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精神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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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圖書館精神是圖書館人所應具備的最基本的精神風貌，所應具有的最基本的素質和職業修養，是有別于其他行業的一種精神體現。文章通過列舉圖書館懂書愛書、不懂書不愛書的諸多事例，最后歸結為圖書館精神就是“懂書、愛書精神”。

【摘要題】理論探索

【關鍵詞】圖書館精神/懂書/愛書

【正文】

1懂書愛書——圖書館精神的核心

什么是圖書館精神，近幾年圖書館學界已經討論得沸沸揚揚，但如果到圖書館做一調查，卻是鮮有人能準確予以回答的。這充分說明，我們的圖書館學研究之不切合實際。因“圖書館精神”含有“精神”之所在，我們又常說人是需要有一點精神的，故作為一個熱愛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倒是十分期望此精神能夠給圖書館界注入些許新的活力。筆者不揣淺陋，對此予以探究。

每一個行業總有其自身的一些特點，所以我們總是說某某行業的行風或行業精神之類的話。如中國保險業在2003年把其行業精神概括為：“服務大局、勇擔責任、團結協作、為民分憂”。[1]同時我們也看到，并非每個行業都打出行業精神這塊牌子，樹立行業精神這面旗幟的。與圖書館行業相近的博物館、檔案館，探討其行業精神的似乎也不多見。

賀小蘭在《試論百年圖書館精神》一文中認為：“正是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和民主精神，不斷推動著中國圖書館事業蓬勃發展，成為中國百年圖書館事業發展的精神支柱和主線并延續至今。”[2]胡軍在《圖書館精神芻議》一文中把圖書館精神內容概括為五個方面：愛館敬業的奉獻精神，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鍥而不舍的進取精神，開拓創新的創造精神，團結協作的凝聚精神。[3]

以上論點，對則對矣，愛國主義和民主精神是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過程中所需要具備的一種精神，而作為圖書館精神單獨提出來，顯然是不適當的。圖書館作為現代社會的信息中心，無疑應具有胡軍先生所概括的五個方面行業精神。但似乎把這五個方面的精神移作任何其他行業，稱作其他行業精神也未嘗不可。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葉繼元教授所著《中國百年圖書館精神探尋》，通過對近百年幾代圖書館學人的考察，進而把圖書館精神概括為：敬業、愛書、利人精神。[4]程煥文老師則常將中國的圖書館精神概括為“四愛”——愛國、愛館、愛書、愛人[5]。葉教授的概括十分精煉，正是這種精神體現了近百年圖書館精英為中國圖書館事業奮斗的不懈歷程。但其中的敬業和利人精神，仍非圖書館業所獨有的特點。

“圖書館精神是圖書館的靈魂和精髓，是圖書館優良傳統的結晶，是維系圖書館生存與發展的精神支柱。”[6]通過20余年的圖書館學習和實踐，筆者認為，圖書館精神應是圖書館人所應具備的最基本精神風貌，所應具有的最基本素質和職業修養，有別于其他行業的一種精神體現。因而筆者愿意把葉先生和程老師所提到的“愛書精神”擴展開來，提出圖書館精神就是“懂書、愛書精神”，以就教于大家。

2“不懂書”的諸多事例

什么叫“懂書”，從字面而言，即讀得懂書。查遍辭書，并無解釋的詞條。如把讀得懂書作為圖書館行業的“懂書”，那么天下大凡識字的人，都要高興地說，我還是讀得懂一些書的。但讀懂多少書，讀懂多少類書才叫“懂書”。似乎也是很難界定的。“懂書”的定義難下，我們可以試著舉一些圖書館不懂書的例子，那么圖書館行業懂書的范疇或許要縮小許多。

2002年12月9日的《南方周末》報道：巴金研究者、人民日報社編輯李輝致電巴金的女兒李小林，稱其在京城某舊書攤發現并買下了6本印有“巴金贈書”字樣的英文版《THEDIAL》（《日晷》）雜志，其中一本內頁有巴金的毛筆簽名，攤主稱是“國家圖書館外文期刊部處理過期期刊時得到的”。12月10日，北京報章以“巴金贈書驚現舊書攤”為題發表報道。此后尚有部分藏書者稱，也淘到過國圖流散出來的巴金藏書。[7]隨后《工人日報》以“巴金贈書流失一事引人關注”為題報道稱：此次發生在“國圖”的贈書流失一事，雖需進一步的調查，但已對圖書管理疏漏敲響了警鐘，特別對于國家圖書館這樣的權威機構，如何維護自己的聲譽、妥善保護文化遺產、給贈書人以尊嚴和尊重，是相關責任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8]

此事在報章雜志和網絡上迅速傳播，鬧得沸沸揚揚，堂皇的國家圖書館也會把世紀老人著名作家巴金的贈書流落市場，因此大失顏面。由此可見，連國家圖書館也有不少不懂書的人。那么遑論其他眾多的圖書館，不懂書的人更是不在少數的。

其實在我國圖書館圖書剔舊工作中，尚存在大量的問題，有圖書館一次性把資料處理掉的，有一次性把多年系列整套的報紙合訂本剔除作為廢紙處理的。前數年北京一個著名的圖書館曾經把眾多的民國書刊一次性處理掉，引得上百位舊書攤販趨之若鶩。這是因為在許多的民國書刊中，不乏能夠作為文物的革命文獻（新善本），不乏市場價已達上千元甚至數千元一本的新文學毛邊本。更有甚者，一些圖書館把殘破的線裝書也有作為廢品處理掉的，在這些所謂的廢品中，說不定就有古籍善本或孤本的。這種情況在鄭振鐸、黃裳、葉靈鳳等許多藏書家的筆下描述的大多是解放前的情況，不曾想，到了今天，仍不乏其例。

最近西安《華商報》4月12日報道：陜西省社科院圖書館處理民國舊期刊報紙，數量據說有數噸之多，這其中有不少民國解放區的珍貴期刊報紙，如解放區《中原日報》合訂本，延安的《群眾》合訂本等。[9]在筆者看到的一份藏家目錄中，即有此批圖書剔除出來的近二千本民國珍貴期刊報紙的目錄，據說需花費10萬元方可收藏到。無怪乎陜西省社科院領導大為光火，痛斥其為“敗家子”行為。

在藏書剔舊過程中，因沒有一個標準可依，圖書館當然可以依據主事者的個人喜好隨便剔除舊書了。而主事者是否“懂書”，又是否“愛書”，只有老天知道了！

正因為不懂書不愛書，許多圖書館的大批古籍文獻甚至珍善本，數十年在大庫里塵封土垢。許多圖書館的古籍文獻、民國圖書資料無人能夠整理，無人愿意整理，甚至有人需要瀏覽一下也不可得。有些是當政者不知道此物有何用，而有些是把這些都當成別人不可觸碰的寶貝。在有些圖書館要尋找一二個能夠承擔整理又愿意潛心坐冷板凳整理的，實非易事。而這種情況在全國收藏有古籍民國文獻的圖書館并非個例。

正因為不懂書，許多圖書館存藏需要重點保護的圖書，許多需要按照《文物保護法》重點保護的珍善本，根本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文物局作為文物的主管單位也鮮有過問此事的。正因如此，北京民族文化宮圖書館于2005年11月，數十萬圖書文物遭泄漏供暖水浸泡，藏有60多萬冊圖書文獻的地下書庫灌進了大量的暖氣熱水。其中鎮館之寶清代善本乾隆版《大藏經》浸泡嚴重。這也可說是圖書館不懂書不愛書的慘重代價。

正因為不懂書，許多圖書館的革命文獻（新善本）才混同一般圖書列于大書庫，任憑讀者借閱。而許多圖書館員可以說還根本不知道“革命文獻”、“新善本”、“毛邊本”為何物。至于如何加強保護和利用，那么只能是天方夜譚。可以說，不懂書的例子在圖書館界比比皆是。但這在圖書館學界卻并沒有引起特別的重視。

正因為不懂書，我們會經常看到許多圖書館在采購圖書中的隨興所至，任意采購，毫無長期的規劃目標。我們常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其實一個藏書系統豐富，有自己特點的圖書館，無一例外都是圖書館懂書之人，經過幾代甚至更長時間持之以恒、堅持不懈努力的結果。而我們所最常看到的卻是，圖書館主事者的頻繁變更，采購人員的無章可循。圖書館館藏的系統性因領導的變更而變更；整套圖書或許因為采購人員的變動而中輟；圖書館因為急于補充館藏而采購盜版圖書。甚至有圖書館領導者以價格高低來取舍圖書的是否采購，無論什么書，只要是價格高昂的，圖書館即望而卻步。我們知道，許多圖書在讀者個人因財力的限制及個人利用率的問題，是不可能問津的，但如果圖書館也以此來決定圖書取舍，那么，這樣的圖書館藏書質量和結構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因為圖書館界沒有懂書愛書精神，許多圖書館的一館之長，可以隨便用一個行政領導，哪怕這位行政領導一年也沒有讀過幾本書，大字也認識不了幾籮的。甚至在一些著名的高等學府圖書館，圖書館館長也可以隨便聘任一個外系的專家教授來主持館務，來處理學校巨大的購書資金使用，指導甚至掌管著全校師生的閱讀命運。此實非明智之舉。正因如此，著名圖書館學人黃俊貴先生在《丑陋的圖書館學——實話實說訪談錄》中有這樣的憤慨：“現在正是如此，不學圖書館學！對圖書館沒有多少了解的人可以當圖書館學教授；沒有什么研究成果，沒有多少學術影響的人可以當博導；對圖書館沒有事業心，也不鉆研圖書館的人同樣可以當館長，甚至去分管業務工作，難道在座學圖書館專業的同仁對化學、物理一竅不通，對歷史學知之甚少，可以去化學系1物理系！歷史系當教授？——這純屬自掘墳墓，十足的自戕行為。”[10]

3懂書愛書的真正內涵

以上僅列舉了一些圖書館不懂書的事例，那么我們也可以列舉一些圖書館界真正懂書的例子。

正是因為有這種懂書精神，美國的圖書館學情報學教育主要集中在研究生和博士生層次上，很少有本科生，也即要求學習圖書館學的要盡量的知識面寬泛，而又必須掌握一門專門的學問再來從事圖書館學的學習和研究。

中國的圖書館界先驅很早即懂得圖書館精神的真諦，著名的圖書館學家劉國鈞早在1921即曾說到：“歐美各國多有圖書館養成所，美國之圖書館學校多有以大學畢業為其入學資格者，則圖書館事業之為一種專門職業，而必有待于專門訓練也明矣”。[11]此后劉先生更強調“圖書館學乃是一門包含著許多科目的科學。把圖書館學和圖書管理學等同起來是一種簡單化的看法，是一種不了解圖書館事業內容的看法。僅僅有圖書館管理的知識是不夠成為全面的圖書館學家的。”[12]

解放后，著名圖書館學家王重民先生擔任北京大學第一任圖書館學系主任時，曾講到：“圖書館館員不能只保存文獻，而不研究文獻。人不知書，影響服務。我國各大圖書館都應當集中一批對各學科文獻有深刻了解，對各種類型書刊有精到研究的人才，你們自己學有成就，才能更好地幫助來館讀者利用圖書，使他們有更大成就！”[13]

著名的圖書館學家杜定友先生也講過：“圖書館學為專門科學之一，與教育、醫學、工程等同屬大學學系之一，內容繁博，有終身研究不足之概。圖書館職司典守，功在積聚，尤需終身以之——如果沒有看過一二萬本書，了解各科門徑，就不能稱為圖書館專家。”[14]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徐雁教授總結20世紀上葉我國圖書館學教育，認為以“注意培養學生懂書愛館，以及組織館藏、服務讀者需求的能力”為首務。并把我國80年來所逐漸積淀下來的圖書館學教育優秀傳統，分解為“讀書—學術”兩個主題，并概括為“讀者為本、書籍至上；學貫古今、術通中西。”[15]這可以說是對以懂書愛書為核心的圖書館精神最精到的闡釋。

中國的圖書館學教育已有百余年的歷史，延續至今，反而迷失了先驅者所開創的正確方向，這固然有解放后歷次政治運動的原因，同時也反映了當前的圖書館界沒有深刻體察圖書館學“懂書”的真正內涵！

正因為有“懂書、愛書精神”，許多老一代圖書館專家學者，無私奉獻，甘愿“板凳寧坐十年冷，學問不叫一句空”。王重民先生正是因為有這種精神，成為圖書館學人“讀者為本、書籍至上；學貫古今、術通中西”的典范，“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和敦煌學、史學和索引編纂等方面，王先生都達到了他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16]老一輩圖書館學家無一不是懂書愛書的典范，如劉國鈞、杜定友、李小緣、顧廷龍、來新夏等，可說是數不勝數。新時期，在新一代學人中，徐雁、王余光、程煥文等，對這種精神不斷發揚，成就斐然，徐雁教授在目錄學、藏書史、書評學等諸多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以書文化為主題先后出版有《秋禾書話》、《開卷余懷》、《蒼茫書城》、《中國古舊書業百年》等著作，先后主編《中國讀書大辭典》、《中國藏書通史》、《書林清話文庫》等多部著作；王余光教授把圖書館學拓展至閱讀學；程煥文教授編著《中國圖書文化》。這一切都向世人昭示，圖書館學人應以圖書文化的研究發揚為己任，以懂書愛書的精神為動力。

正因為有這種懂書愛書精神，有修為的圖書館人，才能深切地體察如饑似渴的讀者的閱讀心理，方能體會學者研究學問搜羅爬梳資料的艱辛歷程。雖然掌握著這知識殿堂的鑰匙，但從不會私密宋槧元版，珍罕資料，而是盡量使之化身千萬，公之于眾，在此方面，張元濟先生是近代圖書館學人的代表。正是因為有這種懂書愛書的精神，張元濟先生集中國近代出版家、版本目錄學家、圖書館學家、藏書家于一身，為中國近現代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正因為懂書愛書，許多藏書家（我一概目為廣泛意義上的圖書館學家），把一輩子的心血藏書捐獻國有，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了圖書館事業。近現代一些藏書家中的有識之士成為圖書館的先行者和倡導者，如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羅振玉、張元濟等。許多藏書家成為現代意義上圖書館的領導者和骨干，如京師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的前身）的前幾任館長繆荃孫、徐森玉、陳垣、袁同禮都是著名的學者兼藏書家，曾供職北京圖書館的藏書家有謝國楨、向達、趙萬里、朱家濂等。上海圖書館的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李慶城均是出身藏書世家的版本目錄學家。據范鳳書先生所著《中國私家藏書史》統計，絕大多數的藏書家藏書化私為公，成為眾多圖書館的基本典藏，如天津著名藏書家周叔先生和九峰舊廬的藏書成為天津圖書館的重要古籍入藏基礎，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藏書多得益于李盛鐸的藏書等。藏書家之藏書化私為公，體現了眾多藏書家的真正的懂書愛書精神。

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情報學的興起，及隨之以“信息管理系”的名稱全面取代圖書館學系，懂書愛書再也少有提及。可以說圖書館人現在的尷尬是即不專更勿論博，要尋找幾個讓社會公認的學問大家，可以說也是舉目無著。更典型的是，因為在圖書館界失去了懂書愛書的優秀傳統，缺乏懂書愛書的精神，雖然中國圖書館事業在不斷地發展壯大，但其深層的弊端也逐漸彰顯，甚至鬧出不少的笑話，實乃圖書館和圖書館學界之悲哀。

有鑒于此，筆者愿意再次引用黃俊貴先生在《丑陋的圖書館學——實話實說訪談錄》中的一段話：“鑒于圖書館精神溶入傳統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如果對我國傳統文化數典忘祖，對世界文化茫然無知，圖書館精神也就無從談起。我國近代圖書館的前驅者都學貫中西，正是他們具有圖書館精神的底蘊……”[17]這昭示我們當今的圖書館人，仍應以博覽群書，懂書愛書為其最基本的修為。

4正確的愛書態度

“懂書”或許因例證之枚舉有個大致的印象，但“愛書”，因講到情感一類的事，那就更難有所界定。正如歌詞里所說“愛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只能譬喻，不可具象。故仍用枚舉法，以便有更多的表象了解。

中國古代讀書愛書的故事數不勝數，“頭懸梁，椎刺股”當然不能作為愛書的例證，如果讀書需要到“頭懸梁，錐刺股”的地步，那么，讀書就沒有任何的樂趣可言了。魯迅在《而已集·讀書雜談》中有真正愛書的譬喻：“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后還是打。——目的不在贏錢，而在有趣。”《史記·孔子世家》曾記載：“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這說明孔子不僅是儒學的開創人，同時也是中國較早愛書的典范。

古今中外都有眾多愛書如命的人。宋人黃庭堅曾說“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成語有“囊螢積雪”的讀書故事，古人尚有“祭書”的傳統。著名作家馮牧先生說過：“愛書需成癖好，才可以言讀書”。[18]著名作家柯靈更是動情地說到“書是我青春期的戀人，中年的知己，暮年的伴侶。有了它，我就不再愁寂寞，不再怕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書本是太陽、空氣、雨露。我不能設想，沒有書的世界是什么樣的世界”。[19]柯靈先生把書本喻為戀人、知己和伴侶，那么，這樣的愛書精神確乎是滲入血脈，淪于脊髓了的。

著名藏書家葉靈鳳先生說得好：“真正的愛書家和藏書家，他必定是一個在廣闊的人生道上嘗遍了哀樂，而后才走入這種狹隘的嗜好以求慰藉的人。他固然重視版本，但不是為了市價；他固然手不釋卷，但不是為了學問。他是將書當作了友人，將讀書當作了和朋友談話一樣的一件樂事。”[20]

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中，當然也不乏不愛書或不懂得正確愛書之人，甚至是狂妄愚蠢地想要毀滅書消滅書的暴君和惡魔。這當中，秦始皇之“焚書坑儒”是最為典型的例證，其后的封建帝王效仿者也不乏其例，至清代的“文治武功十全老人”乾隆大帝，借修《四庫全書》之名，行毀書禁書之實，據陳乃乾《禁書總錄》不完全的統計，乾隆借修“四庫”之名，全毀書2453種，抽毀402種，銷毀書版50種，炸毀石刻24，共計2929種。故有不少學者指出，乾隆皇帝對中國文化和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精神的摧殘，其影響之深之巨，仍需大力矯正。

至解放初期，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及所屬分支店，先后收換舊書達10余萬斤，并將所得的舊書大部分當作廢紙賣給紙商或國營紙廠作紙漿，損失了不少文物古籍，嚴重違反國家文化政策。為此，出版總署發出糾正錯誤的嚴正通報，《光明日報》專為這個錯誤事件發表題為《認真執行國家文化政策》的短評，指出：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在相當長時期內大規模地銷毀舊書古籍，摧殘中華文化，這是嚴重違反國家文化政策的犯罪行為。[21]至十年浩劫，更是毀書禁書不計其數。這些極端的例子除政治因素外，更蘊含有不懂書不愛書的深層原因。

5懂書愛書——圖書館的最低門檻

那么寫到這里，或許會有人認為“懂書愛書”這道門檻是否太高了。如果懂書愛書要達到“讀者為本、書籍至上；學貫古今、術通中西。”進而甚至把書作為“青春期的戀人，中年的知己，暮年的伴侶。”那么，數遍圖書館界大概能達到這樣境界的定寥寥無幾。而我要說的是，正因如此，才適合把“懂書愛書”作為圖書館的一面旗幟，作為圖書館人需要人生一輩子不斷攀登的高峰。古人云：“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求乎其中，得乎其下。”正是這個道理。而要達到“懂書愛書”的最低門檻，那么也是需要具有圖書館學的專門知識，懂得圖書文化鏈條上所具有的必要知識，再懂得至少一門其他的專門學問。

另外一些人或許會認為“懂書愛書”精神并非圖書館人所獨擅和專有，許多藏書家、學者是懂書的專家、愛書的典范。但對圖書館人來說，懂書愛書卻必須成為其先決的必須條件，然后通過圖書館學及文化課程的專業任職資格考試，方可正式成為圖書館一員。書店工作人員、出版社編輯等許多職業也應該具有懂書愛書的精神，懂書愛書應該是圖書文化鏈條里每個人所應具備的精神所在。只是圖書館作為圖書的保管和提供使用者，更應該懂書愛書罷了，故把此掂出來，希望給圖書館立一道門檻，豎立一面旗幟：圖書館是懂書愛書人的天下，是古今中外美丑善惡各類著作的聚藏地和避難所，是讀書人理想的精神家園！

【參考文獻】

[1]張洪濤.我國保險業整體實力與競爭力待提高.[2006-04-28]./ShowContent.aspx?CID=2557

[2]賀小蘭.試論百年圖書館精神.圖書與情報，2004(6):46

[3]胡軍.圖書館精神芻議.津圖學刊，2004(1)

[4]葉繼元.中國百年圖書館精神探尋.圖書情報知識，2004(5):21-25

[5]程煥文.跨越時空的圖書館精神.見：程煥文、裘開明圖書館學論文選集.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9

[6]馬天東.論圖書館精神.沈陽人才，2005.[2006-04-28].www.sy-/detail.asp？NewsId=2966

[7]朱強，張英.巴金贈書流落地攤家屬追索手稿是誰褻瀆了巴金.南方周末，2002-12-20.[2006-04-28]./news/021220/119/ldqiz.html

[8]巴金贈書流失一事引人關注.工人日報，2002-12-27(7).[2006-04-08]./news/news-detail.asp？news-id=112106&type-id=25

[9]劉立春.圖書館“處理”廢報讀者喊“可惜”.西安：華商報，2006-04-12

[10]黃俊貴.丑陋的圖書館學——實話實說訪談錄.圖書與情報2002(2):38

[11]劉國鈞.近代圖書館之性質及功用.金陵光，1921,12(2).見：劉國鈞.圖書館學論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3

[12]劉國鈞.什么是“圖書館學”.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1957

(1).見：劉國鈞.圖書館學論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135

[13]徐雁.克乃文在華首開圖書館學課程百年紀念.見：徐雁.蒼茫書城.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144

[14]錢亞新.杜定友先生遺稿文選.初集.《江蘇圖書館學報》專輯，1987:68

[15]同13:150

[16]白化文.冷廬文藪.序.見：王重民.冷廬文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7]同10

[18]馮牧.愛書需成癖.見：鐘敬文等編.書香余韻.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435

[19]柯靈.書的情懷.見：柯靈.應是屐齒印蒼苔.長沙：湖南出版社，1997

[20]葉靈鳳.書癡.見：葉靈鳳.讀書隨筆（一集）.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88:132

21《新華書店六十年紀事》編委會。新華書店六十年紀事：1937-1997.北京：海洋出版社，200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