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家庭碳排放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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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球氣候變化是目前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IPCC明確指出近百年來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主要是由人類活動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所引發的溫室效應造成的。長期以來，碳排放研究主要集中在工業部門、商業部門、交通部門等，這種“部門”的碳排放研究忽視了個人消費行為對碳排放的影響，也忽視了作為人類社會的基本單位、生產活動終端需求的家庭的生活消費。目前，從研究成果來看，家庭的碳排放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重視。如比娜(Bina)等運用CLA模型對美國居民消費行為和環境影響間的關系進行了探索研究，發現超過80%的能源使用和CO2排放是由居民的消費行為和滿足其需求的經濟活動產生的。根據社會學基本理論，家庭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單位，居民消費多以家庭消費方式展開。美國研究人員發現，1997年家庭消費行為占全美能源消耗的28%，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美排放量的41%;王彥等研究中國家庭碳排放，結果表明，家庭消費引起的碳排放量占碳排放總量的比例由1995的19%上升到2004年的30%。由此可見，家庭碳排放對全社會碳排放的影響不容忽視。與此同時，“部門”碳排放研究不能解釋家庭活動的碳排放結構特征、影響因素，也無法解釋同一個城市或社區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數、文化特征、經濟特征等)差異而產生的碳排放的差異。因此，基于家庭消費視角的碳排放研究對低碳城市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獻回顧

目前，國內外關于城市家庭碳排放的研究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家庭基本特征和家庭能源消費方式對碳排放的影響。國外學者帕喬里(Pachauri)借助家庭微觀調查的研究，結果表明，家庭收入是家庭碳排放的重要影響因素;杰克遜(Jackson)的研究表明，家庭規模、住房面積、成員結構、消費水平等家庭特征是家庭碳排放的主要影響因素。弗林格爾(Vringer)等發現，戶主年齡在40－50歲的高收入群體，其家庭能源消耗最大。楊選梅等以南京為例認為常住人口、交通出行、住宅面積是影響家庭碳排放的顯著因子。楊瑞華等對全國不同地域9個城市的家庭碳排放情況進行跟蹤調查，對城市家庭碳排放特點和不同地域城市碳排放差異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家庭碳排放量與家庭經濟文化水平和家庭常住人口數呈正相關，沿海經濟發達城市家庭的碳排放量高于內陸城市和經濟欠發達城市。威爾森(Wilson)等研究了家庭成員的環境認知、能源消費行為對家庭碳排放的影響。二是家庭碳排放的空間分布差異研究。阿爾蒙德(Almond)等研究發現，在中國，秦嶺－淮河以北地區由于需要家庭集中供暖，其碳排放量特別高。卡恩(Kahn)通過使用1993年美國居住能源消費調查數據，研究發現居住郊區化對能源消費的顯著影響以及其環境后果。黃茹等通過廣州市3個不同區位類型社區家庭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郊區社區家庭碳排放量最高，市區社區家庭碳排放量居中，城鄉結合部家庭碳排放最低。張馨等研究了城鄉居民家庭能源消費的碳排放，結果表明，從2000－2007年城鎮居民家庭的直接能耗和間接能耗碳排放都呈上升趨勢，農村居民家庭的直接能耗碳排放逐年增加而間接能耗碳排放有所下降。三是從時間序列分析家庭規模的變化對碳排放的影響。蔣耒文等認為，相對于個人而言，家庭是消費的主要單位，在人口總量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家庭規模變化導致的家庭戶總量的變化有可能對碳排放產生明顯的影響。陳佳瑛等就中國1978－2007年家庭模式變化對碳排放的影響情況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家庭規模與總戶數對于碳排放具有較大影響力，家庭戶單位體現出對人均單位未能包括的家庭消費行為模式的包容，因而可能成為更合適的居民能源消費產生碳排放的分析單位。王欽池認為根據邊際效應遞減規律，在一定的經濟社會條件下，應該存在一個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家庭規模，稱之為最優家庭規模。當家庭規模大于或者小于最優規模時，都會導致能源利用效率的降低和碳排放量的增加。總體說來，家庭碳排放的研究視角從開始較多地集中在宏觀層面逐漸轉向家庭微觀層面。隨著我國新型城市化建設的加速推進，人們生活方式將發生巨大變化，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將不斷提高，城市生活能耗消費量將不斷增長，導致城市家庭能耗碳排放對環境的影響更加明顯。因此，有必要對某一區域或省域的家庭碳排放特點及變化特征做詳細調查研究，這樣可以針對不同研究區域的家庭特征、低碳消費行為分別研究碳排放的影響因素，從而制定更有針對性的區域、社區及微觀家庭成員的減排政策。本文將以微觀家庭調查數據為基礎，以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省份江蘇作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江蘇城市家庭碳排放的結構特征和區域差異性，并分別對調查城市家庭的基本特征、家庭成員低碳消費行為與家庭碳排放的相關性作回歸分析，最后得出江蘇城市家庭碳排放的主要影響因素。

三、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數據來源

研究采用2013年南京郵電大學大學生實踐創新訓練計劃項目“江蘇城市家庭碳排放調查”研究小組對江蘇省城市家庭活動的調查數據。該調查按照江蘇南北區域經濟發達與不發達等特點選取了蘇南的南京市、蘇中的南通市以及蘇北的連云港市，由于三個城市2012年的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分別與所在區域的平均水平最接近，且南京市是江蘇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南通市是蘇中地區三個市中人口最多的城市，連云港市2012年人均GDP排在江蘇13個地級市的倒數第二位，因此，選取這三個城市體現了江蘇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和典型代表性，可以代表不同區域的城市家庭碳排放基本情況。研究在每個城市選擇三個社區(市區社區)，為了使數據收集更具廣泛性和靈活性，并且提高問卷收集速度，在每個社區選擇150戶家庭采用入戶隨機發放和現場填寫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要求每個家庭18周歲以上成員填寫調查問卷。研究共發放問卷1350份，收回有效問卷1288份，問卷有效率為95.4%。調查問卷包括三個部分:家庭基本特征、家庭低碳消費行為和家庭碳排放結構。家庭基本特征包括家庭的人口統計特征、消費特征(居住面積)、出行特征、文化特征、經濟特征(家庭收入)五個方面，其中人口統計特征包括:家庭常住人口數、被調查者的性別、年齡。家庭低碳消費行為包括家庭成員的每周購物頻率、在外就餐頻率、垃圾分類情況、空調溫度調控、自備購物袋以及“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六項內容。家庭碳排放結構包括家庭能耗(家庭用電、水、天然氣或罐裝液化氣)、交通出行(飛機、火車(動車)、長途汽車、地鐵、公交車、小汽車、電動車)、家庭生活垃圾三個方面。

2．研究方法

比娜等提出了消費者生活方式方法(ConsumerLifestyleApproach，CLA)，該方法是從家庭外部環境、個人決策因素、家庭基本特征、消費者行為以及消費行為產生的后果五個方面研究家庭碳排放。該模型首先被用于美國家庭碳排放研究中，隨后該模型被眾多學者引用。此模型中消費者是指為滿足其生活需要購買產品和服務的個人或家庭的實體;生活方式影響并決定了消費者的個體消費行為。該模型的目的是通過理解消費者的個體行為以便制定出更好的公共政策。由于各種影響因素的相互交織，并且其中一些因素隨著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因此，了解“消費者”變得很復雜。本文在此方法的基礎上加以修改和補充，繪制了基于家庭消費行為特征的家庭碳排放影響因素技術路線圖。

四、結論及政策含義

一是調查結果顯示，江蘇城市居民家庭戶均月碳排放量為565.73kg，人均年碳排放量為1893.64kg。從家庭碳排放結構特征來看，家庭耗能、交通出行、生活垃圾之比約為3∶1∶1，其中家庭用電碳排放占家庭能耗碳排放的2/3，家用汽車碳排放已經成為家庭交通出行最主要的碳排放驅動因素。二是從三個調查城市碳排放空間差異特征來看，位于蘇南地區的南京市家庭碳排放量最高，其次是蘇中地區的南通市，最小的是蘇北地區的連云港市。南京城市家庭交通出行碳排放最高，其出行方式主要以私家車為主;南通城市家庭交通出行方式以私家車和公交車為主，連云港則以公交車為主。南京城市用電碳排放明顯多于其他兩個城市，對于“四大火爐”之一的南京來說，夏季空調用電無疑是增加家庭碳排放總量的主要因素。三個城市在家庭天然氣或罐裝液化氣碳排放、生活垃圾碳排放方面差異不大。三是從家庭低碳消費行為上看，三個調查城市的居民家庭在購物時自備購物袋的不足20%，對垃圾分類處理的不到25%，有半數以上的家庭仍會選擇“一次性”用品，夏季空調溫度都設定在26度以下，這些表明城市居民對低碳生活的認知不足，還沒有落實到具體的低碳行為之中。四是通過回歸分析發現，在家庭碳排放影響因子中，家庭基本特征中的家庭住宅面積、家庭收入、家庭規模以及出行交通工具，家庭消費行為中的家庭每月購入衣服件數、每周購物頻率、每周在外就餐頻率以及夏季空調溫度調控對家庭碳排放有重要影響。家庭成員文化程度、性別、年齡與家庭碳排放無顯著相關關系，這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民眾，即使有低碳環保意識，但由于這部分群體往往收入較高，家庭消費水平高，導致家庭之外的社會碳排放較多。本文為制定區域減排政策提供了基于城市微觀家庭活動數據的經驗實證，研究成果對于我國新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家庭的人口集聚效應、消費升級效應、城市空間擴張效應對城市環境以及CO2排放的影響具有很強的政策含義和借鑒意義。隨著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政府應出臺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對家用電器、建筑材料的節能技術創新;除了宣傳教育外，政府科學的公共政策如完善的水電氣定價體系對居民的能源消費行為和習慣具有良好的導向作用;許多城市以汽車業作為主導產業，完善的城市交通規劃政策和管理規范對私家車出行具有明顯的鼓勵作用，而許多城市對非機動車設施的忽視導致自行車出行率的下降，值得引起重視。政府應大力扶持電動汽車和公共汽車企業，通過價格優惠鼓勵市民公共交通出行，引導合適的私家車保有量和出行率。

作者:杜運偉黃濤珍康國定單位:河海大學南京郵電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