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文藝英雄描述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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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學創作自“85新潮”之后，從“新英雄主義”思潮傳承的改革文學、反思文學退潮，反英雄的“新寫實”思潮涌起，文學愈加邊緣化。而影視文藝及時充當了“講述神話（英雄傳奇）”的主角，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了當代社會新型意識形態與民族精神價值的建構，顯示出生產“主流化”與“共鳴”的超凡能力。一面是人的現實生存狀況的世俗化，另一面是影視藝術主導精神的脫俗化，這一“二項對立”的結構模式，彰顯了現實與藝術之間的齟齬與對峙，構成了世俗與理想、鄙陋與崇高、平庸與超越、沉淪與救贖、反英雄與英雄主義之間強勁的文化張力，讓世紀之交的國人在迷惘失途之時翹首期冀未來。

難以“告別”的“革命英雄”

或許正是歷史這一巨大的開放性文本將歷史回瞻的目光再次接續，在80年代“告別革命”的話語過后，革命英雄的幽靈在激情沉寂的大地上“春風吹又生”。革命歷史題材影視片成為90年代以來“紅色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時的影像序列中，有關革命歷史表述與革命英雄形象塑造的重要影片，當推被譽為“主流電影”的《紅色戀人》《國歌》《黃河絕戀》《我的1919》《英雄無語》等。同時，電視劇也“楊柳翻新枝”掀起“紅色經典”熱潮，制作了電視連續劇《青春之歌》《紅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小兵張嘎》等。在權威意識形態強調整合力量，形塑國家／民族主體身份的時候，這一革命歷史敘述成為關于歷史或現實的宏大敘事的一部分。90年代以來有關革命歷史的重述必定運用了新的表象與修辭，隱蔽著歷史重新編碼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陳述。從“十七年”的“三紅”（《紅巖》《紅日》《紅旗譜》），到90年代的“戀曲”（《紅色戀人》《黃河絕戀》），在敘事策略上必然與時俱進。兒女情與英雄氣的結合使英雄與情色并行不悖，將英雄豪杰定義為剛柔兼濟的人格典型；敘事視角由“全知敘事視角”向“多元敘事視角”轉換，敘事修辭由國家／集體敘事向個人／情感敘事轉換，“革命倫理”與“個人倫理”在“敘事倫理”的調停下得到了平衡。革命英雄終于走下了的神壇，親近了平民百姓，形成觀眾接受心理上的認同感。

在沒有戰爭的和平年代，尤其是在當下商品經濟時代，人們如何能夠獲得富有意義的生活？22集革命言情劇《激情燃燒的歲月》回答了這一問題。這部以革命歷史／家庭為題材的劇作，將革命與懷舊的主題平行剪輯，在沒有任何商業炒作的背景下悄然熱播。該劇獲同年“金鷹獎”，男女主角雙雙折桂。導演康洪雷把熱播原因歸為平民色彩和英雄主義。劇中革命軍人石光榮演繹的革命戰士的壯麗人生征服了觀眾。他身上鐵血陽剛的英雄之氣、對革命與國家的忠誠、理想信念的堅定所體現的崇高的美、超越的美自然而然地滲透在電視劇的藝術表現之中，成為觀眾自我觀照的審美之鏡。

在這一時期，塑造當代革命英雄形象的影視劇《英雄無悔》《和平年代》《蒼天在上》《人間正道》等等，也在回答當下的緊迫性問題——要平庸主義還是要英雄主義？是躲避崇高還是追求崇高？這是一個關系中華民族精神存亡的問題，是一個價值問題而絕不僅僅是文藝問題。主旋律影視作品中的革命英雄以堅強的意志、不屈的拼搏精神、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建構起“當代英雄”的理想模式。

永不退場的“武俠英雄”

1990年，何平導演的影片《雙旗鎮刀客》橫空出世，成為電影想象和虛構英雄神話的開始。幾年之后，李安攜《臥虎藏龍》一舉奪得奧斯卡獎。其后張藝謀炮制了巨片《英雄》，創造了中國投資最高打破票房最高記錄的雙高奇跡。幾乎與此同時，何平再次披掛上陣，耗費一億巨資打造了《天地英雄》。另有港臺被稱為90年代“新武俠電影”的《新龍門客棧》、《黃飛鴻》系列、《笑傲江湖》系列、《東邪西毒》、《水滸傳之英雄本色》等紛紛登場。電視圈也不甘示弱，40集《笑傲江湖》、42集《射雕英雄傳》一次次掀起炙熱的收視風潮。90年代的影視藝術家通過武俠片將英雄的主題演繹到了無以復加的高度。一時間，刀光劍影、正邪紛爭，滾滾英雄豪情充塞于各大院線與百姓熒屏。在這些以娛樂為目的的商業性藝術品中，中國特色的價值理念、古老的歷史題材被賦予了蓬勃的生命力。國人身上潛藏的英雄情結在世紀末得到了酣暢淋漓的宣泄。金庸云：“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俠肝義膽的背后深蘊著英雄主義的價值觀，武俠文藝從邊緣融入了中華民族精神建構的主流話語。

沒有英雄也就沒有武俠文藝。人類社會已經不可能產生武俠英雄，也沒有“江湖”可供俠客自由浪跡，人們所擁有的似乎只有平常而又平凡的“煩惱人生”。武俠影視劇對英雄的深情呼喚，是關于英雄的幻夢，是對現實的一種“想像性的解決辦法”——在想像中挑戰人的身體及意志力極限，使人從現實的重重困縛中超拔出來的大浪漫。這一憑想像催生的武俠英雄神話，是在符號中游戲、在想像界撒野，使國人被壓抑的激情在狂歡節式的英雄慶典中勃勃噴發。武俠文藝是通過“想像生存”、“審美生存”對“現實生存”的超越和挑戰，是一種高級的精神生活與審美生活。也許我們所要思索的一些基本文化問題，最終都需要在想像的秩序中獲得解決。

幽靈不散的“帝王英雄”

20世紀90年代以來是影視的帝王將相年。44集電視連戲劇《雍正王朝》、59集的《走向共和》、50集的《康熙王朝》，以及此前長達84集的《三國演義》個個都是鴻篇巨制，一再掀起收視高潮。這幾部帶有崇高悲劇色彩的英雄史詩以其恢宏的規模，莊嚴、深厚、凝重的風格加入到主流話語的宏大敘事中。在封建君王已經退出歷史舞臺的時代，歷史敘事的英雄話語運用想象和修辭從另一個側面構筑起了國族主體認同的道統與政統神話，使有關國家／民族主體的敘述日臻有力并漸趨完滿。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劇既具有歷時性，也具有共時性。歷史題材影視劇有著鮮明的審美表達的當代性。90年代以近是中國的“盛典”年代，香港、澳門回歸、加入WTO、申奧成功，經濟的發展與政體的穩定，需要文藝對“盛世”從歷史的維度給以佐證與支撐。是英雄創造了歷史，還是歷史創造了英雄？我們無心糾纏這一理念。“國家興衰，君王有責”——帝王英雄劇將歷史的敘事與現實的聯想編碼成互文性的開放結構。《雍正王朝》中修堤救災、懲治貪官污吏、追繳國庫欠款，以及懲處賣官鬻爵、科場舞弊等等歷史事件無一不與當下現實暗合并在想象中得到解決。“當家難”、“治大國難”的慨嘆與觀眾期盼英雄／明君的心理吁求兩相吻合，在虛擬的審美氛圍中達成了統治集團與人民大眾的共鳴與和解。但現實并非沒有裂隙，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中國戰斗機在自己領土上被美國戰斗機撞毀、美國國會的反華提案、日本教科書與靖國神社事件以及甚囂塵上的臺獨聲浪等等。這一系列政治事件從反面強化了國族敘述的合理性、正義性和必要性，同時通過帝王英雄神話彌合了現實的裂隙，撫慰了國人心理上的傷痕。聯系到《雍正王朝》，該劇把一個在歷史上褒貶不一的皇帝，塑造成隱忍堅毅、勵精圖治的帝王英雄，一位改革弊制、刷新政治的崇高偉岸的悲劇人物。歷史劇中無論雍正、康熙抑或劉備、諸葛亮，都鮮明地打上了“政治人格神”的魔幻色彩，這一個個卡理斯瑪式的神靈英雄無疑寄托著人們的社會理想和人格理想，適應了時代和觀眾對于英雄與明君的雙重心理渴求。

歷史劇中的帝王英雄形象是人們在時代大更迭時對歷史的追根溯源與精神皈依。因此，歷史以及歷史中的英雄在影視文本中被成倍地放大，藝術對此有著無窮的想象和各式各樣的演繹。在此歷史講述的意識形態性與歷史的詩學得到兼容，主流意識形態確認的英雄主義、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三位一體貫通于影視文本之中。

強勢登陸的“好萊塢英雄”

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中國影視藝術英雄主義思潮風行之勢，美國好萊塢大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據調查，我國青年人在業余時間喜愛觀看的影片當中，美國好萊塢大片占60％左右。《兄弟連》《野戰排》《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特洛伊》《角斗士》《最后的武士》等等DVD、VCD光盤充斥著音像店。在好萊塢的經典敘事中，英雄敘事一直是“主旋律”。毋庸置疑，“美國大片”在充分迎合市場的同時，也相當地“講政治”。它往往涉及重大歷史題材，其中英雄都代表著正義和勇敢，透射出濃濃的美國國家情結和美國精神，其基本出發點都離不開愛國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影片張揚個性，塑造“硬漢”形象，凸現英雄人物在重大事件中的特殊地位，制造美國式的“高大全”完美英雄。美國英雄在娛樂中夾帶著美國的價值觀走向世界，在獲取巨大商業價值的同時，也獲得了巨大的政治效益。

時代呼喚“文人英雄”

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近的影視文藝既是跨世紀又是創世紀，在“諸神復活”的英雄交響曲中狂飆突進。然而，文藝創作中還有另一種傾向，即把人的平庸化、瑣碎化、鄙俗化當成人的真實狀態。認為人是虛弱的，渺小的，他們在生活面前只能隨波逐流，或者沉淪頹廢。這一“幾乎無事的悲劇”就是人的原生態。原生態藝術體現了以無深度、無中心、無歷史、無審美、反英雄為特征的后現代主義特色。它真實地反映了人在劇烈的社會變動面前消極適應的一面。但這一面絕非人的全部。因為它放棄了對人的更為重要的一面——超越性的把握。人類的心靈深處，總有一種對自由、超越的向往之情，都需要一種超越精神，這一需要源于人性中對崇高的渴望。追慕英雄是人類的原欲。英雄文化實際上就是關于人的價值的理想尺度。所以，人類需要英雄，民族需要“英雄神話”，需要能夠將普通人引向崇高感、英雄感的藝術。

“數英雄英雄無數，……說英雄誰是英雄”？誰能擔負起塑造英雄、講述神話、重構民族精神價值的重任呢？這就是卡萊爾所推崇的六類英雄人物之一的“文人英雄”。哲學家胡克在其著作《歷史中的英雄》中也確認，現代社會中教育所樹立的英雄的理想目標，應該是供養在思想的萬神廟中的偉大人物，是具有崇高思想、社會眼光、科學成就與藝術才能的人物。因為正是這些人物來負責塑造公民的理想與社會態度。胡克所推重的英雄即是克萊爾所指的文人英雄。英雄文化哺育了文人英雄，文人英雄建構了英雄文化。文人英雄具有歷史的前瞻的藝術洞察力，在文化失范的狀態下建設文化，在反英雄的情勢下塑造英雄，在拜金主義盛行的時代環境中宣揚高蹈的理想主義。他們是給人類帶來“天火”的普羅米修斯，是能夠把人們引出“市儈的埃及”的摩西。正如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所竭力呼喚的“精神界之戰士”，他們“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文人英雄既有孔子、屈原、李白、魯迅、曹禺等等，當然也應有金庸、張藝謀、李安等人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