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與民事訴訟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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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法典的再一次編纂說明了民法與民事訴訟是一體且不可分割的，不僅涉及實體內容還涉及民事訴訟法，其中還要重點把握民事主體與民事訴訟主體分離的現狀。在協同構建民法典和民事訴訟的基礎上，編纂更加科學嚴謹、符合我國國情和社會現實的民法典。

關鍵詞：民法典；民事訴訟；協同構建

黨的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論斷。黨的在構筑新時代的目標藍圖中清晰地嵌入法治指標和要素，首次建立起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間表、路線圖相對接兩階段的法治發展路線圖,確立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基本建成的宏偉藍圖。自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斷完善。民法典的編纂就是為了實現法治體系的不斷完善。

一、民事主體與民事訴訟當事人的分離與統一

民事主體制度和民事訴訟制度在基本問題的討論上是完全不同的。民事主體制度強調人的身份，民事訴訟制度說的是有資格參與起訴和被起訴的人。從理論上來講，二者的關系是完全對應的，但二者又是互不相干的，兩個領域的人幾乎沒有溝通交流，以至于民事主體制度和民事訴訟制度相對分離。民事主體是根據民法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人。[1]民事主體在長久的歷史中發生了演變，經歷了從一元到二元的過程，甚至在古羅馬時期都不存在所謂的“法人”。一直到20世紀初，德國在編纂《德國民法典》時才第一次出現了“法人”這一概念，確立了自然人和法人在民事上的主體地位。但受到當時社會制度的影響，德國的民法也是不健全的，在法律上出現的非法人社團成為了遺漏品，無法同其他社團組織享有民法權利以及承擔法律責任，即無法成為民事主體。民事訴訟當事人指的是以個人名義向法院提起訴求或被訴，依法受到國家司法的保護或者司法制裁。在我國《民事通則》中，只承認二元民事主體地位，卻不承認“非法人組織”的地位。1978年，隨著改革開放遍及全國，國內所謂的“非法人團體”更是如雨后春筍一般冒出來，一些法人分支機構、外商獨資企業、個人獨資企業等在經濟領域活躍著，不可避免發生了許多糾紛。為了改變這一現狀，也由于當時社會經濟改革出現的各種問題，訴訟法最終規定團體組織也可以作為訴訟當事人，從而真正導致了民事主體與訴訟主體的分離。當然，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并不是不能調和，其根本解決方法在于通過民法典的編纂，讓這些“非法人團體”也享有權利并承擔責任。

二、民法典與民事訴訟法的協同構建

1.民法典編寫對民事訴訟法的引導。作為與民事訴訟有關的法典，其規定應以民事訴訟法為標準。編纂者在編寫前，需要將民事訴訟法深入解讀，參考其中的要求，對當下社會的民情進行收集了解。當然，在編纂的過程中也不可過于教條，關于民事訴訟法中比較陳舊過時、不符合當下社會發展規律的條例應及時廢止；對于民事訴訟法中不清楚不明確的地方要及時修改，加以完善。2.民法典與民事訴訟的對接。民法典與民事訴訟之間的聯系是相輔相成的，他們互相制約又相互關聯。當下編纂民法典實際上是為民事訴訟法查缺補漏，希望利用二者之間的聯系更好地服務于民事訴訟。因此，編纂者在編寫時要注意二者的對接之處，設置合理的接口，使彼此運行連接暢通無阻。3.民法與民事訴訟的統一。民法典與民事訴訟法應是一體化的，它們所表達的觀點概念、法律條規也應是一體化的。因此，編纂者在編寫時要考慮全局，不可讓二者制度、概念等問題出現表述背離。只有達成概念的統一，才能使其理論也達到和諧一體。4.民法典編纂中的布局。為了防止法律混亂、規范法律的編纂，民法典要與民事訴訟法分工明確，各司其職。程序法與實體法并不是獨立存在的，民法典中也要涉及規范的程序化，民事訴訟法也有許多實體法的規定，因此編纂的過程中一定要考慮內容的銜接，還要對某些程序性內容標注出解釋。

三、民法典中證據法的規范設計

第一，規范相關的證據形式。為了規范民事主體的交易活動、保障交易安全，民法在民事行為上設置一些規則和要求。這使之在訴訟過程中，只接受符合形式要求的證據，而那些未滿足規范的證據不能被采用。這方面造成的嚴重后果已經對法律的公平公正大打折扣。因此在民法典編纂時，對各種民事活動規范的內容要謹慎處理。第二，有關推定和擬制的規范。依據生活經驗和法律規定，推定分為事實推定和法律推定[2]，它們之間的差別只在于前者是根本，后者是升華。與擬定不同，推定的內容允許反方提出相反證據予以反駁，而擬定是法律的蓋章論定。以“視為”作為一些法律條款的標準，擬定是不能推翻和反駁的。在《民法通則》等一些法律條文中，能找到超過10條的擬定條款，這說明法律的某些規范條例還是有待商榷的。因此在編纂民法典時，要區分事實推定和法律推定，更要搞清楚推定和擬制之間的差別。第三，有關證明責任分配的規范。證明責任分配是在調查一個真偽不明的案件中，對責任風險進行分配。大陸法系是基于實體法預先的證明責任分配規責分配敗訴風險，即“誰主張，誰舉證”。但是該條文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弊端，不具有實施性。經過最高法院的判定和推理，最終還是保留了“規范說”。實則在我國當下民事立法松散的情況下，法律條文之間缺乏基本的嚴謹性，“規范說”并不受立法的支持和保護，使很多案件都還處于難以公正審判的階段。因此，在此次編纂民法典時一定要抓住這個時機，以“規范說”為基礎，更為詳細地斟酌責任分配規則，使我國的民法更為完善。

四、司法裁判與民事法律關系的影響

其一，物權變動效力。物權變動的原因在我國法律上大體可歸納為兩種：一種是以當事人的主觀意識表示，另一種不以當事人的主觀意識為轉移。前者需要向社會公示，而后者因受到繼承、國家征收、法律判決等客觀因素，因此不需要公示。雖然我國的《物權法》已經對此作了明確的規定，但仍有一些細節值得今天在民法典編纂時進行再次討論。例如，法院的生效調解書能否產生物權變動的效力？判決生效后，法院的強制執行行為能否產生物權變動的效力？因此，當法院在物權變動中發揮著指導作用時，法律應不應當賦予其物權變動的效力？其二，債權確認效力。拍賣“法律判決書”的事件在當下的社會中屢見不鮮，由于這是一個法律的灰色地帶，許多人認為這是違法犯罪行為。而本文討論認為，拍賣判決書是藐視司法威嚴，會對司法產生負面影響。但是從本質上講，法律判決書的拍賣不過是債權的轉讓。只不過當下的法律并沒有明確的程序法對其進行行為規范，如受轉讓的那一方在交易成功后是否可以申請強制執行？此事件在社會中得到熱烈的討論，甚至爭議不下，其根本原因是法律上的不完善，民法在債權確認效力上缺乏足夠的研究。因此在編纂民法典時，要尤為注意這些法律上的灰色地帶。

五、濫用民事訴權行為的民事法律責任問題

侵權行為的認定和責任在當下許多國家法律中的界定十分模糊，不僅事關民事權利的侵權，也更使法律所保護的權益受到侵害，即濫用民事訴訟權使他人的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訴訟權利應當是有限度的，一些濫用民事訴訟權的人造成“惡意訴訟”“訴訟欺詐”等不良影響，在法律的判決上，這一塊還是空白的。因此在民法典的編纂過程中，要重視這些需要加以解決的問題，維護法律所保護的權益。民法典的編纂與民事訴訟法是息息相關的，其編寫的角度、內容都要以民事訴訟法為基礎。它既要與民事訴訟法構建和諧統一，也要考慮自身的實際情況，不斷完善升華，徹底解決社會上遺留的問題，減少法律上的空白和灰色地帶。

參考文獻

[1]王德新,魏敏.民事主體與民事訴訟當事人的分離與統一[J].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6(1):41-45.

[2]王強義.論民事訴訟當事人與民事主體的分離[J].法學家,1988(2):17-23.

[3]袁惠康.論民事主體與民事訴訟主體的關系[D].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07.

[4]譚啟平.民事主體與民事訴訟主體有限分離論之反思[J].現代法學,2007,29(5):143-152.

[5]張睿.論民事權利能力與當事人能力的分離及其原因[J].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09,25(1):109-113.

[6]鮑忠琴.論民事訴訟調解中當事人的權利保護問題[D].合肥：安徽大學,2014.

作者:黃 珊 羅 璇 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西安校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