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一體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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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研究通過對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時間序列下的上海和周邊區域間經濟關系的起伏過程的分析，揭示出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在動力。認為，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是由于區域內部各次區域間商品和要素流動密度不斷增加而產生的區域整體化趨勢增強的過程和狀態，在這個過程中，由改革開放和區域經濟發展內生出來的產品和要素的跨次區域流動是最主要的因素。產業集聚、產業轉移、產業分工以及空間距離、要素流動網絡和制度成本是影響要素流動并和其形成互動格局的主要解釋變量。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內生于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進程，并與之形成互動，由此認為：推進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應該更多的依靠經濟發展的主體：企業和民間力量，政府部門的工作則因放在弱化乃至消除各種阻礙要素流動的區域行政壁壘和強化區域一體化公共產品的供給上面。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要素流動產業分工

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正在成為中國經濟的熱點問題之一，這一問題的提出將從兩個層面上對中國經濟全局產生重要的影響：首先，通過加快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在中國經濟的核心區域實現“強強聯合”，產生具有國際意義的產業經濟集聚效應，進而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激發出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增強中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地位；第二，解決現實中國經濟運行中的產品和要素市場的分割、地方保護主義問題，推進政企分離，加快統一國內市場的形成，加快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步伐。那么，為什么是在長三角，是在江蘇、浙江和上海之間，而不是在其他地區首先提出區域經濟一體化這樣一個帶有中國經濟全局意義的問題?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在動力是什么?什么力量推動著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本文將以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和江浙之間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為例，從歷史分析的角度，嘗試著回答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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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沿海發達地區產業轉移與區域經濟整合研究——以長江三角洲為例》(編號03BJL010)和浙江省重大社科基金項目《浙江與上海區域經濟聯系的新特點與定位研究》的資助。

一、改革開放前的長三角次區域間的經濟關系

——垂直分工的一體化體系

長三角次區域，我們指的是江蘇、浙江和上海具有一體化自然傾向的區域經濟關系可以上溯到上一個世紀。在前近代時期，上海無論在地理空間上還是在長江三角洲的城市序列中都處于邊緣的地位，那時長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蘇州和杭州，上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鴉片戰爭后中國的對外開放，由于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上海在鴉片戰爭以后很快成為西方各國進入中國的橋頭堡，從積極意義上說，上海也就成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樞紐。以此為契機，國際資本和上海周邊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資本主義產業基礎的江蘇、浙江民間資本以及居民大量的涌入上海，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上海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近代產業的形成和江蘇、浙江有密切的關系，如在很長時間內成為上海主要產業的棉紡織工業就和江蘇南通、無錫地區，以及松江、太倉①等地發達的棉紡織業有密切的依存關系，特別是浙江的工商企業家，自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這一歷史時期內，一直將極大的精力放在上海的發展上面，有人統計過，30年代上海商界名人中寧波籍人士占了25％②，浙江商幫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更是突出，民國時期，執上海乃至整個中國金融界牛耳的所謂江浙財團，這主要是指當時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和浙江實業銀行等，其經營者主要還是浙江籍人士，因而有時又被稱為“浙江財團”。

1949年以后，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條塊分割，同一地域內但行政隸屬關系不一的省市之間的經濟聯系有所削弱，但是支撐上海發達的制造業特別是輕工業和紡織工業的依舊是周邊浙江、江蘇的農林水產業。這一時期，浙江和上海的經濟關系主要是在國家計劃經濟的框架中實現的，當時在上海設有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華東局”，在很長一個時期內，“華東局”的主要負責人也就是上海市的負責人，同時華東局還設有計委、經委、財辦、農辦等機構，在當時黨政一元化領導情況下，華東局和浙江的關系事實上是一種行政上下級之間的關系。在這種體制下，雖然不能說，上海和浙江之間有上下級的行政關系，但是，由于華東局所在地是在上海，這無疑強化了上海在長江三角洲和整個華東地區的區域中心地位。

從產業分工的角度講，改革開放以前上海和周邊地區的區域經濟關系是一種以垂直分工為主的區域經濟關系。這可以從上海和浙江產業結構的比較中獲得證明。1978年上海的第二產業比重為77．36％，而浙江第二產業的比重僅為43．26％，上海第一產業的比重為4．03％，浙江的第一產業比重達到38．06％，同年中國全國的第一產業的比重為28．1％，第二產業的比重為48．16％，浙江第一產業的比重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近10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比重比全國平均水平低5個百分點，而上海第二產業的比重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近30個百分點。從當時浙江的經濟發展狀況具全國中流水平的情況看，這樣的產業結構是具有特殊性的，這種特殊性只能用浙滬之間存在著垂直產業分工關系來說明③。

在計劃經濟的安排下，浙江必須將自己剩余的農產品以計劃價格提供給上海，上海又將其加工成為工業制品，供應包括浙江在內的全國市場．浙江和上海這種緊密的產業分工關系，在當時全國各省市之間是比較突出的，我們可以用滬浙之間紡織品生產流通的一體化安排來給予證明。20世紀70年代以前，全國各地居民購買紡織品必須持有“布票”，而布票是具有地域屬性的，只能在各省市自治區管轄范圍內流通，由此可見，當時中國紡織品零售市場是按省市自治區行政區域邊界分割的，但是作為全國唯一的例外，浙江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因而形成了一個浙滬的紡織品零售“自由貿易區”，或者說是浙滬紡織品零售商業的“統一市場”，這種統一市場就是當時雙方產業分工關系的一個特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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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現在屬于上海郊縣的松江、太倉等地20世紀50年代之前都屬于江蘇。

②上海證大研究所：《長江邊的中國——大上海國際都市圈建設與國家發展戰略》，學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頁。

③參見陳建軍《中國高諫增長地區的經濟發展——關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在中央計劃體制下形成的上海和江浙地區(主要是浙江地區)的垂直產業分工體系，除了雙方互為鄰域的地理條件之外，雙方的資源稟賦的結構差異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比如，上海擁有較多的科技能力、資本和較為完備的基礎設施等資源，因而具有發展工業的比較優勢。而浙江則具有較好的適應發展農耕產業的自然和生態條件，漫長的海岸線，廣袤、肥沃的杭(州)嘉(興)湖(州)平原和寧(波)紹(興)平原，被稱為魚米之鄉，因而具有發展農業和水產業的比較優勢。從這個角度講，計劃經濟安排下的浙滬產業分工體系在當時條件下是一種較優的資源配置選擇，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在江浙滬垂直分工體系的支持下，改革開放以前，上海成為中國最具實力的工業基地，特別是輕紡等消費品工業和機械制造業在中國具有無可爭辯的領袖地位，同時，浙江的農業發展在全國也具有領先的地位，早在1964年，浙江的糧食單產(畝產)就超過了400公斤，是當時全國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最高的省區。同時，中國經濟和中央財政也從這種分工結構中獲得了較大的收益。

但是，另一方面，這種垂直分工的一體化安排，也給長三角區域經濟持續發展帶來較多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阻礙了江浙滬地區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住民福利的不斷改善。受阻于浙滬產業分工體系，改革開放以前，浙江和江蘇的工業化進展和人民收入的增長緩慢，特別是由于人口的不斷增加，耕地面積不斷減少，同時，受計劃價格規定下的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的影響，浙江等地從事農業的比較優勢不斷受到削弱，產出效益不斷下降，即便農業單位產出不斷增加，也難以避免“增產不增收”的結局。到改革開放以前的1978年，盡管浙江的農業發展水平具全國最高水平，這可以用糧食單位產量，生豬存欄數目等等一系列指標來衡量，但是浙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當時全國的28個省市自治區中的排名卻只有19位，僅為上海的16．7％。江蘇省高一點，也僅為上海的21．9％。

由此可見，計劃經濟安排下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產業垂直分工體系，盡管在一定條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要素結構的動態變化，這種垂直分工的一體化體制不可避免的具有邊際效益遞減的特征，到了改革開放前，實際上這種分工體系已經失去了活力。而江浙地區的農村基層和民間也開始孕育著突破這種體制的張力。20世紀70年代蘇南地區和浙北地區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就是證據。

二、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第一次浪潮

——上海經濟區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分權改革開始的，改革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各地方政府發展本地經濟的沖動，以及由此而來的各地區之間在發展經濟方面的激烈競爭．這為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另一方面，單純的行政分權必然導致對資源的分割，從而對經濟發展和產業分工起阻礙作用。曾經經歷過多次“分權”和“收權”改革的中央決策層對此也有深刻認識。為此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權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時，也一再提出要搞“橫向聯合”，搞區域經濟協作，以打破“條塊分割”所帶來的弊端。在這一背景下，改革開放不久，1982年12月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成立上海經濟區①。實際運作開始于1983年。上海經濟區當初成立的時候僅包括上海市和江蘇的蘇州、無錫、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和寧波等10個城市，后來擴大到浙江、江蘇和上海兩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進來，1985年江西省加入了進來。到1987年福建省也參加了進來。由于上海經濟區的常設機構僅僅是一個“規劃辦公室”，一個研究規劃機構，其主要運作平臺上海經濟區省(市)首腦會議，即二省一市首腦會議和十市市長聯席會議，基本上是一個協商性質的會議，由相關省市第一把手“輪流做莊”，并無超越各省市行政權以上的行政權力，因此從經濟學角度講，上海經濟區并沒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壘進行資源配置的功能，特別是80年代以后，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一直沿著“地方分權＋市場化競爭”的路徑推進，在區域經濟發展層面，“中央一省”的經濟權力和利益分割的博弈表明，后者的地位和份量在不斷加強，與此相匹配的另一個趨勢，就是地方與地方之間競爭的強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并沒有被賦予用組織手段，更沒有形成一個統一市場或共同市場來進行資源配置功能的上海經濟區，其在長三角主要省市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不斷被邊緣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由于上海經濟區的不斷擴大，從最早的長江三角洲10城市，擴張到華東地區5省1市(滬、蘇、浙、皖、贛、閩，山東省派觀察員)，因此協調起來更加困難，此外，80年代后半期的宏觀經濟形勢也日趨復雜，上海經濟區在成立5年以后，終于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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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82年12月27日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成立上海經濟區，1983年3月22日直屬國務院的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在上海成立，原電力部副部長王林擔任主任。5年后，1988年6月1日國寶計委發出通知，撤銷國各院上海規劃辦公室。

上海經濟區的實踐在組織形式上不能說是成功的，但是在內函層面上，上海經濟區成立對當時江浙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這種積極作用更多的是體現在微觀層面上，上海經濟區成立剛好是江浙地區的鄉鎮企業大發展的時期，因此，上海經濟區在很大程度上為浙江和江蘇，特別是蘇南和浙北、浙東北地區的鄉鎮企業利用上海的資源提供了便利。當時對上海經濟區表現出極大熱情的正是這些鄉鎮企業，就是在這一時期，許多浙江的鄉鎮企業利用上海經濟區的有關組織機構和上海的國有企業掛上了鉤，進行多種形式的技術經濟合作，當時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鳳凰牌”自行車，“蝴蝶牌”縫紉機，都在浙江找到了零部件生產廠家和“OEM”廠家。資料顯示，當時有50％的上海企業和江蘇、浙江有經濟技術合作關系①。在另一個層面上，上海經濟區也為浙江、江蘇和上海企業之間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非正式制度的經濟技術聯系提供了制度屏蔽和合法依據，在這一框架下，利用各種民間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師”對江浙地區的鄉鎮企業發展，對長江三角洲區域內部的技術轉移和產業區域轉移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浙江(當然也包括江蘇)的鄉鎮企業對上海經濟區的熱情還表現在對“上海”品牌，即上海影響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上，當時很多浙江的鄉鎮企業在自己的企業冠名前都加上“上海經濟區”的牌子，明明是浙江嘉興或湖州的××鄉或××鎮××企業，這時，冠上“上海經濟區”成為“上海經濟區××企業”，對在大陸內地打開企業產品的銷路的確是有事半功倍效果的。浙江和江蘇的鄉鎮企業對中國內地市場的產品銷售優勢正是從這里開始的。

上海經濟區實踐的挫折，有人認為是行政手段整合長江三角洲經濟的失敗，但是，不難看出，它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為她不具備權威的行政功能和組織功能，但是，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上海經濟區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權威的行政機構，否則不又成為華東局的再版?當時的宏觀環境決定它只能是一個組織協調機構，即便如此，在80年代洶涌而來的地方分權＋市場化的改革和發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隨而來的各地方利益不斷剛性化大趨勢面前，這種協調機構在組織上的無力化可以認為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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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據當時的浙江人民政府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后任浙江人民政府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曹大立回憶，參見《錢江晚報》(2003年7月3日，第4版，長三角特別報道)。

從歷史的延續看，80年代的浙江和江蘇剛剛擺脫改革開放前由計劃體制所規定的已經失去活力的垂直分工體制，依靠本地富有活力的鄉鎮企業為主要動力推進農村工業化，取得了遠高于當時中國平均發展水平的高速增長，因此對可能重新受制于地域之間分工體制的行為抱有警惕的態度也是難以避免的。

但另一方面，上海經濟區的建立及其在微觀層面上對江浙地區非國有企業發展的貢獻，也表明，長江三角洲內部的一體化因素是內生性的，盡管形式可能有多種多樣，但是只要發展區域經濟，這種由要素稟賦的差異和要素流動的可能以及由此而來的產業分工所決定的一體化的內在力量是一定會通過各種形式表現出來。

在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歷史過程中，上海經濟區時期是一個轉折期，它表明，上海和周邊的江浙地區之間的產業分工開始從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發展。

三、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東開發開放

上海經濟區的實踐從組織形式上、或者說在宏觀經濟層面及區域經濟層面講不能說是成功的，但是，上海經濟區的實踐在微觀層面上，對包括江蘇、浙江在內的上海周邊地區鄉鎮企業發展的促進作用是有重要意義的，相比而言，由于體制改革的滯后，上海沒有形成一種主動利用上海經濟區一體化的市場機制，那怕是不成熟的市場機制，因此，上海在第一次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中獲益是有限的。可以說，整個80年代，在中國經濟版圖的勢力分布上，上海經濟的退潮趨勢是非常明顯的。20世紀70年代末，上海的GDP在全國的GDP中的份額為7％，以后就一路下滑，到浦東開發開放前的1990年，降到了4．08％。上海工業總產值的份額下降得更快，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上海的工業總產值一直占全國同比值的20—25％，1984年大約還有10％，但是，以后就不斷下降，到90年代末僅為全國比值的5％左右。

從區域經濟和產業經濟的角度分析，20年代80年代上海經濟的退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長三角產業垂直分工體制所帶來的優勢，由于除了糧食之外的農副產品價格先于工業品價格“放開”，浙江、江蘇的農副產品不再以計劃規定的低價供應上海，使得上海的國有工業再也不能象改革開放前那樣輕易獲得低價消費品工業的原材料，不僅如此，江浙兩地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開始利用自己在制度、土地、勞動力成本方面的優勢蠶食上海工業品的傳統市場，加深了上海國有工業的困境。

然而，從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發展的全局看，上海的衰落拖累了整個長江三角洲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20世紀80年代，盡管浙江和江蘇都有不俗的經濟增長的表現，1978—1991年，浙江和江蘇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分別達到12．15％和10．32％，但是由于上海這一期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僅為7．43％，低于全國平均水平(9．04％)近2個百分點，以致這一時期長江三角洲二省一市總體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僅為8．4％，甚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比同期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的年均13．9％，要低4．5個百分點。

不僅如此，長江三角洲地區在應對國內經濟波動方面的表現也遠不如珠江三角洲，在1989—1990年中國經濟的低潮期間，浙江的經濟增長率降到了5．2％，江蘇省為3．6％，而同期廣東省依舊保持了2位數的經濟增長率。20世紀80年代中國各省市自治區經濟競賽的結果表明，廣東省成為了中國經濟的明星。

對這種局面最有感受的應該還是上海。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在總結了前10年有關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以浦東開發開放為突破口，浦東浦西聯動，加速上海改革開放步伐的戰略思路，這一思路得到中央決策層的肯定，進而引發了以浦東開發開放為契機的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東開發開放使得上海再度崛起，并再一次確立了在長江三角洲、長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上海經濟發展從長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一躍成為增長領先地區，從1992年以來，上海一直保持著2位數的經濟增長率，其不僅在長江三角洲，在中國經濟中的核心地位也得到鞏固和加強。

在浦東開發開放的影響下，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80年代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群龍無首”的局面開始有所改觀。江蘇和浙江又開始將目光轉向上海。

浦東開發向江蘇和浙江等上海周邊地區提供了兩個方面的發展機遇：

(1)加速改革的機遇，由于浦東開發開放，80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后衛的上海一舉成為改革開放的先進地區，一些改革開放的政策措施首先將在浦東推行，由此帶來的制度收益，無疑對周邊地區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比如，證券市場的開放，金融體制的改革等等。

(2)引進外資的機遇，以浦東開放為契機，國際上掀起了上海熱，由此帶來了外商對長江三角洲地區投資的熱潮。

如何利用浦東開放開發的機遇，上海、浙江、江蘇不同部門的行為模式也有差異。

在省級政府層面上，浦東開發開放以后，主要形成了兩個協調會議，一是江浙滬省(市)長座談會，二是長江三角洲十五市的市長協調會，但是具體的成果似乎不是很多。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周邊地區(如浙江)雖然也看到了浦東開發給浙江經濟帶來的機遇，因而提出了“接軌浦東”的口號，但另一方面，則擔心浦東開發會形成“黑洞”效應，吸引周邊地區的優質資源，包括資本和人才去上海，進而對周邊省區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在具體的政策層面，浙江和江蘇一樣似乎沒有更具體促進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的舉措。

利用浦東開發開放的機遇，在江浙兩地鄰近上海的市縣一級的層面上具有更為實質性的內容。

江蘇南部地區的蘇錫常地區，首先利用自己和上海緊密的地理位置，利用在上海經濟區時期已經建立起來的微觀經濟聯系，將原來已有的上海國有企業和蘇南鄉鎮企業之間的技術轉移通道迅速轉變為利用上海的對外開放平臺，引進海外資本，推動本地區域經濟發展的新的蘇滬合作模式。繼承了80年代的傳統，蘇南和上海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宏觀務虛、微觀務實”，務虛主要是利用中央給上海的優惠政策的“溢出效應”，包括，在靠近上海的周邊地區設立和上海“接軌”的出口加工區、技術開發區等等，而不是依靠上海政府部門的政策許可或直接利用上海地方政府的資源；務實就是主動以市場化手段將上海作為資源利用平臺，零距離面對進入上海、或意愿進入上海的外商展開聯絡工作，加快引資步伐。

這一時期，在利用上海資源方面，和蘇錫常地區具有同樣優越地理位置的浙江的嘉興地區成果并不是很明顯。在地緣關系上，由于浙江北部近鄰上海南翼的嘉興地區，在經濟上自主獨立意識和能力相對不如上海北翼的蘇州地區，或者說，當時的嘉興地區在更多地通過市場手段去獲取地方經濟發展資源的主動性相對不如蘇州，因此，主動利用上海資源方面也就遜色于蘇南。

利用浦東開發開放機遇的第三個層面是企業，浙江在這方面的收獲可能更大。

比較蘇南地區以當地各級地方政府主導、“官民同心”共同推進和上海的關系，進而轉向外向發展軌道，推進本地區經濟轉型的方式，浙江經濟和上海的連接點往往更多地帶有民間、個體(包括個人以及民間企業)和非正式關系的特點，即以民間力量為主導力量的特點，而民間力量要利用上海的資源，就只能更多地采取進入上海求發展的方式，這一時期，隨著浙江民營企業的迅速發展，浙江的民營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進入上海發展的件數開始增多。1991年底，設在上海浦東新區的(國內)外地企業有142家，其中江蘇、浙江各有33和32家，幾乎占外地企業總數的一半。以后，進入上海的浙江企業一直在不斷增加。

我們可以看到，浦東開發開放以后，上海開始擁有新的資源優勢，包括中央給予的優惠政策，以及由此而來的制度優勢和吸引外資方面的優勢，上海新的資源優勢是形成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但是如何利用上海這些新資源優勢，積極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上海周邊的江浙地區內部反映是有溫度差的。一般來說，依靠市場獲取資源比例比較高的部門，歷史上和上海的經濟關系更為密切的地方和部門，采取了比較主動的姿態，如江浙地區的鄉鎮和個體私營企業部門，還有，臨近上海且歷史上就和上海有較為緊密的經濟文化聯系，因而有可能比較容易地獲取上海浦東開發的外部經濟蘇南地區，特別是蘇州地區。而依靠組織獲取資源比例較高的部門，如江浙地區較高層次的地方部門，如省一級的地方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部門，就常常采取更為謹慎的態度。

四、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第三次浪潮

世紀相交前后，長江三角洲經濟一體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

這次高潮的來到，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國際化趨勢的加速，中國加入“WTO”以后，國際制造業向中國大陸，特別是向中國沿海地區轉移趨勢趨于明朗，而以上海為標志物的長江三角洲在中國沿海發達地區中的地位在這一波國際產業轉移浪潮中已經超過珠江三角洲，成為外商在中國投資的首選地區，而在外商眼中，作為投資對象的上海，并不僅僅是一個中國行政區劃版圖上的上海，而是一個包括長江三角洲的大上海區域，可以說這是一個以上海為圓心，以基礎設施的動態條件為可伸縮的距離半徑的這樣一個廣闊的地域，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向上海周邊地區，如江蘇的蘇州地區，浙江的嘉興地區外商投資都非常踴躍，蘇州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額，特別是臺商投資數額甚至超過了上海，外商投資在長江三角洲的布局也從正面促進該地區的一體化發展，如將企業的事務機構，銷售機構，研究開發機構布局于上海，而將生產基地布局于周邊地區，進入上海的外資商業機構，也幾乎無例外地向周邊地區發展自己的連鎖企業。總之，外商投資大量進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并且在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構筑起外商投資企業內部的地域分工網絡。這對長江三角洲各地域之間的經濟一體化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上海的南翼，浙江省開始認識到，要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打開外向發展的軌道，利用上海的資源是必不可少的，蘇南的發展提供了一個佐證，浦東開發開放以來，蘇南在利用上海的國際影響力引進外資方面遠遠超過浙江，現在僅蘇州一個市的引進外資數量就超過浙江全省。2003年前11個月，蘇州引進外資的數量甚至超過了上海。

第二個原因是市場化的趨勢，90年代后半期，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加速，以及政府和企業之間關系也開始向市場化方向發展，這一改革的結果就是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本地企業控制力的弱化，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地方政府——鄉鎮企業或者地方政府——個體私營企業(民營企業)之間的聯盟關系開始出現了松動，與此相關的一個經濟現象就是“產業轉移”，特別是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地區，以及寧波、嘉興等和上海具有比較緊密聯系的地區，許多民營企業通過各種途徑“移師上海”，據統計，到2002年，浙江各地在滬投資創辦的企業5萬余家，其中注冊資金20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2000多家，集團公司有50多家。浙江在滬企業投資總額達618億元以上，經商人員有25萬，勞務人員26萬人(其中建筑業15萬人左右)。浙江省在滬投資總額和創辦企業總數，均居全國各省市的首位。

龐大的浙軍(指在上海的浙江企業群)之中，有的已經在上海安營扎寨，比如寧波的杉杉集團，平湖的茉織華集團等已經將總部搬到了上海。浙江其它一些知名的民營企業，如萬向集團，西湖電子、埃力生集團都在上海設立了分公司，溫州低壓電器三巨頭正泰、德力西和天正都在上海建立了生產基地或投資公司。還有很多的浙江企業，正走在進軍大上海的路上。

與此同時，上海方面也采取了積極的措施鼓勵外省市企業向上海轉移。1998年和2002年，上海市政府公布了《關于進一步服務全國擴大對內開放的若干政策意見》(又稱“24條”)和“新24條”(即上述“意見”的修訂版)，各區專門成立招商辦公室，采取種種措施和辦法，特別是對內定招商目標登門拜訪，宣講政策，鼓勵進滬投資發展。從而引發了周邊省市尤其是江浙兩省企業新一輪的進滬投資熱。一些過去就想到上海發展的浙江企業，順勢應時，紛紛在上海購房產、買地塊、辦企業。一時之間，在上海工商企業名錄上，出現了一批原本是浙江知名企業的字號，但卻在企業名稱前加上了“上海”，如上海萬向，上海德力西等等。

五、關于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動力分析

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表明，推動一體化的動力機制有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因素。

在改革開放初期，外力的推動對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是重要的，上海經濟區的建立，以及當時由中央決策層倡導的“橫向經濟聯合”和“經濟協作”，對于長三角區域內部的產業轉移和產業水平分工的推進，以及降低由于地方分權和財政分灶而得到加強的地方行政壁壘所導致要素流動的制度成本起到了關鍵作用。這一時期中央決策層的政策對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來說是一種動力(或者說利益)供給型的外力推動。

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央決策層有關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的一系列政策，對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來說，已經不是動力供給型的外力推動，而是(利益)誘致型的外力推動，即中央并不是對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施加直接影響，而是通過向上海注入加速開放和發展的政策資源，進而產生區域經濟的外部性，以此來提高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向心力，或者說提高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邊際收益，也就是說，這時的外力推動是通過內部因素來產生作用的。

進入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第三階段，作為一體化的外部力量的中央決策層的政策推動，就更深刻地依賴于一體化的內生因素，施力過程也從直接作用轉變為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而來的間接推動，可稱為間接誘致性的外力推動，即由于改革開放進程的加速，表現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推進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降低了要素跨區域流動的制度成本，加快了國際產業轉移和區域內部產業轉移，使得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進一步加速。

由此可見，雖然外力推動在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一直是一個重要因素，并在一些歷史時期發揮過關鍵的作用，但是這些因素之所以能發揮作用，主要是因為長三角區域內部存在著內生性的一體化動力因素。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是由于區域內部各次區域間商品和要素流動密度不斷增加而產生的區域整體化(一體化)趨勢增強的過程和狀態，在這個過程中，由區域經濟發展內生出來的產品和要素的跨次區域流動是最主要的因素。而產品和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則可以由以下變量加以解釋：

(1)外部經濟性和集聚經濟。長三角內部各次區域發展產生的外部經濟性是推動產品和要素跨區域流動的主要動力因素，比如浦東開發開放時期，上海享受的各項優惠政策不僅促進了上海本地的經濟發展，而且也對周邊的江浙兩省帶來了外部經濟效應，其中一種是“搭便車”，最典型的如蘇南的昆山地區，在浦東開發開放之際，利用臨近上海的區位優勢，“搭便車”設置了“自費開發區”，吸引了大量原本是奔上海而去的外部資源。外部經濟性的另一種表現是資源的“溢出”。資源的“溢出”包括兩部分，“硬資源”即有形資源的溢出和“軟資源”即無形資源的溢出。有形資源如由于中央給上海以優惠的引資政策，在促進進入上海的外資大量增加的同時，也增加了周邊的江蘇和浙江的外資流入量，這是引進外資的“溢出”；還有，一些原來準備流向上海的人才“溢出”到了江蘇和浙江，如80年代中西部地區一些希望返回上海工作的上海籍的知識分子、知識青年由于各種原因沒有能夠進入上海，轉而進入江蘇和浙江；又如，上海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如高度發達的第三產業、各類專業人員完備程度、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等都會對周邊地區產生外部經濟性，從而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正面效應。無形資源包括政策、制度、品牌、專有知識等，如80年代蘇南地區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對浙江北部和東北部地區產生了示范效應，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對江蘇和上海的示范效應，等等，都是資源溢出，產生外部經濟性的例子。很顯然，為了充分利用這種外部經濟性以及由此而來的經濟集聚效應，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2)產業轉移和產業分工。產業轉移以及與此形成的產業水平分工是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另一個主要解釋變量，并和產品與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形成一種互動關系。80年代的上海經濟區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微觀經濟層面活潑進行的上海的國有企業和江浙地區的鄉鎮企業之間的技術轉移，有力地推動上海和江浙地區之間的產業區域轉移，進而形成區域內部的產業水平分工。90年代中后期，浙江、江蘇的民營企業積極“進軍”上海，進一步強化了長江三角洲區域內部的產業分工，推進了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3)空間距離。空間距離也是影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解釋變量，在交通條件相同或類似的情況下，空間距離和要素流動的成本具有正相關的關系，因此那些空間距離較短的地區之間，具有一體化的天然優勢，從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過程看，江浙兩省中那些距離上海較近的地區，常常對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持有更為積極的姿態。

(4)要素流動網絡。在轉型經濟的背景下，形成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動力的要素流動是和各種社會網絡的存在緊密相關的，要素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各種網絡進行的，這種網絡有正式制度網絡，也有主要依靠民間“三緣”關系而結成的網絡，這種網絡的密度越高，效率越高，要素流動的成本就越低。那些歷史上具有較多聯系的地區之間，要素流動的密度就會更大一些。如蘇南地區和上海。

(5)制度成本。在中國轉型經濟背景下，構成制度成本的主要是地方行政壁壘，地方行政壁壘越高，要素流動的制度成本就越大。反之，要素流動就會更為順暢。比較以上4個因素，制度成本是一個負面的因素，從政府行為來說，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任務就是降低要素和產品流動的制度成本。隨著改革的深入，地方行政壁壘在弱化，一體化的制度成本趨于減少，于是我們看到，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高潮幾乎是和改革開放的高潮重疊的。

綜上所述，我們有以下關系成立：

I=f(A、T、D、N、C)

上式中：I表示產品和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它們是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動力。

A表示集聚經濟及其外部性；T表示產業區域轉移和產業分工；D為空間距離因素，一般地說，跨越空間距離的成本越低，該因素對要素和產品流動的正面影響就越大；N指要素流動的社會網絡；C表示制度成本。

A和T，即集聚經濟和外部性、產業轉移與產業分工等因素是經濟發展的增函數，當然也受制度變革的影響，只要區域經濟發展，就會推動這些因素發揮作用，推動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D和N，構成了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地理經濟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交通和通訊條件的改善，快速交通網絡的形成，以及人們自由活動空間的增加會產生縮小空間距離和強化要素流通網絡的效應，進而會推動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這兩項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經濟發展的增函數。

C即制度成本的變動集中的體現了制度變革和政府政策的作用，制度成本是一體化的減函數，即制度成本的降低會有利于一體化進程。從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歷史進程看，制度成本的降低常常具有可操控性和突變性。因此，我們看到，在以往出現的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高潮中，制度因素的變化常常起到一個起爆劑的作用。

實際生活中的情況要比模型的抽象更為復雜，這主要表現為要素和產品的跨區域移動和它們的解釋變量之間是一種互動關系，并且幾乎都內生于經濟發展進程。

我們的分析表明，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是這一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和體制轉型的必然趨勢，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并非如一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由宏觀政策當局主導的主觀政策行為，而是一種內生于區域經濟發展和體制轉軌進程的，由區域內部各次區域間商品和要素流動密度不斷加大而產生的區域整體化趨勢增強的過程和狀態。因此，對政府部門來說，不是想當然的去進行“統一發展政策，統一規劃布局，統一資源整合”，并為此去建立更多的行政指導機構或行政協調機構。而是如何順應經濟發展的產業經濟和市場化規律，“順其自然”地放棄更多阻礙區域間資源要素流動的管制，將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動權交于經濟發展的主體：民間企業和住民，弱化區域行政壁壘，降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制度成本，同時為要素跨區域流動提供更為便捷的公共產品，包括交通通訊網絡的建設等，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區域經濟發展作出真正有效的貢獻。

參考文獻

[1]Friedmann,J.(1966)Regionaldevelopmentpolicy:acasestudyofVenezuela.Cambfidge,Mass:MITpress

[2]Porter,M.E.,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s.NewYork:Macmillan,1990

[3]Fujita,M.,urbanEconomicThev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

[4]Krugman.P.,GeographyandTrade,MITpress,1991

[5]P.Knox.,UrbanSocialGeography,JohnWiley&SonsInc.,NewYork,1990

[6]陳建軍：《中國高速增長地域的經濟發展——關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陳建軍：《產業區域轉移與東擴西進戰略》，中華書局2002年版。

[8]程選主編：《我國地區比較優勢研究》，中國計劃出版社2001年版。

[9]洪銀興等：《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的模式和機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0]上海證大研究所：《長江邊的中國——大上海國際都市圈建設與國家發展戰略》，學林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