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金融發展產業結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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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上海作為中國的金融中心，金融程度在不斷深化，規模日益擴大，機制逐步健全，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上海產業結構的優化。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上海的經濟增長也遭遇了一定的瓶頸，經濟增長率急劇下降，產業結構亟待調整和優化。因而，通過研究區域金融發展，在明晰其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內在傳導機制和作用機理后，運用區域金融發展來調控和指導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為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提供充足的動力，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國內外文獻綜述

金融作為經濟發展的衍生物，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完善，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同時它對于產業結構的影響也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

（一）國外關于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影響的相關研究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一直是國外經濟研究的永恒主題，并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經濟體系，但產業結構升級中的金融支持還不是很完善。金融發展理論根據思想流派和研究視角的不同，可以分為：①金融結構論。Goldsmith（1969）開創性地用金融相關比率（FIR）衡量金融結構發展程度、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認為金融規模與結構的差異是解釋各國金融發展和經濟績效差異的關鍵因素，金融發展的基本功能在于合理安排儲蓄和投資、有效地配置資金，為經濟增長提供資金支持。并提出隨著經濟不斷發展，金融相關率不斷提高但有限度，經濟發展至一定程度，產業發展重心改變，速度更替。②金融抑制論。Mckinnon和Shaw（1973）認為經濟的發展是金融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而金融的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手段，通過研究發現在發展中國家，存在金融抑制，投資的利率彈性為正值。金融發展可以提高實際利率，促進儲蓄和投資的增加，以此促進經濟增長。③金融功能論。Merton（1995）和Levine（1997）從金融功能入手，依據80個國家1960-1989年的數據，選取4個金融中介指標和4個經濟增長指標，通過實證手段研究金融中介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結果表明，金融系統通過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強儲蓄的流動性、優化資源配置、施加公司控制、促進風險管理、促進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不僅能夠加速資本積累的速度，而且有利于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發展，有力地推動經濟的增長。同時，國外學者認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產業結構優化，而產業結構優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所以金融與以產業結構變動為特征的經濟增長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金融發展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二）國內關于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影響的相關研究

國內學者對于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的關系研究開展較晚，但發展迅速，研究主要集中于尋找兩者間的影響機制，希望找到金融支持與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的有效措施。在宏觀層面上，范方志、張立軍（2003）從理論上探討了金融結構轉變與實體經濟部門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聯機制，然后具體實證分析了1978-2000年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的金融結構轉變與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認為各地區金融結構轉變與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區域經濟增長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金融結構的拉動作用由東部向西部遞減，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及產業結構差距是經濟發展差距的主要原因［1］。王紀全、張曉燕、劉全勝（2007）分析了我國金融資源的特點，并通過實證檢驗發現，在東部、中部和全國范圍內人均金融資源的增長確實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而在西部地區則不存在這種穩定的關系［2］。在微觀層面上，蔡紅艷、閻慶民（2004）考察了中國金融發展對產業的影響，計算出中國39個工業行業的成長性指標，研究了資本市場內的資本流動與產業結構調整存在的互動關系。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大多著重于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理與作用路徑研究，關于區域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只是在經濟增長的機制中被簡單提及，沒有進行詳細而深刻的論證，同時對于區域金融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的界定還不明晰，因此，本文將重點剖析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產業結構的作用途徑，并以上海市為例，引用明晰的金融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優化指標，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探尋金融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3］。

三、上海市區域金融發展水平分析

作為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一直處于領先地位。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上海進入了金融業快速發展時期，逐步形成了多層次的銀行體系、日益健全的金融機構和逐漸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隨著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金融中介機構吸納資金的能力不斷增強，并按照經濟原則使儲蓄在各產業部門之間高效流動，調整資源配置狀態，提高投資效益和要素生產率，促進各種生產要素從萎縮部門向新興產業轉移，從而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為上海市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Goldsmith認為金融的發展是金融結構的發展，并提出了一直被視作金融上層結構相對規模的最廣義的指標——金融相關比率，其定義為某一時點上金融資產總量與實物資產價值總額（即國民財富）之比，如果將存款資金存量及其變化看作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階段的結果，那么貸款資金的配置就是推動該地區經濟發展的一種動力，貸款存量也是各地區的一種重要的金融資產。而在區域層面，如果不計流通中現金的影響，全部金融機構存貸款相關指標對金融發展水平的代表性在95%以上［4］，這與我國的金融資產絕大部分以銀行存款和貸款形式存在的事實相符，所以本文借鑒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立、王子明以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表示金融資產總量的方法，選取金融相關比率（FIR=(L+S)/GDP，其中L表示金融機構存款余額，S表示金融機構貸款余額，GDP為區域生產總值）代表區域金融發展水平［5］。金融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存貸款余額的數值越大，在GDP一定的條件下，其金融相關比率越高，反之亦然。圖1是上海市2005-2013年的金融相關率的變動情況，數據來源于上海市統計年鑒和上海市金融年鑒。自2005年以來，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總體上呈現出波動上升的態勢，從2005年的4.3826上升至2013年的5.2594，且從2008年至今，這種上升的幅度更為明顯，說明上海市的金融活動較為活躍，區域金融蓬勃發展［6］。同時上海市每年的存貸款余額均保持穩步上升的趨勢，說明上海市的金融規模在不斷擴大，且存款余額大于貸款余額，表明上海市的金融機構吸納資金和使用資金的能力在逐步提升，金融結構合理，環境相對安全，整個金融體系正在穩步健康發展［7］。

四、上海市區域產業結構優化水平分析

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市的經濟發展迅速，備受矚目。上海市從實際出發，積極地進行了三次工業改組，使產業結構逐步從重化工業到輕工業再向服務業調整，率先實現以第二、三產業共同推動的產業結構向第三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的轉化，1990年以來的浦東開發又加快了這一進程的推進，在開發開放的重要契機下，制造業開始經歷從傳統結構向現代結構的迅速轉型，先進制造業產業鏈擴展，金融、貿易和國際航運服務能力強化，對上海市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1999年，上海市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0%大關，意味著上海市的產業結構開始以服務經濟為主，2012年，比重首次超過60%，基本形成了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從開始到基本形成，上海用了12年時間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8］。目前，我國產業結構的整體情況是三次產業的產值均在不斷增加，第一產業的產值占比在不斷下降，第二、三產業產值占比之和相應上升，但由于地區主導產業的差異、工業化所處的階段不同，各區域的第二、三產業產值占比并未呈現出相同的變化趨勢。因此，采用產業結構優化率（第二、三產業產值之和在GDP中的比重）來衡量整體產業結構的優化程度，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占比來衡量各個產業的優化程度［5］。圖2是上海市2005-2013年的產業結構發展水平的變動情況，數據來源于上海市統計年鑒。近年來，上海市的產業結構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主要表現為第一產業占比較低，且在逐步下降，由2005年的0.8776降至2013年的0.5985，降幅高達31.80%；第二產業比重除在2009-2010年有小幅上升外，其他年份均明顯下降；第三產業在近年內一直保持著健康發展的良好態勢，比重迅猛增加，2013年達到62.24%，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這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的變化趨勢大致相符。同時在日益完善的金融體系的支撐下，上海市的產業結構不斷地調整和優化，在完成“工業化”后逐步向“后工業化”階段過渡，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日益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為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支持。

五、上海市金融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優化影響的實證研究

本文用Eviews對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優化進行回歸，探索金融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一）樣本數據及模型設定本文選取2005-2013年上海市的金融相關率（FIR）來表示其金融發展水平，第二、三產業產值之和占該區域GDP的比重（CY）來衡量其產業結構優化程度，分別用第一、二、三產業產值占比（CY1、CY2、CY3）來表示上海市第一、二、三產業的優化程度，數據主要來源于上海市統計年鑒和上海市金融年鑒（2005-2013年）。由于時間序列模型一般是不平穩的，為了更好地研究變量之間的關系，本文設定了以下相關模型：①利用單位根（ADF）檢驗單個時間序列的平穩性；②分析時間序列的協整關系，得出具有長期穩定關系的回歸方程；③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進一步分析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二）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為了避免由于存在變量的非平穩性而出現虛假回歸，需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由于時間序列一般是不平穩的，但可以通過差分形式將其變為平穩，僅當回歸的兩個時間序列都是同階單整序列，才可能存在協整關系。為防止偽回歸，先確定區域金融發展水平（FIR）、產業結構優化程度（CY）、第一產業結構優化程度（CY1）、第二產業結構優化程度（CY2）及第三產業結構優化程度（CY3）的平穩性。本文采用Eviews中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檢驗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由表1可知，FIR、CY、CY1、CY2和CY3的水平值在三種形式下和10%的顯著水平下均接受原假設，即它們的水平值是不平穩序列，而它們一階差分形式則在10%的顯著水平下均拒絕原假設，即它們是一階單整的，可能存在協整關系。（三）協整檢驗由于FIR、CY、CY1、CY2和CY3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如果它們的線性組合是協整的，則存在著長期穩定關系。為了驗證區域產業結構優化程度、三次產業結構優化與區域金融發展水平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采用Engle-Granger二步法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1）首先對FIR和CY、CY1、CY2、CY3序列進行回歸，得到回歸方程。（2）然后運用ADF檢驗對以上回歸方程的殘差項進行單整性檢驗，結果顯示，殘差序列拒絕了是不平穩的原假設，殘差序列是平穩序列，即FIR和CY、CY1、CY2和CY3之間均存在協整關系。（四）格蘭杰因果檢驗由以上的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結果可知，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與其總體產業及三次產業結構優化程度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但是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還不明晰，需要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對此問題進行說明。由上可知，在10%的置信水平下，拒絕了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不是產業結構優化和三次產業優化的原因，接受了上海市總體產業和三次產業結構優化不是影響其金融發展水平的因素的原假設，表明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是其整體產業結構優化和三次產業結構優化的決定因素。隨著上海市金融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總體產業結構和三次產業結構會不斷調整和優化，即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促進了其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六、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結論

由以上回歸結果和因果檢驗可知，從總體上來說，上海市高度發展的金融水平，通過影響資金流向的變化，調整區域生產要素的分配，使得上海市的產業結構日趨合理化、高級化和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上海市整體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但基于產業劃分的三個層次，考慮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對三次產業的影響是有差異的，具體表現為金融發展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一、二產業的發展，促進了第三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9］。結合回歸方程可得，每當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提高一個單位，上海市的總體產業結構會有0.002491個單位的優化，對第一產業的結構優化會產生0.002491單位的負效應，同時，第二產業的產業結構也會遭受0.087332單位的負面影響，只有第三產業能從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中受益，能夠得到0.089818單位的產業結構優化。這是因為目前上海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是現代服務業，所以會加大對第三產業的資金支持，因而難免忽視其他方面的發展。

（二）對策建議

從上海市的現實情況來看，在較高的經濟金融發展水平條件下，金融市場規模擴大、金融體系完善、風險調控機制完備，有助于科技創新，解決科技成果和新理念轉化為現實生產所面臨的最大障礙——資金短缺和高風險性。目前，在上海市已將第三產業定位為主導產業的條件下，金融發展對于區域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深化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10］。為了更好地實現上海市的產業結構優化，實現協調可持續發展，最終達到經濟穩定增長的目的，必須采取相應的對策。（1）大力發展和完善金融體系，擴大資金融通渠道。目前，上海市的金融發展水平在我國處于領先地位，并朝著國際金融中心的行列里邁進，但不可否認，上海市金融市場體系中尚存在著許多亟待完善和改進的地方，監管力度還有待加強，風險控制能力還有待提升。因此，為了更好地通過金融活動實現儲蓄與投資的轉換，調整資金流量結構，控制生產要素的分配，改變資金存量結構，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金融體系的自我完善迫在眉睫。（2）支持現代服務業發展，充分發揮金融支撐作用。由以上的回歸方程可知，金融發展的最大受益者是第三產業，金融對其的支持作用較為顯著。同時現代服務業也是上海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完善城市綜合服務功能的戰略選擇，故應以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作為發展導向。大力扶植文化旅游、現代物流、科技服務、咨詢服務、銷售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發展，增加就業崗位，健全服務業從業人員的社會保障體系，實現產業間勞動力的合理分布。（3）協調三大產業發展，注重產業間的聯系。上海市產業的發展歷程決定了其今后是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著力點和主攻方向，但這并不意味著忽視第一、二產業的發展，一味地將政策和資金投入第三產業，大力扶植和培育高新技術產業。不難看出，三大產業的發展是相輔相成、協調并進的。厚此薄彼必然會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和產業結構的扭曲，所以，應該協調三大產業的發展，盡量使得第二、三產業實現產融結合，加快現代化工業的進程，實現第三產業的完美升級。

作者：郭將楊芹芹單位：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