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文化論文范文10篇

論文提要：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傳播面臨倫理失范的困境。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的建構不僅是時代的要求，而且也反映了人類共同價值觀的最高追求。倫理，不僅是跨文化傳播存在的深層次原因，也是跨文化傳播得以運行的合理性基礎。本著公平、自由、寬容的倫理理念，促進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的建構，無疑將奠定各國文化和諧局面的基石。

論文關鍵詞：全球化；文化傳播；倫理失范；倫理機制

一、引言一一個正在發生的事實

人類歷史，從早期直至現今，是一種上升式的螺旋衍進模式，且是一種多元文化的前進運動。不同文化群體的人相互交往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它以物質交換、旅行、戰爭、傳教等形式，呈現了豐富多彩、或喜或悲的跨文化傳播歷史劇，諸如文化的認同、沖突、交融、成長、扭曲、衰敗等。不久前，在一片歡呼聲中，我們被告知，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千年。民族國家作為近代西方的一種建構…，曾在過去一個世紀里，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伴隨著全球性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人民、理念、財貨與服務的超越國界流通的持續增加，“當今世界已成為一個適宜于超社區的、國家統治管理的透明世界”。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主體日趨多元化，主體利益訴求日趨多樣化，文化間的彼此關系日趨復雜化。作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發生的信息傳播與文化交往活動”的跨文化傳播要全面回應規范、調整文化關系的現實需要，就應當成為一個多向度的立體結構。為什么要在跨文化傳播中引人倫理這一向度，其必要性何在?如果我們不是僅僅滿足于“存在即是合理”這樣一種實用主義哲學觀，那么通過“透視”跨文化傳播的全球化時代背景的方式，將隱藏于跨文化傳播之中的內在倫理屬性以可視的方式展現出來，便成為一種必然的研究方向。

二、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建構的可能性

[摘要]和諧的企業文化應體現企業文化本身不同層次之間的高度和諧、企業和社會環境及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內部員工與員工之間、員工與領導之間、員工與企業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等的和諧相處。基于企業自身生存發展的要求以及和諧社會、和諧文化建設的需要，企業應構建一種新的和諧的文化,在當代中國,構建和諧企業文化應堅持“以人為本”、“公平正義”、“誠信”的倫理原則。

[關鍵詞]和諧企業文化以人為本公平正義誠信

當前，我國改革發展正處在關鍵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著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企業作為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受到了社會轉型、體制轉軌、利益轉換的影響，企業文化顯得格外混亂，諸如信用水平低下、破壞生態平衡、勞工問題日益突出等，在此情況下，需要建設一種新的企業文化來積極引導各種思潮，整合企業與企業、企業與政府、企業與員工、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日趨多元化思想。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促進和諧文化建設，企業是社會經濟的細胞，是社會的一分子，企業文化是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社會文化時時刻刻對企業文化產生重要的影響，社會和諧文化的建設對企業文化提出了注重“以人為本”、公平正義、和諧、合作等方面的更高要求，基于企業自身生存發展的要求以及和諧社會、和諧文化建設的需要，企業應構建一種新的和諧的文化，這是企業文化塑造和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諧社會、和諧文化建設的應有之義。

一、和諧企業文化的內涵及構建和諧企業文化的意義

從20世紀70年代末、20世紀80年代初，企業文化的提出到現在，企業文化已經被學術界和管理者內化為管理思想和實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論界和企業界對企業文化的界定林林總總，一般地說,企業文化就是一個企業的主流理念和主流行為方式的總和。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企業文化被介紹到我國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企業制度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企業界、理論界人士開始注重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形成了一股企業文化熱潮，企業文化建設的和諧性問題也正在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理論界關于和諧企業文化的內涵有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和諧的企業文化就是指以和諧思想作為企業的核心價值觀,強調企業各個部分的有機結合、適度調整、和諧統一，使員工的需要和向往同組織的要求和目標統一起來,使企業得以和諧發展，企業管理者以人為本、企業員工“和諧敬業”,企業進入市場是“以和為貴”、“和氣生財”,企業與社會和諧相處。和諧的企業文化應體現企業文化本身不同層次之間的高度和諧、企業發展的各項戰略與企業文化之間應該互相適應和促進、企業和社會環境及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企業內部員工與員工之間、員工與領導之間、員工與企業之間等的和諧相處。構建和諧企業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1.和諧企業文化的構建是建設和諧企業、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保證

摘要：本文通過當代中國音樂文化發展道路的探索，針對中國音樂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對策，并將倫理學融入音樂文化的思考中，提出了不僅要樹立中國音樂文化發展倫理的觀念，還應該以此來指導音樂教育行為，從而真正實現中國音樂文化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音樂藝術音樂文化文化文化相對主義

在當下有關中國音樂文化與西方音樂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國音樂文化是否可走現代化發展道路等問題的爭論中，“音樂文化”是一個被大家頻繁使用的名詞，但同時也是一個被誤解，誤用最多的概念。最為常見的誤解之一就是將它的內涵等同于“音樂藝術”。在某些學者的言論中，“音樂藝術”與“音樂文化”常常被混為一談，不加任何區分。于是便出現類似“音樂的現代化”，音樂價值的相對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表述。

一、“音樂藝術”與“音樂文化”概念的提出

嚴格的講，“音樂藝術”所指代的是一種特定的藝術形式，即由有組織的音樂所構成的聽覺審美對象。對這種藝術形式的價值判斷，尤其是審美價值的判斷，無論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間，還是在不同時代，不同流派之間，都難以形成一個劃分高低優劣的統一標準，只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因此，在“音樂藝術”這個概念所限定的層面上，我們可以說：“音樂的價值是相對的”。

然而，“音樂文化”這一概念的內涵，已遠遠超出了“音樂藝術”所限定的范圍。音樂文化包含音樂藝術，但卻并非指音樂藝術。“音樂文化是多種性質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樂現象的綜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現象，這些現象與音樂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們也有著自身的特征、性質和作用。總之，“音樂文化”是一個大的概念，而“音樂藝術”是一個較小的概念，我們不能用小的概念來涵蓋大的概念，我們必須懂得，我們探討的是“音樂文化”這個概念屬下的諸多文化現象，而不是某種藝術形式的審美屬性和藝術品位。

摘要本文通過當代中國音樂文化發展道路的探索，針對中國音樂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對策，并將倫理學融入音樂文化的思考中，提出了不僅要樹立中國音樂文化發展倫理的觀念，還應該以此來指導音樂教育行為，從而真正實現中國音樂文化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音樂藝術音樂文化文化文化相對主義

在當下有關中國音樂文化與西方音樂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國音樂文化是否可走現代化發展道路等問題的爭論中，“音樂文化”是一個被大家頻繁使用的名詞，但同時也是一個被誤解，誤用最多的概念。最為常見的誤解之一就是將它的內涵等同于“音樂藝術”。在某些學者的言論中，“音樂藝術”與“音樂文化”常常被混為一談，不加任何區分。于是便出現類似“音樂的現代化”，音樂價值的相對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表述。

一、“音樂藝術”與“音樂文化”概念的提出

嚴格的講，“音樂藝術”所指代的是一種特定的藝術形式，即由有組織的音樂所構成的聽覺審美對象。對這種藝術形式的價值判斷，尤其是審美價值的判斷，無論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間，還是在不同時代，不同流派之間，都難以形成一個劃分高低優劣的統一標準，只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因此，在“音樂藝術”這個概念所限定的層面上，我們可以說：“音樂的價值是相對的”。

然而，“音樂文化”這一概念的內涵，已遠遠超出了“音樂藝術”所限定的范圍。音樂文化包含音樂藝術，但卻并非指音樂藝術。“音樂文化是多種性質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樂現象的綜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現象，這些現象與音樂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們也有著自身的特征、性質和作用。總之，“音樂文化”是一個大的概念，而“音樂藝術”是一個較小的概念，我們不能用小的概念來涵蓋大的概念，我們必須懂得，我們探討的是“音樂文化”這個概念屬下的諸多文化現象，而不是某種藝術形式的審美屬性和藝術品位。

一、出版倫理執行現狀

受市場特性、人情往來、政策疏漏、期刊評價體系等因素的影響，在對全球學術期刊出版者的實踐活動進行審視后發現，出版過程中的倫理失范現象大有存在。1．作者出版倫理失范行為(1)剽竊他人學術成果。如大段復制他人論文卻未對引用內容加以參考標識，或是采用“高級”改寫、“英翻中”“中改中”的稿件撰寫行為;(2)重復發表。如一稿多投，或抽取自身學位論文中的骨干內容，形成小論文，或將自己已發表的研究成果進行翻譯，再次發表的行為。(3)偽造。如操控數據或圖表，篡改研究結果，偽造基金項目與作者個人信息等。(4)不當署名。如請人，掛導師或業主姓名，研究成果質量與作者個數及學術水平不匹配，隨意增減作者等。(5)隱瞞利益關系，如稿件作者就職于業主單位，負責修改與對接的通訊作者為設計、施工單位、廠家人員且未在文中署名，或來稿類似于廠家的產品說明書，學術質量較低，此類作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通常具有明顯的利益關系且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2．審稿者出版倫理失范行為(1)隱瞞利益沖突。如審稿人出于利益關系，給與具有傾向性的審稿意見，造成審稿意見非中立。(2)審稿工作不到位。如審稿時敷衍了事，缺少全面系統或立足于學術角度的審稿意見，或將審稿工作轉移至他人，且未進行后續跟進，造成審稿意見質量低下。(3)借用職務便利，竊取他人研究成果，將其據為己有。3．編輯出版倫理失范行為(1)編輯過程中工作態度不嚴謹，未做到“有錯必改、改必有據。(2)對于編輯的角色認知錯誤，存有高人一等的心理，在編輯過程無視作者的溝通需求或對作者提出不合理的強制性修改意見。(3)對于個別“特殊稿”降低質量要求。這種行為不僅是對其他作者、審稿人、讀者的失責，更是對期刊品牌和我國學術影響力水平的抹黑。(4)借用職務便利，竊取他人研究成果據為己有。4．出版者出版倫理失范行為(1)期刊定位失職。如在錄用稿件時，對稿件政治傾向、涉密情況、學術水平把關不足或單純為了經濟利益，未對來稿進行篩選剔除，以上行為不僅未完成學術期刊推動科學發展的社會責任，還造成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2)出版行為不規范，出版單位未落實三審三校和匿名送審的工作流程。(3)對出版物編校、印刷復制質量把控不嚴，嚴重浪費社會資源。(4)為提高期刊評等級，根據現有評價體系漏洞，采用特殊手段，主觀性地“做數據”。(5)在出版物發行與營銷過程中，采用不良營銷手段強制性銷售，詆毀、排擠其他刊物。(6)在版權貿易過程中，對作者或授權方提出不平等的強制性條款。以上出版倫理失范行為嚴重影響了學術出版活動正常、有序、健康地開展，因此，本文擬從出版倫理的研究現狀入手，通過分析出版倫理的本質，對中文學術期刊的出版倫理建設方案進行研究，以求加快我國學術期刊出版倫理建設的腳步，使其更好的滿足本國及世界范圍的發展需求。

二、出版倫理研究現狀

1．國際范圍。在歐美發達國家，對出版倫理的研究根植于傳播和傳媒倫理學。其傳媒倫理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約20年后，西方傳媒倫理研究逐步進入繁榮期。經過長期的學術積累，傳媒倫理學逐漸走向成熟。不僅有一批著名的傳媒學、新聞傳播學者及組織團體對傳媒理論進行了持續關注并出版了大量的傳媒理論教材和理論專著［1～3］，而且不少大學開設了傳媒倫理相關課程，對相關學生進行專業的倫理教育。在亞洲范圍，日本及韓國對于出版倫理的研究表現得更為積極。從翻譯成中文的日本出版學研究文獻可看出，日本學者們對出版與出版業面臨的倫理價值沖突有著深刻的認識與見解［4］。值得重點提及的是，1997年英國的一個醫學期刊編輯小組建立了一個關于出版倫理的組織，后發展成為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該組織旨在應對全球范圍內發生的違反科學研究及出版規則的倫理事件，其主要目標是探討和尋找處理這些問題的實用方法和良好對策，嘗試制定科學出版倫理方面的規范指南，為編輯、出版商等出版倫理相關參與者提供行為和流程指導。該組織不僅向其成員單位提供認識和防范學術不端行為的培訓和幫助、遠程教育課件，還定期和組織成員召開電話會議，為處理復雜案例提供咨詢，并定期出版相關內容的電子刊物;更重要的是，它還可作為出版倫理失范事件的仲裁者［5］。該組織截止2015年11月，成員總數已經超過9000名，遍布全球，涉及所有學術領域。國際上幾家大的出版集團，如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Taylor＆Francis，PalgraveMacmillan和WoltersKluwer等均為其會員。2．國內范圍。自1990年以來，學術失范現象在中國逐漸顯露并呈愈演愈烈之勢，據此，我國關于出版倫理的研究也應運而生。根據中國知網可查數據顯示，我國關于出版倫理的最早研究為1993年雷鳴撰寫的《論市場經濟與出版倫理》［6］，他從市場經濟的大環境出發，提出了商品作為出版物的內在屬性須遵循出版倫理才能實現出版物商品價值和精神文化價值的理論。隨后，相關關注有增無減，進入21世紀以來，每年有關學術出版倫理的研究論文多達兩三百篇，而《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這兩大中國最具權威性的報紙媒體，自2000年至2014年也分別累計刊發了130余篇和200余篇相關的評論報道，并帶動了全國其他新聞媒體的廣泛報道［7］。在出版倫理體系建設方面，謝文亮［8］指出我國科技期刊出版倫理建設未得到重視，雖然中國科協•42•早在2007年就了《科技工作者科學道德規范》，但是至今尚未建立起有影響力的科技期刊出版倫理規約。在個人研究方面，胡虹霞對我國出版倫理的定義、研究現狀、興起原因、進行了綜述，并提出了出版倫理研究的推進方向。宋官龍［9］分析總結當下存在的作者違背出版倫理現象的類型，結合實例分析原因，并從行業管理和編輯過程的角度提出的應對措施。徐海麗［10］采用文獻法與邏輯推理法，闡述國際新型學術不端案例及現狀，分析了國際期刊及相關機構對學術不端的預防措施，并從編輯角度提出了建議。姚青群［11］提出數字化發展、行業體制改革、服務意識轉變和社會轉型等因素是導致當前學術期刊出版倫理困境的主要原因，并從行業自律和他律等方面對如何解決出版倫理困境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意見及建議。

三、出版倫理的內涵

統計國內已有研究發現，我國出版倫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編輯人員識別失范現象和防范處理的應對方案上，這類研究或多或少的將出版倫理與學術不端劃了等號，因此對于出版倫理的研究難免呈現單調、片面的結果。目前學術界對于出版倫理還未有一個公認的定義，因此，若單從字面理解，“出版倫理”可為“出版”與“倫理”的融合。即在編輯出版工作中各主體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因此，出版倫理約束的主體應該是參與出版活動各環節的人員及團體，其約束的內容不僅包括行為原則，還應該包括道德規范，甚至是更高遠的價值追求［12］。具體來說，對于主編，出版倫理主要涉及促使期刊完成承擔社會責任并積極應對不良誘惑，其中包括明確辦刊理念、辦刊宗旨，積極開展的欄目策劃、學術創新等活動等;對于編輯，主要涉及與作者圍繞編輯出版工作進行雙向溝通時應遵循基本的職業道德守則，編輯過程中應嚴謹編校過程的編輯倫理;對于作者，主要涉及在學術論文創作過程中應持有原創觀念并做好利益申明，自覺摒棄學術不端等行為，執行作品編著倫理;對于審讀者，主要涉及在論文審理時應客觀、公正，不摻雜個人情感和利益考量，準學術性至上，同時注重保證審稿質量。對于出版團體，主要涉及單位內部的印刷復制倫理、出版倫理、發行與營銷倫理及版權貿易倫理。對于讀者和研究成果正式發表前出版工作參與者，還可能涉及到閱讀倫理。

摘要：近30年來，港臺的荀子研究方興未艾，以對性惡論的不同理解區分道學論和文學論；國內荀子倫理思想的研究，己突破并超越唯物唯心的二維思維模式，與人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結合而創新迭出。特別是從1987年開始，學界更側重于荀子倫理思想的道德規范、道德教化、應用倫理等方面的研究，從而使研究不斷引向深入。然而，現階段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問題需要學界去克服。

關鍵詞：港臺；國內；荀子；倫理思想；綜述

臺灣的荀子研究目前方興未艾，碩士論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論文的總數也將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專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與荀子》(臺北：學生書局，1982年版)、陳大齊《荀子學說》(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事業委員會，1954年)、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館，1966年)、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1968年)等，內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經濟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學思想”等方面。而國內從建國以后至1976年，由于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荀學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1977年后近30年，荀學及其倫理思想研究方興未艾、如火如荼，特別是與歷史學、人學、經濟學、生態學等新興學科相結合，產生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著述不斷、創建迭出。本文試對港臺及國內這一歷史時期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狀況做一番梳理，以為研究者提供一點可資參考的資料和線索。綜述主要以各個歷史時期的專著和論文為分析原本而展開。

一、港臺地區荀子及其倫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來港臺荀學研究一種意涵就是補孟子內圣學的不足，由于過去這三十多年來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學者在臺灣“中國哲學界”里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而且建立了一種“道德形上學”的論述架構，有部分臺灣的儒學研究者可能是針對該派主張“孟子為儒學正宗”之論而闡揚荀子的。

這一時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類：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陳大齊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復觀、韋政通、勞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滌生、周群振等比較突出，他們基本上都在發揚師說；其三是臺大中文系的老師龍宇純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師熊公哲，他們的格調比較近于傳統訓詁之學；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戰后的“新西學”來講論荀子義理的臺大中文系老師張亨；其五是輩份較低的大學老師；其六是近十年來有著作輸入臺灣的一些大陸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馬積高等；其七是少數有著作被翻譯為中文的歐美學者，如柯雄文等。

[摘要]關于經濟活動中互利原則問題，在國內學術界一直是一個存在著各種不同看法的重要問題。近幾年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我國倫理學界對此問題展開了深入的研究和討論。

[關鍵詞]經濟活動互利原則倫理學

一、經濟活動中互利原則的提出及意義

互利是一個倫理含義及其豐富的概念，是構建市場經濟倫理的倫理基石，它規定和制約著經濟活動的倫理范疇，決定和影響著經濟活動的價值評價標準和具體道德規范，對中國市場經濟具有重要的意義。互利是經濟活動的本質要求，互利原則是集體主義在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表現形式，體現著社會主義的本質，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有著巨大的作用。大力倡導互利原則是我國市場經濟道德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國外學者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研究互利原則倫理理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國學者從20世紀末才開始關注互利原則這一問題，而且研究的層面也比較淺。

在經濟活動中，經濟互利原則是指在經營主體之間的交易過程中，經營主體從交易中獲得好處。倫理互利原則是指各經營主體在平等的基礎上，以正當手段去追求自己合理的同時，兼顧對方的利益，使之均能受惠獲益達到公正和諧，互促共進的目的。既如此，互利原則作為一種經濟倫理原則是符合時展要求的，是解決經濟活動中利益關系的理論，無疑，研究它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理論意義：研究互利原則有助于提高經濟管理理論水平；從互利原則這一視角把握經濟活動的本質特征，揭示經濟的發展趨勢，將豐富、發展、完善經濟理論；在繼承、超越傳統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構建科學的經濟理論，實現經濟理論的創新，從而指導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與發展。

研究思考經濟倫理學，必須有一個切入的視角，或者說一個研究緯度。近幾年來，不少學者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從經濟與道德的關系角度，包括從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方面來研究；還有從經濟與倫理相整合的社會生態文化學方面來探索。這些成果推動了我國經濟倫理學這一新興邊緣學科的建立與生長。本文擬從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關于倫理學與經濟學之間關系的思想出發，就經濟倫理學的研究緯度作些探索性的思考。

論文協會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一直受到“休謨命題”的影響。西方哲學家，也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大衛·休謨，在《論人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即“一個人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這就是所謂的“休謨命題”。休謨依據“是——應該是”的二分法的區分，對本來存在密切關聯的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之間，來了個一刀切的區分，因此，被人們喻為“休謨的鍘刀”。因此，西方經濟學圍繞經濟學的研究要不要或說應該不應該涉及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的問題，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爭論。實證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經濟學不是倫理學的“奴婢”或附屬品，認為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制定或實踐道德規范，同時，作為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人，也是一種“純經濟動物”，因此，經濟學家無需重視“道德關懷”。

論文協會

規范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異端學派，他們批評主流經濟學派對道德的“遺忘”，強調經濟學不可能擺脫道德的“糾纏”，不可能離開倫理道德原則和回避價值判斷。如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和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岡·繆爾達爾等，認為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經濟學決不可能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論文協會

2015年4月10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財政部聯合印發《關于推動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1]。意見指出，推動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融合發展，把傳統出版的影響力向網絡空間延伸，是出版業鞏固壯大宣傳思想文化陣地的迫切需要，是履行文化職責的迫切需要，是自身生存發展的迫切需要。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作為展示科技學術成果的文化陣地，科技期刊的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融合發展是適應“互聯網+”時代的趨勢，也是科技期刊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新媒體出版浪潮滾滾而來，近10年間，科技期刊著力加強新興媒體融合出版，官方網站、微信公眾號、微博、App等的數量、質量均顯著提升[2-3]。官方網站是期刊樹立品牌形象的重要窗口，是讀者、作者、編輯和審稿人交流的主要平臺，是期刊為讀者提供全方位服務的重要媒介。近年來，圍繞科技期刊網站建設的分析與研討也越來越多，如就期刊網站建設的整體情況進行長期的跟蹤調查[2]，或者就某區域內或專業領域內期刊網站的不同側面進行相關研究[4]。本文擬調研中國科技核心期刊目錄中藥學類期刊網站建設情況，并分析《中國臨床藥理學與治療學》雜志網站的改版情況，提出藥學類期刊網站建設的優化策略。

1藥學類科技核心期刊網站的建設情況調研

1.1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研究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出版的《2020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中的藥學類期刊，共47本。通過百度搜索引擎搜索期刊名，搜尋其官網，并識別其官網是否屬于官方認證。調研時間為2020年12月，調研內容包括，是否有官網、服務商、網站類型、期刊基本信息、在線投稿系統及投稿服務、論文資源及開放獲取、擴展內容和用戶服務等。

1.2基本情況

在所調研的47本期刊，有42本（89.4%）期刊有官方網站，其中41本期刊的官方網站為百度認證網站，即百度搜索詞條后有藍標“官方”二字，官方認證給網站的真實性以保障，有效防止各類釣魚網站假借期刊之名騙錢、騙稿；另有1本期刊雖有網站，但無百度認證。故調研樣本為42本有官網的期刊，其官網的服務商包括瑪格泰克（31%）、勤云（15%）、中國知網（15%）、北京仁和匯智（11.5%）、AME Publishing Company（4%）、自主研發（4%）等。1.3網站類型調研樣本中，絕大多數（92.3%）為期刊網站，即該網站主要為該期刊的讀者、作者、編輯、審稿人提供投稿、審稿、查稿、了解期刊相關資訊的服務。另有少部分（7.7%）的網站兼具行業網站的功能，該類網站能給網站訪客提供更全面、前沿的行業知識、新聞、信息、數據等，同時網站的建設也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經濟、人力 成本。

作者、出版相關者(編委會、編輯、同行評議人、媒體傳播、期刊評價及媒體評價)與出版機構共同參與出版活動，在出版活動的鏈條中，互為影響，互有責任。出版活動中的倫理涉及作者開展科學研究、論文寫作及發表()、信息傳播、期刊評價等過程，完整的出版倫理學規范和準則應該關照到出版機構、作者、編委會成員、編輯、審稿人、傳播者、期刊及媒體評價等各方各類行為。國際上，經過多年的實踐積累，已經形成了行業學會和出版機構不同層面的出版倫理規范。比如，在2017年11月，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整合《期刊編輯行為準則和最佳實踐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為準則與最佳實踐》推出了新的“核心實踐”(CorePractices)［1］，指導和幫助出版商、研究機構、期刊等多方出版相關者共同維護和促進學術誠信。大多數國際出版機構也制定有自己的出版商指南，如Elsevier制定的《出版倫理》(PublishingEthics)［2］、JohnWiley＆Sons制定的《科研誠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實踐指南》(BestPracticeGuidelinesonResearchInteg-rityandPublishingEthics)［3］，均對自己期刊的出版行為進行了倫理規范。國內已有大量有關作者倫理方面的編輯學研究文獻發表，關注作者的學術誠信與學術不端、關注生物醫學期刊涉及人的研究倫理審查等方面的問題。例如，李玉樂等［4］分析文獻發現，近10多年來國內出版倫理研究的熱點主要為學術不端行為的原因分析、防范學術不端行為的策略與建議、對出版倫理的思考與建議、科技期刊存在的出版倫理問題等。但國內有關出版倫理的研究對于出版機構、除作者外的出版相關者(編委會、編輯、同行評議人、媒體傳播、期刊及媒體評價等)的關注和實踐不多。作者也是出版相關者，鑒于已有大量研究關注作者層面，本文所涉及的出版相關者不包含作者。國家新聞出版署于2019年5月29日的CY/T174—2019《學術出版規范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提出了審稿專家和編輯者的學術不端［5］。國內科技期刊出版機構和編輯在今后的理論研究和出版實踐中，除科研規范、倫理審批、作者署名外，應加強對整個出版領域同行評議、版權管理、利益沖突、信息傳播、期刊評價等更多相關內容的關注［4］。鑒于編委會多由期刊的學術領域相關的頂尖科研人員組成，他們既是作者、讀者、審稿人，或作為單本期刊的學術領導者參與期刊出版機構的部分管理性質的決策性工作，或帶領編輯做一些出版環節中的終審工作，編委會專家個人的角色存在多元交叉和轉換，涵蓋在其他出版相關者不同角色中，本文不再單獨表述。以下從不同角度探討科技期刊出版機構及各相關角色的倫理責任。

1出版機構的責任

1．1發表優質學術內容。《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指出，科技期刊傳承人類文明，薈萃科學發現，引領科技發展，直接體現國家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6］。科技期刊在傳播創新成果、推動學術交流、培養科技人才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版機構應該:1)強化使命擔當和社會責任，對社會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期刊的出版應該以發表和傳播精品內容為己任，不斷推進期刊成為本學科領域內最優秀的期刊。2)避免發表粗制濫造的低劣信息，避免單純以滿足為目的來獲取收入的逐利行為。SCI指揮棒造成的發表要求，大量到國外的期刊上，很多“掠奪性期刊”或巨型OA期刊掠奪性現象應運而生［7］。這些期刊利用科研工作者的壓力，或通過電子郵件尋找目標，或通過中介機構向作者推介期刊，作者時需支付高額論文處理費(APC)。無論是否嚴格進行同行評議，這些期刊多數在網站上都聲明其遵循了國際同行評議標準，對論文進行了同行評議。2020年2月，科技部的《關于破除科技論文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試行)》中宣布:“完善學術期刊預警機制，定期國內和國際學術期刊的預警名單。”［8］12月，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國際期刊預警名單(試行)》，通過綜合評判期刊載文量、作者國際化程度、拒稿率、APC、期刊超越指數、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列舉了具備風險特征、具有潛在質量問題的學術期刊［9］。“掠奪性”期刊還催生了工廠的產生。“掠奪性”期刊和巨型OA期刊的掠奪現象需要通過行業治理、社會監督，不斷促進優勝劣汰，改變低質量期刊濫發論文的局面。國際上，多個學會或出版平臺如ALPSP、DOAJ、INASP、ISSN、LIBER、OASPA、STM、UKSG和出版商聯手創建了網站ThinkCheckSubmit，幫助作者識別“掠奪性”期刊。同樣，中文“掠奪性”期刊是拋棄學術期刊質量性(學術質量、編輯質量、出版質量)、公正性、導向性辦刊原則，忘記了學術期刊初心，純粹以掠奪作者稿件處理費為目的的期刊［10］。國內相關管理部門、行業學會應該進一步加強治理，幫助作者識別“掠奪性”期刊網站，甚至期刊假網站或“”網站。3)避免為追求影響因子的不當自引或聯盟引用，杜絕為追求經濟利益或評價指標的各類不端行為。1．2注重學術、文字質量和傳播質量。學術期刊內容為王，除了學術內容質量，文字質量和傳播質量也是優秀出版物的重要標志。高質量的出版物讀起來行云流水，給人耳目清新的感覺。國際期刊出版經驗表明:1)出版機構應具備完整的編輯手冊，指導和培訓編輯以科學的精神認真進行文字加工，保證科學語言表述的嚴謹性，避免表述的冗余和雜蕪;2)期刊出版機構還應該建立出刊后自審、年度審讀等審查機制，文字質量獎懲措施，保證和加強期刊的文字質量不斷提升;3)精美的構圖、新穎的封面、高品質的印刷和裝幀都是構成優秀出版物的重要元素，多數一流的期刊都有一流的封面創意，配合重點文章傳播的短視頻、網站頭圖等增強論文傳播的設計［11］。這些方面，國內科技期刊值得進一步學習和嘗試，加強探索。1．3提升效率，快速出版傳播。讓優秀的成果最先、廣為傳播，既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出版者重要的責任。開設病毒肺炎(COVID-19)優秀科研成果學術交流平臺，是中華醫學會雜志社對優先出版能力的一次應急實戰，對適應優先出版而優化的同行評議、編輯加工、生產制作、上線等流程的一次全面的演練，對各種管理制度的科學性、完備性進行了全面檢驗。2020年疫情初期的統計數字表明，文章從投稿到網上，平均用時6.2d，與國外知名出版平臺相差無幾。不同于國外預印本未經同行評議上線，中華醫學會雜志社平臺的所有論文均經過嚴格的同行評議。刊出時滯大幅度縮減，縮小了與國外期刊的差異，吸引了國內一批優秀科研論文首選在國內優秀期刊平臺投稿和優先出版。作者十分重視論文首發確權時間、發表流程時長、平臺的影響力及傳播力，因此，加速期刊出版的數字化轉型，建設有影響力的優先平臺，就能吸引優質稿件回流，讓更多優秀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12］。出版效率是信息傳播力和期刊服務能力的重要指標。《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2019年停止紙刊訂閱，2021年轉向持續出版模式(優先出版與正式出版整合為一次在線發表)。文章完成同行評議和文字編輯立即在線發表，研究人員可更快地發現和引用研究成果。中華醫學會雜志社自2020年12月推出“優秀科研成果優先發表平臺”，正是考慮在確保學術質量的前提下，優化稿件審核和出版流程，大力壓縮各流程時滯，提高出版效率，構建快速交流的學術交流生態系統服務作者［12］。國內平臺需要加強對國際標準化技術的學習與應用，通過國際通行的標準化技術支撐，加強數據的多平臺交割、共享、互聯，提升信息的快速傳播能力，增強國際顯示度和國際影響力［13］。1．4全面的政策聲明和管理制度。1)期刊出版機構管理制度應面向關聯的各方，明確責任和權力的邊界。內部出版管理制度主要面向編輯和出版人員，應實現編輯與經營分開，保證編輯獨立。2)政策聲明面向讀者、作者、審稿人，其為科學出版的核心精神應該是一致的，編輯出版決策中公平、公正、開放、透明地對待每一位作者和每一篇稿件，重視陰性結果和負面成果的客觀發表，鼓勵交流與爭鳴，保障作者權益。3)每本期刊創刊時都有明確的宗旨與目標，期刊應按既定方向制定出版定位與政策，向作者提供完整、翔實、清晰的投稿指南和常見問題說明，包括期刊的出版周期、接受的內容范圍、寫作規范、同行評審方式、稿件決策流程與標準、科研倫理及利益沖突表述與審查機制、版權與復制使用規則、數據共享機制、申訴與復議機制、勘誤或撤稿程序、優質稿件綠色通道、必要的免責聲明等。國內科技期刊在撤稿方面總體不夠規范，或視而不見，或淡化處之，或網站一刪了之。4)遵循論文繳存政策和數據支撐存儲規定，規范提供數據，約定數據使用規則。5)對侵害作者、出版機構、期刊權益的行為嚴謹核實，妥善處理。包括侵犯他刊版權、一稿多投、不合理撤稿等行為。6)在更廣義領域上，期刊出版機構的責任還體現在如下方面:對作者、審稿人、編輯的科學出版工作進行合理評估和評價，對發揮的積極作用予以對認可和致謝。創建學術共同體、學術交流社區等探討文章科學價值的平臺，舉辦學術交流活動。7)認真研究新興技術，向編輯和審稿人提供必要的工具，助推智能輔助、科學評價、開放科學等新理念的實現。目前，一些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輔助科學出版。例如丹麥高科技公司UNSILO利用基于人工智能“無監督概念提取”技術來分析稿件，提取結論與要點，總結研究內容，幫助編輯或審稿人做出決定［14］。8)期刊出版機構還應建好一體化出版平臺，提升出版效率和展示效果。為體現社會責任和擔當，應做好科學傳播，積極開展科學普及。

2編輯的責任

2．1承擔出版機構的責任。作為出版機構工作人員的編輯，通過工作合同服務和服從于出版機構，在某種意義上代表機構行使職權。編輯應遵守工作合同中約定的條款和指導方針，代表出版機構嚴格履行出版機構聲明中承諾的出版、財務、版權、傳播等方面的責任。對出版行為中的各種情況盡到合理注意和必要提醒，比如作者引用第三方圖表是否涉及第三方版權，注意獲得許可后合理引用;論文出版過程版權合同的合理簽署與內容合法傳播使用等。除承擔出版機構的責任外，編輯直接面向作者、讀者和審稿人，又有其特殊的個體責任。2．2面向作者的責任。1)面向作者和稿件，編輯需要初步審核作者身份和稿件是否存在學術不端。在稿件審理和發表階段，編輯應對涉及人的研究進行嚴格倫理審查、關注基金標注的規范化避免潛在的利益沖突［15］、進行高效的同行評審、提出建設性的修改意見、高質量的文字加工、合理安排出版時效、認真對待作者提出的申訴、客觀對待陰性結果和負面成果、積極開展學術爭鳴。2)在工作中時刻以作者利益為先，注重原創成果的首發確權。2008年，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張辰宇向《Nature》投稿，《Nature》編輯要求修改，但同期有與該文結果部分相似的文章在《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發表，如果修改后再審將導致后續發表時間較晚，張辰宇的原創工作可能永遠無法得到承認。他帶著《Nature》審稿意見改投《CellResearch》。收稿后，李黨生主編帶領編輯團隊48h內審稿完畢，決定修改后立刻發表。該研究在生命科學中開辟了“細胞外RNA”的新領域［16］。3)避免侵害作者利益，審稿中保護作者的隱私和稿件信息，加強對審稿人的培訓，避免審稿人在審稿中泄露或不合理使用信息，避免審稿延誤時間。發表中保證作者學術研究成果的完整性。2．3面向讀者的責任。1)保證學術質量，嚴謹執行審稿制度，對擬發表的內容優中選優，為讀者提供最有價值的信息。2)做好科學傳播。科學傳播中的內容會給不同維度讀者多樣的學習角度。認真審核并明確標識出版中涉及的作者信息、基金支持信息、利益沖突聲明等信息。注意標明信息的版本和的時間節點，利于讀者對溯源［11］。3)積極開展公眾科普，讓科學信息發揮最大的作用。4)在新媒體平臺的傳播中，注重學術文章向科普轉化中的內容多重審核。社交媒體時代，價值觀多元化快速表達成為必然。在追求信息快速傳播的情境下，要特別注意突發事件中媒體的社會責任，重視保證學術質量的措施。頂級期刊也難免因為數據審核不嚴格造成撤稿事件［11］。正如生物倫理學家Turner指出:急于發表COVID-19相關論文暴露出欠缺嚴謹性，影響到“學術金字塔頂端的精英期刊”［17］。2．4面向審稿人的責任。1)與出版機構和編委會共同制定審稿指南、審稿模式和具體要求，開展好審稿和終審工作。2)建好審稿人數據庫，詳細分類;管理審稿人，有針對性分配稿件，審稿數量合理;確保審稿人明確潛在的利益沖突，避免評審偏見;定期催審，警示審稿時間過長的審稿人，無原因的拖延審稿既是對編輯部的不負責任，也是對作者的不負責任。3)積極發現、培育審稿人。定期開展審稿人培訓，介紹科學評價(手段、方法、經驗)的進展，堅持保密原則，避免審稿人不合理利用稿件相關信息。4)在當下的學術生態中，存在著作者推薦偽造審稿人和操控審稿現象，這是編輯千方百計防范卻終有疏漏的。編輯應盡到核實作者推薦的審稿人的責任，避免出現某些中介機構或不良作者鉆編輯失察的空子。5)做好審稿人與作者之間的橋梁，及時、準確、全面地向作者轉達合理的審稿意見，組織好涉及爭議問題的往來溝通及答復。

3審稿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