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系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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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紀末的中日交往

（一）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中日政治冰點的導火索

小泉自2001年上臺后，先后于同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和2006年8月15日六次參拜了靖國神社。由此，中日之間的關系達到自中日正常化邦交以來最為冰點的時期。中方反復提出我國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原則立場，但小泉依然是我行我素，致使雙方領導高層的會晤由此出現長時間的中斷。

中日政治之間達到前所未有的冰點與在日本的政治界中不斷傳出中國威脅論，進而具體到中國軍事威脅論等等一些防華、反華的言論；日本政府一再做出傷害中韓兩國人民感情的事情等等，就筆者分析有以下幾個因素：

（1）歷史、地理原因：島國視野與心里的強烈不安

在研究了些日本文獻與現在日本文化后，筆者深刻認識到：日本的中國威脅論等反華言論從是出于：島國視野與心里的強烈不安。

島國視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致使日本的歷史文明淵源只能從領國吸收，而它的領國也只有朝鮮與中國。朝鮮又是個長期依附中國的小邦，所以日本只能在各個方面學習效仿中國。而中國文明伴隨著“侵略踐踏”的成長，日本的文化無法從外部的“開國”而融入新元素，形成一個長期“自閉”型的成長，進而在日本人思維中產生極端雙面性：一方面是封閉性、自大性、盲目性，一方面是謙卑性、反抗性、思索性。他們的謙卑、反抗、思索形成了日本優良的品質，而封閉、自大、盲目也導致了戰后日本政治體制上的保守主義、右傾化明顯，進而影響日本對華的態度。

強烈的不安。這個是源于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微妙關系。在近代史上，日本大刀闊斧的明治維新改革將日本推向一個發展的高峰，戰后的經濟騰飛讓每個日本人從心底里有了一種自我優越感，在上文中筆者提到日本思維中有一方面的盲目性與自大性，這兩種心理在80年代的日本人心中迅速膨脹，而90年代的日本經歷了失落的十年，從此日本經濟一蹶不振。而此時的中國在經歷了近代史上最飽受欺凌的時期后，以驚人的速度崛起，搖身一變成為國際舞臺上又一顆新星。日本人心中害怕自己在亞洲地位受到動搖。日本索尼公司前會長盛田昭夫指出：“我們日本人為生存所困擾。我們腳下的地差不多每天都要震動。除了水，我們島上幾乎什么原料也沒有，適宜居住和耕地的土地不到四分之一。因此對我們來說，現有的一切都是寶貴的。”這段話形象地反映了日本對于自身的強烈不安。日本害怕一旦中國強大起來，如果日本受到外來侵略的話，擁有這個最大的條件與機會的就是中國。

（2）文化原因：忠孝與仁之間的關系

為何在世界中被大家普遍認同的法西斯的戰爭是非正義的；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象征的同時，日本民眾卻容易被右翼分子所迷惑，對首相毅然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不加以反省，更有甚者表示支持呢？

日本人的忠孝觀念與中國不盡相同。了解這一次點就有助于了解為什么日本民眾容易被右翼分子煽動蠱惑。受到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忠孝觀念在日本也可以說是根深蒂固，但其與源頭又有一定的差別。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普遍所認為的忠孝是要有前提的，而且一切的封建制度思想的最終集大成的思想就是一個字：仁。皇帝要實行仁政，否則天罡倫理不容，任何人可以揭竿而起，自立為王。在中國的歷史上，針對罪惡不仁之舉而大義滅親的人可以說是稱道贊頌，但是放到日本的歷史中，這絕對是難以想象。

從歷史上看，日本的忠孝觀與他們的“報恩觀”是相融合的，更加無條件化、絕對化的。在過去，“忠”就是無條件地效忠天皇，現在這是效忠自己所在的公司、企業。19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曾提出所謂“忠孝一致”，后來逐漸發展成“君臣一體”、“忠孝一體”、絕對效忠天皇的“忠君愛國”的思想，這在戰后仍舊影響日本人的思維。

由此可見，中國的的忠孝觀念是基于“仁”字上，而日本的忠孝已經融合成一個字：忠。靖國神社對于日本人的含義是父輩為了天皇效忠的“忠”而安息之地，并不是“甲級戰犯”的安置地。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一部分日本人，乃至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堅持要參拜靖國神社。

（二）后小泉時代的兩次訪華

（1）“破冰之旅”的背后意義

關于安倍晉三的“破冰之旅”，很多人對此抱有很高的評價。誠然，此次的訪華的確是在一定程度上破開了這層“堅冰”，但也應該看到這背后的含義。

從中方來看，長達十年之久的政治冷淡到政治冰冷在經濟上、軍事安全上、外交上等多個方面對華有一定的影響。眾所周知，中日之間的政冷直接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從經冷到經溫，給雙方的經濟建設帶來一定的障礙。中國正處于全面經濟建設的時期，任何一個經濟伙伴都是成為經濟強國不可或缺的盟友，日本作為和中國一衣帶水的相鄰國家，雙方應該在經濟戰略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任何一方的經濟都會影響另一方的經濟，所以，恢復中日經濟發展是當前的一個重要任務。在軍事上，日本處于太平洋與中國之間，介于美國在太平洋所布置的軍事戰略，如何捍衛中國在太平洋的安全必定要涉及到日本，那么與日本之間的關系就顯得相當重要了。從外交上看，中國是走政治大國的路線，應當具有寬廣的政治胸懷與政治氣度。對于日方造成的中日之間的政治冷淡，做出一定的“政治讓步”對于中國樹立國際形象有一定良好的積極作用。

從日方來看，政治高層的一部分的人意識到了日本如果再一意孤行，無視鄰國的要求，那么其外交將會處于困難的境地，也會受到來自“盟友”的壓力，最后吃虧的還是日本自己。

從經濟上來看，在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明顯促進了日本對華出口和日本經濟回升。日本經濟界普遍認為，“日本經濟的恢復性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日中貿易的增長對日本恢復景氣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所以，經冷的后果使得原本就相當不景氣的日本想要恢復到他們經濟的黃金時代是難上加難。而經濟的長時間不增長甚至停滯不前引發巨大的社會問題，日本政治界可以用“內憂外患”來形容了。從外交上來看，日本更是處于一個被動的、尷尬的境地。現在全球幾大勢力中，只有美國對日采取庇護式的，而今美國被伊拉克戰爭拖累，經濟疲軟，石油飆漲，根本無法拉動日本經濟前行。歐洲對日本不太感興趣，歐洲更多的將關注投入中國，畢竟一個十三億的大國所產生的影響力遠遠大于一個日本。而俄羅斯與日本關于領土問題上一直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俄羅斯作為世界最大的能源出口國和黃金蘊藏大國，根本不受日本所動。日本作為美國堅實的東方后盾，現在根本沒有自己的政治形象和立足之地。所以，盡快打開日本新的外交局面是未來一代日本政府迫切的任務，也致使促成了這次安倍的“破冰之旅”。

在安倍晉三訪華期間，提出希望中日雙方領導高層能夠恢復對華的同時，在日本高層聽到一些關于靖國神社不和諧的言論。對此，中方懷疑日方此次破冰之旅的誠意到底是多少？另一方面，中方也不難看出安倍晉三內閣的言論不能保持一致，多少可以說明安倍晉三內閣并不穩定，還不足以促成中日雙方關系重新回到“72蜜月期”做出質的改變。中國政府也不得不為下屆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做好提前準備。

綜上所述，從此次的破冰之旅，就筆者看來更偏向于中日外交之間的試探，很可能是日本政府對未來中日外交的政略試探，并沒有更多的實質性的內容。

（2）福田康夫－－－親華首相

去年年底，福田康夫訪華，雙方稱之為“融冰之旅”。在談到中日關系時，福田表達了自己改善中日關系的愿望。他表示，“我覺得春天已經到來，并希望盡可能地讓這個春天長久持續下去”。在訪問期間，福田康夫受到了中方高規格的接待。國家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和國務院總理分別與他舉行了會見和會談，雙方就構筑和發展中日兩國戰略互惠關系達成廣泛共識，并規劃了兩國關系未來發展。從這次良好的高層對華與中日雙方安排的訪問中，看出合作、感情、文化三個積極點，給人的確有“融冰”之感。

（3）后小泉時代的兩位首相與小泉的關系

小泉與安倍師出同門，兩人均是岸（信介）派，現今的森（喜朗）派。其政治思想屬于右翼親美一派。在對華政策上，兩者均有相同之處。安倍被稱為日本中生代政治家，保守色彩濃厚，曾在一些敏感的內外政策問題上發表過一些錯誤言論。2006年4月，身為內閣官房長官的他“秘密”參拜了靖國神社。上文筆者認為安倍的訪華但其實并沒有什么實質改善，上任后的中韓兩國訪問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與民間的壓力。

福田康夫被日本媒體稱之為親華首相，是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長子，曾擔任森喜朗內閣和小泉純一郎內閣官房長官。他重視對中關系，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后辭去內閣官房長官一職。不同與安倍的訪華，福田對中日關系做出實質性的改善。此次的暖春之旅初以達到成效，雙方對此都有高度評價。

安倍的下臺福田的上臺對于中日之間的關系是件好事，日本政壇也暫別小泉政治的影響，右傾得到一定的制衡，但其主力仍不可小覷。福田政府的岌岌可危很可能讓右傾親美派再次抬頭，走入更加右傾的格局。

二．隨著全球一體化的進程逐步推進，世界的格局已經有兩極化逐漸演變為“一超多極”的格局。冷戰后的結果：蘇聯的解體，使得美國不言而喻地成為了世界頭號大國。然而，近幾年的世界格局又在悄然生息地發生變化。

全球可分為幾大勢力：美國獨霸美洲為一方勢力；中國作為崛起的一個新興力量為一方勢力；普京上臺后俄羅斯呈現了向上的勢頭，作為曾經與美國相抗衡的超級大國仍舊不能小覷，其為一方勢力；歐洲各個國家形成了歐洲聯盟在世界的舞臺上也占有一席，其為一方勢力；而日本作為亞洲中間的“西方資本主義”代表，它在世界扮演的角色頗為微妙，將它劃為一方勢力。在這大致明確的五方勢力“關系”之中，最為復雜、曖昧不明的是：中日美三方的關系。

冷戰結束后，新保守主義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舞臺上的主流，日本在政治上呈現一片右傾的景象。小泉純一郎于2001年上臺后，中日之間出現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冰點”階段，不斷發生的傷害中韓兩國人民感情的事情，日本政府卻仍舊無動于衷，將自己的政治形象破壞得一干二凈。在日本形勢越來越岌岌可危的時候，歷經小泉、安倍、福田三任內閣。如果日本要成為一個政治大國、軍事大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未來的日本首相任重而道遠。

三．未來對日政策多元化

日本政壇的風起云涌讓中日關系多變。長達十年的中日高層的冷淡時期，讓中國與鄰國之間的七大問題遲遲沒有進展，于是有人就提出對日新思維的想法，希望能在艱難的中日關系中尋求一個突破口。（一）對日新思維

在中日關系處于冰點的時候，有人提出對日新思維，主張中國政府不要再拘泥于過去。什么是對日新思維？2003年，原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訪日歸來后在北京《戰略與管理》雜志發表文章，認為中日應超越歷史問題。稍后，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宏發表文章，提出中國外交革命與對日新思維，認為中國對日政策應著眼于整體外交戰略，做出某些調整，其中包括為了舒緩對美外交的壓力，不妨考慮在日本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等問題的態度上適當做出一些調整。上述兩種論點被總稱為“對日新思維”，當時在中國國內受到了一定的壓力。

在后冷戰時代這個大背景下，國際互動格局特點呈現：“互動頻密，敵我難分，各種勢力無不對潛在敵對方保持高度警覺，但又注重接觸，希冀在探索式的互動中視對方政策取向來調整自身政策；唯因如此，政策誤判率極高，決策者每每將互動中的臨界行為視為實質策略，并制定相應措施，由此導致惡性循環。”中日之間以往的外交事務中，中國政府過多地看到了中方對于日本在歷史問題上錯誤態度加以強烈譴責，致使中日之間的政治降至冰點，經濟也從“熱”到“冷”。從現今的大力加強經濟建設的政策來看，其對中國在亞洲的外交、政治、經濟是絕對沒有好處的，故提出了對日新思維。但在對待對日新思維的時候，應當正確理解中國的定位以及對日戰略多個層面上的的分界線。

中國的定位是一個政治大國、軍事大國。對日新思維的核心思想即是在中國退讓一步的情況下，達到政治的和諧、經濟的發展。如果將這個問題放到深層的戰略層面上，那筆者就有一個問題：這對于中國的定位有所相背。作為一個政治大國，如果對于一個原則性的問題中國政府都能夠退讓，其會影響中國的政治形象和政治威信。作為一個軍事大國，如果一個曾經具有軍國主義思想的民族對于錯誤歷史的認識中國政府能夠容忍，等于默許其正確性，中國的軍事正義將無處立足。

所以，在看待對日新思維上必須要理清楚一個概念，即是所謂的對日新思維是一個戰略性的改善，還是一個實質性的改善。在國際關系上，戰略性改善與實質性改善是相互交融的，并不相互排斥。從德法兩國在戰后的情況可以分為三種情況，先戰略后實質、先實質后戰略、實質與戰略并進。由于歷史的原因，中日之間無法像德法那樣實施先戰略后實質，而當今的政治也使得先實質后戰略的方法行不通。所以，筆者主張不全盤接受對日新思維，而是采取戰略與實質并進的方法：可退則退，以退為進。

（二）未來對日新式方針

（1）緊密的經濟關系牽制日方高層

有一美國學者提出的中日之間的問題并非全然是歷史遺留問題，這和筆者的想法不謀而合。中日之間一直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政治外交工作沒有做好而導致的。后冷戰世界格局相當鮮明地表明全球的根本動向與戰略制定的基礎是各方的經濟利益。

2008年5月5日的《參考消息》中的國際論壇上，周永生（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指出：中日交往不妨回避、擱置兩國立場不一致的問題，努力擴大共同利益面。經濟密切交往，可以增進相互的理解和共同點。

中日之間在地區上沒有共同的戰略利益，很容易在后冷戰的世界格局下產生沖突與矛盾。那么，擴大雙方共同利益面，在經濟上拉緊雙方的關系，那誰也反不了誰。如同中美關系那樣，由于雙方在經濟上極度依賴對方，只要任何一方做出破壞性動作，最終會兩敗俱傷。借于各自的利益考慮，經濟的確會牽制住一方過大的政治、軍事動作。

（2）轉換戰略施壓的角度

邱震海老師提出，若是中日關系要取得實質性的發展，其根本方法是破除日本區域戰略性的框架。而所謂的區域戰略性框架指的就是：日美同盟。筆者曾經看過一本關于日美之間的“合作”中間的民眾心態的書，作者是一位離任的駐美日本大使。他指出，日美同盟這一戰略性的決策將在未來50年甚至100年不變。其原因可歸咎于日本民族性中一種：依附強者，卻又時刻準備著挑戰強者的心態。所以，破除區域戰略性的框架就目前而言難度系數巨大。

在后冷戰時期的全球化中，中國與美國關系處在一個半暗不明的外交狀態，這對中日關系取得突破發展來說是相當有利的。既然日本仍然在某些方面追隨美國、依附美國，那么中國政府可以趁此反之利用，以中美關系促中日關系的發展，用美國政府來牽制住日本政壇的對華舉動。

（3）反思中國的外交戰略，重點做好國際公關工作

上述，筆者提出戰略與實質并進的方法：可退則退，以退為進。對日新思維上，涉及到對于歷史問題就筆者認為可以做出一定的退讓，當前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中國目前最主要的就是經濟建設。所以，中國政府應當著眼于未來中日的經濟貿易交流、發展的問題，但就原則性的退讓我們不應當采取。歷史問題的退讓，東海問題的回避也只是暫時的，乃是權宜之計，歸根結底的最終目標是解決橫亙在中日之間的七大問題。在“退”的同時，要促進中日的發展，進而使得“退”成為“進”的前曲。在福田內閣仍就掌權的時候，利用福田是親華派的人士這個契機，達成中日兩國之間長期僵持的領土問題、能源問題、戰后賠償問題等等。在實質方面，中國政府依然要敦促日本認清歷史、承認歷史。

日本如此無視領國的譴責，做出一而再再而三地傷害中韓兩國國民感情的事情。慰安婦案件，民間賠償問題，東海問題，釣魚島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對于尚處于社會主義的中國來說如果和日方交涉起來存在一定的困難，筆者認為是否能轉換下角度，主要地還是從談判與交涉入手，并且利用國際媒體的輿論、壓力來敦促日本對于二戰中各個問題的正確認識，以及對于中國東海問題與釣魚島這兩者問題可以用世界權威組織、專業人士認定，或者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可。筆者對于中國的國際公關工作認為相當欠缺，世界正出于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發展經濟的確應當放在首要位置，但是如果一味只給世界的舞臺看到自己單方面的經濟發展，很容易會造成世界各國對于中國認識的欠缺并且對于中國的印象只停留在他們曾經知道的中國，這對于中國處理國際事務是相當不利的。所以，中國政府應當多做國際公關，利用曾經參與過二戰國家的媒體給予日方壓力。然而，從3.14的西藏打砸搶事件可以看出中國在國外的公關工作是讓人擔憂的，一些西方的別有用心的媒體做出移花接木的不真實的報道，西方的人民卻輕易相信這些報道。這值得中國政府好好反思中國在國際上的宣傳是否到位，在各國人民心中是否樹立了一個正確的強大起來的中國人形象。

四．未來中日走向是春暖洋溢中的坎坷之路

就目前的中日關系與日美關系的發展而言，無論怎么看，中日關系如果處理不當將成為中國成為大國、強國路上的一道阻礙。在雙方沒有共同戰略利益的基礎上與美國背后復雜的心里，更是使得中日關系是前途渺茫。筆者一直期望中日之間能夠出現新的景象，并在未來的道路上共同進步。然而，就筆者淺薄地認為，中日關系在短期內的前景并不“樂觀”，引用中國前駐日本大使徐敦信的態度為“謹慎的樂觀”，很有可能出現回暖后繼而又回到冰點的這種循環模式。對于橫亙在中日之間的七大問題，并不如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之間存在的外交、戰略問題一般簡單。它涉及到歷史，文化觀念，區域利益與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等等。

面對未來的中日關系，筆者認為應當采取的軍事理論：戰術上重視它，戰略上忽視它。展開來說，戰術上，中日關系對于中國的經濟、政治、外加發展都是極其重要的，應當極力發展兩國雙邊外交與貿易經濟的往來，不但在政治高層形成良好互動，也同時應當在民間消除雙方的隔閡。戰略上，可以采取繞開直接的中日關系，直奔美國這個主題。只要在中美關系上處理好，對于中日關系，可以用美國的手來施壓，就像美國拿日本作為幌子插手臺海問題一般。

近日，主席在日本簽署了中日第四個政治戰略文件，打開了中日外交史又一新篇章。然而親華政府的福田內閣支持率不斷下降，未來中日走向仍舊迷霧重重。

【摘要】：本文簡單論述上個世紀末小泉純一郎執政的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的政治冰點背后的原因，以及安倍晉三的“破冰之旅”和福田康夫的“融冰之旅”的意義。并且對于未來中日之間關系處理提出新的方針，展望未來中日之間的前景。

【關鍵詞】：中日關系后小泉時代對日新思維破冰之旅融冰之旅

【參考文獻】

1.《中日關系二十講》劉永江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冷戰后日本的保守主義與政治右傾化》張廣宇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中日需要“亞洲大智慧”——邱震海論中日關系》邱震海著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4.《島國文化》陳偉著文匯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