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電影的類型化創作分析

時間:2022-11-15 05: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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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電影的類型化創作分析

在市場化、全球化的今天,少數民族電影創作必須與時俱進,適時調整自身的思路與策略,才能尋得出路。電影《塔洛》以類型電影的創作手法,獨具特色的敘事語言,以及成熟的商業化運作,探究市場經濟條件下少數民族電影的發展歸路,并試圖找出相應的可行性方案。

一、永恒的尋找主題

(1)自我身份的尋找。按照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麥基的故事理論,派出所要求辦理身份證這一事件打破了牧羊人塔洛平靜的生活,主人公進城辦理身份證這一情節構成本片的激勵事件。顯然,身份證是自我身份的指代,“有了身份證去城里別人才知道你是誰”,主人公進城后所發生的一系列情節實質上就是確立自己身份的過程,途中經歷了種種不解、疑慮甚至是自我懷疑,同時也在他內心激發起追尋愛情對象(理發女楊措)的欲望求索之路,完成了從迷失到尋找直至最終認同的心路歷程。影片結尾處,塔洛置身于荒無人煙的曠野中,伴隨著刺耳的鞭炮爆炸聲,永久性地失去了自己的身份。(2)民族符號的尋找。《塔洛》中存在大量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像,但都被賦予相應的符碼,歸結成一部關于藏區生活的符號學,作者通過這些符號揭示人物的潛在命運以及故事的豐富內核。身份證。它象征著自我身份,沒有身份證便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這一物件的象征意義凌駕于個人價值之上。戲劇化的是,在找尋身份的過程中卻失去了原有的身份。影片開頭是一個長達十二分鐘的長鏡頭,主人公塔洛如誦經般背誦語錄《為人民服務》,這次符號的大特寫,強有力的塑造了塔洛這一人物的個人信念。片尾處一邊滾動字幕一邊再次出現背誦聲,仿佛一切都從未改變,歷史與現實間進行深刻拷問。片中的人物處處被符號所牽制,狂熱地陷入對符號的追求。(3)創作規律的尋找。在敘事結構上,影片《塔洛》大致符合好萊塢的經典戲劇式線性結構,主線邏輯清晰,情節環環相扣。“開端處以‘打破平衡/遭遇危機’為起因;以‘英雄落難/得到幫助’為敘事發展;以‘戰勝反派/實現成長’為影片高潮;并最終以‘恢復平衡/解決矛盾’的大團圓結局來滿足觀眾的心理訴求。”不僅如此,本片的創新之處在于沖破了好萊塢電影封閉性結構模式的桎梏,大大削弱了片中人物的虛構性和不確定性,使受眾心理規律更好地為藝術表達所服務。同時,故事末尾是開放式的,畫面中一望無垠的曠野承載著觀眾無盡的思索,反而比大團圓結局來得更為撼動人心。“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國畫大師齊白石老人的這句名言放到電影創作中加以衡量,同樣十分受用。

二、潛在的普世價值

(1)外來文化的沖擊。當今社會,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的亞文化群,在日常的社會經濟文化活動中,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無時無刻不受到現代都市文明潛移默化的沖擊和影響,而當全球化的浪潮襲來,我們屹立在灘頭之上要想腳底的沙子不被掏空,首先就得深深扎根于這片文化的土壤之中。導演萬瑪才旦在影片中并沒有刻意回避外來文明留下的文化印記,或是試圖營造出一個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塔洛》里我們看到了藏裝與洋服、土煙與女煙、藏語說唱與草原拉伊之間的來回切換,而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一心向往著外面世界的楊措卷款攜逃也標志著塔洛所代表的傳統秩序的崩塌,隱隱透露出的民族危機感實則是全球文化大背景下的一個縮影,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折射出共同的文化焦慮心態。(2)多元的文化融合。在現代化的車輪滾滾向前時,任何地區、任何民族的文化傳統都不免會遭受外來文化的沖擊、演化乃至重組。成長在藏區,工作在外地,萬瑪才旦導演本身就具備著某種文化融合的氣質,而往往現實的抉擇與民族使命感之間存在著某些沖突,沖突背后的根源是深深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并不是與生俱來的,是建立在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基礎之上的妥協與讓步,透露出一聲無奈與嘆息,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影片主人公塔洛的精神狀態。不禁讓人發問,這難道就是文化融合的唯一歸宿嗎?這同樣是導演在片中所要探討的隱性主題。(3)雪域高原的酒神精神。雪域高原酒文化的誕生,與生活在高寒缺氧的地理環境下的藏族人民豪爽的民族性格密不可分。酒更是藏族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飲品,其重要性絲毫不亞于茶。藏族人民對酒的偏愛中彰顯著個體內在情緒抒發的“酒神精神”。電影《塔洛》中“酒”的出現頻率是有目共睹的,展現在多年咳嗽的老毛病去醫院沒用,只有灌上一瓶白酒才行;除此之外,“酒”還是情節發展的助推器,塔洛因為醉酒誤事而導致羊群被狼咬死,遂下定決心賣羊換錢去追求“愛情”,這是全片最為重要的一處情節轉折點。當愛情的幻影破滅之后,奮力將酒瓶擲向人跡罕至的曠野,更像是一種無聲的控訴。

三、不變的民族寓言

(1)繼承與創新促進民族文化發展。“十七年”中國電影發展時期,涌現出大批優秀的少數民族電影,它們的一個重要共同點是與占據時代主流的思潮相呼應,并且與時俱進不斷地調整自身的方向與策略,這在今天看來,仍是一筆寶貴的經驗財富。電影《塔洛》作為一部地地道道的藏族本土影片,繼承了“十七年”電影創作的衣缽,尤其在現實性與時代感方面,注重真實地反映生活,反映時代。萬瑪才旦導演的創新之處在于,堅持以當地人民的視角來展現藏地的真實面貌,力圖還原本民族處在當下時代的真實生活圖景,大大超越了獵奇觀光的層面,真實、準確地揭示出藏族歷史、宗教和文化現況,以及生活在該地區人民的精神狀態,將少數民族電影創作提升到新的境界和高度。(2)變通與堅守凸顯民族性電影特征。“長期以來,少數民族電影創作確實存在著問題,如一些少數民族電影流于表面化,比較膚淺,沒有從該民族自身對其生存境遇進行審視,不少電影仍然是‘漢族視覺’,并流露出某種先天的審美偏見。”萬瑪才旦導演代表著一批具有少數民族文化身份的電影作者的崛起,憑借著對少數民族生活的熟悉,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恪守,以及本民族所獨具的“內省視角”,極大地避免了少數民族題材影片趨于同質化、膚淺化,用攝影機真實、細致地反映出少數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狀態,將民族性電影創作推向新的高度、廣度和深度。因此,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者除了堅守本民族的文化立場和文化視角外,更要深入挖掘出轉型時期中國社會少數民族文化生活中所碰到的種種境遇,摒棄空洞乏味的說教,用當代人的眼光去審視當下少數民族的生活,真實客觀地反映他們的文化精神狀態,這才是民族性電影得以永葆青春的內生動力。(3)極簡電影文本書寫藏區民族寓言。《塔洛》在電影技法上是樸拙的,萬瑪才旦導演創作的初衷也不在于炫技,黑白影像、固定機位長鏡頭等寥寥數筆足以刻畫出本片獨特的影像風格。“塔洛平常都扎著根小辮子,那根小辮子總是在他的后腦勺上晃來晃去的,很扎眼。”小說的開篇就曾這樣寫道,極簡的藝術手法由此可見一斑。此外,影片故事的結構是簡單的,講述一位孤獨的牧羊人在進城辦理身份證的過程中的一系列遭遇,與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代表作《偷自行車的人》有著諸多相似。但與此同時,它傳遞出的內涵是深刻雋永的,塔洛的故事代表著一代西藏人在身份問題上的迷茫,代表著藏族傳統文化在強有力的現代文明入侵之下的無可奈何,這也象征著在全球化現代化的進程中少數民族身份認同上的焦慮。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導演建構起另一種“民族寓言”。

四、結語

藏族導演萬瑪才旦執導的電影《塔洛》終于走進中國電影院線,少數民族題材影片高調回歸公眾視野,讓觀眾可以在大銀幕上欣賞這朵民族電影之花。但導演的野心并不僅僅在于民族展現,而更多是一種民族精神的傳播,他將藏區故事從電影節參賽拉回到電影院放映,堅持用現代人的目光去平等地審視當下少數民族的現實生活和精神狀態;同時,恪守本民族的文化立場與文化視角,注重吸收類型電影成熟的創作規律,喚醒受眾對少數民族題材所具有的普世價值與共同心理的認同感和代入感。

參考文獻:

[1]楊成.近年來好萊塢科幻動畫電影類型特征及審美風格淺析[J].當代電影,2016(6):165-168.

[2]饒曙光.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概念•策略•戰略[J].當代文壇,2011(2):4-11.

作者:游盼 單位: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