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政治理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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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會政治”是與“政治社會”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政治社會”思想源于亞里士多德,是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觀;而“社會政治”思想始見于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后被馬克思、恩格斯作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闡釋,指的是無階級社會或階級后社會的政治。“社會政治”理論與19世紀實證主義者所主張的政治社會學理論有著根本的區別,其方法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政治”理論的提出和研究,對詮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發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在西方政治-社會思想史上,關于“政治社會”與“社會政治”兩個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演化過程。“社會政治”與“政治社會”相對應的兩個術語,并不是同時出現的。要了解什么是“社會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會”一詞的含義和由來。一、“政治社會”和“社會政治”的思想起源關于“政治社會”的思想,從其思想淵源來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第一個提出和系統論述了“社會團體”和“政治團體”的概念。《政治學》開宗明義就指出:“我們見到每一個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種類的社會團體,一切社會團體的建立,其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些善業――所有人類的每一種作為,在他們自己看來,其本意總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會團體都以善業為目的,那么我們也可說社會團體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它所求的善業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廣的:這種至高而廣涵的社會團體就是所謂‘城邦’,即政治團體(城市團體)。”[1](第3頁)看來,他把實施統治和被統治的“城邦政治”稱為“政治團體”(如亞氏稱一種“海太利”的組織為“政治社會”)[1](第98,483頁)。西方傳統政治理論中的國家即“政治社會”的觀點,其理論始源就是直接來自這里。不過亞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團體)視為“社會團體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即整個社會組織的一個部分,認為社會團體同政治團體是有區別的。后來,人們使用政治社會的內含又有所變化:稱政治社會即指國家社會。盧梭就是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他在寫作《社會契約論》的過程中,曾明確地將國家體制稱作政治社會,把國家、社會共同體、社會契約等詞,幾乎在同一個意義上使用1。這就為西方“政治社會”說奠定了基礎。盧梭以“社會契約”理論假設,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歷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國家同社會完全混同了起來。使后來的西方思想家們把有國家存在的社會看做是一個亙古的“政治社會”。19世紀初,孔德、斯賓塞雖然提出用實證主義、社會有機體等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現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會”的范圍內。“社會政治”的思想,到19世紀70年代才萌發出來。摩爾根發表《古代社會》一書,實現了人類學的革命。該書從社會進化論觀點出發,運用社會實證的方法,詳細地考察了人類“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類社會的“兩種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認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產生于社會(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發生于國家(civitas)。他指出:“人類是從發展階梯的底層開始邁步,通過經驗知識的緩慢積累,才從蒙昧社會上升到文明社會的。”[2](第3頁)“我們可以在這里提出一個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態都可歸納為兩種基本方式,此處使用方式(plan)一詞系就其科學意義而言。這兩種方式的基礎有根本的區別。按時間順序說,先出現的第一種方式以人身、以純人身關系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社會。這種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在古代,構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聯盟,它們是順序相承的幾個階段。后來,同一地區的部落組織成為一個民族,從而取代了各自獨占一方的幾個部落的聯合。這就是古代社會從氏族出現以后長期保持的組織形式,它在古代社會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當中,直至文明發展以后,這種組織依然存在。第二種方式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國家。這種組織的基礎或基本單位是用界碑劃定范圍的鄉或區及其所轄之財產,政治社會即由此而產生。”[2](第6頁)又說:人類社會“政治的萌芽必須從蒙昧社會狀態中的氏族組織中尋找”。對于這種政治的萌芽,摩爾根稱為government,以區別政治社會的politics。[2](第4頁)

這就十分明白,摩爾根已經把整個原始社會的政治生活叫社會的政治方式,把產生國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稱為“政治社會”。在這里,摩爾根已經超出了以往資產階級思想家關于國家、社會的學術眼光,提出了人類社會初始階段的“社會政治”的理論。恩格斯就是以摩爾根提供的材料為依據,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原始社會中的“government”,即無階級社會的政治,首次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詮釋。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就是他們兩人在理論與事實的結合上,把人類社會中的“政治社會”和“社會政治”兩個基本的概念作了區分,為建立“社會政治”的科學理論奠定了基礎。然而,從《社會契約論》到《古代社會》、《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時間上從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間相隔的一個多世紀里,西方思想家關于政治與社會關系的思想,也發生了重要的演變。從霍布斯到盧梭,再到邊沁,經歷了17世紀的“自然的社會結構論”、18世紀的“市民社會論”的演進,那末,到19世紀及以后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就逐漸開始認識到資產階級現代社會“是一種以國家和市民社會分離的社會”[3](第87-88頁),開始在一定意義上把政治(國家)與社會(市民社會)作為相對獨立的兩大領域來對待。幾個世紀一直將政治、國家、社會視為同一的“社會共同體”、政治社會即國家社會的社會契約論主流派的傳統觀點,首先受到了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大師――黑格爾的挑戰。黑格爾從其客觀唯心主義的基本命題出發,將自由派的政治經濟學及市民社會概念與孟德斯鳩的國家觀相調和,提出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區別。黑格爾在對人的“社會化”進行社會分析時指出:人的社會化過程,需要依靠經濟利益關系和倫理世界的理性關系的結合才能實現。也就是說,一是需要作出經濟關系層面的“市民社會”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層面的“國家”分析。在黑格爾看來,所謂“市民社會”就是指連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內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總和。只有在這樣的市民社會里,每個人才有條件以自身為目的,同其他的人發生關系。黑格爾說:個別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為自己的目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來規定他們的知識、意志和活動,并使自己成為社會聯系的鎖鏈中的一個環節。”[4](第201頁)在市民社會里,實現的只能是社會成員個人之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關系,市民社會只是一個“中介的、否定的環節”。要將個體與共同體完全統一起來,融合為一體,那還需要借助于國家的力量。也就是說,國家是人實現“社會化”必要的理性基礎。所謂“國家”,在黑格爾看來,它是“倫理世界”和“倫理理念現實”[4](第253頁)。“現代國家的本質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結合的”[4](第261頁),“個人本身只有作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實性和倫理性”[4](第254頁)。黑格爾出于唯心主義的本性,把國家(即道德倫理關系)看做是決定性因素,而市民社會(即經濟利益關系)是被決定性因素,使兩者因果關系發生了顛倒。但他強調國家與市民社會相區別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19世紀西方現代國家與市民社會發生適度分離的歷史新趨勢,反映了社會發展的某種現實性的狀況,這對以后的思想家們思考、分析關于政治(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然而,黑格爾把國家當做“最高倫理的表現”加以崇拜,在事實上美化了當時德國封建專制的國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現出黑格爾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賓塞在19世紀初期和中期分別提出社會進化實證論和社會有機整體論,建立起了現代社會學的基礎,從而使20世紀中期有可能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社會”,建立一門“政治社會學”。在傳統的政治學家們眼里,政治社會主要指政治國家和政治權力;而在孔德、斯賓塞以及后來的政治社會學家那里,政治社會學則主要是強調對國家政治的社會分析,這種學科視野雖然擴大了研究政治社會的眼界,但沒有跳出原有“政治社會”的基本框架。在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經比較充分地暴露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熱衷于把自然科學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會領域,抽象地強調社會有機整體,而忽視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階級關系的具體分析,回避已經尖銳起來的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他們的這種政治社會觀表現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現代西方“政治社會學”,在思想體系和方法論上仍然繼續著古典政治社會學抽象的社會觀。所以,政治社會理論與我們所稱的社會政治理論有本質的區別。

二、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會政治”的方法論基礎

19世紀40年代中后期,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的唯物歷史觀,從人類社會形態的經濟關系中,特別是從社會生產力發展、生產有了剩余和社會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現、階級的產生的事實中,分析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筑,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基本思想:“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和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5](第257頁)。《共產黨宣言》就是根據這一基本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關于什么是階級政治的著名論斷:在資本同勞動根本對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圍繞政權所發生的“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5](第281頁)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的階級分析方法,將人們的社會認識眼界引向階級社會的歷史最深處,跨進前人所沒有探索過的階級政治關系的新領域。這不能不說是對社會史、政治史在認識上的一個新突破。恩格斯后來在寫《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時總結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該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6](第740―741頁)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將社會中的政治歸結為觀念的東西,而歷史唯物論認為,一切政治觀念,最終都應歸結為社會物質關系。所有受階級關系制約的政治,說到底,它只是階級社會的產物。

然而,非階級社會的經濟關系,其經濟基礎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上層建筑之間是否發生必然的關系呢?這是一個關系到要不要將歷史唯物主義堅持到底的問題。這個問題,對于馬克思、恩格斯來說,必須要有進一步的明確回答。馬克思、恩格斯自從創立了自己的唯物歷史觀和階級政治論以來,也一直試圖從一般唯物史觀上解決這個重大理論問題。他們無論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還是在《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以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人們只要仔細研讀這些重要文獻,就不難發現,他們在思考和論述關于史前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在事實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層建筑問題(即不存在階級和國家的社會條件下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到底怎樣)時,總是有一種強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種科學的假設基礎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實,來證實他們的社會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的辯證法原理和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的真實性和正確性。這個愿望直到他們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來實現。19世紀70年代中期,馬克思仍以極大的熱情研究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及其他人類學知識。關于這一點,恩格斯后來說得很明白:“不是別人,正是卡爾?馬克思曾打算聯系他的――在某種限度內我可以說是我們兩人的――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來闡明摩爾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這樣來闡明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原來,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并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7](第1頁)摩爾根所提供的大量關于史前社會的史實,“為全部原始歷史找到了一個新的基礎”[7](第14頁),證明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完整社會歷史觀的科學性和正確性。理解這一點,不僅對于把握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社會觀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我們全面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的整體歷史政治觀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的。這一整體社會歷史觀說明,階級和階級的政治,在人類歷史上,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社會歷史現象。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由于還沒有產生真實可靠的人類社會發展的知識足以說明史前社會為何物,人們的認識視野中雖然提到了“原始社會”,但對其實際狀況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論中的所謂“人類自然狀態”說,也僅僅是一種虛構的理論假設,不足為據。某些關于原始血緣家庭的論著,也正如恩格斯后來所說的那樣,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講到了人類社會早期的社會生產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頁),但他們認為,不能輕信那些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對“史前時期”的種種描述。[5](第79―80頁)他們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初步確認了人類“原初的歷史的關系的四個要素”[5](第78―81頁),并以此作為文明社會發展的起點。但是這在當時還是一種抽象的理論設想:在文明社會之前的人類社會歷史存在著一種有組織的社會形態,還沒有可能確切地知道史前社會的具體生活狀態,因而也就談不上論及原始社會的人們到底怎樣過“政治生活”的問題了。這也就是為什么他們兩人在后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認定“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5](第272頁),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都是階級政治斗爭的政治的一個重要緣由。也正因如此,在他們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將國家與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另外,馬克思、恩格斯重視階級斗爭的政治,還有更重要的社會背景原因,由于當時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危機日益尖銳化起來,歐洲整個大陸無產階級參與革命的斗爭形勢逼近,使自覺站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苦群眾一邊的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將主要注意力轉移到現實斗爭方面來,以研究如何認識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及其本質,解決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理論和策略問題為主要使命,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就是直接為無產階級斗爭提供理論基礎和策略基礎而創作的。然而,從他們的整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看,始終是把人類社會當做歷史的整體的。比如,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那個大家所熟知的關于什么是歷史唯物論的科學定義,就明確地肯定了他們所主張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本質上承認人類社會形態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發展的整體歷史過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幾個時代。資產資產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這里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又是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8](第32―33頁)馬克思就是根據這個總原則,來撰寫偉大的《資本論》的。

盡管在這部巨著中,馬克思也沒有忘記有關原始社會的論述。但是,在對過去和未來的事情尚缺乏事實根據的情況下,他們是不愿輕易作出結論,寧愿等待事實的到來,也不愿作出任何武斷的猜想,像列寧曾在《國家與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的即將到來的崩潰和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的發展。”[9](第186頁)然而,“關于這個未來,馬克思并沒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較詳細地確定了現在所能確定的東西”[9](第193頁)。只有當他們確信,摩爾根科學確定原始的母權制氏族之后,他們才明確宣布: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構成了有文字以來的全部文明史的內容。階級斗爭的歷史,只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在認識到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整體性的同時,又確認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歷史的暫時性,這就等于歷史的邏輯上告訴人們,無階級、無國家社會的政治,只能是“社會政治”。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了關于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問題,恩格斯在同無政府主義關于國家問題的論戰中談到了“非政治國家”的問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第5章中,進一步論述了什么是“非政治國家”、“半國家”以及共產主義社會的完全意義上的民主就是徹底消滅國家等等。這就是說,在“政治社會”之后,必然有一個“社會政治”的到來。完全的“社會政治”的到來,是以全面超越現實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徹底消滅階級統治及其遺留為基本前提的。自然,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的實現,是以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為其社會歷史條件的。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政治”學說,其內蘊不僅包括如何處理政治與社會的相互關系,而且還包括實現社會政治的歷史條件。社會政治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根本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的一個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高度社會化。階級社會的政治是高度國家化,階級后社會的政治是高度社會化。當然,實現完全社會政治,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掌握了政權之后,需要有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因為舊制度在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歷史遺留,還將長期影響著人們,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在全體人民范圍內提高,特別是在經濟文化相對比較落后的國家,實現這樣的任務就更加艱巨、困難、長期。鄧小平在總結20世紀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教訓時強調指出:像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水平,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到共產主義的完全實現,需要十幾代、幾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后,雖然還不可能直接進入“社會政治”的境地,但開始了走向“社會政治”的新的歷程。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如果不堅持走向“社會政治”的理論和實踐,我們就不可能同列寧、曾經反復指出過的那種“舊政治”劃清界線,就不可能從思想觀念上徹底拋棄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不可能在實踐中嚴格區別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原來意義上的國家”與非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同樣,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如果不認識到實現“社會政治”是一個長期的逐步的歷史過程,那就要在政治上犯超越歷史、脫離實際的急性病,使社會主義遭到失敗。社會主義的政治本質上是一種新型的“社會政治”,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走向“社會政治”的獨特歷史階段。

三、什么是“社會政治”?

“社會政治”的科學理論,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整體政治觀的基礎上的。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從總體上說,“社會政治”就是指階級后社會的政治,是剝削階級國家政治的對立物,是相對于“政治社會”而言的。它要求將表面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政治權力,在階級消滅、國家消亡的條件下,逐步回到社會之中;在使社會的經濟、文化權利達到事實上平等的基礎上,實現社會成員政治權利的平等和政治生活的高度自治和高度的社會化,實現社會利益關系調控機制的程序化、科學化和公眾化。一句話,“社會政治”即社會化的政治。原來意義上的強制性的國家權力的形式和手段,要進歷史博物館。這種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實現人的個性的自由發展,人們自覺地養成了共同約定俗成的社會政治紀律和公共道德規范。對極少數違規者,社會實行“強制”措施,已不是現代國家的強制力。社會性的權威機關雖仍然必要存在,但同國家強力機關比照,從內容到形式有本質性的差異,是一種“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形式,它是人類更為高級的新型政治制度文明。盡管人類達到這種政治生活境地的歷史發展還需要漫長的時間,但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建立,應該被看成是實行新型的“社會政治”的起點,哪怕是最初的起點。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對于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應該屬于這種新型政治文明的開端。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白地指出,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權力,是一種消滅階級、實現社會政治的過渡性政權,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舊式國家制度。

關于“社會”與“政治”的聯用,所表達的含義在現有的各種辭典中難于找到一種現成的答案。按照上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政治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新型政治,在這個意義上,它應當被理解為社會主義的政治。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的政治觀”,從其本質意義和人類社會政治生活廣義角度上講,是階級后社會的一種新型政治。這種政治觀點,不僅同資產階級政治觀相對立,而且同狹義上的階級政治觀也有重大的區別。因為,“社會主義”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階級、剝削、階級私利等一類東西。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一詞,在19世紀30年代歐洲空想社會主義者最初使用的時候,就是指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一種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會。2馬克思主義所指的“社會政治”,實質是經過政治的革命變革,消滅了社會關系中人對人的壓迫和剝削,實現社會平等后的政治。這樣,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政治必然要消亡,代之以“自由人聯合體”的政治。所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結束語中,借用摩爾根的一段話,表達了關于資本主義后社會的政治生活設想。[7](第178―179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觀,同孔德、斯賓塞之后建立起來的政治社會學理論不同,前者是旨在研究從階級轉向無階級條件下,消滅階級的歷史過程中和階級消滅之后的社會與政治的關系,這種關系特點就是政治通過社會關系直接表現出來;而后者,則是把階級社會作為一般社會,即研究抽象性的社會與國家的關系,進而使階級的政治關系抽象化、表象化。政治社會學理論在19世紀歐洲市場經濟大潮中、在社會與政治在形式上出現分離的情況下,提出強調分析政治的社會環境和政治運行的社會條件,認識各種政治現象所必然依存的社會關系,從而擴大了觀察政治的視野,對傳統政治學來說,這不能不是一個新的進展。但是,由于他們是打著“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的社會學方法論的旗號來研究階級政治問題的,從而導致他們抹殺和掩蓋已經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維護資本主義現存制度,用所謂“一般的社會關系”沖淡和掩護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和壓迫的實質,從而使19世紀西方政治社會學思潮在方法論上具有虛偽性,在政治上具有保守性。20世紀20年代開始形成的現代政治社會學說,雖然從社會實證方面對社會學、政治學學科研究有了一定的推進,對現代政治生活的素描與分析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并直接影響到行為主義政治學和后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產生與發展,但從另一方面的意義上講,它對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生活的本質和規律的探討,顯然起著消極被動的作用。我們在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政治問題時,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政治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更不能把我們論及的關于“鄧小平走向社會政治的理論”視同于西方政治社會學。如果我們不對其從立場、觀點、方法上作原則的區分,那就很容易使兩種政治觀點相混淆。因此,在研究到底什么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政治”政治觀時,一定要注意把西方政治社會學理論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社會政治”理論加以區別。

四、“社會政治”的歷史實證

從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社會政治的基本觀點看,他們強調了對政治現象的歷史的、具體的分析和經濟的、階級的分析。在對抗性的階級社會條件下,社會的各種政治關系必然集中地通過階級關系表現出來(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并體現在國家政權最終歸宿于誰的問題上,服務于誰。馬克思的《資本論》,把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歸結為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和斗爭,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政治關系,集中表現為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壓迫與被壓迫、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恩格斯后來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對馬克思的這一根本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方式“是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和一切在經濟上起決定作用的國家里占統治地位,并從而把個體生產排擠到無足輕重的殘余地位,社會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顯地表現出來。”于是,雇傭勞動制成為了資本對勞動統治的基本經濟形式,“集中在資本家手中的生產資料和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生產者徹底分裂了。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6](第744―745頁)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關于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的理論基石。但這只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筑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不僅是對階級存在的社會中的政治而言的,而且還適用于無階級社會條件下的政治上層建筑。“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后社會中的政治關系,必然要逐步回歸到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人類社會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從總結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教訓開始,就考慮過資本主義后社會的“國家”和社會的政治問題。他明確地指出了幾點:

第一,“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就是公社”[6](第55頁)。因為,“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通過普選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的。這些委員是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公社是一個實干的而不是議會式的機構,它既是行政機關,同時也是立法機關。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們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職能,而變為公社的負責的、隨時可以罷免的工作人員。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員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能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隨著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會公職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不僅城市的管理,而且連先前由國家行使的全部創議權也都轉歸公社。”[6](第55―56頁)“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這一口號,……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6](第58頁)因此,“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爭的產物,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6](第58―59頁)這就是工人階級所獨創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新型政府。第二,馬克思以現實革命的現實主義的歷史眼光,指出,巴黎公社所體現的這些根本原則的實現,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他在駁斥資產階級對巴黎公社的種種攻擊的言論時非常清楚的告誡人們:“工人階級并沒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跡。他們不是要憑一紙人民法令來實現現成的烏托邦。他們知道,為了謀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時創造出現代社會在本身經濟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趨歸的那種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6](第60頁)這就是說,巴黎公社所創造出來的那些體現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者根本利益的要求與愿望的人民權力,并不能單憑革命的熱情與愿望在一個早晨就能實現的,工人階級自身的解放、更高于資本主義新的社會形態的出現,公社所體現的那些基本的原則,需要一個長期的歷史創造過程,需要對環境和人的改造過程才能實現。馬克思的這種對待巴黎公社原則的遠大而求真務實的歷史眼光,被目光短淺的人們所忽視。那些在革命暫時受到挫折或者資產階級一時得勢時而產生動搖的人們,認真地讀讀馬克思128年前講明了的這些話吧。

第三,關于無產階級為什么應該采取實際的步驟來逐步實現向社會政治的高級階段過渡,到了7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層次的思考,這就是他們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給我們留下的思想遺產。由于實現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必須要有一個政治上的轉變時期,由于在達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還必須經歷保持資產階級式的權利和實現按勞分配原則的社會主義階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6](第341頁)。無產階級決不是要簡單奪取國家政權,而是要按照新的“社會政治”的原則,對之實行徹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非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實現社會政治的橋梁。所謂工人階級統治,與其他一切剝削階級的統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實行的是社會治理,即“人民管理”。3至于什么是非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怎樣建立這種新型的非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或者“非政治國家”(恩格斯語),這當然是一個需要靠后人的實踐來解決的問題。列寧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國家與革命》第5章中,詳細地探討了由政治社會向社會政治轉變的基本理論原理。認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國家”的主要任務和宗旨是捍衛勞動者的按勞分配原則和保衛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式的權利”,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實現“經濟的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從十月革命到現在近一個世紀的現實社會主義的實踐,在如何正確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上,有一個重要的經驗教訓:就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于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既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也不是在一個早晨消滅國家,而是通過“社會國家”和“走向社會政治”,實行經濟的社會解放的基本思想缺乏準確和全面的理解,因而長期在政治策略上犯了嚴重的“左”的錯誤。五、結論:堅持“走向社會政治”的歷史道路這就是說,“社會政治”的實現,是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完全實現相統一的社會歷史變革過程。一方面,是實現階級政治向非階級政治的逐步過渡;另一方面,是社會化的政治過程。所謂“社會化的政治過程”,即由表面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政治權力,在處理同全體人民群眾的關系上,從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權力的行使始終有效地置于社會全體成員的監督之下,經由量的積累到質變過程,最后回歸社會之中。這一社會化政治過程,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發展過程一樣,需要有一個歷史的發展和積累的階段。如果說,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需要逐步發展和進行有效積累的話,那么,社會主義的政治建設,也同樣是逐步地建設和自覺的積累過程,而且時間更長,任務更艱巨。在我國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計劃、有步驟地沿著發展“社會政治”的方向,進行新政治生活的建設與積累,是社會主義政治形成的必須自然歷史階段。因此,我們把這一新型社會政治的發展歷程,稱之為“走向社會政治”的歷史道路。只有堅持不斷走向社會政治的方向和道路,才能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的政治目標。提出走向社會政治的理論并在實踐中制定出一整套的基本路線、基本方針和基本政策的,是鄧小平和堅持改革開放大方向的中國共產黨。

注釋:

1盧梭最初寫作《社會契約論》,后將書名改為《論政治社會》,再改為《社會契約論》。現在的《社會契約論》一書的副標題:“一名:政治權利的原理”在《日內瓦手稿》本曾作過多次修改,初是《論國家的體制》,后改為《論政治的形成》,再改為《論共和國的形成》,最后在正本中定為《政治權利原理》(參見:《社會契約論》(中譯本)第6頁譯注)。他在正文中稱:“家庭是政治社會的原始模型”(見《社會契約論》中譯本第9頁)。

2據查,在圣西門逝世后的第七年,即1832年2月13日,《地球》雜志發表了名叫喬西安爾(圣西門的信徒)的一篇論文,第一次使用了社會主義(法文為socialisme)這個新詞匯;次年,在英國歐文派的刊物《貧民衛報》上出現了英文“社會主義”(socialism)一詞。1834年,圣西門派的著名活動家比埃爾?勒魯發表了《論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文,比較詳細地論述了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后來,馬克思恩格斯科學地解釋了“社會主義”的真正含義。

3關于無產階級國家的實質問題,恩格斯曾經說過:“要是說人民管理,這還有點意義。”但是,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隨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國家就會自行解體和消失。既然國家只是在斗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設施,那么,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他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了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們建議把‘國家’一詞全部改成‘共同體’[gemeinwesen],這是一個很好的古德文詞,相當于法文的‘公社’”。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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