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貧富狀況分析論文

導語：社會貧富狀況分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1、矛盾激化下的打砸搶

2004年12月20日，湖南省邵陽市中意房地產公司負責人傅中意與邵陽縣建設局長鄧節生在邵陽湘桂黔建材城因砸車發生爭執，鄧節生忽然倒地身亡。隨之發生了罕見的大規模“扛尸”事件，4天中死者尸體擺放在傅家中，上萬人進入現場，傅的住宅被砸毀，傅中意的妻子楊麗芳多次請求警方制止死者家屬的打砸行為，卻沒有人搭理。傅中意在“扛尸”高潮中出逃。那些參與“扛尸”事件的人用墨汁和紅色噴漆在傅家墻壁上寫道：“有錢算什么！”“為富不仁者殺！”“血仇必報”……【1】

2、仇富還是仇腐

前年，吳敬璉先生在接受國際管理學會頒發的杰出成就獎時，對不少民營企業出現的各種問題，他指出應當分清仇富和仇腐兩種心理，針對民營企業的原罪論提法并不適合。應當把憑勤勞、憑努力經營的人和靠權力暴發的人分開。

3、在農民出生到死亡過程的一個個“天價”。

首先是“天價出生費”，有人表示現在“孩子不是生出來的，而是買來的”。根據調查數據表明：與20年前相比，現在生孩子的費用至少上漲了100倍。其次是“天價教育費”，知識最有力量，對于農民，能夠改變他們命運的最好方法就是接受教育。為了孩子能上學，有些農民砸鍋賣鐵，有些農民惆悵自殺，……再次是“天價交易費用”，農民在城市間、企業間流動，承擔著高額的“交易費用”進城打工，遭遇種種門檻，可謂“城市不是農民的城市，農村才是農民的歸宿地”；農民進入企業后，淪為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很多不良老板拖欠或者賴掉他們的工錢。因為貧窮，農民工請不起律師、上不起法庭、無法舉起法律之劍。還有就是“天價醫療、養老費用”，農民有病沒錢醫，為了能夠讓自己過上比較安寧和舒適的晚年，往往有“養兒為防老”的觀念，不料子女越多負擔越重，因此陷入了一個“貧困——多生——更貧困”的惡性循環。農民不僅“生不起”，而且也“死不得”，在死亡來臨之后，還有“天價的喪葬費”等著他們【2】

二、三個方面的質疑

1、公平與效率之爭

中國經濟改革初期所取得的顯著成就，是使農村和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這實際上縮小了整個中國范圍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但是當時許多人片面地贊揚農民內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以為只有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才會帶來經濟的繁榮。由此就使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觀念在中國肆虐了20年。而他們所說的“效率”，其實不過是少數人的貨幣收入多而已。在這種觀念指導下，許多人只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閉口不談“共同富裕”。

就我國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而言，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一個困難的抉擇。從一個方面來說，目前的中國仍然處在一個經濟建設的時代，如果社會公平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的，也是不可取的。但從另一個方面看，面對經濟高速增長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將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社會公平上來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簡單地說用社會發展為中心取代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恰當的。政府過多承擔經濟職能的現象則應當發生根本的改變。這意味著要建立一個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務為基本職能的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要將促進社會公平作為政府的一種基本職能。

2、機會平等與結果公平

哈耶克在他的《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提出了他的個人主義倫理觀：應平等待人而不是試圖使人平等。【4】哈耶克所提出的“平等待人”，有兩層含義：一是一般意義上我們所說的對于人的權利的尊重和平等相待以及市場經濟中平等的市場地位等等。另外的一層意思是：每一個人實際是不同的，因此，要有差別的對待，才是真正的平等。哈耶克個人主義倫理觀的另一句話是“不試圖使人平等”，強調不要國家或集體的干預，主張放任自由，從而促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

“不試圖使人平等”如果從“不試圖使人的行為結果平等”的角度來考慮,那么是積極的。這也是哈耶克所看到的。人與人的平等是機會平等，但人與人是有差別的，因而人與人在能否把握機會，對機會的把握程度，主觀的努力程度上是不同的，有時差異是很大的，所以結果是不會也不應該平等的。社會給個人提供平等的前提條件，均等的機會，然后，任由個人在此基礎上自由發揮，這樣是有利于人的不斷發展的，在競爭體制下，可以優勝劣汰。這種不平等是合理的，是人類自身進步的需要，在競爭中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因此，即使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未來社會，也是不可能要求“完全平等”的，因為人是不可能完全一樣的，尤其是在人的主觀能動性上，只要有不同點存在，那么在人所作用的對象物上就會體現出來。所以在此意義上，的確要反對使人平等。

但是，如果從“不使人社會行為的前提，機會平等”角度來考慮的話，就不恰當了。反對使人平等，不應當反對旨在促使機會平等的行為。在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不公平競爭等問題。為什么會存在這些問題呢？因為，國家所提供的法律，經濟，政治體制以及市場經濟體制是不完善的，并不能為每個人保證社會行為前提的平等，機會的平等。而在社會轉型時期，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了，由于種種制度的不完善，所以種種在完善制度下可以避免的不平等就體現出來了，如中國的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等不平等的現象，給各方在經濟中的平等發展造成障礙。需要國家的干預，使之平等，協調發展。平等的過程，也是各方面體制完善的過程。

3、對貧富差距合理性的質疑

據媒體報道，一位統計學家認為，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總體上是合理的。其理由是，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國家，不能以基尼系數一般的標準來看待中國。對于一個不是二元經濟的國家，基尼系數可能管用，但中國農村人口占大多數，基尼系數要放大一些才管用。

這種判斷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實際上，中國現階段的二元經濟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強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種不公正、不合理的現象。從縱向的角度來看，農民對于中國現代化事業的貢獻度同社會應有的回報度不成比例，因而二元經濟結構被強化。為了全力以赴地推進工業化，從1952—1986年，國家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隱蔽地抽走了5823.74億元的巨額資金，加上收繳的農業稅1044.38億元，34年間國家共從農業抽走了6868.12億元的資金，而在60年代整個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幾百億元。【5】很難想象沒有農村的支撐，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會有今天的局面，而農民所直接承受的卻是日益強化的二元經濟結構。這嚴重地違背了代際之間所應當具有的公正準則。從橫向的角度來看，現行的許多社會經濟政策是在維護甚至是在強化二元經濟結構。比如，戶籍制度是在維護和強化一種社會身份等級制，而諸如有所區別對待的就業政策、社會保障等政策則是在維護和強化城鄉居民之間的隔離。這些，無疑人為助長了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是一種十分典型的不公正現象。

回首20年，一句“翻兩番”就可概括這個偉大的成就。而今后20年的經濟發展就沒這么簡單，經濟總量要翻兩番，但環境污染不能翻兩番，東西部差距不能翻兩番，能源消耗不能翻兩番，貧富差距不能翻兩番，城鄉差別不能翻兩番，如此等等【6】中國農村受苦受難的老白姓至今對感恩戴德，但對改革開放的帶來的經濟的發展無動于衷，因為這種好處于他們無關，至少他們會一直這樣認為，并且抱怨聲到處都是。

三、我國目前貧富分化現狀

1、比基尼系數

中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究竟是否合理？對此，應當用多個標準綜合來衡量，其中基尼系數屬于綜合性的指標。

自90年代深化改革階段以來，社會貧富分化加劇。有研究表明，表征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公認的預警線（0．3～0．4），全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已達0．4577。到1995年，全國的基尼系數為0．445。這一數值比1983年的基尼系數的估計值高出16個百分點，比1988年的估計之高出7個百分點。全國的基尼系數平均每年以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不斷上升。【7】

根據大多數相關專家的研究成果，中國現在的基尼系數在0.458以上，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來算，中國現在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合理的范圍。【8】

2、城鄉分化

我國工業布局及社區建設，自1949年以來，一方面，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資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犧牲農業及農村發展為積累，使得持續發展的社區資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較大的城鄉發展差距及較尖銳的城鄉發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區，于資源配置上，也處于功能單一及權力分配的分割狀態，從而使得城市發展亦出現了不平等格局：一是資源優勢集中于少數幾個大城市，且為邊界封閉、簡單消費的城市社區功能形態；二是其他中、小城市僅是服務于這幾個大城市的單一功能單位--被中央計劃指令性地要求向這幾個大城市低價、甚至無償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資源，或供應某些特色商品，或輸送大城市發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長者，而他們自身的城市化發展則被置于準計劃甚至計劃外（所謂"自己找米下鍋"）的分配及發展狀態下，且受制于中央計劃中所謂一個個“五年計劃"的政策規定。【9】從城鄉收入差距方面來看，如果扣除農民用于擴大再生產的費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種福利也計算進來，那么中國的城鄉差距實際已經達到了5：1或者是6：1。這個數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10】至今，中國農村有一半的農民因經濟原因看不起病。我國中西部農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

3、行業差距

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中國現在行業之間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北京市統計局的調查顯示，2001年全市86個大類行業中，最高工資行業與最低工資行業相差6.6倍，二者間的差距比2000年加大了1.9倍。

有學者指出，目前中國占總戶數20%的最富有戶收入，占有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20%低收入戶只占4%左右。從主觀感受方面來看，多數社會成員已認為貧富差距是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11】

四、造成我國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1、政策上的財富分配不平等

首先讓我們看看，中國如何陷入了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中。為當前的貧富兩極分化辯護的人總是說，這是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其實單純的向市場經濟轉軌并不會造成如此嚴重的貧富分化，我們今日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近20年來經濟政策的偏向。

在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思想指導下，加劇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作法首先表現在，中國經濟中的優惠政策幾乎從來都是只給予市場經濟中的強勢集團。20年來中國的經濟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個惡習，這就是只給富者以優惠政策，只給富裕地區和富裕的個人以優惠政策。

a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

這種制造貧富兩極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現在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上。當今中國收入最高的群體之一，是在外資企業工作的高薪階層。許多人以為這種特高的薪金來源于外資企業的高效率，其實外資企業的這種巨額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稅收政策優惠造成的。這種畸形的稅收政策優惠不僅表現在法定的稅率上，表現在外資企業一直享有低于中國企業的所得稅稅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稅稅收減免上，而且表現在操作層次上的稅收征收方式上。對中國企業，超過一定數額的員工工資不能計入成本，而應當視為利潤的一部分，從而不僅員工應當繳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企業還要為此繳納相應的企業所得稅。但是這種作法卻沒有適用于外資企業給其員工的工資，外資企業的員工工資就都可以不視為企業利潤，從而不必繳納相應的企業所得稅。

在這種不平等的稅收待遇下，中國企業由于稅負過重而難以提高職工工資，外資企業卻由于稅負較輕而樂于給其員工高薪。實際上，外資企業給其員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著中國政府的企業所得稅送人情。外資企業薪金普遍高于中國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造成的。

b國有企業職工的不公平待遇

最近幾年中國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進一步加劇，這主要因為國家在政策方面對國有企業的職工待遇不公，切斷了國企長期發展的后路。

首先國有企業剝離了幾千萬員工。對國有企業員工的這種“剝離”，不僅意味著原國有企業的員工因同時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崗，更主要的是意味著他們失去了任何社會保障，落入了被國家和社會完全拋棄的地位——他們往往被迫以幾萬元甚至僅僅幾千元就買斷了工齡，從此政府就擺脫了向他們提供養老金的義務，這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將來有可能得不到任何養老金。另外，從國企的長遠發展而言，自從轉向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政府就基本上不再向企業實行大量的財政性投資。國有企業能夠得到的主要“優惠”和“資源”，其實是銀行的貸款。從來就沒有見到過給全體國有企業的一個稅收優惠，而只知道每當政府財政緊張時，就以一切可能的名目、甚至以違反法律和政策規定的方式來增加對國有企業的稅收。在實際收稅過程中，由于片面使用行政手段維護“稅收紀律”，造成對非國有部門沒有足夠的稅收紀律約束，以致非國有部門逃稅嚴重。【12】這兩方面因素聯合作用的結果，使國有部門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負擔，國有企業在稅收總額中所占比例極大地高于它在整個經濟總產出中的比例。

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我們至今為止一直沒有形成有效的國有財產保值增值機制，最初的所謂“放權讓利”，就偏離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它將企業的一切大權都讓給廠長或經理一個人，不對其資金運作進行任何監督。結果是方便了國有企業的少數經理人員大肆進行在職消費，任意揮霍企業資金，甚至侵吞公有財產，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國有企業辦“混合所有制企業”和“產權交易”的浪潮，實際上就變成了少數特權人物轉移資金以侵吞國有資本的手段。在這以后掀起了兩場運動：“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等于不準國有企業繼續經營，“改制”則更是明目張膽地實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數特權人物白送國有財產的方式實行權貴私有化，讓少數人放手掠奪全國人民的財產。就是10年來這兩個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不僅將許多國有企業送上了絕路，而且在一極喂養出了一個有驚人財富的暴富階層，在另一極斷送了大部分國有企業職工的生路，使他們墜入了貧困的深淵。【13】

c、地區政策不平衡

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有先天因素，但政府政策不平衡的人為因素也需要予以重視。本來東南沿海地區在市場經濟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優勢，可以長期保持比內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它們卻在最近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內地多得多的優惠。90年代初，東南沿海的富裕和老工業基地的貧窮已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某些部門給東南沿海特殊政策優惠的惡習仍然沒有終結。這就造成了經濟政策上的一大奇觀：發達國家政府的特殊優惠政策都給予貧窮困難地區，而中國的特殊優惠政策卻集中地給予最富裕繁榮的地區。結果是老工業基地由于不堪財政重負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絕對貧困化的局面，而東南沿海的個別省份卻富冠全國。這樣造成的地區性貧富分化絕不能算是公平的。

2、盲目追求外向型經濟的后果

20年來的指導思想一直是片面地追求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為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政策都在加劇收入和財富分配上的兩極分化。

首先，近年來的貧富兩極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與各種違法違規行為有關，也與大量侵吞公有財產有關。而經濟的“外向化”程度越高，從事這種違規致富行為的人就越大膽越方便，因為頻繁的對外交易和國際資金流動極大地便利了違法致富的資金出逃，而且這種頻繁的對外經濟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機會。最典型的例子是為了推行所謂的走出去戰略而讓私人以私營公司名義用國家資金在國外注冊企業，這極大地方便了許多見利忘義之徒侵吞國有財產——在國外注冊私營企業的老板可以翻臉不認帳，不承認國家在自己注冊企業中所擁有的財產，而中國政府甚至連向外國政府控告這種人的法律依據都沒有。

其次，為刺激出口所實行的不惜代價的出口退稅政策是造成兩極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稅給予的暴富機會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單據以騙取出口退稅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區”的一大賺錢機會。

再次，對加工貿易的優惠政策也是當今貧富分化如此嚴重的一個原因。按照這種政策，為加工后出口的產品生產所進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免征關稅和增值稅，甚至還可以享受其它的政策優惠。這樣一種政策鼓勵了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切斷與其國內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者的聯系，它雖然有利于廣東等少數沿海地區發展加工出口經濟，卻使廣東的出口產業發展不再能帶動內地的相關產業發展和產業升級，由此而加劇了直接生產出口產品的行業和地區與其它行業與地區之間的貧富分化，使廣東的富裕與全國的經濟發展失去了關聯。

最后，“鯰魚效應”的觀念加劇了貧富分化。這種觀念認為，進口的壓力會使面向國內市場的企業活得更好，就象在長途販運的活魚中放入吃魚的鯰魚會激活販運的魚那樣。而近幾年的許多政策都是按照這種思路設計的。實際上即便是那些在開放進口的壓力下生存下來的企業和個人，他們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會大幅度下降，這會使貧者進一步貧窮，從而加大社會中的貧富分化。

五、縮小貧富差距，勢在必行

1、貧富分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徹底改變了過去那種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現象，社會、企業效率得到了明顯提高。但是，隨之而來出現了另一種情況，就是由于利益分配不能很好地進行調整，使分配嚴重不公，直接導致貧富懸殊直線拉大。一部分人收入越來越低，而另一部分人，也就是所說的“金字塔塔尖上的人”收入越來越高。更為可怕的是，個別在“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是通過誠實勞動富裕起來的，而是通過一些不正當、不公平的手段實現了富裕的目的。這就讓大多數人對一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那么信服。【14】另外，社會財富增加到了少部分人手中，改革的成果不能使大多數享受到，而且使大多數人相對貧困，這就違背了改革所要達到的目的。如果這種貧富懸殊繼續下去，如果相對貧困人口繼續增加，必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后果，最終會引起社會動蕩。

貧富差距已成為中國社會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對于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造成了十分有害的負面影響。黨和政府對于中國人民的鄭重承諾是“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報告也明確宣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內容之一是“惠及十幾億人口”。鑒于此，我們不應回避貧富差距問題，更不能有意掩飾貧富差距問題的嚴重性。只有正視這一問題，才談得上全力以赴地解決這一問題。

2、貧富分化與構建和諧社會理念的沖突

構建和諧社會成為今年兩會的主題。和諧社會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沖突，并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和諧社會的基礎就是利益均衡。去年，由香港學者郎咸平引發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在某種意義上宣布了利益時代的到來。人們可以看到，這場爭論與其說是不同觀點和主張的交鋒，不如說是不同利益訴求的對立，特別是如何解決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的利益均衡問題。

應當說，在過去20多年中，雖然市場經濟的框架已經基本得以確立，但為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機制卻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2004年中國改革的重要主題之一，就是為建立和諧社會所進行的努力。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要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可以說，這意味著社會發展取向上的一個重要轉變，即在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使經濟建設與社會協調同步發展。這種轉變的一個基本背景是，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們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去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經濟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可以說，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在我國已經基本確立。因此現實的危險不是有些人擔心的向舊體制的倒退，而是由于種種原因形成一種壞的市場經濟，并由此斷送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的前景，甚至從根本上敗壞掉市場經濟的名聲。這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機制。在人均1000美元這個階段，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社會矛盾處理得好，國家就可能較順利地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反之，結果就是社會利益格局的嚴重失衡，社會分化日益加劇，社會矛盾不斷增加，甚至使社會陷入倒退。【15】

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如何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的問題擺在了人們的面前。和諧社會的含義無疑是相當廣泛的。建立和諧社會，這是一個偉大的系統工程，將對中國的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在中國目前情況下，和諧社會的最基本含義是形成一種大體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體均衡，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

六、如何縮減貧富差距

在社會貧富分化亟待解決的情況下，在構建和諧社會理念已近深入人心的情況下，如何解決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太大的問題就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解鈴還須系鈴人，要解決這一問題，也必須從問題的發因著手。

第一，國家對企業的征稅。就目前的情況說，我國企業的稅負特別是名義稅率是不輕的。但問題是，稅收效率不高，企業偷稅逃稅現象嚴重；另外，在個人收入所得稅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對高收入群體稅收的征繳存在很多漏洞，個稅還未形成調節貧富差別的有效機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政府必須加大對于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同時考慮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起點和提高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還有就是，我們相信大多數人都是通過正當手段富裕起來的，但是，也確實有個別人富裕的并不那么陽光。特別是一些人在淘“第一桶金”時，出現的問題較多。有人提出了不追究這批人的“原罪”的觀點。其實，關鍵是看有沒有罪，如果有罪，為何不追究，不追究就是對整個社會的不公，對全體人民的犯罪。

第二，是國家財政用于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資金比重較小，大量的資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資、改善投資環境和行政支出上因此，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首先是要改善國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兩年中，國家再分配有向農村和城市弱勢群體傾斜的跡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現在迫切的問題是要增加政府財政對社會保障和農村基礎教育及醫療的投入

第三、完善利益表達機制

可以說，在利益主體已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達的問題，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問題，已經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建立起相應的利益表達機制，是建構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年底，全國總工會的幾個動作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第一，堅定支持工人在三資企業建立工會。第二，支持來自農村的工人加入工會第三，對于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全國總工會向政府提出建議：出臺多種解決辦法。應當說，強化工會的作用，使工會能夠真正成為工人表達和爭取利益的組織，是形成相對均衡的勞資關系的必要條件之一。

第四，國企改革過程中的資產轉移的規范化

在對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出售國有資產過程中，如果符合以下條件，則可以保證國有資產不發生量變，不發生國有資產流失，堵住國有企業改制和戰略重組中可能發生的私有化漏洞。公正評估國有資產，公開轉讓國有資產，收回的國有資產用于再投資，建立復式財政預算制度。國企改革問題，必須迅速建立國有資產轉移的法律，使它有法可依。國有企業的改革改制措施必須體現競爭、透明、公開的要求，必須讓公眾有參與的機會。可能有些人會說，一旦有公眾參與，各個利益集團討價還價，可能使問題復雜化，決策的成本會大大地提高。但是，它帶來的是相對公平，后患比較少，從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來看，應該是值得的。

第五、法治約束下的機會平等

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有助于抑制這種活動和實現機會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實現。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正是要激勵那些勤于勞動、善于經營的人能夠發揮他們的才能，在市場活動中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如果不是這樣，不是去推進我國的法治市場經濟的制度建設，而是讓少數人憑借行政權力進行尋租活動，甚至靠鯨吞國有資產和掠奪大眾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狀況都會惡化。所以，以分配狀況惡化為由來反對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沒有道理的。我們應當通過市場取向的改革，進一步鏟除尋租的土壤，既推進平等，又促進效率的提高。

最后，加強公款消費的查處力度。一些暴富者是公款催生的，是公款消費推動的，中國的政府官員到外國去吃不飽肚子決不是一句笑話，剖析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在國內吃得太飽，以至于撐大了肚皮。必須對公款消費以及借公款消費之名為自己謀私利的行為進行打擊和制約。

標注

【1】濯玉忠《流浪富豪——兼論中國商人階層意識的缺失》博客中國

【2】鄧璟《農民真苦，農民真累，農民真危險！》博客中國

【3】盛子修《哈耶克個人主義倫理觀批判》《經濟學家》2004年11月

【4】吳忠民《貧富差距合理論”有誤？專家撰文挑戰權威》，《中國經濟報》

【5】張曙光《從簡單到復雜的跨越》《中國經營報》05年1月1日

【6】陸學藝《專題研究報告之中國中間階層研究報告世紀中國》《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252-254頁

【7】吳忠民《貧富差距合理論”有誤？專家撰文挑戰權》》，《中國經濟時報》，2003年3月28日

【8】陸學藝《專題研究報告之中國中間階層研究報告世紀中國》《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252-254頁

【9】吳忠民《貧富差距合理論”有誤？專家撰文挑戰權》》，《中國經濟時報》，2003年3月28日

【10】陸學藝《專題研究報告之中國中間階層研究報告世紀中國》《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252-254頁

【11】左大培《我們今日為何陷入困境》中國報道周刊2004年8月

【12】桑百川《國有資產流失猛于虎加大社會貧富差距加劇腐敗》《環球》2004年02月

【13】常亮《問張維迎對貧富差距是關注過多還是關注不夠》《中國改革論壇》2004年10月

【14】孫立平《利益時代的沖突與和諧》《南方周末》2005年01月01日

摘要：

和諧社會的話題成為當今人們關注的焦點，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劇。盡管人們對貧富差距所引發的關于效率與公平、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乃至貧富分化的合理性等問題仍有異議，但在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以及不同收入群體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亟待解決的問題上，在縮減貧富差距、均衡利益差別等問題上，已民心所向、勢在必行。因此，應該從造成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事實和原因著手，不斷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引導社會走向穩定，走向和諧。

關鍵詞：

貧富差距利益不均差距公平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