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創新能力分配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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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江蘇省企業家創新決策能力各層次的匹配性；江蘇省R&D能力各層次的匹配性；江蘇省風險投資能力各層次的匹配性等進行講述，包括了江蘇省企業家創新決策能力文化層與制度層的匹配性、江蘇省企業家創新決策能力制度層、文化層與器物層的匹配性、江蘇省風險投資文化基因與制度層的匹配性、江蘇省風險投資文化基因與器物層的匹配性等，具體資料請見：

論文關鍵詞:區域創新創新能力匹配江蘇省

論文摘要:區域創新能力各層次的匹配性，主要體現為區域創新主體創新能力各層次的匹配性。研究表明，江蘇省企業家創新能力、R&D能力、風險投資能力等的文化層既有與器物層相匹配的地方，也有不相匹配的地方，區域創新能力器物層的任何不良表現都可以從文化層找到相應的基因。區域創新能力制度層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調整區域創新主體在器物層的創新行為，使其反作用于文化層，逐漸實現區域創新能力文化層與器物層的匹配。

0引言

區域創新能力是指一定區域的創新主體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區域技術創新，對區域創新資源進行創造性的集成后，將創新投人轉化為新的產品、新的工藝，并實現市場化的能力。根據表現形式不同，區域創新能力可分為器物層、制度層和文化層3個層次。區域創新能力各層次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區域創新能力的3個層次是區域創新主體在區域技術、區域制度和區域文化3個方面的具體行為表現(見表1)。在區域創新能力的3個層次中，區域創新能力器物層是區域創新能力最直觀、最外顯的層面，是人們能夠直接感覺到的層面;區域創新能力文化層是區域創新能力最核心、最內隱的層面，是各區域之間創新能力存在差異的本質根源，也是不可復制的一個層面;區域創新能力制度層是連接區域創新能力器物層和區域創新能力文化層的紐帶和橋梁，在區域創新能力器物層和區域創新能力文化層之間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區域創新能力的3個層次只有互相匹配，才能形成強有力的區域創新能力。區域創新理論創立10多年來，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區域創新能力器物層，尤其集中在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和具體區域創新能力提升措施方面。如Autio、劉洪濤,KuhlmannAnderson和Karlson,Porter等對區域創新能力結構的研究;M.Porter和S.Stern,詹湘東陰、張秀英0、薛風平凹等對區域創新能力評價的研究等。國內外對區域創新能力制度層和文化層進行研究的學者相對較少。對區域創新能力3個層次之間的關系進行深人研究的學者更少。本研究以江蘇主要區域創新主為核心，對江蘇區域創新能力各層次的匹配性進行分析。

1江蘇省企業家創新決策能力各層次的匹配性

企業家是區域技術創新的源頭，區域企業家創新決策能力的各層次是否匹配，直接決定區域企業創新設想的產生，決定區域R&D成果市場化的實現。區域企業家創新決策能力在器物層、制度層和文化層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見表2)，這些表現形式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共同決定一個區域的企業創新戰略決策能力。

1.1江蘇省企業家創新決策能力文化層與制度層的匹配性

以吳文化為基礎，經過數千年融合交匯形成的江蘇區域文化，具有穩中求進、崇學尚仕的特點。江蘇區域文化是在江蘇特殊的區位條件下經過長期歷史積淀形成的，它的區域特點在明朝時就曾經影響過商人的發展，至今還在影響著這里企業家的價值觀、創新動機和思維方式。

按照JosephAloisSchumpeter的觀點，企業家是將“新的生產要素的組合”引人生產系統的人，敢于冒險是企業家最基本的條件。在江蘇區域文化影響下的企業家，缺乏足夠的冒險精神，創新意識不足。雖然江蘇省企業創新能力2001-2005年在全國的排名均居前3名，但外商經濟驅動是主要原因，江蘇省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并不強，江蘇省1999-2006年的新產品產值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所占的比例分別為34.82%,37.07%,35.94%,29.91%,24.27%，26.72%,31.96%,39.49%，各年的變化趨勢雖然有所波動，但至今仍呈上漲趨勢(見圖1)。同時，江蘇區域文化雖然存在“重商文化”，但更注重“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據史料記載，《二十四史》中20000多名傳者，6000余人為江蘇人;明代89名狀元中16名是江蘇籍，在全國各省排名中居第2位;清代114名狀元中49名是江蘇籍，在全國各省排名中居第一位，

江蘇省在歷史上出現眾多官員，一方面說明江蘇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另一方面，也說明“官本位”意識在江蘇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官本位”價值觀使江蘇省成就了大批封建官員，但成就不了企業家。只有“知識本位”的價值觀才能塑造出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也就是說，江蘇傳統文化基因不支持企業家的誕生。

為解決江蘇省技術創新中的企業家瓶頸問題，江蘇區域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勵企業家選拔、使用、評價的制度。在企業家選拔制度方面，江蘇省“十一五”規劃綱要規定，“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制度創新和機制創新，轉換企業內部經營管理機制，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高企業家素質。增強自主創新和技術創新能力，提高民營經濟競爭力。到2010年，民營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占國民經濟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在企業家激勵制度方面，江蘇省蘇政發(2006)53號文件規定:“允許國有高新技術企業管理骨干實施期權等激勵政策，對從事科技創新活動并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有關人員進行獎勵”。在企業家創新績效評價制度方面，蘇政發(2007)26號文件等規定“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的創新績效由市場和出資人認可”。所以，江蘇省目前已制定出完整的企業家創新制度鏈。

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從某種程度上說，企業家是自然生成的。區域企業家制度只能對企業家創新進行保護，并不能制造出企業家。區域文化基因中的企業家文化基因才是企業家產生的根本土壤，如果區域文化基因與企業家制度不匹配，甚至與企業家制度存在沖突現象，區域企業家制度縱然完備，在執行過程中也會大打折扣。江蘇傳統文化基因與江蘇企業家制度存在不相匹配的現象，這是江蘇省企業家創新能力不高的深層次原因，只有克服傳統文化基因中不利于企業家成長的因素，采取措施形成江蘇新企業家文化基因，才能從源頭解決江蘇省企業家制度鏈執行過程中的核心瓶頸問題。

1.2江蘇省企業家創新決策能力制度層、文化層與器物層的匹配性

江蘇省企業家創新決策能力在全國各省域中總體較強。1998-2006年大中型企業中有科技機構的企業占企業總數的比例分別為39.26%,40.25%,37.25%,55.47%,55.11%,48.25%,49.69%,50.23%,49.86%,1999-2006年規模以上工業產銷總值中新產品產值所占的比重分別為11.66%,13.16%,12.75%,10.54%,8.59%,7.74%,6.38%、7.30%。上述歷史數據表明，江蘇省企業家創新決策能力雖然較強，但對R&D部門與營銷部門之間的關系協調不夠，R&D產出市場化的實現，不但沒有隨著有科技機構的企業占企業總數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出現明顯下降趨勢(見圖2)。

從1999-2006年，江蘇省的企業家制度在逐步完善，目前已形成一個完整的企業家制度鏈。但江蘇省企業家的創新決策能力并未隨著企業家制度鏈的完善而發展，這說明江蘇省企業家創新決策能力器物層有偏離制度層的現象。也就是說，江蘇省企業家創新決策能力近年出現的下降現象不能從制度層找到準確的解釋。根本原因在于江蘇省企業家創新決策能力的文化層、制度層與器物層存在失調現象，致使江蘇省企業家創新決策能力缺少必要的文化動力。

2江蘇省R&D能力各層次的匹配性

R&D能力是區域創新能力的核心，區域R&D能力各層次是否匹配，直接決定著區域企業家的創新設想能否變成R&D產出。區域R&D能力在器物層、制度層和文化層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見表4)，這些表現形式彼此影響，共同決定一個區域的R&D能力。

江蘇區域文化具有多元性特點，絢麗多彩的江蘇區域文化曾經促進了江蘇經濟社會的發展，但也存在突出的負面影響。以蘇錫常為代表的水文化是江蘇區域文化的主流，水文化“穩重守規中往往缺乏風險意識和冒險精神;自得其樂中往往容易小富即安、進取不足”。以蘇北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寬容中往往潛藏著對批評精神的缺乏，富有遠見、敢為天下先的同時往往存在求穩怕亂、不愿冒尖的心態”。

受江蘇傳統文化基因的影響，江蘇省的創新資金以企業自有資金為主，1999-2006年技術改造貸款投人產出比在逐年增加，而技術改造貸款占貸款余額的比例卻在逐年下降(見圖3)，風險投資市場至今尚未形成。江蘇省縣級以上政府部門所屬研究與開發機構中的科學家工程師數量，在1999-2006年分別為19965,21122,20759,18354,15346,11604,7099,7457人，在逐年減少。江蘇省在R&D中雖然重視知識和人才，但“官本位”意識遠遠超過“知識本位”意識，許多科技精英在成名之后不是繼續在科學研究上下功夫，而是想方設法去做領導。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江蘇省已經制定出完整的R&D制度鏈。在R&D投資方面，蘇政發(2006)53號等文件鼓勵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創業投資企業進行創業投資。在R&D人才方面，蘇政發(2006)53號等文件對江蘇省創新創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專項資金的使用、吸引海內外優秀技術人才的措施等進行了詳細規定，還規定“允許國有高新技術企業對技術骨干和管理骨干實施期權等激勵政策，對從事科技創新活動并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有關人員進行獎勵”。在R&D產出評價方面，規定了R&D產出專家評價制度。

江蘇省雖然制定了完整的R&D制度鏈，但風險投資、R&D人才的引進和R&D產出評價并米出現制度預想的結果，這說明江蘇省R&D能力制度層與R&D能力器物層和文化層存在沖突現象。而實踐證明，江蘇省R&D能力器物層與文化層的表現基本一致。

3江蘇省風險投資能力各層次的匹配性

技術創新是一項充滿風險的事業，風險投資是技術創新中的重要創新資源，如果缺少風險投資，再高明的技術人員也將“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區域風險投資能力在器物層、制度層和文化層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見表5)，只有3個層次互相匹配，才能形成區域強有力的風險投資能力。

3.1江蘇省風險投資文化基因與制度層的匹配性

江蘇省憑借沿海、沿江、沿湖的自然區位優勢，創造了這一區域先進的物質文明。同時，江蘇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燦爛的吳越文化使江蘇人民養成誠信的優良傳統。但由于優越的自然區位條件，江蘇人民在富足中缺乏足夠的創新精神和冒險精神，而這兩種精神是風險投資形成的必要條件。

由于風險投資市場尚未形成，江蘇省缺乏完善的風險投資中委托人與人信息互通的制度。蘇政發(2006)53號等文件雖然鼓勵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創業投資企業進行創業投資，但成效不大。所以，江蘇區域文化中缺少風險投資形成的部分文化基因，但在制度層中又沒有作出規定，江蘇省風險投資文化層與制度層的表現不一致，江蘇省風險投資制度鼓勵有關風險投資主體進行風險投資，但江蘇傳統文化基因限制風險投資主體冒險精神的發揮，結果沒有對江蘇省風險投資能力的形成起到有效的促進作用。

3.2江蘇省風險投資文化基因與器物層的匹配性

江蘇省1999-2006年技術改造貸款占貸款余額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趨勢，這說明隨著江蘇省創新經濟的發展，江蘇省的金融機構非但沒有提高對技術創新的認識，加大對技術創新的投資力度，反而變得越來越“謹慎”。附加許多風險控制條件的債務融資尚且如此，風險投資主體的謹慎程度就更高了。歸根結底，在于江蘇省缺乏技術專家去運作風險投資，潛在的風險投資者不能在被投資企業遇到風險時給予指導，幫助創新企業及時化解技術創新過程中的風險。

江蘇區域文化中的不愿冒險態度，不但影響著銀行家，也影響著技術專家。只有熟悉技術的人去從事風險投資，才能降低風險投資者與創業者之間的信息屏蔽，增加風險投資者與創業者之間的信息透明度，從而逐步縮小創業者與風險投資者之間的資金缺口。通過分析可以看出，江蘇省風險投資的文化層與器物層是一致的。

3.3江蘇省風險投資制度層與器物層的匹配性

克服江蘇傳統文化基因對風險投資的限制，主要依靠的是風險投資制度，但江蘇省風險投資制度對技術專家進行風險投資沒有進行明確的規定。對風險投資的激勵制度很少，切實可行的就更少。

江蘇省的風險投資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區域文化基因又不支持風險投資，江蘇省技術創新中以股權投資為主要表現形式的風險投資市場自然很難形成。也就是說，江蘇省風險投資能力的制度層不能克服文化層中不利于風險投資形成的因素，所以才形成江蘇省風險投資器物層的短缺，導致風險投資制度層與器物層也產生不相匹配的現象。

4結論

通過對江蘇省企業家創新能力、R&D能力、風險投資能力等器物層、制度層、文化層的匹配性分析可知，江蘇區域創新能力文化層既有與器物層相匹配的地方，也有不相匹配的地方，區域創新能力器物層的任何不良表現都可從文化層找到相應的基因;江蘇區域創新能力制度層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調整區域創新主體在器物層的創新行為，使其反作用于文化層，逐漸實現區域創新能力文化層與器物層的匹配。區域創新能力制度層是聯系區域創新能力文化層與區域創新能力器物層的紐帶，區域創新能力制度層的健全程度直接影響到區域創新能力器物層和文化層，進而影響到區域創新能力的提高。

阻礙區域創新能力提升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各種具體的創新制度和相應的文化基因是重要障礙，從區域創新能力制度層和文化層采取措施，是提升區域創新能力的根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