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道路構建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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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時代，可以說是歷史上社會最和諧，人民最團結的時代。例如現在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方面人們反映較多的那些重大問題，如貧富差距問題，貪污腐敗問題，社會風氣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就業問題，農村富余勞動力問題，醫療看病問題，義務教育問題等等，現在人們一回憶才知道，這些在現在看來非常難解決的問題，在時代都解決的非常好。這些問題在時代能解決的那么好，就是因為當年為我們指引了一條解決建設社會主義中的各種矛盾的正確道路和思想路線。在50年前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這條正確思想路線的一個集中體現。如今我們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要象同志所說，要把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中闡述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思想，作為我們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見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解決好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和矛盾。

(一)只有抓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社會主義時期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時期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毛選》第五卷,373頁)。告誡我們，不僅要看到許許多多社會矛盾和問題的現象，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從許許多多的矛盾和問題背后的本質上去理解和認識它們。只有從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這個社會基本矛盾去把握和分析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才可能真正認識到這些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本質，因此才可能找到真正的解決辦法。而今天我們許多同志，雖然也能指出一些社會矛盾和問題的現象，但是，我們卻往往不能象當年那樣，透過現象看到矛盾背后真正的本質問題，因此就很難找到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比如社會貧富差距問題，現在我們一些專家學者一會兒這個方案，一會兒那個方案，又是收入比率，又是基尼系數，又是多少次分配等等，但因為只就分配談分配，而看不到分配背后的生產關系問題，看不到所有制問題，所以越研究好象問題越難解決。同時現在不少專家學者在研究當中又驚奇地發現，時代是基尼系數最低的年代，而且是一個非常低的年代，也就是說時代是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最小，而且是非常小的年代。當年領導人民不斷深化生產關系的革命，不斷深化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革命，舊中國的各種社會關系不斷地得到改造，所以貧富差別，城鄉差別，地區差別等等都是趨于縮小。還有像貪污腐敗，社會風氣，社會保障等都是這樣，一研究才知道，在時代，這些重大社會問題都解決的非常好。但是這些問題在今天好象卻很難解決。如果說物質條件，經過50多年的建設，我國現在比當年要好許多。然而，由于我們今天往往不能象那樣看到矛盾和問題背后的本質，所以我們往往不能找到有效解決這些矛盾的辦法。因此在這方面，我們必須老老實實地向學習。

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在不同時代體現為不同的社會關系矛盾，也就是在不同時代體現為不同的社會主要矛盾。例如在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社會基本矛盾主要體現為封建地主階級與貧苦農民的矛盾。在中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后，社會基本矛盾體現為三座大山與中國人民大眾的矛盾。從一個社會歷史時期的特定基本矛盾去把握和認識諸多社會矛盾的本質，也就是從一個社會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去把握和認識這個歷史時期諸多社會矛盾的本質。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要懂得諸多社會矛盾的本質，就必須從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去分析和認識其它這些矛盾。

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這個問題一直在辯論。盡管這個問題對我們不知講了多少遍，但是無產階級革命有一個思想理論上的特點，就是它的最根本的重大思想理論觀點，總要隨著革命的發展和歷史的演變反反復復地進行辯論。因為只有反反復復地隨著革命實踐進行辯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思想才能被我們越來越多的革命群眾所了解和掌握，才能被我們越來越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才能提高群眾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水平。指出,“民主革命是經過長期辯論的”,“經過長時期精神準備”，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也是要經過廣泛辯論的(《毛選》第五卷,443，447頁)。毫無疑問，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革命理論，會隨著革命的發展辯論下去。

首先對要不要找出主要矛盾就有爭論。有些人以“有什么矛盾就解決什么矛盾”為名，反對在諸多社會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這種認識很象當年五．四時期胡適所鼓吹的“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例如在當年進行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時候，有些同志就認為，對待農村發展問題，只要對農民“好行小惠”就足夠了。甚至提倡“四大自由”,“確保私有”。針對這些情況,指出:“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說，要把對農民的幫助“跟總路線、社會主義聯系起來,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毛選》第五卷,120頁)。還說:“有句古語,‘綱舉目張’。拿起綱,目才能張,綱就是主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并且逐步解決這個矛盾,這就是主題,就是綱”(《毛選》第五卷,120頁)。

事實上，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對待諸多社會問題，都是要從自己的世界觀抓主要矛盾的，“綱舉目張”，古已有之，就說明這個東西不是我們無產階級的發明。資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無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所謂“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不過是要把其背后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掩蓋起來。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行政學，經濟學等等，有些表明上也是好像“有什么矛盾就研究什么矛盾”。而事實上這是把現存的資產階級的社會關系永久化，固定化，是限制人們在現存的資產階級社會關系中來“研究些問題”。而無產階級，在取得革命政權之后，則是要在逐步限制，改造，和破除資產階級的社會關系過程中來解決社會問題。從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到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反復告誡我們，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社會主義革命是在一個什么范圍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階級之間的斗爭呢？就是無產階級領導勞動人民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毛選》第五卷,483頁)。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要求走社會主義道路，而資產階級則要走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要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發展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資產階級則要維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維護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因此社會發展中的最基本矛盾，也就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必然主要體現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必然體現為這兩個階級要走不同道路的矛盾。因此，毫無疑問，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一切社會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那么，是不是不抓社會主要矛盾，其它各種社會問題也能解決？根本說來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把社會問題與這些問題所發生其中的具體時代的社會關系矛盾聯系起來分析，就變成抽象地和形而上學地談論這些問題了。例如，大概自有階級以來，就有窮人看不起病這個問題。但是，在不同的階級社會歷史階段，這個問題帶有不同的主要社會矛盾的性質。在奴隸制社會，這個問題是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這個當時主要社會矛盾的表現和反映。在封建社會，這個問題則主要是地主階級與貧苦農民階級這個主要矛盾的表現和反映。到了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時代演變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會，窮人看不起病，則是三座大山與被壓迫的中國人民這個主要社會矛盾的表現和反映。在那些剝削階級統治的時代，盡管也不乏如扁鵲，華佗一類的神醫，盡管也有如李時珍那樣偉大的藥學家，也會有一些什么賑濟窮人的措施，但是，窮人看不起病這個問題，在那些時代，是根本不可能解決的。因為那些時代的剝削統治者們，是不可能面對那些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而如果不是把窮人看不起病這個問題，放在每個時代具體的社會關系矛盾中進行研究，如果只是抽象地和形而上學地談論這個問題，則根本不可能對這個問題有正確的解釋，更不要說能解決這個問題了。

到了中國六憶神州盡舜堯的社會主義時期，事情就大不一樣。誰都知道，當年為了徹底改變農村和農民缺醫少藥的問題，他反復強調“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指出，農村缺醫少藥，是舊醫療衛生制度只能為少數人服務的問題，是一個資本主義城鄉差別問題，是一個資本主義城鄉社會關系在醫療衛生方面的表現。看到了這個問題背后的本質，抓住這個問題背后的綱目關系，也就找到了從主要矛盾入手，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的這些分析和為解決農村衛生工作制定的指導措施，集中體現在一個后來被稱為“六．二六”的指示中。在那個火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年代，在批判了資本主義的醫療制度和資產階級的城鄉醫療關系之后，廣大城市醫務人員紛紛響應，和黨中央的號召，奔赴農村缺醫少藥的地方安家落戶。在1970年左右，全國大中城市中有大約一半的醫務人員下放到農村。在那之前，當時的農村大多只有一個設備簡陋，三，五個人的衛生所，別說看大病，就是小傷小病也往往不能處理。但是，從1969年，也就是三，四年的工夫，大部分的公社醫院都發展到幾十人的規模，都有了手術室，化驗室，病房，X光室，甚至還有小藥廠等等。不僅常見病都能看，而且動大手術，看大病大多都能在公社醫院解決。更重要的是，依托當時的集體經濟，農村農民的赤腳醫生隊伍，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就是在那個時候建立起來的。公社醫院再大再好，也不如赤腳醫生就守在農民的家門口，而且他們不脫離農民，不脫離勞動，又大多懂得本地的醫藥文化，又不需要政府太多的錢，農民看病又很便宜，所以醫患關系等等都非常好。任何今日看過病的人都懂得，看病可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關系問題。別說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就是所謂西方發達國家都沒有辦法解決人民的醫療問題。西方那些所謂福利國家的醫療體制，不是正在一個一個的破產嗎？如今醫療問題甚至已經成為西方國家政治中的一個重要死結。而當年帶領人民，卻在一個貧窮的第三世界大國解決了幾億農民的看病問題。這就難怪人民把他看作大救星，這就難怪聯合國當年向全世界，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推廣中國的赤腳醫生。赤腳醫生(BarefootDoctor)，成為了在世界許多地方家喻戶曉的國際語匯。當我們時常從一些來自其它第三世界國家的朋友們那里，聽到他們國家中的“赤腳醫生”的情況時(比如印度的赤腳醫生)，作為中國人，我們感到非常自豪，因為誰都知道，赤腳醫生是領導的中國人民做出的，對中國和世界社會發展都有意義的偉大發明創造之一。但我們往往同時又感到難過，因為今日在赤腳醫生的故鄉，赤腳醫生倒好像已經成了遙遠的傳說。

因為，在逝世之后，有許多人又不想講什么社會主義了，好像不講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個主要矛盾也能解決各種社會問題。例如農民的看病醫療問題，后來有不少人認為，也許不講什么主義，倒能更好地解決問題。但是，事實是，伴隨著許多人的這種想法，是不幾年后，幾乎所有當年下放農村的醫務人員都跑回大城市里去了。有許多本來已經建設的不錯的農村醫院，又回到原來三，五個人的衛生所情況去了。許多醫療設備被變賣，甚至要靠與衛生工作毫不沾邊的副業來維持生計。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的解散，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也很快成了歷史名詞。應該說，這些年，人們還是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在農村衛生工作上，但是，不但沒能在七十年代的水平上更上一層樓，而是農民看病難和看不起病的情況又重新出現并變得嚴重起來。近日《人民日報》的一篇報導說，目前城鄉醫療衛生的鴻溝已到了不容忽視的程度，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二的農村人口，卻只有很少的醫療衛生方面的資源。目前農村合作醫療的覆蓋率只有10%幾，幾乎90%的農民屬于自費醫療。由于公共衛生供給短缺，醫療價格大幅度攀升，農村不少地方出現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見《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年11月21日，第五版)。

從許多像這樣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就能看出，能不能抓住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這個主要矛盾，對解決各種社會問題是至關重要。抓住社會主義道路這個主要矛盾，才能在社會主義的方向道路和社會關系上尋找真正創新的解決辦法，因為在資產階級舊的社會關系范圍內，是不可能找到什么真正的新辦法的。現在不是提倡“創新型社會”嗎？而事實上，時代才是真正的創新型社會。人們現在所說的中國的“新四大發明”(陸相成油田理論，人工合成胰島素等等)就都是在時明的。中國在時代遠遠不止這四大發明。在時代，新鮮事物從群眾中不斷涌現。尤其是那些直接顯示了新的社會關系力量的發明，如赤腳醫生，兩參一改三結合，學習雷鋒等等，許多成為全世界人民學習的樣板。中國人民在時代何以有那么巨大的創造力？這些發明都集中在時代，難道都是偶然的巧合嗎？顯然不是。在那個偉大的時代，中國人民在的領導下，抓住了社會主義這個真理，抓住了社會主義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嶄新的社會關系，所以才會在重重困難面前，在許許多多嚴重的問題和矛盾目前，顯示了無窮無盡的智慧和力量，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

(二)到底誰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最主要力量？

依靠多數人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還是依靠少數人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是社會主義區別于其它階級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而群眾路線，則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它階級的政黨的一個重要標志。什么叫群眾路線？說就是“發動群眾搞階級斗爭，在斗爭中教育人民群眾”(《毛選》第五卷，322，323頁)。曾反復強調，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是群眾路線四個字””(《毛選》第五卷，454，459，460頁)。按照對社會主義時期各種矛盾的分析，社會主義階段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因此解決社會主義時期的種種社會矛盾的過程，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和革命過程，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斗爭和革命的過程。指出，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的廣大工農勞動群眾，有著強烈的社會主義根本愿望和要求，有著極大的搞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因此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億萬工農勞動群眾，是克服一切困難，解決一切問題的，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力軍。

而我們有些人一說要解決社會發展問題，就往往只想到物質條件，想到錢，想到洋錢洋人，想到什么基金什么援助，想到各種各樣資產階級教科書中的救世方案，想到專家學者，想到國際名人名流等等。而一提工農大眾，則就只有“弱勢群體”四個字。在一些人看來，工農勞動群眾不過是一群等待社會救濟的叫花子。有些人甚至是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諷刺的那樣，“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他們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與其它階級的社會主義混為一談，把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變為接受恩賜和施舍的慈善事業。他們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的結果，是他們只在資產階級社會關系所允許的范圍內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是他們根本不可能看到社會矛盾和問題背后的革命因素，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看到革命人民群眾，特別是億萬工農大眾的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

所以，能不能看到社會矛盾和問題背后的革命因素，看到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看到社會主義道路對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是相信不相信群眾路線的關鍵，是依靠少數人還是依靠多數人關鍵。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是非常落后的。人民群眾普遍非常貧窮，人均GDP是全世界最低的地區，人均預期壽命在1950年還不到35歲，五億人口中幾乎90%的人不識字，缺少經濟資源和失業困擾著我們的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疾病泛濫，落后的衛生條件，以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娼妓，黑社會等社會丑惡現象都非常嚴重。當時面對這些嚴重困難，許多人也是沒有信心。對于中國近代的貧窮和社會發展落后，直到今天都存在著各種各樣錯誤的解釋，什么人口太多啦，什么文化劣根啦，什么黃土文明啦等等。但是從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那時起，就一直反復向我們指出這個問題背后的真正的本質原因，就是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問題。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就又一次指出，人民生活水平當時還比較低，主要是“由于我國被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人壓迫剝削了一百多年，變成一個很窮的國家”(《毛選》第五卷，381頁)。由于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殖民地地位，反復指出，在帝國主義條件下中國人民要獲得解放，就不可能走舊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因為那樣的革命不可能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不可能堅決地反對中國附庸帝國主義的階級和階層，不可能改變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國內階級關系，不可能改變國際上依附帝國主義和受帝國主義剝削壓迫的對外關系。中國的解放和發展只能走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它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也就是說其一切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本質，是中國人民必須用新的，社會主義的制度代替舊制度的問題。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指出，中國會富強起來，中國的地位會提高起來。“在這里，決定的條件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團結一致的奮斗”(《毛選》第五卷，398頁)。總是能看到中國社會蘊藏著的巨大的社會主義力量，總是能看到中國人民要求社會主義的根本愿望。總是向人民指出只有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徹底改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一切社會關系，才能使中國社會在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關系中得到巨大的發展。也就是說，解決中國社會發展的最主要的偉大力量，在于蘊藏在億萬中國人民中的要搞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馬克思曾經說過：“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160頁)。告訴我們，億萬貧苦的工農大眾，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就能成為要搞社會主義的偉大革命階級，就能成為改天換地的巨人。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把這個思想，用“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毛選》第五卷，373頁)這句震撼每一個真正中國人心靈的話概括起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這就是中國人民在時代“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力量所在。

在指引的社會主義道路上，中國人民不僅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得欣欣向榮，而且在社會發展方面也同樣取得了偉大的進步。當為了人民鞠躬盡瘁在1976年逝世的時候，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已經從二十多年前1950年的不到35歲，提高到68歲。中國人的識字率已從10%幾提高到80%。1976年全國在學校的學生總數,一直到十五年后(也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最高記錄。舊社會千百年遺留下來的各種社會丑惡，早已蕩然無存。而各種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在時代都被許多人當成理所當然的事。而今日許多貪污腐敗的大案要案，在那時簡直會被當成是天方夜譚。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在社會發展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不是靠少數人的救世方案，不是靠有錢人的施舍恩賜，不是只等待條件具備，不是樣樣要向西方社會看齊，一句話，不是在舊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尋找救世良方，而是看到社會問題和矛盾背后巨大的革命性力量。這個力量就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成為了革命階級的億萬工農勞動群眾，這個力量就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群眾路線。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專門寫了第三章，以批判各種各樣非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那些非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最多只是對千瘡百孔的資產階級社會的修補，它們都無法超出資產階級或其它剝削階級的社會關系，因此無法使無產階級以及整個社會獲得解放。結論是，“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運動”(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62頁)。要搞社會主義，就必須搞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就必須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領導。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非常強調這個問題，就是因為只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中國人民能夠真正獲得解放的道路，才能發揮工農大眾搞社會主義的主力軍作用。

應當指出，確定工農大眾階級的社會主義主力軍地位，并不是對其它的社會力量和物質條件加以排斥。相反，只有在社會主義道路指引下，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其它社會力量才能真正為社會發展發揮作用。例如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工商業者問題，知識分子問題等章節中，指出，恰恰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其它社會力量才能真正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總之，解決社會發展中各種矛盾的主要和關鍵的力量，來自于億萬工農勞動階級，來自于他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革命性。其它社會階層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不僅有益于社會主義，而且也有益于這些階層自己必然的歷史改造進程。

(三)弄清矛盾范疇之間的關系，糾正錯誤認識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向我們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社會各種矛盾范疇之間的關系，它們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與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之間的關系，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與兩類不同性質矛盾之間的關系，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與種種具體社會矛盾的關系，人民內部與敵我兩類不同矛盾之間的轉化關系，非對抗性與對抗性兩類矛盾之間的轉化關系，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兩類矛盾與非對抗性和對抗性兩類矛盾的關系等等。弄清這些矛盾范疇之間的關系，對于正確理解和處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是至關重要的。但是，長期以來存在的，甚至是流行的一些對這些關系的曲解，說明要弄懂論述的這些關系，特別是前面三個矛盾范疇之間的關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說明對這些關系我們還有待認真深入地學習對它們的論述。

(1)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與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之間的關系。

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即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在走什么道路上的矛盾。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在階級社會的不同歷史階段，體現為不同的社會主要矛盾。如在中國封建社會，社會基本矛盾體現為地主階級與貧苦農民的矛盾。在中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部分之后，社會基本矛盾體現為三座大山與中國人民大眾的矛盾。由于舊中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性質，決定了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必須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取得了勝利，決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而不是為了中國建立資產階級統治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從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到社會主義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后，反復告誡全黨和全國人民，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其核心問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有些同志卻認為革命已經結束，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更是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完全建成，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已經沒有什么阻礙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東西了。除了革命結束論，還有一種革命過頭論，或曰“補課論”，認為革命已經革過了頭。認為中國還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認為如果說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有什么不相適應，那是生產力的發展落后于生產關系的革命。因此認為革命應該倒退，中國應該補上資本主義的課。

對這些錯誤認識,指出，社會主義制度才剛剛建立，它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毛選》第五卷,374頁)。指出,社會主義改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單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等。并指出,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也是社會關系(《毛選》第五卷,443,444，319頁)。所以,社會主義革命不是什么已經完成,而是剛剛開始。事實上我們當年所說的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還主要是指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改造。很顯然,所有權不等于所有制,更不等于全部生產關系，更不等于包括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全部社會關系。即便是有一天資本家都沒有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卻還會長期存在，這是由歷史條件決定的，這就是列寧和說的“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意思。的社會主義繼續革命論，就是指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采取限制，利用，改造，和最終鏟除的長期歷史過程。把取得所有權和政權當成革命的終結，是把無產階級革命混同與其它階級的革命。指出：“從來的革命，除了奴隸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剝削制度代替非剝削制度以為，其余的都是以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為其結果的。只有我們，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的革命，是以最后消滅任何剝削制度和任何階級為目標的革命”(《毛選》第五卷,166頁)。還說“一九五七年宣言說得好：‘對工人階級說來，取得政權只是革命的開始，而不是革命的終結’”(見《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

而“補課論”，則顯然是沒有弄懂為什么中國要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早就指出，并不是什么中國還沒有進入資本主義，而恰恰是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成為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部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中國的資本主義道路只能是作為帝國主義附庸，并被帝國主義剝削和壓迫的道路，這就是舊中國的情況。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在中國要建立獨立的資產階級專政，那只是類似于1927年中國資產階級的基馬爾主義幻想。

(2)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與兩類不同性質矛盾之間的關系。

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與兩類不同性質矛盾之間的范疇關系，長期以來，一直流行著一種錯誤的認識，即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簡單地等同于敵我矛盾，而把人民內部矛盾等同于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無關的矛盾。例如,兩年前有篇討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著作的文章就說：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起來后，“人民內部矛盾已經取代階級矛盾上升為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很明顯,在這個說法認為人民內部矛盾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完全無關的兩個矛盾范疇，而且“人民內部矛盾已經取代階級矛盾上升為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這顯然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個主要矛盾，與這個主要矛盾的兩類表現形式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范疇關系搞錯了。在一九五七年一月曾明確指出：“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國的情況來說，現在的階級斗爭，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毛選》第五卷，357頁)。非常顯然,我們許多人對這個問題的理解,與的闡述大相徑庭的。于是，在社會主義運動高潮的時候，就出現一提階級斗爭就以為是敵我矛盾(或是只在敵我矛盾中搞階級斗爭)的傾向，或者是把所有階級斗爭問題(包括表現在人民內部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都當作敵我矛盾來對待的錯誤傾向。而在社會主義運動低潮的時期，又出現把人民內部矛盾說成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斗爭，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斗爭毫不相干，從而完全否認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的錯誤傾向。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一是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強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同時又強調人民內部矛盾，強調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目的和方法。的這兩個強調不是要(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把這兩個問題對立起來，而是恰恰要說明“現在的階級斗爭，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也就是說，大量的表現和反映在人民內部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社會主義時期主要要解決的問題。歷史和現實的經驗都證明，正確理解和認識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與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之間的范疇關系，對能不能真正抓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個主要矛盾是至關重要，對能不能處理好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弄清主要矛盾與兩類矛盾之間的范疇關系，才能把關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論點的邏輯關系弄明白，這些基本論點是：一，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其核心問題是圍繞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二，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主要的和大量的是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三，解決這樣的人民矛盾,主要是為了弄清是非(即圍繞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問題),而不是為了劃分敵我,。四，因此必須以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五，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在一定條件下會轉化。

還有些人認為，在人民內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進行反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斗爭，繼續在一切社會關系方面對資產階級進行革命會惹起更多的社會矛盾。但事實上，如果不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如果不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那才是非常危險的。針對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其它一些東歐國家的問題，反復指出，其基本問題就是那里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沒有搞好，沒有在階級斗爭中教育好和訓練好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隊伍，所以是“自食其果”(《毛選》第五卷，323，357，376頁)。還有像前蘇聯的赫魯曉夫在1956年搞了修正主義的秘密報告，1961年蘇共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徹底否認社會主義時期還有階級和階級斗爭。三十年后不僅許多人民內部矛盾并沒有在所謂的“新思維”中得到解決，而是這些矛盾反而激化到了對抗性的程度。最后以蘇聯的解體，整個東歐的混亂和社會大倒退結束了沒有階級斗爭的神話。聯系到我國這些年的許多問題，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等，都證明繼續進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進行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斗爭，繼續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進行限制，改造和革命，是社會主義能夠存在和發展的最基本的條件。

(3)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與其它社會矛盾的關系。

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與其它社會矛盾的關系，反復向我們指出它們是綱與目之間的關系，是諸多社會矛盾受社會主要矛盾的規定和制約的關系，是主要矛盾具體表現和反映在種種社會矛盾中的關系。但是有些人以研究具體矛盾為由，說抓主要矛盾會妨礙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因此反對抓主要矛盾。還有些人是架空主要矛盾，雖然口頭上也說用馬列主義思想來指導，而實際上并不用對主要矛盾的認識去指導解決具體問題，所以也是割斷了綱目之間的關系。

抓主要矛盾會妨礙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嗎？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分析了十來個具體問題，每一個都分析到了問題的實質，而每個問題都是圍繞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個主要矛盾來分析的。可以說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通過對一個個具體問題的分析，來向我們闡釋主要矛盾與其它矛盾的綱目關系。社會主要矛盾，簡單地說就是某一歷史階段最基本的社會關系矛盾。如果拋開這個歷史階段具體的最基本社會關系研究其它社會問題，則必然只能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學的空談。我們現在有一些專家學者，無論談什么社會發展問題，都只會比照西方國家的標準，而忘記了把問題放在所發生的我國現在具體的基本社會關系中去分析。例如像公共義務教育問題，有的專家就會說西方國家對教育的人均投入是多少，他們的教育投入占國家總支出的百分之多少，而我們又是多少多少云云。先別說西方的公共教育是否成功(事實上現在幾乎所有西方國家都承認他們的公共教育情況非常糟糕，例如美國的高中輟學率是大約35%)，先說說我們這樣一個世界最大的第三世界國家，是否能和西方的人均教育投入攀比呢？而這樣的對問題的研究，不是空談又是什么？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國幾乎有90%的人不識字，人均GDP又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但是在的領導下，二十多年后不識字的比率就下降到20%，1976年全國在學校的學生總數,一直到十五年后(也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最高記錄。我們今天面對國民教育的許多嚴重問題，難道當年為中國國民教育所做的巨大貢獻，難道他當年指出的社會主義教育路線，不是最值得我們學習和研究的寶貴經驗嗎？

抓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個主要矛盾，并不是不再須要研究其它具體矛盾，而是恰恰要把其它種種問題放在現在社會的最基本社會關系矛盾中，即放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社會關系矛盾中，放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矛盾中進行認識和分析。只有這樣才會有實事求是的對問題的理解，才能防止形而上學的空談。總之，要想解決好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就必須走為我們指引的社會主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