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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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首先闡述了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企業本質特征的觀點,認為是企業體制創新的理論基礎;其次簡述了西方分享制和我國“鞍鋼憲法”的現實意義,然后系統地勾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框架。

關鍵詞:自主聯合勞動“鞍鋼憲法”現代企業制度體制創新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

我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應當從馬克思的思想寶庫中去尋找。筆者認為，在馬克思經濟理論體系中，至少有以下五個理論，完全適合用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創建現代企業制度理論基礎。

(一)馬克思關于“自主聯合勞動”的理論

馬克思指出，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征，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普照的光”。自主勞動是與雇傭勞動相對立的范疇。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征，也應是作為社會主義生產的單元的國有企業的基本特征。自主勞動與雇傭勞動，分別是兩種對立的生產勞動的特殊社會形式。

馬克思從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在生產中的相對地位角度來探討自主勞動與雇傭勞動的區別，“如果工人居于統治地位，如果他們能夠為自己而生產，他們就會很快地，并且不費很大力量地把資本提到（用庸俗經濟學家的話來說）他們自己的需要的水平。重大的差別就在于：是現有的生產資料作為資本由工人所使用，

是這些生產資料使用他們工人，還是工人作為主體使用生產資料這個客體為自己生產財富”。可見，自主勞動是將勞動者置于主體地位的勞動，是人支配物，而不是物支配人，是對奴役性雇傭勞動的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將勞動者送回到社會生產的主人翁地位上，勞動者獲得自己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由活動，這種自由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為解放人的手段。因此，自主聯合勞動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內在聯系，社會主義社會本質上就是自主聯合勞動社會。自主聯合勞動關系是貫穿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最本質的聯系。“自主聯合勞動”范疇，是自主勞動與聯合勞動的耦合體。

自主聯合勞動經濟制度是與資本經濟制度相對立的制度范疇，該經濟制度范疇下勞動者的自主聯合勞動是整個經濟體系的基石，有別于以資本為基石的資本經濟制度。雇傭勞動是資本經濟制度在勞動關系上的表現形式。可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公有企業本應當是一個個自主聯合勞動的經濟實體。

(二)馬克思關于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的理論

馬克思早在其主要著作《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分析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時，明確指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今天我們重新學習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和論述，有著極其深刻和重要的現實意義。馬克思說：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的動機，不是使用價值和享受，而是追求更多的交換價值和交換價值的不斷增殖。這在客觀上為社會主義社會創造了物質條件。馬克思說：“他（資本家——作者注）狂熱地追求價值的增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基礎。”可見，在馬克思心目中的未來高級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實現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這一點，可以從馬克思原著中許多論述中得到證明。馬克思將這一觀點提高到“基本原則”的高度，其用意十分深遠的。與馬克思的這一原本思想對照，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忠實地貫徹了馬克思的重要思想？現在提出以人為本是一個理論進步，既然如此，就必須正本清源，首先回到馬克思提出的這一“基本原則”上來，才能把握目前關于國企改革的正確的導向。我認為，馬克思關于這一“基本原則”的重要思想，也是國企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馬克思提出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目的在于指導人類社會從必然王國邁向自由王國，造就共產主義新人，即“完整的人”。這就是全面發展了的個人。共產主義社會正是由全面發展了的個人所組成的高度文明的富裕的幸福的高級社會形態。

馬克思把從事“真正的自由勞動”的、個性獲得充分發展了的人，叫作“完整的人”。所謂“完整的人”，已經不單單是人類對于自己的未來的一種主觀的向往。“完整的個人”的實現，是以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科學技術與生產過程的直接統一、人對自然規律的能動掌握和自覺運用、以及人有能力自覺地控制這些力量為前提的。同時，在與此相適應的更高級的社會形式下，人的勞動的性質和意義也根本改變了。人不僅成為自己的勞動的主人，而且真正成為自然和社會的主人。這是科學的預見，是基于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的可以預期的未來。

原蘇聯解體后，用法律推進私有化，“大股小賣”的國有企業改革，結果經濟社會出現全面后退，工人平均壽命縮短10年。我們應當引以為鑒，我國的國企改革決不能步蘇聯后塵。

(三)馬克思關于“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理論

馬克思關于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為國有企業改革中建立職工持股的新型公有制企業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

什么是“個人所有制”？一般人都以為是財產歸個人所有的私有制，其實這是望文生義的誤解。個人所有制，是馬克思提出的一個重要思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4章末尾總結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時指出：“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這里明確告訴我們，重建個人所有制不是重建私有制。緊接著馬克思又指出，這一重建過程，就是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公有制”的過程。根據新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以上“公有制”改譯為“社會所有制”，因此，這里的個人所有制也就是社會所有制或者社會主義公有制。

那么，馬克思為什么要把社會主義公有制又稱作個人所有制呢？這是因為個人所有制能較好地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聯合起來的個人組成社會集體。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社會的每一個個人，都是社會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者，具有平等的個人所有權。每個個人都以所有者與社會的生產資料結合，實現自主聯合勞動，獲得個人消費品。正如恩格斯所說：“社會的每一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所制成的產品增長到能夠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滿足的程度。”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的本質要求，每個勞動者的個人所有權就是這一本質要求的集中體現。而個人所有權作為一種法權關系，必須以經濟上的個人所有制為基礎。所以，個人所有制就能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要求。將股份制作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必須由工人集體持大股或控股，才能體現股份公司的公有制性質，從而使工人既是勞動者，又是生產資料所有者，從無產者變為有產者，走向共同富裕。

但長期以來，人們卻撇開馬克思的個人所有制來談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并有意無意地把個人所有制與公有制對立起來，把公有制歸結為對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把個人所有制歸結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所謂消費品的個人所有制。個人所有制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內容和要求，在社會主義階段是可以實現的。社會主義在以往的實踐中，已經創造出了個人所有制的另一種實現形式，那就是部分勞動者聯合而成的真正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但是，我們沒有好好運用和發展它，使它在實踐中或多或少地變了形，走了樣，終于成為“二全民”的經濟。

其實，集體所有制企業是可以看作一個個范圍較小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對外各自利益相對獨立，通過商品、貨幣和市場實現經濟聯系；國家對它只有行政，司法管理和經濟宏觀調控間接管理的關系；對內則按照個人所有制的要求，承認每一個集體成員平等的個人所有權，保證他們既能參加生產，又能參加集體財富分配和管理的權利。但在過去，我們往往只強調集體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傳統的封建專制殘余的影響下，淡化或疏遠了每個勞動者對集體財產的所有權關系，忽視了他們的個人所有權。這就使大部分集體經濟同樣存在著政企不分、產權不清、權責不明，勞動者個人不能切實行使民主管理權利的問題，俗稱“二全民”企業。所以，集體所有制經濟同樣需要改革。改革前的南京動配廠，就是這種情況。

目前各地正在試行的股份合作制形式，可以說恢復了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本來面目，已被實踐證明是一種能夠實現個人所有制的較好形式。它把本身的屬于集體共同所有的財產用股份的形式量化到每個個人，使勞者有其股，從而真切地感受到個人的財產所有權，而不再像過去那樣“人人都有，人人沒有”，產權虛置。在生產過程中，則根據社會化大生產本性的要求，實行協作和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每個勞動者不僅都參加生產，更重要的是他們都能通過股東會（在人人參股，股權平等的條件下，股東會就是職工大會）、董事會、監事會這三種所有者機構，切實行使所有權，對企業經營者實行有效的監督和約束，實現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為自己同時也為社會增進福利。因此，股份合作制是集體經濟組織實現個人所有制的現實途徑。

(四)馬克思關于“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的理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中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并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雖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自己的勞動增殖。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并形成起來。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工廠制度，合作工廠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同樣，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廠也不可能發展起來。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是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里，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后者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

馬克思高度評價了資本主義經濟中存在的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認為它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突破和對雇傭勞動制度的否定。現在我們將國有企業改制成為工人自己的合作企業，不失為一條理性的改制思路。

(五)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條件下剩余價值屬于工人所有的論點，為用國企利潤為職工購股提供了理論依據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10章中寫道：“如果把問題看成是工人各自占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并且互相交換他們的商品，那么，問題的關鍵就非常清楚地顯示出來了。這時，這種商品就不會是資本的產品了。不同勞動部門所使用的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的價值，就會由于不同部門的勞動的技術性質而有所不同；同樣，撇開所使用的生產資料具有不等的價值這一點不說，一定量的勞動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量，就會由于一種商品一小時就能制成，而另一種商品一天才能制成等等，而有所不同。其次，假定這些工人的平均時間相等，并且把由勞動強度不同等等而產生的平均佛教考慮在內。這時，第一，兩個工人會從商品中，即從他們一天勞動的產品中，補償他們的支出，即已經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成本價格。這種支出由于各勞動部門的技術性質而有所不同。第二，他們兩人會創造出等量的新價值，即追加到生產資料中去的那個工作日。這個新價值包含他們的工資加上剩余價值，后者也就是超過他們的必要的需要的剩余勞動，而且這種剩余勞動的結果屬于他們自己。

既然國有企業職工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即企業利潤是屬于他們自己的，先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實行低工資政策，企業利潤又全部上繳，職工不僅沒有享用到自己創造的剩余價值，連必要價值也沒有足額得到。現在國企改制，利潤分配向職工股東傾斜，實際上是將以前過度上繳的剩余價值適當歸還部分給職工，完全是合理的。為此，建議政府有關部門修改法規，允許國企利潤分配向職工傾斜。

綜上引述可見,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企業必須具有如下幾個基本特征:(1)企業是自主聯合勞動實體。工人是企業的主體、主人,使用生產資料客體為自己生產財富。是勞動主導型而不是資本主導型。(2)企業為職工的全面自由發展提供客觀條件,使工人收入不斷增長,幸福程度不斷提高。工人收入列入企業經營目標。(3)職工持股占有企業財產,工人是企業的直接主人。(4)企業是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具有“自由人的聯合體”性質的集體經濟或勞動合作組織。(5)工人通過勞動不僅取得了工資收入,而且應當參與利潤的分享。以上五條,應是我們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企業制度的理論基礎和指導原則。

二、借鑒西方現代企業的制度創新成果與傳承我國企業改革的成功經驗

(一)西方現代企業體制創新：由支薪制(工資制)公司走向分享制公司

當代西方現代企業的體制正在發生變化。在支薪制公司里，勞動者領取固定工資或按個人貢獻領取績效工資，出資者占有全部剩余。在分享制公司里，勞動者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剩余的分配，他們的一部分收入要根據公司整體的經營績效來取得。當公司規模不斷擴大，業務日益復雜，大股東親自擔任高層經理人員的做法無法適應時，企業的經營管理就只能改由專業經理人員來負責，于是出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支薪制公司。以高度分散的股權為特征的聯合股份公司制度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即過度分散的剩余索取權會為經理們的偷懶或追求自己的個人福利大開方便之門。在股權分散的情況下，內部人的懶惰無能和侵蝕股東權益無法得到應有的監督和懲罰。經理人員動用公款進行個人享受、為了自己的社會地位片面追求企業規模擴張等都是西方大公司常見的案例。另一方面，仍大量存在業主制企業。這些事實說明支薪制公司的制度優勢已經喪失。此外，支薪制下嚴格的雇傭勞動關系使企業員工完全按酬付勞，缺乏勞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現代公司組織形式勢必會發生創新和改變。

分享制公司的產權特征是部分剩余索取權的讓渡。所有者將部分剩余索取權作為激勵手段讓渡給公司員工，使勞動者有可能參與公司剩余的分享。一些分享制形式，如勞工管理的合作制和有差別的勞動資本合伙制，還把全部或部分控制權由高層經理轉移給普通員工。于是，由支薪制向分享制的現代公司組織形式的演變呈現出了一個產權由清晰化向模糊化的轉變過程。當然，這里的產權模糊不是產權主體的空缺和產權缺乏保護，而是所有權絕對清晰、控制權和收益權相對模糊；不是所有者的權益被動地受損，而是所有者為了得到更高的收益做出的控制權與收益權的主動讓渡。

近一、二十年來，隨著以日本的大公司為代表的分享制的成功，分享制公司在市場經濟各國已逐步演變成為一種與傳統的支薪制公司相競爭的新的企業組織形式。分享制有員工持股計劃、利潤分享制或收益分享制（即年終根據企業利潤實現情況而發放的獎金）、勞力管理的合作制和有差別的勞動資本合伙制等形式。分享制下的獎金通常在年末按照企業當年的盈利情況依據事先確定的標準或計算公式發放。

員工持股計劃的基本內容是根據企業的獲利和規模擴張情況為公司員工購買本公司的普通股并托管起來作為養老金。利潤分享制或收益分享制是勞動者既無股權亦無控制權的形式。在勞工管理的合作制下勞動者擁有全部或大部分股權和主要控制權。在有差別的勞動資本合伙制下勞動者無股權但分享企業收益并參與控制。

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分享制實踐中，員工持股計劃和利潤分享制的結合受到更多的推崇，員工持股計劃促使員工著眼于公司的長期發展，而利潤分享使員工重視創造短期利潤，故兩者的結合可以達到公司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的平衡。

在分享制對生產率的影響方面，經驗分析發現日本的員工持股計劃能夠使生產率提高4—5％，單獨實行獎金制度也可帶來一定的生產率提高。當獎金制度與員工持股計劃結合在一起實行時，獎金制度的生產率效會進一步提高。

在分享制對公司經營目標的影響方面，據調查，通過擴大長期激勵部分的分享數額，減少固定工資在報酬中所占比重，無疑會有利于實現經營目標。目前西方各國的公司特別是原來側重追求短期利潤的美國公司在經營中轉向越來越重視公司長期發展潛力的培育和長期利潤目標的實現。

分享制公司的迅速發展拓展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為此，將分享制公司與支薪制公司一起作為現代企業組織的兩種基本形式加以比較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際價值。對支薪制公司與分享制公司的選擇較之對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的選擇牽涉更多的因素，對我國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有著更為深刻的影響。具體地說，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間的選擇僅涉及籌資管理等因素，而支薪制公司和分享制公司之間的選擇則涉及到產權收益讓渡、激勵機制、勞資關系和治理結構等因素，從產權制度一直貫穿到管理體制。因此，在上述意義上，支薪制公司和分享制公司之間的區分和選擇更能體現現代企業制度的深刻內蘊。

根據本人的研究，我國上世紀80年代初四川省流行的“企業除本分成制”，南京等地流行的“企業凈收入分成制”都是公有制企業改革的成功經驗。這就是分享制。可惜的是，這一比日本、歐美還早的分享經濟改革成功經驗未能得到政府的重視和采納，而要等到20多年的今天來“出口轉內銷”才被重視和研究。本人在專著《新成本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系統地總結和闡述了中國特色分享經濟運行機制,擬作為創建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參考。

(二)“鞍鋼憲法”對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現實意義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必須要考慮吸收中國已有的經驗。中國傳統的企業制度已有幾十年的歷史，雖然其中存在著種種的缺點和問題，需要我們盡快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現代企業制度。但是，傳統的企業制度中還是有很多寶貴的經驗的，我們不應該將這樣一份珍貴的財富丟掉，而去照抄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比如，我們曾大力宣傳和學習的“鞍鋼憲法”，便是我們所應該繼承的。“鞍鋼憲法”傳到國外，對國外的企業管理方式的變革產生了深刻影響，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羅伯特·托馬斯明確指出，批示的“鞍鋼憲法”，即“經濟民主”和民主管理思想（兩參一改三結合），是增進企業效益的關鍵。日本企業管理界將“鞍鋼憲法”稱為當代最先進的管理模式。毫無疑問，我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應首先考慮吸取“鞍鋼憲法”的基本精神與精華。這是我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中國特色所在。

1960年3月22日，在鞍山鋼鐵公司《關于工業戰線上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上批示，宣布“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鞍鋼憲法”的內容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是對僵化的、以垂直命令為核心的企業內分工理論的挑戰。“兩參一改三結合”，用今日流行的術語來說，就是“團隊合作”。日本的所謂“豐田生產方式”，就是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的“團隊合作”，每人不再固守僵化的技術分工，而是隨時隨地解決“無庫存生產方式”中出現的問題。瑞典的Volvo汽車公司，為了發揮“團隊合作”的效率優勢，于1988年開始，將“裝配線”（Assemblyline）改造為“裝配島”（Assemblyisland），使工人不再象從前那樣在裝配線上重復單一的任務，而是8至10人一組，靈活協作，組裝整車。美國也不甘落后，1995年2月1日國會開始辯論“團隊合作法案”。因根據1935年通過的勞工法（WagnerAct），“團隊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國現在必須對勞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團隊合作”的效率潛力。“全面質量”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即充分發揚“經濟民主”——兩參一改三結合——恰是增進企業效率的關鍵之舉。

亞當·斯密將“社會分工”化簡到“技術分工”。換言之，他沒有將“社會分工”與“技術分工”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區分開來，《國富論》開篇頭一句話便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這自然是極富洞見的觀察。但是，他沒有說明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術分工”還是“社會分工”。所謂“技術分工”，指的是在企業內部將一項生產任務分解為不同的步驟去完成；所謂“社會分工”，指的則是社會內部的勞動分工，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生產單位中去的勞動方式。無疑，“技術分工”通過對生產過程的分解，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是，“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之間并無“一一對應”的關系；也就是說，生產過程的不同步驟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前面提到的裝配汽車，既可以有“裝配線”，也可以有“裝配島”，而這兩種形式下的“社會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條生產線上，同一個工人可以永遠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經常調換工種。簡言之，對生產過程的步驟分解，與對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邏輯上同一的概念。

美國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PeterDrucker）直接向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挑戰。他指出，不區分“技術分工”和“社會分工”，是一個“邏輯謬誤”。他以外科醫生為例：手術自然是分步驟進行（“技術分工”），但每個步驟卻不見得由不同的人去執行。事實上，熟練的外科醫生往往一個人進行多種步驟的手術

雖然斯密在18世紀末就寫了《國富論》（1776年），但他的分工理論直到19世紀后期（1870年左右）才真正在實踐中取得支配地位。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為熟練工匠力圖保證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對斯密式的僵化分工進行了頑強抵制。1870年以后，大批非熟練移民工人來到美國，給斯密式分工的系統實現提供了兩大條件：⒈非熟練工人缺乏與雇主的談判力量，無力拒絕雇主將“社會分工”化約為“技術分工”的努力；⒉移民生活的艱辛，使社會平均消費偏好較少注重產品質量，而傾向于接受標準化的大眾產品。

“全面質量管理”、“零庫存生產”，恰恰旨在發揮每個勞動者的主動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對勞動者的創造性的壓抑。然而，真正使每個勞動者發揮積極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產關系的相應變革，使勞動者能夠分享工資之外的利潤。這就必然觸犯資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長的是，盡管資方不情愿，但由于國際競爭的壓力，他們不得不訴諸“團隊合作”、“全面質量管理”等手段，向勞動者讓步。1983年以來，美國已經有27個州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東是企業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僅要對股東負責，而且要對廣大的“利害相關者”負責，而勞動者是“利害相關者”中的主要成員。

“鞍鋼憲法”不僅是對傳統的西方經濟理論與管理理論的重大突破,更重要的是,它是從中國本土產生的對廣大職工實踐經驗的提升而成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創新典范。我們必須正視其科學性、先進性和現實指導意義。筆者認為，創建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也應貫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即應當以我國“鞍鋼憲法”的基本精神為主體和基礎,吸收國外先進的現代企業制度因素加以融合,創建全面創新的現代企業制度。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基本框架構想

上述的分析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照抄照搬西方的現代企業制度在我國是行不通的。西方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之上的，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迎合資產階級的需要的。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是為了進一步的消除企業制度中不合理的部分，進而促進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所以，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首先需要考慮的就是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同時考慮到我國又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建立公有制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時，也必須要符合生產資料公有的客觀要求，反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筆者試就以下幾個方面來闡述如何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作一構想。

（一）堅持勞動雇傭資本，建立勞動主導型的現代企業制度

1.自主聯合勞動的含義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中對自主聯合勞動問題作了創造性地闡述，指出“真正的自由勞動”必須具備以下規定性：“1.必須具有社會的性質；2.必須具有科學的性質；但同時又是一般的勞動，不是把人當作某種馴服的自然之力來驅使，而是當作主體來看待。這種主體不是單純地在自然的、自發的形態之下，而是作為支配一切自然之力的活動出現在生產過程里面。”從馬克思的有關論述中，可以進一步將自主聯合勞動的基本規定性歸結為如下四個方面：社會性，指勞動的直接社會性，不是指需要社會化轉換的個體勞動和私人勞動，而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社會性得到充分體現并表現為勞動者的真正自由活動的聯合勞動；科學性，指勞動過程和勞動手段的高度科學性，具體指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以及科學技術與生產過程的結合，引起的勞動性質的改變；主體性，指勞動行為的勞動者主導性，是自主勞動的本質要求，表現為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者支配生產資料為自身利益服務，即人統治物，而不是物統治人；普遍性，指實現自主勞動的領域范圍的廣泛性，每個人都具有發揮自身創造性才能的機會和權利，人人都有將勞動作為生存手段和生活第一需要的權利。

社會性、科學性、主體性、普遍性是衡量一種勞動是否是自主聯合勞動的必要條件。當勞動同時具備四個條件之時，其社會意義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旦在直接形態之下的勞動不復是主要的財富源泉，勞動時間也就不能而且一定不能再作為財富的尺度”，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也具備了實現基礎。資本的統治，可以歸結為物化勞動對活勞動的統治。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得物化勞動獨立化了，變成了勞動者對物化勞動的統治，即利用物化勞動為自己謀福利。所謂自主勞動，是勞動的發生由勞動者自主、勞動的成果為勞動者自有的一種社會勞動。它是對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揚棄，是勞動的社會形式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然表現。

2.建立勞動主導型的現代企業制度

馬克思認為，勞動的特殊社會形式決定生產方式的特殊性質。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作為雇傭勞動的形式對整個過程的面貌和生產本身的特殊方式有決定作用”，同樣，作為雇傭勞動的對立物的自主聯合勞動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的一種特殊社會形式，它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和整個生產過程的面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既往的實現形式均以資本雇傭下的非自主勞動為基礎，背離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在要求，并且在具體實踐中也步履維艱、四處碰壁。可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改革的實質與方向在于建立自主聯合勞動經濟制度。

當前國企改制中出現的任意解雇職工、壓低在職職工的工資水平和福利，侵吞歷年形成的職工勞動收入積累；全國普遍出現的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等等，從理論上分析，都是由于沒有注意建立自主聯合勞動制度，而使廣大職工的生產中的主體地位、公有生產資料所有者的主人翁地位喪失，變成雇傭勞動者所致。注重建立和完善我國的自主聯合勞動制度，其實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自我完善并固化為經濟制度。這是深化改革中應注重解決的重大問題。

聯合起來的、擁有勞動力的勞動者，以企業所有者或部分所有者（在以勞動者以國資為本與非國資股東合資的企業）的身份，通過按國資平均雇傭利率和國資雇傭量向國家支付國資平均雇傭利息取得國資的使用權，從而把國有資本同他們自己的勞動力結合起來。以這種工人集體雇傭國有資本的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稱為勞動雇傭國資制度或工人雇傭國資經濟體系，也叫做自主聯合勞動經濟制度。

可以從生產關系的基本構成要素來勾勒一下自主聯合勞動經濟制度的框架。在所有制問題上，以資本為代表的生產資料屬于全社會公有，并由國家代表全體社會成員行使所有權。國家是實際上的所有者也可以稱為生產資料國有，勞動者是自身勞動能力的所有者。勞動者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自己的勞動力，自主聯合勞動企業的整體所有權屬于企業的全體勞動者，企業通過支付平均雇傭利率獲得所需資本量的使用權。

在勞動關系問題上，企業的勞動者的地位是平等，都是企業的所有者、主人，完全自愿地相互協作從事生產勞動。任何勞動者個人，可以在章程充許范圍內隨時選擇離開某個企業，在獲得接受時加入另一個企業。勞動者所從事的具體工作的差異純粹是社會分工的差異，并在這種分工的前提下進行聯合勞動。勞動者都有權參與企業的決策，任何企業所占用的國資皆為企業中全體職工參與企業決策的基礎，只是勞動者享有決策投票權的比例按照其對企業資本的所有程度而有所差異，但這并不能否定自主聯合勞動經濟制度下和諧的勞動關系。

在產品分配問題上，完全體現勞動者主導性，整個分配過程都以勞動者為核心。由于勞動者是企業的所有者，使實現按勞分配的必要條件得以滿足，按勞分配成為自主聯合勞動經濟制度下的基本分配原則。企業典型的收入分配程序是：交納諸類流轉稅、調節稅等給政府，扣除各種生產資料耗費和勞務耗費，依平均國資雇傭利率和國資占用量向政府交納雇傭利息，償付到期貸款與利息。依契約規定向市場信用資本與內籌信用資本支付紅利。經過上述扣除后的企業收入剩余形成企業勞動收入，然后向政府交納勞動收入累進稅，提留適當量的企業福利基金，然后，按有效勞動量在勞動者間分配個人勞動收入。這就是企業凈收入分享制。概括說來，自主聯合勞動經濟制度就是把企業的國家所有變成勞動者所有，使之成為由勞動者自己管理的、按平均利率向國家支付國資雇傭利息的、以勞動收入為目的的“民主企業”，從而形成一個以這種勞動者所有的“民主企業”為基礎的資本公有制市場經濟。自主聯合勞動經濟制度用“勞動雇傭資本邏輯”代替了“資本雇傭勞動邏輯”，不僅解決了產權清晰和政企分開問題，而且更好地解決了公有資本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

自主聯合勞動經濟制度的核心就是自主聯合勞動如何雇傭資本問題，其根本路徑在于“勞動者聯合起來組成企業”，即建立“勞動企業”。所謂勞動企業就是，若干勞動者按照公開、自愿、平等、互利等原則聯合起來，組成的從事經營的獨立法人主體，也稱為“勞動者聯合體”、“勞動者集體企業”。在資本經濟制度下，資本雇傭勞動必須遵循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原則。同樣，勞動雇傭資本也必須遵循兩大原則，權利原則是等量利息雇傭等量資本，配置原則是等量信用資本雇傭等量國有資本。我們相信以自主聯合勞動經濟制度為實質與方向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改革必將取得成功。

（二）構建中國特色的現代產權制度

現代企業制度是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的。企業是在一定的財產關系的基礎上形成的，企業的產權制度會影響到企業的行為。可以說，沒有現代產權制度，就沒有現代企業制度。馬克思產權理論認為，產權就是指財產權。財產權是生產關系的法律表現。財產權是一組權利的組合體，既包括所有權，還包括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索取權、繼承權和不可侵犯權。產權這個概念不過是生產關系的法律表現或法律用語。

多年來，由于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國有產權制度改革受科斯的產權理論影響頗深。我國企業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作為指導理論，并借鑒、吸收西方現代產權制度中合理的部分。筆者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建立中國特色的現代產權制度。

1.明晰出資者與企業之間的責任與權利

我國現行的產權制度的一個缺陷就是，出資者不能通過所有權的有效行使形成對企業經營管理者的有效約束。這導致經營者不能有效使用甚至濫用經營管理權，企業業績難以得到保障，出資者利益不時受到侵害。因此，明確界定出資者與企業之間對稱的責任與權利，成為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首要任務。

（1）企業應承擔的責任與權利

首先應該界定企業按照一定的標準（不能出現虧損情況）向出資者承擔資產的保值增值責任。一種實施方式是企業以一定的資產收益率向出資者承擔資產收益責任。這種資產收益率可按社會平均資產收益率與相關系數相乘而得，一般應介于銀行存款利率與貸款利率之間。企業將規定的資產收益分配給出資者后，剩余的凈收入全部留歸企業自由使用和支配。企業經營效益好就可以多留多得，效益不好就少留少得，這樣就可以形成較為有效的激勵機制。同時，企業須擁有完整的經營權或者叫法人財產權，這樣就可以對經營成果負起責任。這種權利與責任的對稱安排，形成對企業有效激勵和約束相結合的機制，使其合理有效地行使經營權，力爭實現企業凈收入的最大化。

（2）出資者應承擔的責任與權利

相對于企業來說，出資者的責任是很少的。出資者的目的是獲得資產收益，就必然要賦予企業經營權。出資者擁有資產收益權，以及確保資產收益的實現和資產安全所必須的監督權和最終處置權。歸納起來，出資者必須擁有下列權利：一是法定的資產收益權；二是對企業的資產流向、財務和執行產權規則的監督權；三是對國有資產的最終處置權。

這種出資者與企業的責任與權利相對稱的安排，使出資者能合理地行使其所有權去監督企業，使企業合理有效地行使經營權；而企業不僅受到有效的監督，而且受一定的資產收益責任約束和全部獲取剩余收入的激勵，定會力求有效使用經營權，以求企業凈收入最大化。

2.建立勞動力產權為主、資本產權為輔的企業內部權力與利益制衡機制

單一的資本產權制度已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趨勢，而單一的勞動產權制度又超越了我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因此，我國的產權制度應當是要素資產聯合和不完全的勞動聯合的有機融合。隨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經濟發展將越來越依靠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勞動，特別是高知識含量的勞動在企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因此，我國企業理想的產權制度應當是以勞動產權為主、資本產權為輔的聯合產權制度。這種聯合產權制度的基本特征有如下幾方面。

（1）剩余索取權分享，建立以勞動力、知識產權等要素入股為主、資本入股為輔的泛股份制。就勞動力和知識產權入股而言，就是把每個勞動者當年所得的工資總額以及投入生產的知識產權的市場評價的總額折合成股權，同資本一樣獲得保值增值，實現勞動力與科技成果的資本化。這樣，企業工人、科技發明者不僅應得到他們的勞動力、科技發明的等量報酬，而且應憑勞動力產權、知識產權參與剩余價值分割而得到相應的紅利。

（2）以按勞分配為主，按資分配為輔。由于聯合產權制度以勞動力產權為主，資本產權為輔，那么在收入分配上就要貫徹以按勞分配為主、按資分配為輔的原則。在這里，勞動者以勞動力入股后，不僅得到勞動力的價值，而且按股參加分紅，分得利潤。這樣，勞動所得就突破了勞動力價值的范圍，而具有按勞分配的性質。資本按股獲得股息和紅利，這是屬于按資分配，但由于資本產權為輔，所得必然有限。

（3）以職工為主體。企業經營權歸作為企業法人的企業職工聯合體所有，并將其權力與職能委托給職工選舉產生的企業管理委員會。企業管理委員會將日常經營決策委托給聘用的經理。

（4）在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上，要素資產聯合體的代表——董事會只有經營權的發包權、對企業的監督權和企業上繳利潤的再分配權；重大決策由企業管理委員會經職工代表大會認可后實施；企業日常經營決策權由聘用的經理行使，經理對企業管理委員會負責，并接受后者的監督。

這種聯合產權制度具有巨大的制度優勢。勞動力產權為主、資本產權為輔，保證了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大大提高了勞動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同時讓資本獲得利息，也調動了出資者的參與熱情。相對于傳統的國有制，委托－成本大大減少，大大提高了監督的效率，使企業的經營效率大大提高。企業勞動者集體所有股權對企業職工形成了強大的激勵與約束，在實踐中較好地解決了勞動者“偷懶”和人力資本“質押性”難題。

（三）職工參與企業管理，建立管理民主、科學的企業治理結構

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必須堅持以勞動為主導，這就顯然區別于資本主導型的現代企業制度。資本主導型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將職工排除在企業治理結構之外的。它僅僅將企業治理結構看成是相關出資人、董事會和企業的經營管理層三方面之間的權力分配和制衡關系的一種制度安排。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必須使得職工在各個方面能夠參與企業的管理，這樣企業的管理會更加民主，更加科學，更加能夠充分發揮勞動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勢。建立民主、科學的企業治理結構，可以從職工更廣泛地參與企業的治理和更加注重職工以外的利益相關者兩方面考慮。一是可以吸收“鞍鋼憲法”中提出的經濟民主思想，二是借鑒西方國家職工參與公司治理制度中的有益部分，以此來建立和完善職工參與企業管理的機制。三是促使組成企業發展的各方利益相關者的平衡協調。

1.從制度上確立職工在企業治理中的主體地位

企業職工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是社會和公有制企業的主人翁。因此，職工必須擁有參與對企業資產的所有、占有、使用、處分的權利，大多數的處于主人翁地位的職工能夠直接參與管理并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職工的地位應該體現在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中，這樣才能更好的發揮他們的巨大作用。從經濟、法律制度上確保企業職工參與企業管理，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完善有關的法律法規。

第一，將企業職工入選董事會的比例以法律形式確立下來，并保證職工擁有足夠的權利參與管理和決策。傳統體制下，職工代表大會是職工參與企業管理、監督經營管理層的權力機構，是實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但是，國有企業推行現代企業制度以后，職工代表大會的基本權能已經為股東大會和監事會所取代，職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體制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自從在國有企業中推行現代企業制度以來，理論界一直期望職工代表入選董事會能依法溶入我國的現代企業制度設計之中，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股份制試點時期的有關法規曾經明文規定，工人代表是法定的董事人選。但令人深感遺憾的是，我國的《公司法》并沒有全面地反映出職工參與制應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加以確立這一世界性的發展潮流。2006年的《公司法》雖然規定：“職工代表在監事會中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國有獨資公司中“董事會成員中應當有公司職工代表”，而對于其他形式的股份公司僅規定“董事會成員中可以有公司職工代表”。從職工參與企業管理的角度，我國《公司法》所設計的治理機構存著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國有獨資公司畢竟是極少數，對絕大多數公司制企業來說職工代表并不能進入董事會，不能參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決策過程。二是雖然國有獨資公司的職工有權入選董事會，但并沒有在職工董事人數和所占比例上作出硬性規定，職工參與管理會有流于形式。結論是顯而易見的，必須完善現行的《公司法》，將職工代表進入董事會以法律形式硬性確立下來。一是必須規定每個企業中必須要有職工代表進入董事會；二是對于國有獨資企業，必須要保證職工代表在董事會中的主導地位，提高職工代表在董事會成員中的比例；三是在非其他形式的企業中，職工代表所占比例要得以保證職工意志能對董事會決策發生作用；四是把《公司法》中關于出資者委派董事與職代會民主推薦、民主推選職工代表，然后由董事會聘任經理的企業經營管理者產生方式結合起來，否則就不會有職工以主人身份參加企業治理的地位保證與實現。

第二，創造良好的條件和環境。在管理上，企業要為職工參與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各項目活動的直接民主管理創造有利的條件和環境；企業要加強對職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領導，通過崗位培訓、企業文化建設和黨組織建設等措施，提高職工的主人素質，強化主人意識，明確主人責任；在政治上，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證工人階級、人民群眾成為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主人地位的實現，為職工在企業當家做主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

2.充分發揮老三會的作用，新、老三會共同治理企業

國有企業試建現代企業制度以來，在企業治理結構設計方面面臨的另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協調“新三會”與“老三會”的關系。所謂新三會，是指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老三會是傳統企業組織制度中的黨委會、職代會和工會。新三會是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的主體框架，在創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必須堅持；老三會是傳統企業制度中的精髓，我國企業管理實踐過程表明這種制度安排有許多長處，在現代企業制度構建過程中也不可廢棄。

黨委會要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思想政治建設、組織建設上，為企業發展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證，不再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一是加強思想政治建設，用先進理論武裝頭腦。通過組織職工學習、過民主生活會等形式，組織班子成員學習政治理論、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等知識，用先進理念充實企業職工的頭腦。二是強化組織建設，提高職工的勞動積極性。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黨員帶頭支持企業改革發展，積極為企業發展出謀劃策，帶領職工把企業的各項工作推向前進，為企業發展提供動力。企業黨委還應積極參與重大決策，在企業建設和發展中較好地發揮政治核心作用，積極參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改革與發展、人事與財務管理等方面的重大決策，為企業的改革發展把關定向。

職代會的職能就是推舉職工代表直接進入董事會。必須從法律上賦予職代會以直接選舉職工董事的權力，這樣才會使職代會與股東會并列成為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之一。從宏觀上看，此舉使得企業治理結構符合我國社會主義的國情；從微觀上看，又為職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提供了一個平臺，協調了股東會、董事會和職代會、工會之間的關系。英國著名法學家戈沃指出：在現代企業內部真正與治理機構打交道的權益主體是企業職工，而不是股東，盡管從法律上看股東是企業資產的終極所有者，但是職工們為企業工作并在企業中度過他們大半生時光。這種情況，在中國國有企業中更是如此，不少國有企業的職工，是終身在一個企業中工作的。職代會過去作為職工參與企業管理、監督領導干部的權力機構，今后一定要加強它的作用，讓職代會成為實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

工會組織需要擺脫過去那種完全依附于黨組織的狀況，要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能真正成為工人的代言人。工會應明確自己的職責所在，全面履行各項社會職能，突出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職能。從工會組織的職責定位來看，維權是促進職工民主管理的前提和基礎。現代企業制度條件下的工會組織，實際上就是一個代表職工利益的團體，就是要把維護職工權益放在首要位置。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既包括職工工作環境的優化、工資待遇的改善、社會保障的到位，也包括工會會員深度參與職工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等方面。在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時，還應從長遠出發，協調好職工個人和企業之間的利益關系。

3.建立協調“利益相關者”利益的治理機制，彌補現代企業制度的缺陷

一般講的“利益相關者”，更多的是指職工、客戶、有穩定關系的上下游企業，如供應商以及債權人。從企業的長期發展角度出發，除了出資人、經營者和職工應參與企業的治理以外，其他的利益相關者以不同的資源對企業做出貢獻，也應參與企業的治理。近些年來，國內對企業治理的研究和實踐，大多偏重于對出資者、經營管理者和監督者之間的職責和權利、約束與激勵機制的設計安排。這種制度安排使得企業治理成了企業內部各權力主體之間的博弈和“精英”之間的游戲，嚴重脫離了企業大多數職工群眾基礎。

在2004年版《OECD公司治理準則》中，經合組織對公司治理準則做了很大的修改。在這個修訂版中，更加強調職工和債權人等作為利益相關者的權利。公司治理開始從更傾向公司內部的權利關系的授予、監控、制約安排，向注重內外部的各種利益相關因素的協調轉變；從更傾向于公司高層的權力安排游戲，向企業職工和債權者等原來忽略的因素傾斜。OECD的苦心在于，在企業追逐利益的過程中，應當透過形式上的治理結構安排和切實的運作行為，讓所有人看得到企業的社會責任和道德倫理之所在。忽視利益相關者的要求，顯然是不能適應現代企業發展趨勢的，我們在修改《公司法》時必須予以糾正。

現行的《公司法》對職工以外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如何參與企業治理無任何規定。在這方面，應該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讓其他利益相關者可以參與企業治理，用以保護他們的利益。比如，債權人、供應商和客戶有權列席董事會會議，其他利益相關者有權獲得相關的充分信息。

加強監事會建設。利益相關者治理的本質是減少企業經營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保護弱勢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達到這個目的，監事會功能的發揮至關重要。企業可以將債權人、客戶代表引入監事會，改變監事會的來源主要是股東和職工的狀況；必須引入獨立監事，保證其超脫的身份和地位，發揮其專業監督職能；保證監事監督行動的獨立性和自由性，監事在認為有必要的情況下，隨時可以實施監督手段，不受董事和經營層的干擾；解決好獨立董事與監事的功能分割與機制協調問題，以及公司監督權力資源有效分配問題，發揮獨立董事和監事在監控功能上的互補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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