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學研究范文10篇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既是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和體系構建最為重要的基本問題，也是我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并且一直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自從新中國建立初期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以許滌新、王學文和方文和等老一輩經濟學家為主要代表的我國經濟理論界對這一重要問題從兩個主要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討：一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除了生產關系是否還包括生產力；二是生產方式是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70年代末期，由于“左”的思想和理論的影響，我國學術界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這一重要問題的科學探討長時期中斷了，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理論教條一直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占據統治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術界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問題進行了廣泛的和持續的探討，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意義的成果是突破了以往把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只局限于生產關系的傳統觀點，根據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科學論述而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以及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并把生產方式作為政治經濟學的首要研究對象。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問題的探討大體上經歷了以下三個主要階段：

一、撥亂反正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學術界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問題的探討主要是撥亂反正，其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理論教條，恢復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生產關系的科學理論觀點；二是否定了斯大林關于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的傳統觀點，科學闡述了馬克思的生產方式范疇的基本涵義與具體內容。在這兩方面的探討中首當其沖的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馬家駒先生。1980—1981年，馬家駒先生先后在《經濟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了題為《生產方式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重要論文，最先提出了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新見解。他十分明確地提出，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規定，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當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各個階段上特定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的生產關系。根據這一規定，生產方式是政治經濟學的首要研究對象。不僅如此，馬家駒先生還根據馬克思的有關論述，否定了斯大林關于生產方式定義的錯誤觀點，系統地、科學地闡明了生產方式的涵義。

首先，馬家駒提出生產方式是有別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一個獨立范疇。他指出：“馬克思所講的生產方式并不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把這兩者包括在自身之內，而是介于這兩者之間從而把它們聯系起來的一個范疇。”其次，馬家駒較為全面地闡述了生產方式的具體含義。他寫道：“馬克思所講的生產方式有兩個含義。第一，它是指勞動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產的社會形式。”“作為勞動方式的生產方式，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簡單稱之為‘生產方式’，指的是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相互結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勞動資料的方式。生產方式的這樣一個含義是同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的這一面聯系著的。”“生產方式的第二個含義即作為生產的社會形式的生產方式，是同任何生產過程都不單純是勞動過程，同時又是一個具有特殊的社會規定性的過程這一方面相聯系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過程的一定的歷史形態或生產過程的社會形式完全是同義語。”“勞動的社會形式和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依以結合的形式分不開，它并且和后者一樣直接表現出一種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最后，馬家駒闡述了生產方式這兩個方面含義之間的相互關系。他寫道：“一定的勞動方式和生產的一定社會形式之間確實又存在著一種歷史必然的統一關系，并且歸根到底還是作為勞動方式的生產方式決定著作為生產的社會形式的生產方式，而勞動方式的根本變革又總要以生嚴資料或勞動資料的變革為前提。”這樣，馬家駒先生一方面明確指出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的生產關系，充分肯定了生產方式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首要對象，另一方面科學地分析了生產方式的涵義。

與此同時，我國學術界其他許多學者在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問題的探討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觀點。如吳斌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應研究生產方式》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該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與其相應的生產關系。馬克思是在兩種含義上使用生產方式這一術語的：一是生產方式本身，一是生產方式的社會性質。陳招順在《從生產方式的含義論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文中提出，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間階段和中間環節。一定的生產力狀況是一定的生產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礎，而一定的生產方式又是一定的生產關系得以產生的依據。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不能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產力，也就不能說明生產關系的產生和變化。這是一個矛盾。而生產方武概念的出現意味著這個矛盾的解決。

近年來，我國學術界關于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共識，但也存在著較為尖銳的爭論。最具代表性的有兩種觀點：一是研究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的核心；二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前者源自現代西方經濟學，后者源自馬克思的《資本論》。因此，探討這兩種觀點的對立性，實質上就是探討現代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資本論》的對立性。許多同志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入、詳細的論述。本文試圖以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和以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各自所著的《經濟學》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論述進行比較，說明二者相近、相通或相同之處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對立性，以求達到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初步探討之目的。

一對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再認識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爭論由此產生。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對“生產方式”的解釋：一是“生產關系說”，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說”，三是“生產的技術方式說”。對此，許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兩種意見來認識“生產方式”，那么，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就存在著邏輯上的毛病，而馬克思是通曉邏輯的。如果按第三種意見來理解“生產方式”，那么，《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就是生產的技術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樣一來，上述規定雖然不存在邏輯上的問題，但它卻同馬克思的下述論斷發生了矛盾。馬克思講：“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財富的特殊社會形式，或者不如說是財富生產的特殊社會形式。”[2]生產的技術方式是一個生產力的范疇，不屬于生產的社會形態，因而不能列入《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最近，吳易風教授在他的《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文中，提出了“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吳教授認為這一原理是“理解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關鍵”。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即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3]。吳教授將人們所熟知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原理拓展為“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的確深化了我們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認識。并且，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解釋為“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一步解釋，即“即”與“也就是”后面的內容，仍然使人感覺到它與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的規定之間有或多或少的聯系。“資本主義條件下”是否可理解為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為勞動力與生產資料以生產資本的形式相結合，從而資本家雇傭勞動者呢？如果這樣，那么，生產方式等于生產關系。如果這樣，這豈不是也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狹窄化了嗎？

因此，問題的關鍵仍然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不是“生產方式”作何理解。

我們認為，盡管馬克思在整個《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是從多種含義上使用的。但是，從《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角度使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其含義是確定的，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過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或者說，社會生產的存在和發展采取資本經濟的方式。因此，《資本論》所研究的是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摘要：對1969年以來諾貝爾經濟學獎進行梳理，能對微觀經濟學研究領域、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取得的進展大致領略，并成為現代微觀經濟學學習的重要途徑，對深入理解理論和現實的關系可以獲得更多幫助與啟示，對促進經濟學研究與經濟管理改善具有相當大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諾貝爾經濟學獎;現代微觀經濟學;發展

通常微觀經濟學上的創始人被認為是亞當•斯密。自其以后，微觀經濟學有了十足的進展，至19世紀30年代，已經建立起微觀眾經濟學體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微觀經濟學如馬歇爾預言般達到高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微觀經濟學有了更大突破，其中顯著代表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諸多成就。從微觀眾經濟學理論出發，諾貝爾經濟學獎理論在管理經濟學上挑戰完全理性假設，公共經濟學上進行理論突破，管制經濟學上開辟實證研究，勞動經濟學上進行理論修正與補充，福利經濟學上深化不斷。諾貝爾經濟學獎從1969年開始，已有47年歷史。通過分析微觀經濟學研究領域，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理論成果上看有微觀經濟學理論的進步、研究領域的變化和研究方法的應用，發展趨勢更加綜合、多元、交叉。

一、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看微觀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應用

微觀經濟學在諾貝爾經濟學獎中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應用創新。一是一般均衡理論應用。作為數理經濟學的一種重要創新，其從公理化角度研究經濟系統整體均衡的穩定性、有效性、存在性，被當作西方主流經濟學，其基本方法在微觀與宏觀經濟學中都應用廣泛。一般均衡體系由薩繆爾森提出，使其成為統一處理各種經濟問題的一般方法，希克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完善，動態一般均衡理論建立，并將規模報酬因素引入，結合起資本與投資理論。二是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應用。約翰•福布斯•納什通過不動點定理，使均衡點的存在得到證明，奠定了博弈論一般化的基礎，海薩尼對不完全信息博弈領域進行了新的開辟，讓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得到發展，維克里與莫里斯開創了不對性信息條件經濟激勵理論研究，并成為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基石。三是資源最優分配理論應用。通常資源配置的完成依靠價格體系的調整，康托羅維奇首次提出解乘數法，在資源最優配置問題中引入線性規劃方法，將定性研究發展到現實計量階段，赫克曼與麥克法登則建立了微觀計量經濟學理論，使統計方法與經濟學理論相結合，在個人、家庭、企業統計分析應用中廣泛，使經濟信息在反映社會本質上更深刻。四是行為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應用。該經濟學研究領域新的開創依賴于卡納曼與史密斯的研究，提供了克服西方主流經濟分析方法關于基本方法論困難的解決出路，提出期望價值理論遵循條件，使實證經濟學方法的缺陷得到彌補，推動了經濟理論現展。

二、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看現代微觀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論文關鍵詞：中國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目標；發展趨勢

論文摘要：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前無古人的波瀾壯闊的社會經濟實踐，于是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就成為經濟學界關心的重要課題。通過梳理中國經濟學在內容、體系、方法論上的研究成果，明確中國經濟學的目標，分析中國經濟學面臨的主要困境，并結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耦合研究成果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探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摘要:實踐證明,經濟學研究與數學有著密切的關系,借助數學理論的模型建立能夠使經濟學研究更加清晰,數學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工具,應得到合理的運用.據此,就數學經濟模型的構建重要性和構建中應注意的問題進行了分析,為經濟研究提供了強大的理論基礎,促進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經濟學研究;數學化;數學模型

數學是經濟學研究的基礎工具,數學中的函數、極限等理論都對經濟的研究具有積極影響.研究數學理論,并正確將其應用于經濟學研究具有積極意義.數學主要是研究數量、結構以及空間變化的學科,這門古老的學科已經在人類發展歷史的多個領域顯示了其積極作用.

1經濟數學化的特征

數學與經濟學不同,在二者之間結合上,要找到合適的切合點,構建合理的數學模型來經濟問題.研究者要立足于經濟研究,從其中找到能夠使用的數學理論,而不是將某些數學公式生硬的套用于經濟研究.數學具有邏輯性強、思維縝密和精確簡明等特點.而經濟則具有多變性,同樣經濟具有地域性和時間性特征,也就是說,不同區域、不同時期的經濟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出差異性和不可預測性.借助數學理論來研究經濟是將其數學化的過程,這一過程要注意經濟所處的時期甚至是地域,并且要承認數學的局限性以及經濟的多種影響因素.筆者認為,數學就像一個有效的工具,經濟研究的數學化是人的創造性活動,他與其他的存在形式一樣,具有獨特性和獨立性,能夠說明客觀道理,但不能盲目的使用,數學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笛卡爾理論說明數學本質在于他是一門通用的語言,具有多種認識世界的方法,因此應用廣泛.也就是說,數學在應用于經濟學中時,要遵循一定的原則.

2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過程

摘要：辯證地分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個性和共性，認為兩者之間除了對立之外，也存在著發展和傳承的關系，同時認為只有正確認識西方經濟學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個性與共性，才能在不違背階級性和科學性的前提下，通過借鑒西方經濟理論的研究規范找到促進我們發展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正確途徑和方法，從而使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現代化建設中得到改革和完善。

關鍵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借鑒

1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個性差異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都是理論經濟學，但它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論經濟學，是兩種基本立場對立的基礎經濟思想體系，有著本質上的巨大區別。

（1）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產生的歷史背景不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產生的19世紀40年代，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暴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成為當時社會的最主要最激烈矛盾。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馬克思在批判資產階級庸俗經濟理論以及吸收古典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合理成分的基礎上，總結了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歷史經驗，創立了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它是為工人階級的利益和人類解放事業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偉大歷史任務，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分析，揭露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和階段矛盾，闡明它的產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規律。而大多數西方經濟學派以市場經濟的運行為對象，通過對各種經濟現象的分析，目的在于論證資本主義市場制度是能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是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從這點上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是水火不容的。

摘要：本文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梳理，總結了新制度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的關系，討論了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一些特點，并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比較。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經濟學而成為一門新的學科，關鍵不取決于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與舊制度主義者一樣，新制度主義者也是從批判流行經濟理論“過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著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建立在確定性和無限理性基礎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放棄這一基本假設的方法論無論是從整體上還是局部上說都是意義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進而討論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最后對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比較。

一、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

諾思指出：“我們應注意不斷地把傳統正規新古典價格理論與我們的制度理論結合起來。我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試圖去替代新古典理論，我們的目的是使制度經濟學成為對人類更有用的理論。這就意味著新古典理論中對我們有用的部分——特別是作為一套強有力分析工具的價格理論應與我們正在構建的制度理論很好的結合在一起。”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但這種批判并非全盤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礎上加以繼承、發展和揚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設，它隱含地假設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關注經濟的效率而忽略經濟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經濟學忽略的三個問題：(1)各種可供選用的社會法規和經濟組織如何影響經濟行為、資源配置和均衡結果。(2)在同樣的法律制度下，經濟組織的形式為什么會使經濟行為發生變化。(3)控制生產與交換的基本社會與政治規則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它們是如何變化的。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威廉姆森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本質上說和微觀經濟學是一致的。新制度經濟學在一些方面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繼承，但新制度經濟學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經濟學給出了充分假設，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技術本質，也在于其獨特的管理方式和結構。后者帶來了不同組織類型中信息傳遞和激勵的區別。(3)新制度經濟學使用的比較方法是兩種可行形式之間的比較，而不是將可行形式與抽象無摩擦形式進行比較。總之，新制度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的關系可表述為：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把制度作為內生變量的條件下，用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制度問題，是對古典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量假設部分的進一步發展。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中國經濟學的目標；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中國經濟學的構建；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走向規范和實際、走向開放和世界等，具體請詳見。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摘要：數學，對于學生來說，就是一門學科，一門并不簡單的學科。而在現實生活之中，數學的應用范圍是十分廣泛的，人們經常借助數學方法進行研究。最常見的就是借助數學方法研究經濟發展的問題，利用數學工具來分析經濟發展趨勢。數學與經濟學這二者之間本身并沒有太多的相似之處，但是他們二者又是互相聯系的。文章將會針對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展開研究探討。

關鍵詞：經濟學；數學；方法問題

一、前言

經濟學與數學這二者本身的性質還有其他的方面都是各不相同的，但二者之間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家首先在經濟研究之中運用到了書算數的方法，這為之后經濟問題借助數學手段解決問題開了先河。在這數百年之間，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羈絆越來越深，數學在經濟學研究之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當然并不僅僅是好處，過度依賴數學使得經濟研究之中出現了失誤，有些數學理論并不適合經濟研究。所以如何辯證地看待數學與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就成為了一個重大的課題。文章將對此展開研究探討。

二、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

前面已經提到過了經濟學與數學本身的性質以及其他的一些方面并沒有什么聯系，但是這二者之間并非沒有聯系，如何辯證地看待這二者的關系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一）經濟學要不要用數學。經濟學究竟要不要用數學，這是一個問題。前人過分依賴數學來解決經濟學的問題，出現了重大的失誤，這使得人們似乎并不能信任數學了。那么經濟學的發展究竟要不要用書學呢？數學是“數”與“形”相結合，是研究客觀事物的數量關系與空間形式的科學。數學之中包含抽象的符號還有運算規則，將這些引入經濟學研究之中對經濟學的研究是有一定的好處的。這樣一來，就使得經濟學的研究充滿了趣味性。抽象符號區別于文字本身，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得經濟學研究并沒有那么的枯燥乏味了。與此同時，語言文字本身具有多義性，表達不準確就會引發歧義。借助數學符號就可以有效減少這樣的問題，減少不必要的爭吵，提升了工作效率增強了科學性。還有注意的一點是借助數學符號只是科學研究的一種方式，文字與數學符號這二者各有千秋，既有好處有壞處，二者互補，共同促進經濟學研究的發展。（二）為什么要用數學。數學與語文作為教學之中兩大主科不是沒有道理的。數學可以說是人類文化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從人類認識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的話，就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其實數學的思維方式的變革在推動經濟的繁榮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大概也就是經濟學要模仿數學的緣由吧。在論證方面，經濟學的理論論證是仿照數學的論證方式的。首先就是借助數學工具與數學方法來論證經濟理論；或者是經濟理論與數學方式方法、統計學的方式方法相結合，這兩者都是經濟學應用數學的成果。近年來，出現了金融數學這一新興學科，這是經濟學與數學相結合的產物，是專家們預測將會對亞洲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的一門學科。或者說在中國，中國是一個經濟發展前景十分寬廣的國家，這也在提醒我們要切實弄清楚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

【正文】

［中圖分類號］F0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257—2826（2000）08—0037—07

作為一門科學，政治經濟學應保持在研究對象等方面的基本穩定性；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它又必須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轉換其研究視角。從歷史的角度看，在保持學科基本穩定性的前提下轉換其研究視角，也是政治經濟學說史變遷中的一條基本規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本文將在比較分析政治經濟學研究視角變遷規律的基礎上，重點研究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視角轉換的基本路徑。

一、經濟社會變遷中政治經濟學研究視角的轉換

政治經濟學自從17世紀誕生以來，就一直服務于特定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利益，其研究視角也隨著該階級的社會地位的變遷和相關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改變。

古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從產生、發展、完成到1830年開始瓦解，在這大約200年的時間中，其研究視角經歷了三次轉換：一是17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后，受弗蘭西斯·培根的唯物辯證主義哲學觀點的影響，威廉·配第嘗試用培根成果來研究政治經濟學，試圖揭示、發掘經濟背后所隱藏的實質；法國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繼承綜合先人的觀點，堅持自然秩序論，反對“人為秩序”，這意味著他們已了解到人類社會中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從而給政治經濟學提出了認識、研究客觀規律的任務。二是在古典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社會政治、經濟相對穩定而且有很大發展，于是，研究財富的增長問題成為政治經濟學的中心任務。亞當·斯密的學說正是迎合了這一要求，其代表作《國富論》就是研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發展的條件，目的在于找出促進或阻礙資產階級財富增長的原因。三是在古典經濟學完成階段，李嘉圖面對當時英國社會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激烈矛盾，從維護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把闡述分配規律作為政治經濟學的首要問題，企圖通過對各階級之間分配問題的研究，來確立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限制地主的勒索，捍衛資本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