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對低碳消費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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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6世紀，西歐各國的市場經濟開始發展，促使整個社會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至19世紀中期工業化完成。近代大工業生產方式成為滿足社會需要的主導方式，工業文明消費模式也隨之而產生。工業文明消費模式是一種“線性”消費，經濟系統將自然資源轉化為產品以滿足人們提高生活質量的需求，隨之就將用過的物品當作廢物而拋棄，其基本特征是：高能耗、高排放和高污染，從而給自然界的空氣、土壤和水資源造成史無前例的污染，使地球的支撐生命的能力嚴重削弱。

出于對人口持續增長、能源供給危機和環境不斷惡化的關注，國外學者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興起對人類低碳消費研究的興趣。特別是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發生，促使國外學者們對能源和環境保護，以及如何鼓勵人們減少能源消耗和廢棄物排放，進行了大量研究。如果早期的低碳消費研究大部分受高油價和對能源安全的關心驅動，那么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相關研究則更多地受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變暖的影響。縱覽國外學者關于低碳消費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把它們分為如下主題。

二、對低碳消費與資源環境關系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BarbaraWard和美國微生物學家ReneDubos的《只有一個地球》（1972），從評述傳統工業文明消費對不同國家產生的影響出發，呼吁各國人民重視維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美國環保主義理論家BillMckiben的《自然的終結》（1989），介紹了溫室效應引起的全球變暖而產生的諸多后果，并進一步指出：“環境問題在本質上并不是一個物理的或者化學的問題，而是人口和經濟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消費與資源和環境的關系主要聚焦于食品消費、能源消費和水資源消費方面。有研究者認為：多數的環境破壞包括氣候變暖都可以追溯到消費者的直接行為，如垃圾處理和汽車的使用；或他們的間接行為，如生產的產品必須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ReesWE.，1995；DalyH.，1996；DuchinF.，1998）。2000年以后，對人們消費與溫室效應關系的研究逐漸多起來。Weber（2000）用評估模型分別分析了德國、澳大利亞、荷蘭、法國等國家消費者行為與生活方式因素對能源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影響；Kim（2002）對1985-1995年韓國居民消費模式的變化對CO2與SO2排放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溫室氣體排放主要受居民生活的直接能源消費和居民對強排放消費品的需求程度的影響。以上的文獻一方面反映出人類消費對資源環境的脅迫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資源環境對人類消費的約束和反饋作用。2003年，出于對全球氣候變暖的憂慮，英國政府了《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一個低碳經濟體》白皮書，為人類消費活動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考量角度，使“碳排放量”與所有的資源與環境問題結合起來。此后，國外許多學者開始從生命周期的角度出發，利用“碳足跡”來研究某一產品或服務系統在其全生命周期內的碳排放總量（DruckmanandJackson，2009）。事實上，經濟發展是人類活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對消費品需求的迅速擴大是加重資源環境壓力的根本原因。因此，低碳消費與資源環境關系的研究更具有基礎性作用和意義。

三、對低碳消費模式的研究

隨著自然資源大量耗費和生態環境破壞加劇的勢頭不斷蔓延，國外學者開始提出要在自然資源約束下謀求新的消費模式的設想。1994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首次定義可持續消費為“提供服務以及相關的產品以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質量，同時使自然資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減少，使服務或產品的生命周期中所產生的廢物和污染物最少，從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憋@然，可持續消費模式正是一種低碳消費模式。2000年以后，對于“可持續消費”的進一步研究，引出“弱可持續消費”和“強可持續消費”兩種消費模式。消費效率的提高意味著單位消費的資源消耗量降低，即碳排放量的下降，國際上許多學者將這種單純的效率改進稱為“弱可持續消費”（Spangenberg，2002；Princen，2003；Fuchs，2005）。然而，消費效率的提高以及表面上的綠色消費偏好仍會助長消費量的反彈。因此，僅僅提高消費效率還遠不夠，改變每個消費者的消費模式，降低消費的總物質規模和碳排放才是實現可持續消費充要條件。兼顧效率提高，但以消費模式生態化轉型為重心的消費則被稱為“強可持續消費”。

與此同時，不少學者也從其他角度展開有關低碳消費模式的研究。對于反映消費模式重要特征和內容的消費結構，Mikael和Hmo（2000）研究認為，環境的長期預防法則包括生產和消費模式的長期結構變動。Gert（2000）認為在生產和消費的生態現代化中要發展有利于環境的消費導向型結構。Carmen（2003）從消費者個人因素和關聯因素兩方面分析，認為過度消費是工業化國家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必須轉向生態化的消費結構。還有學者研究了消費者具體的低碳消費方式，如循環利用、購買高能效電器、廢棄物處理和綠色交通運輸方式（Geller，2002）。此外，就可持續和低碳消費影響因素研究而言，Hensen和Schrader（1997）、Heiskanen和Pantzer（1997）、Burgess（2003）分別從消費倫理、進化論以及社會結構等多個角度定性的研究了傳統消費模式轉型的主要障礙因素。

四、對低碳消費行為的研究

如何減少人們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消費模式一直以來是低碳消費研究的重點。雖然人們對低碳消費重視的原因從20世紀70年代的能源供應安全逐漸轉移到如今的氣候環境影響，但所有問題的核心仍然是如何使人們從高碳消費行為轉變為低碳消費行為。

對于個人和家庭消費行為的研究可以追溯20世紀20年代。Ramsey（1928）首先提出了家庭最優消費選擇模型。自20世紀70年代起，隨著能源、資源和環境問題的凸現，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將資源、能源和環境污染問題納入著名的家庭最優消費選擇模型（Foster，1973；Becker，1982；SeldenandSong，1994；Stokey，1998），即把污染存量或流量作為自變量進入代表性消費者的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由于人們的低碳消費行為除經濟因素外還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很多非理性因素，影響程度存在較大差異，作用過程也非常復雜。因此，關于低碳消費行為影響因素的多元化分析于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發展起來，20世紀90年代后這股熱潮在西方國家積累了大量的經驗研究成果。

從現有的研究文獻看，學者們主要研究了內部（態度、價值、習慣和個人規范）和外部（經濟和規則激勵，制度限制和社會生活方式）因素對人們低碳消費行為的影響。如Stern（2000）認為個人價值、生態世界觀、對價值對象的負面后果、對減少威脅的感知能力和親環境的個人規范等五種因素決定人們的親環境行為。由于個體處在復雜的社會網絡中，因此外部因素對人們低碳消費行為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如果消費者獲得的信息表明他是低碳消費者，他將會以一種更積極的態度來繼續他的行為方式（Katzevetal.，1981）。在對118名意識到節約用電是公民責任的高用電群體的研究中，那些知道他們的態度與實際用電量之間差距的消費者比控制組更多地減少用電（Kantolaetal.，1984）。Synodinos等（1990）分析表明，通過增加消費者對環境問題的認識，會促使消費者對親環境行為產生更積極的態度。

五、結束語

通過對國外相關研究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低碳消費是后工業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關系下消費者消費理念與消費資料供給、利用結合的一種基于文明、科學和健康的生態化消費方式；也是當代消費者以對后代和社會負責任的態度在消費過程中積極實現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從而實現自身的科學發展及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但低碳消費實現的關鍵在于消費者從高碳消費行為轉變為低碳消費行為，這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人們消費文化和習慣等諸多因素有關。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出現了資源供應日趨緊張和環境惡化不斷加劇的嚴峻問題，因此國內有關低碳消費的研究正方興未艾，本文通過對國外低碳消費研究的相關文獻進行綜述，以期為有關的研究做一些基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