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范文10篇

摘要：中國是茶葉的故鄉，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種植茶葉的民族，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國就已經開始種茶飲茶了。茶葉在中國不僅僅是一種重要的飲料，更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經濟作物，在兩千多年前的時候，中國人就已經通過古絲綢之路進行茶葉貿易了，到了唐宋時期茶葉貿易進入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中國的茶葉傳到世界各地，受到廣泛歡迎。以日本為首的很多國家都派人來中國學習茶道，這進一步促進了茶葉貿易的繁榮，作為睦鄰友好的兩個國家，中國也與日本建立了長久的茶葉貿易關系。

關鍵詞：中日茶貿易；商務日語交流；策略研究；溝通技巧

作為自古以來睦鄰友好的兩個國家，中國和日本在歷史淵源和文化淵源上都存在著很多相似的地方，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就交往不斷，關系十分密切。在唐宋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十分開明，大量的日本使者來到中國學習交流[1]。在宋代的時候，中國的茶文化流傳到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的廣泛歡迎，大量的日本人前往中國學習中國的茶文化，將中國的茶葉帶往日本，茶葉在這個時候已經成為聯系中日關系的一個紐帶。通過茶葉貿易，中日兩國一直在經濟文化領域保持相當密切的聯系。到了現代，中國不斷進行改革開放，中日兩國在經濟領域的交流不斷加深，其中茶葉貿易占據大量比重，但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產生的矛盾沖突經常發生。因此，在兩國之間進行茶葉貿易的過程中，了解基本的商務日語交流技巧顯得十分重要，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了解到日本的歷史文化特點，在這些因素的基礎上尋找兩國文化上的共同點，求同存異，避免在貿易過程中的沖突和矛盾，以加強兩國之間的貿易合作，增進兩國之間的貿易合作伙伴關系。

1商務日語在中日兩國茶葉貿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1商務日語和商務英語在茶葉貿易中的地位分析

英語是在國際貿易中應用十分廣泛的一種語言，是一種最為流行的國際商貿用語，但是在區域間的國際貿易中，很多國家都會采用貿易國的語言。中日兩國在文化背景上存在很多的相同點，因此在茶葉貿易過程中大都是用商務日語。在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市場對人才的需求，我國大力重視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在語言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教育資源，培養了大量的語言人才。我國的高等教育中，很多高校都普遍開設了日語專業，每年培養大量的日語專用型人才，我國的商務日語應用型人才不斷增多。但是就目前的貿易市場情況而言，很多企業在進行貿易的時候還是普遍采用的商務英語，因為這些企業缺少日語專用型人才，在貿易過程中缺乏必要的日語交流能力。就英語和日語在茶葉貿易中的便捷性而言，日語在作為飲茶大國的日本和中國之間進行貿易更加準確和便捷，這是由其歷史文化因素決定的比較優勢

摘要：隨著近年來我國物質水平和大眾審美觀念的提高，現代生活陶藝越來越受到大眾關注。筆者首先對生活陶藝的概念進行詮釋；其次從審美的角度出發，對比研究中日現代生活陶藝在實用美、形式美和工藝美方面的個性與共性，從而挖掘影響二者異同的造物觀；最后對當下生活陶藝提出新的時代命題。

關鍵詞：中國；日本；現代生活陶藝

中國現代生活陶藝與日本有著深厚的淵源。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快節奏的現代工業化和信息化的發展，文化轉型隨之由傳統向現代邁進，長期過度的理性束縛了人的情感，人的個性不能自由的發揮。隨著現代物質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在本土文化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下，大眾消費觀念和審美觀念也隨之提升，人們生活方式逐漸改變，中國的現代生活陶藝與大眾生活的聯系更加緊密。在陶藝家愛好者和設計師積極參與和引導之下，為中國現代生活陶藝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中國的現代生活陶藝起步較晚，生活陶藝的概念最早是由高校陶藝工作者從日本傳入中國，過去由于我國藝術交流的相對封閉性，我國現代生活陶藝的發展較于日本與西方國家而言，一直處于滯后狀態。接下來筆者通過對生活陶藝概念的詮釋，從審美的角度出發，基于實用美、形式美、工藝美等方面去對比研究中日現代生活陶藝個性與共性，從而挖掘影響二者異同的背后民族造物觀。

1生活陶藝的概念

生活陶藝分為傳統生活陶藝與現代生活陶藝。“其實生活陶藝是傳統手工生活陶瓷的延續，或者說是在現代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主導下的生活陶瓷藝術。”[1]就這個概念來講，我們可以認為生活陶藝等同于手工生活陶瓷的概念，傳統生活陶藝即所謂的傳統手工生活陶瓷。“手工生活陶瓷，顧名思義就是指以陶瓷為材料，依靠手工制作的、滿足人們日常生活需要的、具有實用功能和審美功能的陶瓷，以滿足生活使用為第一原則。”[2]表明手工生活陶瓷具有物質功能與審美功能屬性，實用性為第一性原則。自工業革命開始以來，傳統的手工勞動生產遭到機械化威脅，一部分手工生活陶瓷的生產開始被機械生產所代替，使手工生活陶瓷的生產面臨著巨大挑戰。于是根據生產方式把生活陶瓷區分為手工生產和機械生產兩種，即前者憑借手工生產方式制作完成，而后者依賴于機器生產手段完成。從理念形式與發展脈絡上來講，現代生活陶藝也與傳統生活陶藝有所區別，現代生活陶藝是傳統手工生活陶瓷的延續，是在當下時代生活與審美觀念的主導下對傳統生活陶藝的繼承與發展。最早生活陶藝的概念誕生于日本，日本向來注重保護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同時又極具善于學習外國先進經驗，所以日本在深受美國、德國等國家現代陶藝影響下，結合本民族的文化傳統，逐漸誕生活陶藝的概念。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生活陶藝概念由高校一批先進的陶藝工作者從日本帶入中國，打破了中國傳統陶瓷藝術氛圍，給中國的陶瓷藝術注入了新的活力。

2實用美

一、擴大中日貿易是兩國經濟發展的需要

日本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也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日兩國的貿易關系對彼此來說都非常重要，雙方貿易互補性極強。中日貿易關系的發展既促進了中國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也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了雙贏，使中日雙方的經濟互補關系在雙邊貿易發展中得以充分體現。兩國在自然稟賦、要素相對價格方面的差異、產業結構發展層次方面的差異既是雙邊貿易得以發展的內在機制，也使優化雙邊貿易結構。進一步發展雙邊貿易，具有廣闊的空間和巨大的潛力。

二、中日兩國貿易現狀

1.雙邊貿易增速有所放緩

從《中國海關統計年鑒》歷年統計數據中可知：中日貿易總額從1980年的只有89億美元發展到2006年的2073億美元，增長了將近23倍。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統計數據2007年日中貿易額達到了2367億美元，首次超過對美貿易額，中國已經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而且比2006年將近增長了12%，連續9年更新歷史最高紀錄。1980以來，中日兩邊的貿易額一直呈增長趨勢，除了1998年有些例外。2002年中日貿易首次突破了1000億美元大關，2006年突破了2000億美元大關。

1993年至2003年的11年間，日本一直是中國最大的進出口貿易伙伴。但自2004年以來，美國和歐盟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2005年開始貿易增長速度有所緩慢。2005年、2006年、2007年中日貿易額的增長率分別下降至9.8%、12.4%、11.9%。這其中不乏因為全球或地區經濟動蕩、政治關系多變、國家政策制定等因素的影響，造成了增長曲線中的斷點和增長趨勢的不連續。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以高速步伐穩定發展，繼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4年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又一個“10萬億美元俱樂部”成員。日本經濟不甘落后仍穩居第三，作為經濟實力舉世矚目的亞洲經濟規模最大的兩個國家，其經濟合作關系一直是國際焦點。本文通過分析中日貿易數據及兩國貿易現狀，指出兩國經濟合作中的影響因素，提出深化貿易的合理性建議。

關鍵詞：中日關系；經濟貿易；現狀；影響因素

一、中日貿易現狀

縱觀近年來各國間國際貿易蓬勃發展，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發展可謂是如日中天，發展勢頭銳不可當！在諸多貿易伙伴國中，日本一直是我國的重點關注對象。作為我國近鄰，自1972年9月兩國經濟破冰以來，中日兩國就開始建交開展全面的經濟合作，截止到2014年日本已成為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和第三大外資來源地，中國則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進出口貿易額均位列第一。

（一）雙邊貿易規模擴大

從商務部2001年到2014年數據分析，中日經濟發展十分穩定，形成良好的貿易合作趨勢。總體來說，以2012年為界，2012年以前總量規模都是逐年增加，常年保持20%之上的貿易增速。在2009年，受到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出現偶然年度的負增長，但金融風暴過后的2010年雙邊貿易煥發強大動力，進出口分別增長35%、23%，總體來看，2001年到2012年的12年間，中日雙邊貿易總額增長到近4倍。自釣魚島事件發生后，導致中日政治關系幾近斷交，這種政治冷氣候明顯蔓延到經濟領域，兩國雙邊貿易量在此之后每年縮減，中日貿易關系出現明顯下滑信號，態勢萎靡。

「內容提要」作者對軟實力的理論特征進行了抽象概括，提出了其"非契約性交換"的特征以及國家間軟實力的相對論關系，并通過對大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分析，指出提升對"人"的認知程度在構筑國際形象中的重要作用。通過論證日本軟實力主要來源于日本戰后經濟復興，作者建議中國仍然需要積極推進企業"走出去"戰略，同時強調了堅持改革開放、積極參與地區和國際制度化建設的戰略在中國提升軟實力中所發揮的作用。

「關鍵詞」軟實力；非契約性交換；凈依賴；替代依賴；軟實力形成過程

一、導言

隨著當今世界全球化的進展，"相互依賴"下的國際機制構筑思維日臻成熟。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以德服人"、"不戰而屈人之兵"式的所謂的"軟實力（softpower）"成為國際關系研究以及國際協調政策中的新焦點。

雖然"軟實力"這一概念頻頻見諸報刊，逐漸成為人們熟知的詞語之一，但它本身所包含的理論性內涵并沒被明確化。由此而產生的所謂的"提升軟實力"往往陷入一個經驗主義的誤區。比如，軟實力的倡導者約瑟夫。奈把"軟實力"定義為"一個國家對另一國的價值觀念產生憧憬、并以該國的先例為模式、企圖達到該國的繁榮與開放水平"的"權力的第二個側面".奈又把其來源總結為三個方面：一是擁有使其他國家感到魅力的文化資源；二是擁有使人向往的國家政治價值觀；三是能獲得尊敬的外交政策。這種"通過讓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獲得預期結果的能力"，無疑是一種"通過吸引而非強迫獲得預期目標的能力".

摘要：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學校，而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父母在家庭中對孩子的教育是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都不可能替代的。良好的家庭教育直接關系著孩子的素質和品德，更關系著國家的未來。本文通過對比中日兩國孩子家庭教育的現狀、內容、方式等，旨在尋找一種科學的教育方式，以促進中國的家庭教育。

關鍵詞：家庭教育；教育現狀；教育內容

中國在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城市每個家庭只允許要一個孩子。雖然現在已經出現了政策上的調整，允許夫妻中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但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獨生子女時代對孩子的培養觀念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發生改變，因此中國的“小皇帝”依然大量存在。家庭教育對兒童來說，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眾所周知，日本人的國民素質較高，電視上、網絡上屢屢對此都有很高的評價。那么這種素質是如何而來的呢？毋庸置疑，是通過教育而來的。因此，有必要將中日兩國的家庭教育進行比較，從而借鑒其優點，以改善我國家庭教育的現狀。

1中日家庭教育的現狀

在中國，大部分父母都要上班，就把孩子交給爺爺奶奶帶。這樣就產生了很多問題。“孩子優先”的觀念非常普遍。吃飯時要讓孩子先吃，看電視要讓著孩子，孩子是一家的寶貝。有學者指出：“中國兒童吸收了過量的營養，以至于造成身體上的肥胖，而精神上是非常脆弱的”。孩子是家庭的中心，一切圍著孩子轉。要什么給什么，即使很多事情孩子能做，家長也要代替孩子做。家長對孩子的能力訓練以及精神教育的認識不足。在這種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孩子，不懂得分享，自私、任性。或者干什么都聽大人的，沒有自己思考的能力。獨立性也不強。做事總是不積極，處于被動地位，容易膽小怕事。另外，由于“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觀念，孩子身上擔負了全家人的重托。只要學習成績好，什么也不用做。孩子只能為了全家人的夢想去學習，在學習中度過自己的童年。近些年，總能看到父母帶著孩子到處參加興趣班。即使是兩歲的孩子也要送到早教班去。實際上，孩子是沒有什么童年的。有人批判中國教育是偏重知識的教育，也就是所謂的“填鴨式教育”。為了孩子能有一個美好的未來，能夠在激烈的考試競爭中獲勝，孩子的學習通常被放在第一位。孩子每天除了奔波于學校和家之間以外，還要去培訓班學習。數學、作文、英語等培訓班非常受家長歡迎。除此以外，孩子還要學習各種各樣的技能，比如游泳、棋類、彈琴等等，而這些通常和孩子的興趣愛好無關。當然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樣的。有一部分家長是因為從小沒有給孩子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為了避免孩子放假在家一味地看電視、玩電子游戲，從而給孩子報興趣班，既能學習又能消磨時間，一舉兩得。大部分家長還是從社會競爭的角度考慮，希望孩子有一技之長才報興趣班的。日本家庭更重視對孩子素質方面的教育。為了不給別人添麻煩，重視孩子的獨立性的培養，要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比如自己整理房間，幫忙做家務等。此外，還注重培養孩子堅韌、頑強的精神品質，培養對集體對國家的忠孝。這和日本人崇尚的“武士道精神”有著相同之處。在道德教育方面，日本父母從小就教孩子要懂禮貌，即使是很簡單的打招呼，也要求孩子必須認真學習。在學習方面，日本家庭教育的主要內容是圍繞孩子的興趣愛好進行的。讓孩子選擇自己喜歡的，父母干涉比較少。比較注重孩子的創新意識的培養，注重培養孩子的好奇心和冒險精神。母親們為了能夠更好地教育孩子，還參加各種學習。比如日本有自發形成的“母親讀書會”，媽媽們通過讀書，互相交流教育經驗來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還有“家庭教師協會”，家長們按地區組織起來，老師們自愿參加，通過互相交流學習來提高教育孩子的能力。

2中日兒童家庭教育的比較

一．世紀末的中日交往

（一）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中日政治冰點的導火索

小泉自2001年上臺后，先后于同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和2006年8月15日六次參拜了靖國神社。由此，中日之間的關系達到自中日正常化邦交以來最為冰點的時期。中方反復提出我國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原則立場，但小泉依然是我行我素，致使雙方領導高層的會晤由此出現長時間的中斷。

中日政治之間達到前所未有的冰點與在日本的政治界中不斷傳出中國威脅論，進而具體到中國軍事威脅論等等一些防華、反華的言論；日本政府一再做出傷害中韓兩國人民感情的事情等等，就筆者分析有以下幾個因素：

（1）歷史、地理原因：島國視野與心里的強烈不安

在研究了些日本文獻與現在日本文化后，筆者深刻認識到：日本的中國威脅論等反華言論從是出于：島國視野與心里的強烈不安。

摘要：主權融資是當代國際融資的重要方式。中日主權融資關系是建立在冷戰背景下和兩國政治關系正常化的基礎之上的。兩國融資關系歷時時間長、融資規模巨大，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并有其自身的特點。近幾年來，中日主權融資關系發生了較大變化，日本政府對華日元貸款規模不斷下降，并對兩國政治經濟關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分析其變化的原因主要是兩國政治上的分歧，日本總是將日元對華貸款同中國核試驗掛鉤向中國施加壓力；并對貸款的用途無端憂慮，利用貸款這張王牌來影響中國的發展進程等等。

關鍵詞：主權融資；日元貸款；開發援助

主權融資是以政府信用為擔保的國際融資方式，主要包括政府與政府之間雙邊、以及政府與超國家國際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融通。日本政府向中國政府提供大量的日元貸款，其融資屬性為主權融資。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中日主權融資關系經歷了曲折發展歷程，尤其是近幾年來，中日主權融資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筆者在此主要探討中日主權融資關系的形成、演變、影響及其對策。

一、中日主權融資關系的建立和發展中日主權融資關系確立有其特定的國際環境、政治基礎和特殊歷史原因。兩國融資關系建立和發展經歷了較長的歷史時期。

．中日主權融資關系建立的歷史淵源

從歷史背景看，中日主權融資關系是在戰后國際關系框架中形成的，并隨著國際環境和中日兩國國內政治經濟的變化而不斷發展演變。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30年來中日兩國貿易合作關系作為中日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取得了可喜成果。日本已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也已成為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對日貿易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中的比重逐年上升。日本對華出口也不斷增加，使對華貿易在日本外貿中的比重不斷上升。中日貿易關系的發展既促進了中國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也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了雙贏，使中日雙方的經濟互補關系在雙邊貿易發展中得以充分體現。兩國在自然稟賦、要素相對價格方面的差異、產業結構發展層次方面的差異既是雙邊貿易得以發展的內在機制，也使優化雙邊貿易結構、進一步發展雙邊貿易，具有廣闊的空間和巨大的潛力。

擴大中日雙邊貿易的有利條件

（一）中國加入WTO為發展和擴大中日雙邊貿易關系提供了良機

中國加入WTO可使各國企業獲得更多市場商機，而對以“貿易立國”起家的日本來說，加上地緣優勢，自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據世界銀行的專家分析，中國加入WTO為日本帶來的年受益額將達610億美元左右，使日本成為擴大對華出口和投資的最大的受惠國。目前，日本經濟正處于滯縮時期，與上世紀70年生過的以高通脹、高物價、高失業率、高油價、高地價、低增長率或負增長率為特征的滯脹相比，經濟發展出現了低通脹或無通脹、低物價、低增長率或負增長率、低地價和高失業率問題，盡管日本政府采取了擴大的貨幣和“零利率”等一系列刺激經濟景氣的政策，但效果甚微。日本經濟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日本突破傳統的自我封閉、自我發展的經濟政策的障礙，正視其國內市場狹小對經濟發展的障礙，順應經濟國際化大潮的發展尋求出路。中國加入WTO后，3462項商品已大幅度降低關系，各種非關稅壁壘也大量減少，這有利于日本商品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而且，中國為加入WTO在與日本簽訂的中日雙邊協議中，承諾開放國內流通、金融保險、IT產業、部分建筑和內需工程，這些都是日本國內目前遇到困難最多的行業，倘若日本能吸取以往的教訓，抓住中國加入WTO后擴大中日雙邊貿易的良好機遇，充分發揮其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進一步開拓中國市場，加快雙邊經貿合作的發展，對日本國內的最不景氣行業走出困境及促進日本經濟走出滯縮具有重要意義。對中國來講，日本企業增加對中國的投資、擴大技術和設備對中國的出口、帶來經營管理經驗，對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及適應加入WTO后的新形勢等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二）中國良好的投資環境創造了中日雙邊貿易進一步擴大和發展的空間

兩年來世界經濟疲軟，全球資本流動放緩，世界貿易遭受到致命打擊。在此情況下，中國經濟與對外貿易2001年以年增7.5%的速度同步增長，成為世界經濟的亮點。我國政治穩定，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內市場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形成了有利于外國企業投資的環境。據英國《經濟學家》集團的商業信息機構發表的“全球商業成本比較”報告顯示，在所調查的31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排在第28位，近于投資成本最低國家，而日本、美國、德國和英國是投資成本最高的國家。中國良好的投資環境，形成了在世界資本流動放緩的情況下，對中國的投資仍大幅增加的局面。2000年我國引進外資項目22532個，比上一年增長31.8%，是六年來第一次高于上年的水平（注：《國際貿易》2001年第3期第20～21頁。）。日本企業對我國的投資也止跌回升。2001年上半年仍呈增加之勢。據日本貿易振興會對300家日本企業進行的調查顯示，今后三年間，95.7%的日本企業增加投資的對象國是中國（注：《經濟日報》2001年12月13日。）。

本文作者：范維哲工作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

在閱讀兩篇文章時，總體來說相似之處可概括為以下三點：（1）村落關于桃花源中的村落生活有如下描寫：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陶淵明集箋注》袁行霈中華書局2011年3月）世界盡頭的村落與桃花源頗為相似：穿過橋南岸零零星星的人家，路右側映入眼簾的便只有農田了，石子路也隨之變成了狹窄的泥路。田壟之間，幾道結凍發白的積雪如搔傷遺痕似的存留下來。左邊河岸排列著柳樹，柔軟的枝條依依垂向河面。小鳥落在弱不禁風的枝上，為保持平衡而晃動了幾次樹枝，終于改變主意，往別的樹飛去。陽光淡淡的，輕柔而和煦。（《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7月）經比較不難發現，兩文都落腳于鄉村生活的描繪，仙境這一概念并非不食人間煙火的非凡神仙所居之地，而是一種理想化的原始農耕生活。農耕文明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自古以來北種粟，南種稻的傳統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而日本主要的糧食來源稻米，是由中國長江以南地區經由朝鮮傳入的，所以在重視農耕這一社會傳統上，中日兩國不謀而合。另一方面，魏晉時期的中國，“隱逸”盛行，隱士這一群體逐漸成為文人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對城市生活的厭倦，以及返璞歸真的人生追求在《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我”身上也得到了印證，作為計算士的主人公厭倦了冰冷，過于理性的城市生活，選擇了世界盡頭這一田園牧歌式的生活狀態。可見，《桃花源記》和《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兩文都受到了道家“出世”思想的影響。（2）屏障仙境的存在基于高度封閉的可能性和難以尋找的神秘性，正如桃花源以山為屏障，阻隔了仙境與人間世界。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陶淵明集箋注》袁行霈中華書局2011年3月）這層屏障不僅阻隔仙境之外的人進入，也可以阻攔外界文明的干擾，同時由于內部人員不能自主的吸收外部信息，所以造成了“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局面。世界盡頭的圍墻同樣是不可入，不可出的象征，人的自我、欲望之心被棄于圍墻之外，正因如此，仙境的純潔性才得以保持。圍墻附近大多是茂密的竹叢、樹林或嶙峋的怪石，很難近前察看清楚。人家全都集中在流過鎮中心的河的西岸，甚至偏離一步都不容易找到路。僅有的一條可以摸索前進的小路也半途而廢，被密密麻麻的荊棘叢吞得無跡可尋。每當這時我就得不辭勞苦地繞道而行，或折回原路。（《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7月）圍墻之內的人都無私心，不再有形形色色的欲望，達到“無所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能夠和諧。此處并非宣揚荀子的“性惡說”，不妨用基督教中的原罪解釋。“人雖有良知，亦有趨惡的種種可能，無法達到絕對的善。”這也就證明了屏障的重要性，在仙境中屏障起著雙重作用：阻隔外界的侵入和防止內部人員偷食外部“禁果”。正是由于這種雙向的吸引，強烈的異域氛圍及未知世界的吸引造就了人們對仙境的不斷追求，屏障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視的。（3）無從考證關于桃花源是否存在，后人做出了諸多考證，第一批探秘者當屬武陵太守與南陽劉子驥。當他們企圖再探桃花源時，結果并不如意。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后遂無問津者。（《陶淵明集箋注》袁行霈中華書局2011年3月）可見，捕魚人進入桃花源是偶然也是必然：無目的性的探險和所謂“仙分”成就了這次奇遇。陳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記旁證》中指出：“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寓意之文，亦紀實之文也。”因此，歷代人不斷探求桃花源到底在哪里這個命題，雖有不同假說，但也多為附會之辭，并無真實可考的依據。世界盡頭這一仙境的不可考性給予了桃花源新理解的可能：仙境是由人的意識創造出來的。至于我是何以拋棄原來世界而不得不來到這世界盡頭的，我卻無論如何也無從記起，記不起其過程、意義和目的。是某種東西、某種力量--是某種豈有此理的強大力量將我送到這里來的！（《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7月）主人公“我”并不知道如何來到潛意識生成的世界盡頭，換言之，武陵捕魚人在回到現實社會后再尋桃花源無果，也同樣存在著桃花源本就為捕魚人潛意識創造出來的可能性。“鎮中有我，我中有鎮”，存在于個人意識核中的世界，其他人無法進入，更無從考證。如果說現實世界是人有意識的在腦中映照出來的，那么“夢幻”的仙境世界就是由潛意識在腦海中自動生成的。通過對夢的解析，實際上，可以發現人們隱藏在內心的真正愿望，甚至原始的沖動。在中國，“夢幻”被詮釋為“神游”，《列子》中提到的華胥國就是如此：“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從這方面看，桃花源可以不真實存在，捕魚人“神游”所見的桃花源只存在于個人意識中，他人尋而不得也可以得到解釋，捕魚人通過潛意識中的世界反觀現實，寄托了一種追求抱樸歸真的社會理想。亦需亦實，遙遠而又近在咫尺的仙境引無數人探求，卻又都無獲而終，仙境是否只存在于當事人的夢幻與神游之中呢？這同樣無從考證。

武陵捕魚人在桃花源中挺數日后選擇“辭去”，回歸現實社會。《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我”經過在兩個平行世界間的掙扎，放棄了與象征現實生活的影子一起逃回現實社會的機會，最終選擇了停留在潛意識世界中，這意味著舍棄了肉身，獲得精神意志的永存。我轉身離開水潭，冒雪向西山岡行進。西山岡的另一邊應該有鎮子，有河流，有她的手風琴在圖書館等我歸去。（《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7月）由最初的相同的出世選擇，到最后捕魚人和讀夢者“我”入世和出世兩種的兩種道路，陶潛和村上春樹展現了兩種不盡相同改造社會的道路。首先，魏晉時期，儒道釋“三教合一”形成玄學。東晉時期，文人崇尚自然，追求能夠達到超生死，得解脫的境界。陶潛深受玄學影響，在探求隱逸生活時描繪了與世無爭的仙境，而在結尾捕魚人選擇回歸現實社會，企圖在“此岸”實現現實世界的改變，使之成為理想世界。這其中仍保有對現世生活的留戀，充分享受生命，在世俗生活中尋求超越，回歸人間社會是因為黑暗的現實還可以被改變，精神寄托只是一時的，一切都要從現世道德的改變出發。而佛教將肉身視為超脫的阻礙，只有神與形相離，脫離輪回之道，人才能脫離苦海得到解脫。進入思維中的人是不死的。準確來說縱使并非不死，也無限接近于不死，永恒的生。（《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7月）精神不滅，當靈魂脫離肉體，才得以永恒。死對于佛教而言是拯救，是靈魂重獲新生的途徑，他們將之成為“圓寂”，所謂“寂”意為諸惡寂滅，只有在此時，人才能走進悟的精神境界。《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主人公“我”的肉身在現實社會中成為了一具尸體，但精神卻得以在潛意識世界中永生，從現實社會出走成為必然的選擇。這看似荒誕的邏輯實際上也是佛教對涅槃的追求，佛教理想與日本文學的唯美主義同樣契合，唯美主義主張一種超越物質的力量，當人們放棄了并不完美的軀殼，才能實現精神的提煉與升華。《桃花源記》中的捕魚人和《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我”傳遞了兩種從現實世界逃離的選擇：回歸與出走。對生與死，肉身與靈魂，入世與出世的不同看法造成了主人公們不同的選擇。

桃花源中的村民講述先祖是為躲避戰亂，所以來到仙境隱居：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陶淵明集箋注》袁行霈中華書局2011年3月）秦末社會動蕩，戰亂頻繁，東晉劉裕弒帝篡位，戰火紛紛。在如此社會背景下，百姓疾苦，天下蒼生無家可歸。魏晉時期屬“冷兵器時代”，戰爭直接影響著人民的物質生活，陶潛構建的精神世界中首先就滿足了基本的物質生活要求，其次崇尚自然，渴望歸隱山間的個人理想才得以實現。村上展現的世界盡頭是搭建在知識飽和，科技大爆炸的東京都之上的仙境，知識的蓬勃發展本來是推進人類進步的重要動力，但現代社會中知識的發展速度已遠遠超過了可控的限度。大量科技不斷被用于戰爭，違背人道的研究中：若在飛機上安裝除音器，機場附近的居民必然歡天喜地。問題是，除音增音這項成功同時勢必以各種形式用于軍工生產和犯罪活動。顯而易見，無聲轟炸機、消音槍、以驚人音量破壞人腦的炸彈將接二連三誕生出來，有組織的大屠殺也將以更為巧妙的形式出現。（《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7月）現代意義上的戰爭是知識與科技的戰爭，本來可以用于服務人民的科技卻被戰爭分子當作推動科技化戰爭的工具。如果說陶潛所處的社會背景是傳統意義上的戰爭的話，那么村上就正處于“科技的戰爭”的風口浪尖之上。雖然人們的生活可以一切自動化，簡單到只按下按鈕就可心想事成，聲音，味覺，視覺更是可以被隨隨便便的去除，但這種去除是發展還是倒退，是值得人們思考的。我在能想起的范圍內一個接一個彈奏和弦，并用右手指探索似的按動音階。旋律固然無從記起，但無所謂，只消像風一樣讓她聽手風琴聲音即可，像鳥一樣把心交給風即可，別無他求。（《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7月）世界盡頭中有最自然的聲音，樂器其實是自然聲音的再現，人類對自然聲音的改造或者詮釋不該忤逆或者妄自摧毀自然，而應在順應自然。人和自然的和諧是中國道教文化的核心，日本人也一直在追求環境與發展的平衡，科技的戰爭導致的人類社會迅猛發展，而環境急劇倒退，這種現象是村上不愿看到的，唯有世界盡頭才能讓人與自然和平相處，這與陶潛的“復得返自然”是同一個道理。一種是人與人之間的殺戮，另一種是科技對人性的摧殘，不同的戰爭，陶潛和村上都選擇了仙境的出路，對于自然(下轉第86頁）的崇尚和回歸原始樂園的追求在兩人身上有相同的體現。中日文明在同源的道路上相互依存影響，在社會、思想與文學等多方面都有所體現，如圖騰崇拜及神話傳說。由此看來，“復得返自然”是中日文化的共同追求。有關仙境的文學作品大多是為了刻畫一個理想社會，居民無所求，社會能夠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儒家倡導的和諧社會，天下大同也可基于這種理想世界實現。但值得思考的是，社發展進步的推動力實際上是人們源源不斷的欲望，如果離開欲望和對更加先進時代的追求，人類社會勢必止步不前。因此仙境作為理想社會很難在現實社會中實現，這也許就是“彼岸”追求的意義，雖然無法達到，卻永遠有人探尋，正是有了“彼岸”的存在，人們才不會在“此岸”迷失。分析《桃花源記》與《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兩篇有關仙境的文章可以看出中日文化之間的聯系與差異，中國文明與中國思想文化是日本文明之源頭。無論是農耕經濟的社會形態，還是儒道釋三教在思想上潛移默化的影響，中日兩國有著相似的文明背景。從另一方面看，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后接受了大量的歐美文化，這使其在東西方文化融合后形成了中，日，西三種文化鑲嵌的現象。單一的中國文化與復合型的日本文化展現在文學作品中體現的不同文化追求正是應該被關注的，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解讀日本文學作品，反觀中國文學，才有獲得新觀點的可能。仙境作為東西方文化兼有的意象仍存在著多種被解讀的可能，這種超現實的文化概念映射出了民族心理及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解讀，重釋成為了推敲文化關聯及差異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