，也是衡量系統協調度的重要指標。白欽先教授、孔祥毅教授的金融發展理論和思想中，已經帶有越來越濃厚的系統理論和復雜性科學思想。

(二)制度學派觀點

新制度經濟學集中解決了四個研究領域的問題：交易費用和產權；政治經濟學和公共選擇；數量經濟史；認知、意識形態和路徑依賴的作用。制度學派認為，協調的制度能夠發揮積極的能動作用；反之，亦反之。金融制度的演化、變遷也遵循此規律。通常情況下，由于存在慣性，隨著環境變化的制度進化比較緩慢。然而通過研究金融協調的實施機制與外在環境，可以對導致金融失調的關鍵性制度進行變革，從而帶動補充性制度的演化，最終促進經濟和金融的協調發展。

(三)信息不對稱理論

根據這一理論，市場中金融企業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的；銀企網絡的建立過程中，銀行家與企業家的信息也是不對稱的。為了尋求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的有效制度，促進企業之間與銀企之間的良性互動，必須建立金融的協調機制，通過融資過程中的學習交流與協調，構建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穩固的鏈接和較高的相互適應性，完善金融功能和提高金融效率。

(四)金融發展理論

劉剛(2006)把近40年演變的金融發展理論，概括為四個階段：

第一是1969年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結構論；

第二是1973年麥金農一肖提出的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

第三是內生金融增長理論(包括20世紀90年代以赫爾曼、斯蒂格利茨等為代表提出的金融約束論)；

第四是在世紀之交由中國學者提出的第三代金融發展理論(包括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和金融協調理論)。金融協調論的理論淵源是金融發展理論，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成熟。

(五)金融地理學與演化經濟學

金融地理學不僅關注自然地理環境的作用，而且強調社會、文化等人文因素，強調事物發展的大環境，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用復雜系統的觀點來看待和分析問題；而自組織為復雜系統理論的核心和關鍵；演化經濟學又是探討復雜經濟系統自組織演化過程規律的，因此金融地理學、自組織、演化經濟學在邏輯上是自洽的。

金融地理學突出了非經濟因素對金融發展的作用，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因素眾多、目標多樣、情況復雜、彼此緊密相關的復雜巨系統。在這個復雜的巨系統當中，人類的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和金融活動是緊密相關、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的，因此經濟、社會和金融這三太子系統存在關聯性和互動性。任何一個子系統各要素的動態過程，都會與同樣處于動態過程中的相關要素存在動態關聯性(崔滿紅，2002)。社會、經濟、金融三者既相互獨立、自成體系。又相互影響、交叉重疊，考慮金融問題必須結合社會系統與經濟系統綜合考察，并充分考察系統內部與系統之間的動態協調。

此外，金融地理學的“信息腹地論”考察了區域間金融資源流動和金融中心的變遷，而區際金融協調始終是協調發展研究的薄弱點，因而該理論拓展了討論空間，提供了分析工具。

三、金融協調內涵、外延、分歧與共識

不同學者對金融協調的內涵和外延理解不同，研究焦點也存在很大差別。如武巧珍(2004)重點分析貨幣制度與經濟金融的協調，將其分為外部協調與內部協調兩部分，其理論關注貨幣制度的變遷及其與經濟金融的動態協調。竇爾翔、何煉成(2004)的研究則指出，金融協調一方面是金融自身的協調，另一方面是金融對經濟的協調，從協調的對象上來看，前者是金融“本體因素”，后者是金融的“指向性因素”。王愛儉(2005)則解釋了金融穩定協調機制的理論涵義，將金融協調穩定機制分為政府和中央銀行間的協調、中央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的協調及各金融機構之間的協調，其理論強調了機構協調層面。祁敬宇(2002)探討了金融發展的內外協調，將歐盟作為金融發展內外協調運行中的典型形態。金融發展的內外協調是指一國或地區在其金融發展過程中通過內部與外部的相互協調，采取互相配合的、同金融發展有關的各種政策措施，達到既發展本國金融，又對世界金融產生整體良好態勢的目的，其研究著眼于國際視角。王原聲(2004)同樣研究了基于國際視角的金融協調：金融發展內外協調的構成分為國際貿易協調、國際金融協調和國際投資協調等機制運作，是一個動態過程。事實上，金融協調的內涵豐富多元，其研究范疇也很廣闊，既包括“總量協調、結構協調、內外協調、貨幣政策、金融監管、金融機構間的協調、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金融衍生工具與金融風險控制等”在內的宏觀方面的問題，也包括“證券業與銀行業的協調、資產結構、銀企關系、收益與風險”等微觀方面的問題(孔祥毅，2002)。盡管在研究層次和研究內容上各有側重，很多學者對金融協調內涵的理解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在充分把握經濟發展變遷中普遍存在的互補性和報酬遞增的現實條件下，以金融效率為中心，運用系統分析和動態分析的方法，研究金融及其構成要素的發展變化規律，它們的收益、成本、風險狀態和運動規律，并研究由此決定的內部效應與溢出效應，揭示金融內部構成要素之間、金融與經濟增長、金融與社會協調發展的一般規律，從而構造金融協調運行的政策調控體系，以促進金融與經濟高效、有序、穩定和健康發展(劉剛，2006)。

就金融協調的層次而言，學者傾向于采用內部協調與外部協調的劃分方式，但是其意指卻大相徑庭。如祁敬宇(2002)與王原聲(2004)是以國別為界劃分內部與外部。郭金龍(2006)則認為金融內部協調應包括金融組織、金融市場、金融監管當局、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外部協調包括金融與經濟的協調以及金融與社會的協調。顯然其分類標準是從金融系統本身出發。其與楊大鵬(2004)對金融體系協調層次的劃分不謀而合，即至少包括對社會、經濟以及內部協調三個層次。竇爾翔(2004)則采用“金融本體因素”和“金融指向性因素”分別代指金融系統內部和外部。前者是指金融作為一個系統所包含的各個因素：金融體制結構、金融總量結構、金融組織結構、金融市場結構等。后者是指金融對經濟發揮作用賴以借助的渠道、途徑或中介目標：體制結構、產業結構、技術因素、實體資本等。邵國華(2006)將金融系統的外部協調分為四個方面：金融系統與經濟發展的協調、金融系統與社會發展的協調、金融業與非金融企業的協調、金融系統與金融國際化的協調。內部協調則涵蓋兩個層面，內部協調Ⅰ與內部協調Ⅱ。前者指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現有金融監管機構，銀行業與證券業，銀行業與保險業，證券業與保險業，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等分系統的協調。后者專指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子系統的內部協調。蔡則祥(2005)將協調機制細分為“內部協調、外部協調、內外協調、綜合協調”：“內部協調”是指我國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資產、融資形式、對外開放等結構之間及其構成之間協調配合?！巴獠繀f調”主要是指在中國金融結構中，外資機構的引入與中資機構的輸出的有機協調?！皟韧鈪f調”主要是指中國金融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應遵循內部發展與對外開放的協調?！熬C合協調”是指金融環境結構的調整與優化要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文化、傳統及整體制度框架相協調?！八膫€協調”之間相互交織、相互支持。尹優平(2007)則對區域金融內部協調和外部協調從機構、監管、區際、政策四個層面進行全方位的論述，基礎環節是區域內外金融各自協調發展，關鍵保障是區域金融監管協調和區域金融政策的協調。可見，金融協調的層次復雜多維，導致其研究內容的

模棱兩可及相互交叉。大部分學者從金融系統自身而非區域角度出發考察問題，導致其空間維度研究的薄弱，無法針對具體區域提出操作性強的協調發展戰略。

金融協調的內容也通常被劃分為宏觀、微觀和中觀三個層面，然而不同學者對這三個層面的理解和界定亦有所不同。如孔祥毅(2002)認為金融、經濟、社會之間構成了一個宏觀的金融協調關系，而金融內部，如在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制度之間，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之間則構成金融內部的微觀協調關系。王愛儉(2005)將總量協調、結構協調、貨幣供應量與貨幣創造、金融衍生工具與金融風險控制等歸結為宏觀方面，而證券業與銀行業的協調、動態效率和靜態效率的協調被歸類為微觀方面。郭金龍(2006)則將區域協調、內外協調、貨幣政策、金融監管、金融機構間的協調、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都納入宏觀范疇。楊大鵬(2004)專門研究了金融體系協調的中觀層面，即有關金融組織結構協調演進的問題。主要觀點是金融組織結構協調演進的趨勢是“寡頭主導，大、中、小共生”，它可以在產業組織的層面上化解金融風險，提高金融運行效率。王威(2007)重點研究中國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協調發展問題，將其分為微觀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中觀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宏觀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三個層次，微觀協調是基礎，中觀協調是銜接，宏觀協調是關鍵。微觀金融資源指廣義的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金融制度資源和金融工具資源構成了金融資源的中觀層次。宏觀金融資源體現的是金融資源各層次的整合效應，而不是某一具體“硬件”層次的功能。由上述分析可見，不同學者對宏觀、中觀和微觀的定位各不相同，微觀協調和中觀協調存在交叉和分類模糊的問題，因而目前迫切需要一個客觀的劃分標準，明確區域金融協調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現存文獻大多從中國的整體來研究金融協調問題，較少涉及對區域內和區域間金融各個層面的深層次分析。盡管有部分學者意識到空間的重要性，但是在分析過程中很難有效貫徹該理念。如蔡則祥(2005)明確指出了區域協調主要指金融結構在空間上的協調，但是其分析仍主要著眼于整個中國；其中觀協調意指金融機構的協調，而非區域視角，沒有從空間和地理的角度來考察協調。尹優平(2007)厘清了區域金融協調發展的內涵與外延。認為區域金融協調發展既意味著區域金融業本身的協調和優化，也意味著區域之間金融發展上的合理分工。只有通過對空間上客觀分布的基礎性核心金融資源、實體性中間金融資源和整體功能性高層金融資源進行合理有效的開發和配置，才能實現區域金融協調發展。然而其金融產業分析和監管層面協調仍然主要地著眼于全國視角。綜上所述，對區域金融協調的研究不能僅停留于整體宏觀層面，必須深入到中觀層面才能得出符合各地實際的研究結論。區域金融中觀協調作為一項相對前沿和邊緣性的研究工作，中國案例的研究將豐富國際學術界的相關討論。

區域金融學者普遍持這樣的觀點，即協調是一種動態過程，是在動態變化中追求其效率，是一種協調中的效率(楊大鵬，2004)，即金融協調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過程。協調的目的在于通過協調實現制度和系統環境的改善，實現系統的優化和系統效率的提高(尹優平，2007)。此外，學者們對金融協調的方式，亦基本達成共識，分為三個方面：市場機制協調、計劃和行政制度協調以及網絡協調。市場機制協調主要指經濟運行行為主體根據市場的價格信息，依照利潤最大化原則，在相互競爭的市場中形成的一種協調發展；計劃和行政制度協調作為市場機制協調的補充，這種協調主要依靠行政權威來進行；網絡協調是指經濟網絡組織理論所強調的介于市場、企業或政府之間的中間力量的協調(王愛儉，2005；劉剛，2006)。尹優平(2007)對第二種協調方式存在異議：作為制度決定中的重要變量，政府往往在金融制度中發揮超強影響，但是其目前還遠沒建立起有效率金融制度所需要的倫理、規范和精神；只有由市場主體自發形成的或雖由政府部門推動但必須得到廣大參與者認可的協調活動才能實現正的發展。顯然，其論述蘊含了金融地理學和演化經濟學的自組織論點，即只有誘導式和限定邊界式的他組織者才可以出現在自組織過程中。

四、研究構想與現實應用

金融地理學作為一門邊緣交叉學科，為金融提供了一個新經濟地理學表述。在研究對象的界定方面，金融地理學不僅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和視角，而且充分利用了地理學的先進分析工具。此時的金融不再是狹義的“小金融”，而是廣義的“大金融”，即一個以金融系統為中心的包括社會系統、經濟系統和金融系統在內的綜合系統。各個子系統之間量的比例關系和諧與否是關鍵所在，也是衡量系統是否協調的重要參照指標。區域分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區域可以是諸如歐盟、東盟的跨國界區域，狹義的區域則指一國范圍內的不同區域。筆者將金融地理學的研究范疇定位于一國中觀區域，而非國際協調視角。一方面是由于國際金融協調問題，如以美國經濟學家福蘭克爾(J.A.Frenkel)為代表的“溢出效應”學說，以美國經濟學家庫柏(R.Cooper)為代表的結構性相互依存性理論，國內外學者已經作了較為充分的討論；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空間維度研究的嚴重缺乏及國內外研究中比較普遍地存在忽視地理空間效應的傾向。區域金融協調發展是區域金融發展質和量的統一。

所謂區域協調發展的金融地理學分析，包括以下三個層面：

第一，各區域自身的協調發展，既包括區域自身的微觀金融協調，也涵蓋了其金融、經濟、社會系統的協調發展；

第二，各個區域之間的金融發展要協調，即長期被忽視的區際協調問題，孔祥毅(2006)提出的區域金融外部性內部化和內部性外部化，以及郭金龍(2006)闡釋的外延開放性，意指區際協調層面，遺憾的是，始終缺乏該層面的深層次分析；

第三，城鄉金融協調發展問題，這個問題學者只是淺嘗輒止。這同時也為金融地理學提供了廣闊的研究空間和突破點。

按照金融地理學的研究邏輯，可以把區域金融的協調發展分為空間差異、空間過程和空間的相互作用逐次展開。金融地域運動起始于各經濟地域的金融資源稟賦的空間差異，因而空間差異的比較分析自然成為協調發展研究的出發點。金融產業是地域運動的物質載體，成為考察的關鍵內容之一。此外，由于區域金融協調發展的實質是金融資源在區域協調配置的效率與程度，即提高區域金融業的競爭力與效率。因此可通過金融綜合競爭力指標體系綜合全面反映區域金融各系統的協調發展水平。金融地域理論認為，金融產業的中級成長階段以集聚效應為主導效應，而在其高級成長階段則以擴散效應為主導效應，它直接決定了金融地域運動的方向，造就了金融體系的空間運動格局。那么我國區域金融地域系統的發展是否遵循集中――分散規律，區

域金融成長是否符合“威廉姆森倒U形”曲線，其金融成長差異是否最終會自發趨于收斂(σ趨同、B趨同、俱樂部趨同等)，金融系統的空間結構如何演變，金融中心如何定位，其演變規律和機理又體現在哪些方面，這構成空間過程的分析主體；空間的相互作用強調區際之間的互動和耦合，通過金融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良性互動，帶動其金融產業成長水平提升，最終實現金融地域系統的效率改進和協調發展。城鄉金融地域系統長期以來在學者的研究視野之外，這是由于按照傳統理論，金融地域系統的空間結構是金融核心、金融腹地與金融網絡體系的空間排列與組合，其嚴格遵循金融中心的“國際性”門檻，站在城市角度分析問題，沒有認識到金融中心的層次性(如國際金融中心、國內金融中心等)，其金融中心、金融支點和金融增長極也僅限于分析金融等別城市的空間相互作用，這將導致研究過程中將鄉村地區和城鄉邊緣區排斥在直接腹地和擴展腹地之外以及城鄉金融網絡的缺失。因此農村地區的金融排斥問題以及如何實現城鄉之間的金融協同、協調發展成為金融地理學關注的焦點之一。

區際只有高效金融合作，才能實現協調發展，實現系統優化。要重視區域金融發展的拓撲結構。所謂拓撲結構，它概括了系統內部及系統之間所發生的一切聯系。金融體系是由許多功能模塊組成的，當采用拆解金融體系的方法來審視區域金融體系效率的時候，關鍵的問題是各個功能模塊之間的協調問題。各個地區的金融發展都可以視為獨立的系統，只有充分利用相鄰金融中心的輻射力，實現同質區域以及異質區域的金融合作，才能達到模塊的融合及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合作能夠充分利用各區域在資金使用方面的時間差或空間差，通過各金融企業之間的相互合作，溝通信息，融通資金，發展區域金融市場，滿足區域經濟發展對資金的需求，實現整體金融系統效率的優化。長三角以推進經濟一體化為基礎，著力打造開放型金融、創新型金融、集約型金融與生態型金融，其金融合作區的構建已為其他區域提供了現實操作的成功范本。長期以來，中部六省金融行業的發展存在著內部發展不協調和外部金融分割的現狀，并不能有效發揮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可考慮通過信息生產功能、風險管理功能、儲蓄動員功能影響六省的區域經濟增長。中部六省在機構、業務以及行業之間都存在著共生界面，其金融資源稟賦的互補性，為六省金融聯動協調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六省特別是湖北、湖南、河南三省的金融業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和優勢：河南擁有全國三大期貨交易所之一的鄭州期貨交易所，期貨業發展獨具優勢，而且銀行業法人機構數量居中部首位；湖北金融業體系完備，金融綜合實力較強；湖南證券業發達，券商實力在中部領先。由于金融特點不同，發展優勢各異，如果能積極合作、相互滲透，中部地區將形成一個層次豐富的金融合作體系。

篇4

閩西南、粵東、贛東南經濟協作區（簡稱“閩粵贛13市協作區”）包括福建省的廈門市、泉州市、漳州市、龍巖市、三明市，廣東省的汕頭市、潮州市、揭陽市、汕尾市、梅州市和江西省的贛州市、鷹潭市、撫州市。閩粵贛13市協作區作為海峽西岸的南翼組成部分，自1994年創建以來，迄今召開了15次黨政領導聯席會議，已走過3個“五年”的發展歷程。

15年來，協作區緊緊圍繞推進區域合作向緊密型實質性發展，不斷摸索、探究、創新，通過區域合作章程，編制區域合作發展規劃，制定區域合作行動綱領等指導性文件，并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工作機制。

“十一五”期間，協作區在推動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形成和全面發展，在促進全國區域協調發展中，已經越來越凸顯出它的地位和作用，最顯著的一點就是2009年5月份國務院頒發的《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若干意見》中，閩粵贛13市成為國家區域合作與發展戰略的重要一翼。閩粵贛13市區域合作取得的成效主要表現在：一是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合作發展、加快發展意識越來越強；二是交通鏈接規劃建設速度逐步加快；三是產業合作不斷深化；四是城市聯盟構建卓有成效；五是旅游合作更加緊密；六是環保合作成效明顯；七是宣傳造勢營造良好的合作氛圍；八是多層次多部門寬領域的合作全面展開等等。這些積極成效，為新時期進一步加強閩粵贛13市區域合作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并在推進合作工作的實踐中創造積累了一些經驗和做法：一是堅持推進高層共識、互動互訪，讓區域合作在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全面實現互動；二是堅持合作理論的研究探索，認清形勢，把握發展機遇，創新合作機制；三是堅持積極搭建平臺，拓展領域、推進區域合作向多部門寬領域全方位發展；四是堅持緊密型實質性發展，推動區域合作由點及面、由淺入深；五是堅持加強宣傳合作，提高宣傳區域合作的影響力，推動區域合作有序開展。

二、“十二五”時期推進閩粵贛13市協調發展的主要任務和實現途徑

“十二五”時期，閩粵贛13市要按照“統一規劃、整體布局、設施共建、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原則，進一步協調城市、城郊、城鎮、城鄉發展空間，合理配置生產要素資源，逐步形成同謀規劃、同網交通、同享信息、同體市場、同布產業、同興科教、同線旅游、同治環境的抱團發展趨勢。

（一）以繼續貫徹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為前提，加強高層共識共作

各市黨委、政府、各部門、各領域的共識共作，是區域合作的前提和保證。閩粵贛13市各級領導都要充分認識加強區域合作是統籌區域發展、順應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趨勢的客觀需要，是尋求共同發展、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力的必然選擇；努力把握國家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支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重大歷史機遇，把握對臺互動合作出現的重大發展機遇，從更高的站位、更寬的領域認識區域合作的重要性，充分利用黨政領導聯席會議和產業、交通、科技、旅游、規劃、環保、商貿、物流、信息等合作平臺，增進高層互訪互動，加強互聯互作；淡化行政區劃，強化經濟合作；淡化行政手段，強化市場功能；淡化單邊行為，強化多方合作；加大對接力度，力求多贏共進。

（二）以創新合作機制為保障，確保區域合作工作高效進行

研究制定符合主體功能區理念的區域政策體系，積極推進不同類型區區域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提高區域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逐步消除影響要素合理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傮w上，一要加強黨政協調機制。各市主要領導及時有效地溝通磋商區域發展中的主要問題，統籌部署重大區域經濟活動，同時還要積極爭取中央及省有關部門的支持。二要建立健全區域合作平臺。進一步完善各部門的經常性磋商制度，定期不定期召開會議，及時研究解決區域合作中出現的熱點難點問題，探索產業緊密合作機制，建立項目推進機制，對聯席會議確定的重大項目，定期開展督查協調，共同促成各大項目在協作區內落地、延伸和拓展。各協作部門要對新形勢下區域合作的內容拓展和形式創新，以及如何進一步發揮政府和市場作用等方面展開深入研究，完善促進區域合作的長效機制。

（三）以推進區域規劃和主體功能區規劃編制工作為紐帶，推進區域城市化、同城化發展

認真貫徹落實“十二五”規劃，按照《海峽西岸城市群協調發展規劃》、《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進一步做好區域規劃與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的銜接，加強重大問題研究和兄弟市開展區域規劃編制工作的指導，緊緊抓住順暢高速的交通網絡、與交通軸線相一致的城市規劃、多中心的城鎮功能、有機的產業帶與城鎮密集化相結合等主要建設內容，積極推進已有區域規劃的貫徹實施，重點開展廈泉漳都市圈、閩西南都市圈、粵東城鎮群的區域規劃編制工作，加強城市接壤地區和經濟密切聯系地區的規劃對接，積極培育區域增長極。圍繞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主線，以省會城市為核心，完善基礎設施條件，發展特色產業體系，形成若干有較強帶動作用的區域性增長極。

（四）以鞏固、完善和拓展合作平臺為渠道，進一步深化合作內容

建立拓展多種類型、不同層次的區域合作平臺，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團體等共同參與、協作互動的推進區域合作的立體網絡，以工業、交通、農業、工商、旅游、港口、物流為先行，組織各部門在產業互動上先行先合。工業部門要進一步拓展領域，深化改革，積極主動融合到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和主體功能區戰略中，構筑區域經濟優勢互補、主體功能定位清晰的區域發展格局；交通部門要重點依托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綜合樞紐建設，構建區域現代交通體系，加強運輸及管理合作，積極打造對臺通道，促進區域交通的交流、協作、合作和共享，提升區域對臺對外輻射優勢；農業部門要建立農業聯席會議制度，積極開展信息交流和農業人才交流工作，擴大對臺農業交流平臺建設；工商部門要重點推進優化準入環境、商標專用權保護、流通環節食品安全監管、打擊傳銷、打假維權等職能領域的信息互通、資源共享和協作協查；旅游部門要重點打造好“海峽旅游”品牌，發揮在海峽西岸旅游區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推進海峽兩岸雙向旅游的持續快速發展；港口部門要推動建立沿海港口間合作機制，加強與內陸腹地城市的協作，積極開展對臺航運業務，共同發展港口物流經濟；物流部門要加快閩粵贛13市物流區域一體化進程，加強對臺物流合作，促進區域工作共同發展。

（五）以基礎設施一體化建設為重點，提高綜合服務能力

交通合作是推進區域合作的基礎條件和重要內容，“十一五”期間，協作區已基本形成了五縱五橫的布局，交通網絡得到優化?！笆濉睍r期，重點要依托建立交通合作聯席會議制度，設立交通合作專責小組，協調推動區域交通合作事宜；進一步加快構建便捷通暢、安全高效、開放合作的區域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大力推進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沿海港口、航空等重大項目建設，加強省際間交通建設的協調與銜接，重點加快省際間連接通道以及瓶頸路段建設；積極開展交通信息管理系統對接；推動內地與沿海合作開發港口建設；著力推進組建跨區域、跨行業交通運輸集團，大力支持發展集裝箱集散、倉儲、運輸為一體的物流綜合運輸體系，提高河流的通航能力，努力開拓對接臺灣的兩岸航線。

(六) 以深化兩岸交流合作為突破口，促進海西南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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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內蒙古；開放性；腹地；場強模型

一、引言

作為我國向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近年來內蒙古經濟呈現迅速發展的態勢：經濟總量由2001年的全國第24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15位；人均GDP由第16位上升到了第6位；2012年城鎮化率達到57.7%，僅次于沿海各省份，居西部第一。但從另一方面來講，由于內蒙古經濟發展主要依靠資源開采和初級產品開發，附加值低，加之該地區的水資源瓶頸，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較弱，而尋求區域合作與共同發展是內蒙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實現共同繁榮的重要戰略之一。

城市腹地是一個城鎮的吸引力和輻射力對城鎮周圍地區的社會經濟聯系起著主導作用的地域，它是區域內同級城鎮空間相互作用力量平衡的結果。城市腹地往往與其行政區劃面積不相匹配，與周圍地區相比綜合實力較強的城市其腹地可能會超出行政區劃邊界，而綜合實力較弱的城市其腹地則可能小于行政區劃。

國外對城市腹地的研究較為成熟，目前劃分城市腹地的方法包括實證法和模型法。實證法通過中心地與腹地間流的分析來確定腹地范圍；模型法主要包括引力模型、斷裂點模型、Voronoi圖等。國內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有關于腹地劃分的探索，研究方法經歷了由經驗法和簡單數學模型法到多指標綜合分析法再到計算機和地理信息技術方法，潘竟虎等（2008）使用“場強模型”測度了中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腹地，體現了傳統方法與現代GIS技術的融合，隨后這一模型受到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被應用于區域、省域等不同空間尺度的腹地劃分中。

但以往對某一地區城市腹地的劃分往往局限于本地區內部城市間，最多加上與周邊聯系較為緊密的區域中心城市，總體上仍較為封閉。在目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行政區劃對城市間聯系的影響已退居次要地位，如果仍以封閉性的視角來判斷，則可能得出片面或錯誤的結論，尤其對于內蒙古這樣的狹長式地形而言。綜合以上分析，本文將內蒙古周邊城市納入研究范圍，計算各城市綜合實力分值，在GIS平臺利用場強模型對內蒙古及周邊城市進行腹地劃分，分析各城市的影響力及其空間格局并與封閉情況下各城市腹地范圍進行對比分析，以期為內蒙古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依據。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數據來源

首先，將內蒙古及與內蒙古接壤的23個城市納入研究范圍。由于大興安嶺地區的首府加格達奇在呼倫貝爾境內，且非地級市，數據較難獲取，因此不考慮大興安嶺。另外，考慮研究地域的完整性，將嘉峪關也納入研究范圍。其次，省會城市一般綜合實力較強，其輻射范圍可能會跨過相鄰城市到達更遠地區，因此將與上述城市接壤的省會城市蘭州、長春和哈爾濱也納入研究范圍。之所以不考慮石家莊和太原，是因為這兩個城市越過相鄰的忻州和朔州，與內蒙古接壤的城市是綜合實力同樣較強的呼和浩特。最后，將大慶也納入研究范圍，原因是大慶雖然與內蒙古不接壤，但綜合實力較強，且與經濟發展較弱的興安盟距離較近，其輻射范圍很可能延伸到興安盟。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地域包含內蒙古3個盟，但在計算城市綜合實力時則不考慮這3個盟，即3個盟僅作為被輻射對象而不考慮其本身的輻射能力。主要原因是，盟首府所在城市的市轄區數據較難獲取，且綜合實力較弱，對研究結果影響不大。

研究中的指標數據資料取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2》市轄區范圍的統計數據，以各市市政府所在地作為市域中心位置，中心坐標和市域行政區界限取自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1：400萬數據庫。

（二）研究方法

1.主成分分析法

本研究擬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各城市綜合實力。以往評價城市綜合實力的指標主要包括經濟、社會、科教、基礎設施和環境等方面，但這些評價均未考慮城市的一項關鍵職能，即服務職能。用來刻畫城市服務職能的一個關鍵參數是“心性”，一個城市的中心性是指其對外服務的相對重要性，它是衡量城市等級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本文認為，應當將代表城市中心性的一些服務性指標納入評價體系。結合內蒙古及周邊發展的實際情況，本文選取了經濟實力、社會發展、服務能力、資源及基礎設施和環境狀況共19項指標（見下表）來評價城市的綜合實力。

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后，利用SPSS軟件計算各城市綜合實力值，具體公式為

Z=

A

×

C×

M（1）

式中，Zi為城市i的綜合實力值；m為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數；Ak為主成分k的貢獻率；Ckj為主成分k在指標j上的載荷；n為參與評價的指標數；Mij為標準化之后的各指標數據。

2.場強模型

借用物理學的概念，城市腹地可稱為城市影響力的“力場”，其影響力的大小稱為“場強”。假設區域內任一點k都接受來自區域內各城市的輻射，則場強計算公式為

F=（2）

式中Fik為i城市在k點上的場強；Zi為i城市的綜合實力值；Dik為城市i到k點的距離；（為距離摩擦系數，一般取標準值2。

以往研究中D往往選擇直線距離，不能體現真實的距離成本，本研究將直線距離用基于道路網的最短時間成本來代替，從而更準確地計算城市腹地。最短時間成本在GIS中通過成本加權距離方法計算得到。首先需要確定各級道路的速度，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路工程技術標準（JTGB-2003）》并結合實際情況，本文對鐵路、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縣道分別設定速度為80km/h、100km/h、80km/h、60km/h和50km/h，無道路地區設置為30km/h。

三、城市腹地結果

（一）開放性與封閉性視角下內蒙古城市腹地對比

由圖1可以看出，腹地較大的城市包括哈爾濱、長春、沈陽、呼和浩特、包頭和蘭州等，其城市綜合實力也較大，在整個區域的影響力居主導地位。從圖1與圖2的對比可以看出，在開放性視角下，阿拉善盟主要為蘭州、銀川和包頭的腹地，錫林郭勒盟為呼和浩特和沈陽的腹地，另外沈陽還輻射了赤峰和通遼一半以上的地域，興安盟主要為長春和大慶的腹地，而呼倫貝爾一半以上的地域被哈爾濱輻射。但在封閉性視角下，阿拉善盟主要為包頭和烏海的腹地，錫林郭勒盟主要是呼和浩特的腹地，興安盟為通遼的腹地，而赤峰、呼和浩特的腹地與行政區劃相當。由此可見，開放性與封閉性視角下內蒙古城市腹地差別較為明顯。經計算，在開放性視角下內蒙古有58.6%的地域被周邊城市輻射，如果從封閉性視角來考察城市影響腹地則會造成較大偏差。

基于以上結果，與其他省份相比，內蒙古更應重視與周邊地區的協調與合作。首先，內蒙古受周邊大城市影響范圍較廣，應積極承接大城市的輻射，加強與大城市間的聯系，以壯大自身經濟實力。其次，由于內蒙古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和旅游資源方面具有一定同質性，在與周邊競爭的同時，更應加強聯合。在產業方面形成分工，在旅游方面打造具有區域特色的優質旅游產品。最后，除呼包鄂外，內蒙古各盟市間距離較遠，交通不便，與其致力于自治區內部盟市間聯系，不如積極尋求與周邊城市的合作。

（二）腹地與行政區關系

從各城市腹地面積與行政面積的比值來看（見圖3），首先大部分城市的腹地面積與行政面積均不吻合，其中比值最高的是嘉峪關，達到了111.6，輻射范圍遠遠高于行政范圍，主要原因為嘉峪關市行政面積較小，被酒泉市包圍，兩市市轄區綜合實力值分別為0.198431和0.142295，嘉峪關高于酒泉，且酒泉市中心位于全市偏東部地區，在嘉峪關市中心東部，造成其西部大部分地域被嘉峪關輻射；其次主要是綜合實力較強的省會城市，如沈陽、蘭州、銀川、呼和浩特、哈爾濱和長春，其腹地面積與行政面積的比值在4以上，朔州、大慶、大同和石嘴山的這一比值也超過了1。非省會城市中，烏海和包頭較為突出，其中烏海輻射面積與行政面積之比達到了16.9，包頭為5.0。包頭這一比值大的原因是綜合實力較強，而烏海除實力較強外，其本身的行政面積較小也是一個主要原因，說明烏海的城市綜合實力與行政面積不匹配問題較為突出。但除呼和浩特、包頭和烏海外，內蒙古其他城市的輻射面積均小于行政面積，一方面是由于內蒙古大城市的綜合實力與沈陽、長春和哈爾濱等城市相比還較弱，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內蒙古的狹長地形。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開放性視角下以內蒙古及周邊共38個地級市為研究對象，以各城市市域范圍和內蒙古3個盟為研究區域，首先計算了各地級市市轄區綜合實力，其次利用場強模型對城市腹地進行了劃分，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開放和封閉性視角下內蒙古各城市腹地差別較為明顯。在封閉性視角下，阿拉善盟、錫林郭勒盟和興安盟主要為包頭、呼和浩特和通遼的腹地；在開放性視角下，這三個盟及赤峰、通遼和呼倫貝爾的部分區域成為蘭州、銀川、沈陽、長春和哈爾濱的腹地，內蒙古有一半以上的地域被周邊大城市輻射。因此，若以封閉性視角來考察城市腹地則可能形成錯誤的判斷。

第二，從腹地與行政面積的比值看，內蒙古各地級市除呼和浩特、包頭和烏海外，其他城市的腹地面積均小于其行政面積。這一方面是由于內蒙古大城市的綜合實力與沈陽、長春和哈爾濱等城市相比還較弱，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內蒙古的狹長地形。而烏海的城市腹地與行政面積不匹配問題較為突出。綜合來看，內蒙古應重點培育呼包鄂城市群，提升大城市的綜合實力，加強大城市的輻射能力，從而帶動周邊較弱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此外，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加強與周邊區域的協調合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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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區域經濟 協調發展 稅收政策

一、地方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

區域經濟健康協調發展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現實選擇，是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基本要求。特別是當前我國正處于一個關鍵的時期，這一時期受國際大環境的影響我國面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經濟發展方式及經濟體制轉變這三個重大問題。地區差距是一個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

我國地域遼闊，自然條件、地理環境、歷史文化背景差異極大，經濟總體發展水平低，交通運輸條件差。所以，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更為突出。東部沿海屬于經濟比較發達地區，中部屬于經濟次發達地區，西部屬于經濟不發達地區。而且這種經濟發展不平衡還在繼續擴大。我國不發達地區又主要是在老革命根據地，少數民族聚居區和我國的邊疆地區。所以，發展地區經濟，優化地區經濟結構具有十分重要的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

1、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只有發揮各地區的特點和優勢，充分利用各地區的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物質技術條件加速地區經濟發展，從而才能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2、地區經濟的發展可以使各地更好地互相補充、互相協作，協調發展，發揮國民經濟整體優勢。

3、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是我國消滅貧困，使全國各族人民的生活達到小康水平，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4、加快不發達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對于保持社會安定，加強民族團結，鞏固國防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二、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原因及其后果

1、自然原因

首先，我國人均土地資源太少。我國雖然幅員遼闊，但是由于人口眾多，造成人均土地資源非常少。而且，東西部農業資源和條件差異大。其次，我國水資源差異大。東部氣候濕潤，水資源豐富，而西部干旱貧瘠，人畜飲水困難，嚴重制約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最后，海洋資源差異大。東部地區有良好的海洋資源，這為其經濟的繁榮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中西部由于缺少這一因素，經濟發展受到了影響。

2、社會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為了加快經濟的發展，制訂了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優先發展東部，給東部一系列的優惠政策，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從而拉開了東部與中西部的差距。而且東部的基礎設施明顯優于東部。這一切都加大了東西部地方經濟的不平衡發展。

3、經濟體制、思想觀念、意識形態原因

由于我國的改革開放，最早是從東南沿海省份開始的，因此，這些地區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引入和建立也就早于北方省份。整個南方地區的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思想觀念、意識形態轉變也快于北方地區。如今科學的管理模式、激烈的競爭意識、全新的市場觀念，都早已深深扎根于南方地區的人們的頭腦中。而我國北方地區，由于長期處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再加上后期又缺乏必要的外來意識、觀念的沖擊，仍存在許多過去那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等、要、靠”的思想觀念和意識。正是這些經濟體制、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的差別，不但過去造成南北雙方因經濟發展速度的不同而形成的地區差距，而且今天還在繼續拉大南北雙方之間的地區差距。

地方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的擴大，會造成一系列不良的后果。比如，不利于民族團結，不利于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等等。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個問題。

三、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財政稅收政策

財稅政策歷來是各國政府作用于經濟的重要手段，它不僅對經濟景氣及經濟波動起到調節和“熨平”作用，而且對經濟空間結構的改善、協調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政府利用財稅政策對區域經濟干預并不是取代市場機制的作用，而是著眼于對市場機制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失靈領域進行調節與引導，保持發達地區經濟持續增長，促進落后區域經濟的發展，從而實現各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及經濟空間結構的改善。下面我淺談以下我對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一些財政稅收政策。

1、促進財政稅收優惠政策向中西部傾斜

我國目前的財政優惠政策依然是傾向于東部。雖然我國制訂了四種稅收優惠政策，但是對于老、少、邊、窮的財政稅收優惠政策明顯不足，而且實際執行后效果并不明顯，政府應該加大干預，使得稅收優惠政策得到切實的落實。

2、制定配合中西部發展的財政稅收優惠政策

最近幾年，國家開始著手西部開發和中原崛起，而我們的財政稅收優惠也應該隨著國家的方針的改變而進行調整，而現存的財政稅收優惠政策，只是單純的東部優惠政策的轉移，并不適合中西部發展的形勢，因此，在那些落后地區，稅收優惠政策并沒有太大的意義，西部地區的稅負依然重于東部地區。國家在建立和完善地方稅體系的前提下，應逐步擴大中西部各省區政府的稅收管理權限，賦予一定的減免稅權力。這樣，有利于中西部地區因地制宜，對意欲鼓勵發展的對象和領域實行一定的稅收優惠。同時為促進中西部地區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中央政府應適度提高西部地區共享稅中的地方分成比例，建議增值稅由現行的中央與地方75%對25%分成調整為60%比40%增加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

3、嚴格落實區域財政稅收優惠制度

目前的財政稅收優惠制度依然存在涉及范圍窄，稅種單一等問題。在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其稅收優惠政策也只是涉及到企業所得稅，而其它小稅種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于西部地區較為落的發展環境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在東北地區，稅收優惠也只限于在增值稅轉型的改革試點，消費型增值稅在全國逐漸開始推廣以后，這樣一來東北地區就相當于沒有享受到任何的稅收優惠。稅種優惠類別單一不僅不利于經濟落后地區的企業參與公平競爭，就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相比，稅收優惠政策沒有了優勢，就不可能有效地達到招商引資、發展區域經濟的目的。稅收優惠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落實。政府必須加大監督管理，確保稅收優惠制度能夠派上真用場。

4、加強征管，提高征管績效

要調控各個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這就對政府財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中央政府只有擁有了足夠的財力，才能有效的加大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從而協調社會財富；地方政府只有擁有了足夠的財力，才能更好地為地方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稅收是籌集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所以就必須要提供資金擔保，并且征收到足夠滿足中央財政稅收，滿足政府宏觀調控功能的需要。因此，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是稅務部門義不容辭的職責。

5、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宏觀調控目標

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宏觀調控首要的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實現經濟結構的轉換和升級。為此，如何把有限的資源進行最優的配置，就成為問題的關鍵。資源配置有兩個基本手段：一是市場機制配置，二是政府財政配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財政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資源配置機制，而不僅僅是跟在市場調節后面的“拾遺補缺”。對于社會共同需要的公共產品諸如國防、外交、文化、教育、衛生以及公共工程建設項目等，完全或主要由政府財政來提供，這也是財政最基本的職責所在。但在我國，財政配置資源的任務決不僅僅限于此。對我國整體產業布局的形成、宏觀產業結構的調節、國家主導產業及其支柱產業的選擇等，僅靠市場機制是不行的，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特別是通過政府財政的稅收、投資、補貼、貼息等財政手段加以扶持。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財政客觀上具有經濟建設職能，需要參與經濟領域的調控，這是未來我國政府財政配置資源的一個重要政策取向，也是提高宏觀經濟效益、加速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的一個必要條件。

6、調節收入分配，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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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公共交通；策略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 A

一、我國新型城鎮化的基本特征

(一)城鎮規模和布局協調特征

據悉到2040年我國將形成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鎮、居民點協調發展的城市發展空間規模布局，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是新型城鎮化的一個重要特征。然而我們必須看到，城鎮規模的分布還取決于產業結構的狀況，因為城市居民的生存與發展直接與產業發展相關。所以，產業構成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要求城鎮也應該呈多層次的規模、布局分布協調。

(二)城鎮產業協調特征

城鎮產業協調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作用可見于三點是：首先，城鎮主導產業不但應該因地制宜，而且必須獨具特色，應該注意到不同地區的資源優勢不同，所選擇的主導產業也應該不同，以便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其次，城鎮只有不斷優化產業結構才能實現提高三產業的內在質量，才能促進產業合理布局。最后，新型城鎮化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城鎮之間分工協作的合理性，而各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過程中，城鎮產業的協調則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三)城鎮社會協調特征

注重社會的協調，維護社會穩定是新型城市化發展的主要特征之一。站在經濟角度，我們必須將效率與公平的兼顧作為重點；站在社會角度，我們必須將有序、穩定等各方面的協調發展作為重點；站在在政治角度，我們必須將民主政治與法制建設相互協調作為重點。

(四)區域發展協調特征

區域協調發展是新型城鎮化的一個基本前提，一方面強調區域內部協調，另一方面強調區域外部協調。在強調城鎮所在區域的內、外部協調發展外，還應該看到不同的區域，如城市化協調發展的過程中，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協調發展的重要性。

二、當前新型城鎮化框架下公共交通發展現狀

(一)線路布局不合理

在線路布局上，由于缺少統一規劃，線網結構不合理，運力投放不均衡，郊區線路與市內線路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合。對于一個城市來說，線路重合問題尤為嚴重，某些線路的重合度高達線路里程的2/3以上，由此加劇了重合線路的無序競爭，增加了市區尤其是路網薄弱的老城區的交通壓力，降低了整體的運營效率。且由于城鄉公交線路過長，在鄉鎮地區客源少的情況下存在“等客”現象，在市區擁堵地段又出現“甩站”現象，大大增加了乘客的候車時間。

(二)場站建設滯后

在場站的規劃上，缺少對換乘車站的整體布局，未實現換乘樞紐對公共客運交通的綜合協調，城鄉公交與市內公共交通銜接不暢，造成居民換乘不便。場站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大部分郊區班線在市內無固定的調度站，只能依傍道路邊調度。同時亦無固定站點，只能借助市內公交站點上下乘客。但由于站點容量有限，當市內公交同時進站時，常導致乘車秩序混亂，阻礙交通，增加居民的出行時耗。

(三)運營體制的城鄉分割

傳統的公共客運交通體系根據運營范圍的不同，被劃分為城市公共客運與對外客運，前者以常規公交、快速公交和軌道交通為主，后者以鐵路、公路和水路客運為主。城鄉公交隸屬公路客運主管部門，因此在運營體制和管理方式上均與市內常規公交截然不同。由于缺乏統一的管理和相應的政策引導，兩者各自為政，導致市場定價機制混亂，服務水平低下。在郊區線路運營上，很多城鎮過去一直采用全額風險抵押承包經營，完全依賴市場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資源分配。這雖能避免在公共壟斷模式下出現的效率低下的問題，減輕政府財政補貼的壓力，但城鄉公共產品的供給涉及到社會的公平，市場在發揮作用的同時，其局限性也顯而易見。由于政府角色的缺失，利益主體的競爭行為缺乏引導與規范，存在供給的結構性短缺及客運市場秩序混亂等問題。

隨著城市空間的拓展與城鎮體系的完善，城鄉公交作為城市公交服務的延伸與城鄉空間聯系的紐帶，實際并不擔負對外客運的職能。因此，需要對城鄉公交承擔的公路短途客運與城市常規公交進行線路、場站和運營上的整合，提升其應有的效用。城鄉公交一體化，正是要通過公路短途客運與市內常規公交的銜接，結合市場的配置方式與政策調節機制，構建統一的公共短途客運系統，在市域范圍內為城鄉居民提供便捷、廉價的客運服務。

三、轉型期城市交通發展策略

(一)以區域交通系統一體化為視角

交通運輸是區域整體協調發展的核心動力之一，以區域交通一體化為基礎，借助高效、穩定的交通運輸網絡實現商品及信息的快速流通，才能協調城市在區域內的分工合作。因此，城市交通發展戰略規劃中，要始終與區域交通網絡的整體發展保持緊密銜接，最大限度地發揮城市在廣域空間內的交通區位優勢，在接受區域中心城市輻射的同時，發揮對其他城市的輻射作用。

該策略在交通戰略規劃中主要體現在城市對外交通系統規劃。在對外交通系統規劃中，需要從城市在區域社會經濟中的扮演角色、在區域空間結構中的區位特征以及在區域產業鏈中所處的位置入手，深入分析城市的主要功能定位。以此為基礎，提出對外交通系統應具備的功能。結合現狀對外交通系統在布局、規模和功能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發展目標和策略。一般來講，通過城市對外交通系統的建設，構筑城市與區域中心城市之間以及城市與主要經濟腹地之間的高效、便捷的交通通道，才能匯集區域人流、物流、信息流，真正實現城市區域地位的有效提升。

(二)以城鄉統籌發展為前提

我國現行的條塊分割行政管理體制造成不同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及服務水平差異較大，鄉村交通系統發展整體落后，形成明顯的城鄉二元結構。在城市市域范圍內，提升交通系統可達性，縮短中心城區與其他地區時空距離，進而引導各種生產要素、生活要素的流動，并直接表現在土地利用和空間形態上，引起土地價格、區位、空間分布等特征的變化，促使市域空間結構發生改變。

該策略在交通戰略規劃中主要體現在市域交通發展規劃。市域交通發展規劃需綜合考慮城市與鄉村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分工與協作，根據城鄉交通運輸需求，結合未來市域空間結構和產業布局形態，制定市域干線交通設施規劃方案，以市域公交系統引導市域空間布局的演進，以市域干線道路系統支撐市域產業布局的調整。同時，打破城鄉區域界限和部門管理限制，積極推動農村客運模式改造，統一規劃城鄉公共交通系統的線網、場站、財政補貼等，以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統促進城鄉共同發展。

(三)以綠色低碳為目標，以交通集約化為落腳點

轉型期集約化的城市發展要求城市交通系統的低碳化和綠色化。同時，在這一時期城市居民對改善生產生活環境有著更高的要求。因此，引導居民客運交通出行和貨運交通向集約化方向發展，最終建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交通系統，是轉型期城市交通系統發展的重要任務。

該策略貫穿城市交通系統規劃各個部分，主要包括城市交通發展目標的制定、交通發展模式的選擇以及軌道、公交、停車、慢行等各交通系統規劃方案的制定。為確保交通綠色低碳化發展目標的實現，應以城市自身發展歷史、發展階段、經濟水平和空間形態特征為基礎，選擇適合城市未來發展的交通模式，并以此為核心，建立一體化的綜合交通系統。

結語

城市公共交通作為城鎮重要的基礎設施保障，其發展與城鎮化建設相輔相成。作為城市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城市公共交通發展將如何影響城市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面的發展；作為廣大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城市公共交通能否優先滿足人民群眾“行有所乘”，為群眾提供快捷、安全、方便、舒適的出行服務，關系國計民生和社會和諧穩定；城市公共交通也是城市生態文明建設乃至整個城市對外展示形象的重要名片和窗口，其背后也代表著當地政府管理者的施政理念和城市發展形象。

參考文獻

[1]賴明.新型城鎮化框架下的公共交通發展[J].人民公交，2013，12:27-30.

篇8

關鍵詞：河南區域經濟；產業重構；縣域經濟；縮小區域差距

中圖分類號：F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7）12-0006-02

十七大報告指出：“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實際上21世紀初我國就確立了以科學發展觀引領全局，以轉變發展模式為主軸，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社會和諧的小康社會為目標的發展方向。在這一大目標下，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顯然是一個戰略重點。根據這一要求，河南省在2003年出臺的 《河南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規劃綱要》中將全省劃分為中原城市群、豫北地區、豫西豫西南地區和黃淮地區四個經濟區。

1 各經濟區域發展現狀概述

1.1 中原城市群發展現狀

中原城市群是指以鄭州為中心，包括洛陽、開封、新鄉、焦作、許昌、平頂山、漯河、濟源在內的城市密集區。該經濟區域位于河南省中部，各城市之間距離較近，距離中心城市鄭州大都在100公里以內。該區域內礦產資源豐富，工業門類齊全，交通便利，全省90%以上的高等院校聚集此地，區位優勢顯著，發展基礎較好。

中原城市群是河南區域經濟發展的兩大重點之一（另一重點是縣域經濟發展），中原城市群在全省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斷增強，從空間布局上看，城市群的“龍頭” 鄭州，隨著其重要性的日益提高，這個區域中心城市的輻射和帶動能力將日趨擴大。洛陽則是城市群中的“副中心”，其產業基礎、科研實力、文化資源等優勢突出。

從經濟發展來看，中原城市群在河南省經濟發展中處于“龍頭”地位，占全省比重不斷提高。2005年完成GDP占全省經濟總量的56.1%。從產業結構來看，中原城市群的產業結構優于全省平均水平。

中原城市群工業化程度最高，在2000年已率先突破50%并一路領先，在2005年達到61.27%。從其中的城市來看，鄭州市、洛陽市、平頂山市、焦作市、漯河市和濟源市等6個城市的工業化實現程度在2000-2005的6年內均達到或超過了50%。中原城市群在2005年末擁有六十多家全國知名企業，其中有多家上市公司，企業主要有鄭州宇通客車集團、中國一拖集團、鄭州日產汽車公司、河南風神輪胎股份有限公司、焦作萬方、神馬、新飛電器、許繼電器、黃河旋風、漯河雙匯集團、銀鴿實業、豫光金鉛等。

1.2 豫西、豫西南經濟區發展現狀

豫西豫西南經濟區包括三門峽和南陽2市，工業有一定基礎，煤炭、有色金屬資源比較豐富。從經濟發展來看，豫西豫西南經濟區在河南省經濟中所占比重略高于豫北經濟區。2005年完成GDP占全省經濟總量的13.1%。

豫西、豫西南經濟區在2005年末擁有12家百強企業，主要企業有靈寶黃金、三門峽天元集團、天冠集團等。相比較而言，豫西豫西南經濟區工業化程度名列第三，僅在2005年突破50%大關達到50.98%。

1.3 豫北經濟區發展現狀

豫北經濟區由安陽、鶴壁、濮陽3市組成，油氣、煤炭資源比較豐富。從經濟發展來看，豫北經濟區在河南省經濟中占比重較小2005年完成GDP占全省經濟總量的10.7%，從產業結構來看，第二產業比重較高，第三產業比重較低。

豫北經濟區在2002年以后的工業化實現程度超過50%。其中，鶴壁市的工業化實現程度最高，安陽市在2001年之后超過50%，濮陽市在2003年之后3年內的工業化實現程度均達到或超過50%。豫北經濟區在2005年末擁有十多家百強企業，主要有安陽鋼鐵廠、鶴壁煤業、中原油田、安彩集團、中原油氣等。

1.4 黃淮經濟區發展現狀

黃淮經濟區包括駐馬店、商丘、周口和信陽4市，以平原為主，河網密布，農業發展條件優越，從經濟發展來看，第一產業比重較高，財政一般預算收入比重較低。2005年GDP占全省經濟總量的20.1%。從產業結構來看，產業結構相對滯后。

黃淮經濟區的工業化實現程度是全省四大經濟區中最低的，一直到2005年末尚未達到50%。黃淮經濟區在2005年末擁有16家百強企業，主要企業有天方藥業、科迪集團、周口蓮花味精廠、永城煤電(集團)、神火集團、商電鋁業、輔仁藥業、華英禽業、羚銳制藥等。

通過實際情況總結可以看出，自身條件良好的經濟區域具有吸引新的經濟活動積聚的功能,能夠自發的增強自身實力,促進自我發展,進一步引起新的積聚?相反,基礎較差的經濟區域,由于缺乏資金?技術積累,不具備經濟起飛的能力,對基金區內企業產生離心力,更不具備吸引區外企業的可能性?因此,經濟基礎較好的經濟區域發展必然比基礎較差的經濟區域要快,區域差異必將逐漸被拉大。

河南省的四個經濟區域之間的經濟總量、產業結構、工業化程度、城市化水平等各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并且這種差距有繼續擴大的態勢，區域差異的擴大會嚴重制約河南省經濟發展整體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因此,為加快縮小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堅持統籌區域協調發展。

2 河南區域經濟和諧發展的措施

2.1 產業重構是整個中原城市群建設的核心。

產業重構的成效已經顯現，據河南省第一次經濟普查資料顯示，全省年工業總產值在1億元以上的工業產業集群達到388個，年工業總產值達4501.6億元，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37.1%。其中，中原城市群經濟區域中的鄭州、開封、洛陽、新鄉、焦作等9市共擁有工業產業集群228個，占全省的58.%。

2.2 鄭汴一體化是中原城市群的破題之作

中原城市群建設的重頭戲是鄭汴一體化，在鄭汴一體化建設規劃中，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鄭州汽車工業基地、鄭州現代物流中心、鄭州先進制造業基地、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鄭州出口加工區、中牟汽車零部件工業園區、中牟汽車工業基地、杏花營工業園區、開封經濟技術開發區等10余個產業群落被密集的規劃在一條產業帶上。

另一方面，2005年11月9日鄭(州)開(封)大道正式開通。這是一條免收任何路橋費的城際快速通道，它的開通使鄭州與開封之間的距離縮短為30分鐘車程，與鄭開大道同時開通運營的還有101路城市公交車。不要小看這一條路、一趟車，它是一個破題之作，標志著鄭汴一體化正式啟動。 除了交通一體化外，河南移動還推出了“鄭汴一體化移動通信解決方案”――兩城通話，免收長途費。老年免費乘車卡在鄭州、開封兩市公交車上互通。旅游一體化也取得實質性進展，今后無論是到鄭州還是到開封旅游，游客手中拿的將是一張導游圖。

2.3 加快城市化進程，積極發展縣域經濟

2000年河南省政府就出臺優惠政策，對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實力較強的鞏義市竹林鎮、安陽市水冶鎮等115個重點鎮建設加快步伐，使它們盡快成為具有較強輻射功能的經濟文化中心，帶動區域經濟快速發展。河南省政府確定全省小城鎮建設發展的總體目標是到2010年，全省城市化達到35％以上重點建設成400個布局合理、規劃科學、設備配套、環境優美、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現代化小城鎮。

建設新農村，縮小城鄉差距，關鍵一條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民收入， 一條很好的途徑就是發展鄉鎮企業，把農村中零散的資金變成了資本。一則把農村這個“大蓄水池”中的剩余勞動力、隱性勞動力吸納出來，二則提高了農民的收入，這兩個條件達到了，農村的問題就好解決了。

2.4 推動區域合作，形成分工合作、優勢互補的發展合力

從放眼全國、放眼世界的角度看，河南區域經濟發展，需要加強與國外、我國東部地區、西部地區的合作，用引進來的資源提升河南的經濟實力，增強河南產品的競爭力，同時河南要四面出擊，提高產品在省外市場的占有率。從河南省內部的四個經濟區域發展角度看，這四個經濟區是相互聯系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的，既要有分工，又要有合作。分工是建立在各自的優勢基礎上的，突出發展優勢產業，合作是為了優勢互補，資源共享。

2.5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著力點”應當放到縮小城鄉之間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之間的過大差距

十七大報告指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地區，公共服務供給就相對多些，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地區，公共服務的供給就相對少。這樣，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公共服務差距越拉越大。同時要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推進農村義務教育的改革，切實保障農村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加強農村的職業教育和培訓，大規模地開展農民職業教育的培訓活動，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另外還要積極發展農村醫療衛生事業，要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為基礎，建立農村醫療救助制度。其它象農村文化事業、農村社會保障事業、農村生活條件改善和環境建設等各項工作作為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要重點抓好。

2.6 縮小區域間高等教育發展差距

促進教育機會公平，努力做到招生計劃分配科學、公平、透明。提高生源計劃編制的科學性、合理性。全省的各類高校應結合自身辦學條件、近年來各地生源情況和畢業生就業情況，按照“生源質量為主，兼顧地區平衡”的原則，加大對農村學生的的支持力度，為促進河南各地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公平作出貢獻。

從十七大報告中可以看出，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仍然是國家和社會發展的主題。“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優化國土開發格局”是十七大報告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河南省積極縮小區域經濟差距是符合實際的現實選擇，這對于帶動中原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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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文明 中原城市群 協調發展 資源共享

一、中原城市群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的必要性和意義

城市群是一定程度上獨立的城市集合體，是相當數量城市關系的總和。它的特點主要反映在，經濟的緊密聯系；資源的高度共享；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集中發展。其實質，聚攏這些城市構成一個巨大的商圈或經濟圈。

現階段，我國比較成熟的城市群有三大城市群，即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它們引領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全國的經濟勢頭，給中國經濟帶來春天。2016年12月28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中原城市群發展規劃》。2017年1月，中原城市群正式躋身七大國家級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是繼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之后，城市群規模最大、一體化程度最高、人口最密集的城市群，是支撐中部崛起的核心增長地帶。它肩負著承接發達國家及我國東部地區產業轉移、西部地區資源輸出的重要任務，是促進中部崛起、輻射帶動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核心增長極。因此，規劃建設中原城市群，對于河南、河北、山西、山東、安徽五省30個市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一）中原城市群和生態文明建設和諧發展的必要性

1.生態文明建設是中原城市群實現中部崛起的戰略抉擇。中原城市群的平穩發展離不開優良的環境支撐，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對于中原城市群的崛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國提出“五位一體”建設，經濟和生態的協調發展是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的戰略選擇。良好的生態給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舒心的環境，有利于中原城市群的穩定發展。

2.生態文明建設是中原城市群實現富民強省的客觀要求。生態文明建設隸屬于可持續發展范疇，符合中原城市群實現富民強省的客觀要求。將良好的生態環境作依托，加快城市群的發展步伐，滿足城鎮與鄉村人民生活和工業生產所需的良好環境要求，對于實現促進中原城市群經濟、改善人居環境條件具有現實價值。

3.生態文明建設是中原城市群實現生態環境優良目標的現實選擇。生態環境優良是中原城市群良好發展的衡量目標之一，城市群的發展不應僅僅是經濟的飛速前進，而環境的不斷優化也應是城市群發展的題中之義。創造優良的生態環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效規劃生態文明建設的方法步驟，并適時作出調整，以適應不同階段中原城市群的發展狀況，使生態環境進入良性循環的建設過程中，促進中原城市群的長遠發展。

（二）中原城市群與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的意義

以生態文明為視角來建設中原城市群，其意義和價值非凡。第一，有利于樹立人與自然協調發展觀念。人與自然的和諧，意味著生態環境的良好，是人和社會持續發展的根本基礎。遵循自然規律，在自然環境承載能力的基礎上合理開發利用，正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理想；第二，有利于拓展我國經濟發展新空間，加快整個中部地區的發展步伐；第三，有利于東中西三大區域協調發展，促進推動經濟由東向西梯次拓展，形成合理的空間發展格局；第四，以生態文明為視角建設中原城市群，從根本上有利于保障農業安全，為人口密集的傳統農區建設探索有益經驗。

二、中原城市群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中原城市群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相輔相承，有著密不可分而千絲萬縷的關系。隨著經濟的發展，目前中原城市群生態文明建設存在的問題較為嚴重，分析這些存在的問題，對于建設生態文明，促進中原城市群的整體發展具有重大且深遠的意義。

（一）能源消耗量大，空氣污染嚴重

中原城市群核心發展區包括中部地區的河南、山西、安徽三省，并聯動輻射河北、山東兩省，這五省基本是霧霾的重災區。近年來因城市工業與家庭用車的快速發展，工業企業廢氣排放不斷增加、汽車尾車排放與日俱增，碳排放量增加，而氧氣量不斷減少，空氣凈化和調節能力日漸削弱；城市的快速發展，使得城市中鋼筋混凝土樓房大增，林園綠地相對減少，在一些盆地城市往往形成逆溫氣象，致使大氣中的污染物和煙霧不能向上向遠處擴散。這些使得能源消耗量大且快，造成空氣污染嚴重，加劇霧霾天的形成，加劇對城市生態環境的危害。城市居民的環保意識有待提高，很多民眾只關注到霧霾對自身身體健康的惡性影響，并未從真正根源上去遏制污染物的產生。對霧霾的防護只存在于表面，忽略了源頭的有效遏制。雖然有關環保政策的出臺，在一定程度上還市民以“碧水藍天”，但是根源的問題并未解決。

（二）水資源失衡，污染普遍

從水資源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撐能力上來判斷，我國屬于中度缺水的國家。我國北方地區普遍存在資源性缺水的問題。原本缺水的狀態使得城市化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再加上水資源的浪費和嚴重污染，勢必給城市群建設帶來壓力。有的城市，由于河流和水源受到工業發展與居民生活排放的廢水的嚴重污染，致使難以保證居民生活用水的清潔，造成飲水困難。有的城市，由于地下水的超量開采，地下水位連年下降，影響到地下水的循環，樹木的生長，造成井水枯竭。城市用水的緊張和工業生產用水的污染，是造成水資源浪費的根源。城市居民的節約用水意識淡薄，無法從自身建設和國家發展有效連接起來，所以造成城市生活用水普遍緊張的常態。工業生產用水后排污環節的治理不嚴，凈化力度不夠，這是造成生產用水污染浪費的重要原因。

（三）土地資源供給壓力大，水土流失嚴重

城市群的發展勢必給土地資源帶來壓力?；A設施的建設是城市群發展的重要環節，城市土地的有效利用是其中之關鍵。聯動五省發展城市化，擴大城市用地，壓縮農業用地，在征用土地的過程中，難免因為方法不或者執法不嚴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加劇水土流失。由于城市園林綠地少、樹林生長受影響，城市匯水面積大，加之不少開發建設項目的排洪設施不到位，以及其他因素如城市河道淤積，雨水不能及時滲漏和流失，極易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

（四）農村生態環境惡化，區域生態環境脆弱

農村科技落后，在土地使用過程中，對土地容易造成過度使用，且保護力度弱小。使得原本脆弱的農村生態環境更加惡劣。且在破壞原有土地生態之后，因為技術上的弱勢，觀念上的落后，對土地生態的恢復工作缺口很大。使得土地的再次使用只能是更加貧瘠或又一次傷害，造成惡性循環。人們在追求經濟效益驅使下，無所節制而以殺雞取卵式的野蠻方式對待大自然，違背了自然生態規律，使自然生態環境變得十分脆弱。循環和平衡規律是不能違背的，自然資源如空氣、水、土壤、樹木的光合作用等有自身的運動規律，破壞了自然法則，勢必會遭受大自然的懲罰和警告，有時會以次生自然災害的方式讓人類承擔因開發利用自然不當給自然本身帶來的不堪承受的結果。當人類深受其害時，意識到人類必須以文明的方式自覺地敬畏大自然、善待大自然、合理利用大自然，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三、中原城市群與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的路徑選擇

（一）樹立中原城市群現代生態價值觀

1. 倡導健康綠色消費觀念。中原城市群的生態文明建設離不開社會大眾的整體努力。針對城市發展過程中，企業生產和居民日常生活對生態環境造成的惡劣影響，從根源上遏制污染的產生是十分關鍵且必要的。污染源追根到底是人類造成的，從觀念上對人們進行教化，讓人們從根本的認知上深刻的領悟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進而認識到生態文明建設對于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從而自覺的為社會的穩定發展約束自己的行為，改善自己的周邊環境，保護城市整潔文明。

2. 轉變傳統經濟發展理念。中原城市群經濟的穩定和長期發展，依賴于現代的生態價值觀念。低碳、綠色的經濟發展模式對于促進中原城市群的穩定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生態文明建設歸根結底依靠的是社會全體人員的共同參與，因此只有大力培育全民族的生態道德意識，使人們對生態環境有自覺的保護意識，并能從行動上做保護生態環境的主力軍，才能解決生態保護的根本問題，為生態文明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我們倡導轉變傳統的經濟發展理念，加快形成現代生態價值觀，以期早日為中原城市群的發展提供可持續的良好發展模式。

3.加強區域生態文化建設。整個社會是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建設生態文明的同時，也應重視加強區域生態文化建設。比如在社區內進行生態文化的正面宣講，給社區成員普及生態建設的理念。在學校開展生態文化的課程教育，可以帶領學生從身邊小事做起，從自己做起，一起為環境保護貢獻微薄的力量。

（二）發展中原城市群生態經濟

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社會的進步離不開經濟的發展，適時調整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為現代經濟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大膽采用新的更加環?？茖W的經濟發展模式，為中原城市群的崛起探索更契合的新模式，向集約節約環保模式轉變，帶動整個中原城市群的整體協調發展。

2.建立生態經濟體系。建立適合中原城市群發展的生態經濟體系，更好的促進整個中原城市群的穩定崛起，需要結合中原經濟發展的常態式，在此基礎上，提出改革和創新，順應時代潮流，加入生態經濟的觀念，指導形成新的經濟體系。

（三）促進中原城市群生態科技發展

1. 加快生態科技創新。二十一世紀是科技世界的較量。將前沿科技運用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既符合科技為人類社會服務的理念，又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步伐。加快生態科技的創新，就是為中原城市群的發展爭取時間和機會，當今社會變化之快，科技的更新換代也是日新月異，而創新就是生命力。

2. 培養生態科技人才。人才戰略是不會過時的戰略選擇?？茖W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培養引進生態科技人才，對中原城市群的規劃發展作出長遠有利的科學指導，是中原城市群發展的保障。中原城市群的崛起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探索發展的過程中，依靠科技人員適時制定出調整方略，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證城市群的平穩良好發展。所以，生態科技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對于城市群的發展作用巨大。

3.完善生態科技政策制定。中原城市群的穩定發展需要政府牽頭，制定合理的生態科技政策，從宏觀上把控整個城市群的l展走向。在制定相關生態科技的政策中，要立足中原城市群的現有經濟基礎，針對不同地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適時而變，制定適合特定區域的切實可行的生態科技政策。

（四）加強中原城市群生態制度建設

1. 創建區域生態政策協調機制?！拔逦灰惑w”建設就是與和諧社會建設相契合的，創建區域生態政策協調機制，有利于統籌區域生態的和諧發展。另外，保護環境要從源頭抓起，不僅做好水源地保護，還要做好退耕還林還草工作，穩步推進植樹造林和天然林的保護工程建設；加快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創建工程，切實把生態環境保護放在首要地位；加強城市綠地濕地等的保護，還城市及市民一片藍天；提倡少用或不用不可再生資源，力爭全面推進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治理。

2. 完善區域內環境監督體系、區域聯合執法機制和生態補償機制。城市生態文明建設首先應把發展循環經濟同生態城市建設結合起來，將其統一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中去。合理的生態補償機制發揮著重要作用，完善區域內環境監督體系，加快探索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等，樹立生態示范工程，對于保障區域經濟的穩定發展意義重大。中原城市群是涵蓋五省的大城市群，地域廣，難于統一管理是顯而易見的問題所在，加強各區域間執法部門的聯合，以及執法力度的統一，完善聯合執法機制，對于整個城市群的管理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3.建立生態文明建設的績效評估、政績考核及激勵機制。在推進中原城市群發展的過程中，由于制度建設不規范與不健全，往往出現紕漏甚至扯皮現象，生態文明建設帶來被動和難以落實的局面。黨的“十”報告中，著重強調了要“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對全民進行“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的宣傳教育，幫助全民樹立環保意識，激發全民以行動進行環境保護的熱情。從長遠來看，我們要在建立健全法規政策體系、目標任務體系、標準評價體系、技術指標體系、監督檢查體系、宣傳教育體系的同時，建立健全相應的各種管理制度，形成科學規范、程序清晰、職責分明、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并有監督檢查、問責制度作保障，同時，還應當建立健全公眾參與制度，讓人民群眾有知情權、參與權、發言權與監督權，從而促進各種制度的落實，讓環保變成切實的行動。因此，建立生態文明建設的績效評估、政績考核及激勵機制，對于經濟區的良性發展既是鼓勵，更是鞭策。

參考文獻：

[1]王陶濤.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與中原城市群關系研究，經濟經緯[J].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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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世紀70年代，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與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論的提出，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全面成型。隨后眾多發展中國家貨幣金融改革的實踐都深受這一理論的影響。從金融深化理論看，金融體制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相互推動和相互制約的關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體制能夠有效地動員儲蓄資金，并將其引導至生產性投資上，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發展良好的經濟同樣也可通過國民收入的提高和經濟活動主體對金融服務需求的增加來刺激金融業的發展，由此形成金融與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而在此過程中，有三個關鍵的動態因素產生了重要的作用：一是金融體系規模的擴大，二是金融機構的不斷優化，三是金融市場的秩序逐步健全。通過這三個因素的不斷優化，并不斷加深其與經濟增長的交互作用關系，就會產生金融體系本身的不斷正向演進，同時增強經濟發展動力。按照這一邏輯，后續出現了大量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文獻，主要觀點有如下三個方面：一是“供給導向”型（Levine. etc[1]，Shan. etc[2]，Antal. etc[3]），即金融發展引領經濟增長；二是“需求跟隨”型（Lucas[4]，Horváthová[5]，Greenwood. etc[6]），即實體經濟的增長帶動金融的發展；三是“雙向”因果型（King. etc[7]，Levine[8]，Johnson N. etc[9]），即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互促的。

近年來，國內有關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亦相當活躍，研究大都遵循了上述范式。談儒勇發現我國金融中介體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顯著的、很強的正相關關系， 這意味著金融中介的發展有可能促進經濟增長[10]；趙振全等認為我國信貸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比較顯著，而股票市場的作用并不明顯[11]；冉光和等基于我國東西部的省級面板數據，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與誤差糾正模型，對東西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長短期關系進行研究，發現東西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差異明顯，因此認為在不同的條件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可能并不穩定[12]；楊誼主張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和金融監管制度，通過金融體制改革促進金融功能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13]；徐景峰，華桂宏等強調要注重金融結構的優化和平衡，這樣有助于經濟發展的穩定[14-15]。

從已有研究看，雖然多視角、多方法討論二者關系的實證分析已較為普遍，但大都集中于金融主體與經濟增長抑或是金融環境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單獨討論。而如能將這兩類分析置于一個統一的體系中加以綜合研究，從而能夠以一個更為全面的視角審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演化規律，將有可能得出一些更為全面而新穎的結論。

基于此，本文引入“系統耦合”概念，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以具有代表意義的山東省的金融主體、金融環境與經濟增長三系統為例展開分析。首先，基于山東省地市級數據，對其金融主體―經濟增長、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兩類二元系統協調發展程度以及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協調發展程度做出解析，借此對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調發展關系做出初步的判斷，并進一步解析山東省金融發展作用下的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特征；其次，基于半參數可加模型，從線性和非線性兩個方面揭示山東省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和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協調發展影響的時序變動規律。

二、研究方法

（一）耦合模型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學術語，是對兩個及以上系統相互依賴于對方的一個量度，可以從“協調”和“發展”兩個層面定義。協調是一個截面概念，考察在特定時點上，兩系統間的相互配合程度；發展是一個時序概念，考察隨著時間的延續，兩系統共同變化的過程，具體表現為系統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的演進[16]。耦合則是上述兩方面的綜合，全面考察兩系統在保證自身發展的同時兼顧彼此、協調一致的程度。耦合度的大小標志著系統之間相互協調程度的強弱，具體判斷標準如表1所示[17]。

有關兩系統耦合值的計算方法較為統一，一般的求解過程見公式（1）―（3）[18]。

假設存在兩個交互關聯的系統，各自的發展水平由綜合指數 X、Z 分別標識，則有

式中，為兩系統協調度；為兩個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也稱為發展度，、分別代表兩系統對綜合發展水平的重要性（權重），以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兩系統為例，筆者認為兩個系統同等重要，因此，可設定==1/2；D為兩系統耦合度。

以二元系統耦合解析為基礎，并對其加以改造，可以對三元系統耦合的機理做出新穎的解析。設定系統離差系數為

（二）可加模型

自1990年以來，可加模型（Additive Model）作為一種全新的實證方法在國外被逐步應用于各個領域。其相對于一般非參數模型適用面更廣，即使在因變量的分布不易判定或者不符合正態分布假設的情況下，該模型依然適用[20]。相對于一般的參數線性回歸模型，可加模型可以依據研究問題的具體情況分別設定為參數、半參數以及非參數三類模型。這一模型除可以得出各變量間的線性關系，更為重要的是，還可以描繪出各變量之間在一般情況下難以被捕獲的非線性關系。此外，可加模型還具有一般非參數模型由數據驅動而非模型驅動的優點，從而可以避免一般非參數回歸中當維數過高時容易出現的“維數災難”問題[21]。因此，本文選擇可以描述變量間非線性關系的可加模型?ο喙乇淞恐?間的關系進行擬合。

可加模型最早由Stone[22]提出，在Stone設定的模型中，因變量是由個自變量，，…，的任意函數相加而構成的，數學表達式為

其中，為截距項，為非參數函數，誤差項不僅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2的獨立同分布，且與因變量獨立。為了估計的可行性，一般要求。因此，標準可加模型也可表示為

為了有效解析自變量和因變量間的內在關系，并且與傳統線性模型的結果進行比較，可以在保留非線性信息的基礎上，加入線性部分，構成半參數可加模型

其中，為模型中因變量可由自變量表示的線性部分的回歸參數。其余部分的含義與式（10）相同。

三、指標與數據說明

（一）指標體系

借鑒已有研究成果[23]，以數據可得性為指針，本文設定了指標體系，主要包括約束層與指標層兩類，而指標層又具體涵蓋3級指標（見表2）。

（二）數據說明

本文將研究時序限定為2001―2012年，依據前述指標體系構建了山東省17個地級市12年的面板數據。文中所用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山東省統計年鑒。這一時期恰為我國及山東省金融體制改革與金融主體、金融環境優化的有效期，因此具有較強的研究意義。對于部分缺失數據，本文統一采用線性擬合法估算得到。

（三）數據標準化處理

由于三系統各指標數據的量級和量綱差異較大，因此實證分析之前需要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本文采用組間極值法展開標準化處理。依據指標的正負特征，首先找出各指標數據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爾后依據下式進行核算。

（四）指標權重的確定

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就可確定各三級因子的權重值。為避免主觀因素帶來的偏差，本文采用熵權法確定各因子的權重。限于篇幅，權重值不再列出。

（五）綜合指數的核算

綜合指數可測算單個系統的整體發展情況，其計算公式為

式（13）中，Xn、Yn、Zn分別為金融主體、金融環境與經濟增長三系統的綜合指數；Wi、Wj、Wk分別為各因子的指標權重；Iin、Ijn、Ikn分別表示各因子的標準化數值。以此為基礎，可進一步計算二元和三元系統的耦合度。

四、實證分析

（一）耦合分析

運用式（1）（2）和（7）（8）分別計算兩系統和三系統的協調度和發展度，然后進一步運用式（3）（9）計算兩系統和三系統的耦合度D，部分年度山東省及省內兩大區域三類系統耦合值見表3①。三類耦合度的變動趨勢見圖1。限于篇幅，協調度和發展度不再列出。

根據表3及圖1可知：

首先，從全省整體看（表3最后一行），金融主體―經濟增長以及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兩類二元系統耦合度由0.23、0.27變動到0.52、0.51，均由中度失調衰退型提升為勉強協調發展型；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耦合度的變動亦出現了完全類似的情況，由中度失調衰退的0.24變動到勉強協調發展的0.52。由此可知各類系統均保持著耦合水平的不斷優化，且各系統耦合度發展水平相近。這說明兩類二元系統與三系統整體上保持了耦合變動的一致性。

其次，從兩大區域看，分別計算兩大區域三類系統耦合度的年度均值（見表3各區域橫向均值），可以發現，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主體―經濟增長二元系統耦合度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3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3，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則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3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0；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二元系統耦合度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7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3，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則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6提高為瀕臨失調衰退的0.49；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耦合度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4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3，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則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5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0。因此，兩大區域三系統與兩類二元系統耦合度具有相似的變動趨勢與變動層次，且均呈現出穩步上升的態勢，而這一點與全省的整體變動趨勢是完全類似的。

綜上可知，整體上三系統與兩類二系統耦合度水平均呈現為平穩發展態勢，但耦合水平均存在一定的區域差異性，呈現出半島藍色經濟區高于非半島藍色經濟區。此外還可以初步推斷，三系統的耦合度與兩類二系統的協調發展程度密切相關。因此要提高三系統的整體耦合水平，實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高效協調互促，可以從兩類二元系統出發，先促進兩類二元系統的耦合發展，進而借此推動三系統的協調發展水平。

上述結果雖然可以有效揭示金融主體、金融環境以及經濟增長三者之間形成的三類耦合協同共進的過程與演化特征，但無法知曉二元系統耦合對三系統耦合的作用強度，下文將對此做進一步分析。

（二）可加模型分析

1.實證模型假定

借?b有關研究[24-25]，為解析金融主體―經濟增長耦合度（BE）、金融環境―經濟增長耦合度（FE）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耦合度（AE）的影響，本文建立半參數可加模型

其中，是常數項，是自變量的回歸系數，是殘差項。式（14）的右側前兩部分即為常規的線性回歸項，后兩部分是非參數可加項。非參數可加項并沒有明確而先驗的模型形式，但可以擬合二者對因變量的非線性影響。該模型可以通過分析線性部分兩自變量的參數估計值以及非線性部分中兩自變量的函數形狀，全面考察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協調發展、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協調發展的影響，進而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協調關系的非線性特征做出分析。同時，為消除變量間存在的時間趨勢，本文在進行回歸時皆采用的是各變量的增長率，但仍分別用BE、FE、AE表示。為實證結果的分析方便，BE和FE分別定義為自變量1和自變量2。

2.共曲線性檢驗

在運用半參數可加模型進行回歸之前，需要對自變量之間的共曲線性（Concurvity）進行檢驗。常用的檢驗方法是，檢驗模型中所關心的某項與懷疑和它有共曲線關系的非參數項擬合值的相關系數R（即決定系數R2）。依據經驗，當R的絕對值大于0.5，即判定系數R2大于0.25時，需關注模型的共曲線性；反之，如果R的絕對值小于0.5，則可近似忽略它們可能存在的共曲線性。對式（14）中兩自變量之間的共曲線性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兩變量之間的擬合相關系數小于0.5，因此可知式（14）滿足可加模型的各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共曲線性的要求，即模型的構建較為合理。

3.模型擬合

（1）線性特征分析

依據式（14），以各地級市數據為基礎，分別對半島藍色經濟區和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兩大區域進行線性特征估計，結果見表4。

模型中線性部分的參數是不隨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的，本文認為該參數即為自變量對因變量的長期穩定性影響部分。由表4可知，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兩大區域線性結果基本都在較高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分區域來看，半島藍色經濟區自變量2系數為0.25628，而自變量1的系數為-0.19965。這表明，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環境―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具有正向的線性作用，而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對三系統的協調發展存在負向線性作用；非半島藍色經濟區自變量2系數為0.36457，而自變量1的系數為-0.11037。亦表明，非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環境―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也具有正向的線性作用，而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對三系統的協調發展同樣表現為負向線性作用。

分析其原因，筆者認為，從當前形勢看，我國金融體系中依舊存在諸多問題，對實體經濟有效支撐遠未達到預想的程度，而這些問題在山東省同樣存在。首先，金融資源的配置能力不高，銀行信貸、財政資金以及資本市場三方面資金的轉化效率不高，銀行信貸仍然是企業籌措資金的主要途徑；同時仍有大量的資金沉淀在國有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并未有效轉化為生產性資金。而國內儲蓄過剩與外資大量涌入并存，也意味著國內金融資源的浪費。其次，金融機構的融資結構明顯扭曲，金融體系風險向銀行集中。我國當前的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嚴重失衡，間接融資比例過高，增加了銀行貸款風險，制約了經濟持續協調健康發展，并蘊藏著潛在的金融風險。再次，我國整體金融體系所具有的國有銀行業一方獨大、銀行傳統業務占據主導的金融發展模式，無法有效地對市場產生足夠的激勵機制，并導致了金融業產出的低效。此外，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現代新興金融模式，提供了遠超傳統金融業生產效率的金融服務，但目前傳統金融業并沒有完全跟進與有效利用這一新興模式，這可能導致未來以銀行為主的中國金融業遭受強烈的沖擊。這些問題無不表現出金融主體運行的低效?？偫▉砜?，山東省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金融主體的滯后發展，從而拉低了二者協調發展程度，進而影響了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的協調發展。

（2）非線性特征分析

模型中各解釋變量的非線性部分是隨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的，因此這恰好表明了由于外部影響、政策因素等對其造成的短期波動和不能用線性部分來說明的長期影響[24]。由表5可知，兩大區域非線性結果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如此，結合上述可知，兩區域自變量1、2對因變量的影響在長期內主要以線性作用為主，短期的非線性波動作用并不明顯。

五、結論

本文運用耦合模型，以山東省17個地級市數據為基礎，實證分析了2001―2012年山東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調發展關系，并對半島藍色經濟區和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兩大區域協調發展程度差異性做出了解析。以此為基礎，從線性和非線性兩個方面進一步揭示了山東省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和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兩類二元系統的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協調發展影響的時序變動規律。具體結論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