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體系不足及革新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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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國際貨幣體系是為了保障國際收支順利進行、促進經濟穩定和發展而就國際間貨幣關系、國際收支調整等問題達成的一系列準則、協議，所建立的國際機構，以及所進行的各種活動，主要涉及國際儲備資產的性質、構成及作用，匯率制度以及國際收支調整機制等問題。其作用在于確保外匯市場的有序與穩定、促成國際收支問題的解決、為遭遇破壞性沖擊的國家提供獲得國際信用的便利。其發展主要經歷了國際金本位體系（1873-1944）、布雷頓森林體系（1944-1973）和牙買加體系（1973至今）三個時期，每一次變革與發展均伴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遷。2008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引爆全球金融危機，歐元區深陷主權債務危機，刺激計劃并未達到預期目標，卻導致新興經濟體流動性泛濫。各國寄希望于本幣貶值來刺激外部需求，競相在外匯市場上操縱匯率。在經濟刺激政策逐漸退出、匯率競相貶值的“囚徒困境”逐漸形成后，各國學者已將注意力集中到對危機爆發深層次原因的分析上，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合理性遭到了國內外學者的普遍質疑，對其進行改革的相關事宜被再次提上議程。

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分析

現行的牙買加體系下，多樣化的貨幣調節機制具有較強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既提高了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自主性，也增加了國際收支調節機制的有效性。因此，在維持國際經濟正常運行、推動世界經濟持續發展方面，牙買加體系的建立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在這一時期，匯率波動頻繁，國際短期資本大規模流動，國際收支失衡加劇，大宗商品價格大幅震蕩，金融危機與債務危機頻發……種種現象表明：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存在著內在缺陷。這一缺陷是近三十年來世界金融危機頻發的制度性根源①。這種以單一主權貨幣為中心的全球儲備貨幣結構與全球化條件下世界經濟多元發展格局不適應，美元作為主權貨幣的國內政策功能與其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所應承擔的國際責任和義務不適應，現行金融監管體系與跨國金融交易日益頻繁、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的形勢不適應。具體而言，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主要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國際儲備體系不穩定

傳統國際金融理論認為，本幣幣值的變動會引導國際資本的流動，而無需過多國際儲備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干預。然而，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和浮動匯率制度的建立，世界各國對儲備的需求并沒有減少，這種需求主要通過美元資產來滿足。美國憑借其儲備貨幣發行國的核心地位支撐了連年的赤字消費②，并獲得了巨額的鑄幣稅收入③。同時，這一地位使得美國在危機期間可以依照本國需求獨立地制定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向其他國家“溢出”這一政策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儲備資產單一化使得各國貨幣地位不公，“特里芬兩難”并未從根本上得以解決，這嚴重危及了儲備體系的穩定性，國際收支失衡和世界金融體系的動蕩也在所難免。從中長期來看，美國經常項目持續逆差、美國的巨額外債、美國貨幣供給的急劇增加、美國的巨額赤字，所有這些長期因素都指向一個結果：美元貶值和美國通貨膨脹（余永定，2009），通貨膨脹和美元貶值必將成為威脅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堰塞湖”（管濤，2009）。

（二）全球匯率制度安排不合理

牙買加體系中的匯率安排是美元、歐元、日元等核心貨幣自由浮動，其他外圍國家根據需要選擇“釘住”某一種或幾種核心貨幣。這種匯率制度缺乏穩定性，匯率波動頻繁加大了國際貿易中的經濟風險和折算風險。此外，核心國家的政策溢出效應明顯，刺激了投機資本的跨境流動④，弱化了一國維持金融和宏觀經濟穩定的能力⑤，不利于全球經濟的長期穩定⑥。同時，它還使得貨幣危機頻發，危機的蔓延速度加快，對金融系統的破壞力加大⑦。2008年危機后，浮動匯率的合法化在世界范圍內掀起貨幣的競爭性貶值狂潮，極大地阻礙了世界經濟的復蘇。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2010年熱錢流入355億美元，2011年12月以來，歐洲債務危機推動美元升值又使得外資從我國撤出，這種資本的大幅波動正是匯率制度安排不合理的結果。

（三）國際收支調節機制不健全

Greenwald和Stiglitz（2008）提出判斷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好壞的三個標準：第一，國際收支可持續；第二，穩定的匯率；第三，單個經濟體既不會遭受由于持續外部赤字所帶來的通貨緊縮損失，也不會遭受由于持續外部盈余所帶來的通貨膨脹損失。他們認為，這三個標準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下都沒能達到。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缺乏有效的全球調整紀律，使得一國可以長期積累大規模的失衡而不用承擔調整壓力。Obstfeld和Rogoff（2005）曾將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視作為“懸在世界經濟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認為美國收支失衡是不可持續的。

（四）國際經濟政策協調不充分

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各國政策協調合作變得很困難，各國央行都根據本國的經濟情況獨立地制定貨幣政策，各國可自由管理他們的資本賬戶并制定匯率制度，世界經濟通過全球資本市場緊密相連的同時，各國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也成倍增加。IMF前總裁MichelCamdessus（2011）指出，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管理以及兼備合法性與有效性的決策組織，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無法確保經濟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具有一致性而且有助于維持全球穩定，亦無法提供處理領導人之間以及核心國際金融機構之間關系的正式框架，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元區債務危機發生后各國應對策略的沖突充分地印證了這一事實。

（五）全球金融監管不全面

盡管存在國家間的相互監督⑧，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全球金融監管的職責主要由IMF來承擔。IMF由于其治理結構和制度安排方面的不合理，并未能充分代表成員國的權利，不僅缺乏系統的跨境金融監管體系，對美歐的金融風險擴張行為不具備監督和約束能力，而且在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上也百般刁難，沒有發揮其成立之初所設定的“對成員國宏觀經濟實施連續監測、向出現國際收支問題的成員國提供短期融資安排”的目標職能。次貸危機的爆發使得各國學者對IMF存在合理性的質疑達到了頂峰，集中反映出它既不能代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也不能實施有效監管以影響較大會員國政策的重大缺陷。

三、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方案評述

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是近三十年來世界金融危機頻發的制度性根源，美國前財政部長LawrenceH.Summers甚至把這種國際貨幣體系格局下的世界經濟稱為“金融恐怖平衡（BalanceofFinancialTerror）”⑨。金融危機的爆發為解決國際貨幣體系中所存在的問題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如何在推動國際金融秩序不斷朝著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發展的過程中變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具體的變革方案主要有以下四種。

（一）重回金本位制或布雷頓森林體系

金本位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維持物價和匯率穩定上均優于牙買加體系。Mundell、歐洲央行行長Trichet、Mckinnon等學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重回金本位制或者布雷頓森林體系。但是，這些學者在恢復金本位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具體措施、恢復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風險以及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內在缺陷等問題上，都提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故其建議的可操作性不強。

（二）實行以匯率完全浮動為特征的國際貨幣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暴露了釘住美元、維持固定匯率的缺陷。然而，即使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大部分國家仍然選擇美元作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元仍然處于主導地位，各國在美國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依舊只能被動地承受美元貶值和通貨膨脹的后果。鑒于此，有的學者認為，建設以匯率完全浮動為特征的國際貨幣體系才是最理想的。匯率完全浮動的確具有很多優勢，但在這種體系下，匯率大幅波動對貿易和投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必須重點考慮的問題。Nurkse、Mundell和Kindleberger都認為在完全浮動匯率制度下可能出現內外均衡自動調節效率降低、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加大、貨幣政策濫用情況增多、通貨膨脹國際傳導迅速等一系列問題。此外，匯率的完全自由化容易造成投機資本活動頻繁，這對一國宏觀經濟調控能力以及金融市場的發展水平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小國均無法駕馭，故這種方案也不具備可行性。

（三）多元貨幣本位

Mundel（l1997）曾經預測，21世紀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美元和歐元能和諧共處，直指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方向———多元貨幣本位。歷史上，幾種替代貨幣可以同時存在，Eichengreen（2009）認為，上世紀20-40年代英鎊和美元之間的競爭推動了市場紀律建設。美元和歐元在過去10年的競爭提高了經濟政策的有效性（Bergsten，2009）。多元化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下，單個儲備貨幣的危機對全球金融系統的沖擊有限，同時，這更加符合區域一體化和全球多極化的趨勢，有利于形成若干個相互競爭的國際區域貨幣,擺脫對某一國貨幣的過度依賴。但是，多元本位制仍存在很多難題。交易成本的增加是各國難以承受的，“特里芬兩難”也仍未解決，只不過從單一的美元變成了多種國家的貨幣。多元核心貨幣的引入只能暫時緩解全球失衡，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要是以主權國家的貨幣作為國際本位貨幣，最終都必將出現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相似的情況。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各國政治博弈的結果，其中的利益關系錯綜復雜，多元貨幣本位的構建之路必將充滿荊棘。

（四）超主權貨幣本位

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元價值的不穩定引發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的擔憂。周小川（2009）提到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全球化的經濟需要一種全球貨幣，超主權儲備貨幣的提出令當前關于國際貨幣體系的討論跳出了原有的框架，既有利于克服主權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也解決了未來單個貨幣和單個國家無法建立全球性信譽的問題。首先，超主權貨幣的發行可以起到儲備分散化的作用。對美國而言，這將減少各國對美元資產的依賴，從而緩和美國的外部失衡；對其他國家而言，外部流動性的引入也會減輕其取得儲備資產的競爭壓力，有利于維持其匯率的動態調整和國際收支的穩定。其次，外匯市場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再次，“燙手的山芋”問題被解決了———只要一國的貿易赤字等于該國所獲得的新儲備，該國就不需擔心爆發支付危機⑩。

盡管創造單一超主權貨幣的設想很完美，但其實施的難度卻是空前的。首先，迄今為止的貨幣和中央銀行體系都以一定的政治制度為基礎，未來的貨幣體系完全獨立于政治體制之外是艱難的嘗試。其次，讓世界各國放棄發行貨幣、實施貨幣政策的權力，這不僅涉及經濟金融領域，更涉及一個國家的主權。再次，發行超主權儲備貨幣要獲得美國的同意，而美國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對此持消極態度。此外，超主權貨幣同樣是信用發行，其制度安排上不一定優于現在的美元信用本位。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一個龐大且復雜的以該種貨幣計值的金融市場，超主權貨幣的價值貯藏功能將大打折扣。因此，超主權貨幣在短期內的實施難度很大。

國內外很多學者都認為可以將SDR發展為超主權貨幣。他們認為，作為一種特殊的復合型儲備資產，SDR具有任何一種主權貨幣均不具備的優勢，不僅可以發展一種新型的儲備資產，緩解儲備不平衡，而且可以減少匯率波動，提高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但事實是，只占全球儲備4%的SDR無論是在價值的穩定性、還是在適用范圍上均不符合要求。同時，由于SDR不能用來干預外匯市場、不能用來償付跨境債務，故其不能完成儲備資產的兩大基本任務。此外，面對美元強大的“網絡外部性”輯訛輥，要想將目前僅作為補充性儲備資產的SDR發展為日后全功能的超主權貨幣，必須在其具體的運行機制、各國份額的安排、國際發行量、市場流動性、市場準入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改革。四、結論及啟示中國GDP占全球規模的10%，人民幣卻未能進入全球儲備貨幣體系，這不符合我國的經濟地位。回顧歷史上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與運行，新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需要反映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成果和利益，這不僅要靠市場的倒逼機制，還需要國際政策協調的引導。

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不能適應世界經濟發展的要求,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塑勢在必行。同時，國際經濟的客觀現實決定了美元不會很快退出歷史舞臺，雖面臨挑戰，但短期內美元仍將處于主導地位。鑒于此，短期內各國應約束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要求美國提高儲蓄率、減少逆差、壓縮財政開支，致力于維持美元穩定，這有利于維護全球各大經濟體的利益。但是，從單極到多元國際貨幣體系的轉變具有必然性。長期而言，我們應力主構建多元貨幣本位的新型“中心—外圍”結構以制衡美元。其中，中心國家之間維持固定匯率，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則應根據實際需要保持浮動。從更長期來看，在多元本位的基礎上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超主權貨幣是大勢所趨。根據目前的形勢，SDR最具超主權貨幣的潛力。在加強全球金融監管的同時，將多元化的儲備貨幣體系過渡到全球儲備貨幣體系可以有效提升全球貨幣體系的公平性和穩定性，促進經濟增長。

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是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和爭取經濟話語權的必然要求。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中國要充分利用這一歷史機遇，在提高綜合國力的同時加強與周邊國家的聯系，通過IMF增資和投票權改革的契機，努力擴大話語權，放棄人民幣緊盯美元的機制，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努力建設“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貨幣新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