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傳播的倫理失范透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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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傳播面臨倫理失范的困境。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的建構不僅是時代的要求，而且也反映了人類共同價值觀的最高追求。倫理，不僅是跨文化傳播存在的深層次原因，也是跨文化傳播得以運行的合理性基礎。本著公平、自由、寬容的倫理理念，促進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的建構，無疑將奠定各國文化和諧局面的基石。

論文關鍵詞：全球化；文化傳播；倫理失范；倫理機制

一、引言一一個正在發生的事實

人類歷史，從早期直至現今，是一種上升式的螺旋衍進模式，且是一種多元文化的前進運動。不同文化群體的人相互交往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它以物質交換、旅行、戰爭、傳教等形式，呈現了豐富多彩、或喜或悲的跨文化傳播歷史劇，諸如文化的認同、沖突、交融、成長、扭曲、衰敗等。不久前，在一片歡呼聲中，我們被告知，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千年。民族國家作為近代西方的一種建構…，曾在過去一個世紀里，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伴隨著全球性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人民、理念、財貨與服務的超越國界流通的持續增加，“當今世界已成為一個適宜于超社區的、國家統治管理的透明世界”。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主體日趨多元化，主體利益訴求日趨多樣化，文化間的彼此關系日趨復雜化。作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發生的信息傳播與文化交往活動”的跨文化傳播要全面回應規范、調整文化關系的現實需要，就應當成為一個多向度的立體結構。為什么要在跨文化傳播中引人倫理這一向度，其必要性何在?如果我們不是僅僅滿足于“存在即是合理”這樣一種實用主義哲學觀，那么通過“透視”跨文化傳播的全球化時代背景的方式，將隱藏于跨文化傳播之中的內在倫理屬性以可視的方式展現出來，便成為一種必然的研究方向。

二、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建構的可能性

面對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傳播的倫理失范，我們究竟應該何去何從?難道正如有人所言：“沒有哪個具體的個人或團體能夠對它們負責，或能夠被要求‘正確地安排’它們?”筆者認為，面對倫理困境，必須確立起一種以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識為基礎的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以綜合全人類的行為選擇與價值取向，化解錯綜復雜的倫理問題。究竟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有沒有倫理上的共識呢?這實際上涉及到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問題。

1．跨文化傳播的倫理失范為其反襯倫理機制建構的現實意義

如前所述，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倫理失范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并且已經為各國所正視。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不僅沒有牽引出全球性的同質文化，反而對文化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緊張關系有所激發；另一方面，文化帝國主義的形成和文化霸權主義的加強，也激起了不同國家對自身文化陣地的堅守和價值觀念的強固，民族國家之間的文化沖突開始加劇。文化成了一種舞臺，上面有多種多樣的政治面目和意識形態勢力彼此交鋒。“文化決非什么心平氣和、彬彬有禮、息事寧人的所在；毋寧把文化看成戰場，里面有多種力量展露頭角，針鋒相對。”跨文化傳播正在為人們創建一種人類文明的新秩序提供前提條件，對于這樣一種新的全球文明秩序，人類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這種新的秩序賴以建立的基礎便是相應倫理機制的形成。倫理道德的功能首先在于通過評價等方式來指導和糾正人們的行為和活動，“道德的目的，從社會意義上看，就是要通過減少過分自私的影響范圍、減少對他人的有害行為、消除兩敗俱傷的爭斗以及社會生活中其他潛在的分裂力量而加強社會和諧。”同時，倫理道德還能夠通過評價和鼓勵等方式，塑造理性人格，培養跨文化傳播過程中人們的道德品質和道德觀念。筆者認為，理想的跨文化傳播價值觀念應與人類普遍認同的倫理道德規范價值觀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跨文化傳播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倫理道德規范的價值，或者是倫理道德規范的評價指標。“人類今天面臨的基本任務就是需要去促進關于我們相互依存的一種全球性的倫理上的自我意識，以及去緩和妨礙這種共識達成的強硬態度。”

2．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的建構是人類文化歷史發展的最高追求

古代社會，基于生產力低下的狀況以及地理環境、生存條件及人種等的差異，跨文化傳播不可能大規模的在不同的人群間進行，人與人的交往被限制在特定的時空范圍內，每個民族都在相對孤立的環境里書寫著自身的文化發展史，并根據其自身特有的生活生產方式和文化價值觀念，形成了僅僅適用于本族成員的倫理道德觀念。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以往那種地方性的、民族性的自給自足的封閉自守狀態，完全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全世界各民族間的相互往來和相互依賴，“狹隘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性的個人所代替”。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存在的倫理道德，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是隨著人們生活環境的改變而改變的，“德性的每一種具體觀點都與某種敘述結構的具體觀念相關聯，或與某種人類生活的結構相關聯。”以往的倫理道德都是各個民族或國家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適用于其特殊社會的。現在，全球化進程推動了人類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這必然要求形成一種符合時展趨勢的倫理道德，以對人類的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對新的社會狀況進行整合，從而實現人類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馬克斯·韋伯曾指出，資本主義精神是養育現代經紀人的搖籃和護衛士；在近代產生的理性資本主義，正是新教倫理精神普遍指導的結果，并且事實上成了資本主義合理經濟行為的內在動力。“盡管經濟合理主義的發展，部分的依賴合理的技術和法律，但是同時也取決于人類適應某些實際合理行為的能力和氣質。如果這類合理行為受到精神上的阻礙，則合理經濟行為的發展也會遇到嚴重的內部阻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倫理上的責任觀念，始終是影響行為的最重要的構成因素。”將韋伯的觀點應用于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不難發現，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的建構也是一種時代的需要，它的提出是與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一致的，是與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相適應的，是人類向全面性發展的必然要求。因而從完全意義上的全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的建構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

3．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建構的可能性源于文化自身的倫理性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說過，人類文化是“人類的無限擴展”，因此文化總是與倫理相聯系的。跨文化傳播的倫理性源于文化自身的倫理性，文化倫理作為調整和處理人們的文化關系的道德準則和規范，體現在文化中人確認其文化身份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社會主體的文化選擇和文化行為方式。世界上關于文化的定義很多，在《大英百科全書》中共收集了166條文化的定義，但縱觀其中，我們不難發現：典型的文化定義都把習慣、風俗、倫理道德視為文化的重要內容。跨文化傳播作為不同文化間交流的主要形式，所體現的更應當是一種人倫精神，更應當以對人自身的關懷作為首要的和最終的價值取向。“人性的首要法則，是維護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關懷，是對于其自身所應有的關懷。”…

除此之外，我們從文化結構的“分層理論”中，也可以找到文化固有的倫理屬性蹤跡，進而為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的建構提供可能性依據。文化是一個由內核與若干表層組成的整合體，從外至內，略分為如下幾個層次：由人類加工自然創制的各種器物，即“物化的知識力量”構成的“物態文化層”；由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建立的各種規范構成的“制度文化層”；由人類在社會實踐尤其在人際交往中約定俗成的習慣性定勢構成的“行為文化層”；由人類社會實踐和意識活動中長期積淀而來的倫理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主體因素構成的“意識文化層”。倫理道德作為實踐理性和價值觀念，屬于隱性的心態文化層。

4．從人性的視角看，任何人的生存都要受到所處的社會環境的影響

雖然“界分兩國的河流足以使善變為惡”(德國工人哲學家狄慈根語)，雖然不同民族都有不同的倫理道德，同一民族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倫理道德，但是，人之為人，總是有著在其本性上的共通之處，由此決定了人類在物種意義上的統一性以及人類必然擁有的道德上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在今天促成了一種用于整個人類的行為和利益的新的全球倫理觀的產生。正如亞當·斯密所言：“人只能存在于社會之中，天性使人適應他由以成長的那種環境。所有不同的社會成員通過愛和感情這種令人愉快的紐帶聯結在一起，好像被帶到一個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堅定的根植于有著一定界限的政治共同體中的倫理話語，直接的屬于‘打破了國界’的世界——‘世界共同體’和全球秩序。”

同時，人類倫理思想發展史也表明，人類社會原本就共享有一些相同或類似的倫理理念與倫理原則，換言之，倫理共識早就存在于人類的文明史中，這為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的建構提供了歷史文化依據。對此，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曾說過：“盡管民族、時代、歷史條件，各有不同，然而人類對于善惡、公正概念，還是一致的，可有普遍性。”

三、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基本要素建構

哲學家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諾(Adorno)在他們創作于二戰后的著作——《理性的辨證》中致力于對技術合理性進行嚴厲的批判。他們認為，機械的合理性只追求效率，喪失了倫理的約束，從而完全喪失了理性。他們的這種判斷運用于跨文化傳播的進程中，仍不失合理性，跨文化傳播的倫理失范可以被認為是另一種形式上的戰爭的繼續。要真正減少甚至消滅跨文化傳播倫理失范現象，僅僅依靠法律和政策是遠遠不夠的，必要的倫理機制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們認為，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基本要素建構至少包含如下幾個方面：

1．公平——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建構的基本理念

哲學家羅素曾經說過，在研究一個可疑問題之前，應當先找出一個多少是已經確定了的某一點作為出發點。對于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的理念解析，“公平”便是這樣一個出發點。因為公平是當今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也是構建和諧國際社會的來源和根據之一，更是文化批判的重要動力。

筆者認為，作為認識對象的公平，實質上是一種社會關系，即“公平的概念只有在人與人的關系上才有意義”。

因此，作為跨文化傳播的公平理念主要應該強調的是權利和義務、利益和負擔在相互關連的不同文化傳播主體之間的合理分配或分擔。這種分配或分擔的結果與其付出相適應，并能夠為當事人和國際社會所認可。在各種公平中，最重要的是相互主體因素或幾個個人之間關系的一致性因素。

跨文化傳播公平理念所表征的是國際社會的一種和諧、安定狀態，是國家之間基于文化相互性而進行文化互動的結果。公平也是一種文化交往范式，它是國家之間的一種恰當結合方式。在這種結合方式中，國家之間、國家與國際社會整體之間達到了普遍性、確定性和適用于每一個國家的平等性。

公平是與文化安全相聯系的，但文化安全只是國家的一種主觀狀態和心理需求，它的實現有賴于國際社會公平秩序的建立，而公平則是國際社會的整體文化安全。公平之所以被人們如此崇尚，并成為跨文化傳播所追求的基本理念，是因為它至少存在如下四個方面的價值：第一，便于國家理性從事相應跨文化傳播行為，從而使其在既定秩序、規則中享有某種形式上的自由；第二，便于國家對其他國家的行為進行把握，預患于未然，以期實現自身的文化安全；第三，確立跨文化傳播規則的普遍適用，在形式上滿足每一個國家的平等要求；最后，為跨文化傳播主體的行為選擇，提供了相應模式，以此可節約資源，提高效率。

2．自由——跨文化傳播的時代精神

筆者認為，所謂跨文化傳播的時代精神，就是跨文化傳播所應體現的作為特定時代所必須具有的價值取向。在現時代，跨文化傳播的價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最根本最主要的應當是自由。自由對于人而言，是須臾不可缺少的東西。一旦缺少了它，人類的個體或者群體就會被不自由所困擾或者折磨。“缺乏自由，那只能是虛無和死亡；不自由則是不準生存。”自由是人生存的應然狀態和永恒追求，它不僅在現代，而且永遠是現代及其以后跨文化傳播發展的精神內核。

自由作為跨文化傳播的時代精神，大致具有以下兩方面的維度：

(1)自由是跨文化傳播的先決條件。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認為，“自由比任何事物都為珍貴。我有鑒于此，欲證明容納自由，不但于社會的治安沒有妨害，而且，若無此自由，則敬神之心無由而興，社會治安也不鞏固”“自由的普遍意義表明在下述事實中：在哲學討論的范圍之外，當我問你是否是自由的，或是否自由地行事時，你并不考慮你的決定有無前因，而僅僅關心是否有某物正在強加于你，或者你的行為是否出于自己的信仰，表達了自己的愿望和品行。”正是基于自由的價值理念，文化才得以在不同的異質群體中傳播，人類才得以彼此溝通和交流。跨文化傳播是一種伴隨著人類成長的歷史文化現象，也是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一直是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而這一切，均根源于“自由的恩賜”。歐洲文化之所以有強大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它能自由的吸收不同文化的合理因素，使自己不斷得到更新和豐富。同樣，中國文化也是在自由理念的支配下，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得到發展的，譬如，中國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后者傳人中國，促進了中國文化在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發展。公務員之家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跨文化傳播的底線倫理。

“人生來自由，但又無處不在枷鎖中。”這是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一句名言，然而它卻是一個含有根本性悖論的倫理學命題。“自由本意味著免于枷鎖、免于囚禁，免于被他人奴役”，盧梭又何出此語?其實，這涉及到自由的一個限度問題，運用于跨文化傳播中，便是指底線倫理。筆者認為，跨文化傳播的倫理機制首先是跨文化的、跨宗教的，也就是普遍認同的，同時它又是低限度的。自由雖為跨文化傳播的先決條件，然此種自由是否可以無任何界限的肆意進行，以至文化殖民、文化休克等倫理失范現象接踵而至。“某一部分人的自由，必須受到約束，另一部分的人，才能享有自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傳播進程中，逐漸成為了不同文化傳統的民族和國家所共同接受的倫理準則，并且也成為了跨文化傳播自由理念的固有含義。自由既包含積極自由，即某一主體可以自己之自由意志去做什么的權利，又包含消極自由，即某一主體在自由行為時，免于受他人干涉的權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強調的便是一種消極自由，它并非追求高限度的權利、機會和價值目的，而是堅守“底線”、“不受干涉”和“不干涉別人”為界限；它凸顯了文化傳播過程中傳播主體與受眾主體之間的對等關系，很好的界定了自由的邊界問題，理所應當的成為了“倫理金律”。

3．寬容——跨文化傳播倫理機制建構的必然要求

筆者認為，“文化”二字幾乎涵蓋了所有人類感興趣的領域，范圍之大實在無從說起。何況世界文化在很長的時間中各自發展，因而不僅有著不同的語言，還有著不同語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思維理路，所以根本無法先人為主地確定判斷各種文化異同的有效范圍，且文化問的倫理交往與對話活動也是充滿著辯論、爭訟甚至斗爭的。而在跨文化傳播領域內，我們最需要的就是一種彼此間的寬容。在無法達到完全理解和相互結論一致的前提下，融洽的跨文化傳播非常需要，也必須建立在一個全球寬容的基礎平臺之上。

兩種不同的文化相遇，由于相互間的差異，會產生文化間的沖撞。在這點上，有三種可能性：其一，征服。隨之便產生兩種可能的后果，即教化與毀滅；其二，文化掠奪；其三，交流。在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傳播的目的，只可能也應該是交流。

不同文化間對話的進行與效果取決于對話雙方是否具有價值上的寬容精神。筆者認為，所謂寬容，乃指基于平等的自由精神而表現出的對不同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愛好興趣等的容忍、尊重，以及在這種雅量與胸懷中所深藏著的平等包容精神。應該說，在任何民族的倫理文化中，都是講究寬容的。譬如中國儒家的“恕道”，忠恕之道講究的是將心比心，推己及人，以理解、體諒、同情之心設身處地為人家著想。而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寬恕也是其固有的一種倫理道德精神，這與中國儒家之“恕道”乃有異曲同工之處。

四、結語

倫理向度下的跨文化傳播，不僅僅是一種制度構造，更是一種實踐之后的理念沉淀和升華。考量跨文化傳播的倫理向度，可以使我們在探進跨文化傳播的路徑過程中，始終把握其科學的精神內核，與時俱進，在全球化背景下，真正立足于文化交流場中的異質群體的客觀現狀，解構多元文化的價值認同障礙，開辟媒介化社會文化互動的新徑，建構彼此理解、尊重、共謀發展的人性化文化傳播體制，實現文化的共生和共榮，為我們必須共同居住的地球村提供一個靈魂，一種意義，一些規則，一種公平和一種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