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貿易對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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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30年來中日兩國貿易合作關系作為中日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取得了可喜成果。日本已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也已成為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對日貿易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中的比重逐年上升。日本對華出口也不斷增加，使對華貿易在日本外貿中的比重不斷上升。中日貿易關系的發展既促進了中國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也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了雙贏，使中日雙方的經濟互補關系在雙邊貿易發展中得以充分體現。兩國在自然稟賦、要素相對價格方面的差異、產業結構發展層次方面的差異既是雙邊貿易得以發展的內在機制，也使優化雙邊貿易結構、進一步發展雙邊貿易，具有廣闊的空間和巨大的潛力。

擴大中日雙邊貿易的有利條件

（一）中國加入WTO為發展和擴大中日雙邊貿易關系提供了良機

中國加入WTO可使各國企業獲得更多市場商機，而對以“貿易立國”起家的日本來說，加上地緣優勢，自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據世界銀行的專家分析，中國加入WTO為日本帶來的年受益額將達610億美元左右，使日本成為擴大對華出口和投資的最大的受惠國。目前，日本經濟正處于滯縮時期，與上世紀70年生過的以高通脹、高物價、高失業率、高油價、高地價、低增長率或負增長率為特征的滯脹相比，經濟發展出現了低通脹或無通脹、低物價、低增長率或負增長率、低地價和高失業率問題，盡管日本政府采取了擴大的貨幣和“零利率”等一系列刺激經濟景氣的政策，但效果甚微。日本經濟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日本突破傳統的自我封閉、自我發展的經濟政策的障礙，正視其國內市場狹小對經濟發展的障礙，順應經濟國際化大潮的發展尋求出路。中國加入WTO后，3462項商品已大幅度降低關系，各種非關稅壁壘也大量減少，這有利于日本商品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而且，中國為加入WTO在與日本簽訂的中日雙邊協議中，承諾開放國內流通、金融保險、IT產業、部分建筑和內需工程，這些都是日本國內目前遇到困難最多的行業，倘若日本能吸取以往的教訓，抓住中國加入WTO后擴大中日雙邊貿易的良好機遇，充分發揮其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進一步開拓中國市場，加快雙邊經貿合作的發展，對日本國內的最不景氣行業走出困境及促進日本經濟走出滯縮具有重要意義。對中國來講，日本企業增加對中國的投資、擴大技術和設備對中國的出口、帶來經營管理經驗，對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及適應加入WTO后的新形勢等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二）中國良好的投資環境創造了中日雙邊貿易進一步擴大和發展的空間

兩年來世界經濟疲軟，全球資本流動放緩，世界貿易遭受到致命打擊。在此情況下，中國經濟與對外貿易2001年以年增7.5%的速度同步增長，成為世界經濟的亮點。我國政治穩定，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內市場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形成了有利于外國企業投資的環境。據英國《經濟學家》集團的商業信息機構發表的“全球商業成本比較”報告顯示，在所調查的31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排在第28位，近于投資成本最低國家，而日本、美國、德國和英國是投資成本最高的國家。中國良好的投資環境，形成了在世界資本流動放緩的情況下，對中國的投資仍大幅增加的局面。2000年我國引進外資項目22532個，比上一年增長31.8%，是六年來第一次高于上年的水平（注：《國際貿易》2001年第3期第20～21頁。）。日本企業對我國的投資也止跌回升。2001年上半年仍呈增加之勢。據日本貿易振興會對300家日本企業進行的調查顯示，今后三年間，95.7%的日本企業增加投資的對象國是中國（注：《經濟日報》2001年12月13日。）。

另外，我國正在實施的十五計劃、西部大開發戰略及我國正在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等創造的良好投資環境，使日本及歐美企業均感興趣，紛紛加大對華投資力度。

擴大中日雙邊貿易的不利因素

（一）產生貿易摩擦的機率增多

1.日本的貿易政策服務于政治。中日之間首次貿易摩擦的產生源于日本，這是日本政黨政治利益的需要。當時，日本的主要執政黨自民黨在參議院議席不足一半，處于劣勢地位。在2001年7月底進行的參議院選舉中，該黨一心想改變這種劣勢地位，而農民歷來是自民黨的票田，取悅于農民成為自民黨爭取選票的必然選擇。緊急限制措施的采取，正是為了適應這種需要。中國蔬菜等農產品物美價廉，競爭力大大超過日本的農產品，在日本市場很受消費者青睞。但在日本經濟長期處于不景氣的狀況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日本多個產業協會相繼向日本政府提出限制紡織品、農產品進口的要求。自民黨為謀取其政治利益，本著“選票優先于外資關系”的原則，利用了這種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向中國發難，以此爭得農民的選票，并轉移國民由于日本經濟長期不振、國際地位下降而產生的不滿情緒。日本是自由貿易國家，但在政黨政治利益需要時，所謂的自由也就成為了犧牲品。在日本，類似2001年7月的選舉，每三年就有一次，只要政治需要，日本政界就會讓歷史重演。

2.日本國內需求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戰后，日本首次使用貿易制裁措施，并首選中國作為目標，這并不是偶然的。從日本國內經濟狀況看，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金融業陷入困境，長期以來銀行舊的不良債權尚未根本解決，而新的不良債權又在不斷出現；保險公司已有多家倒閉；企業破產增加；失業率連創新高；內需不足，如2001年，約占國內生產總值60%的個人消費大幅度下降；外需疲軟，外資出口由于受到美國經濟減速和亞洲經濟恢復緩慢的影響，2001年上半年一直呈負增長，貿易順差4～9月與上一年同比下降43.1%，出現1978年以來最高降幅。日本政府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雖使日本經濟出現過短暫的復蘇征兆，但仍難擺脫長期疲軟的局面。在出口市場難以擴大的情況下，日本企業界一些人士認為，進口增加是導致日本近期通貨緊縮、物價疲軟、經濟形勢再趨嚴峻的重要原因，因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從國際經濟形勢看，包括美國、歐盟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國內經濟走低，世界經濟發展放緩，加之九一一事件的影響，世界貿易額大減，2001年全球貿易額的增幅可能將從2000年的幾乎創紀錄的12.5%驟減到2%（注：《國際商報》2002年1月9日。）。這使得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大行其道，日本的貿易保護主義也因此抬頭。

（二）產生貿易摩擦的范圍正在擴大

2001年發生的中日首次貿易戰，日本雖首選蔬菜采取報復性措施，但雙方摩擦的范圍早已不限于農產品領域。我國生產的部分紡織品、輕工產品、鋼材等都已成為日方以各種理由限制進口的產品。不僅如此，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在地域上已延伸至國際資源領域及第三國市場。如本來中日兩國的排他性水域中間線并未正式確定，但日本卻指責中國的漁船越界擅自進入日本的排他性水域捕魚，并扣押中國漁船船長；日本還以保護屬國際資源范疇的金槍魚資源為名，無理要求中國不要擴大捕撈金槍魚的船隊；在越南市場中國摩托車以價格等強有力的競爭優勢，至2000年已占據50%左右的市場份額，打破了日本幾乎處于壟斷的地位（日本對越南的摩托車市場占有率曾高達90%）；在印尼市場，中國的電單車與日本產電單車競爭激烈，僅2000年1月至8日，中國出口至印尼的電單車超過50萬輛，這使日本廠商感到焦慮不安，甚至以中國企業在電單車上使用的降壓器“違反專利權”為名（實際上根本不存在此問題），無理要求印尼進口商停止進口中國的電單車，遭到印尼進口商的拒絕。

（三）日本政府放任日元貶值，造成對中國經貿發展的牽制

在日本出口企業競爭力下降及日本經濟長期低迷而又找不到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以不負責任的態度放任日元貶值，日本朝野甚至認為日元貶值是其擺脫困境的惟一出路。對此，美國采取不干預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表示容忍日元貶值，從而使日元貶值形勢日趨嚴峻。2001年以來，日元匯率一路走低，日元兌美元匯率年初為114:1，年底已跌破130的心理防線，達到1美元兌換134.30日元，成為1998年10月6日1美元兌134.18日元以來的新低，貶值幅度高達14%。有關人士預測，2002年日元匯率水平將在145:1左右變動（注：《經濟導報》2002年1月28日。）日本是亞洲惟一的發達國家，是亞洲最重要的經濟體。由于日本是亞洲最重要的貿易出口地，日元是亞洲的主要投資貸幣，日元貶值將直接影響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出口競爭力，也將使這些國家和地區面臨貨幣貶值的壓力，使金融動蕩與風險進一步加大。日本多年來一直是我國最大貿易伙伴，目前我國對日經濟貿易相對依存狀況還比較明顯，因而日元貶值對中國的損害最大。這也正是日本以日元貶值沖擊與牽制我國經濟貿易發展、打壓中國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意圖。這種發展趨勢必然會對中日雙邊貿易產生深刻的影響。

建立協調型競爭機制，促進中日雙邊貿貿發展

中日雙邊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有機遇也有挑戰，適時采取有力的對策措施才能化解不利因素，使雙邊貿易健康發展，為此，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一）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發展

競爭機制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在傳統的企業國際競爭觀念中，企業競爭的方式是戰爭型競爭，商場如戰場。而當今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國際競爭中企業的協調型競爭成為新的發展趨勢，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發展，這是一種雙贏式的競爭。中日雙邊貿易的發展只有順應這一新的發展趨勢，才能有利于雙方經濟利益的實現。中日首次貿易爭端應引以為戒的教訓也正在于此。中日首次貿易爭端之所以發生在農業領域，重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對農業長期實行保護政策，使農產品缺乏競爭力。日本的農業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就一直受到保護，保護的結果是勞動力成本增高、生產效率相對偏低、價格居高不下。日本農業部門的生產率僅相當于美國的十分之一左右，而許多農產品的價格卻相當于國際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如日本對中國設限的三種農產品在成本上占絕對優勢。以大蔥為例，在考慮勞動力成本的情況下，日本比中國高8.7元／公斤；在不考慮勞動力成本的情況下，比中國高出3.1元／公斤。在這種情況下，當蔬菜等農產品大量進口時，自然會使一些農戶利益受損。為此，日本政府采取貿易保護措施保護其國民利益，必然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使日本農業難以提高國際競爭力。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日本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原有的經濟體制和保護政策，加上農業勞動力后繼無人、農戶擁有的土地分散等原因，農產品降低成本的空間極小。日本農產品既不能滿足日本國內市場需求，又促使日本企業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情況下，為獲得高額利潤而加速向中國及周邊國家轉移。與日本不同，中國為提高本國產業競爭力，采取了開放的政策，積極引進日本的資金、技術和人才。上述日本對中國設限的三種蔬菜，實際上大部分是日本企業在中國投資建立的生產基地生產的，從日本引進品種和技術，由中國農民生產，然后收購產品，進行加工后返銷日本。這說明，近年來中國的蔬菜等農產品對日出口的增長，是中國產品提高競爭力的結果，也是日本國內對此需求增加和日本產業向中國轉移的結果，體現了中日兩國在經貿實務與地緣關系方面，各自都有著別國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互補作用，對雙方都有益。實際上，日本的紡織及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也處于這樣一種業態中。中日雙邊貿易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不斷發展擴大的。兩國企業既有競爭也有合作，并實現了利益共享，雖然也有過一些摩擦，但多數通過友好磋商得到了解決。日本政府如果不能吸取中日首次貿易爭端的教訓，動輒采用貿易保護措施，招致報復回擊造成經濟損失不說，對日本的相關產業來講，短期內可能受益，但長遠看，單純依靠政府的保護，違背了經濟規律，無益于提高企業競爭力，最終受到傷害的仍然是日本的生產者。值得慶幸的是，雖然中日兩國貿易發展中有摩擦，但兩國企業之間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發展的趨勢良好。如2000年小鴨集團與東芝的“戰略合作”、2001年海爾與三洋的結盟，就是中日企業在新的競爭形勢下，力促雙方事業全球化發展的一種積極探索。

（二）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促進協調型競爭機制的建立和健全

中日首次貿易爭端雖經雙方多次磋商得到解決，但如前所述，隨著兩國貿易規模的擴大和貿易結構的不斷調整，新的貿易摩擦將不可避免，而只有在合作、信賴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良好的協調型競爭機制，才能防患于未然，降低貿易沖突發生的頻率，避免貿易沖突的升級。

中日之間貿易摩擦發生過多次，且均靠雙邊友好協商獲得解決。如1995年，日本根據WTO《農業協議》第5條特殊保障條款對從中國進口的大蒜和生姜發難，經過雙方協商最終以中國實施出口配額管理和日方實行進口商申報管理而解決；又如1995年和1996年，日本曾兩次對中國紡織品及服裝實施緊急設限調查，由于雙方互諒互讓，最終都以日本放棄限制而告終。中國也從日方的要求和規范出口秩序考慮，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出口管理辦法。2001年中日蔬菜貿易戰，經過艱苦的談判、磋商，雙方也終于取得共識，避免了貿易戰升級。這些貿易摩擦問題的解決為建立和健全雙邊貿易協調機制積累了經驗。

縱觀歷次中日貿易摩擦的解決，最基本的經驗在于雙方都要遵循WTO的基本原則，構筑公平競爭環境，盡量避免采取限制措施。因為這種有悖于國際貿易發展潮流的措施不利于企業的公平競爭，反而會因貿易摩擦導致兩敗俱傷。按照WTO規則，在倡導貿易自由、公平競爭的同時，也允許各成員在緊急情況下設限。但多年來，日本從未使用過此項條款，2001年日本首次使用，并在美國的綠菜花、洋蔥和韓國的西紅柿與中國的蔬菜在日本市場上處于同樣情況時，選擇中國為對象，顯示出對中國的不公正與歧視，既造成了經濟利益損失，也傷害了兩國人民的友好情感。日本對華限制進口的三種農產品涉及的金額約為1.5億美元，占中國對日出口總額的0.36%左右；中國限制從日方進口的三種商品，在日本對華出口額3.27萬億日元中占2.1%。從宏觀方面看，這對雙方的外貿發展及對相關產業的沖擊都微不足道。但從微觀方面看，具體涉及到的生產者、經銷商則損失慘重，影響深遠。如山東安丘是我國最主要的向日本出口大蔥的生產基地，2000年約種6萬畝大蔥，日本啟動緊急限制措施時，蔥苗已長出，蔥農無奈忍痛拔掉了大部分蔥苗，每畝地僅蔥種的損失就達200元（一畝地用2兩蔥種）。按往年種蔥的收入計算，每畝地減少收入達七八百元，一戶蔥農僅蔥種損失就達4萬元，搞蔥加工的小企業則大部分倒閉。這種人為造成的嚴重經濟損失也必然嚴重損害兩國人民之間多年來經過不懈努力培養起來的情感和文化。因此，中日兩國要認真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要遵循WTO的基本規則。兩國之間既要加強政府間的協作，加強信息的溝通和交換，加強對企業的宏觀指導，同時雙方民間組織也要建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信息溝通和協商機制，準確把握市場需求和產品的質量、產量、價格等方面的信息及生產、貿易及需求狀況，及時進行交流和溝通，促進雙邊貿易的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以利于建立和健全雙邊貿易協調型競爭機制。