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標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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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古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我國的翻譯事業約有兩千年的歷史。佛經的翻譯始于東漢桓帝建和二年。譯者安世高是公元二世紀來華的西域人。他翻譯了《安般守意經》等30多部佛經。后來月支國人支婁迦讖來中原，譯了10多部佛經。他的譯文生硬，讀者不易看懂，所以從那時起，就有直譯和意譯這一類問題的爭議。他有個學生叫支亮，支亮有個弟子叫支謙，他們三人號稱“三支”，都是當時翻譯佛經的名人。支謙在《法句經序》中有“傳實”、“貴其實”、“勿失厥義”、“因循本旨”的提法，這就是主張注重傳輸原著實質性內容，也就是嚴復所謂的“信”。這一“信”字在唐代譯家尤其是玄奘的翻譯實踐和理論中長期被奉為圭臬。支謙在同一篇文章中還說他最初不贊同另一譯者將炎的譯法，說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近于質直。仆初嫌其辭不雅。”嫌其譯得“不雅”，說明支謙最初也認為“雅”是翻譯標準之一，后來才有所更改。由此也可見關于“雅”這個翻譯標準即使在當時，就已經在我國譯界爭論不休了。當時與支謙在一起的人主張“今傳胡義，實宜徑達”。可見“達”字翻譯標準當時也已經提出。到了符秦時代，在釋道安的主持下設置了譯場。翻譯事業出現了一大進步，成為有組織的活動。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譯失真，主張嚴格的直譯，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譯的《蜱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譯下來的。在這期間，道安請來的生長于西域龜茲的天竺人鳩摩羅什考證了以前的佛經譯著，批評了翻譯的文體，檢討了翻譯方法，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譯風格，主張意譯，并改正了過去音譯的弱點。他的譯著表達了原作風貌，譯文生動形象，為我國文學翻譯奠定了基礎。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08年)譯界巨星玄奘出發去印度求經，17年后才回國。在他組織下用了19年時間譯出了75部佛經，共1335卷。他不但把佛經由梵文譯成漢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譯成梵文，成為第一個把漢文著作向外國介紹的中國人。他提出的翻譯標準“既須求真，又須喻俗”，意為“忠實、通順”，直到今天仍有指導意義。

二、我國近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談到近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我們不得不談嚴復和嚴復的“信達雅”。嚴復是我國清末新興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魯迅曾在《二心集》里說過，嚴復“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嚴復參照古代翻譯佛經的經驗，根據自己翻譯的實踐在《天演論》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達雅”翻譯標準。嚴復曾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嚴復最初提出三難，并不是作為翻譯標準提出來的，但在這之后的一百年間，嚴復的“信達雅”說漸漸引起了許多翻譯家的共鳴，對翻譯實踐起到積極的指導作用，表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但對其“雅”宇從一開始便有爭議。他所謂的“雅”，是指脫離原文而片面追求譯文本身的古雅。他認為只有譯文本身采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實際上即所謂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所以在白話文興起之后，激進派群起而攻之，大有將其批倒批臭而后快之勢。甚至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場關于“信達雅”的爭論。有人甚至認為嚴復的“信達雅”說，嚴重限制了翻譯

研究的視野，長期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有些觀點相當激烈。如黃雨石就說：“嚴復在開一代翻譯之風，在著意介紹外國新思想等方面的確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的這一套翻譯理論，無可諱言，卻顯然是完全錯誤的。(沈蘇儒著《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07頁)周篤寶說：“‘雅’字是唯心的，或者說是‘違心’的，都是不科學的。他翻譯的是當時格物致知的書，代表先進的學術思想，卻為了使頑固保守的士大夫階級樂于接受西方先進學理‘刻意摹仿先秦文體’去翻譯顯然不妥。如果說嚴復的翻譯思想有不妥之處，皆失于‘雅’’’。(《中國翻譯))2000(2)，29)由此可見，在對嚴復的“信達雅”說百年來的爭論中，“信達”二字已是人們公認的標準，而對“雅”字卻爭論很大。20世紀20年代我國出現了關于“神韻”的討論。對此我國著名作家茅盾曾發表過見解。他本人始終如一是不妥協的“直譯”論者，連后來出現的介乎“直譯”和“意譯”之間的所謂“順譯”他都反對，理由是“順譯”容易導致“歪譯”。(1984a：351～354)茅盾早期發表過許多關于文學翻譯的見解，針對以前“歪譯”的泛濫，提出一系列的“直譯”理論，以糾正前人的偏差。行文當中，他使用了傳統文藝理論的語言，談到“神韻”時說：“就我的私見下個判斷，覺得與其失‘神韻’而留‘形貌’，還不如‘形貌’上有些差異而保留‘神韻’。文學的功用在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還是寓于‘神韻’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譯本如不能保留原文的‘神韻’，難免要失了許多的感人的力量。”(1984b：337)這段話強調“神韻”，和后來的“神似”沒有大的差別。所以有人說20世紀50年代傅雷提出關于“神似”的討論是20年代“神韻”討論的繼續。

三、我國現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傅雷和錢鐘書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分別提出“神似”和“化境”的翻譯標準。傅雷先生主張“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于是我國譯界出現了兩大派。一是以傅雷、楊絳、楊必等譯家為代表的“神似派”，一是以卞之琳先生為代表的“存形求神派”。一派重神似，一派重形似，誰也說服不了誰。就在近期的《中國翻譯》上北大教授許淵沖先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江楓先生還在該問題上繼續爭論不休。(見《中國翻譯>>2001(3)“新世紀的新譯論”點評)2001年8月份在中國譯協、《中國翻譯》編輯部舉辦的“英漢翻譯高級講習班”上，筆者有幸聆聽了兩位學者的唇槍舌戰，雙方各持一詞，誰也不服氣誰，誰都能找出有力的證據證明自己的觀點是對的。繼20世紀50年代之后，70年代末我國翻譯事業出現了第二次高潮。由于西方翻譯理論開始大舉進入中國翻譯研究領域，不少學者力圖“挽救”、“完善”嚴復的理論。有人干脆說：“還是信達雅好。”于是人們重新提出“直譯”或“意譯”的價值。新一輪翻譯標準的爭論又拉開了帷幕。時代不同了，人們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維方式進行爭論。與此同時，后人對嚴復的“信達雅”已經賦予了新的內容和解釋。他們認為“雅”已不再是嚴復所指的“爾雅”和“用漢以前宇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風格”。這期間，我國一些學者提出了“信達優論”、“信達切論”、“最佳近似度論”、“辨證統一論”、“緊身衣論”等翻譯標準。精通英法兩門外語的許淵沖先生把“雅”字歸結為中國文藝學派翻譯標準的根源。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

發展，提出了“三美論”(意美、音美、形美)。1987年在青島召開的“全國首屆翻譯理論研討會”上，辜正坤教授發表了“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他認為具體的翻譯標準應該而且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翻譯標準可分為抽象標準和具體標準兩大類，這兩大標準構成一個互相制約和補充的有機系統。抽象標準具有一元性，具體標準具有多元性。論文一經宣讀，引起軒然大波，幾乎使有關翻譯標準的討論成了大會的主旋律。可見人們對翻譯標準的重視。

四、爭論給我們的啟示本文簡述了歷代譯界對翻譯標準的爭論，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1．翻譯標準不是永恒的翻譯標準來自于翻譯實踐，來自于當時當地的翻譯實踐。翻譯標準的提出都與當時的社會政治氣候和人們的意識形態分不開。古代的翻譯是以宣傳宗教為目的，所以以翻譯佛經為主；近代的翻譯目的是“使頑固的士大夫階級樂于接受西方的學理”，所以以翻譯科學技術和介紹新思想為主；現代的翻譯目的是為了傳播思想和文化，所以以翻譯文學作品為主；而后現代的翻譯目的卻是多元的。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的人們抱著不同的目的，把翻譯作為一種達到目的的服務手段。其翻譯標準也是各種各樣的。縱觀翻譯歷史的長河我們不難發現，翻譯標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著必然的聯系，任何翻譯標準放到另一個時代都有其適用性和不適用性。翻譯標準不是永恒的。2．目的、對象第一，翻譯標準第二任何人在從事翻譯活動時都是把翻譯目的和對象放在首位，不是先討論翻譯標準，后根據標準再進行翻譯活動。嚴復翻譯《天演論》的對象是士大夫階級，目的是“為了使頑固的士大夫階級樂于接受西方學理”。為達到此目的，他拋開自己的翻譯標準而不顧，把文章譯得艱澀難懂，對原文隨意取舍，類似改編。但他實現了自己預定的目標，獲得了中國翻譯史上罕見的成功。嚴復追求譯筆優美，很切合他要引起士大夫階級興趣的翻譯目的。如果《天演論》是專為研究進化論專家翻譯的，作為一個特殊領域的讀者群，他們對翻譯的興趣主要是為了實用，譯文盡量保持原文的原貌，這比譯筆優美更重要。如果選擇學童為讀者，那必須改寫成淺顯易懂的科普讀物。所以，翻譯目的和對象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翻譯標準。3．樹立正確的翻譯觀長期以來，我國翻譯界一直存在著“直譯派”與“意譯派”、“神似派”與“形似派”、“藝術派”與“科學派”之間的爭論。大致說來，這一對對派別又可以概括為兩大派，藝術派認為翻譯是藝術，實踐中比較重神似，而且大多偏愛意譯，而科學派則認為翻譯是科學，實踐中比較強調形似，大多喜歡采用直譯。從實踐效果來看，“藝術派”的譯文以明白曉暢為特色，容易為讀者所喜愛。但是，由于不拘形式的緣故，難免或多或少存在有失嚴謹的缺陷；而“科學派”的譯文雖以忠實、嚴謹為特征，但容易出現生硬拗口的弊病，讀起來不是十分順暢。作為翻譯工作者應堅持辯證法，樹立正確的翻譯觀，不偏倚任何一派，而是取兩家之長，避兩家之短，使科學與藝術并重，神似與形似兼顧，直譯與意譯并用。堅持對立統一規律，才能達到翻譯的最高境界。

五、結束語從歷代翻譯家們對翻譯的原則、標準的看法和爭論中，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翻譯活動本身不應該是目的，它應該遵循某些原則或標準。從有翻譯以來，就有對翻譯標準的爭論。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翻譯實踐的不斷豐富，一代又一代翻譯家們不斷給翻譯標準注入新的活力。我相信，今后這種爭論仍然是在所難免的，翻譯標準只能在爭論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