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形而上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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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哲學的問題和命題都是無意義的

維特根斯坦是現代分析哲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也是分析主義反形而上學傳統的第一位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學代表作《邏輯哲學論》對作為邏輯實證主義[1]中堅力量的維也納學派曾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以至于這個學派中的許多人在很長一段時期里都把維特根斯坦視為他們的同路人，并把《邏輯哲學論》一書奉為邏輯實證主義的宣言書和“圣經”。在這部著作中，維特根斯坦首次表達了他的反形而上學思想，認為形而上學的根本錯誤在于企圖“說不可說的東西”，其結果卻是提出了一些“毫無意義的問題和命題”。維特根斯坦對傳統形而上學的這一批判，又是建立在他的語言圖像理論的基礎上的，在這個理論中，他首次提出了語言的界限問題并由此而表明傳統哲學的錯誤之所在，因此，“語言圖像論”就是維氏批判傳統形而上學的起點和依據。

語言圖像論的核心觀點是：每一個基本命題，都是一個基本事實的圖像。由此又可以引伸出，由所有的命題構成的整個語言系統就是由所有的事實構成的整個現實世界的圖像，簡言之，語言是現實世界的圖像。把語言看作是現實世界的圖像，這是維特根斯坦在語言、思想與實在的關系問題上的一個最基本的看法。問題是，通常當我們談到一個東西是另一個東西的圖像時，總是意味著它們之間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那么語言與現實之間究竟有什么相似之處呢？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圖像說應如何理解才是恰當的？

在我們通常的理解中，“圖像”這個概念意味著一種具有可感性質的東西，說一個東西是另一個東西的圖像，就是說一個東西再現了另一個東西的某些可感的經驗特質，或者說，作為圖像的東西與作為原型的東西之間存在著某些經驗性質上的相似之處。比如一幅山水畫，就是對它的原型——現實中的山水的再現，被再現的就是山水的形狀、色彩、方位和大小比例等經驗特質。然而，當維特根斯坦說“命題是實在的圖像，命題是我們所想象的實在的模型”（4.01）[2]時，并不是在這種“相同的可感性質”意義上來來使用“圖像”這個概念的。因為命題是由各個語詞構成的，這些語詞同現實中的事物之間沒有任何經驗性質上的相同或相似之處，一個由語詞組合而成的命題也不可能與一個由事物構成的事實之間有任何相同的可感性質。所以，維特根斯坦所說的語言圖像，實質上是一種抽象意義上的而非經驗意義上的“圖像”，它僅僅指的是一種邏輯結構圖。命題雖然不可能與事實有任何相同的經驗內容，但命題的邏輯結構卻與構成事實的邏輯結構是一致的。說命題或語言是事實的圖像，就是說命題以自身的邏輯結構再現或描繪了現實世界的邏輯結構。可見，命題仍然是一種“圖像”，但它不是以可感的經驗性質為內容的圖像，而是以抽象的邏輯結構為內容的圖像。

維特根斯坦始終沒有講得很清楚的是，命題與事實共有的邏輯結構，究竟是經驗事實自身所具有的呢，還是我們在運用語言描述它們時才賦予它們的。他有時似乎傾向于認為經驗事實自身并無邏輯，事物之間的組合純粹是偶然的；有時又傾向于認為事實本身是有邏輯結構的。如他說，“在圖像和被圖示者中必須有某種共同的東西，因此前者才能是后者的圖像”，（2.161）又說：“任何圖像，無論具有什么形式，一般說來要正確地或錯誤地圖示實在，就必須與實在具有共同的東西，這種共同的東西就是邏輯形式，即實在的形式。”（2.18）聯系其上下文來看，認為實在世界本身就有邏輯結構顯然更能與維特根斯坦的整個思想觀點相協調。他進一步指出，在命題與事實的邏輯結構之間，存在著一種“一一對應的關系”。首先，命題中包含的名稱要素與所描繪的事實中包含的對象要素是相對應的，“在圖像中圖像的要素代表對象”（2·131）；其次，命題中包含的名稱以某種方式組合在一起，構成一定的邏輯結構，這種結構與事實中包含的對象之間的組合方式或邏輯結構也是相對應的。只有處于這樣的一一對應關系中，命題才可能成為描繪事實的邏輯圖像。

根據命題與事實的這種一一對應關系，維特根斯坦又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語言的運用是有界限的，這個界限就是經驗世界的界限。語言與經驗世界具有共同的邏輯空間，這就表明了，語言是與經驗世界相對應的語言，它是用來描述經驗世界的，而一旦超出了這個經驗世界的范圍，則沒有語言可以與之相對，即不可能用語言來加以描述。如果我們一定要將語言運用到經驗世界之外，去陳述諸如“世界整體”這樣的非經驗的對象時，我們的語言（包括語言所表達的思想）就會陷入邏輯混亂之中。有鑒于此，維特根斯坦就提出了為語言劃界的問題，并聲明他寫作《邏輯哲學論》的根本意圖正是“想要為思想劃定一個界限，或者毋寧說，不是為思想而是為思想的表達劃一個界限”。[3]所謂“為思想的表達劃界”，就是要在能夠由命題（語言）表達的東西和不能由命題表達而只能顯現的東西之間劃一條界限：在界限的這邊就是實在的經驗世界，它是可以用語言來表達的對象；在界限的另一邊則是非實在或非經驗的領域，它

是不能用語言來表達的，而“對于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7）。

需要指出的是，在維特根斯坦的思想中，超出經驗之外的東西雖然是不可言說的，但確實是存在的，他稱之為“神秘的東西”。他說：“確實有某些不能言說的東西。這些東西顯現出自己，它們是神秘的東西。”（6.522）在他后來給友人的一封信中甚至認為，不能言說的東西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他寫道：“當時我要寫的是，我的著作（指《邏輯哲學論》一書－－筆者注）由兩部分組成：寫在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沒寫的。正是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4]可見，在承認非經驗事物的存在這一點上，維特根斯坦與傳統形而上學哲學家并沒有什么不同。他們的區別或分歧僅僅在于：傳統哲學家認為超感性的世界不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對之進行思考和表述的；維特根斯坦卻認為，超越的東西雖然存在著，但我們卻不能對之進行思考和表述，而只能保持沉默。然而，傳統哲學家經常加以探討的對象，卻恰恰正是這些本來應當對之保持沉默的東西：如作為整體的世界問題、語言的問題、邏輯問題、自我問題、倫理學問題及人生的意義問題等等。據此，維特根斯坦就得出了他對傳統形而上學的一個最基本的看法：以往的全部形而上學的根本錯誤在于，總是企圖去思考和言說不可說的東西、神秘的東西，其結果卻只能是得到一些既不能被驗證同時又不合邏輯的無意義言說。這些言說無所謂真假，因此也就沒有意義，所以維特根斯坦說：“關于哲學問題的大多數命題和問題不是錯誤的，而是沒有意義的”（4.003）。

對于無意義的哲學命題，就必須把它們從我們的語言系統中清除出去，而這首先是要為語言劃定一個界限。當把哲學命題從語言中清除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是自然科學的命題了。維特根斯坦說，除了自然科學的命題之外，我們不要說任何其它的事情，因為“一切真命題的總和就是整個自然科學”（4.11）。但這里又出現了一個問題：當哲學不再去陳述超經驗的對象時，它又不能歸在經驗科學之內，那么哲學還能做什么呢？維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哲學應當是一種旨在澄清思想或命題的活動。“哲學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邏輯上明晰。哲學不是理論，而是活動。哲學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釋。哲學的結果不是一定數量的‘哲學命題’，而是命題的澄清。哲學應該使思想清晰，并且為思想劃定明確的界限”（4.112）。這就是說，哲學僅僅是一種為語言劃界并進行語言分析的活動而不再是一個命題體系，它的主要工作任務就是澄清并糾正我們思想和語言中的邏輯錯誤。然而頗有意思的是，《邏輯哲學論》全書中所提出的七個基本命題，卻恰恰是一個命題的體系；它們所探討的那些問題，也正是屬于“不可說的”的超經驗領域的。就是說，維特根斯坦一方面極力反對提出任何超經驗的哲學命題，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卻又提出了這樣的一些命題。對于這種矛盾的狀況，維特根斯坦就申明道：“任何了解我的人終究要認識到我的命題是無意義的。這些命題只是他用來攀登的階梯，當他超越了這些階梯之后，他必須拋棄這個梯子。他必須超越這些命題，然后才能正確地看這個世界”（6.54）。然而，對于想要表明他的哲學命題的無意義性而言，這個申明顯然并不是很有說服力的，相反，我們看到的是，正是被他稱之為“無意義的”的許多哲學命題，構成了我們進行其它科學研究活動所必須的前提即“梯子”。

2．拒斥形而上學

以維也納學派為代表的邏輯實證主義，是分析主義思潮中反對形而上學態度最堅決、言辭也最激烈的一個流派，正是這個流派的代表人物卡爾納普斷然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學”的口號。維也納學派受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中的經驗主義、邏輯主義的影響很大，并直接繼承了他的“形而上學是無意義的陳述”這一反形而上學的基本觀點。但在具體論證這個觀點時，他們的理論依據又有所不同。《邏輯哲學論》是從語言圖像理論出發來說明形而上學命題的無意義性的，而維也納學派則主要是根據可證實性原則提出了他們的“拒斥形而上學”的口號。

所謂可證實性原則，它是判定一個命題是否有意義的原則或標準。在維也納學派的成員看來，一個命題的首要問題不是它的內容是否真實，而是它是否有意義，因為命題必須首先是有意義的，其次才談得上它的真假問題。判斷一個分析命題是否有意義是依據邏輯，而要判斷一個綜合命題是否有意義，在根本上就必須看它是否有被經驗證實的可能性，或者說是否可以指出通過經驗來證實它的方法。如果這樣一種經驗證實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么命題就是有意義的，反之，則是無意義的。這種訴諸經驗證實方法來判斷命題是否有意義的原則，就是維也納學派所主張的經驗證實原則或可證實性原則。正如維也納學派的領袖人物石里克所說：“理解一個句子的意義，就等于陳述使用這個句子的規則，也就是陳述證實（或否證）這個句子的方式，一個命題的意義，就是證實它的方法。”而最基本的命題總是與一定的經驗相關，因此“沒有一種理解意義的辦法不需要最終涉及實指定義，這就是說，顯然是全都要涉及‘經驗’或‘證實的可能性’。”[5]維也納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卡爾納普更明確地指出：只有當一個命題或語句是一個表示觀察或知覺的基本命題的真值函項時，或者說，只有當一個命題或語句可以還原為一個表示觀察或知覺的基本命題時，這個命題或語句才具有意義。這就是說，命題的意義要取決是否可以還原為一種經驗觀察的方法。

然而，當可證實性原則一旦被運用到實際中，立刻就會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來。因為按照這個標準，許多涉及到自然科學基礎的命題，都會因為不能訴諸于經驗觀察而要被排除在有意義的命題范圍之外了，這顯然是不能允許的。因此，為了克服可證實性原則對命題意義作了過分狹窄的限制這一缺陷，卡爾納普后來就對這個原則進行了修正，提出以“可驗證性原則”來取代可證實性原則。在他看來，只要能夠對某個語句提出任何可以設想的觀察結果來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證明，那末這個語句就是具有認識意義的。換言之，只要從一個命題能夠引伸出一些可以訴諸于經驗觀察的真實命題，那么這個命題就是有意義的。并且，“可驗證性”并不是一種完全的證實，而只是一個逐漸增強確證的過程。他說：“如果證實指的是對真理做出一種決定性的和最終的確定，那么，我們就會看出，任何（綜合的）語句都是不能證實的。我們只

能對語句做出愈來愈多的驗證。因此，我們以后談論驗證的問題，而不談論證實的問題。”[6]他又說，“在許多情況下，有了數量不多的肯定的例子，我們就達到了實際上足夠的確實性，于是我們便停止實驗。但理論上永遠存在著把檢驗觀察的序列繼續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在這里任何完全的證實都是不可能的，卻只是一個逐漸增強確證的過程。”[7]

無論是根據可證實性原則還是可驗證性原則，形而上學命題都被視為是沒有意義的言說。形而上學命題表面上看具有綜合命題的語法形式，但它們實際上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經驗的證實或驗證的，換言之，它們表面上好像是在陳述一些事實，但實際上并無事實與之相對應，因此它們并不是有意義的綜合命題而只是一些毫無意義的說法而已。跟維特根斯坦一樣，邏輯實證主義者也認為，形而上學試圖把握諸如世界的本原、本質這樣一些“純粹性質的內容”，是一切錯誤的根源，是造成其無意義性的根本要害所在。但是，在維特根斯坦那里，不可說的東西總還是存在的，而在邏輯實證主義者那里，不可說的東西根本也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一些主觀的體驗。如石里克就認為：“形而上學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這一荒謬的目標上，要用知識來表達純粹性質的內容（事物的‘本質’），也就是要說那不可說的東西。性質是不能說的，只能顯示在體驗中，而認識是與體驗毫無關系的。因此形而上學的沒落并不是因為解決它的問題是人的理性所不能勝任的事（像康德所想的那樣），而是根本就沒有這種問題。”[8]不可說的東西根本就不存在，因此關于它的問題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卡爾納普更極端地認為，形而上學哲學家們是用科學語言來做本應該是文學藝術做的事情，即在概念思維中來表達他們對世界的主觀體驗。這樣的結果就只能是，一方面形而上學對科學沒有任何貢獻，另一方面又不能像真正的藝術品那樣充分、恰當地表達人的生活感情，因此，形而上學只是一些空洞的、毫無意義的言辭。

對于這種無意義的形而上學言說，卡爾納普又將它們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構成命題的語詞沒有意義，如“神”、“始基”、“自在之物”、“理念”、“無限”、“絕對”、“自我”等哲學術語，完全沒有經驗對象與之對應，因此它們只是一些無意義的詞；另一種情況是把有意義的詞用違反邏輯法則的方式組合在一起，看起來像是句子，其實沒有邏輯結構，當然也不可能有經驗事實與之相對應。上述這兩種情況，就屬于應被拒斥的形而上學之列；所謂“拒斥形而上學”，就是要通過對語言的邏輯分析來把形而上學的命題統統從人類的知識系統中清除出去。卡爾納普這種激進的態度自然就要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與反對，后來他本人也意識到，他的上述看法是過于簡單化了，作為對批評的一種回應，于是又提出了一種修正的說法。他指出，語言可以劃分為對象句和邏輯句兩類，前者陳述對象，后者陳述句法，說話方式相應地有“內容的”和“形式的”兩種。哲學命題實際上是用內容的說話方式來表達形式的說話方式所要表達的意思，也就是說，它表面上陳述的是事實，實際上是對語言句法規則的表達。但在形而上學中，內容的說話方式往往掩蓋了形式的說話方式，以致人們以為這些命題是描述某種實在對象的。因此，以往的哲學命題并不一定就是無意義的，只要我們把被內容的說說話方式掩蓋了的形式的說話方式揭示出來，正確地認識到命題中所表達的句法內容，那么哲學命題仍然是可以有意義的。這樣一來，實際上就是把陳述存在的哲學命題轉換成了表達語言規則的句法命題，哲學對存在（對象）的研究也就變成了對語言句法規則的研究了。．本體論承諾是科學理論的必要前提

維也納學派的成員不斷地修正他們的理論，對他們的可證實性原則和反形而上學口號提出越來越寬泛的解釋，這恰好表明了在他們的理論中，存在著許多其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和矛盾。為了克服這些缺陷和矛盾，繼邏輯實證主義之后，分析哲學內部又發展出來了一些新的流派，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將實用主義與分析哲學結合起來的邏輯實用主義，蒯因就是這個學派最主要的一位代表人物。蒯因在批判邏輯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整體論”的經驗檢驗理論和本體論承諾的觀點，這可以看作是對邏輯實證主義的一種批判性的繼承。雖然他不象邏輯實證主義者那樣斷然聲稱要拒斥形而上學，相反，在一定意義上他承認形而上學命題存在的意義和合法性。但他又把形而上學命題的意義僅僅限定在理論體系所必須的假設前提上，從而在根本上并未超出維特根斯坦和維也納學派對形而上學的基本看法，這就是：形而上學命題并未陳述任何經驗事實。換言之，蒯因實際上是以一種迂回的方式，繼續將形而上學－哲學置于一種與陳述任何實在對象都無關的境地。

蒯因的“整體論”的經驗檢驗理論是其全部思想的出發點，它的基本思想是這樣的：經驗的檢驗始終只是針對命題的整個體系的，而不是針對孤立的命題；不論提出什么樣的經驗檢驗，都不能單獨地證明某個命題是假的或真的，因為對命題體系中的其它命題作些調整，總是能夠抵消這種反證。比如“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這個命題，屬于我們關于鳥類所有知識的一部分。當有人發現了一只黑天鵝時，他可以根據他關于鳥類的其它知識而說這只黑色的鳥不屬于天鵝類，由此就能保證原先命題不被否證。實際上，當一個理論體系與經驗發生沖突而需要對體系的有關部分加以調整時，科學家們總是根據保守主義原則－－盡量用已經熟悉的原理來說明新的現象，和簡單性的原則－－盡可能用較少的定則來解釋較多的現象，來進行這種調整。因此，一個假說是否要被科學家接受或否定，不僅取決于有關的觀察或實驗的結果，而且還取決于科學家要求保守性和簡單性這兩個主觀條件。這樣一來，蒯因就把邏輯實證主義關于每一個有意義的命題都可以用經驗加以證實這個基本原則，重新解釋為具有經驗意義的是我們的整個知識體系，因此應當把知識的體系而不是孤立的個別命題當作經驗檢驗的單位。

在這種“整體論”的經驗檢驗理論的基礎上，蒯因就提出了“本體論的承諾”這個概念。在他看來，本體論承諾是必要的，當一個人談論某種事物或接受一種理論時，他就有義務接受某種本體論的論斷。也就是說，我們只有預先設定某物是存在的，才能來討論某物是怎樣的。我們接受一種本體論，同我們接受一個最簡單的、可以把原始經驗的零亂材

料置于其中并加以整理的概念框架是等同的。他聲稱：“一旦我們擇定了要容納最廣義的科學的全面的概念結構，我們的本體論就決定了。”[9]然而，這種本體論承諾又具有約定的性質，就是說，當我們斷言某某事物存在時，其實是在約定某某事物是存在的，也就是做出一種本體論的承諾。至于該事物是否存在，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不重要的，至少是在制定一種理論體系前問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做出某種本體論承諾的目的是要據此而建構某種有效的理論體系，因此關鍵的問題在于這種本體論承諾和它所屬的理論體系是否是恰當的、有效的。依據“整體論”的經驗檢驗原則，檢驗理論體系有效性的方法是從中推導出一些觀察陳述來，看它們是否跟感覺經驗相協調。如果它們跟感覺經驗相協調，那就說明這個理論體系是有效的，可接受的，同時也就表明了該理論體系中的概念所指事物的存在，反之，則不承認它們的存在。這就是說，一個理論體系被經驗檢驗為有效的、可接受的，那么它所包含的某物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就是有效的、可接受的，而不管該事物究竟是否是實際存在的。

蒯因的上述這番論證表明，他實際上是把本體論問題完全歸結為了一個語言的問題。在他看來，我們之所以有義務承認某種對象的存在，是因為我們的語言中有關于該對象的詞語在起作用。他承認物理對象和抽象實體的存在，但這只是一種在理論中或語言中的承認，目的是為了保證指示該對象的詞語在語言使用中有效地發揮其作用。他把哲學包括科學中的所有基本概念都看成是為了便于說明問題而做出的理論假設，它們與宗教神話沒有本質的區別。他說：“物理對象是作為方便的中介物被概念地引入這局面的－－不是用根據經驗的定義，而只是作為在認識上可同荷馬史詩中的諸神相比的一些不可簡約的設定物。……從認識論的觀點看，物理對象和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種類上的不同。這兩種東西只是作為文化的設定物進入我們的概念的。”[10]至于在說明世界的本質時出現的多種不同的本體論，只是一些不同的概念框架而已，它們在不同的場合下有不同的作用。我們選擇一種本體論或一種概念框架的標準，不是看其是否與客觀實在相符合，而應當以怎樣建立起更有效、更具解釋力的理論體系為標準。本體論問題就是為科學理論選擇一種方便的語言形式、一個方便的概念體系或概念框架的問題。至此，蒯因就把以陳述存在為目的的哲學本體論，完全轉化成了為科學選擇恰當的概念框架的實用主義的本體論；他雖然也承認本體論概念及其命題是有意義的，但只是作為構成一個理論體系的概念前提而有意義。在否定本體論概念和命題具有實在的內容這一點上，他同邏輯實證主義者并沒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4．分析哲學的局限及其啟示

在我看來，上述分析哲學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批判，盡管在現代哲學史上造成了較大的影響，但從總體上和根本上來看是不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

第一，分析哲學依據經驗主義（科學主義）的意義標準來反對形而上學是站不住腳的，不得要領的。經驗主義的意義標準只能適用于經驗科學，然而在人類的知識體系中，除了有經驗科學外，還有非經驗的學問，哲學就是一種非經驗科學的認識活動，它就不適宜用經驗標準來對之加以檢驗。將經驗證實或經驗驗證原則作為理論話語唯一的意義標準或尺度，以此來衡量人類的一切認識活動，這本身就是經驗主義的一個教條。實際上，人類的相當一部分知識既不是主要從視覺或聽覺這樣的感官經驗獲得的，也不是通過感官經驗就可以驗證其真假的。比如我們由“內知覺”所獲得的對我們自身的意識結構、先天概念框架的把握，我們關于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以及人的某一方面活動的認識和把握等，甚至包括邏輯實證主義（經驗主義）自身所提出的那些基本命題，如經驗證實原則，顯然都不是能夠訴諸于經驗的檢驗的。這些認識領域恰恰就是哲學的領域，也是經驗科學所達不到才由哲學來承擔其認識任務的領域。如果把這些認識內容都作為形而上學的無意義言說從知識系統中通通清除出去了，其結果只能是造成我們人類知識范圍的縮小而不是擴大。

第二，分析哲學拒斥形而上學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把哲學的未來發展走向局限在對語言的分析工作上。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當形而上學被解構之后，給哲學剩下的唯一問題就是語言的問題，哲學的唯一工作就是通過語義分析來澄清命題的意義。如石里克所主張的那樣：“哲學不是一種知識的體系，而是一種活動的體系，……哲學就是那種確定和發現命題意義的活動。哲學使命題得到澄清，科學使命題得到證實。”[11]但是，我們也看到，語言問題并不是人類生存活動中的唯一問題，甚至不是真正最始源和最根本的問題，人類生活的領域是如此之廣泛，而語言活動只是其中的一種活動，語言問題也只是其中的一類問題。如果把哲學僅僅限定在對語言問題的研究上，這實際上是縮小了哲學思考的范圍，從而也是弱化了哲學關照和影響人類現實生活的能力。因此，分析哲學為哲學所指出的未來出路是并不可取的，哲學必須超出單純的語言分析工作才會有真正的發展和突破。

第三，分析哲學并沒有認識到傳統形而上學的真正錯誤之所在，因此它自身實際上一直都陷在傳統形而上學的思維框架之中。傳統形而上學的一個根本錯誤或要害之所在，就是它在現實世界之外又虛構了一個超感性的“本體”世界，并把它作為哲學運思和把握的對象，而這正是造成哲學與現實生活錯位與背離的根源。分析哲學家們對形而上學的這一錯誤并未有很清楚的認識，因此他們在推翻傳統形而上學的那種實體性的本體論世界時，又不自覺地在建構著一個新的語言化的本體論世界。不管是寫作《邏輯哲學論》時的維特根斯坦還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他們都把建構一種理想語言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這種理想語言就具有“本體”的意味：語言的本質（邏輯本質）是世界的本質，語言的界限是我們世界的界限，我們的整個世界在本質上就是語言（邏各斯）的世界，一切問題在根本上都可以歸結為語言問題來解決。這種將世界還原為單純的語言世界，又將其抽象化為一種邏輯架構的做法，正是傳統形而上學思維模式的典型表現。可見，分析哲學雖然以反形而上學標榜自己，但它實際上卻不自覺地成了傳統形而上學思維模式的一位現代傳人。

盡管存在著上述的這些缺陷和問題－－它們使得分析哲學對形而上學的拒斥并不成功，

但我們也要看到，現代分析哲學確實也取得了許多頗有價值的理論成果，無愧為為現代哲學中一個特別重要的哲學流派。

首先，分析哲學在科學論方面的研究及其成果，對我們探索哲學的本質、特點、功能和未來可能性等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他們深入地探討了科學的意義標準問題，科學語言的邏輯結構問題，科學理論的有效性問題，以及當一個理論體系在受到經驗挑戰時是如何由邊沿向中心逐步修正的過程等。他們探究這些問題的目的是為了拒斥形而上學，實際上拒斥的是哲學本身，這當然是不會成功的。但從積極的方面來看，這些研究卻有助于我們理解經驗科學的性質、特點、功能和邊界等，理解科學語言和科學思維的特點，從而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哲學之為哲學的本質特性、思維特點、現實功能及其未來走向等問題。從更深層次上來看，哲學和科學實際上是人類自身把握和對待世界的兩種不同方式，也是人類自身生存活動的兩種不同的方式，分析哲學對科學問題的探究，就可以啟發我們進一步探究作為人類生存活動的兩種基本方式的科學和哲學的區別與聯系。

其次，分析哲學最重要的理論成果是他們創立和倡導的語言分析方法，它在現代思想文化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們固然不會同意把語言分析作為一種獨立的哲學研究活動，甚至是唯一的哲學研究活動，但語言分析作為理論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其意義卻是不容低估的。語言分析是使我們的概念保持清晰，避免因邏輯混亂造成思想不清的有力保證。在經過了現代分析主義思潮的洗禮之后，任何一個哲學家在建構他的理論體系時，都不可能回避對其概念進行語義分析的問題，從分析基本概念著手，這幾乎成了哲學研究中一種普遍采用的方法。實際上，不只是在哲學中，在其它理論領域，如基礎科學、美學、倫理學、政治學及文學理論中，都廣泛地運用到了語言分析的方法。正是這種廣泛存在的影響，表明了語言分析方法的極端重要性。但不管分析方法怎么重要，都只能是一種研究的方法，而不應當也不能夠代替哲學研究本身。

內容摘要：現代分析哲學把傳統形而上學看作是無意義的虛假陳述而加以拒斥。首先是維特根斯坦依據其語言圖像理論而認為形而上學的問題和命題都是無意義的，隨后邏輯實證主義者從經驗主義的可證實原則出發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學”的口號，再其后蒯因以他的“本體論承諾”理論仍然堅持否定哲學具有陳述存在的意義。在我看來，分析哲學對形而上學的拒斥在根本上是不成功的，但它仍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論成果而具有啟示意義和廣泛影響。

關鍵詞：分析哲學拒斥形而上學無意義性評價

現代分析主義或分析哲學，是對興起并盛行于二十世紀上半葉，由幾種哲學流派和哲學理論所共同構成的一種哲學思潮的稱呼。這些思想流派和理論的共同之點就在于，都非常重視對語言的邏輯分析，語言分析不僅是進行哲學研究所必須的方法，而且也是哲學活動的全部內容和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批判與拒斥，也是貫穿在整個分析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根本的主題和宗旨，分析主義思潮從興起到發展都同這個主題或宗旨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將圍繞著分析哲學把形而上學看成是“無意義的虛假陳述”這一基本觀點，著重探討維特根斯坦前期哲學、維也納學派以及蒯因哲學的反形而上學思想，旨在清理線索、考察實質，并力求從哲學自身反思的高度上對其局限和意義有所把握。

注釋：

[1]邏輯實證主義是分析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流派，它又以維也納學派為主體，并且是分析哲學中批判形而上學態度最鮮明、言辭也最激烈的一個。

[2]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42頁，商務印書館，1996。以下凡引該書正文內容，皆只在文中注明編節號。

[3]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23頁，商務印書館，1996。

[4]轉引自M.K.穆尼茨：《當代分析哲學》，210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

[5]石里克：《意義和證實》，引自洪謙主編的《邏輯經驗主義》，上卷，39、40頁，商務印書館，1982。

[6]卡爾納普：《可檢驗性和意義》，載于《科學哲學》，420頁，1936。

[7]《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上冊，499頁。

[8]石里克：《哲學的轉變》，引自《二十世紀哲學經典文本》（歐洲大陸哲學卷），315－316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9]蒯因：《論何物存在》，引自《二十世紀哲學經典文本》（英美哲學卷），274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10]蒯因：《論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引自《二十世紀哲學經典文本》（英美哲學卷），299－300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11]石里克：《哲學的轉變》，引自《二十世紀哲學經典文本》（歐洲大陸哲學卷），315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